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精选8篇）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1

德国社会组织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经验

郁建兴 任婉梦

德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非营利部门的国家之一。截至2011年，德国共有注册社团580298家，财团（基金会）18100余家，社会组织与人口比约为1:75，远高于中国(1:5400)，也高于英国(1:250)、日本(1:260)等许多发达国家。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研究成果显示，早在1995年，德国社会组织的经济规模就已占国家GDP的3.9%，提供了 144万个全职工作。若结合志愿因素，德国非营利部门就业约占全国总就业的8%。与其他西欧国家一样，德国视其社会组织为处理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线，社会组织专业人才主要活跃于社会服务、卫生保健和教育等社会福利领域，为德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对于这个重视各行业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国家而言，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开发、培养和管理无疑是一个重大议题。本文从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志愿者招募与培训等方面，概述德国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先进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意义。德国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高等教育

1.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

目前，德国拥有各类高等院校421所，其中综合大学108所，应用科学大学 210所，公共管理学院、艺术音乐院校、神学院、教育学院共计103所。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数据显示，目前德国各类高校共设专业1.6万余个，注册学生总人数近200万，其中2/3学生在综合大学就读，约29%学生在应用科学大学就读。

在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方面，德国的综合大学秉承精英化教学模式，注重基础理论知识教学以及学术研究。综合大学并未普遍设置非营利/非政府组织管理专业，但开设了很多具有前沿性和学科交叉性的专业门类，为德国各类社会组织输出综合性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运营管理人才。例如，德累斯顿大学（德国11所“精英大学”之一）就设有社会教育（社会福利）学士、社会政策硕士、商业伦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硕士、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硕士、公众健康硕士等学位，旨在充分发掘和培养社会事务领域的专业人才，满足日益多元的人才需求，充实社会组织的专业人才队伍。

德国的应用科学大学是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重镇。应用科学大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职业导向型的高等教育体系，旨在训练学生的实务技能和独立职业能力，pood 强调学生在科学工程和经济社会事务领域的职业训练。很多应用型学科，例如社会工作、公共卫生、青少年教育、健康照顾、护理学等，因其专业设置目标与应用科学大学建立主旨契合，大多设立于此。就读于应用科学大学的学士和硕士在毕业的同时，一般可获得相应专业领域的职业认证资格，从而成为合格的职业技能工作者直接进入就业市场。应用科学大学不设立博士学位。

另外，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的深造与培训提供了广阔平台，而国际领先的“双元制”职业培训更可堪称德国教育的秘密武器。作为传统学徒制的衍生品，德国的“双元制”职业培训采取校企合作模式，学生与工作单位签署培训合同后，约70%的时间在工作单位接受实践培训，30%的时间回到职业学院接受理论教育，学制为3-3.5年。学徒在职业学校的培训费用由国家承担，主要由州政府拨款；在“双元制”培训项目中的费用绝大部分由用人单位承担。德国有数以万计的职业培训项目，特别是在一些需国际（国内）专业技能认证的职业领域，如护士、医药师、老年人护理者、社会工作者各类教育工作者、咨询培训师、语言治疗师、心理治疗师等。图1简要展示了德国社会组织工作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内的发展路径图。

图1 德国社会组织工作者在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的发展路径

2.社会工作/社会教育专业

德国的社会组织运营具有典型的合作主义特征，政府将社会组织吸纳进入社会福利供给领域并扮演辅助角色，在认可社会组织自治的同时，基于补贴原则提供大量财政支持。因此，德国的pood 社会组织以社会福利服务为主（就业份额占非营利部门总就业的83%），其中社会服务就业就占了近四成。德国就业研究所（IAB）的分类职业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现有社会工作者（社会教育者）从1999年的30.8万人增加到2011年的52.2万人，其中从未受过职业培训的仅占9.1%。德国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体系，为社会不断输出训练良好、专业化程度高的社会工作者。通过德国官方的科研检索Research Explorer，可搜索到全国共有49所综合性大学、54所应用科学大学开设了社会服务领域的学习及深造项目。

2001年，德国大学校长联席会议及各州文教部长联合会正式批准“社会工作”成为独立的“学术专业”。该专业由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教育专业合并而成。在德国，对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这两个专业是否需要界分存在长期争论，两者的主要区别为：前者更注重针对家庭或其他既定团体的各类社会服务的综合训练，而后者似乎是欧陆教育体系的独特产物，旨在培养在青少年教育、日托服务、罪犯改造、教堂及社区发展服务等几个重点领域的社会教育人才。自2007年起，德国实行教育体系改革，获得社会工作文凭者即可同时获得“社会工作”和“社会教育”双学位。

社会工作的学士学制为三年，另加一年带薪职业训练。社会工作是一门交叉学科，学生的基础必修课程涉及教育学、心理学、公共行政学、经济学和法学等。完成基础必修课后，学生可自行制订学习计划并进行专业带薪实习，最后完成毕业论文。在德国，学生获得社会工作学士学位的同时将获得社工师的国家认证，直接进入社会工作领域就业。

社会工作的硕士学制为两年，更强调社工专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学习。获得社工硕士学历者进入职场后的工作级别和薪酬待遇通常高于社工学士。另外，一些应用科学大学还细分了社会工作领域的硕士项目。例如明斯特应用科学大学就设立了社会管理、青少年福利服务（概念发展和组织设计）、营养与健康、健康护理专业人员教育、护理和保健设施管理、可持续服务和健康经济学等六大硕士项目，以满足社会工作领域更高的专业化要求。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并无设置社会工作博士学位。获得社工硕士学历者若想继续深造，可攻读教育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心理学等相关领域的博士学位。

3.公共卫生/护理学专业

医疗卫生服务是德国的第二大非营利服务领域，就业市场对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和健康护理等相关专业的人才需求量很大。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表明，1995年德国非营利组织中卫生保健领域的雇员占总就业的31%，远超出22个国家的平均水平20%。

在德国，拥有独立公共卫生学院的综合性大学不多，但有数十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卫生相关的学士或硕士项目，下设于医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等。另外，一些高校组建联合机构以整合研究与教学资源，提供更优质的公共卫生高等教育。查理特医疗卫生学院

pood 即是一家由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联合组建，具有300年历史的医疗产学研机构，它下设本科生和研究生院，依托100多家诊所和医疗研究机构的合作资源，开设了公共卫生、流行病学、健康与社会：性别与多元化研究以及国际卫生等多个硕士项目，已培养7000余名医疗卫生领域的专业人才。

应用科学大学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专业设置则更多元且偏向实际应用，例如临床社会工作、护理学、卫生保健服务等。近年来，德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存在高级护理人才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开设护理学专业，以不断输出同时具有扎实专业知识和灵活实务技能的社会服务人才，从事临床护理、预防保健、护理教学和护理科研等工作。公共卫生（护理学专业）的培养模式与社会工作类似，学生必须完成基础必修课程、带薪实习和毕业论文，毕业时可获得学位证书和德国（欧盟）执业资格认证。

