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精选7篇）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篇1

论文题目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作者姓名

王霄霄

专 业 名 称

行政管理学专业

准 考 证 号

030112150171

指 导 教 师

王志松

2014 年5月11日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行政大国，官员系统庞大，体系尚待健全，官员素质尚待提高，官员腐败问题突出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政坛的一大难题。改革开放上以来，虽然经过党和政府的不懈努力，惩治了一大批贪官污吏，在惩治和预防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看到成绩的同时问题依然突出，行政腐败如久治不愈的顽疾，反腐倡廉工作依旧任重而道远。本文则是从中国政府官员产生腐败的表现、特点、危害、原因、对策等方面进行较为详细的论述，对于反腐倡廉工作大有裨益。【关键词】政府 官员腐败 反腐 监督 对策

目 录

一、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表现„„„„„„„„„„„„„„„„„„„ 1

（一）政治方面„„„„„„„„„„„„„„„„„„„„„„„„„ 1

（二）经济方面„„„„„„„„„„„„„„„„„„„„„„„„„ 1

（三）生活方面„„„„„„„„„„„„„„„„„„„„„„„„„ 2

二、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特点„„„„„„„„„„„„„„„„„„„ 2

（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2

（二）手段呈多样化„„„„„„„„„„„„„„„„„„„„„„„ 2

（三）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化等„„„„„„„„„„„„„„„„„„ 2

三、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危害„„„„„„„„„„„„„„„„„„„ 3

（一）政治危害„„„„„„„„„„„„„„„„„„„„„„„„„ 3

（二）经济危害„„„„„„„„„„„„„„„„„„„„„„„„„ 3

（三）社会风气方面„„„„„„„„„„„„„„„„„„„„„„„ 3

四、我国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原因„„„„„„„„„„„„„„„„„3

（一）权力监督体制存在漏洞„„„„„„„„„„„„„„„„„„„ 3

（二）利益至上是官员产生腐败思想的主观原因„„„„„„„„„„„ 4

（三）惩治不力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5

（四）道德观念淡薄„„„„„„„„„„„„„„„„„„„„„„„ 5

（五）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5

（六）信息的不透明化„„„„„„„„„„„„„„„„„„„„„„ 6

五、我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对策„„„„„„„„„„„„„„„„„„„ 6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制度化反腐 „„„„„„„„„„6

（二）加强廉政思想教育，完善用人机制，以文化反腐 „„„„„„„„6

（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化反腐 „„„„7

（四）加强惩戒力度„„„„„„„„„„„„„„„„„„„„„„„ 7

（五）建立健全法制„„„„„„„„„„„„„„„„„„„„„„„ 7

（六）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等„„„„„„„„„„„„„„„„„„„ 8 参考文献„„„„„„„„„„„„„„„„„„„„„„„„„„„„ 8

正 文

提到腐败，过去，媒体与权威人士总会这样说：是个别现象，大多数是好的，主流是好的。最近，有中央领导从刘铁男等案件反思，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领域和行业，某些单位和组织中，某些腐败行为，难道真的都是“个别现象”吗？

腐败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腐蚀政府权威和行业信用，败坏社会风气的行为，它使公共权利没有得到合理的发挥，严重违背了人民的意志。因此，中国政府官员反腐败势在必行。

一、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表现

目前，不少领域存在易发多发腐败现象和问题，这是我国实际国情所导致和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目前存在于不少领域易发多发的腐败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政治方面

政治上背离党、脱离群众。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很好地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按党的组织原则处理党政事务，脱离领导集体的民主集中制，不能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和工作纪律，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个别少数领导干部自酿的腐败案件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有些行政官员在工作中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行为失范，令不行、禁不止，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存在，严重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跑官、要官、买官、卖官，任人为钱不为贤现象日趋严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求是》①杂志发表文章指出，要深入政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还要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二）经济方面

经济上收贿受赂，公饱私囊。一些领导干部、权力部门的干部，长期在岗位权力严重失控，滥用职权，老百姓不给好处就不办事情，“收红包”还美其名曰“劳务费”、“收入提成”，数额巨大的，干脆直接给存折或者支票，行贿还有 ① 李宝善：《求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刊 2011年 第20期

更隐蔽的方式：邀请考察、介绍职业、调动工作、聘任顾问、提供性服务等等；截留、挪用、骗取国家用于基层农村建设和给群众的政策性减免照顾、补助资金。在经济管理、财务管理、支出审批方面，严重违反管理原则和制度，权利失控，独断专行，以权谋私，挥霍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资源，弄虚作假。

（三）生活方面等

生活上腐化奢侈、贪图享乐。一些领导干部公开带头利用公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拉拢关系。借会议、考察、培训等各种名义，经常公款境外旅游、公款高额消费。有的单位铺张浪费成风，讲排场、搞攀比，办公场所、办公用品越来越高档。一些领导干部道德沦丧，生活出入高档酒店、夜总会和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找“三陪”、包“二奶”、养情人，把这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视为很正常。

二、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特点

（一）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近几年发生的贪污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之过去是数倍、数十倍、百倍的增长，有的案件已经是上千万、甚至上亿，令人咋舌。例如，2014年初，总后勤部副部长**在河南的老家被抄，调查人员起获了数百箱的军用专供茅台，还有寓意“一帆风顺”的大金船，寓意“金玉满盆”的金脸盆，以及纯金毛泽东像等等，财物装满四辆卡车，折合下来几十亿人民币，引起很大的轰动。

（二）手段呈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贪污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其手段也在不断翻新，更加多样化。特别是一些国家工作人员，钻法律空挡，走政策边缘，制造模糊行为，浑水摸鱼，猖狂侵吞公私财产的实践突出。如有的利用认亲结友、婚丧嫁娶等传统民俗节日等。但就是最近，媒体还曝光一位县委书记私下里告诉记者，他光是春节就有1--2百万元的进帐。更有县长转书记后，“廉内助”与其感叹：“当书记和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现在还有一种就是性贿赂，这种非物质型的贿赂犯罪也是屡见不鲜。

（三）作案情节、后果严重化等

由于近些年贪污数量上的不断增加，涉案金额的不断增大，主体的多元化，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危害较之过去更为严重，特别是司法权，贪污腐败犯罪无孔

不入，某些司法监管公职人员中的司法权的商品化，已经是这一神圣的国家权力受到了玷污，对政权稳固构成严重的威胁。

三、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危害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在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方面对一个国家产生巨大的危害它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败坏了社会主义声誉，挫伤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是我国当前社会不稳定的主要诱因。

（一）政治危害

在政治方面，腐败会动摇政府合法性地位，使民众对政府产生信任危机。中国政府工作人员想着自己的利益而不是为广大人民谋福利，在工作互相推诿工作效率随之下降，腐败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损害党和政府的威信，削弱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使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纷争、**、乃至四分五裂。***和陈良宇、陈希同一样，在政治局委员这一级高官中，是极少数，是个别现象，但他们造成的危害，因他们而倒台、出事的官员，贪腐的数目却不可小视，不但影响政治领导人的声誉，而且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等个个领域都有极坏的影响。

（二）经济危害

在经济方面，腐败分子不仅自己通过贪污受贿侵占国家资金，而且通过其他不正当手段，使国家巨额资金和大量财产流入不法分子手中。更为严重的是，腐败分子以权谋私，权力进入市场，直接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

（三）社会风气方面

腐败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腐蚀性，个别行政官员的腐化堕落、骄奢淫逸、狎妓嫖娼、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违法犯罪充斥整个社会，会使封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沉渣泛起，污染社会。

四、中国政府官员腐败产生的原因

任何社会问题的产生、存在和演变都有其深刻的社会与时代的原因。其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相当复杂的。

（一）权力监督体制存在漏洞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与权力监督制约有关的政治、行政和司法的机构

部门在不断的调整充实。目前，承担着党内外政治、行政和司法监督，进行反腐败斗争的主要有下述三大机构部门：

1．党的机构，中央和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2．行政部门，国家监察部和地方省市县监察厅（局）。

