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纠纷调解案例(共8篇)
——以建房屋引起的邻里纠纷为例
木基尔哈
建房子,在我国农村是大事。很多农民工辛辛苦苦在外奔波,就是为了挣钱在农村老家修个新房子。因为修房子的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在我国农村比较常见。四川省甘洛县新茶乡某村王某某家盖新楼房,由于楼房结构问题,楼顶檐口跟西边邻居徐某某家檐口不齐,要稍微高于徐某某家。根据地方风俗习惯是不吉利的,因此徐某某家阻止王某某家继续施工。然而楼房已经基本盖好,就差楼顶房檐。两家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王某某找到了村组干部要求调解。
村组干部将该案移交给人民调解委员会。调委会受理后,积极开展相关工作,了解到两家关系一直不好,经常有小摩擦,并且两家因为这次纠纷还大大出手,双方家里物品都受到不同程度上的损坏,双方都有财产损失。调委会认为双方都有过错,需要积极引导两家正确认识问题,双方需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去理解对方的态度。至此调委会分别找两家人谈话,了解了两家人的要求与想法,并依据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做出解释,分析了有关法律关系和利害后果,就问题的解决进行协商,充分尊重两家人的意见。同时,在
1调节中,也邀请两家都比较信赖的亲友参加,积极劝导两家正确认识问题,妥善解决纠纷。
经过一段时间的多次调解,徐某某认识王某某修建房屋是正常的基本生存需求,终于同意王某某继续施工,王某某也作出一定让步,两家达成调解协议:
一、双方互陪对方因冲突造成的经济损失;
二、王某某家檐口要与徐某某家一样齐;
三、两家南面迎面墙要水平平齐;
四、双方今后如因建房造成矛盾,自行友好协调。
从这个案例看,两家因为有过节积怨较深,双方都憋着一口气,都不肯让步,是这次矛盾纠纷的最大起因点。我国农村很多邻里纠纷,实际上都根源于当事人的积怨。从某种意义上说相邻关系是我国农村最为重要的法律关系,两家互为邻里,不管平时是否经常来往,也不管是否曾经有过矛盾,在一家出现问题需要相邻方配合协商时,相邻一方应该提供方便,而不能以任何理由设置各种障碍,避免损失的扩大。
对这次建房屋引起的邻里纠纷,调委会运用情、理、法相结合原则与调解的技巧,对问题的解决进行全面分析,最终化解了这次纠纷。作为乡镇党委、政府,应当吸收两条有益经验:
一、乡镇党委、政府要增强执政为民的理念,切实提高执政能力;乡镇事务繁多庞杂,不能一切都依赖行政权
2力,要积极研究和解决乡镇新情况、新问题。
一、当前基层民警纠纷调解工作的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 各种利益冲突, 社会矛盾日趋增多。基层派出所在接处警过程中处理社会矛盾, 调解群众纠纷已成为公安派出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占据了派出所相当大的工作量。因此基层派出所作为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 要充分认识到缓解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是营造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在接处警纠纷调解工作中有所创新, 有所突破, 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而当前基层派出所接处警纠纷调解中暴露出许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
( 一) 大量非职责管辖范围内的群众矛盾纠纷需要公安机关处理, 民警工作量增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对公民提出解决纠纷的要求, 应当给予帮助; 对于公民的报警案件应当及时查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条之规定: “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 情节轻微的, 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而基层民警在接处警中纠纷调解的范围早已超出《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 常见的如家庭纠纷、消费纠纷、合同纠纷、债务纠纷等, 群众因受传统观念影响, 习惯求助公安机关解决。这些纠纷本不属于公安机关的职责管辖范围, 但由于其后果可能产生损坏公私财物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等行为, 所以群众报警, 公安机关只能进行处理, 否则一旦事态扩大, 公安机关就会陷入被动。
( 二) 派出所民警缺乏相关的业务指导, 执法不规范
基层民警缺乏相关的业务指导, 执法不规范。据亭湖分局近几年来的有关数居统计, 调解工作占该所民警将近40% 左右的工作量, 但上级有关部门对于调解工作的业务指导却是一个“空门”, 一些调解水平较好的民警可以说都是自学的, 都是凭经验和感觉在调解形形色色的各类纠纷, 并在经历多次调解失败后, 通过平时不断的总结和积累, 来提高自己的调解水平和工作能力。最可惜的是, 这些经验和体会往往不是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得以传承。因此, 部分基层派出所民警都要经历多次调解失败———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经常调解成功这个过程。导致部分民警执法方式单一, 简单行事, 就事论事, 工作经验匮乏、纠纷调解难度大, 使一些纠纷调解走过场、跑形式或不消除解决产生民间纠纷根源的敷衍情况。
( 三) 部分民警调解艺术不高
有些民警工作积极, 责任心也很强, 调解前的准备工作也很充分, 但由于调解方法不当或调解程序错误, 也会出现调解失败的现象。如有些民警轻信当事人的各种承诺, 尽管调解的前期工作都做到位了, 而且还分别找双方当事人了解了情况, 但由于过于轻信当事人诸如“全部听你 ( 民警) 的”、“你说了算”等等“真诚”的承诺, 自我感觉良好, 在没有摸清双方当事人责任承受度的情况下, 就简单地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往往会出现当事人与民警之间新的矛盾。
二、解决的对策
接处警中的纠纷调解是一项策略性、艺术性、应变性很强的基础工作, 接处警民警是否处理得当、准确、到位, 决定着后续处置的成功率。基层民警在处理群众引发的纠纷事件不能用强制、压服的方法解决, 而应按照“可散不可聚, 可顺不可激, 可解不可结”的原则, 立足于说服、教育、沟通、疏导、依法妥善处置。
( 一) 快速处警, 掌握主动
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 就拿矛盾纠纷来说, 一般是从最初的发生矛盾, 到言语冲突, 最后发展到肢体接触、打架斗殴。从矛盾纠纷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 民警到达现场的时间越早, 调处起来也就越容易。因此, 对于纠纷警情, 处警民警一定要迅速赶至现场, 力争将纠纷矛盾控制在初始阶段, 力争掌握现场局势的主动权。当然, 在实际工作中, 矛盾纠纷一般都是发展到肢体冲突阶段当事人才会报警, 对此, 我们也要坚持快速出警, 控制好现场局势, 不让事态扩大, 将纠纷双方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这样有利于后期的处置工作。
( 二) 注意技巧, 因势利导