德国社会组织人才的职业培训 1.网络化的职业培训资源

在德国，社会组织工作者可以通过网络渠道获得完善的职业培训信息，包括“双元制”学徒培训、高等专科学校培训、继续教育项目等等。通过德国劳动与社会部下属的培训资源网站KURSNET，可搜索到全国有2.41万多个卫生、社会、教育领域的专业发展培训项目，内容涵盖社会工作、家庭支持、紧急医药服务、幼儿照料、老年人护理、按摩治疗、健康教育、心理咨询等众多领域。申请者可自由选择形式多样的培训项目，如短期课程、长期见习、研讨会等，并通过教育券、培训补贴等方式支付培训费用。表1为德国最大规模的几家职业培训信息网站。

表1 职业培训信息网站

2.伞状组织的培训项目

由伞状组织支撑而成的自上而下、层级清晰的体系构架，是德国非营利部门的一大特色。从德国联邦志愿福利组织联合会向下展开，六大全国性非营利福利联合会——德国明爱联合总会、德国福音教社会服务联合总会、工人福利联盟、德国红十字总会、德国平等福利联合会和犹太教社会福利协会——下辖众多州级和县级分支机构，几乎吸纳了德国所有的社会组织成为其会员，从而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伞状网络。

pood 德国的伞形组织为会员提供形式多样的再教育资源和培训服务，这对我国推进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例如，德国红十字会在16个州分别设立了救援学校和老年护理学校，并定期开设区域灾难救援、医疗急救、日常看护等培训项目。拥有6000 名成员的最大社工组织——德国社工职业联盟(DBSH)下设专门的培训和继续教育机构dbb-akademie，提供1200余项全国范围内的职业培训和个人深造项目(见表2)。

表2 dbb培训机构2013年培训计划和活动模块

德国社会组织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 1.社会组织志愿者的招募

德国是世界上志愿者群体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共有2300多万公民积极参与志愿活动，占8000多万总人口的近30%。据德国联邦家庭事务、老年、妇女及青年部每五年一次的志愿者普查报告显示，2009年德国14岁以上的公民有71%活跃于志愿者领域，且这一活跃度已保持了十年之久。另外，公众参与志愿活动的热情也在逐年增加，有意愿参与志愿服务的公民比例从1999年的60%增加到2009年的71%，其中14-24岁年轻人的志愿服务意愿更是高达84%。

德国人持续高涨的志愿服务热情与良好的制度保障和浓厚的志愿文化密不可分。德国联邦政府于2002年修订了《奖励社会志愿者年法》和《奖励生态志愿者年法》，鼓励14-27岁的青年在儿童教育、卫生护理、文体活动、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开展为期12个月的志愿服务，并接受专业指导和学习。2010年颁布的《奖励国际志愿者年法》则鼓励德国年轻人进行跨文化、多样化的海外社会志愿活动，并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和资金保障。同时，德国在立法中通过采取财政税收、替代兵役等政策措施，并建立了志愿服务实际支出抵偿制度，大力鼓励志愿服务。

2.社会组织志愿者的培训

德国政府及各社会部门非常重视对志愿者的专业培训和能力建设。例如，在为期6-24个

pood 月的国内或海外正式志愿服务之前，志愿者必须参与25天的事前培训，由教育专家传授各种必要的知识技能。另外，每名志愿者在服务期间均会得到1-2名导师的全程指导，帮助他们解决服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德国联邦政府鼓励并支持开展各类社会福利领域的志愿者培训活动，德国联邦技术救援局就针对灾害救援志愿者，设立了遍及全国的培训站点和两所联邦志愿者培训学校，每年为1.3万名学员提供系统化、模块化的救援技术培训课程。同时，大型非营利伞状组织，如上述的六大福利联合会，均设有针对志愿者的培训机构和项目，以促进志愿服务的普及化、标准化和统一化。参考文献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2

一、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现状

近几年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猛,从业人员日益增多,在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但是,社会组织人才队伍专业化建设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

(一)社会组织专业化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的需要。

随着社会组织队伍的不断壮大,广东省汕头市已经形成了门类基本齐全的社会组织体系,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从2008年到2016年,汕头市社会组织总量已经达到4,256个。但是与社会组织“井喷式”发展不相适应的是,该市的社会组织专业化人才却“奇货可居”。在2008年,汕头市只有30人参加社会工作师、助理社会工作师证书考试。2013年全市报考人数为2,174人,417人通过考试。到2014年,该市报考人数降低至849人,其中有130多人通过考试。截至2015年,全市持证社工大约只有650多人[2]。由此可见,社会组织专业人才供求矛盾非常突出。

(二)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素质成为社会组织的发展瓶颈。

近年汕头市社会组织的人才素质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各个领域的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越来越多地汇集到社会组织中,但目前多数社会组织中受过专业的系统教育、拥有专业技能、能综合运用各种方法技巧开展专门工作的复合型人才严重不足。根据调查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6年,汕头市社会组织总量从1,373个发展到4,256个,但是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接受调查的工作人员中,高中文化程度者占45.1%,大专文化程度者占17.9%,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仅占8.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则占到28.5%;接受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状况不理想,绝大多数被调查对象表示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经历,而接受过培训的工作人员普遍反应培训的内容过于理论化、程式化,没有针对性,对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帮助不大。由于没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方法支撑,大多数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主要依靠经验或热情工作,不能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系统化的专业服务。这也是我国社会组织的社会认同度偏低,无法建立起应有的社会威望和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这反映出提升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技能已经刻不容缓。

(三)社会组织专业化人才流失率过高。

由于薪酬待遇过低、晋升空间有限和培训机会比较少等原因,社会组织不但招聘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面临很多困难,而且原有的优秀人才流失率也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据调查数据显示,汕头市在职社会组织的人才跳槽率约为45%,平均在岗任期年限约为1.5年。汕头市社会组织的人才流失率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12年为15.5%,2013年为18.7%,2014年是20.6%。2015年则达到22.4%,为历年最高。优秀人才流失率过高的现象已经成为社会组织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二、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影响因素

影响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从社会组织人才的选拔招聘、培训使用、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社会组织缺乏科学系统的人员选拔机制。

到目前为止,我国社会组织还没有建立起适合自身特点的、科学的、系统的人员招聘选拔机制,尤其是在志愿者的招募过程中,通常是重量不重质,采用来者不拒的方式,这种“广撒网”式的招聘方法,会给社会组织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一是社会组织的人员数量庞大,但质量却参差不齐,不但造成冗员现象严重,而且给社会组织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由于人才招聘过程中随意性大,不能对应聘人员的知识、技能、个性特质有深入的认识,难以招聘到能满足社会组织发展需要的、高质量的复合型人才。更重要的是这种“广撒网”式的招聘方法,不能对应聘者的价值观和入职动机有客观的认识,其结果是部分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差、组织归属感不强,少数人只是把社会组织作为工作的“跳板”,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流动性过大、流失率过高,都不利于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培养。

