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

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精选8篇）

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 篇1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十二五”规划提出，“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精神实质，需要更加注重构建城镇化战略布局，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加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加注重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促互进机制的形成。

一、我国城镇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有设市城市655个，其中特大城市122个（人口超过400万的超大城市13个）、大城市118个、中等城市151个、小城市264个；建制镇19234个。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7.5%，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长期存在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开始扭转。

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打破了城镇化水平长期徘徊乃至逆向发展的坚冰。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依托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吸纳农民工流动就业，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1.25个百分点，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快、转移农村人口最多的时期。三是自“十二五”规划起的未来20年。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将出现新趋势，城市群、城市圈和小城镇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两极。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一些具有区位和产业优势的地区，已逐步形成相对集中的城市群、城市圈，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8%的人口，实现了全国40%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大城市群周边地区，将是今后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地区，城镇化水平将有一个量和质的同步提高。另一极是小城镇。目前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45%以上，小城镇企业创造的税收占全国地方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口、产业和财政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小城镇将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

上述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约30年时间，主要是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正在进行中的第三个阶段，约20年时间，则是要通过城镇化解决农村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可以说，前两个阶段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第三个阶段，则是转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第三阶段是攻坚阶段，涉及的多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前两个阶段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但如果政策对头，效果会更加明显。我国用50多年时间，走过国外需要百年才能完成的城镇化历程，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彪炳青史的一页。

二、“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超出预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

擎，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存在。

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一线和中心城市的宜居、生态功能退化。由于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人口聚集过于集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增长不同步，交通、住房、公共服务不堪重负。有些城市的水、电、气、热、煤等供应常年紧张运行，资源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城市的生态功能弱化。二是城市建设规划稳定性差。一些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同构性竞争导致重复建设。一些城市规划修编占地过多，用地扩张和耗费资源过度，集约化程度低。三是公共服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不少农村人口进城后的居住、生活条件较差，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部分人群基本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出现缺口，一部分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四是社会管理滞后。面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基础管理工作薄弱。

“十二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要认真总结过去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大城市规模扩张与提高增长质量的关系，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我国的一线城市和中心城市，要坚决遏制城市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不能再走“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和人口无序增长的发展道路，而要重视内涵式增长，在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社会管理，提高城市化质量上狠下功夫。大城市发展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区域的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要着力提高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及集约化水平。二是处理好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建设的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联结农村和大城市的桥梁纽带，在城镇化

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担负着双重职责。大城市应加快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把高新科技、优质高等教育、先进文化、医疗卫生、金融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等作为发展重点，其他产业则可有步骤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科学、均衡布局并聚集产业，构建发展平台。三是处理好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更加注重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互进机制的形成。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广大人民共享城镇化成果。要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提升城镇和乡村现代化水平。防止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忽视新农村建设，使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管理，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不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推动城镇化。

三、“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要解决好五个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城镇化过程既要遵循规律，顺应发展，又要统筹协调，量力而行，在财力可承受、群众可接受、发展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推动。要警惕形式上的“城镇化”，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或县改市、市改区，在产业未发展，农村人口住所、职业、社会保障等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农民统计为市民，单纯追求所谓的“高城镇化率”，这种不反映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真实水平的城镇化，没有实际意义；要警惕用高负债支撑城镇化，防止寅吃卯粮，透支未来，急于求成；要警惕“贪大求洋”式的城镇化，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多搞实惠有用、群众欢迎的东西，少搞哗众取宠的东西。

二是规划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应按照城乡统筹、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的原则，编制城乡融合、相互衔接、全域覆盖的总体规划，同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社会事业规划向农村延伸，改变过去城乡规划各自为政的二元格局。应维护规划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调整，就是对经过中期评估或经济社会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规划的，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维护规划的稳定性。要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包括人大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三是户籍制度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相应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进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相应的户籍、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就需要跟进。“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出台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正逐步建立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生活来源）为户口准入条件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划分，只是打破二元户籍制度的第一步，关键是要把户籍制度与相关福利制度逐步分离，逐步弱化或取消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差异。这种分离，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迈的步子可以大一些，在特大城市，由于城市容量等因素制约，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

倾向。

四是小城镇管理体制问题。对于人口多、经济总量大的重点镇，要研究解决其“责大权小”的问题，积极探索“强镇扩权”，理顺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可考虑向重点镇下放行政执法权限，把公安、交管、环保等部门行政执法权及必要的行政许可权下放，提高其社会管理的控制力和执行力；推进镇级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按实际人口规模确定财政分配关系，减轻重点镇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上的财政压力；根据城镇集中居住的常住人口及财政收入规模，解决其机构设臵、公共服务队伍人员编制等问题。

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 篇2

一、城镇化的含义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 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 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当前, 世界城镇化水平已超过50%, 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镇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 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城镇化有利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二、中央为什么如此高度重视城镇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进行了科学系统的阐述, 把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什么党的十八大将城镇化提升到这么高的高度?笔者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 城镇化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

目前, 中国经济面临投资与出口后劲不足等问题, 而内需不足在短时间内又无法快速提振。投资、消费结构已经接近“临界点”的判断已基本形成共识, 寻找新的驱动, 调整投资结构已经迫在眉睫。未来的经济增长靠什么带动?主要依赖于内需, 内需则被寄望于通过城镇化来实现。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为51.27%, 但真实城镇化率 (按户籍人口计算) 约为34-35%。按照75%的城镇化率计算, 意味着将有40%的提升空间, 将会有5亿多农民进城;即便是按照60%的城镇化率计算, 也有近3亿农民进城。按照数据统计, 每一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 对应的都是上千万人口以及数以万亿元计的投资和消费。因此, 城镇化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城镇化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