3．检察部门，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和省市县检察院设立的反贪污贿赂局，主要负责对检察机关办理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经济类犯罪案件侦查、预审工作的指导；参与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的侦查；直接立案侦查重大贪污贿赂等犯罪案件。

从以上情况看，我国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部门机构已经不少，体系也很完整。但是，由于现有的三大部门机构对于所监督的权力主体，形不成独立的权力制约关系，因此难以收到有效的监督效果。

谁都清楚，失去监督的权力，一定会产生腐败。小平就说过，制度好，坏人不敢作恶，制度不好，好人也会变坏。这些年，反腐败的监督与制度的建设，应该是进展很大，但是，即使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了，无论是官员和百姓都清楚，这个笼子是还太稀松了。正如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所说的，是“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既然是牛栏关猫，你就指望关在笼子里的只能是圣人，只能靠自律了。而我们的官员，又有几个是不食人间烟火，不中钱弹肉弹的圣人与神呢？只要牛栏关猫，来去自由是个普遍现象，腐败，就肯定是个普遍现象。

(二)利益至上是官员产生腐败思想的主观原因

共产主义理想②是党和干部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奋力前行的指明灯。当今政府官员经不起腐败思想的侵蚀和金钱物质的引诱。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机关和企业单位的某些公职人员由于本人素质不高，受封建主义残余思想，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和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在金钱和物质引诱面前失去了自控能力。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与政治存在不合理方面，又为这些不坚定分子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就使得少数公职人员当官做老爷和以权谋私的欲望恶性膨胀起来，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为了私欲不惜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

（三）惩治不力是腐败产生的客观原因

②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人民网 1999年12月28日 第1页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生灭兴衰，都与统治阶级的反对与提倡、限制与纵容密切相关。在反腐败斗争开展后的现今，我国的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这与打击惩治不严不无关系，以使中国官员的腐败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理。有的专家将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比喻为“隔墙砸砖头”，砸到谁谁倒霉。还有就是对于已经查出的官员惩处不严，由于腐败大面积的发生，致使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不断被放宽。如厦门远华案，贪污5万元以下的免于处理；马德卖官，涉案265人，只有4人被处理。而出现这种情形据说是由于“涉案人员太多，如果全部处理，整个政府就跨了，无法运行，而具体做法只能是抓大放小”。可是这种处理结果与情与理都是对腐败的纵容和鼓励，必然使腐败更加猖獗。

（四）道德观念淡薄

柏拉图说：“人的品性是政治的基础，而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③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资本主义自由化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想对干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政府官员摆脱了自己应遵守的各种道德规范的约束。比如某些干部包养二奶、参与赌博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五）相关法律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六）信息的不透明化

③ 何贻轮：《政治学与行政学名人观点揽要》 延边出版社 2002年 第167页

无论是机关进入，还是提拔任用、目前尚缺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机制，“靠关系”、“走后门”在一定范围内仍广泛存在。由于“任人唯亲”这一现象还在存在，使得我国的官场腐败甚重；还有一些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共享，使得官官相护，腐败现象此消彼长。

五、中国政府官员腐败的对策

权力是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以造福人民运用不当则贻害无穷，因此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权力制约的关键就是建立健全行政监督制度，主要包括行政系统外部监督与内部监督。

（一）加强制度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制度化反腐

1．完善体制内监督，在党和行政内部监督机制上，实行由上级的纪检部门对下级行政机构进行监督，实行政治、行政和司法的独立监督，确保监督的权力保障性；

2．完善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的素质；

3．完善舆论监督机制，充分利用网络、媒体等的舆论监督形式，拓宽监督渠道，发挥广大民众的监督权，提高公民的反腐败意识 ；

4．完善官员财产监督，试行并不断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官员财产进行有效监督，有效遏制腐败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一直强调不论是谁，不论职务有多高，只要搞腐败就坚决查处，绝不手软。对***、刘志军等人问题的查处就充分表明了我们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二）以德倡廉，完善用人机制，以文化反腐

廉政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源远流长。《周礼》曾提出：“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格，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官员只有经常加强廉政文化的学习，才能廉洁自律意识，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此外在政府官员任免上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坚持五湖四海，拓

宽视野选拔干部，广辟途径培养干部，满腔热情爱护干部，严格要求管理干部，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能力，培养造就大批优秀年轻干部，健全干部管理机制，从而有力的遏制了所谓的“亲情文化”的蔓延，净化干部队伍。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从思想源头上抵制腐败。

（三）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民主化反腐

在党内民主构建上，必须坚持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完善党内民主决策机制，坚决反对“一把手说了算”的领导个人决策形式，积极鼓励和允许不同意见的发表。可以改革领导班子制度，部分班子成员参与决策，其余班子成员行使否决权。根据班子成员所代表机关的性质，只有那些执行机构的代表直接参与决策，而非执行或监督机构的代表不参与决策而只负责监督，并且可以对决策结果行使否决权，从而可以有效分解官员的权力，有效防止专权腐败。

（四）加强惩戒力度

《孙子兵法》三十六计中有一计为“杀鸡儆猴”，意为杀一儆百，用惩罚一个人的办法来警告别的人。一方面警告有企图或者正在腐败的人，另一方面也使公民对于反腐败意识更急积极。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许多政策，可是腐败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力度仍要加强。加大反腐监督和执法力度，推进“责任政府”的建立，打击贪污贿赂犯罪，使利益相关者不敢为。对于那些腐败的官员决不能姑息迁就，要从政治上让他们声败名裂，经济上让他们倾家荡产。

（五）建立健全法制

光靠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应当以法律形式将腐败治理法律化，依法防止腐败，依法治理腐败。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远远不够，缺少相应的法律基础。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这一方面的立法工作，尽快出台一些涉及到有关政府官员行为可能导致的腐败现象，进一步明确腐败的种类，追究方式，惩处方式，受到的惩罚力度。查办腐败案件，措施要实，真管真查，不能心慈手软，防止有案不查，有罪不定，重罪轻判等问题。要排除和抵制各种干扰，保证

司法公正性。

（六）增加政府信息透明度等

实行政务信息公开制度，保证实现公众对政府官员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打造阳光政府。党的十八大将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对反腐倡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纪委也正在制定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体系2013-2017年的工作规划，进一步完善党内反腐倡廉的教育、预防、监督、惩治的制度体系。

总之，通过以德倡廉，以法护廉，以监督保廉，彻底转变政府的职能，为防止腐败筑起了一道思想防线，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建立了一套相互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从而使为官者、当权者“不想腐败”、“不愿腐败”、“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目的，使政府官员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许连纯、徐洪波：《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研究》，2005年。2.徐家林、邓纯余、陈静、卞莉莉：《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史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年。

3.浦兴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篇2

一、从政法机关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来看, 原因是多方面的:

1. 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化, 少数干警价值观错位。

政法机关权重责大, 政法干警必须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 才能够抵御当前社会转型期间各种思潮的冲击。但在一些政法机关没有较好地坚持思想教育和政治学习制度, 对干警的业务工作抓得紧, 思想教育工作不到位, 一些单位政治学习制度流于形式, 几十年不变, 单调空洞, 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2. 少数单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落实, 治警不严。

在少数政法单位, 治党治警不严, 纪律松驰, 组织涣散, 在队伍管理上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个别单位和部门民主作风差, 对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管不问, 放任自流。有些领导分管的工作, 其他领导不能过问, 形成各自为阵、不受组织约束和群众监督的“领地”。

3. 监督制约缺乏实效。

政法机关权力集中, 监督弱化、软化极易导致权力滥用和腐败。从外部监督来看, 当前对政法机关的监督部门多, 监督形式全, 监督队伍大, 但在实践中监督主体各自为阵, 力量分散, 相互之间缺少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的机制;政法机关的办事透明度不高, 监督主体无法充分了解监督客体的真实情况, 无法实施有效监督;政法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没有明确操作规程, 流于形式。从内部监督机制看, 尽管近年来制定了一些监督条规, 但缺乏系统、具体及操作性强、透明度高的制度规范。