根据警情的不同, 民警还应注意语言技巧, 也就是“什么场合讲什么话, 对什么人讲什么话, 什么时候讲什么话”。具体工作中, 民警要学会讲“三种话”。一是定心话。定心话主要是安定情绪的话, 它是调解纠纷的前奏曲, 是促成纠纷得以解决的前提。当事人之间产生了纠纷, 情绪一般不太稳定, 这些异常的心理状态, 都不利于进行调解, 因此, 定心话必不可少。无论对哪种当事人, 不妨首先说一说“问题既已发生, 总要得到解决,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就会帮你们解决好, 请你们静下心来听我讲”。这样, 当事人的心灵会得到安抚, 情绪也会稳定下来, 二是公道话。当事人信任我们的民警, 自愿接受我们的调解, 他对民警的举止言行是十分在意的, 我们在工作时不妨讲一句“既然你们信任我, 请我来帮助你们调解, 我就一定会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处理问题。”当事人只要心理上对你信任, 调解的时候就会理解你、配合你。三是圆场话。民警要掌握“避开矛盾冲突, 引导转移话题”的说话技巧, 这就是圆场话, 恰到好处的圆场话, 能使僵局变缓和, 使干戈化玉帛。
( 三) 摆正位置, 不妄表态
民警在处置群众纠纷时, 不要随便表态, 因为表态往往会不可避免地否定一方, 肯定另一方, 如果双方都在气头上, 被否定的一方必然会对民警不满, 甚至横加指责, 与民警产生对立情绪, 导致处置陷入僵局。有的民警因急于尽快解决问题而轻易评判是非, 这样, 往往会“引火上身”, 使纠纷双方的矛盾转为警民之间的冲突, 甚至引发袭警事件。办案民警在处警中如果不能准确将自己定位于“公证人”、“调解主持人”这个位置上, 会不知不觉地在群众的心目中落下有意偏袒一方或不作为的印象, 将自己卷入双方的矛盾纠纷漩涡之中。缓和化解是处置群众纠纷的主要方法和基本目标, 民警要从缓和双方情绪入手, 而不要急于评判是非, 解决问题, 切忌只听当事人的陈述就对是非曲直枉下定论。但是, 面对打人、毁物这两种情况时, 民警要态度鲜明地及时表态。
通过以上几种办法, 可大大提高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纠纷调解的工作效率, 有效增强其现场受理和直接调处纠纷的能力, 赢得纠纷调处的时间和主动权从而摆脱派出所民警孤军作战、调处不力的困境。同时, 还可加大公安机关打防工作的力度, 缓解警力不足的矛盾, 使其从繁琐的纠纷调解事务中解放出来, 更好地发挥治安防范和服务群众的职能作用。
摘要:接处警工作如何, 将直接影响警民关系;直接影响基层派出所工作运行, 直接影响公安机关的形象。而接处警中的纠纷调解是基层派出所工作的一项基本内容, 也是基层民警的一项基本功。近年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活跃和发展, 社会纠纷的不断增多, 加大了基层民警纠纷调解的压力。在大量的实践中, 纠纷调解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我们寻找对策来解决这些存在的问题, 提高基层派出所的整体工作效率, 增强群众对公安工作的理解、信任、支持, 维护公安机关的良好形象, 促进社会的稳定。
关键词:接处警,纠纷调解,基层民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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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探析
随着我国医疗行业的逐步发展与完善,医疗事故赔偿案件逐渐成为公众所重点关注的内容。据有关调查显示,全国各地的暴力伤医、医闹扰乱医院正常秩序事件时有发生,医患矛盾逐步激化,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纠纷问题已经逐渐成为我国社会当中的主要矛盾之一,严重抑制了我国医疗行业的发展。而科学合理的调解机制是化解医疗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医疗纠纷概述
(一)医疗纠纷的概念性探究
“医疗纠纷”是我国医疗服务行业中仍存在争议的概念性问题,诸多学者与专家对于医疗纠纷的概念,都有其独特的理解与定义。从广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医疗纠纷属于医疗卫生监督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利益矛盾问题,不属于社会矛盾的范畴,然而,医疗纠纷又涉及到医疗服务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分歧,代表了我国服务机构与广大人民的切实合法权益,在解决双方纠纷问题的过程中难免要损害其中一方的实际权益,因此,在广义理解上,医疗纠纷属于医疗行为以外的社会问题,具体指代一种社会现象,具有高度的客观性与理论性。从狭义的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患者在内的社会公众,在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治疗,反而受到了不法侵害,危及自身合法权益,这在原则与法律角度都是不容轻视的严重社会现象与具体问题,患者在就医过程中接受医护人员的治疗与护理,因经济问题或者其他问题而引发分歧和纠纷,这都包括医疗行为以外的社会问题当中,属于医疗卫生机构监督与管理运作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在狭义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医疗纠纷仅指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因医护人员的不规范治疗、护理等医疗行为而引发的分歧和纠纷,其表现出的问题性质极其恶劣,是我国当下急需处理与解决的重点问题。
(二)医疗纠纷的特征
1.患者与医疗机构间的纠纷
根据我国医疗服务的相关法律规定,医疗服务机构在患者前来就诊治疗的过程中,双方都应签订明确的合同关系,确定医疗服务从属,使患者在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免除其他烦恼,切实保障患者的实际权益。但有一点需要额外明确,在我国除非是某些个体诊所,在传统的医疗服务机构当中,医护人员都不属于单独的一方,在医疗法律当中都代表所属医疗机构,其医疗服务行为也都代表所属医疗服务机构的职务行为,在发生纠纷的过程中,所属医疗机构需要承担主要责任。
2.因医疗行为引起
狭义的医疗纠纷只能是因为医疗行为不当所引起的,费用问题、服务态度问题等医疗服务行为均不属于狭义的医疗纠纷,因此,在法律责任明确的过程中,应根据医疗纠纷的实际情况进行准确的评定。
3.医患双方对医疗服务所产生的分歧
在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很多医疗纠纷被认定为只存在双方之间的争议纠纷,医患之间产生纠纷的原因不明确,致使医疗纠纷问题在实践环节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我国公众环境造成极大的负面危害。同时,部分医疗工作者在医疗卫生服务工作中并未清楚地了解到自身工作的实际性质,致使医患纠纷问题一旦出现,便很难有效解决,致使医患双方都存在争议,围绕医疗服务行为问题展开利益纠纷。
二、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实际情况探究
(一)调解机制的含义分析
根据我国传统文献的解释,调解机制是通过劝导协商与说服教育来进行探查与判定事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实际应用过程中需要建立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通过维护双方的实际利益,做到公平分配。医疗纠纷的调节机制,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具有其先进性意义,能够有效预防纠纷解决过程中的突发情况,为医患双方提供了确切的安全保障。
(二)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应用探究
1.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的调解