(二)针对社会组织人才的培训开发机制不完善。

社会组织人才的工作价值与理念专业化、知识与技能的专业化,一方面来自他们在校求学期间的学历教育,另一方面来自走向工作岗位之后所接受的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当前我国社会组织人才的教育培训开发机制存在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一是社会组织专业的学历教育培养体系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招收社会组织专业的高校比较少,而且师资力量普遍不足,大部分老师只有社会组织的相关理论,缺少既对社会组织相关理论有深入研究又有丰富专业实践经验的、专业素养较高的师资力量,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的学生只能“纸上谈兵”,而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工作实务能力则严重不足。二是社会组织在职人员的职业培训体系不健全:很多培训只重形式,不重内容,专业教育和专业培训的针对性较差:在社会组织中由于分工不同,不同岗位的工作人员所需的知识技能也应当不同,他们所需的培训内容和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但现实是我们很多针对不同岗位的社会组织成员的培训从方式到内容都是千篇一律的,针对性非常差,培训的效果肯定不可能好。

(三)社会组织缺乏竞争性的激励保障机制。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社会组织人才在社会认同、职业发展、薪酬激励等方面还不完善,这些情况都会影响社会组织人才队伍的专业化程度。目前,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比较低,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处于边缘状态,社会地位比较低下。职业认同的不足和偏差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导致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流动性大、专业人才缺乏等问题;我国大多数社会组织没有或较少对员工进行职业生涯设计,短期化管理和模糊的职业生涯使得社会组织工作人员容易产生工作倦怠,更谈不上职业化。职业化程度低,已经成为弱化专业化的动力。据2010年《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显示,社会组织从业者薪资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约占90%,2,000~3,000元段最为集中,无固定收入和月薪在1,000元以下的占到18.4%[3]。据调查,汕头市2016年平均工资为3,554元,排在广东省的第13位,但大部分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要远远低于3,554元。薪酬福利过低难以吸引和留住高水平的专业人才,也会导致部分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缺少工作热情,从而形成了社会组织举步维艰的恶性循环。

三、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长效机制的构建

专业的社会组织工作者要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提高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程度需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人才选拔招聘、教育教训、激励保障三位一体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人员招聘选拔机制。

社会组织因其自身的特殊性,对人员要求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人员的招聘选拔也应当具有特殊要求。社会组织可以借鉴政府、企业的招聘选拔机制,对需要招聘的工作岗位进行深入分析,按照“人岗匹配”、“能岗匹配”的原则选拔人才,制定明确的人员招聘选拔程序,采用“无领导小组讨论”、现场模拟等多种方式对应聘人员的知识、技能、个性特质进行科学测试,除此之外,要特别对应聘人员的价值观和入职动机进行考察,以保证入职者的人生价值观和入职动机与社会组织的公益性相契合。还可以采用“校社联动”等形式,社会组织与高校合作共同培养、选拔招聘一批拥有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富有创造力的大学生充实到社会组织中来。

(二)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教育培训机制。

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对社会组织人才的工作价值与理念、知识与技能都有较高的要求,建立科学、合理的社会组织人才教育培训体系是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基本实现途径。一是要大力发展高校的专业学历教育,充分利用高校的资源优势,扩大各大专院校招生规模,形成专科、本科、研究生以及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多层次学历教育体系。二是要加强对社会工作专业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培养大批优秀的具有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专业水平高、教育与科研能力强、思想素质高的专任教师队伍;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建立高校教师、培训机构培训师和社会组织有经验的优秀工作人员“三位一体”的复合型教师资源库。三是要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加强对在职的社会组织的工作人员的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鼓励他们参加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社会工作人才培育基地要开发多元化的课程体系,有计划、分层次地对现有社会工作人员进行高针对性的培训,以满足社会组织多样化的需求,提高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水平。

(三)构建具有竞争性的激励保障机制。

较高的职业认同度、良好的职业规划和有吸引力的薪酬福利是提高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水平的重要举措。要提高社会组织的职业认同度,优化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的社会环境,政府和社会组织要借用各种传统和现代媒体的舆论导向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来宣传社会组织;社会组织要提高自己的服务水平,让更多的公众认同、支持、尊重社会组织,让更多的优秀人才到社会组织中来[4]。社会组织要重视对其工作人员的职业规划,根据开展社会服务的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职业化的工作岗位,使社会组织人才能“人岗匹配”、“能岗匹配”。根据社会组织人才的职业技能水平和工作能力建立科学合理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作的、层次分明的薪酬福利制度,充分发挥薪酬福利的激励作用,使社会工作成为一个体面而时尚的工作。

摘要：人才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支柱,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力量。我国社会组织的专业化人才短缺,大大降低了社会组织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不利于社会组织的快速健康发展。因此,提高我国社会组织人才的专业化程度,建立我国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长效机制尤为重要。

关键词：社会组织,人才专业化,影响因素,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1]文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与职业化建设[J].新资本,2007,1:86

[2]宋芾.汕头力推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工队伍联动,推动社工持证上岗[N].南方日报(TC03),2016-1-12

[3]窦瑞刚.中国公益人才发展现状及需求调研报告[R].2010:75~90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3

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必要性

（一）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政府转变职能的必然要求

当代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社会大众对公共服务有着日趋多样化的需求，政府在宏观层面维持社会稳定，无法兼顾少数特定群体对公共服务的需求，长此以往，会导致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此，政府需转变职能，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创新管理。

（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可弥补市场缺陷

“市场失灵”使得市场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略了公共服务需求，社会组织的活动具有公益性、非营利性，这些是政府与市场组织难以实现的。社会成员对参与社会生活有着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大众对社会组织的需求加大，同时自身也是社会组织可利用的人力资源，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政府与市场组织的缺陷。

（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符合人民自身发展的需求

由于人民对娱乐、健身的需求加大，体育社会组织涌现出来，但由于其自身组织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混乱、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多重原因，要想取得发展，需提高自身专业能力，同时积极与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合作，提高其公信力，链接社会资源，赢得社会认可。

二、体育社会组织发展的现状

（一）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基本信息

信阳市21家体育社会组织在成员参与、组织运行、管理机制、现有资源与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足：

1.成员参与。部分组织成员参与度不足，活跃成员占比小于20%，参与频次低，活动形式单一。参与人员性别比例失衡，男多女少。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主要是以兴趣为指标组成的同质性小组，但受居住地、个人健身计划、活动举办时间以及季节、心情因素影响，多数是一些有较浓厚兴趣的成员参与；体育社会组织定位明确，针对某一项体育运动开展活动。

