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矛盾纠纷调解制度（推荐11篇）
为扎实推进我区物业小区矛盾纠纷专项治理工作顺利开展，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切实加强监督管理，促使我区物业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小区综合治理水平显著增强。坚决防止物业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下降、物业服务企业无序更替、物业服务收费违规调整等问题，着力解决物业小区开发建设遗留的顽症难题和安全隐患，坚决防止因排查化解不到位发生封门堵路，集体上访特别是到市进京集访事件。
二、工作任务及牵头单位
（一）防控物业服务质价不符质量下降。
工作任务：严格执行《xx市住宅物业服务等级标准》，督促落实对等服务；全年创建区级物业管理示范小区（大厦、工业园区）2个，培育申报市级物业管理示范小区（大厦、工业园区）1个；企业开展物业小区便民志愿活动覆盖率95%以上；坚决防止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质量下降引发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促进矛盾纠纷属地化解，维护小区和谐稳定。
牵头部门：区国土房管局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强化企业自查、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检查、区国土房管局抽查、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监督体系，监督检查物业小区物业服务合同执行情况。对合同履行不到位、降低物业服务质量的，及时责令整改和严肃处理。
2.引导企业深入开展志愿活动，在物业小区建立“便民服务箱（柜）”等平台，开展“义务维修日”等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
3.鼓励和支持优秀企业上档升级，对创建物业管理示范小区（大厦、工业园区）成功的企业给予奖励。
（二）防控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无序更替。
工作任务：确保物业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有序更替达95%以上；对于违规更替进行的，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查处率达100%；坚决防止因物业小区物业服务企业无序更替引发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促进矛盾纠纷属地化解，维护小区和谐稳定。
牵头部门：区国土房管局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指导街道（乡镇）加强监管，防控和制止业主委员会暗箱操作，不按程序、不根据业主大会的决定续聘或重新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2.防控和制止物业服务企业在合同未满、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情况下，擅自提前终止合同退出物业小区物业管理。
3.防控和制止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小区原物业服务企业未依法退场情况下，强行进驻实施物业管理。
（三）防控违规调整项目规划。
工作任务：坚决防止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违规调整项目规划（容积率、绿化率等）的行为；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查处率100%；坚决防止因物业小区项目规划违规调整引发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
牵头部门：区规划局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严格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规划审批流程，对违规调整项目规划的实行过错责任追究。
2.对2014年以来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住宅项目进行清理检查，严格容积率、绿化率等项目规划指标的调整程序。
3.加强规划编制、修改、审批公开和征求公众意见等工作，提高规划管理工作的公众参与度。
（四）防控房屋质量及配套设施不达标交房
工作任务：细化物业小区竣工验收标准，提高竣工验收合格率，竣工验收后质保期内房屋质量问题整改、配套设施问题整改的完成率100%。坚决防止因整改工作不到位引发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
牵头部门：区城乡建委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进一步加大管理力度，促进工程建设各方责任主体切实履行责任。强化工程建设质量源头管理，将工程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纳入招标投标文件，并在工程建设项目合同中明确各方参建单位的质量安全责任和措施要求，用市场手段确保参建单位主体责任落实。
2.防控物业小区工程建设项目中标后不履行投标承诺、建设质量低劣等突出问题。完善监督检查制度，加强对施工、监理企业履行投标承诺的监管，严肃查处转包、违法分包以及质量安全问题突出的企业。
3.加大建设工程的安全监管力度，强化安全生产的动态监管，督促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确保施工人员遵章守纪，严防安全事故的发生。
4.对2014年以来因延期交房、配套不完善引发的信访纠纷进行梳理，明确问题症结所在，加大对纠纷的居间协调力度，用“做减法”的方式逐步化解双方矛盾，不断完善小区配套设施，不断解决遗留问题。
5.统筹协调消防、市政、人防、环保等政府职能部门细化竣工验收标准，督促开发建设单位主动完善小区配套设施设备，竣工验收工程中邀请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业主代表参加，听取业主意见。
6.建立健全物业共有部分、共有设施质保金制度，对开发企业不履行质保期内维修义务的，按程序动用质保金进行维修。
（五）防控电梯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
工作任务：电梯重大安全事故为零，电梯年检覆盖率100%。建立物业管理小区电梯困人等救援应急预案完成率100%，坚决防止因电梯隐患整改不到位引发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
牵头部门：区质监局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严格执行电梯年检制度，发现问题及时要求整改。
2.加强电梯日常使用安全监管工作，督促物业服务企业、电梯维保单位搞好电梯维保，指导完善电梯维保合同及电梯维修运行记录。
3.指导建立电梯困人等救援应急预案，指导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工作。
4.对于业主反映的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电梯紧急维修问题，及时派员到现场查勘并出具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证明，促进紧急抢修工作的有序开展。
（六）防控物业小区车位租售矛盾及停车难
工作任务：物业小区车位“由租转售”、“月租转零租”等租售行为按政策规定有序进行，无序进行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查处率100%；坚决防止擅自改变停车场（库）的使用用途；新增小区地面划线停车位的，按政策规定有序进行；坚决防止因物业小区停车难发生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
牵头部门：区国土房管局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由区发改委加强停车场收费调整的备案和明码标价监制手续工作，对于擅自调整收费标准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2.加强开发企业出售物业小区停车位的监督管理，要求开发企业车位出售方案事前备案和制定应急预案；要求开发企业不得以“只售不租”等理由拒绝提供停车服务。
3.小区停车位的出租优先满足业主需要。在不能满足业主停车需求的情况下，禁止对外出租车位。
4.小区停车位不足时，对于利用道路两侧公共场地设置划线停车位的，应在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消防管理部门意见的基础上，按照《xx市物业管理条例》规定由业主大会共同决定。对于擅自占用消防通道停车的，由区消防大队按有关政策进行严肃处理。
5.加强对物业小区配套停车场（库）的备案管理，擅自将停车场（库）挪作它用的，责令整改，恢复停车功能。
（七）防控违规调整物业服务费。
工作任务：确保物业服务收费调整依规进行达95%以上；对于违规调价的，做到发现一件、查处一件，查处率达100%，坚决防止因排查化解不到位发生封门堵路及集访事件。
牵头部门：区发改委
责任主体：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治理措施：
1.物业服务合同尚未到期的，在重新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前，防控和制止物业服务企业单方面擅自提高物业服务收费标准。2.指导街道（乡镇）加强监管，防控和制止业主委员会暗箱操作，不按程序、不根据业主大会的决定擅自与物业服务企业调整物业服务收费标准。
3.做好《xx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实施的政策衔接等准备工作，确保政策调整有序进行，促进《办法》落到实处。
三、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落实责任。
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物业小区矛盾纠纷专项治理工作，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责任科室和人员负责具体工作。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是本地区物业小区矛盾纠纷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统筹组织开展本地区专项治理工作。区国土房管局、区城乡建委、区规划局、区质监局、区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要按照各自的职能职责认真组织开展物业小区矛盾纠纷专项治理工作。
（二）全面排查整治，有效消除隐患。
按照“专项治理”目标任务要求，牵头部门及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要根据工作总体方案，分别根据所牵头事项和所管行政辖区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开展全面排查工作，对排查出的物业小区重大矛盾纠纷逐一建档，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协调力度，切实有效的消除不稳定隐患，在隐患消除前，做好动态监管。
（三）建立长效机制，有序开展工作。