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的调节模式,在实践环节具有一定的规范性与约束性,能够有效制止医患双方的争吵与纠纷情况,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以我国《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为依据,使医患双方在良好的法律途径保护下先后进行纠纷事故的陈述与分析,有效解决民事纠纷、经济纠纷与一般违法行为所引发的医疗纠纷
事件。
2.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
人民调解委员会最早是由民间组织所开办的处理民事纠纷的职务部门,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演变直至今天。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自身浓厚的民族色彩与卫生行政部门所授予的调解职能,使人民调解委员在处理医疗纠纷事件时往往能够快捷、有效地解决双方的争论与矛盾,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为根本,在事故责任明确认定的情况下,正确解决医疗纠纷问题。
3.以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为主的调解
医疗纠纷专业调解机构具体指的是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所委托的第三方调节机构。在实践环节,医疗责任保险公司所委托的第三方调节机构对医疗纠纷问题进行相应调解,在明确双方责任与医疗服务问题行为的过程后,实现专业化调解,帮助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与患者更好的处理纠纷问题,保证双方的合法权益,避免医患纠纷引发为更为恶劣的矛盾问题。
4.以法院诉讼为主的调解
法院诉讼是医患双方合法维护自身权益的主要选择方式,在医患双方争论意见无法统一时,双方往往需要借助法院,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进行事故责任与经济损失赔偿等问题的明确定义。在法院诉讼的过程中,我国各级法院都应秉承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审判与决断,有效解决医患纠纷矛盾,以此构建完善、和谐的社会公共环境。
三、完善我国医疗纠纷调解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目前,我国现有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各地发生的医疗纠纷的处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对调解结果不满意,对调解行为产生质疑,或者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对调解人员的专业性产生质疑等。为此,对我国的医疗纠纷调解机制进行完善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一)完善医疗调解过程中的财政支持与立法保障工作
我国调解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尚未形成完善化的运作与监察体系,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更离不开政府财政与相关法律的支持与保护。因此,在进行优化与创新的过程中,我国政府部门应积极开展解决医疗纠纷事件的学习项目,使调解制度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同时,我国政府更应该积极调拨专项资金,使专项资金实际应用于医疗纠纷的解决工作当中,通过立法保障与财政支持,促进我国调解制度的发展与进步。
(二)建立专职、专业调解人才队伍
传统的医疗纠纷事件中往往涉及多学科的文化与理论知识,医疗纠纷调解人员在进行调解工作的过程中理应掌握相关的专业化知识,因此建立一支专职、专业的调解队伍十分必要。在人民调解机构中配备专门从事医疗纠纷调解实务工作的相关人员,并要求具有专业知识,可以从社会上公开招聘,通过严格的业务考核程序和培训之后,上岗参与调处工作,也可以聘请已经退休的医疗专业人员、公检法法律服务人员等热心医疗纠纷调解事业的相关人员参与到调解机构中来,建立专职、专业调解人才培养机制。
(三)实现医疗保险制度的全面覆盖
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是医务人员与患者在医疗纠纷事件中的主要保障性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然而,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医疗责任保险制度仍没有明确落实,我国诸多城市的医疗责任保险制度在实践应用过程中仍存在的诸多障碍与影响,其中包括,被保险人在落实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过程中还需要提供地方政府相关政策文件,医疗责任保险的种类与赔偿范围存在相应的要求与限制等,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医疗责任保险制度的落实与推广,对我国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医疗纠纷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是当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面临的障碍。如何有效化解医疗纠纷,建立解决医疗纠纷的长效机制,逐渐成为我国医学界和法学界研究和讨论的重点问题。在我国今后的医疗纠纷调解工作中,政府部门应积极完善调解制度,实现全面覆盖的医疗责任保险体制,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实践探究与优化创新,有效解决我国医疗纠纷事件所导致的问题情况,切实保障医疗机构和患者的合法利益,为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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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员: 单位: 职务:
当事人双方基本情况:
男方:丁晓飞
生日:1981年4月10日
女方:吴凤
生日:1980年4月10日
男、女双方2009年年底经人介绍相识,于2010年10月27日在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并于2009年11月17日生一女名许仙 离婚原因
女当事人称其和丈夫结婚2年了,房子是在结婚之前买的,房产证上是男方的名字,而且结婚后大部分的房贷是女方支付的,但最近女方和男方就是否将老人接来赡养发生矛盾,男方经常开口闭口就叫女方滚出去,说房子是他的,是婚前财产,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每次女方都是忍耐和退让,希望能继续维持婚姻关系,但自己也会常常想到自己的婚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边缘,为了摆脱痛苦,她自己有了要离婚的念头,于是在一次争吵冲动下来到了婚姻登记处。男方认为:
孝顺父母是应该的,结婚后将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母接来同住,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的同时又方便了自己照顾他们,何乐而不为。女方不同意自己的父母来住让他很恼火,什么事情都好说,就是这个没的商量。女方认为:
自己小两口刚刚步入二人世界,自身尚且有个磨合过程,如果一下子就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难免增添许多矛盾,男方的语气和态度让她有了离婚解脱的念头。调解经过和总结:
工作人员通过谈话了解发现男方性情爆燥,对问题常常不能理智处理,为避免男方因不理智造成不良后果,且男、女双方夫妻感情尚未达到破裂的程度,工作人员便开始耐心作起女方的思想工作。我们先是从法律角度分析,现在的情况的确对女方很不利,因为法律规定结婚前的个人财产不会转化成夫妻共同财产,而且虽然女方付出的多,但是因为证据上的不足,也会导致女方在分割财产上的不利,至于结婚时候女方出的财礼原则上应当属于女方的,结婚后购置的财产属于双方共同财产。如果能证明对方在婚姻存续期间存在过错,可以在财产分割的时候对方少分或不分,但是男方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从未有出轨和殴打女方等过错行为。从财产分割方面让女方知道对她很不利,而打消轻易离婚的念头。其实从谈话中能感觉到女方对男方,对这段婚姻还是很有感情的,同时男方还是很在乎女方的,对这段婚姻还是很在意的。只是对于接老人一起居住这个问题还存在心结。于是我们工作人员约来男、女双方及其父母面对面做耐心、细致、入微的工作。男、女双方终于从思想上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错误与无知,不仅表示今后生活不在提及离婚,而且还对以往自己的行为、想法表示后悔,并表示今后将父母接来一起同住不存在任何问题。当事人的父母也表示目前年纪还不算大,身体各方面都比较健康并不需要人照顾,当事人两人的世界他们并不想去打扰,只要当事人经常回去看看就够了。自此当事人双方的婚姻纠纷问题得以完美解决。
从他们的婚姻看,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到非要离婚的地步, 及时掌握了当事人的心理状态,避免了对抗性激化当事人之间的矛盾,通过我们的协调,当事人双方能理性的认识到现在问题的本质,他们今后的婚姻应该会很幸福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如果一个人总在想什么,那么他可能就会遇到什么,这是因为如果你总在想一种场景或结果,这就会给自己形成一种暗示,并在潜意识中引导自己向那个方向去发展,并导致那样的结果。
“人民调解进万家 化解矛盾在基层”活动情况报告
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施行《人民调解法》的开头之年,为认真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维护我街和谐稳定,化解矛盾纠纷中“第一道防线”的作用。根据省司法厅、市、区司法局的工作安排,结合我街实际,郭家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在全街范围内认真开展“人民调解进万家,化解矛盾在基层”活动,现将主要做法及取得的实际效果报告如下:
一、统一思想、营造氛围,认真组织学习宣传《人民调解法》
郭家街道司法所按照区司法局《方案》的总体要求,组织各村调解主任和人民调解员,统一思想,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通过组织大型法制宣传、送法下乡活动,进一步增强广大村民对《人民调解法》的认识。在迎接“三八”妇女节期间,郭家街道司法所联合妇联、团委、计生、文化、农业、林业等部门,在所辖6个各村分别开展了《人民调解法》法制宣传和科普知识下乡活动。活动中向各村村民发放了法律知识、妇女维权、科技致富等书籍,农村常用法律、法规知识200册、平安创建和铁路护路宣传单400份、妇女维权资料600份,农业技术知识宣传资料600份。各村村民们还以歌舞、小品、快板等形式表演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给农民带来的新的面貌。使广大农民在欢乐的气氛中对《人民调解法》的认识有了更进一步提高。
二、不断加强调解组织建设,认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
以“基层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的作用为切入点,大力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信访工作的衔接机制,切
1实加强村级调委会建设,积极组织村级调解员培训班,使大家牢固树立纠纷无小事的观念,认真调处好每一件纠纷,对调解成功的,做好回访工作;对调解不成的,耐心平息事态,告知双方依法办事,基本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充分发挥了调委会在调处矛盾纠纷中的生力军作用,努力把人民内部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坚持按季度以及在重大活动或者敏感时期排查热点难点问题,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或事件苗头,及时向街道党工委做出汇报,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妥善处理,专门落实责任人,防止事态扩大。在今年两会期间矛盾纠纷排查中,司法所排查出南芬村三组陈庆德与女儿陈燕,南芬村四组应庆龄预进京上访的信息,司法所立刻将此情况汇报给街道党工委,并与南芬村委会联系,同时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请南芬办领导帮助做他们的工作。应庆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表示不上访,但陈燕仍有进京倾向。4月27日,陈燕在本溪火车站准备乘28次进京时,工作人员把陈燕劝回。
三、整合借力,加大投入,化解积案,着力解决热点难点矛盾纠纷
解决历史积案,一直以来,是困扰和牵涉街道领导精力的一项重大问题。今年年初,司法所就对我街历史积案进行了认真梳理,将化解积案的任务具体落实到每个责任人,安排包案领导,属事部门,属事单位和属事责任人。在“党员干部联系信访群众“活动中,又借助区领导、区专业部门的力量有效解决柏峪村七组孟令贵等72口人与柏峪村七组其他村民山林补偿款分配积案、南芬村三组陈燕信访案等积案,同时使赵家村三组安景权等信访人情绪稳定,主动接受政府的协调处理。柏峪村七组孟令贵等72口人与柏峪村七组其他村民山林补偿款分配纠纷案,历时三年时间,孟令贵等人认为他们是该山林补偿款的唯一受益群体,其他七组村民认为
是所有村民共同资产。双方情绪激动,频繁到区、街反映,并拦截区领导。郭家街道办事处调委会深刻地认识到该案的复杂性,努力寻找化解案件突破口,认真分析该案案情,向原负责领导了解情况,与孟令贵等约谈,找相关当事人做笔录,最后在大量的事实面前,孟令贵等人对办事处的处理意见未提出异意。
四、送真情、献真爱,扎实推进活动开展
郭家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在 “人民调解进万家、化解矛盾在基层”活动中,坚持以人为本、真心实意为困难群众解决生活难题。街道党工委全部党员干部走村访户,主动深入各村贫困家庭进行走访慰问,与全街168户困难群众认亲交友,结成帮扶对子。实施帮扶党员积极联系、掌握情况,根据农村贫困户不同类型,实行“一类一策”,采取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智力扶贫、救济扶贫等形式进行帮扶,如对年老多病、因残致贫的群众,以生活救助为主;对有劳动能力但缺乏生产经营头脑和致富门路的群众,采取“精神上扶智、经营上扶能、发展上扶业”的办法,找准帮扶贫困户存在的突出问题,理清发展思路,落实帮扶措施,从根源上解决困难群众致困原因,让贫困家庭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在活动中,街党员干部共对全街困难家庭进行走访,捐款物合计20100元,走访贫困职工15名,捐款3000元;对4名信访重点人和2名“两劳”解教人员进行了走访、谈心。在走访帮扶活动中,我们了解到赵家村五组“两劳”解教人员管金和出狱后,于2010年7月遇车祸,丧失了劳动能力,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安排专人包扶,并帮助他申请了低保,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问题。