(二) 城镇化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推进城乡一体化, 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按照经济文化的发展趋势, 建设中心小城镇, 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如果没有城镇这个载体, 虽然农业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提高了, 但人口不能实现集中, 土地不能实现规模经营, 产业不能实现集聚发展, 那么分工分业就不会出现, 农民也不能同城里人一样过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

三、如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一) 城镇化需要工业化来带动, 也会给工业化提供支撑

要抓住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结构调整的机遇, 把发展城市经济与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结合起来, 构建创新转型的大平台, 促进产业集聚发展。工业升级需要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 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更是密切相关, 企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相互联系, 会形成大量的服务需求。要顺应这一趋势, 做大做强服务业, 推进产业融合, 充分发挥服务业这个最大就业“容纳器”的作用, 增强就业创业的活力。

(二) 要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

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任何时候都要立足国内解决吃饭问题, 这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 也是农业现代化的首要任务。没有农业和农村的稳定和发展, 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 也难以支撑实现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城镇化, 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必须严格保护耕地, 切实保障粮食安全, 夯实“三农”这个现代化建设的根基。

(三) 要坚持城乡统筹, 使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管理的体制和机制已不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的高度, 统筹城镇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完善城镇功能, 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集中, 加强对闲置的乡村建设用地的整理, 促进城乡建设用地总体集约节约。结合“村村通”工程的实施, 加强乡村公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 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改善农村居住和生活条件, 使广大乡村居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四) 要坚持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城乡空间的规划管理

要把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放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 突出节地、节能、节水、节材。将基本农田、重要自然人文资源和生态保护区、环境脆弱区作为禁止和限制开发的地区, 严格控制这些地区的建设活动。同时, 还要划定城镇增长边界, 提高城镇建设用地使用效率, 促进城镇紧凑布局, 集约发展。

(五) 要坚持以人为本, 提高城镇人居环境建设水平

要加强住房建设, 特别是保障性住房和廉租住房建设, 提升居住品质, 使“居者有其屋”。完善城市服务功能, 加快对“城中村”、城乡接合部的改造, 降低中心城区过高的人口密度, 增加公共绿地。积极发展大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 改善路网布局, 完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

积极稳妥推进国有企业改组重组 篇3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举办的“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日前在北京召开。

并购重组国际高峰论坛主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李荣融在论坛上作了主旨发言。

国有经济布局取得积极进展

近年来，通过收购兼并、重组上市、关闭破产等多种形式，我国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成效已经显现。国内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公司大集团。1997年至2002年，我国进入世界500强的内地企业由3家上升到11家，全部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步伐正在加快。到2002年，15．9万户国有控股企业中的一半实行了公司制改革。从1998午到2m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组上市的有442家，累计筹集资金7436亿元，其中境外筹资352亿美元。

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退出了市场。从1994年到2002年，全国实施政策性关闭破产项目3080个，涉及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1995．4亿元，安置职工约530万人。

放开搞活了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1997年以来，各地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大了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力度，改制面达到85％左右。

李荣融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促使国有经济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1995年到2002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7．76万户减少到4．19万户，下降了46％，而实现利润却从838．1亿元提高到2209．3亿元，上升了163．6％。

结构不合理状况未根本改变

李荣融指出，虽然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

在行业分布上，除必须由国有控股的涉及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外，国有经济还广泛分布在其他行业和领域，在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竞争比较激烈的加工工业和一般竞争性服务行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仍然偏高。

在股权比重上，国有经济在许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中比重过大，这既不利于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完善，也不利于很好地实现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在企业规模上，截至2002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型企业9436户，平均每户企业净资产5.58亿元，销售收入6．03亿元，规模偏小。

此外，还有一大批需要破产关闭的企业没有退出市场。据初步调查，全国符合破产关闭条件的资源枯竭矿山和国有大中型企业还有2500多户，涉及职工近510万人，涉及金融债权2400多亿元。受核销银行呆坏账准备金额度、政府财力及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这些企业一时难以退出市场。

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

李荣融说，要加强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的指导，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方向和重点，推动企业间的兼并、联合、重组，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造，鼓励国有大型企业引入国内外战略投资者，鼓励有条件的国有大型企业境内外上市，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

李荣融强调，中央企业是参与并购重组的重要力量。目前国资委直接监管的189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7．13万亿元，其中所有者权益2．59万亿元。我们将在中央企业中积极培育和发展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和企业集团，支持具备条件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重组上市、中外合资等多种途径加快发展主业，扩大影响力和带动力。与此同时要加快劣势企业退出市场的步伐。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的退出机制和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加大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力度。力争用5年时间，使符合关闭破产的企业和资源枯竭的矿山退出市场，基本消化历史遗留问题。

支持引导国有企业“走出去”

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 篇4

发布于2005-11-09 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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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快乐后勤

中山大学:积极稳妥推进现代大学后勤保障体系建设

大学后勤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时代环境下展开的，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高校自发的伙食承包经营，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和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掀起了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中山大学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和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广州市，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树立“大后勤”观，构筑“大后勤”保障体系，为大学后勤改革闯出一条有特色的新路子。

一、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的思路

1．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简要历程。

中山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在1999年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结束后，即把后勤改革列为校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学校后勤改革领导小组，全面动员，深入调查，科学论证，精心组织，稳步实施，寻找突破。