2.组织运行。组织结构不合理，缺乏专职管理人员，决策机制不健全。多数受访的体育社会组织管理人员较少，多为发起人，分工不明确，一人身兼数职，决策权也在少数管理者手中，组织成员在参与决策上很被动。

3.管理机制。规章制度不完善，有的组织缺乏明文管理条例。无内部管理手册，在人力资源、固定资产、档案、印章使用等方面都缺乏管理条例，缺少明确财务管理制度，多数组织无专职财务，信息公开和透明度不高，影响组织公信力。

4.现有资源与能力。外部支持不足，资金来源单一，活动经费不足，缺乏甚至无专业指导员、专业设备支持，缺乏固定资产，活动场地较为灵活。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少数品牌赛事，如“信阳市夏季篮球联赛”等有企业赞助，但多数组织对政府依赖性较高，筹备资金能力有限，无市场、企业的资金支持。体育指导员多在组织内部产生，其中包括一些长期坚持运动的成员，长期经验的积累让他们也成为了运动的专家，外聘专职体育指导员较少。

（二）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困难

1.参与制度不健全。在2016年9月1日《慈善法》施行以前，国内条例都是依照《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88年颁布）来设置正式登记、注册标准的，当前信阳市体育社团众多，其中不乏有体育社团由于法律门槛或其他因素而未能实现合法注册，由此就可能被排斥在现行体制之外。除此条例外，无具体行政制度来处理社会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很难有法可依，即便参与了，一旦出现差错，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补救措施。另外，1988年的条例随着社会发展也无法很好地适应当下现实；体育社会组织在现行条件下拿到真正的社会组织身份的环节与关系复杂，难度较大，活动便无法开展。

2.参与空间有限。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在新时期下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层面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信阳市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可能在理解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上存在一定偏差，故而对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态度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3.内在动力不足。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和领导者在社会组织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一方面体现了其他参与者兴趣不足、参与不够，也从侧面说明了组织领袖的存在使其他参与者缺乏参与管理的机会。社会组织需要群众基础，只有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才能吸引大众参与到社会组织的运作中，才能让公众利益实现在社会管理中，社会组织才算真正的参与了社会治理。

（三）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困难的原因

1.自身能力不足。信阳市体育社团由民间发起，在政治上缺乏权威性，组织身份有瑕疵。尽管有的社会组织（如信阳市篮球协会）正在开拓市场，试图寻求与企业合作的项目，但由于我国企业、公民捐赠能力不足、捐赠意识薄弱，较多体育社会组织资金来源单一，较依赖政府，因此经济上缺乏独立性，限制了其指导、提供社会健身服务功能的发挥。调查还发现，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群众基础较强，负责人及核心成员利用个人资源来推动组织发展，这主要与当地体育局在权力下放时的顾虑、谨慎有关。另外，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的指导员多由本组织内部产生，未形成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化发展的局面，无专门管理机构，所以仍处于一种自发、封闭、盲目的状态，成效甚微。

2.政府支持不足。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认为其业务主管部门的作用主要是资金扶持、监督管理、业务咨询及协助宣传，如上文所述，当地体育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方式就是举办各项活动与赛事，他们表示，在此过程中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资金方面的不足。目前体育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费，但除了维持组织日常运行，也需要给予会员相应的反馈，组织发展需要承担大型活动、项目来提高影响力，仅会费不足以支持活动开支，多数组织认为资金因素在限制发展方面所占比例最大，“资金不足”成为他们面临的诸多困难之首。信阳市篮球协会在当地某区的篮球场都是组织负责人出资建立，但实际上此类体育场所建设的资金投入应采取多元化、多渠道的筹集方式。

3.监督不力，管理机制不健全。信阳市体育局负责各种经常性体育活动及单项比赛，根据政策向下级机构提供经费支持和业务指导，履行对当地体育社会组织的监督、评估等职能。但相应的专门体育管理系统仍不太完善，根据弗里曼的利益相关者模型，体育社会组织的内部资源提供者（提供支持的政府、捐赠人、成员、志愿者等），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媒体、公众、身为监督主体的政府等），有利益就有责任，一方面体育社会组织有必要对利益相关者担责，另一方面利益相关者也有必要监督体育社会组织。

三、促进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路

（一）健全参与机制

目前我国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法律相当薄弱，《慈善法》自2016年9月1日实施，时间尚短，成效不明显，日后还应根据实际施行情况对法律条例进行增改、删减。但社会组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有法可依，一旦发生纠纷，在问题的解决上也有制度保障。降低体育社会组织在获取正式社会组织身份上的难度，有助于保证其体育活动的参与，推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二）拓宽参与空间

政府处于从“全能政府”转变为“有限政府”的关键时期，需要摒弃“大包大揽”的做法，将部分社会治理的权力让渡给社会组织，逐步转变为提供资源、监督管理的角色，这样，体育社会组织承担一部分的体育公共服务责任，政府也可通过购买体育社会组织的服务来促进体育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充分认识到体育社会组织的作用后，应在实践中加大对其的扶持力度，同时加强对体育社会组织的功能改造，使之成为承接部分公共服务的有效载体，以此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此外，体育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也可以向政府寻求“挂靠”，依附政府的发展模式向政府寻求“保护”，同时充分利用自身运作规律，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并通过拓宽沟通渠道和交流平台，将自己纳入到体育治理体系中。在此期间，政府需明确自身定位，及时向体育社会组织提供合理政策、资源支持和监督管理。

（三）提高参与动力

促进信阳市体育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内外兼修。体育社会组织内部需要调整管理机制，运用现代科学的管理模式，争取号召更多组织成员参与到社会组织的运作中，以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组织成员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帮助体育社会组织在内部运营上得到提升。另外，体育社会组织应协调好与各种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吸收其有效资源，提高公信力，推动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在外部监督上，利益相关方也应主动扮演好监督的角色，督促体育社会组织更好地履行其使命。

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篇4

一、安全专业工作开展情况

1、结合公司“中秋”、“ 十一”节前检查工作通知隐患排查工作要求，事业部组织6个作业区、26个班组进行危险源辨识。事业部20xx年共辨识危害事件428个，同比20xx年增加61项。其中新增81项，合并、删除20项，修改1项，

2、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的要求，检查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熟知情况，抽查作业区域领导18人/次、正副班组长27人/次、职工31人/次，均达到熟知。抽查岗位职工安全规程人手一册24人，抽考岗位安全规程熟知情况52人/次，均已熟知、落实。

3、为了认真吸取迁钢“9.2”安全事故教训，全面贯彻落实首自信公司和事业部“安全生产实施方案”工作要求，强化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现场安全管理，事业部于9月23日、24日，组织两期班组长安全管理培训班，进一步提升事业部安全管理人员管理水平，有效落实各级安全生产职责。