二、反腐倡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要以“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中纪委二次全会和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结合政法机关的实际, 坚持从严治党, 从严治警的方针, 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 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政法机关的腐败问题。

1. 抓领导, 切实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抓好领导班子作风建设。

政法机关各级领导干部的认识程度, 决定着政法队伍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反腐败工作的实际成效。一是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实行队伍管理监督领导责任制。各级政法领导干部要对队伍严格教育管理和监督, 对发生的问题承担监督领导责任。在队伍管理监督中, 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意识, 不能当老好人, 要敢抓敢管, 敢动真碰硬, 严肃认真查处队伍中存在的各种腐败问题。要将解决突出问题和研究长效机制结合起来, 积极探索政法机关反腐败的新思路和对策。

2. 抓查处, 真追实究, 着力解决执法、司法腐败问题。

查处案件是反腐倡廉的三项重要任务之一。政法机关要做到从严治警, 针对执法、司法腐败问题和现象, 抓住重点, 坚决查处。要大力查处索贿受贿、贪赃枉法等违法违纪案件。不论涉及到谁, 不论职务多高, 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绝不手软, 绝不姑息, 毫不留情地惩处以权谋私的腐败分子, 使其罚当其罪, 提高腐败成本, 以儆效尤。要坚决纠正瞒案不报、压案不查、查而不处、处而偏轻等问题, 切实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要彻底整顿法律服务、司法评估鉴定等重点行贿行业, 司法行政机关要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 彻底整治法律服务市场特别是律师队伍和司法评估鉴定队伍,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 对行贿者, 决不姑息。

3. 抓制度, 保证执法、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是预防和解决政法机关腐败问题的关键。要结合实际,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一要继续深化执法监督工作制度, 整合监督资源, 形成监督合力。要大力推行举报、公示、暗访和舆论监督制度。通过多种渠道对政法干警执法过程、执法环节形成有效监督, 一旦出现腐败问题, 可以得到及时发现和查处。四是要定期开展执法教育整顿制度。要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特别是干警执法不公、不严、不廉问题, 开展集中教育整顿。既要注重解决执法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更要注重解决思想上的认识问题, 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中央关于从严治党、从严治警的要求贯穿始终。当前, 要按照中央政法委的部署, 深入开展以“公正执法树形象”为主要内容的集中教育活动, 对重点问题要抓住不放, 彻底整改, 并逐件落实责任人, 严肃处理。同时, 要从行政执法、司法的薄弱环节入手, 有针对性地加强反腐败工作的制度建设, 堵塞漏洞。要狠抓制度的贯彻执行, 加强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摘要：当前政法队伍中的腐败问题依然存在, 少数干警的违法违纪问题还很严重, 直接损害了当事群众的利益, 影响了经济发展软环境, 败坏了政法机关的形象, 降低了法治的公信力,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努力加以解决。

政府官员腐败原因的多维思考 篇3

【关 键 词】官员腐败 原因 权力 交易

在现代社会,官员腐败已经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现象。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腐败就像米虫一样,正在蛀食着国家的粮仓。腐败交易有很多种,本文将其大概分为权权,权钱,权色三种。

权权交易,顾名思义就是权力交换权力。权力是官员手中唯一可以获利的资本,也同样是其最大的追求。钱,作为一种交易手段,可以是直接的货币,也可以是间接的经济获利。例如,“帮助”领导子女出国深造等等。色,即女色,是在获得金钱之后挥霍的一种手段,因为不管是嫖娼还是包养情妇,都需要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而这笔费用对与很多官员来说既是交易的目的也是交易的手段。权权交易简单来讲就是买官卖官,以权换权。权力不光有金钱和女色这两个简单的附加品,其本身就可以用做交易。权力交易可以说是其他两种交易形式的根本。这三种不同类型的交易之间同时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交易的循环过程可以很直接的呈现三种交易之间的联系:有钱的提供金钱和女色换取权力和更多的金钱;有权的提供权力来换取金钱和女色;有姿色的以色相换取权力,进而再换取金钱和更大的权力,循环不断,交易链就不断。权力、金钱、女色,其实都是人的私欲,腐败的滋生,其最根本原因也就是人类私欲不断膨胀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而导致的。除去人性的贪婪本质不谈,从我国现实来看,导致官员腐败问题滋生的原因主要来自经济,社会,历史传统和官员自身等公共方面。

经济因素主要在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腐败滋生具备条件。自建国初期以来,中国经济走上正轨,社会财富在不断积累,为官员腐败提供了可能。这不是在否定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从客观的角度说明经济的长足发展为腐败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有了可以瓜分的利益,才会产生去瓜分的人。

笔者试图用一些数据来说明经济因素对官员腐败的影响。根据中国统计局网上发布的数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在1980-1990的十年间,国民总收入由3645.2亿元增长为18718.3亿元,增加了近三倍。90年代初一度出现宏观经济趋热,国民生产总值由18718.3激增为98000.5亿元。国民生产总值2000年开始至2007年,由98000.5亿元增长为251483.2亿元,经济的发展态势良好,基本保持在稳定增长状态。另外,“由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完成的《中国高官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研究》,以副部级以上高官的腐败案件为主要研究对象,对过去二十多年(1978——2002年)中查处案件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其中有两个调查结果是: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受到司法惩处的高官数量和严重程度都大幅度增加;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成为腐败的高发期。在发案年份可以统计的54个样本中,有43件的开始作案时间在1988-1995年之间,成为腐败的多发期[1]。”统计局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与以上调查结果对比即可看出,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是官员腐败案件高峰期。

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是为腐败提供了可能发生的充分条件,来自社会方面的因素就是腐败滋生蔓延的温床。我国古代社会讲求功名利禄,自古读书人就以榜上提名为毕生追求,放在当今社会就是追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而社会地位的实现无疑就是为官从政。好待遇高福利只是表面的利,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利。在现在的社会里要办事,人们第一反应已经不是如何凭借自身的努力去争取,而变成了寻找“关系”和“后门”。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布坎南的“权力寻租”理论,官员手里的权力正掌握着大量的寻租对象。经济学讲供求,那么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大量的走后门的需求,自然会带动官员手中权力的供应。

导致官员腐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制。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有空可钻,同时法律制裁带来的腐败成本太低。

首先,我们国家在遏制腐败方面的立法有很多,但是大多限于治理层面。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等。大多数条文都是在腐败产生之后应该如何对案件进行取证,审理,判决;很少涉及如何限制官员进行权力交易。与此同时,社会各界都在期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却迟迟未出台。当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出台了很多相关的条例,规定,办法,但是这些文件的法律效力有限,执行效果更加受限。

另外,法律给腐败分子的惩罚过轻,腐败成本太低,导致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以上文提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为例,该法第六章第四十四条规定:“被监察的部门和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主管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部门给予通报批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里不关注具体行为是什么,单看具体的法律责任。条文中提到两个处罚---通报批评和行政处分,通报批评不再赘述,这里主要分析行政处分。“根据《公务员法》和《处分条例》,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这四种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受撤职处分的,按规定还要降低级别。受开除处分的,不得再录用为公务员。公务员受开除以外处分的,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以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解除处分以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影响。”这是人保部部长尹蔚民在答记者问时做的介绍。行政处分对官员自身的影响轻重程度显而易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不可否认,这样的惩罚在全世界范围看都是比较重的,但是更应该看到的是受贿数额的确认是很难的,可行性的降低就从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法律的惩罚力度。从理论角度来看,如果我国刑法放弃数额决定惩罚的做法,只将罪行定性,并直接实行最严重的惩罚,那么政府官员的腐败成本就大大增加,应该可以较好的遏制腐败的滋生。