一是要贯彻落实《xx市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xx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监督业主、物业服务企业依法有序开展物业服务活动，减少矛盾纠纷发生。二是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严格执行物业服务行业规范、标准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禁止只收费不服务、多收费少服务行为，实行质现相符，切实有效提高物业服务水平。三是要加强物业服务监管队伍建设，充实监管力量，特别是要强化街道（乡镇）一级物业服务监管工作力量。
（四）加强督查，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关键词：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
调解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种解决矛盾, 平息纠纷, 化干戈为玉帛, 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 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重要资源, 因此调节制度被西方称为东方经验 (1) 。我国目前较为成熟的调解制度除了具有综合性的人民调解, 还建立了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劳动争议方面的专业的第三方调解制度。伴随社会结构的调整和教育改革的深入, 各类涉校矛盾纠纷急剧增多, 建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已开始成为理论界研究的课题, 但目前为止研究不多, 本文拟就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进行一些探讨。
一、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意义
(一) 克服诉讼弊端
随着社会法制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法制意识逐步增强, “打官司”成为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 但是, 诉讼伴生的各种弊端也日益突显, 诉讼周期长、费用高, 给当事人的时间和经济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在教育领域建立专业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将更加方便、快捷地解决各类复杂的矛盾纠纷, 且不向双方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克服诉讼弊端, 缓解诉讼压力。
(二) 维护合法权益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是独立行使职权的中立性、公益性自治机构, 其跟教育行政机关和其他教育组织没有任何隶属、依赖关系。为此,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可以不带偏见, 不受各种关系影响, 在双方当事人平等的基础上按公平、公正、合理、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解决矛盾纠纷, 从而最大程度地维护矛盾纠纷双方合法权益。
(三) 提供专业援助
涉校矛盾纠纷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学生发生意外事故引起的。此类事件发生后, 家长一般情绪容易激动, 不稳定, 应激反应强烈, 易做出一些不理智行为, 这时候需要一定的专业人士进行干预, 而此时家长对涉事单位人员比较敌对和排斥, 而由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专业人员如心理专家进行专业心理干预, 效果就会比较好, 能帮助家长稳定情绪, 有助于事件的妥善处理。
(四) 维护校园和谐
涉校矛盾纠纷发生后, 非学校当事方会采用一些非正常手段, 围困、打骂校内师生, 或聚集学校吵闹、纠缠, 一些学校不得以做出取消部分教学活动或停课等决定。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环境, 亦造成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第三方调解机构能一定程度上劝阻此类不理智行为的发生, 尽最大努力使当事双方配合调解人员, 在平等的氛围中及时达成谅解协议, 尽量不影响和谐校园建设。
二、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理论和实践基础
从理论研究看, 学术界对于调解、人民调解、第三方调解的概念、性质、特征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证, 为调解制度和实践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2010年颁布、2011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对人民调解的概念、原则、性质、程序、效力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 为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实践经验看,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 关于第三方调解发展迅速, 并形成了一些实务理论。目前, 我国一些地区已先后建立了专业性第三方调解机制, 比如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劳动争议等, 给我们建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目前关于教育领域第三方调解制度的研究和实践已在我国一些地区先行尝试,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建设进入了实践阶段。
三、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构建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隶属于人民调解, 其设立要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同时考虑教育行业的特点和需要来构建。
(一)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机构
涉校矛盾纠纷调节组织可以“XX市 (县) 校园纠纷调解委员会”等名称来命名, 是依法设立的专门调解涉校矛盾纠纷的中立性、公益性自治组织, 其可以独立设置, 也可在现有的第三方调解组织下设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办公室。其无论以何种方式设置, 都是独立于任何教育行政机关和教育组织的, 在人、财、物等方面和教育机构没有任何隶属、依赖关系, 由当地财政给予必要经费支持和保障, 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和监管。
调解委员会由委员三至九人组成, 设主任一人, 必要时, 可以设副主任若干人。 (2) 调解员应当公道正派, 热心人民调解工作, 除了具备一定法律知识, 还应了解教育行业相关政策和法规。调解员选聘和日常管理由当地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可以专职, 也可兼职, 可以是法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专家, 也可以是长期从事调解工作的专家, 但必须有熟知教育行业的专家。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采取多种形式, 加强对调解员的业务培训, (3) 不断提高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二)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工作程序
涉校矛盾纠纷当事人可以主动向第三方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 第三方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 但必须在当事人自愿前提下进行, 如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 不得调解。 (4)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委员会接到案件后首先要甄别案件是否属于可调节的受案范围。确定调解案件后, 根据需要指定一名或数名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员调解前要做好准备, 进行必要的调查, 收集材料, 拟订调解方案。调解员调解过程中要坚持公正、合理为原则, 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 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调解不成的, 应当终止调解, 并告知当事人可依法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5)
(三)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保障机制
地方法规要赋予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合法性, 并依法明确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的受案范围、申请方式、受理时限及法律效力等。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不向案件当事人收取调解费用, 调解委员会的经费由同级财政保障。
经调解, 当事人在自愿、平等基础上达成并签字确认的调解协议, 经法定程序确认或直接赋予法律效力, 协议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内容, 另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方调解与其他非诉讼程序如行政复议、申诉、仲裁等化解社会矛盾的有效途径之间要实现良性衔接, 保证解决矛盾纠纷渠道畅通。
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建立和健全, 将对妥善化解校园矛盾纠纷, 维护正常教育教学秩序, 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将进一步促进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我们期待更多的人参与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研究, 更多的地方开展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实践。
参考文献
[1]李红雁.关于建立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 2012, 03.