4、结合首钢总公司“强化现场安全管理”和首自信公司关于开展制作、安装“安全生产警示牌”的工作要求，组织各单位开展“安全生产警示牌”统计和安装工作。目前已到达各作业区整理汇总、上报阶段。

5、事业部结合京唐公司各生产作业部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危险因素等特点，组织各部门、单位编制检修安全措施指南。已进入各班组岗位整理统计阶段。

6、事业部结合迁钢9.2事故通报和总公司靳总在安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单位维护工作特点，组织开展联系确认制度教育培训以及完善岗位操作规范工作。已进入各班组岗位整理统计阶段。

7、按照公司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要求，组织事业部40名特种作业资格证到期的职工进行复审再教育培训，考试中全部合格通过。抽查事业部职工以及外协单位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25人/次，均随身携带。

8、安全检查情况

(1)检查班组安全生产日志、周一安全活动记录、班组安全教育台帐、班组手持电动工具使用检查记录共计104本，班组落实事业部“节前”安全工作布置，教育学习落实，有讨论发言记录，但个别班组还存在问题;

(2)事业部机构调整，新增热轧、酸轧维护区域。检查协力单位(诚诺公司)新入厂职工、公司内部转岗维护人员共计97人三级安全教育落实，职工休假复工教育落实;

(3)检查班组手持电动工具使用检查记录26本，检查登记落实;

(4)抽考职工岗位安全规程、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京唐公司维检人员通则、京唐公司“八大禁令”共计101人;

(5)抽查煤气、氧气等各类报警器50台，更换电池35台，均达到状态完好，确保班组正常使用;

(6)抽检职工验电笔11人/次，未发现损坏现象;

(7)检查职工劳动防护用品穿戴以及班组长、安全员安全员管理臂章佩戴情况46人/次，均符合穿戴规定;

(8)检查班组20xx年危险辨识工作，做到危险部位告知明确，控制措施落实;

(9)检查班组职业危害岗位防护用品使用28人，防护耳塞齐全，班组防噪声耳罩完好;

(10)检查防火安全活动记录26本，活动内容记录落实;

(11)检查班组交通安全活动记录26本，有活动记录;

二、查出的问题

(1)个别班组安全生产日志记录，抽考内容过于重复，专业会布置工作落实存在差距，专业已帮助辅导整改;

(2)个别班组周一安全、防火、交通活动职工发言人数未达到最低限50%;

(3)个别班组安全生产日志台帐有修改痕迹。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5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和依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这标志着我们党充分认识到政府不再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社会组织以其独有的特质和优势参与社会治理领域，能够承接政府部分社会管理的职能，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形式，这是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创新社会治理必须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

一、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推动政府改革，优化社会治理

20世纪后期世界范围公共管理改革的总趋势是从管理到治理，就是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合作，共同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首次引入了“社会治理”概念，提出要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由管理到治理，一字之差背后体现的是理念、方式和制度的变革。社会治理与传统依靠行政权力进行管理不同，主要方法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合作、协商、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管理社会事务。实践表明，实现政府的有效治理，必须将一些可由社会自我管理的事项交由社会，充分发挥社会自我调节功能。社会组织具有植根于社会的优势能与政府优势互补、发挥作用，是政府有效治理的有力助手，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依靠力量。首先，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是政治民主化的体现，它可以很好地担负起代表和反映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的职责，通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政府可以很好地架起与社会沟通协调的桥梁，大大提高社会治理效率。其次，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政府改革，利于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小政府，大社会”——流行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已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和共同选择。作为理想的承接载体，社会组织逐步进入公共治理领域，逐渐承担从政府逐渐剥离出来的部分公共服务性事务，政府才能真正正确履职和优化结构。

二、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优化公共服务供给

在政府管理视野下，政府是公共服务唯一的供应主体。随着现代社会公民对公共服务需求的不断上升，这种由政府“包揽”公共服务的供给和对社会生活领域治理的传统模式，不仅效率不高、提供的服务内容和质量有限，而且各级政府已是不堪重负。而以民间性、公益性和自主性为基本特点的社会组织在组织和分配社会资源时往往更有效率，能够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社会治理效益。因此，转变政府职能，将部分政府“管不了、管不好”的治理职能交由能担此重任的社会组织承接成为大势所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批的社会组织将公益慈善作为发展宗旨，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尤其是扶老、救灾、助残、助学和济困等公益性慈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的主体作用。如，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建立经常性社会捐助工作站、点和慈善超市3.1万个。全年有1325.0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有1293.3万人次在社会服务领域提供了3639.6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因此需要发挥社会组织优势，通过委托、协议、参与招标、合作外包等方式，利用自身机制、资源、人才等方面优势，在社会公共服务活动中以服务为宗旨，积极协助政府部门开展行业调查、决策咨询以及产业政策制订等活动与政府联合或独立提供公共服务，与政府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互补，形成更为健全与科学的公共服务体系。

三、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反映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

我国已进入全面深入改革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利益分化和公民需求多元化的新形势，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呈现了新的特点：突发性增强、群体性增强、对抗性增强、主体多元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当前，国内外环境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要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关键在疏导。

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等特点，具有贴近公众、反映不同群体利益诉求、整合和协调公众利益等优势。社会组织可以快速、有效、直接地了解民情表达民意;可以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表达方式协调不同群体利益，推动公众行为规范有序;可以积极应对各种环境变化，反映相关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工作，有效促进问题的解决和矛盾的化解。社会组织通过提供公民参与的平台，可以促使公民监督国家权力，影响和监督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这对于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民意反映的越及时，就越不容易引发对抗性矛盾。在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公正方面，社会组织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扩大民众参与社会管理。因此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应依靠民间力量解决民间矛盾、化解民间纠纷，注重发挥社会组织在化解民间纠纷、协调各方利益关系、调解社会矛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确保社会安定有序”。

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缓解就业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中央的重视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社会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整体影响力日益增强，已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9.9万个，比上年增长8.1%;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13.3万人，比上年增加2.3%。这些社会组织活跃于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科学技术等重要领域，不同程度地发挥着激发社会活力、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的作用。

当前应重点培育对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联系最直接的部分社会组织，为缓解就业压力、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做出重要贡献，这是符合实际的战略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等四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我省齐齐哈尔市民政局去年6月份出台了《齐齐哈尔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指导意见》，成为全省第一个制定出台社会组织直接登记试点工作规范性文件的地区，打破了实施多年的社会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消除了众多草根社会组织难以合法注册的困扰。但是，降低门槛不仅会带来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同时也会带来诸多管理问题，社会组织也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如能力提升、政府支持、共同认可等等。因此，要尽快建立全面、系统的社会组织管理和监督体制，确保社会组织的规范运作。