官员的腐败究其根源还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因素。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一传统沿袭至今。在统一的封建社会中,君主掌握一切生杀大全;在分裂时期,各个诸侯国为争统治权流血无数。没权的人想掌权,有权的人想拥用更大的权,对权力的追逐可以使兄弟离间,亲朋反目。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很多为官者放弃做人的原则,踏上腐败这条不归路。

这里的分析并不是说所有的中国官员都会腐败,在腐败分子个人身上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所“特有”的心理。官员在走向腐败时的心理是贪婪。打个招呼,说一句话就可以有不菲的收入,要抵制这样的诱惑,现在社会中自问能做到的人还在少数。如此,金钱女色的诱惑就使权力变成了自由买卖的商品。然后变为侥幸心理。收一次也是收,收十次也是收;这次没被发现,下次也不会;比我收的多的人多的是;别人能收我也能收。真正开始大胆的腐败之后,官员的心理开始变得理智。只收熟人的;10个人来送只收1个的,但一个就捞足。种种的心理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促使部分官员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不当或非法获利。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我国社会舆论和公众监督的严重缺位,正是这个原因,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在我国,来自舆论和公众的监督还很欠缺,权力在有监督的环境中不一定完全受制,但在缺乏监督的环境中,权力就必然自由不受约束。

参考文献:

[1]杨黎源.现代政府官员腐败根源探微[J].学习论坛,2002,(12).

[2]胡国成.政党官员腐败心理剖析[J].决策和信息,2008,(1).

[3]卢现祥.转型时期导致政府官员腐败的因素分析[J].理论月刊,2006,(2).

[4]《中国官员腐败现象面面观》发布时间:2009-6-10 12:12:35來源:力扬网http://www.lyang.cn/readnews.asp?newsid=1801&bigclassid=85&smallclassid=329

浅谈中国当前腐败问题及防治对策 篇4

摘要：近年来，腐败现象迅速滋生和蔓延，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腐败现象根源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与我党的性质和宗旨严重对立，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严重的破坏性。贪污贿赂问题，困扰着中国发展进程，经过很多法制制度和政策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个问题依然未曾解决，也很难得到解决。由此看来，反腐是任重而道远，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并且复杂的斗争。

关键词：

腐败

贿赂

官员

根治

反腐

正文：

随着各种腐败问题的出现，作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不由得让自己深思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和形势。腐败问题层出不穷，严重的损害着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也妨碍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

出现当前腐败现象的原因

首先，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其次，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再次，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最后，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

二

当前腐败现象问题

腐败是千百年来留下的历史性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世界性问题，但是在中国，腐败问题成了一种社会生态。从古代以来，秦始皇时期的大一统专制思想所产生的官本位思想是腐败问题产生的萌芽。士农工商的等级思想，使许多读书人为了当官成为人上人而去读书，导致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产生了偏差。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思想，在一些人的眼中，他们甚至认为，只要读好书考中状元，以后仕途畅顺，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他们为官的本意不是服务百姓，而是为了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衣锦还乡。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到他们平步青云，他们便提拔照顾自己的亲戚，发展成自己的关系网。他们互相利用，互相勾结，发展出了他们的一片天。更有甚的是，一些富有商人，为了进上层社会，他们不想通过考试而当官，还能出重金买官。他们巴结官员，贿赂官员，视他们成为自己的保护伞。有了自己的官位作为保护伞，他们在生意上就可以为所欲为。即使做了一些违法的勾当，也能够只手遮天。而那些官员们为了得到更多的荣华富贵，还会接受不法商人的贿赂，默认他们的不法勾当，成为那些违法犯罪的保护伞。在当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国家的行政能力还要对经济进行干预，所以造成了官员的腐败问题。所谓官员腐败，就是行政官员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权力抹去私立的不法行为，其本质就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简而言之就是以权谋私。权利就在官员手中，他们的思想稍有偏差，对权力使用不当就产生腐败。腐败一旦产生，就会越演越烈，起领域便会越来越广，要改革，所需要的成本就会越来越大。

根据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曾综合各方面数据，包括公开的和一些人大代表的议案，推算仅2006年的政府“三公消费”规模在9000亿元左右，其中公车消费4000亿元左右，公费出国是3000亿元左右，公款吃喝2000亿元左右。9000亿元是个什么概念？总支出40422.73亿元。“三公消费”（公车泛滥，公吃奢靡，公游普张）占收入、支出超过百分二十二，现代中国有了举世知名的三个“公害”，就是当代中国官员们与时俱进的创造。

三 反腐败问题的解决

如何来解决中国的历史由来的腐败呢？对于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应该从各个方面入手来解决。

(一)构筑“以德倡廉,不想腐败”的道德防线

在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时,我们要弘扬优良的德政传统,唤醒权力主体的自律意识,培育廉洁自律的政治氛围。加强政治伦理建设,目的是要以德倡廉,强化公职人员的廉政、勤政意识,引导公职人员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塑造一批廉政、勤政的道德楷模,发挥榜样的影响和辐射作用,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廉洁公正的道德形象来形成全社会廉洁的风气,进而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二)建立“监督保廉,不能腐败”的权力运行机制

近年来,我们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作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一个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度和措施。

因此,为了确保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建设,以监督保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一个勤政、廉洁、高效的人民政府形象。当前,我们要完善监督机制,尤其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建立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设计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

(三)创造“以法护廉,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要加强监督机制的总体协调。我们要切实加强人大、政协对党政机关的监督;要重视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要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得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防止个人说了算和个人专断;要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要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督机制。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干部权力不能太大、太集中。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一个部门或一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设计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也就是说,要以权制权,即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

要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这一机构应具有相对独立性并拥有充分的自主权,依照法律法规行使其独特的监督使命,才能有效地防止和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邓小平同志指出,加强监督,“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四)提供“俸禄养廉,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为国家公职人员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和其他福利，一方面，可以促使优秀人才流进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可以使一般公务员能够靠其正当的工资收入来维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的体面生活,使他们较少有生活上的压迫感和危机感,从而能尽忠职守,比较能够抵制一些物质利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劳动提供较高的工资收入是符合市场经济的分配公正原则的。国家公职人员较高的社会角色地位与较高的薪金收入之间的一致性,有助于在这一阶层中形成“社会公正”的判断。

所以,在一个存在分化的市场经济社会里,没有高薪是难以养廉的。但高薪只有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才能对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行为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这是因为,高薪与严格、完善的法制相结合,实际上是加大了国家公职人员的成本和风险。在生活风险日益增加的当今社会,国家一方面给公职人员较稳定、较好的生活福利以及较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国家又通过有效的法律监督其行为和财产收入,一旦被发现有越轨行为,不仅会失去得到的一切,而且还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俸养廉,提供“不愿腐败”的经济条件。

主要参考书目：《自有与权力》 阿克顿

《现代化陷阱》阳春白雪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篇5

2014-09-11 09:41 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 杨兴坤

本文所研究的腐败，是指违法以致犯罪，违反党纪以致受到撤职、免职、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两年以上处分，由中央纪委进行了立案调（审）查的行为。文中省部级官员是指在党委、人大、政协、政府、法院、检察院等国家机关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的副部级及以上或享受副部级及以上待遇的官员，不包括军队系统查处的腐败官员。

一、现状

1.涉腐数量大，年均查处6人以上

自时任安徽省委常委、秘书长洪清源于1986年4月18日被依法逮捕，1986年9月19日被开除党籍，因受贿罪于1987年2月1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至2014年8月29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时任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副省长任润厚等3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28年零四个月间，我国共计查处了181位省部级及以上官员，平均每年有6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被查处，其中5名为女性。对于省部级官员来说，如此之巨的腐败人数，可以窥测出我国腐败状况的严重性，也反映了我国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参见图1）