[2]李红雁.构建涉校矛盾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难点探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13.03.
关键词 农村土地；矛盾纠纷；法理
中图分类号：D922.3；F321.1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21.087
1 当前农村土地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1.1 二轮承包不规范，政策理解和执行不到位
二轮承包时，有些地方的承包地因调整不久，就没再调整承包地；个别地方的承包时间没有与国家规定的时间同步，承包时间延后；有些村社对土地承包政策理解不正确，仍按实有人口收回和调整承包地；不少农户没有参与二轮承包，有些农户虽承包了土地，却又将承包的土地推回集体[1]。此外，不少村社大面积预留机动地，机动地变动频繁，有些村社在调整机动地时，把经营权等同于承包权，按原承包人口调整机动地；很多村社以土地经营权确定成员资格，新增土地仍按原承包人口发包；须经2/3以上集体成员讨论通过的发包及调整承包地法律规定，往往使无地和少地的农户无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2 承包地、股份地、撂荒地处置方式不当
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农户整户消亡后，发包方应收回其承包地，但很多代耕者和承包地的转出家庭因惠农政策的补贴效应，缓交或者拒交承包地；不少村社片面强调承包关系的稳定性，不及时甚至拒绝将新增土地调整给新增人口，侵害了新增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些农户不履行农业承包合同义务，随意撂荒、弃耕承包地；没有纳入二轮承包的股份地，无地少地农户要求按其他方式的承包地收回重新发包，原种植农户要求按30 a年不变的承包地延长至二轮承包期满；收回重新发包的股份地原承包农户要求按原承包人口重新发包，不少村社将农户撂荒和弃耕的承包地重新发包和平分到户，处置方式不当。
1.3 集体成员资格确认出现偏差，集体收益及征地款的分配方式不当
当前，有些村社将种地人口等同于现集体成员，涉农补贴的发放都以种地人口为依据，不符合政策法律规定；不少村社以在册户籍为确定集体成员资格的唯一依据，将集体成员资格认定简单化，侵害了大中专在校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利。个别村社片面地将土地经营权等同于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权，按原承包人口分配征地补偿款及集体收益；有些地方讨论制定分配方案时，承包人口减少的农户结成利益群体，依靠人多的优势不按法律规定办事，侵害了别人的合法权利。
1.4 土地流转不规范，家庭内部承包地的处置方式不当
当前，很多农户流转承包地时，没有向村社备案的观念，导致履行义务主体不明确，对土地流转的规范程序不清楚，流转程序不规范，侵害了本集体成员的优先流转权；受承包地条块化和农户流转自愿性的限制，土地整体流转的难度大；集体整体流转的土地，在流转款的支付方式上随意性较大，影响了农户整体流转的积极性。二轮承包后，儿女成家立业要求分户时，有的农户拒绝分割承包地；父母单独立户，承包地由子女代耕的，父母去世后其承包地由其子女继承；妇女离婚、改嫁后原家庭拒绝分割承包地或其承包地由集体强行收回。
2 思考与建议
2.1 知法、遵法、守法是前提，公平、公正、合理是基础
《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二轮承包时没有调整承包地的，承包期限短于或长于30 a的都以30 a为准。按“按户承包、按人分地”的原则，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对应享有土地经营权而未取得承包地的农户，应优先从预留的机动地和其他方式增加的土地中加以解决；对承包延期的地方，二轮承包期限从实际发包年份算起。没有参加二轮承包的农户，应视为自动放弃，本轮承包期内原则上不再划给承包地，但生活确有困难的，经本人申请，集体商议，有条件的地方也可适当划给一些承包地；参与了二轮承包，但将承包地强行推回集体的农户，在《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前的，不论是否有书面声明交回，都视为自动放弃，《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后的，若无书面声明和会议记录，不得认定为自动放弃；因地方政策的限制二轮承包时没有取得承包地的农民，集体应从预留的机动地和其他方式增加的土地中优先划给承包地。
2.2 稳定是前提，调整要适时
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维持农村社会稳定，机动地的本质是解决人地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其年限一般为3 a，最长不超过5 a。在二轮承包时将机动地分摊到户的，《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后应视为承包地，没有将机动地分摊到户的，应将机动地优先发包给新增人口和无地常住人口，以解决人地矛盾突出的问题；依法收回、交回及其他方式增加的土地，本质上属于机动地的范畴，应视为机动地，其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归集体成员所有，非集体成员无权享有[2]。全家迁入城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家庭成员整体消亡农户的承包地，必须依法坚决收回；外出务工人员和整户迁往小城镇落户家庭的承包地，要遵从其意愿，不得强行收回和流转；局部调整和发包的土地，应及时变更经营权证或颁发新的经营权证书；家庭成员部分消亡的，按照经营权与所有权、承包权分离、家庭成员共有承包的原则，仍由家庭其他成员经营，发包方不得收回和调整；“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地方，应以最近一次调整为准，确权后应停止小政策的执行。
农户撂荒、弃耕的承包地，第1年，发包方应通知并督促撂荒和弃耕承包地的农户履行义务，恢复农业生产；第2年仍撂荒和弃耕的，发包方在书面通知无效后，应暂收回交由他人代耕，代耕后撂荒和弃耕农户要求耕种的，应在茬下种地，并交纳撂荒和弃耕期间的长年建设费，拒绝交纳的，经社员会议讨论，报乡镇承包合同管理委员会同意，暂停其惠农补贴的发放，并在6个月内申请农村土地仲裁调解委员会仲裁裁决；但不得收回平分或重新发包其承包地；以其他方式承包的土地，连续撂荒或弃耕2 a的，发包方应与承包方解除合同，收回承包地；对实行股份地的地方，股份地应按其他方式的承包地认定，股份地到期后，应收回集体所有，优先承包给新增人口和无地常住人口；对整村整社因股份地承包合同没有进行二轮承包的，股份地到期后应按现集体成员重新发包。
2.3 正确确定集体成员，依法、依据、公平、合理分配集体收益
集体成员资格关系着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坚决纠正以土地经营权确定成员资格的错误做法；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户籍是否在当地，父母一方或配偶是否为本集体成员为主要依据，对一些特殊情形的人员也应视为集体成员：如户籍转出的大中专在校学生，现役军人，服刑劳改人员等；同时，对户籍在当地的非婚入和非新生的挂靠户口，不能认定为集体成员。征地补偿费用及集体收益的分配是当前农村土地矛盾纠纷的焦点，按照承包地经营权家庭共有的规定，家庭留存成员继续享有承包地经营权是政策强制规定附带的红利，属于法律保护的范畴，但集体土地的征用仍属政策的强制性规定，非集体成员的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后，其留存家庭共有成员享有的政策红利应自行终止。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不合理现象，征地款的分配要尽量采用第一种分配方式，经集体讨论后，将不低于80%的征地款按享有土地经营权的现有人口支付给被征地农户，对其失地人员不再进行安置；对确需按第二种分配方式分配的，安置补助费应按原承包人口中的现有人口分配，土地补偿费按现有集体成员分配。