2000年4月，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相对于2002年的改革方案，可称为“中山大学南校区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成立后勤企业党委，为改革保驾护航，发挥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的作用；成立后勤集团，统领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剥离出来的诸多后勤服务实体。2000年9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落成使用，后勤社会化一步到位，“珠海模式”形成。2001年10月，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校党委抓住时机，对后勤工作做出适当调整。提出“统一政策，分区服务，分区核算”的要求，2002年4月，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山大学北校区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对原中山医科大学（北校区）实行“小机关，多实体”的后勤管理模式。2003年11月，在中山大学后勤务虚会上，首次提出“大后勤”观，后勤改革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统筹协调总务、基建、房产、保卫等后勤职能部门和后勤集团的工作，胸有大局意识，促成改革合力，构筑“大后勤”保障体系。2004年9月，中山大学东校区在广州大学城投入使用，治安保卫工作纳入社会化管理，后勤改革有了新的突破。

2．中山大学对后勤社会化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

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1月《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政策规定，大学后勤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至于社会化的内涵是什么？则没有统一标准或明确表述，留给各地各高校在改革实践中去探索和思考。

1999年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后，我们普遍认为，大学后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社会化改革的实质，就是企业化、市场化。所谓企业化，就是后勤服务经营人员、相应资源和操作运行成建制地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中分离出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后勤服务实体或后勤集团公司。所谓市场化，首先是后勤实体或后勤集团与学校之间，按照“事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实行甲乙方的经济合同关系，改行政拨款为服务收费；其次是有序地引导社会企业参与校园市场的竞争，学校后勤集团和社会企业同台竞争、互相合作，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真正融入社会第三产业；最后是学校彻底摆脱办社会的包袱，实现经济学上所阐述的“不都是养人办事，而是用资源外购的方式来办事”。特别是中山大学地处广州市这样经济发达和市场比较发育成熟的沿海地区，更坚信了我们对后勤社会化涵义的理解。

五年来，既有艰难挫折带给我们的深层思考，也有成功实践激励我们推进改革的勇气，使中山大学对后勤社会化改革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大胆提出树立“大后勤”观，构筑“大后勤”保障体系的新思路。

我们提出“大后勤”的改革思路，既源于对后勤改革的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更源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对后勤服务保障提出的新要求。这几年，后勤社会化改革造成一种误解：大学后勤要萎缩了，后勤职能要弱化了。另一方面，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这几年，正好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涌现出一批“超级巨型大学”。中山大学就是在这几年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伴随高校扩招、高校合并、大学城建设、“985工程”建设的发展机遇，在办学实力、办学规模和办学空间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中国大学排行榜前10名的行列，从原来一个校区（117万平方米）扩大到四个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达617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有307万平万米，在校学生达到5.3万人（其中研究生1.4万人），在岗和离退休教职工近2万人（含七所附属医院职工）。面对这所“超级巨型大学”，基本建设、公房管理、水电管理、校园环境治理、教学科研设备采购等后勤保障服务的需求更大了，要求更高了。中山大学新成立的房地产管理处、招投标中心、综合治理督察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就是对近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自身大规模扩张的新情况、新特点，在学校内部管理职能转变方面作出的合理回应。自2003年提出“大后勤”观以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大后勤”的改革思路，可概括为十五个字：“全成本，强有力，多样化，分步走，大协调”。

“全成本”，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为目标，充分认识后勤服务的产业属性，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要求，改革大学后勤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实行全成本核算。市场经济是讲求成本和效益的经济，摆脱计划经济模式束缚的大学后勤，不限于为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提供保障，更是学校经济工作的总管，是降低学校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关键环节。强调“全成本”意识，在于改变过去对后勤服务习惯于“福利化、无偿化”的思想观念，改变过去对后勤工作依赖“统、管、包”的行政手段，转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全成本核算，引入竞争机制，效益最大化），辅之于行政手段（加强监督检查，行政适当介入，政策性亏损补贴）进行后勤管理和改革，还原大学后勤的产业性为主、公益性为辅的本来面目。全成本核算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三全核算”，即全质量、全成本、全劳务，以提高后勤服务质量，优化配置后勤资源，激发后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强有力”，就是革掉过去那种统包而无活力、低效而又浪费的传统大学后勤服务模式，变“大而全”为“强有力”，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型经营”，变“封闭式自我服务”为“开放式服务社会”，建立起反应快速、支撑有力、服务优良、人员精干的现代化后勤保障体系，形成科学、高效、和谐的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社会化不是不要后勤，萎缩后勤，弱化后勤职能，相反，社会化的本意是要通过转换机制、创新体制，强化后勤保障功能，提高后勤保障水平。

“多样化”，一是多模式，基于中山大学四个校区的历史和现状，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社会化模式：老校区中，有南校区的“小机关，大实体”模式，有北校区的“小机关，多实体”模式；新校区中，有珠海校区完全社会化的“珠海模式”，有东校区的“创新模式”。二是多形式，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规律相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要求，推行多种社会化形式：有地方政府主导的外部化形式（如珠海校区和广州东校区的成功开辟，就是凭借省市政府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东风实现的，还有广州南校区价值1.5亿元的北门广场，也是适逢广州市政府规划珠江两岸景观，被作为市政设施投入建成的），有社会企业参与竞争的外部化形式（如南北校区教工住宅的物业管理社会化），有学校后勤实体承担的内部化形式（如南北校区学生饭堂的经营管理），有学校后勤集团与社会企业合作的内引外联形式（如东校区的数码店，南校区的教育超市），还有和兄弟院校后勤集团合作的校际联办形式（如与东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的合作协议）。

“分步走”，就是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出发，从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多种模式和多种形式的实际出发，遵循渐进稳妥的原则，分步实施：第一步，大部分后勤人员和资源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剥离，组建后勤经营实体（后勤集团）；第二步，根据合校后的平稳过渡需要，对南、北校区的后勤实体，实行分区核算、分区服务，逐渐趋于融合；第三步，在立足于校内市场的同时，学校后勤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或通过加入省高校后勤服务集团，或通过与社会企业互相参股，或通过联合学校产业集团，最终融入社会第三产业。