五、以为民服务“三代”为依托,开展民情走访帮扶活动。以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代理为示范,以村委会代理为重点,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人民调解“直通车”工作机
制。机关干部充分利用下村时机下村入户开展走访调研。走访调研结束后,全街共受理村民代办事项214项。经机关干部协调处理已办结185项;受理代访事项21项,已办结16项;受理代诉事项3项,已办结2项。“三代”工作群众满意率达98%以上。
在街道党工委的重视下,郭家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全体成员共同努力,举全街之力,郭家街道办事处司法所在“人民调解进万家,化解矛盾在基层”活动中取得明显实效。主要有:一是《人民调解法》受教育面达到90%以上,向纠纷当事人宣传面100%。二是全街的矛盾排查覆盖面在80%以上,排查中纠纷苗头隐患和不安定因素的发现率达98%以上,发现矛盾纠纷重点户、重点人和重点部位了解掌握率为100%。三是对排查出的纠纷隐患和不安定因素落实防范措施100%。没有因调处不当引发民转刑案件或群体性上访、自杀等激化案件,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件件得到落实,无违法调解及协议被法院撤销的现象发生。
郭家街道办事处司法所
宜木司法所 编2012年5月2日
公平公正协调合理合法调解
2012年4月28日,在宜木乡章达村施工的负责人找到我司法所,请求对4月25日在工地上发生的一起赔偿纠纷进行调处。
行动迅速赴章达村。4月28日下午4时许,我所工作人员联系好驻村工作组人员立即赶往章达村村级活动室。我工作人员,考虑到纠纷的实际情况及调解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马上通知村调委会主任松子、尼玛扎西、洛绒等6名调解员共同进行调解。
灵活多变掌握事态,安抚群众情绪。工作人员了解事件发生的情况:村民及受伤家属反映2012年4月25日,章达三村村民郎拉在下班的情况下,受施工人员安排对工地上的2堆石头进行清理时,由于施工方指挥不当,当朗拉弯腰捡石头的时候,施工的推土车推土架压住了郎拉的手掌,施工方并没有及时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村支书松知了解后到工 1
地劝解施工人员将伤者送往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后施工方随即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经医院照片得出结论:郎拉手掌第三根掌骨骨折,轻度错位;施工方并没有将结果告知伤者家属,家属曾3次向施工人员索要医院照片结果,都遭拖延;施工方在事发后,找到伤者家属多卓,企图私了,施工方之前的态度及现有的一次性解决的方案让家属及群众不能接受,现场气氛一度陷入紧张。我工作人员考虑到现场的情况,一方面要求施工方暂时回工地,考虑伤者方到天全就医的要求进行研究,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案后再次进行协商。另一方面,要求伤者方冷静面对,绝不能做出违法的行为,有什么要求要合理合法的提出。
找准契机,促成协商意见。我所及驻村工作人员督促双方近2个小时的研究后,再次进行了协商。我工作人员抓住施工方将赔礼道歉的核桃粉送到伤者家属手里,使伤者家属心情平和一点的契机,考虑到调解的时机已经成熟。我所工作人员就双方提出的观点结合法律、村规民约向双方进行讲解并提出意见,即施工方必须明确:第一,根据《工伤条例》
第四条第二款即职工发生工伤时,用人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的规定,确认施工方没有及时救治的错误;第二,根据《工伤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确定郎拉的伤属于工伤,施工方必须负起责任;第三,施工方没有及时将伤情告知受伤者及其家属的行为是错误的。伤者方
必须明确:第一,施工方解决纠纷的诚意是到位的;第二,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故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第三,协调中,必须是按照法律法规提出合理要求,不能冲动。双方明确以上几点后,一致表示先将伤者送往天全救治,将病情看好后再行解决,调解正式开始……
突破分歧点,分别疏通,促成一致意见。我所工作人员为了避免发生之前的情况,采取将双方隔离开,分别做工作的方式进行调解。我所工作人员考虑到双方已经达成“先看病后协商”的一致意见,进一步将外出看病产生的护理、误工费多少的分歧组织进行了协商。考虑到双方无法就护理人员数额、赔偿金额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即施工方要求伤者方只派出1名陪护人,并提出护理费与误工费是同一费用的看法的情况,我所工作人员参照《炉霍县人民政府人民调解组织调处纠纷实施办法》第二节的相关规定、双方提出的意见以及考虑到伤者方特殊的家庭原因(郎拉受伤,其老公多卓前往陪护的话,家中3名年幼子女无人照顾以及其中一名陪护人不懂文化等情况),提出了陪护人3名(伤者方2人,施工方1名),其护理费、误工费共计每人每天120元的赔偿方式进行;家庭照顾人—郎拉的老公1人每天的误工费150元;伤者郎拉的误工费按每天70元计算的方案。并向双方进行了求证,通过我所工作人员及调解员近2个小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沟通、调解,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同意了赔
偿方案,并自愿签订了协议书。
严明法律,多次告诫。当双方签订协议后,我所工作人员再次申明协议的法律效益,告诫当事人一定要严格履行协议,施工方要实事求是的将病情告知病人及家属,不得弄虚作假,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并将我所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告知双方,要求双方在外看病就医期间一定要相互体谅,互帮互助,如果遇到分歧及时联系工作人员。
及时跟踪,了解情况。我所工作人员及时跟踪,了解情况,截至目前,施工方已将伤者及其陪护人送往了天全县骨科医院,并安排好了伤者住院相关手续及陪护人员吃、住、行,一切事项正有序的开展中。
报送:县司法局,乡人民政府,一区工委。
群体诉讼并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术语, 而是对一类诉讼现象的描述。随着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 出现了大量的群体性纠纷。群体诉讼是为解决人数众多的群体性纠纷而采取的一种诉讼形式。这种诉讼形式是随着现代社会纠纷形态的多样化发展趋势应运而生的。
近年来, 我国群体诉讼案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因群体诉讼案件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都比较复杂, 如处理不好可能会演化成为矛盾激化的群体性事件, 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通过对近年来各级法院审理的群体诉讼案件的分析, 笔者发现此类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和发展趋势:
1.1 诉讼主体群体性。