另外，要规范土地流转，在流转过程中保护妇女儿童权益。妇女离婚、丧偶、改嫁后，不论是否在当地生活，其原按人承包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归其所有，原家人不得以家庭共有承包为由，拒绝划分承包地；发包方不得以妇女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户籍转出为由收回承包地。儿女成家立业符合分户条件的，经承包方申请可以变更或换发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原承包经营权的分割由家庭双方协商解决；父母单独立户承包地由子女代耕的，父母去世后，一是赡养父母的子女家庭新增人口没有承包地的，按照耕种者优先的承包原则，其家庭新增成员享有优先承包已故老人承包地的权利；二是赡养父母的子女家庭没有新增人口，父母去世原承包家庭已消亡，其承包地应由集体收回，重新发包。
2.4 树立法治意识，依法及时仲裁
农村土地矛盾纠纷的解决，必须要在源头控制、及时调解、依法仲裁三个环节上下功夫，广大农民要树立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法律观念，乡镇、村土地调解委员会对出现的矛盾纠纷要及时调解解决，制定的解决方案要切实可行，既不能超越法律的底线，也不能迁就于既得利益者和个别人的意志。此外，要依法做好仲裁调解工作，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参考文献
[1]严军兴.农村常见纠纷解决办法[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
[2]高庆萍.农村纠纷解决的现状及对策研究[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2.
恒辉（办公室）字第2009 007号
主旨：关于矛盾纠纷排查整改制度
说明：
为全面掌握可能影响公司稳定的矛盾纠纷情况，及时分析研究，提出对策意见，为共建和谐生产、安全生产，制定本制度。
一、排查的组织
矛盾纠纷排查工作，由人事部和警卫队组织有关单部门实施。
二、排查的内容
对可能产生影响稳定的问题；影响公司治安的突出问题；有引发集体罢工、聚众闹事的动态和苗头；其他有必要排查的问题。
三、排查的原则
1、矛盾纠纷排查要把握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及时发现问题，掌握真实情况。做到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
2、排查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做到范围广、情况明、内容实。要把集中排查和经常排查结合起来，全面掌握情况，尤其对可能引发重大**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的苗头应予以高度警惕。
四、应急处置程序
重大纠纷情况发生后，由公司安全责任人立即将有关情况上报开发区管委会，同时迅速到达开展相关处置工作，控制事态发展。
一、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即每两个月对学院学生纠纷进行一次排查，并做好登记，填写好纠纷排查登记表，上报纠纷排查情况汇报文字材料；发现重大疑难纠纷，及时向上级报告；对排查出的纠纷制订出处置方案，安排专人负责，限时处置，积极、稳妥地化解纠纷；及时收集处置信息，做好当事人的解释说服工作；及时反馈处理结果。
二、矛盾纠纷报告制度（零报告制度）。即各班级调节工作小组定时向上级调解工作领导小组上报纠纷发生排查调处工作，没有纠纷也要报告情况（零报告制）；重大疑难案件要立即报告上级职能部门；报告时间：一般纠纷不超过24小时，重大纠纷不超过6小时，（事故）群体性事件要立即报告。
三、矛盾纠纷协调制度。即各级班委要建立学生调解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协调解决跨班的纠纷以及本班内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
四、矛盾纠纷督查督办制度。即上级调解工作小组定期对下级调解组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进行督查，对重大疑难案件或社会影响面大的矛盾纠纷进行定期督办，责任到人；如出现未落实，追究其责任人不作为责任，并通报批评。
五、矛盾纠纷排查调处责任制度。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行责任追究制度，重大矛盾纠纷调处实行“一把手”专人负责制；重要时期（清明、“六·四”、汛（旱）期、国庆、元旦和春节等）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行一案一责，每起重大纠纷有专人、专门的调处班子负责接待、调查、处置、回访，确保每起案件处置妥当；重要时期学生调解工作小组必须有专人值班，专人负责接待纠纷情况，安排专人负责调处各类纠纷。有值班表、值班记录，有案件负责人登记，有案件调处情况台帐。
为及时准确掌握基层矛盾纠纷特点，开展有针对性的排查调处工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按照省、市政法工作会议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在人民调解工作中建立基层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制度。
一、由各乡镇综治委负责组织成员单位参加社会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必要时党政领导参加，充分认识实行基层社会疑难矛盾纠纷分析研判制度的重要性。
二、由主管单位或经办人汇报矛盾纠纷现状、特点、发展趋，遵循全面、客观、及时整理报乡镇综治委梳理后报乡镇、县调处中心。
三、司法所（乡镇调委会）要及时分析总结本辖区矛盾纠纷现状、特点、发展趋势，调解结果的预见、以及可能引发的潜在矛盾纠纷等进行分析研判。
四、分析研判的主要内容。分析研判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村（居）、社区矛盾纠纷的总的形势、主要特点；某一时间段突出的矛盾纠纷、重大或群体性矛盾纠纷的形式、成因、调处措施、处理结果以及未调解成功的纠纷走向；某行业、某一领域存在的矛盾纠纷形式或成因；因不同社会利益关系可能引发的潜在矛盾纠纷等。
五、分析研判工作要遵循全面、客观、及时、准确的原则。不仅对矛盾有分析、有判断、有前瞻性思考，而且要突出排查调处方法、措施和成效，以充分反映基层司法行政人员和广大人民调解员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行成分析研判报告。
六、将分析研判专题报告向有关领导，同级有关部门及下级通报研判情况，并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明确的意见和工作要求，明确责任单位抓落实。
七、分析研判工作纳入目标考核。司法所将进行日常记载和统计报表，报送不及时、不认真的在年终目标考核中给予相应扣分。
绥阳县司法局
1 林权纠纷产生的原因
1.1 林权换证工作存在漏洞
林农有的持林业“三定”时期核发的林权证, 有的持21世纪初拍卖、流转时颁发的林权证, 还有的持有退耕还林林权证, 存在新林权证与老林权证四界交叉与重复。