“大协调”，一是强调大局观，后勤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化不能囊括大学后勤工作的全部，公房管理、校园建设规划、校园环境治理等后勤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责和利益，解决起来有相当难度，必须在总务、基建、房产、保卫等后勤职能部门和后勤集团的范围内，建立起“大后勤”协调机制，以学校大局为重，促成改革合力，破解难题，突破重点，推进后勤管理和改革，构筑现代化的“大后勤”保障体系。二是强调全面改革，对外开放校园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对内也要形成竞争机制，规范管理。从学校整体来讲，必须要有学校内部管理机构、经济政策、人事政策、分配政策和资产管理等的配套改革；从后勤自身来讲，在后勤职能部门和后勤集团的甲乙方关系中，少了哪一方的改革或哪一方的改革不到位，都会适得其反。因为社会化改革，是要实现后勤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变，也是大学办学模式重大转变的体现，故要求后勤实体的经营理念、经营行为和后勤部门的管理职能、管理方式都要主动地适应并促进这一根本转变。

“大后勤”改革思路的确立，紧密结合中山大学所在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近年来办学实力、办学规模和办学空间的迅速提升和扩大，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后勤改革新路子。

二、中山大学后勤改革实践的闪光点

1．开创了服务地方经济、低成本扩张和社会化一步到位的“珠海模式”。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广东省珠海市政府抓住机遇，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办大学理念，而地处广州市区的中山大学也因办学空间饱和与完成高校扩招任务的矛盾，急于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珠海市以地方政府少有的气魄和远见慷慨解囊，将位于唐家湾的3.48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原珠海大学（筹）校址上价值2.7亿元的建筑物，无偿提供给中山大学作为珠海校区水久使用，还投入1亿元支持珠海校区的基本建设，并为教师提供特区财政补贴。

2000年9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正式启用，4000多名新生报到，开始了大学生活。中山大学不仅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办学空间，而且，在没有历史包袱的新校区为实现后勤社会化创造了条件。珠海校区的饭堂、物业、环卫、绿化、交通、医疗、通讯、饮用水等生活服务所有后勤项目，全面引进社会企业经营管理。校区后勤办公室仅有9名管理人员，行使规划、招标、监督、协调、验收等职能，不再直接参与服务经营。在医疗保险方面，中山大学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了学生团体人身保险协议，又与唐家湾医院签订了医疗协议，将医疗、保险通过社会企业外部化，形成学校一一医院一一保险公司三方合作模式，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创。珠海校区一步到位的后勤社会化，降低了校区办学成本，提高了专业化服务水平，节省了后勤管理人员经费。

珠海市也因移植名牌大学效应，颇受实惠。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启用才一年，校区所在地唐家湾镇的经济总量同比增长了16.88%，第三产业增长48%,财政收入增长56%。曾经面临摘牌的珠海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不仅保住了牌子，还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两年内，工业产值从20亿元猛增到120亿多元。中山大学“珠海模式”的示范效应，使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等名牌大学纷纷落户珠海，或设立珠海分校，或建立科技孵化园，充分体现了现代大学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突出功能。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2．充分发挥合校优势，很好地实现了医疗服务社会化。

在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中，适逢2001年10月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为学校医疗服务社会化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在“小而全”、“大而全”的办学模式里，几乎每所大学都办有校医院或设有保健科，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原中山医科大学（北校区）拥有七所附属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相当高。合校后，根据属地化原则，中山大学将南校区的校医院改制为附属第二医院的门诊部，将北校区的保健科改制为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部，将珠海校区的卫生所改制为原中山医科大学在珠海的附属第五医院的门诊部。2004年，附属第一医院黄埔分院直接在东校区设立门诊部。改制后，原学校110多名职工在岗期间的人头费由相应的附属医院承担，退休后由学校负责其工资待遇。由于附属医院都是法人单位，经济独立核算，改制使学校摆脱办医疗的包袱，但由于依托附属医院的技术力量，却使师生员工得到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另外，关于广州南校区、北校区和东校区的学生医疗保险问题，借鉴珠海校区的成功经验，已相继建立了学校一一保险公司一一附属医院三方合作模式。3．治安保卫工作成为扩大社会化改革的新领域。

传统上，学校保卫处被排除在后勤改革之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上物业保安市场的发育成熟，2004年9月中山大学抓住东校区在广州大学城投入使用的机会，将新校区的保安工作进行社会化改革。对前来竞标的十家物业保安公司，我们组织专家和实际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经济指标和服务指标两方面进行并重考核，最后选择了两项指标都最优化，并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珠海某物业保安公司。东校区保卫办按照中标合同规定，监督指导保安公司承担的治安保卫工作，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政治稳定、消防安全和证件管理的工作上来。通过企业化管理的有效机制，一方面，加大和提升了保安工作的强度和水平，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学校机构改革后人员不够、经费不足的矛盾，并强化了保卫部门的其他功能，所以这一创举很快就受到大学城其他高校的肯定和效仿，成为后勤社会化在东校区的一种“创新模式”。

伴随后勤社会化、合作办学和新增校区而来的人员混杂、秩序紊乱的负面影响，使大学校园的管理幅度、难度加大，为此，保卫处加强了对校卫队员的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并会同其他部门开展了清理违规办学办班、拆除违章建筑、整顿交通秩序、清理不合理公房使用等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为教书育人、钻研学问，为维护学校稳定、改善校园秩序，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常进行提供了安全有序的保障。