在群体诉讼案件中, 由于很多人处于同一事件背景, 同一地区或单位, 因此形成共同的利益圈, 涉及的人员和范围比较广泛, 一些大的矛盾涉及的当事人, 也由过去的几人、十几人变为几十人、几百人, 明显具有群体性的特点。
1.2 群体诉讼案件多发、频发性。
多发、频发性是近年来群体性诉讼案件的一个突出特点。新形势下除了过去常见的拆迁纠纷、劳动争议纠纷以外, 房屋买卖纠纷、物业管理纠纷、电信资费纠纷等方面也出现了大量的群体诉讼案件, 且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
1.3 诉求的多为经济利益性。
尽管各类群体诉讼案件发生的原因存在很大的差异, 其原因涉及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 有的甚至是各种原因、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但在这许多原因之中, 经济原因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 绝大多数的群体诉讼案件都与经济利益有关, 无论是民事案件, 还是行政案件, 其背后真正的动机都源于经济利益的考虑, 经济利益是纠纷的核心内容。
1.4 群体诉讼案件处理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群体诉讼案件由于涉案人员众多, 而诉讼原因又基本上相同, 多数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具有从众心理, 因此在一批群体诉讼案件中往往有一些核心当事人, 通常由这部分人先带领一定数量的当事人进行起诉, 主导诉讼的进程, 谋划行为的策略, 其他人或声援或观望裁判结果, 试探法院的处理态度, 再考虑是否起诉或上诉。因此法院就案件的不同处理方式可能会产生群体起诉或群体息讼的连锁反应。
1.5 部分案件中当事人行为的过激性。
由于群体诉讼案件往往涉及当事人的切身利益, 因而矛盾比较尖锐, 加之人数众多、相互影响, 容易产生过激行为。有的当事人怀着“法不责众”的心理, 广泛串连, 揣摩政府和法院的心理, 通过造成人多势众的局面, 采用较为极端的方式, 形成某种的政治压力,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要求。
2 做好群体诉讼纠纷调解工作的必要性
群体诉讼的解决尤其需要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其中的社会效果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使当事人双方能够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协议, 阻止矛盾的激化, 实现案结事了, 平息纠纷。司法调解是实现上述社会效果的主要途径, 能够弥补判决本身对纠纷解决存在的缺陷。笔者认为, 在处理群体诉讼案件过程中必须始终贯彻以调解为主, 最大限度地做调解工作的原则, 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就是最好的“案结事了”。
3 群体诉讼纠纷调解工作中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随着法律意识的不断增强, 诉讼已经成为人民群众请求解决纠纷的最主要的选择, 人民法院也成为了纠纷解决的主要主体。但由于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 人民法院在调解群体诉讼纠纷这类并不单纯是法律问题的案件时, 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与问题。群体诉讼一方或双方的人数众多, 矛盾突出, 对立情绪激烈, 因此, 群体诉讼纠纷调解工作对参与调解的人员、调解的时机、调解的方式、方法、技巧和调解的机制上与普通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其调解的困难和问题尤其突出, 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3.1 群体诉讼案件一方或双方人数众多, 调解成本高群体诉讼案件中的当事人人数一般为几十人, 有的多达几百人。由于当事人人数众多, 使得此类案件的调解成本大于一般诉讼案件。
3.1.1 调解前的准备工作比较繁琐,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召集当事人。
3.1.2 群体一方的当事人对诉讼程序不熟悉, 人数众多, 难以协调。尤其是在当事人没有聘请律师的情况下, 需要法院的告知和释明, 无形中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
3.1.3 当事人的情况不同, 需要逐一进行摸底, 在了解每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后, 再制定不同的调解方案, 寻找调解的切入点, 这也加大了调解的司法成本。
3.2 对群体诉讼案件的倾向性调解可能引发人数更多的群体诉讼, 影响调解的整体社会效果群体诉讼案件中, 群体一方当事人往往是弱势一方。司法实践中, 出于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最终的调解方程, 谋划行为的策略, 其他人或声援或观望裁判结果, 试探法院的处往是弱势一方。司法实践中, 出于对弱势群体的照顾, 最终的调解方案会或多或少地有益于群体一方。但是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调解可能导致更多的尚未起诉者的起诉, 或者导致群体一方就其他新的事项进行诉讼, 以谋求更多利益。
3.3 群体诉讼的群体一方从心理上往往难以接受调解由于群体诉讼的一方人多势众, 极易形成强硬心理, 不愿意接受对方或者承办法官提出的调解方案, 直接拒绝调解或者盲目提出不现实甚至远远超出法律规定的调解方案而间接拒绝调解。
3.4 群体诉讼案件处理中的稳定因素和社会效果难以把握在开展群体诉讼案件调解工作时, 因目标群体大, 调解法官除了要查明事实和法律适用的问题以外, 还必须充分注意诉讼中的稳定因素和社会效果, 包括调解方案的制订、调解时机的把握上都较为困难。调解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 调解工作的实际社会效果难以确定, 如稍有不注意, 就将可能前功尽弃, 群体一方中就有可能形成强硬的抵触调解的情绪, 致使双方矛盾激化, 案件难以最终处理。
3.5 群体诉讼中群体一方诉求的盲目扩大化与法律本身存在的实体与程序间存在的冲突使调解协议难以达成在群体诉讼案件中, 在特定情况下, 因群体法律意识欠缺, 或受错误思想误导, 或法律本身已滞后于社会生活, 或受利益驱使, 群体的公正观念与法律昭示的公正理念不完全一致甚或冲突, 群体一方往往认为自己人数众多, 当然代表了群众的呼声, 甚至在心理上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法院与政府的对立面, 从而简单地以裁判结果是否有利于自己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主要标准, 而没有或者很少考虑司法运行中的程序性规则, 如正当的诉讼程序、证据规则、时效制度等, 也是导致诉讼成败的重要原因。“司法的专业技术逻辑与群体一方朴素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是片面的思维之间存在着客观的差距, 这种差距影响了法院与群体一方的理性沟通。”如有些案件群体一方或因证据不足, 或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或诉讼请求超过时效、或诉讼请求不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范围等原因导致败诉时, 群体一方往往会不分缘由, 将“枉法裁判”、“司法腐败”、“官官相护”等帽子扣在法院头上, 并通过上访、闹访等过激方式给法院施加压力。加上有时媒体的推波助澜, 群体一方的诉求被无限扩大化, 诉求的盲目扩大与法律本身的正义要求间就会产生搏弈关系, 法院面对这种情况, 其开展的调解工作, 制订的调解方案或者坚持法律的正义原则, 或者无原则的满足激奋群体的无理要求, 使法院陷入两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做调解工作, 欲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就变得非常困难了, 这也是群体诉讼纠纷调解工作存在的最大困难之一。