同时，需要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快政社分开。严格执行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得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规定，减少行政干预，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社会性和独立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因此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逐步将部分行业管理的职能，如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行规行约制定、行业统计、资质认证、协调行业诉讼等职能，结合政府购买服务，通过转移、授权或委托给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真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管理职能，逐步实现其对行业内部企业本应具有的约束力和权威性。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6

中共上高县委办公室

上高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工作进社会组织

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实施意见

（2013年5月3日）

根据《江西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2-2015年）》（赣发[2012]9号）和市委办、市政府办《关于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工作进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实施意见》（宜办发[2012]18号）精神，为推动社会管理工作进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深化和谐平安创建为主抓手，围绕“挺进第一方阵，建设中等城市”总体目标，整合资源力量，完善工作体系，创新监管机制，增强发展活力，全面提升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的科学化、长效化、法治化水平。

二、工作目标

2013年全县规模以上企业和企业商会、行业协会、社会中介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社会管理工作开展面达到100%；2014年全县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社会管理工作基本实现全覆盖。努力实现“两维护”、“三普遍”、“六无一满意”的目标，即维护业主、职工的合法权益，普遍建立党群组织和综治组织、社会服务管理机制、社会管理工作制度，无群体性事件、无集体越级上访、无刑事案件、无重大治安案件、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无员工违法犯罪，对社会服务管理满意。

三、主要任务和工作措施

（一）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管理工作体系

1、完善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在推进党组织和工会、共青团、女职工组织等群众组织建设的同时，推进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建设。要成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法人代表兼任组长，设立综治工作室，由分管负责人兼任主任，配备综治工作人员。建立矛盾纠纷排调组织，组建内部治安巡防队和消防队等群防群治队伍，有条件的可建立警务室或警务工作站。抓好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调查摸底工作，加快社会管理基础信息库和监管信息平台建设，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

2、推进服务管理责任体系建设。我县实行“一组、两办、三块”负责制，即县综治委成立“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专项组，下设由民政局牵头的社会组织专项办公室、由工商联牵头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专项办公室，分工业园区、城镇社区、乡村三块推进，逐步解决社会管理缺失的问题。各园区企业的综治组织规范化建设，由引进服务的乡镇场（街道）、县直单位直接抓，接受有关单位的指导管理。城镇社区、乡村由所在地的基层党政组织负责，在细分的网格内进行。健全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法人责任制，实行综治目标管理责任制，层层签订责任书。

（二）深化和谐平安“六联”创建活动

1、和谐关系联建。认真执行国家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及工资集体协商、正常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及时优先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建立由人保、工会、工商联三方共同参与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构建企业文化，丰富“职工精神福利”。实施“关爱职工行动”，改善职工工作和生活环境，加强人文关怀，做好情绪疏导工作，保障和维护他们劳动、经济、生活和民主等方面的合法权益。

2、矛盾纠纷联调。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矛盾纠纷动态排查制度，及时对各种不稳定因素进行预警和防范。完善矛盾纠纷内部化解制度，创新矛盾纠纷社会化调处机制，及时有效化解劳资关系、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以及与周边的突出矛盾纠纷。

3、内部安全联抓。严格落实防火、防爆、防泄漏、防工伤等各项安全制度，完善工作预案。落实值班、门卫、巡逻、财物管理等安保制度，落实人防物防技防措施，做好治安联防协防工作。及时发现和治理安全隐患，严防发生各类案件和事故。

4、重点人口联管。加强对职工的服务管理，切实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实际困难，加强对刑释解教、社区矫正等人员的管理，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搞好流动人口和重点人员的登记管理工作。

5、法治素养联育。结合“六五”普法，深入开展法律、安全、诚信等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业主、管理者依法经营管理、诚信创业的意识，引导职工自觉学法遵法守法用法。

6、平安建设联推。深化平安创建活动，不断提高覆盖率。整合党群组织、综治组织的力量，协同推进平安建设。

（三）加强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

1、健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服务管理机制。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规章制度，增强服务管理职工的社会责任。加强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建立银行、人保、财税、政法及监管部门共建共享的信息平台。

2、健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机制。建立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在乡村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服务功能，培育红白喜事、环境卫生、留守老人儿童照顾等公益型社会组织，在城镇社区培育医疗卫生、文教体育、养老、环保、治安管理、纠纷调解等服务型社会组织，并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对活跃于社区、服务于基层群众但尚不具备登记条件的社会组织，由民政部门统一备案。

3、健全社会组织常态监管机制。建立社会组织责任自负、政府宏观管理、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监管体系。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管理制度，强化自治自律。完善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备案和出资人入股、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公开制度。加强社会组织管理队伍和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服务管理中心。完善民政、业务主管单位和公安等部门的内部会商、等级评估、分类监管机制，依法加强对政治类、法律类、宗教类社会组织和境外非政府组织活动的管理。制定年检管理办法，定期公告年检结果，依法撤销和注销连续两年不履行年检义务的单位，对财务混乱、违规赢利、组织休眠的社会组织适用查处退出制度。

4、健全社会责任评估机制。制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建立以法律责任为核心，包括市场、环境、用工、安全、诚信、道义和慈善等内容，兼顾各方利益的协调机制。开展企业扶贫帮困、积极引导企业参与“慈善捐赠”等公益活动。

5、健全社会管理工作制度。完善议事例会制度，每年召开社会管理工作会议，研究部署工作任务，重点分析内部及周边的不稳定因素。加强信息收集、报送、研判，对重大涉稳情况应及时妥善处理，并向当地综治、公安等部门报告。完善工作台账制度，对“六联”创建等情况及时记录、归档。完善检查考核制度，把社会管理工作任务逐项细分落实，并与生产（工作）同步检查考核表彰。同时，综治委要加强检查考核，把考核结果运用到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及其法人代表、管理者评先评优和“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社会政治职务安排的工作之中。

四、工作要求

一要抓好试点，整体推进。县里将选择1个社会组织、3个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按照“项目化、时间表、责任人”的要求进行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全面推开。各乡镇场（街道）至少要选择1个社会组织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进行试点。

二要强化保障，搞好协调。加强社会管理工作人财物保障，各级财政要将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各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工作经费可从业务收入或经营利润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综治委要加强组织协调，组织部、工商联、民政、工信、公安、司法等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适时会商，把社会组织、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纳入全县社会管理体系有效管理起来。

三要培育典型，营造氛围。抓好社会管理工作示范点建设，力争每年培育和树立一批关爱职工、奉献社会方面的先进典型。大力宣传各部门工作的成效和经验，营造良好氛围。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7