1.2 林权证四界填写不规范
部分村组填报林权登记表时, 未按地形图上东南西北方位填写, 而按习惯方位或以水系流向标注, 发证时四界填写含糊不清, 甚至用“上、下、左、右”描述, 在换发新《林权证》时与“东、西、南、北”四界等同起来, 方位上偏差大。
1.3 林地现场四界模糊
在林业“三定”时期, 因地形图涉密运用和科技欠发展, 采用指手为界、目估面积, 四界缺乏永久性地物标和界桩, 造成国有、集体、个人三者相互之间界限模糊, 特别是一些林分质量较好、林木资源丰富以及旅游、矿产资源开发价值较高的林地, 林权争议和纠纷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给林权纠纷调处带来极大困难[1]。
1.4 自留山、管护山林权不清
林业“三定”时期, 劳动下放落户到村组的干部和知识分子, 按当时政策, 按人分给自留山、承包管护山。后来, 这些干部及子女陆续“农转非”, 其自留山、承包管护山有的交集体经济组织, 有的直接赠送他人, 有的请人代管, 绝大多数当事人未履行相关的法律手续, 导致了集体经济组织、受让人、被受让人各方产生林权争议。
1.5 习惯占用引起的林权纠纷
一些地块因山洪爆发、泥石流侵蚀而改变了地类原貌, 形成沙洲或河滩。林农将其改造成林地, 长期习惯性占用, 在进入林地实质性经营利用时, 引发纠纷。
1.6 林地产权不明晰
20世纪80—90年代, 实施领导抓点工程, 营造示范林, 将连片荒山不分村组个人、不分权属, 统一纳入造林, 对自留山责任山以行政手段强行收归集体统一营造没有签订造林管护合同, 也未对林地、林木权属作具体约定, 造成产权不明晰, 引发林权纠纷[2]。
1.7 林地流转程序不合理
林地流转政府包办行为严重, 未经林权使用者同意, 擅自拍卖转包他人, 在林地流转过程中, 不按规范程序和原则履行林权转移手续;一些正常的林地流转, 也未严格按林地流转程序和原则操作, 由此引发的矛盾特别突出。
2 林权矛盾调处
2.1 林权矛盾调处依据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林木林地权属争议调处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为林权矛盾调处依据。
2.2 林权矛盾调处原则
林权争议调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 政策性强、工作难度大, 应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 将林权矛盾消化在基层;坚持依法维权、尊重事实、尊重历史的原则, 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不得改变林地利用现状;以遵循有利于安定团结、群众生产生活、资源保护、培育和利用为原则, 合情、合理、合法, 公开、公平、公正地解决林权争议和纠纷[3]。
2.3 林权调处工作程序
林权争议双方当事人应向所在乡镇林权管理单位提交林权争议调处书面申请, 乡镇在接到林权争议当事人申请后, 及时上报县林业局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 , 由林权争议调处机构组织工作人员与当地协同工作人员进行现场调查核实, 收集取证, 形成第一手调查材料, 并依法及时处理争议事项, 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合理建议, 不得推诿拖延、敷衍塞责, 坚持秉公办事;与争议双方当事人或争议事项有直接利害关系, 或其他可能影响争议事项公正处理的, 调处工作人员应当申请回避[4]。
2.4 林权矛盾调处方法
成立林权争议调处机构, 确定工作人员, 严格遵照调处依据和原则, 按照维护安定团结, 利于资源保护和持续发展, 利于群众生产生活原则, 本着公平、公正的调处方法,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因森林、林木、林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归属产生争议经调处无效的, 林权争议调处机构应作出调处意见书, 报同级人民政府, 做到让群众满意, 让政府放心。
2.5 林权矛盾调处实践
组织相关人员到有林权争议的地方进行详细调查。通过现场勘验、调阅档案、走访询问等方式, 全面了解林权争议产生的原因、经过、历史背景。并认真收集有关证据材料, 整理后作为调处依据。现场调查取证时, 应通知双方当事人及有关人员到场, 做好调查笔录和签字盖章。在调处过程中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处协议, 当事人签字生效;人民政府做出的调处决定, 自送达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对人民政府做出的决定不服的, 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个月内, 可依法提出申诉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 林权纠纷调处工作措施
3.1 调处工作的组织领导
县、乡 (镇) 、村应成立林权调处领导小组, 把林权矛盾化解在基层, 避免群体上访事件, 各级党委、政府要提高认识, 把林权纠纷调处工作纳入议事日程, 切实加强领导, 充分调动各级调处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
3.2 排查矛盾, 防患于未然
林权矛盾纠纷的排查, 要本着宜早不宜晚、宜查不宜保、宜解不宜结、宜疏不宜堵的原则, 查出不稳定的因素, 防患于未然, 努力把林权矛盾化解在当地、消除在萌芽状态, 做到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
3.3 抓好法制教育
积极参与普法学习教育, 加强法规宣传,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学法用法, 增强守法自觉性。对借林权纠纷带头闹事、破坏稳定和谐、违法乱纪的, 必须依法查处, 严厉打击。
3.4 正确处理跨界、跨权属林权纠纷
无论跨乡 (镇) 、跨村、跨组或跨国有、跨集体的林权纠纷, 对于林权四界明确、事实清楚、文字表册证据确凿的要力争达成调解协议;对双方争议较大涉及人民政府调处的行政案件, 在纠纷未解决之前, 要协同相邻的镇、村做好稳定工作, 双方都不允许进入争议的山林从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 防止事态扩大和矛盾升级。
3.5 发挥村规民约与“三老”作用
在纠纷调处过程中, 要充分利用“村规民约”和“三老”人员的特殊作用, 针对遗留时间长、产权不明晰的林权纠纷, 要充分发挥敢说真话、原则性强的老党员、老干部、老同志作用, 通过他们找寻当年实地勘界的“老册子”, 并利用“三老”的威望说服争议双方。
3.6 依法解决林权纠纷
林权争议, 当事人应本着互谅、互让原则, 主动协商解决, 达成协议。对协商不成、多次调解失败的纠纷案件, 应引导争议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对法院已判决生效案件, 败诉方既不提出上诉, 又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 调处机构不再作为林权纠纷案件受理, 支持当事人依法进行维权。
摘要：分析林权纠纷产生的原因, 依据林权矛盾调处原则、工作程序和以往的调处经验, 总结了林权纠纷调处的工作措施, 以为我国集体林权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
关键词：林权调查,纠纷调处,工作措施
参考文献
[1]国家林业局林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培训教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9.