3.6 群体诉讼调解工作难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全统一调解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使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既实现司法的公平正义, 又有效解决纠纷、化解矛盾, 案结了事也了了, 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全统一。群体诉讼调解过程中, 不仅要考虑法律效果的实现, 更要考虑社会效果的实现。社会效果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满足群体一方的利益诉求, 使人数众多的群体一方息诉罢访。但是, 群体的利益诉求会因种种原因而与法律的具体规定相去甚远, 如调解工作满足不了他们的利益诉求, 就会拒绝配合调解工作甚至坚决抵制调解工作, 极端地认为做调解工作就是为对方说情, 就是反对他们的诉求, 使得调解工作难以继续进行, 或者只是违背法律规定地开展调解工作, 难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完全统一。
4 群体诉讼纠纷调解工作方法探究
群体诉讼案件矛盾尖锐, 社会影响面大, 直接判决结案不利于消除矛盾, 化解纠纷, 如群体一方认为判决结果没有最大程度地实现他们的利益诉求, 则会因为人数众多引起群情激奋, 群体一方会因此不断上诉、申诉、闹访, 甚至引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不利于案结事了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笔者认为, 人民法院处理群体诉讼案件时应加大调解工作力度, 做实、做细全方位的调解工作, 利于一切形式、措施和力量开展调解, 深入探究这类案件调解工作的新方法、新思路。笔者将就围绕做好群体诉讼调解工作从如下方面进行一些粗浅思考。
4.1 分阶段调解
基于群体诉讼纠纷案件的特殊情况, 可考虑分阶段来开展调解工作, 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调解方式、方法, 确定不同的调解工作重点。笔者认为, 可将群体诉讼纠纷调解工作分为四个不同的阶段来开展:
4.1.1 立案调解
人民法院立案部门在受理群体诉讼案件时就应该开展调解工作, 深入群体及其所在村委会、居委会、单位, 了解群体纠纷产生的原因, 构建初步的调解方案, 向双方阐明诉讼存在的风险, 平息双方的激动情绪。将调解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解双方尤其是群体一方的利益诉求上, 就群体一方提出的利益诉求进行分析, 尽量使群体一方不提出不符合法律和相关政策规定的利益诉求, 把一部分不符合诉讼条件或没有诉讼意义的群体诉讼纠纷化解在立案阶段。同时要注意做好群体一方的稳控工作, 避免群体群情激奋, 邀请村委会、居委会、单位等一起做立案阶段的调解工作, 把好立案调解关。
4.1.2 庭前调解
群体诉讼案件移送具体承办部门后开庭审判前, 承办部门就应着手开展调解工作, 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况, 拿出具体可行的调解方案, 确定调解工作的重点。
首先就是找出主要矛盾, 找准关键环节。群体诉讼案件往往都由一个主要矛盾引起系列冲突的, 所以要找到双方分歧的关键所在, 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其次, 要尽快找到对案情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 借其力, 促成案件的调解。再次, 充分发挥代理人和代表人的积极作用。通过做通代理人和代表人的工作来劝服群体一方同意调解方案, 促成问题的解决。
4.1.3 庭中调解
通过前两个阶段的调解, 已对双方的利益诉求和心理状态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庭审中的调解是群体诉讼案件调解的最佳时机, 此时的调解工作应该是围绕矛盾的焦点, 集中力量冲破双方利益诉求的底线, 把调解的内容、重点细化到调查取证、辩论、陈述等每个庭审阶段的具体调解工作中去。首先, 邀请群体一方所在村委会、居委会、单位领导、相关群众和当地人大、政协代表旁听庭审过程, 适当的时候可以请求他们协助做调解工作。其次, 辩论阶段结束后进行面对面的调解。因群体一方人数较多, 所以, 合议庭应极力控制双方的情绪, 避免因群体一方情绪激动而发生群体事件。再次, 在调解过程中, 要将群体一方人员分为几组, 分别单独做调解工作, 重点做其中起组织领导作用的关键人员的工作, 以点带面, 以做个体工作带动整个群体调解工作的开展。
4.1.4 判前调解
群体诉讼庭审结束后判决宣告前是法院调解工作的最后时机, 应充分抓住这一时机, 做最后的努力。笔者认为, 此时的调解工作应从如下方面来开展:首先, 向双方充分阐明法律的具体规定;其次, 分析该案如判决可能做出的判决结果, 并分别单独向双方说明利弊关系;再次, 将判决结案可能出现的执行难问题提前告知群体一方, 让其充分权衡调解与判决两种不同的结案方式的关系, 努力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实现案结事了。
4.2 多元主体参与调解
建立由村委会、居委会、人民调解组织、行政机关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群体诉讼纠纷调解机制, 充分发挥调解工作联动作用。根据群体诉讼案件具体情况, 在立案阶段、庭前阶段、庭审阶段和判前阶段分别邀请相关村委会、居委会干部, 人民调解员及当地有威信人士参与法院的司法调解, 构建大调解格局。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是可以稳定群体一方的激动情绪, 起到稳控的作用;二是可以了解群体一方的思想动态, 掌握其利益诉求, 以便随时调整调解工作;三是可以帮助法院做说服教育及释法明理工作。
4.3 多种调解
相互衔接在处理群体诉讼过程中, 人民法院的司法调解工作应主动对接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充分发挥不同调解的优势和作用, 形成调解合力, 构建大调解网络, 群策群力, 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初始阶段, 最终帮助人民法院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调解协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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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行政调解;效益价值;协调机制
行政调解区别于其他调解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必须在行政机关的主持下,没有相关机关作为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组织则不构成行政调解。如在交通纠纷中,如果仅是双方当事人自主协商赔偿,不报警,不用警方作为第三方参与纠纷的处理,那么就不属于行政调解解决相关纠纷的范畴,反之如果在双方自愿前提下,警方作为第三方勘验现场,划分责任,参与事件的解决则属于行政调解的范畴。
一、交通纠纷行政调解的规范分析