一、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意义

(一) 培养学生的自我超越精神

在我国2008年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上, 有一句口号非常响亮:“更快、更高、更强”。这句口号在上世纪初期就被确定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宗旨, 表达了一种奋发向上, 不断进取的精神[1]。世界各国的奥运会无不是在这个宗旨下进行的, 由此可见, 各国人民对这个宗旨是非常认同的。从这个宗旨可以看出, 体育健儿们必须要有一种超越自我、超越他人的精神。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来培养竞技体育人才, 可以极大地满足这个目标。

社会组织对当前社会人才的需求状况比较了解, 能与时俱进地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才, 但仅仅通过社会组织来培养, 培养周期就太长, 所需的费用也太昂贵。如果只通过学校来培养竞技体育人才, 就担心培养出来的人才跟不上时代的变化, 可能一些新的培训方式, 学校不能及时采用。但两方的合作, 就能弥补各自的不足, 发挥两者的优势, 从而切实培养学生的自我超越精神。

(二) 完善学生的人格

完善学生的人格, 是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培养体育人才的第二个重大意义。一般来说, 人才的内容包含身体素质良好、心理健康和良好的适应性等多个方面。通过合作培养体育人才, 学生对当前社会的人才需求情况比较了解, 减轻了学生的心理负担。不仅如此, 学生即使遇到心理方面的问题, 可以向高校或社会组织寻求帮助, 因而能更好地解决学生面临的各种心理问题, 锻炼他们的心理素质。在对自己、对社会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 自然不会产生一些人格缺陷的问题。因为他们在面对遇到的困难时, 能反省自己, 保持头脑清醒, 从而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各种难题。

二、高校与社会组织在竞技体育人才培养中的合作困境

(一) 训练条件有待完善

培养体育人才, 最重要的一点是经费的投入。因为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 不是给学生灌输知识, 并要求他们掌握相关知识解决问题, 而是给学生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只有通过大量的、高质量的训练, 才有可能培养出人才。而这种经常性的、高质量的训练, 需要大量经费的投入。但目前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 经费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 这就导致训练条件不完善, 制约了人才的培养。这一点在我国的足球体育人才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些。当然, 这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也有很大关系, 但从根本上说, 还是后天的训练不到位。只有具备了相应的体育器械设备, 体育场地, 以及优秀的体育苗子, 才能真正培养竞技体育人才, 而这些都离不开训练条件的完善。

(二) 机构的设置不健全

就当前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现状来看, 两者的合作运营是通过相应的合作机构来运行的, 该机构负责处理、沟通体育人才培养上的相关问题。可是, 这种合作往往是校方通过相应的中间人, 主动与社会组织牵线进行的。而且, 这些中间人往往不参与之后两者的合作机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机构内部与社会组织沟通交流的负责人, 由于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不是很密切, 很多合作项目就不好开展。但是, 中间人由于不参与机构的具体运行, 一些合作项目不适合主动与社会组织研究探讨。这种机构设置上的缺陷, 对高校和社会组织都不太好, 影响了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再者, 由于合作机构与社会组织的信任度不够, 倘若长此以往的发展, 势必引起双方的信任危机, 导致后续的合作难以进行[2]。

(三) 高校缺乏合作积极性

由于当前高校和社会组织的合作, 还存在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多高校由于经费短缺, 担心在合作中利益受损。因此, 高校对于这种合作培养体育人才的模式不是很热心, 很多高校寄希望于今后完善了相关的合作机制再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从高校自身的角度来看, 他们缺乏积极性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高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 工作重心就是为社会、为国家培养人才, 不能因为担心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得不偿失而放弃合作。

在合作过程中, 体育教练员的积极性对高校积极性有较大影响。因为这部分人经常来往于高校与社会组织之间, 他们也不想合作一方受到太大的损失, 而且培养不出体育人才, 这样不利于他们以后继续从事训练工作。教练员缺乏积极性, 自然也就影响到高校的积极性。

(四) 签订的合同不合规

合同的规范与否, 对于两方的合作, 以及竞技体育人才的培养都有重大影响。规范的合同, 两方都会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义务, 发挥自己应有的效力;但不合规的合同, 就使得两方在一些问题上达不成共识, 很多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些对体育人才的培养都极为不利。在当前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中, 由于草拟合同的一方缺乏相应的知识, 以及缺乏相关的合作经验, 因此, 在制定合同的过程中不免产生一些漏洞, 从而给双方的合作留下了隐患[3]。

三、对高校与社会组织在竞技体育人才合作困境问题的对策

(一) 加大经费投入、完善训练条件

高校的经费, 大多来自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高校在使用这些经费时, 一般会制作相应的费用支出表, 以确保各项费用的使用有据可查。但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所需费用, 往往大于政府的财政拨款[4]。在这种条件下, 高校即使谨慎使用这笔费用, 也还是难以满足体育训练的各项要求。所以, 高校应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 预拨更多的经费以供体育训练之用。

与此同时, 社会组织也应积极运作, 争取通过自主经营的方式, 获得更多的利润。在其他条件下, 可以采取拉赞助的方式, 邀请社会上的企业赞助体育事业, 以获取更多的训练经费。在有了经费支撑的前提下, 两方就能在合作培养人才上投入较为充足的人力、财力, 改善训练设备等。甚至, 在必要的情况下, 可以从全国各地选拨具有体育发展潜力的学生, 培养一些高质量的体育竞技人才。

(二) 健全机构的设置

首先, 合作机构中的负责人应多与社会组织的一方沟通、交流, 通过这种互动逐步建立起信任关系。这就弥补了由于中间人不参与合作机构, 而产生的合作双方信任度不够的问题。当然, 如果中间人是合作机构的一员, 合作机构也应该得到完善。通过健全合作机构, 并将相应的合作机制制度化, 减少合作中的摩擦。其次, 明确合作机构内部各工作人员的职责。每个工作人员专门负责某些事项, 并及时向机构的总负责人反映情况, 最后总负责人再向合作双方传达相关的情况。最后, 设立监督小组。该小组主要负责监督、检查双方是否落实了各自应该履行的职责, 保证两方的合作能顺利进行。

(三) 调动高校的合作积极性

在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中, 高校占据了主体地位。也就是说, 高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是否与社会组织进行合作, 以培养体育人才;而不是社会组织决定是否与高校合作培养体育人才。在这种前提下, 社会组织应尊重高校的利益, 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 不损害校方的利益。为此, 社会组织应主动与高校讨论、交流合作中的各种问题, 解决校方遇到的各种难题, 特别是保证校方的经费使用不出问题。这样, 高效的合作积极性定会大大提高。与此同时, 合作机构在运营过程中, 应积极听取教练员的建议。对他们提出的合理的、有效的建议, 合作机构应及时采纳。这就能避免教练员在遇到体育训练中的问题时, 找不到解决办法, 而损伤工作积极性。

(四) 规范合同文件

为了使签订的合同合乎规范, 应请社会组织一方草拟合同文件。之后, 高校与社会组织共同对其中的条目加以讨论。因为社会组织更懂得合同的规范、要求, 对双方的权利、责任比较明确[5]。因此, 双方在履行合同中的条文时, 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较小。再者, 双方可以在合同中约定一条日后逐渐完善的条目, 使日后在合作中遇到的问题, 能纳入合同的约束范围之内, 避免双方的权利、义务和经费上的种种纠纷。

四、结束语

本文对高校与社会组织合作培养竞技体育人才的两点意义做了阐释:第一, 培养学生的自我超越精神;第二, 完善学生的人格。在此前提下, 本文分析了高校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困境,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 训练条件有待完善;第二, 机构的设置不健全;第三, 高校缺乏合作积极性;第四, 签订的合同不合规。针对这些困境, 笔者提出了几点对策, 首先, 加大经费投入、完善训练条件;其次, 健全机构的设置;再者, 调动高校的合作积极性;最后, 规范合同文件。希望通过文章分析, 能对推动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赵锐.普通高校竞技体育人才培养问题及建议[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7) :203-204.