4．学生公寓和学生饭堂建设管理的独特方式。与其他高校不同，中山大学没有将后勤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分一一学生公寓和学生饭堂交由社会企业筹建或与社会企业合建，也没有向银行贷款建设，而是采取自筹经费建设的方式那是因为我们在谈判合建学生公寓时，社会企业普遍提出12-15年的投资回报期，但即使学校向银行贷款自建，也需要8-9年时间才能偿还贷款，这是我们心中的一笔明白帐。为此，我们把眼光转向广东社会融资渠道通畅的市场和学校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下激活的资金周转，五年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新建学生公寓44万平方米，改造学生公寓3.5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饭堂4.6万平方米。后勤集团还自筹资金400多万元，全面装修学生饭堂。这样一来，我们也规避了学生公寓建在校外或学校周边所带来的学生管理风险。

后勤集团与学生处、团委合作，聘请学生辅导员助理参与学生公寓管理，选聘学生干部任学生饭堂助理，探索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督管理的新路子。在“全成本”管理活动中，后勤集团的学生公寓管理中心于2004年6月顺利通过工IS0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学生饭堂也相继通过了广东省高校标准化食堂建设的评估验收。5．强化房地产管理职能。

房地产管理处是学校根据办学空间急剧扩大、公房使用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和实行货币分房体制后的新情况而设立的新部门，显示了加强房地产工作在新形势下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在开展公房大清查的基础上，房产处分析得出传统的公房使用管理模式存在两大弊病：公房租赁滋生腐败和公房使用分配严重失衡。改由学校统一行使公房租赁权并公开招标租赁，为学校净增了1100多万租金收入。利用经济手段，引入全成本核算，建立公房定额分配、超额有偿使用机制，将使公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在货币分房的新体制下，为解决引进人才的瓶颈和青年教工的住房紧张问题，房产处转变思路，努力开辟住房资源：

一、通过公房清理，挖掘校内公有住房的潜力，去年以来，已清理出28套住房。按商品房交易价格，等于为学校节省开支900多万元；

二、学校牵头组织教工整体认购南校区附近祈乐苑的200多套住房，通过集团购买力把商品房价格压下去；

三、为加速单身教职工宿舍的有效周转，以安置每年毕业新参加工作的大批教职工，一方面，学校自筹资金向已签订购买商品房协议的教职工一次性发放100个月的首期购房借款（免息），另一方面，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办法，对超过一定居住年限而未退房的教职工，逐年提高房屋成本租金。

四、由热心并熟悉房地产知识的教职工组成住房项目小组，以房产处名义寻找商品房合作开发项目或谈判团购楼盘；

五、提供房地产市场信息咨询服务等等。

通过宣传政策法规、完善物业设施、学校给予补贴、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和面向社会企业招投标，2005年3月，使南北两个老校区的教工住宅如期实现物业管理社会化。6．逐步做大做强的后勤集团。

后勤集团是在社会化改革中剥离出来的诸多后勤实体的基础上组建的大实体，与后勤职能部门在南校区建立了“小机关，大实体”的模式。集团旗下有饮食服务中心、通讯服务中心、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园林服务中心、水电管理中心、修缮工程服务中心、环卫服务中心、运输服务中心、劳动服务公司、紫荆园宾馆等16个后勤实体，这些实体是由事业向企业转制的结果，尽管挂上实体的牌号，但它们的运行模式、人员素质、思想观念不会自然转变过来。为此，后勤集团模拟现代企业制度，在管理、人事、分配、制度方面苦练内功

在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对重要决策、重大投资、工资政策、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中层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任命等由集团集中管理，实行二级核算，学校对集团进行核算，集团在学校财务处统一设立一个帐户；集团对各实体进行内部独立核算，各实体在集团财务部开设帐户。

全面实行企业化用工改革，按照定编定岗，公开招聘，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动态考核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利用学校师资力量培训员工，并对中层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大换血。改革使广大职工树立了岗位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改变过去“等、靠、要’，的思想，摒弃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旧习气。

建立现代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传统的不可变动的事业工资制为可随企业效益和岗位变动的企业工资制，逐步加大工资中的浮动部分，使工资与效益挂钩，新的工资结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三部分，充分体现了“强化岗位，以岗定薪，按劳取酬，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狠抓制度建设，实行规范管理。五年来，后勤集团在规范经营、规范管理方面建立健全了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工资管理办法、物业管理制度、物流管理制度、热线电话和网上后勤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为后勤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改革初期，后勤集团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从学校方面来讲，集团承接了从学校分离出来的440多名职工，每年可为学校节省1000多万元的人头费开支。从集团自身来看，2001年销售总收入不足9千万元，2002年销售总收入突破1亿元，利润稳中上升。而且，这些成绩是在学校偏紧的经济政策下取得的，实属不易。但与此同时，一些后勤实体在经营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如学生饭堂一度以涨价为手段，以赢利为主要目标，对利润大幅增长引以为荣，从而诱发了一些事端。现在，通过总结经验，科学反思，重新确立了学生饭堂“微利保本，学校扶持”的经营指导思想，并经受了2004年社会农副产品大幅涨价、国家有关补贴政策尚未到位的严峻考验，受到学校和学生的肯定。

后勤集团在社会化改革中探索了多种形式：有和华南理工大学后勤集团保持长期沟通磋商的形式，有和东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的形式（对采购联盟、干部互派、旅游项目、部门项目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合作），有和外资企业美国因特尔、香港OK分别合作经营数码店、教育超市的形式，还有委托专业公司（中国石油）经营加油站的形式。

经过努力，2004年，后勤集团销售总收入超过l.5亿元，现有员工1500多人，除去学校分离的400多名职工外，为社会解决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2005年开始，后勤集团实现了对南校区和北校区后勤实体的统一管理，统一财务，统一政策。从此，两个老校区的社会化模式并轨为“小机关，大实体”。7．总务处转变职能，勇挑“大后勤”改革的重担。