对处理交通事故而言,道路交通安全法是主要的法律依据。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是2011年版的,该法自2003年颁布以来,2007年做出第一次修改,2011年是第二次修改。两处修改是与社会现实紧密切合的,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与空白性的特点,它不可能把所有的情形都列举完善,只能根据社会的发展状况来逐步调整,使法律制度与社会发展相适应。通过增加做某些违法行为的成本便可以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足够注意就可以减少相关社会利益的损害。
关于在什么前提下可以进行调解以及国家对调解制度使用的态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法律条文来解析:1、1992年1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联合通知》)(该法已经被废止)第一条;2、《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第八十九条;3、《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2009年)第十七条规定;4、《道路交通安全法》(2011年)第七十四条
从以上四个法律条文的对比可以发现,在第一个法律条文中适用的是调解先行的策略,想要提起诉讼需要提交相关调解资料,没有调解的记录不可以提起诉讼;在第二个和第三个法律条文中都有“共同”二字,要求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共同请求调解,该方式才可以被使用;从第四个法律条文来看,对相关损害赔偿的争议,当事人可自主选择处理方式,是调解还是诉讼,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态度。法律条文的变化是国家对相关处理方式的倾向性调控。先调解再进行诉讼,这样可以缓解诉讼的压力。要求必须是双方共同请求才可以进行调解也是过于苛刻,试想在纠纷发生时,由于人的私欲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达成一致的调解意向很困难,这样就大大减少了调解的适用空间,把更多的纠纷解决推向了法院,这样既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也不利于尽快恢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与前两种情况相比,最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显得更人性化,发生纠纷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完全自愿,彰显了一种民主气息。字面理解的确是民主的体现,但该条文修改的初衷更多的是从公安机关的角度来审视现状,公安机关从事故发生到事故处理终结都介入,权力范围过宽,此条文的修改目的是缩减权力范围,但在这种情形下,公安机关有了更多推脱的空间。
二、交通纠纷行政调解的实证分析
从相关数据统计显示,2014年1月到10月期间,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426378起,造成87218人死亡、39175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20.2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事故起数减少139097起,下降24.6%。宜昌市2007年到2010年的数据统计显示,2007事故发生量为6258起,行政调解结案6085起,诉讼结案173起;2008年事故发生量为7331起,比2007年增长17.2%,行政调解结案7094起,诉讼结案237起;2009年事故发生量为8531起,比2008年增长16.4%,行政调解结案8193起,诉讼结案338起;2010年1到7月之间事故发生量为5811起,比2008年相关月份增长约17%,行政调解结案5497起,诉讼结案314起。川南某市公安局交警一大队2003年10月21日到11月20一个月的数据统计,该月共受理交通事故纠纷236起,当场调解93起,简易程序处理97起。湖南省某市某交警队,据相关人士两个月所作统计,该交警队处理的交通事故纠纷中,通过调解程序处理的交通事故纠纷占64.58%,其中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案件81起,该交警队按照普通程序调解成功的案件67起,调解成功率为82.72%。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行政调解在处理纠纷时被频繁使用,对解决纠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缓解了诉讼压力。试想如果这些事故都借助法院来处理,那么首先会给法院的工作带来沉重的压力,再者也会对当事人的社会生活带来不便。立案难是公认的,但我们也可以看见改革的步伐,从今年5月1日起立案将实行立案登记制度,该制度的执行对立案难的问题应该能够起到缓解的作用,也期待这一问题的解决。其实立案只是开始,有限的司法资源仍不能满足当下庞大的交通纠纷形势,而且也会带来执行方面的问题,无论选择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矛盾,能拿得到手中的现实利益才是最真实的,只有一份有利益记载的判决书是不能彻底化解纠纷的。相应的,如果用行政调解来处理这些纠纷,可以彻底解决纠纷且便于履行,节约司法成本,达到效益最大化。发生事故是每个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但出现纠纷时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拿到结果也是众望所归,这样也可以恢复正常生活轨道。
三、交通纠纷行政调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存在的问题。实践中,由于行政调解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的,双方达成合意,既节约了当事人的物质成本,又节约了双方的时间成本,是符合利益主体需求的。但一般情况下,这种损害赔偿金额是先由保险公司在第三人强制责任险范围内赔偿,不足部分再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而与之相对应的问题是由于双方达成的协议不具备强制执行力,所以保险公司一般是不与认可的,没有参与纠纷解决,没有行使辩论的权利,也就当然不会轻易做出赔偿。保险公司不赔偿,问题就会有回归到原点,又需要重新选择解决方式;发生纠纷,有责一方想要用最小的代价来解决,而需要被赔偿的一方又想得到最大限度的赔偿金,利益针锋相对,都不愿做出让步。交警在调解过程中一般都不会把双方的利益放在同一个层面,有责一方的利益时常被忽略;利用调解方式顺利解决纠纷的前提是各方竭诚合作,而现实是各方主体工作模式、利益层次、解决方法“各有特色”,协调合作的程度也只能是有限度的。
解决对策。增强各主体之间的联系,建设多方联调体系;从立法方面来讲,国家应不断完善有关调解制度的规定,完善对调解主体的追责制度,建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的框架体系;公安部门依法对执行调解的具体追责方式做出规定,并进行有效监督;加强对交警协调能力的培训工作,提高自身素养。尽量站在中间立场上做出分析评价,不做利益倒向,避免同情心泛滥;建立诉讼和调解相对接的运行机制,做好公安机关和法院之间工作的衔接,用统一的法律思想做出指导,协调运用行政调解与其他解决方式,共同发挥作用。行政调解有优越性,但并不表示一切纠纷都可以用该方式顺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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