2.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空前

自2012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的近两年中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有48人，占181人的26.52%，即十八大以来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1986年至今落马省部级官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其中2013年查处20人；2014年到目前为止查处27人，为历年之最；2014年已经过去的8个月中，平均每个月查处3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年的查处力度。48人中地方党政机关34人，国家部委局以及协会6人，国企4人，全国政协2人，中央政法委1人（***），全国 人大1人。其中副国级以上的2人，为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副国级）、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正国级）。如上情形表明，十八大以来的两年多，反腐力度空前加大。2014年5月，我们估计全年查处省部级官员会在16人左右，到目前为止已有27人，这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全年有可能还会增加。这无疑彰显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的坚定决心和从严治党的恒心。

3.腐败高官渗透各权力机关

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已经渗透到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十多个国家部委局以及大型国有企业中。其中地方党委30人，地方人大18人，地方政府38人，地方政协24人，地方法院6人，地方检察院3人，地方纪委2人，地方统战部及其他5人；国家部委局、署、（协）会24人；国企25人（其中金融行业10人）；全国人大2人；全国政协2人；最高法1人；中央政法委1人。

可以看出，地方党政机关官员的腐败情形较为严重，省级人民政府的省部级官员腐败数量最大。同时具有反腐败职能的法院、检察院、纪委、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也未能幸免。作为立法机关的地方人大和全国人大也都有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

大型国有企业查处了24名省部级官员，其中金融行业10名，国有四大行中的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各2名。国家部委局中，原铁道部、国土资源部、国家药监局是省部级官员腐败查处人数较多的单位，这可能与这些部门涉及工程和审批权力较多有关。

这表明腐败已渗透到各个角落，反腐败没有也不能有禁区，唯有如此，腐败治理才有成效，从严治党也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4.腐败高官区域分布：中东部地区严重

1986年至今，地方党政机关中共计被查处了126名省部级官员，平均每个省（市、自治区）有4人以上被查处，遍及除港澳台及西藏外的所有省级行政区。也许是因地处西部、自然条件恶劣、经济落后等原因，西藏成为大陆地区唯一一片纯净的天空。

同时，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沿海地区、资源大省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明显多于西部地区。广东省查处的人数最多，为9人，其次是山西省，查处8人。东部10省（市）涉及44人，平均每个省（市）4.4人；中部6省涉及33人，平均每个省5.5人；西部11省（市、自治区，西藏无省部级领导被查处，不计）涉及39人，平均每个省（市、自治 4 区）3.5人；东北3省涉及10人，平均每个省3.3人。这表明，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及沿海地区是反腐败的重要地区。

十八大以来，地方党政机关中总计被查处了34名省部级官员，除河南外的中部五省共查处了17名省部级官员。这可能表明，反腐败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同时，也可能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内陆地区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腐败也在进一步蔓延。

5.涉腐官员职位高权力大

省部级高官，都是某一部门、地区、行业或领域的主要领导或一把手，位高权重自不待言。近年来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中有6人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即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分别是陈希同（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委员）、陈良宇（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以及苏荣（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

二、趋势

1.拉帮结派、腐败群体化

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利用，其犯案呈现群体化、集团化的特点。他们在政治上拉帮结派，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从公开报道来看，超过30%的省部级腐败官员具群体化特征，省部级官员腐败几乎没有只涉及一人的案例。有效预防官员腐败的群体化，需要建立权力制衡机制，而查处官员群体腐败，应采取“离间计”的方式。

十八大以来，四川省查处了李春城（时任四川省委副书记）、郭永祥（时任四川省文联主席）、李崇禧（时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海南省查处了冀文林（时任海南省副省长）、谭力（时任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从目前的报道来看，上述人员或多或少与***案有所牵连，是官员群体化腐败的案例；山西省查处了金道铭（时任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杜善学（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令政策（时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聂春玉（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川平（时任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任润厚（时任山西省副省长）、白云（时任山西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加上曾任职山西的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申维辰，更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十八大以来，江西省查处了陈安众（时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木根（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赵智勇（时任江西省委常委、委员），湖北省查处了吴永文（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6 柏槐（曾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郭有明（时任湖北省副省长），这些腐败案件都带有明显群体特征。

中纪委2003年查处的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案是腐败集团化、群体化的典型案例，所谓“河北贪官权力场”名单中的人都与程有所联系，特别是其前后两任秘书吴庆

五、李真更是和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更早些时候，中纪委1990年查处的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受贿案也是一个典型，被查处的局级干部有15人，处级干部有19人，科级干部有13人。

具有群体化特点的涉腐省部级领导干部还有：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与副省长刘长贵，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党组成员何洪达，时任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与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因王落马的官员有22人），时任重庆市委书记***与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时任辽宁沈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与时任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大致同时被查处，并称“慕马”案，共有122名涉案人员被“双规”，6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重庆的秦昌典（时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与王式惠（时任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涉及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石兆彬，引发黑龙江人事地震的韩桂芝（时任黑龙江省政协主席），时任甘肃省委 7 常委王军，时任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涉及上海社保大案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前后两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同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的胡楚寿与于大路，等。

2.以权谋私、腐败家族化

媒体估计，官员腐败与家属子女有关联的超过60%。有道是“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超过30%的被查处省部级官员的家属或亲友或多或少涉及犯罪事实，或者其配偶行贿受贿，或者其子女利用其职权牟取不正当利益。

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案其家属、子女也多有涉及。时任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是因为女儿出国留学，而收受巨额贿赂。时任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和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是为了儿子而走上腐败之路，李嘉廷甚至说：“我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子，无论坦白交代问题，还是检举揭发别人，都是为了李勃，包括上诉也是为了他。” 程维高主要是为其子程慕阳谋取利益。时任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2002年出逃至今），其亲属在国家电力系统承揽了18个工程项目，总计涉及金额5亿多元。享受副部级待遇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为夫妻勾结受贿。

鉴于官员腐败家族化，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查处官员腐败可将其家属、亲友作为突破口，而预防腐败，不能只仅仅从官员自身入手，还应从其身边人着手。3.权色交易、生活腐朽化

在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中，超过40%的被公开报道有不正当两性关系。2010年初，媒体曾报道，2009年17位省部级高官落马，6人有情妇，落马巨贪九成包养情妇。有的省部级官员直接因为情妇举报或为情妇牟利而最终被查处，时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是因为雇人炸死情妇而最终被查处。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和五个女人的故事，陈希同与王宝森建造别墅及购臵设备供他们与情妇玩乐，花掉了3521万元。***被指“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陈良宇被指“道德败坏，利用职权，玩弄女性，搞权色交易”。成克杰沉湎女色，包养情妇李平。这些案例证实了被查处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生活极为腐化。因此，反腐败也可以从官员的日常生活入手。

4.钱权交易、腐败金钱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查处的省部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较小，一般为几千或者几万元，最多几十万元。以1999年查处的成克杰（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长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案为分界线，其后涉案金额急剧增加，一般都在几百万、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2007年查处的陈同海（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案，涉案金额高达1.97亿元。（参见12版表4）5.负隅顽抗、关系涉黑化

省部级官员作为高级官员，其社会关系网复杂，自不待言，有报道称李嘉廷案涉及的关系网比“厦门远华走私案”还要大；部分犯案省部级官员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甚至与黑恶势力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从有关报道来看，有省部级官员牵涉其中的四川富商刘汉案件即带有黑社会性质。当王怀忠（时任安徽省副省长）知道中纪委正在调查其案件时，设臵障碍，阻止中纪委调查，并试图贿赂中纪委办案人员，其反侦查能力表现得尤为突出，给案件的审理造成极大困难；而程维高不仅破坏中纪委的调查，而且打击报复检举人，恣意将举报人投入狱中。时任山东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雇凶将情妇炸死，时任河南省副省长吕徳彬雇凶杀妻，他们的犯罪行为也具有黑社会性质。

当前的“老虎反扑”论，其实指的就是某些高官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力量阻止反腐，避免被查处，保护自身既得利益。