后勤经营服务的职能被剥离出去后，总务处开始发生角色转变，从“运动员”转为“裁判员”，从“管制人”转为“调控者”：监督合同履行，监管后勤实体和社会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监管学生饭堂的饭菜价格、食品卫生和服务质量。加强调研，做好学校后勤发展的系统规划和政策制订，做好后勤项目的招标工作，严格认真地做到“货比三家，价比三家，质比三家”，选好承接学校后勤服务的投标者。

把工作重点转向加强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水电扩容任务。南、北校区实现21890KVA的电力扩容，更新6000多米的电缆，确保了国家实验室运转、学科建设发展、以及图书馆等公共服务体系的正常用电需求。另外，为遏制水电浪费的严重现象，将改革水电的使用管理方式，纳入全成本核算，实施水电定额使用、超额收费的办法。

承担起协调“大后勤”工作的职能。两年来，协调推进了教工住宅物业管理、停车场选址、校园违章建筑拆除等跨部门、难度大的后勤工作。

建立校园管线（水管、煤气管、电缆、排污管等）地理分布信息系统，为铺设管线或进行校园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整治美化校园环境，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对西湖，松园湖、竹园、中山楼下、中区两侧、马岗顶附近等大规模的改造维护和绿化，不仅为80周年校庆献上焕然一新的校园面貌，也大大改善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三、对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环境的体会

以上后勤改革所取得的实践成果是与中山大学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分不开的。从外部环境看，1999-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召开了四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使大学后勤改革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头戏；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改革、指导改革的优惠政策；地处改革开放先行、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和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州市；这都是有利于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的大气候。从内部环境看，近年来，中山大学急速提升的办学实力和名牌大学效应为后勤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学校党政一把手高度重视和支持后勤改革，先后出台的两个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都在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勤改革的重大举措一般都列入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现任后勤副校长和后勤集团总经理是经过公选的两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为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专业人才和组织保障。广大师生员工能顾全大局，认同和接受后勤社会化改革，广大后勤干部职工在这场体制性根本变革中，敢于割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敢于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的内部因素。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后勤保障改革还大有可为。同时，我们对改革的内外环境从某种程度上也有所顾虑。

从外部环境讲，中山大学虽然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广东省广州市，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引进社会产业资源为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服务，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起步较晚、未经市场风浪考验的学校后勤实体的生存发展，而且，市场竞争的平等意识和规范的财税制度，往往使中央部委的优惠措施很难通过地方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加以落实。后勤社会化的第二步目标，即组建区域性高校后勤服务集团公司，但相对于沿海其他省市，政府主导作用尚未发挥出来，大学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规模效应，现有十所高校进驻大学城，也不失为一个机遇大学历史悠久，校园面积广阔，往往是城市的公共场所，其地下管道、电缆的铺设，是否可以考虑纳入市政设施建设项目而实现社会化呢？由学校事业编制的职工改制为后勤企业的职工后，在下岗问题上，能否按照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做法，交由社会（街道办事处）接纳安排呢？这些都是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需要政府考虑采取的相应配套措施，以进一步改善改革的外部环境。

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 篇5

有感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沿着正确政治方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细读全文，不禁拍案称好。

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取决于这个国家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历史文化条件。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束缚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政治体制中不适应或者不完全适应发展需要的部分实行改革，才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盲目求快，或者盲目照搬其他国家的方式、制度，不能忘本，不能丢弃原则。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出发的重要战略部署，是我们牢牢抓住历史机遇、奋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的可靠保证。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就不能赢得民主；脱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就会得而复失。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在政治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我国的政治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发展要求建立起来的，是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开辟道路的，必须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我国的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保持政治稳定。政治稳定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前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又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消除政治体制中的各种弊端，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势得到充分展示；另一方面要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一切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作为我国政治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探索出的既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又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有正确的方向，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社会和谐才会有可靠的保障。

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 篇6

施意见（2016-12-29）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实施意见

苏府[2016]198号

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58号），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第60号）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省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苏政办发〔2016〕97号），积极稳妥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促进出租汽车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现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决策部署，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将中央顶层设计和地方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坚持乘客为本、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依法规范、坚持属地管理，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适度发展出租汽车的基本思路，推进出租汽车行业结构改革，努力构建多样化、差异化出行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二）基本原则。

坚持乘客为本。把保障乘客安全出行和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社会公众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的个性化出行服务。

坚持改革创新。抓住实施“互联网+”行动的有利时机，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巡游出租汽车转型升级，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推进两种业态融合发展。

坚持统筹兼顾。统筹公共交通与出租汽车，统筹创新发展与安全稳定，统筹新老业态发展，统筹乘客、驾驶员和企业的利益，循序渐进、积极稳慎地推动改革。

坚持依法规范。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强化法治思维，完善出租汽车行业法规体系，依法推进行业改革，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二、明确出租汽车行业定位

（三）科学定位出租汽车服务。出租汽车是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城市公共交通的补充，为社会公众提供个性化运输服务。出租汽车服务主要包括巡游、网络预约等方式。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适度发展出租汽车，优化城市交通结构。统筹发展巡游出租汽车（以下简称巡游车）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实行错位发展和差异化经营，为社会公众提供品质化、多样化的运输服务。综合考虑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出租汽车里程利用率等因素，合理把握出租汽车运力规模及在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分担比例，建立动态监测和调整机制，逐步实现市场调节。新增和更新出租汽车，优先使用新能源汽车。

三、深化巡游车改革

（四）改革经营权管理制度。增量与存量巡游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和期限制，市区巡游车经营权期限为5年，各县级市巡游车经营权期限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