[2]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 2004 (2) :49-55.
[3]周训芳, 谢国保, 范志超.林业法学[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4.
惠普首席发言人比尔·沃尔说：“甲骨文装聋作哑，我们对此很失望。”甲骨文则在声明中表示，惠普对甲骨文违反合同的指控“不实”，这一诉讼“极其恶毒，而且没有依据”。
本案已经被提交给加州的一家法院，从而进一步凸显出双方的敌对状态。惠普和甲骨文此前已经开展了30年的合作，而且拥有14万共同用户。
在甲骨文收购Sun，并进军硬件市场后，惠普和甲骨文便逐渐由合作转为竞争。惠普前CEO马克·赫德去年因为性骚扰丑闻离职后也被甲骨文招致麾下。惠普随后就此事起诉赫德泄露商业机密，但很快得以和解。
惠普在起诉书中写道：“仅仅8个月的时间，甲骨文就从惠普的亲密合作伙伴变成了充满敌意的对手。”
当SAP前CEO李艾科执掌惠普帅印后，这两家公司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在李艾科担任CEO期间，SAP就与甲骨文产生了版权纠纷。在他加盟惠普后，甲骨文CEO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甚至公开对李艾科进行指责。惠普则表示，埃里森此举是为了令李艾科难堪，并干扰他在惠普的工作。
如今，英特尔安腾处理器又成为了惠普和甲骨文的斗争核心。
甲骨文今年3月决定停止对安腾处理器的支持。该公司表示，英特尔明确透露，这款芯片已经接近终结，并将把重点放在x86处理器上。
惠普将甲骨文的这一举动称为“反用户”行为。惠普称，该公司是代表已经对安腾芯片投入大量资源的用户向甲骨文提出要求的。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
学校要按照“抓早、抓少，抓苗头和小事不出校、大事不出局、矛盾不上交”的要求，准确 掌握本区域社会动态，定期排查、研究、分析并协调有关部门积极处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学校 政教处每月排查两次，每月将情况上报教育局。
主要内容：
1、学校因招生、收费、特困学生就读等问题产生的矛盾纠纷。
2、校内因内部改革、教师职称评聘等产生的矛盾纠纷。
3、学生意外伤害的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
4、学校职工家庭引发的矛盾纠纷。
5、本区域有可能引发集访、超级上访和其他引发的矛盾纠纷。
新钢中学
中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例会制度
为确保全学校师生财产和人身安全，加强安全保卫工作领导，特制定本制度如下：
一、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学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例会。
二、会议由学校综合治理办公室负责通知，领导班子和负责安全保卫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三、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传达落实省厅、市政府、教育局和各级政府部门关于综合治理工作的批示和有关文 件精神。
（二）、听取本校负责综合治理工作人员工作汇报。
（三）、解决学校保卫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疑题，针对校园周边治安问题提出解决措 施。
（四）、贯彻落实安全保卫制度和失职人员的处理。
1、矛盾纠纷调处受理由村（社区）调委会调解受理登记。
2、调解人员受理纠纷时要认真做好接待服务。如果是口头申请，接待人员应认真听取当事人对纠纷情况的陈述，并做好接待记录。接待笔录要严肃认真，体现当事人原话原意，不得添加任何水分。记录原则上要有当事人的签名或手印确认。如果是文字材料申请，接待人员要认真梳理，并进行登记，给当事人出具签收证明。
3、受理排查纠纷登记，要使用统一的《受理纠纷登记簿》和《排查纠纷登记簿》，受理纠纷登记的内容包括：受理时间、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姓名、性别、民族、年龄、职业、工作单位、住址或电话、纠纷的性质、起因和简单过程等。排查登记的内容包括：排查时间、地点、排查人姓名、被排查的纠纷种类、性质、起因苗头、当事方基本情况、责任方等，要逐项认真填写，不得遗漏。并注意妥善保管，严防遗失。
中国改革开放的30多年带给了人民巨大的福祉,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体制的转换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中国正在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重大转型, 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 更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目前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 许多前所未有的矛盾纠纷和社会问题涌现, 在这种情况下,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 “和谐”成为中国改革发展战略机遇期的社会主旋律。而和谐社会是动态的, 它的构建是要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克服各种不稳定因素的, 社会的稳定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 在现今的历史时期, 如何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有效化解社会维稳中存在的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的稳定, 就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二、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和特点
(一)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
社会矛盾纠纷是指发生在个人、群体间的一种失衡、冲突、对抗、失范及摩擦现象。从性质上, 可分为对抗性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从引发的原因上, 可分为结构性矛盾 (由社会制度、制度因素导致的深层次矛盾) 与非结构性矛盾 (一般性矛盾) ;从风险预测上, 可分为社会风险性矛盾与无风险性矛盾;从检查环节来看, 可分为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民事纠纷引发的矛盾和行政纠纷引发的矛盾三大类。1957年, 毛泽东同志撰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著作, 提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中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不断的变迁, 中国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各种矛盾纠纷凸现的阵痛期, 然而所有这些在维护社会稳定中需要化解的矛盾纠纷, 仍然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发生的非对抗性矛盾,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 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纠纷。
(二) 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改革的深化推进、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 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上升, 并且呈现出新的特点。目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矛盾纠纷主体趋向多元性。由于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与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 并涉及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各方面, 因此参与纠纷的人员就相应涉及工人、农民、市民等各个不同的社会阶层, 主体趋向多元性。如土地权属纠纷、劳资纠纷、市民物业的“理性维权”等都是多元性的具体表现。
第二, 矛盾纠纷成因复杂, 处置难度增大。政策法律本身的不完善、执行的偏差, 还有政策法律规制对象自身的问题等各方面导致了社会矛盾成因复杂;又由于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的随意性, 由此增大了社会矛盾纠纷处置难度。
第三, 矛盾纠纷趋向群体性。与传统的矛盾纠纷所具有的个体性特质不同, 转型时期的矛盾纠纷往往带有群体性特征。许多矛盾通过人民内部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群际关系表现出来, 一旦共同的利益诉求把相同地域、相同行业或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人聚集起来, 形成了利益群体, 群体性事件就很容易发生。例如, 从1993-1999年, 国内发生群体性社会事件的数量增加了3倍, 到2005年全国群体性社会事件已达8.7万起, 特别是征地类、拆迁类、改制类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的趋向群体性特征。
第四, 矛盾纠纷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矛盾纠纷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相互作用下, 时而平缓, 时而激化, 呈现出范围的广泛性、层次的深刻性、状态的复杂性、方式的尖锐性和性质的可变性。有些矛盾纠纷产生过程较短, 发展却较快, 事前毫无征兆, 往往是一触即发, 酿成群众突出的信访问题或群体性事件, 甚至是发生治安案件和违法犯罪行为。
三、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及其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 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