6.蓄谋外逃、呈现国际化

部分涉及腐败的省部级官员犯案之初或发觉有关部门在调查自己的时候，便蓄谋外逃，赃款转移跨国化，即向国外境外转移赃款赃物，这使案件复杂化，侦破的难度更大。这在成克杰和程维高二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成早有预谋，将各种赃款赃物转移到其香港的情妇李平手上；程维高也是早有准备，眼看东窗事发，便将儿子送出国去，并带走了大量的赃款。

2002年被查处的高严，至今潜逃在外。2003年6月被查处的时任华中电力集团公司总经理林孔兴是在外逃途中，被审计署和公安部在首都国际机场拦截下来。2003年获刑的原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为儿子办了香港身份证和居留权，然后又让其子披着港商的身份回到内地经商，倒卖土地。这些案例都使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具有跨境跨国的特点。

金融行业因驻外分支机构较多，资金来往密切，该行业的省部级领导干部腐败，更具有跨境跨国的特征。原中信集团副董事长金德琴多次利用美元、港元、人民币汇兑的机会进行挪用谋利；原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所涉案件是在美国加州蒙特雷县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属于比较少见的跨国调查。从媒体报道来看，案发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铁男犯罪也具有明显的跨国性。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2011年央行披露的数据显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贪官携款超过8000亿元人民币。这表明，预防和治理贪官外逃是反腐败的重点和难题。

三、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对策 当前预防和治理腐败，从法律和制度角度来说，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官员财产公示制度

学界或政府相关部门普遍认为实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障碍或困难。1994年全国人大将《财产申报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中央1995年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发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

我们认为，在相关法律出台以前，可以实行新进公务员、新上任的领导干部（如公开选拔或竞争上岗上来的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然后逐步展开；也可以实行在党政机关内部网上公开。如果上述两种办法都无法实行，可以考虑试行干部财产申报制度，即公务员向纪委申报财产，由纪委掌握，不予以公开，这样即使有腐败犯罪行为，一旦暴露，也便于查处。

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人员范围为全体公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组织处级及以上干部。财产公示或申报的事项主要包括：本人的工资及各类奖金、津贴、补贴等；本人、配偶及子女的收入、房产、车辆、投资、存款和债务，或以其他方式持有的有价证券、股票（包括股权 12 激励）、期货、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融理财产品，等。一些地方已进行相关试点，可总结加以推广。

2.官员离任审计制度

在官员调离原工作岗位后，对其廉政状况进行审查，可以在处级及其以上领导干部中实行，以避免带病提拔晋升、边腐边升。此制度的具体实行时间可以由中央或中纪委具体划定。离任审计人员范围为处级及以上干部，审计两次，两次间隔2年。

3.官员财产审查制度

为防止官员经济犯罪，可推行官员财产“三审查”制度，即对官员任前家庭和重要亲友的财产审查、任职期间收入的定期审查、离任前财产增加状况的审查，以防止腐败官员非法转移赃款赃物，减少边腐败边升职的情况发生。我们认为，接受财产审查人员的范围可以定为厅级及以上或处级及以上干部。

3.官员述职述廉制度

应严格要求官员定期向组织报告自身廉政状况和财产状况，并在单位内部公示；官员应自觉主动接受监督主体的监督，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质问和询问。官员述职述廉 13 人员范围为副科及以上干部。十八大以来，该制度在逐步推进，收到了一定效果。

4.建立权力制衡机制

一是改革党政领导体制。我国各级党政机关，在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兼职者并不在少数。应改革现有的党政领导体制，调整党、政、人大和政协的职能与结构，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领导职位之间不宜相互兼任，几者之间权力应互相制约、相互制衡，这样既可以达到监督的目的，又可以减少监督成本，防止腐败发生。

二是改革党政决策制度。为有效遏制腐败，建议试行重大决策相互签署制度，以达到权力制衡目的，即重大决策由党委、人大、政府和政协相互签署。如市委书记决策，需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都签署，反之，市长、市人大主任、市政协主席决策亦需其他同级签署，以实现一级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预防腐败，避免部门一把手滥用决策权。

曾担任云南省委书记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为何不听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的建言和批评？为何被指责贱卖价值千亿元的矿区给四川富商刘汉？部分原因即在于其在云南省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而对其权力运用缺乏监督制衡。三是创新权力运行机制。目前，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如省长、局长，除主持全面工作外还要分管一定具体事务；副职如副省长、副局长分管部分事务，但正职疏于对副职监督，也不太熟悉或过问副职分管的业务。

可以让正职不再直接管人、财、物等工作，各项权力分解交由副职分管，正职履行监督职能，副职行使决策权。副职就分管领域的事务进行决策，重要决策（如重大工程招标）报正职签署，在单位内部形成权力制衡、相互监督的格局，以减少腐败。一旦查出问题，追究正职的监督失责问题，追究副职的决策失误问题。今年7月被查处的时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和2012年被查处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能随意将自己的所谓“专利发明”运用于自己所管辖的部门，显然是权力在二人所管辖的“王国”里没有任何制衡和监督所造成的。

5.规范招标采购制度

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超过40%涉及房地产、建设工程等重大工程项目。为遏制工程腐败，应建立公平竞争、规范运行的工程项目全程公开招投标新秩序。可以考虑电视或网站直播招标过程，便于媒体、群众进行网络监督。同时建议，实行重大招标项目和重大采购项目备案制度，即招标结果必须向上级报告备案，接受审查。6.加强党的巡视制度

2009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对巡视制度做出规定。2013年以来中央巡视工作逐步制度化。从2013年中央的两轮巡视来看，效果显著，第一轮10个巡视点，9个点查出腐败问题，其中3个点存在工程腐败；第二轮10个巡视点中，8个查处腐败问题，其中6个点存在工程腐败，这对监督省部级官员和查处省部级官员腐败问题起到了较大作用。可以考虑将巡视工作制度化，并拓展、延伸，即省级巡视市级，市级巡视县级，县级巡视乡镇。

7.强化反腐立法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省（部）级以上机关先后制定党风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3000多项。其中，十六大以来中央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重大法规制度，例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可以讲，反腐立法工作有了重大进展，法制化反腐已成共识。

当前，为加强反腐败立法工作，推进反腐败法制化进程，我们认为应尽快制定以下法律法规：《反腐败法》或《反贪 16 污贿赂法》、《廉政法规》、《重大决策程序条例》、《政务公开法》等。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篇6

摘 要：腐败是社会公共道德的沦丧及行为规范的衰退和堕落,它破坏了党和政府同劳动人民的关系,影响党和政府形象,腐蚀了人们的意志和社会趋向,具有限大的破坏力。腐败主要为政治腐败、社会腐败、权力腐败和行业腐败等。不同层次的腐败具有不同的特点,权力腐败是以权谋私、买官、卖宫、权钱交易、以权代法;行业腐败是以职业优势为非法谋私的手段,如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贪占公共财物等;社会腐败是消费行为的扭曲和人际关系的恶化,如黄、赌、毒等。这都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人们众说纷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腐败现象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就会积重难返，不仅会影响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的积累, 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久而久之，将逐步蚕食并摧毁人们心中的法律和道德长城，法律和道德长城一旦垮塌，就会在某一特定时期，在特定思潮的引导下突然释放，从而贻害于社会。因此，我们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讨和分析。

关 键 词： 腐败 现状 原因 对策

一、中国腐败问题的现状

（一）腐败范围越来越广

当前腐败现象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般经济管理部门扩展到党政领导机关、组织人事部门、行政执法部门、司法机关等要害部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受到腐败现象的渗透和侵袭。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腐败现象也有了明显的增加，甚至纪检、宣传、反贪等部门，也发生了不少买官卖官、贪污贿赂现象。腐败分子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无忌惮的谋取私利，或中饱私囊，或利用职权索贿受贿，或利用职权欺压良善，甚至与黑恶势力相互勾结充当保护伞。