[2]孔庆波, 葛玉珊.我国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南京体育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4, (4) :48-52.

[3]胡玉珍, 朱树好, 陆亨伯, 等.高校竞技体育人才“校社共育”培养模式的研究——基于典型案例的调研[D].浙江省第十四届运动会体育科学论文报告会论文集, 2010:217-221.

[4]范成文, 刘亚云.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16 (6) :133-136.

社会组织人才培养 篇8

【关键词】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多元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中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把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次决定当中，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把社会参与与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联系在了一起，明确地把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共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还面临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制约着它们社会协同治理作用的发挥。

一、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现状进行一个基本的描述：

（一）数量不断增长，但是增速放缓

根据民政部门提供的数据，最近这十年，就是2003年到2012年来看，我国社会组织的数量是逐年增加的，从2003年的26.6万家增长到2012年49.9万家。什么概念？现有社会组织几乎一半都是这十年内成立的，发展还是很快的，最近十年是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十年。虽然社会组织的数量是不断增长的，但是从增长率来看，2006年开始增长速度连年放缓，2010更是创下了2%的历史最低谷。远远落后与经济发展的速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但是2011年出现了一个拐点，2012年增速更是大幅度提升，可以说在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强力推动下，社会组织终于开始扭转低迷的状态，正式迎来发展的春天。

（二）能力不断增强的，但是相对稚嫩

尽管是社会组织在不断的发展的，但是就目前来看，无论从数量以及发育程度来讲都是比较初级的。就数量来说，如果以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考量，发展中国家基本在10个以上，发达国家就更多了，美国是52个、日本是97个、法国是110个，但是我们国家每万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左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差距也还很大。另一方面，世界上社会组织的就业人员占就业人群的比例它也是有一个数字的，它可以占到4.8%～10%，我们只能占到1.1%，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非常有潜力的。

二、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定位困惑

在我国由于一些体制、历史等方面的原因，社会组织自身的行政化和商业化倾向十分明显。从我国社会组织的起源来看，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它们初始自主性的不足。很多的社会组织原本都是国家的一部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它们逐渐被剥离、与政府行政部门脱钩。虽然他们在自主性、民主性方面不断做出努力，不断增强对公众和社会的服务意识，但是依然不可避免地严重依赖国家。这种先天的“依赖关系”而非“平等关系”，使得社会组织习惯性地顺从政府的指示，否则便无法生存。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尴尬”的关系，使得他们对于自身的定位和发展有着非常严重的困惑。

（二）资金短缺

我国社会组织大部分是自筹经费，经费供给渠道有限，保障力度不够，资金短缺是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一大瓶颈，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反映最突出的问题都是资金不足。政府资助力度有限，获得政府拨款的社会组织仅是凤毛麟角；而通过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形式，间接对社会组织进行扶持的这种方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制度的建设也较为滞后。政府和社会组织并没有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关系，政府还没有从大量公共服务中“抽身”出来，实现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也无法通过“接手”公共服务来获得自身发展的资金支持。

（三）人力资源匮乏

社会组织缺乏固定的人力资源补充途径。社会组织与企业和政府相比不仅就业的稳定性差，而且报酬和福利水平明显偏低，所以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专业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统计数据显示，从19个行业分类来看，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类的年平均工资最低，仅为11738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8%。社会组织工资水平整体偏低，对优秀人才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从而影响社会组织整体的素质和能力。

（四）信任危机

社会组织当前的信任危机源于两个方面：政府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而言，因为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使得它在发展过程中很可能会“挤占”政府的传统空间，而且社会组织集聚的社会力量，很有可能会影响政府的社会基础。所以，政府对于社会组织一直以来的态度是，不过度限制、也不大力支持。对社会公众而言，目前社会组织较多地存在公益领域，公众参与程度不高，难以获得大家的普遍认同。而且，近几年随着“天价餐”“万元帐篷”“郭美美事件”等负面信息接二连三的曝光，使社会组织公信力大打折扣。

三、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思路

社会组织的发展，要依靠政府、社会组织自身以及公众等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政府要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一直以来，很多人都把《慈善法》的出台作为最大的期盼，认为此法一出，横亘在社会组织面前的问题就会被一扫而空，社会组织从此就会走上康庄大道。但是，社会组织的发展仅仅寄希望于一部法的出台是不现实的，《食品安全法》就是前车之鉴，曾被寄予厚望的《食品安全法》出台了几年了，现在社会的食品安全问题依然层出不穷。所以，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工作，也是同等重要的。这就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了，要把制度环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做，不断进行完善。

第二，政府要加大扶持的力度。一方面积极推广社会组织的公益孵化器项目，针对初创期的社会公益类组织，为他们提供在开始阶段最需要的资源和平台，包括场地、办公设备、小额补贴、专业咨询等服务，帮助他们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政府对社会组织进行的直接扶持。另一方面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社会组织进行间接的扶持和培育。购买公共服务的寓意其实很深刻，政府把一部分资金提供给社会组织，你可以跟我签合同，我给你钱让你做一些事情。此外通过购买服务，社会组织进入到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中来，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而且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开始建立一种平等的关系。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市场交易，市场交易就是平等交易。

第三，对于社会组织而言，制度的完善、政府的扶持，都为它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努力，才能实现。第一步，就是要规范、强化内部管理。现在大部分社会组织在成立的时候，并不重视章程的制定。有的非常简单，为了应付登记草草了事，在实际工作当中，人事任免方面、财务制度方面，一旦有了争议、出现了问题，没有章程的约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非常麻烦。所以，规范化很重要。第二步，注重公信力建设。社会组织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决定了公信力是它们生存和发展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来自公众的信任是社会组织发展的生命线。

第四，公民公共精神的树立。社会组织离不开社会这个土壤，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公共精神的树立才是社会组织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2013.

[2]黄晓勇.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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