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联系中最普遍的一种, 它揭示了事物联系的确定性和必然性。社会矛盾纠纷同样适用于因果联系, 它的产生也是基于一定成因的。只有对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把握, 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1. 社会贫富分化严重, 社会公正缺乏。
改革开放30多年, 中国形成了双重的“城乡二元结构”, 即在经济上存在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二元结构的同时, 也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社会体制方面的二元结构。这种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社会公正严重缺乏。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 中国基尼系数从2000年开始超越0.4的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升至0.496, 2007年达到0.48, 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变成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城乡、区域、行业以及城乡等各内部之间由于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造成贫富分化严重。贫富分化严重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公众“社会不公正感”的增强。亚当·斯密指出:一个社会如果不对社会贫富差距加以必要的引导, 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平等, 那么“富人的阔绰, 会激怒贫者, 贫人的匮乏和嫉妒, 会驱使他们侵害富者的财产”, 这种不公平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激化、诱导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2. 民主政治参与程度不平衡, 公众利益表达机制缺失。
在政治生活中, 公民理应借助投票选举、代议制度、政党政治等平台, 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合法方式有序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行使政治权利, 使社会成员真正成为国家的一部分, 从而实现民主政治。但目前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匮乏、透明度差, 参与渠道狭窄、途径不畅等情况导致民主政治的参与有效性低、程度不平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 公众对利益表达的愿望也日益迫切, 但有效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却是缺失的。一方面, 公众在国家的政治构架中缺少利益代表;另一方面, 缺少国际上通行的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 如游行、请愿、罢工等,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发生。
3. 法律制度不完善, 司法腐败现象存在。
制度是规范和约束个人与组织行为的各种规则, 但当前中国的法律制度环境处于一个相对不成熟的时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不完善, 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这成为引发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立法方面, 体系不够健全, 规定不够完善, 许多领域存在着空白, 尤其是综合治理法、突发事件应急法等法律体系缺失;在执法和司法方面, 司法权行使的行政化、官僚化、工具化与功利化, 使得司法机关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司法腐败的现象, 不能充分发挥法律在维护公平和正义的作用, 加剧了社会矛盾纠纷的积累。
(二)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存在的问题
1. 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 政府陷入“维稳”悖论。
中国在维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数量仍然不断增加, 从某种角度上说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在中国现实的政治实践中, 上级对下级的政绩考核是决定官员任免和升迁的重要指标, 在上级政府把社会稳定状况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时, 许多基层官员在维稳中便出现了“唯上不唯下”的悖论现象。基层政府维稳的目标因此就变成了如何尽量避免社会矛盾冲突在本届领导任期内的爆发, 而要避免社会冲突在短期内爆发的惯性手段就只能是捂或压。这种重政绩考核轻公共利益的客观事实, 导致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甚至激化了矛盾纠纷, 对社会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威胁。
2.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不完善, 维稳目的难以实现。
(1) 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纠纷解决方式单一化, 诉讼案件剧增数量居高不下。诉讼是中国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人们整体法治意识的不断加强, 中国的诉讼高潮也随之到来, 但现在中国司法资源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增多的民间纠纷, 纠纷解决的需求与法院的司法供给短缺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其次, 诉讼制度局限凸显, 功效低下, 难以解决问题。诉讼是一种高成本的救济保障体系, 一个正常的社会对诉讼的支持和投入总是有限度的, 诉讼是最后选择, 但不一定是最佳选择, 当下对公力救济的需求远远大于社会自治性调整, 这使得大量本可以通过非诉讼方式化解的矛盾纠纷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甚至造成了矛盾激化。同时中国法制建设相对滞后, 有些利益冲突的领域缺乏法律规定, 诉讼无法解决相关纠纷, 即便是依据当时的相关政策进行判决, 由于政策的时代性特征, 也有可能导致“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发生, 从而产生新的纠纷造成社会不稳定。 (2) 非诉讼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首先,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衰落, 社会自我化解能力丧失。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 与诉讼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非诉讼纠纷解决的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 资源严重闲置, 尤其是人民调解的作用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一是调解组织和调解纠纷的数量下降;二是调解所解决的纠纷与诉讼的比例下降。长期以来形成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各自为战的格局, 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主要依赖于政府, 听从政府调解, 国家和地方主要领导人及各部门充当了利益矛盾调解主体, 社会自我化解纠纷能力的低下, 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其次, 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功能缺失, 难以保证社会稳定。当前只有人民调解得到了法院的认可, 而其他化解形式, 包括行政性调解和民间性调解, 几乎没有任何法律法规加以调整和规范。非诉纠纷化解机制也缺乏应有的规范性, 其运作机制存在任意性和随意性, 规定上基本属于原则性的规范, 缺乏细致的运行规则, 可操作性程度较低, 未形成一个有机的、协调的体制, 由此难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保证社会的稳定。
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对策建议
任何事物矛盾的产生都有一个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激化、消灭的过程, 只有及时排除矛盾纠纷隐患, 才能减少矛盾的发生, 只有将矛盾纠纷及时化解, 才能有效控制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的稳定。诉讼和非诉讼纠纷化解两种机制的有机结合, 会最大限度地推进矛盾纠纷化解, 所以, 在深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中, 应积极探索一种动态型和互补型相结合的, 非诉和诉讼“殊途同归”的长效工作机制, 同时也应认识到有效化解机制的建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一) 减少社会贫富分化, 维护社会公正