（二）腐败分子职位越来越高

如果把以前揪出来的腐败疯子比作是“小蛀虫”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揪出来了“大老虎”，许多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受到了查处。据统计，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给类经济案件中，在2003年涉及百万元以上的案件为1780件，其中设计亿元以上的有21件。李真、程维高、杜世成，甚至连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良宇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一并受到查处，腐败现象有向高层蔓延之势。

（三）窝案、串案明显增多

腐败有“集团化”的发展趋势。现在的腐败案件，不少都是左右勾结、上下串通、相互利用，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腐败同盟。有的大案涉及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如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一案，牵扯出260多名官员，一半以上的绥化县处级干部卷入其中；河北省原国税局原局长李真一案，牵扯到县处级以上干部67名，其中有40多人是“一把手”。

（四）“隐性”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勒索型腐败现象大量上升。

许多腐败现象通常是假借合法之形行腐败之实，在“合法”的名义下，公开的为本地区、本部门，甚至为个人谋取私利，通过一些所谓的“潜规则”来腐败，在行为认定上是很难认定为违法的。这类案件的存在，给案件的定性和查处带来了一定难度。在行贿受贿 的交易中，受贿者作为公共权力或资源的掌握者而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处于垄断地位，行贿者作为有求于人的不利地位，行贿者和受贿者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受贿者面临着众多的行贿者时，他往往会选择出价最高的行贿者，其他行贿者如果不想被淘汰，就只能被迫行贿。

二、论中国腐败问题的原因

（一）道德观念淡薄

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当前,在社会转型期,由于道德理想的迷失、道德观念的错位、道德准则的失范,引起道德行为的失序。这种失序反映在政治生活方面便是权力的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现象相当严重。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人们的道德观念淡薄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二）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漏洞

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是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有效的监督,就不会有对腐败现象的真正遏制。权力腐败的实质是滥用权力,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反映了对权力的失控失监。改革开放以来,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乘隙而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力度不够大,从而致使某些党员干部视党纪为“摆设”,视政令为“白条”,把中央的三令五申当成耳边风,你禁你的,他干他的。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

未能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此外,一般政策性规定所起的作用也有限。十几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发布的反腐倡廉的文件、通知等数不胜数,腐败之风并无收敛之迹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不论说服教育还是道德约束,都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为后盾,一般政策性规定的强制力也十分有限。而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规范,它不仅有说服教育和道德规范(不少法律条例本身就是道德规范)的功能,也有内化的特性,可以使只顾个人需要而不顾法律的规范要求的行为受到惩处。但是,由于我们缺少执法守法的传统,致使法制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有效的法律规范机制对腐败现象进行预防、抑制和惩治。所以,一方面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度混乱,对一些现象失去了辨别是与非、罪与非罪、违法与合法的能力;另一方面也使当前的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和手段。

（四）国家福利制度未能跟上经济发展

缺乏俸禄养廉的经济条件。俸禄养廉是一个有异议的话题,但这是回避不了的。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严重的政府腐败,重要根源之一就是那些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因为收入太低无法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而不得不利用其工作之便谋取私利。从表面上看,低工资政策好像缩短了政府官员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达到了反对特权和实现公正的目的。其实则正好相反,它反而助长了特权思想和各种不公正行为。在大多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滥用特权、徇私舞弊、贪污受贿等行为正好成为低工资的一种合理而不合法的补充。而反腐败比较成功的一些国家,如新加坡政府则坚决摒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那种貌似反对特权,实际产生更多特权的低工资政策,对政府工作人员实行比较优惠的工资政策,让他们得到比私人部门稍高的收入。

三、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年以来的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一部反腐倡廉史，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同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坚决斗争的历史。在63年的反腐倡廉中，党和政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自觉地同各种腐败分子和腐败行为作斗争，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认识、深化认识，逐步探索出一条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群众广泛支持和积极参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机制和体制。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正经历着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等一系列转型的发展中大国，其转型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我们既要清醒地认识当前中国腐败的严重性和反腐败任务的艰巨性，也要客观地对待当前中国的腐败现象，不能因为无法迅速战胜腐败而丧失信心。事实表明，共产党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党内是健康力量占主导地位，这是我们能够抑制、控制，并最终战胜腐败的根本保证。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从长远来看，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败的基础和根本，其着眼点在于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和纪律教育，督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经受住长期执政的考验。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腐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丢掉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成了剥削阶级思想的精神俘虏。因此，加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是铲除腐败赖以产生的思想根源的迫切需要。党员干部必须加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修养，真正做到思想入党，自觉抵制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培养积极向上的生活情趣，始终做到自重、自醒、自警、自励。

弘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精神。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实现国家富强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正是依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而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因此，必须不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要以身作则、严格自律，大力弘扬延安精神和井冈山精神，继续保持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

（二）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如果思想防线不坚固，经不起诱惑，又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想腐败轻而易举。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腐败。

加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提高行政行为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制订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的程序、规则，明确行政自由裁量的范围、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重大行政裁量行为必须经过咨询、听证、决定、审议、复核和监察等环节。同时，必须增加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建立健全行政公开制度，公开办事制度和规则、公开办事机构和人员、公开办事程序和方式、公开办事结果和依据。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加强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凡是设定审批权的事项，必须设定严格的审批条件、审批范围和审批程序。

（三）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腐败是制度漏洞的表现，反腐败本质上就是不断完善和创新制度的过程。医治腐败的根本途径和突破口就是构建国家廉政制度。

当前，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重点在于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完善党的内部运行机制、政府职能的转变。在滋生腐败的各个环节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以制度创新来根治腐败。首先，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是廉政制度建设的突破口，它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结合中国廉政制度建设的实际需要，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坚持干部选拔任用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对领导干部的实绩考核和经济审计、逐步推行领导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加强组织人事部门的自身建设等。其次，就政府职能转变而言，就是要逐步建立与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相适应的制度与机制,从而在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四）完备的法制

为反腐败提供完备的法律依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基本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其中包含着三个基本的要素，即严密立法、严格执法和严厉制裁。要真正做到“三严”，需要有相应的制度和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障。当前，中国反腐败的法制虽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法规、条例和规章，但是这些法规、条例大多散见于宪法、刑法等法律之中，迄今尚未形成一部完整的反腐败法律。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加强立法建设，为预防和惩治腐败提供完善的法律保障。

（五）充分利用网路力量

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舆论工具，对社会上一切腐败案件进行曝光，以达到对其监控的目的。在信息化的今天,网路的广泛普及和网络在传播信息方面所具有的即时、互动、直接、廉价等特点，使得网络监督成为反腐败斗争的一个新武器。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拓宽和健全有效的监督渠道，应该把网络列为一种必须认真考虑的监督方法。同时，重视网络媒体在监督违纪和腐败方面的作用，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一个表现，所以要建立便捷的民意反应机制、摒弃防范网络的惯性思维、改变过去拦、堵、截的做法、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建立健全网络举报制度，使其尽快成长为纪检监察机关在反腐败斗争方面的重要支撑力量。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109；

2.王焕章.腐败和反腐败问题的几点思考.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5，（11）；  3.吕鹤云.《国家廉政建设》，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3月第一版；

4.田锡富.《探讨腐败的历史根源，夺取反腐败的新胜利》（《社会科学动态》1997年第七期）； 5.沉 吟.《腐败三绝论》（《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1998年第一期，第88页）； 6.陈杰人.破除职务消费腐败的关键［n］.南方日报，2007.03.14；