（五）规范经营权管理。建立完善以服务质量信誉为导向的经营权配置和管理制度。新增巡游车经营权应当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进行配置。进一步建立完善巡游车经营权退出机制，对经营权期限届满、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服务质量问题、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严重违法经营行为、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不合格等情形，按规定收回经营权，对收回的巡游车经营权，可重新配置给服务质量信誉考核优良的巡游车经营者。在经营权有效期限内，需要变更经营主体的，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办理变更手续，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

（六）完善运价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巡游车运价形成机制，充分发挥运价调节市场供求关系的杠杆作用。巡游车运价实行政府指导价。综合考虑市场供求、运营成本、交通状况、服务质量、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等因素，建立与燃料价格、城市社会平均收入相联动的运价动态调整机制。

（七）健全利益分配制度。巡游车企业可依法采取适合出租汽车行业特点的用工模式，构建企业和驾驶员运营风险共担、利益合理分配的经营模式。采取承包等经营模式的，要与驾驶员签订经营合同；采取直接用工的，要与驾驶员依法签订劳动合同。鼓励巡游车企业、行业协会与出租汽车驾驶员、工会组织平等协商，根据经营成本、运价变化等因素，合理确定并动态调整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务，现有承包费标准或定额任务过高的要降低。

（八）推进行业转型升级。积极鼓励和推动巡游车和网约车融合发展。鼓励网约车经营者、巡游车企业和社会力量为公众出行提供巡游车召车、服务评价、移动支付等网络“一站式”服务。鼓励巡游车通过电话、手机软件、互联网等方式提供运营服务,逐步推广全国统一的出租汽车电话召车号码。推广使用符合金融标准的各种移动支付方式和IC卡支付方式，拓展服务功能。巡游车划分为普通型与舒适型两类，鼓励普通型巡游车通过车辆更新等方式向舒适型巡游车转型升级，提升巡游车整体车型档次。鼓励巡游车经营者、网约车经营者通过兼并、重组、吸收入股等方式进行资源整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实行公司化经营，实现新老业态融合发展。

四、规范发展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

（九）规范网约车发展。网约车经营者作为运输服务提供者，应具备有关线上线下服务能力，承担承运人责任和相应的社会责任，对于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事故等，应承担先行赔付，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乘客及驾驶员转移运输服务风险。网约车经营者应按要求将车辆卫星定位装置、应急报警装置分别接入道路运输管理机构监管平台、公安机关警务大数据平台。提供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应具备合法资质，公安机关负责核查驾驶员是否满足规定条件，符合条件且持有《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巡游车驾驶员可从事网约车营运活动；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的网约车驾驶员须持有《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方可从事巡游车营运活动。网约车车辆应具备合法资质，技术状况良好，安全性能可靠，具有营运车辆相关保险，保证线上提供服务的车辆与线下实际提供服务的车辆一致，车辆档次应高于主流巡游车，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价格水平与巡游车保持合理比价，重大价格变动前应事前公示。

（十）规范网约车经营者经营行为。网约车经营者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根据工作时长、服务频次等特点，与驾驶员签订多种形式的劳动合同或者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加强对提供服务的车辆和驾驶员的生产经营管理，不断提高服务水平。网约车经营者要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和标准提供运营服务，合理确定计程计价方式，公布服务质量承诺，建立服务评价体系和乘客投诉处理制度，规范自身市场竞争行为和价格行为，保障运营安全与乘客合法权益。遵守国家网络和信息安全有关规定，加强网络和信息安全防护，建立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依法采集、使用和保护个人信息，不得泄露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网约车不得有巡游车标识，不得巡游揽客，不得在机场、火车站、汽车站等设立统一巡游车调度服务站或实行排队候客的场所揽客。网约车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从事经营活动，超出许可的经营区域的，起讫点一端应当在许可的经营区域内，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班线客运经营。

（十一）规范私人小客车合乘。私人小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免费互助的共享出行方式。私人小客车合乘不以盈利为目的，分摊的部分出行成本仅限于燃料成本及通行费等直接费用。不得以私人小客车合乘名义从事非法运营活动。

五、改善出租汽车经营环境

（十二）推进配套服务设施建设。将出租汽车综合服务区、专用候车站（点）、加气站、充电设施等出租汽车服务设施纳入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范畴，并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运输规划相衔接，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国土资源、规划、财政等部门要科学规划选址，加大用地保障和财政扶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探索实施服务区综合开发，建立完善长效运营机制，妥善解决出租汽车驾驶员在停车、就餐、如厕等方面的实际困难。在机场、车站、码头、商场、医院等大型公共场所和居民住宅区，应当划定巡游车候客区域，为出租汽车运营和乘客出行提供便利。

（十三）推进信息系统建设。推进出租汽车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省、市、县三级联网，落实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加强对车辆运营、服务质量等行业运行状况的监测采集和统计分析。积极运用互联网技术加强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按照国家、省信用管理相关规定，加强对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信用管理，建立“红黑名单”公示制度，作为出租汽车经营者、驾驶员、车辆市场准入退出的重要依据，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推进跨地区、跨部门信用联合奖惩，实现优胜劣汰。

（十四）打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交通运输、公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商务、工商、税务、质监、价格、通信等部门和人民银行苏州辖区内各分支机构要在政府统一领导下，建立政府牵头、部门参与、条块联动的联合监督执法和联合惩戒退出机制，建立完善监管平台，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联合执法力度，严厉打击非法营运行为。

（十五）维护行业稳定。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建立多方联合的出租汽车管理沟通协调机制，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做好行业运行和舆情动态监测，畅通利益诉求渠道，引导各方理性表达合理诉求。出租汽车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管理的主体责任，加强内部管理，切实保障驾驶员合法权益，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时化解矛盾。严厉打击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或煽动组织破坏营运秩序和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

六、完善工作机制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市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充分发挥城市客运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进一步理顺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体制、完善协调机制、落实责任分工，及时协调解决出租汽车行业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同级人民政府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领导下，会同公安等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出租汽车管理工作。