当今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反映的是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要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坚实的物质基础, 确保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同时, 由于贫富差距的形成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最终结果, 所以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再次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和部门垄断, 鼓励公平竞争, 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 逐步破除城乡的二元结构, 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 构建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 体现与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二) 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重塑民意表达机制
伴随社会的发展和变革, 社会管理应由传统的行政管理逐步向行政服务为主嬗变, 基本理念是通过制度革新和方法创新来保障行政过程中的民主性, 实现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 健全民主制度, 丰富民主形式, 拓宽民主渠道, 积极稳妥地推进民主政治参与, 健全与完善公众利益的表达机制, 变传统单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多向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 实现利益表达渠道的多样化。一是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行使;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制度建设;三是公共领域也至关重要, 要着重发挥其在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方面的作用, 建立政府的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注重社会舆论引导, 充分发挥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大众传媒的作用, 使其成为群众和不同利益主体表达要求和呼声的窗口, 健全对重大传媒事件的回应机制, 注意从中发现一些涉及社会稳定的苗头性信息, 并及时进行分析排查, 通过切实有效的措施, 在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完善法律制度, 严惩司法腐败
社会和谐的基石是公平正义, 法律又是维护公平、保障正义的有力手段, 从而构建和谐社会、维护公平正义, 就必须完善法律制度。具体包括三个层次:一是整个法律体系的重构;二是法律体系内部结构的调整;三是各项具体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过程中要体现“以人为本、保护人权、统筹各方面利益”的准则, 同时防止司法腐败,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关键, 把反司法腐败纳入法制的轨道, 法制上惩治腐败, 防止腐败, 根治腐败, 最重要的是加强民主建设, 扩大人民民主, 确保人民的监督权, 把健全的监督体系纳入法制轨道。宏观上, 要通过制度确保司法权力体系中位置的适当与稳定;中观上, 要建立起确保司法权良性运行的司法体制;微观上, 要通过建立科学的庭审制度确保司法的公正。
(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提升政府公信力
改变政绩考核模式,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首先要解决好对政绩的认知问题, 建立科学、合理、简便易行、有说服力的政绩评价的考察方法和指标体系, 减少考察过程中人为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庄国波 (2004) 认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政绩应把握“四个维度”, 即自身的努力程度、群众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评价指标) 、目标的可行程度、政绩的可信程度。作为现今考核指标之一的社会稳定, 是以“上访率”而不是以“问题解决率”为指标考核, 在维稳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要着重改变这种模式, 将政府公信力指标引入政府的绩效考核, 提升政府公信力, 把服务于民的行政管理理念彻底贯彻到整个组织内部, 加强处理公共危机和社会事件的能力, 按照理性、公正、文明、规范执法的要求, 转变工作作风, 变上访为下访, 着力回应群众的新期待, 不断满足群众的新要求, 防止因执法行为不规范导致损害执法形象和执法公信力的事件发生, 从而构建和谐的干群关系。
(五) 建立完善的矛盾纠纷相关解决机制
1. 建立健全灵敏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排查预警机制。
美国著名公共学家戴维·奥斯本指出, 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 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 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切实维护群众权益。矛盾纠纷能否有效预防, 取决于能否在第一时间全面掌握矛盾纠纷的详细情况和最新动态, 排查预警成为了现行维稳机制中应有的基础环节。排查就是通过调查、检查等方式发现, 掌握各种社会矛盾纠纷的活动, 做到面上排查、点上排查与专项排查,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建立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以个案为平台, 建立社会舆论引导机制, 积极探索信访工作新方法, 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 探究整个社会矛盾排查预警机制的建立。
2. 重视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 (ADR) 。
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 是英文Alte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意译, 缩写为ADR, 起源于美国, 原来是指20世纪60-70年代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解决纠纷方式的总称, 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 在性质上是民间解决纠纷的各种方式的总称。在中国快速地走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之际, 我们应该正视前进中出现的问题, 充分认识到ADR机制在解决社会矛盾纷争中的特殊作用, 它的最终意义并不仅仅在于缓解司法压力, 或者缓和社会矛盾, 而是对于平民文化与多元价值追求的一种认同, 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3. 基于传统文化乡土调节机制的创新。
苏力 (1996) 认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 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利用中国传统法文化本土资源, 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代替性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中国传统法文化在化解社会纠纷中文化特征的再认识, 客观分析其在维系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功能, 进行化解现今与日俱增的社会矛盾纠纷的有益探索,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同时吸收和借鉴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 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五、简要的结论
社会矛盾纠纷并不是一个新课题, 其存在有着必然性, 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 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 新旧体制的转换, 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变化, 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 各种矛盾纠纷接踵, 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也表现出形式多样、主体多元性、成因复杂性、群体性、突发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要有效预防与解决矛盾纠纷, 就要找到其中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 建立与完善相应的预防与化解机制, 本文就此进行了相关分析, 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然而作为系统工程, 正确处理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研究课题, 仍需要学界与实务界进行更为细致的研究, 才能有效解决社会维稳中的矛盾纠纷。
摘要：社会稳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 而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文章通过对目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的形式、特点进行分析, 深入探究了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原因以及造成的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机制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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