中国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及对策 篇7

一、入仕之途滥杂, 官僚队伍臃肿庞杂, 官员素质不高

宣统朝科举已罢, 捐纳已停, 然而官员的入仕之途仍然滥杂。赵炳麟有过这样的记述:“科举虽罢, 而学堂毕业立授实官。举贡考职大逾常额。捐纳虽停, 而旧捐移奖, 叠出不穷。市侩居奇, 竟同贸易, 兼之勋臣后裔, 名器裘滥, 至今已极。”[2]入仕之途滥杂造成官僚队伍臃肿庞大, 鱼龙混杂, 官员素质不高。仅宣统二年 (1910) 所出的京外各官就近万员。仅十二月验看分发之人就多至1400余员, 举贡就职的按经历、盐经历、州判三项计1010人, 为开国以来所未有[3]。官僚队伍如此庞大, 而实缺有限。在取得做官资格后, 要补实缺, 不少人得依次挨补;而得缺后之升迁, 一般也得慢慢熬资格。“官之迁皆以年资, 人无干进之心, 即干亦无幸获;得第早而享永年, 则驯跻卿相, 否则以词馆郎署老。”[4]106故低级官员为谋升迁, 或谨小慎微, 或逢迎上司, 或厚贿钻营;熬至高官者, 深知此位来之不易, 必多方以保之。于是守旧因循, 多方取容, 希图固位。刚直不阿、勇于任事, 不怕丢官而触上司、皇帝忌讳者, 为数必少。“贤者勤劳正事往往沉沦下位而不免朔饥, 不肖放弃官司往往交结要津而骤跻显位, 是以官场中相传妙语谓‘做事还做事, 做人还做人, 做官还做官。’”[2]

御史饶芝祥曾弹劾袁树勋:“初到广东, 扬言禁赌, 得赌商贿三十万, 因以全省盐务交赌商包办, 事后再酬二百万。”[1]两江总督端方:“狎邪小人, 初至两江, 号为债帅, 不一年而收蓄骨董碑帖字画珠宝值数十万金。”[1]河南布政使朱寿镛, 贪心太重, 以素稔地方利弊也, 遇有差缺, 悬价以售, 优者昂利必倍之, 从无虚掷巨款之事[5]。有些州县官, 本来就是钻营贿买得职, 当官的目的就是为了搜刮钱财, 一至任所, 就行同豺虎, 搜刮取盈。江苏阜宁知县李绍卿的行事就很有典型意义。江苏布政使樊增祥在批复阜宁绅商的呈词上承认:“适王道崇烈为李绍卿说项, 谓其家资颇裕, 以握印为荣, 虽赔万金不惜。因禀商督宪, 委署阜宁。不图到任两旬, 天怒人怨。……兹据禀称李令残暴异常, 随带两镖客, 或入民居, 或至市肆, 日夜以敲诈为事, 其无辜被笞被押被罚者, 不一而足。又借拿匪为名, 突至大通口, 妄拿居民五十余人, 彼时得钱者释放十余人, 其余男女四十余口, 概带入城管押。”[6]

二、在腐败成风的情势下, 官吏更调太频也是造成宣统朝吏治腐败的重要原因

宣统元年 (1909) 五月间直隶总督杨士骧因病出缺, 朝廷以北洋为紧要之缺, 必须以德高望重之人方可胜任。于是命前两江总督端方调补直隶总督, 又怕直隶布政使护理直隶总督不能胜任, 特派那桐暂署。自杨士骧出缺, 端方调补直督, 一时牵动大局。前粤督张鸣歧补江督, 前山东巡抚袁树勋署粤督, 并升孙宝琦为鲁抚。不想半年之后, 端方又被解职。陈夔龙补北洋, 苏抚瑞澂补鄂督, 晋抚宝棻补苏抚。在一年之中, 北洋两易其人, 致吴楚晋鲁诸省大吏频频更调。各省督抚每经一番变动则全省之属员必起一番恐慌。“宣统朝每年都有一系列的谕旨贬革各地官员。长官们斥责这些人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名, 尤其是吃空额和各种形式的侵吞公款。这类罢黜案件中, 有些无疑是要真心斥革那些贪污而不称职的人员。可是, 这些案件往往发生在督抚们调动以后不久, 这就表明它们大半是由于分赃不均和争权夺利。原任人员被解职以让位于各新贵, 这批新人并不一定比旧人更廉洁或更有效率。”[6]143

关于督抚的任用调动, 当时的人们认为:一省之督抚若自本省之府道藩臬而递次升迁者, 则与本省之官员, 上自府道, 下至佐杂, 共事多年, 互相了解, 则能审识时度, 知人善任, 用人得当。若本省督抚出缺而以异省之藩司升任或以异省之督抚调补, 则视事之初人地生疏, 事事假手于幕友胥役, 鲜有不颠倒错乱者[7]。新任的督抚往往带一批信任官员赴任。凡省中如财政局、善后局、铜元局、厘捐局、警察局、学务公所、督练公所等重要差委, 必设法易其私人。“如果前任不知振作, 弊端丛生, 借此整顿, 尚有益处;倘新任者非人, 则将翻尽旧日之所为而日就败坏。”[8]这也反映出不调为好的意见。

同时, 督抚要治理好地方, 必须了解民情, 进而采取相应的统治政策。各省民风不同, 即使一省之内, 各地情况也不相同, 督抚要了解民情不是旦夕能够做到的。另外, “署中之幕僚追随主人多年而运筹帷幄, 遇事赞划, 其于全省之政事民情或较身任大吏者更为周悉。一旦大吏迁调, 幕僚星散或随节而去, 则后继者所带幕僚不了解民情, 往往贻害于全省政事”[8]。因此, 各省督抚每经一次变动, 则全省政事亦必有一番纷扰。调动与否, 要视官员是否清廉公正。颓风已成的局面下, 调动往往成为新一轮搜刮的机会。

三、州县官调委过多, 也是造成地方吏治腐败的原因之一

早在乾隆年间, 州县官调委过多就成为官场比较突出的问题。乾隆皇帝曾明降谕旨, “州县佐贰等官自应各就各任, 实心办理, 使地方官久于其任, 事有责成, 心无几幸, 方于地方有益, 若任意更调, 通省皆然, 则督抚既得藉以市恩并恐开属员侥幸营求之渐, 其所系于吏治官方者甚巨”[8]。此后, 又明确规定:调署州县佐贰不得超过实缺十分之二, 并且要求各省州县无论奏调委署代理, 每届三个月汇奏一次。然而各督抚多视此为具文, 依然是我行我素。宣统朝, “直省各督抚于实缺州县仍复多合其本任, 调署别缺, 或令在各局所当差转将本缺改委别项人员署理。其委署人员或有不合例者则率皆声明为地择人、破格拔用, 至委署期满又另以他员代之, 并有由前届委署之员自行觅代, 随后禀准补札者。辗转相循, 为数日众, 往往有一州县之中而每岁新旧任代卸至再至三者, 亦有一州县而十余年不见实缺人员。到任者, 通各省统计, 此项调委人员实占实缺十分之六七”[9]。“悬缺不补, 漫无限制, 推其迟延之由, 无非为调剂委署之计。及到补缺之后, 又或不令到任, 纷纷调署。部选之员, 则谓吏事非所素习;外补之缺, 又谓拘于班次。籍人地之不宜, 为纷更之便计。甚至积重不返, 沿成例章。委署一年, 辄予瓜代, 一官传舍, 致贤者有才而无所施, 不肖者攘利而惟恐后, 吏治腐败, 职此之由。”[9]调委过多, 使州县官人人存“五日京兆”之心, 都想狠捞一把, 然后溜之大吉, 不肯实心任事, 不虑考地方利害、民间疾苦, 遇事心存观望, 何谈吏治之清明。

当然吏治腐败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封建专制制度本身, 而宣统朝入仕之途滥杂、更调频繁、调委过多的官员选拔和任用制度则无疑加剧了清王朝官场的腐败, 并加速了王朝的灭亡。

参考文献

[1]沈云龙.宣统政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十八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

[2]御史赵炳麟奉仕途滥杂请馈详议官规折[J].东方杂志.

[3]盛京时报[N], 1911-8-18.

[4]梁启超.近代学术概论[M].商务印书馆, 民国29年.

[5]申报[N], 宣统元年七月二十六日.

[6]江苏阜宁县商人罢市知县被民人拘囚[J].东方杂志.

[7]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第一辑[M].中华书局, 1978.

[8]申报[N], 宣统元年四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