（十七）发挥协会作用。加强出租汽车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建设，发挥中介组织在政府、企业与从业人员间的沟通桥梁作用，积极为出租汽车经营者搭建交流沟通平台，提供政策法规、业务技术和信息咨询等服务。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要加强了解行业动态，强化行业自律，提升服务质量。

（十八）落实经费保障。做好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人员队伍建设以及相关运营保障服务，日常办公、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

（十九）做好舆论引导。充分发挥媒体的舆论引领作用，加强对改革政策的主动宣传、正面解读，引导社会预期，回应社会关切，凝聚改革共识。要及时报送行业改革、市场动态和稳定信息，总结推广先进的改革经验和做法。通过表彰先进典型，宣传先进事迹，努力营造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发展的良好氛围。

苏州市人民政府

2016年12月29日

积极稳妥推进智能制造发展战略 篇7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毋庸置疑,但中国制造“大而不强”也是事实。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高端回归、低端转移”双重挤压,压力前所未有。舟至中流,击楫勇进。中国制造只能向上突围,转型升级才会有希望、有前途,而智能制造无疑是向上突围的重要抓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伴随着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机械化、电力化、信息化生产分别推动了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接踵而来的智能化生产将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世界之势浩浩汤汤,各国相继紧跟大势,德国工业4.0、美国工业互联网、中国制造2025,这些概念背后的最大公约数正是智能制造。智能制造有效提高生产效率、改进工艺流程、改善产品质量、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带动服务业升级,是典型的新经济、新动能,必须加快培育步伐。

思路决定出路。把握智能制造这场引领生产方式创新的重大变革,首先要正确认识智能制造的深刻内涵,避免几个认识误区。

一是智能制造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方式创新。智能制造是通过智能化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进行生产的制造业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智能制造不同于“装备制造”。先进装备制造业是智能制造的物理基础,但哪怕是先进的、智能的装备制造业,也是一种具体的制造行业,而智能制造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智能制造不等于“机器换人”。首先,机器人并不能完全替代人工,例如人机交互技术需要工人与机器实现协同生产,其次,智能制造并不排斥人工,智能制造与机器人是多种技术的交叉融合,自身发展离不开大量专业技术人员,相反机器人正在创造大量新的就业岗位。当然,工业机器人将是智能制造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是目前并不具备大面积推广智能制造的条件。智能制造虽然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趋势和核心内容,但切不可贪大求快、盲目冒进。虽然国际上鼓吹工业4.0、工业互联网,但应清醒地看到,我国虽然已是制造业大国,但产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基础制造水平落后、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依然突出,制造业整体竞争力与美德日等制造强国差距悬殊。目前,只有一小部分具有技术能力和资金实力的龙头企业,可以直接先行推进“互联网+智能制造”融合发展,但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而言,条件并不具备。如果不注重智能制造的内涵式发展,而是追赶时髦,大规模上马不具核心技术的机器人项目,势必出现新的产能过剩。

然而,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工业向中高端迈进,建设制造强国,必须推进智能制造这一重大课题。推进这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发展“窗口期”,务必采取一些务实策略,充分调动各级政府、产业界、知识界、科技界的综合积极性。

一是集聚资源,重点突破与分步实施相结合。《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作了很好的顶层设计,但接下来更要注重发挥地方的积极性。既然目前并不具备全面推进的条件,就应当择其上者重点突破,发挥引领示范作用。虽然在国家层面已经开展项目示范试点,但较之于以城市作为试点对于全局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国家可选择制造业基础雄厚、“互联网+”应用成熟的若干城市,设立类似经济特区的“互联网+智能制造”示范市试点,在税收政策、资金扶持、鼓励创新、人才引进等方面大胆创新,集聚智能制造高端要素,打造一批智能制造龙头企业,获得成功经验后,再在其他城市逐步推广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经验。

二是固本强基,增强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当前,中国制造业进入了一个增长放缓时期,产业长期下行将不利于智能制造的培育壮大。调研发现,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是产能过剩、成本上升,这可以通过制造业自身转型升级解决;另一个方面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等行业对制造业形成了“挤出效应”,这些行业比制造业的收益率更高,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和资金,同时抬升了制造业成本,压缩了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这些问题制造业自身转型升级难以解决,需要国家毫不犹豫地增强对制造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形成一套鼓励智能制造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标准先行,行业标准非一城一地短期内能制定,要在国家层面加快推进制造业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强化制造业团体标准制定、推广力度,形成以标准带产业、产业促标准的良好发展格局。

三是科技支撑,官产学研通力合作同向发力。智能制造的核心关键在于技术支撑,只有真正掌握核心技术才能独领风骚,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大浪淘沙,企业在市场中摸爬滚打,没有企业是不愿意创新的,但具备创新的能力且能够承担创新风险的企业并不多,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促进企业创新方面应“更好发挥作用”,加快建立健全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使政府、市场、社会同向发力。一要切实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目前我国科技转化率还不到30%(发达国家超过70%),其中又有四分之三以上的转化是在企业转化的,也就是说广大科研院所的科研成果大多还处于“沉睡”状态,激活这些“沉睡”的科研成果将造就我国科技发展的一片蓝海。因此,一切有利于科研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创新,政府都应大胆尝试。二要切实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要为科研活动提供强有力的产权保障,为创新者加油鼓劲。三要加强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关键共性技术可采用政府购买或者合资研发的形式,联合多方共同研发,成果按协议分成并按协议向其他企业、地区扩散。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 篇8

一、标准缺失是当前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

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的主要任务是将“标准”引入农村基础设施、社保就业、医疗卫生、环境整治、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公共安全、行政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中，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设备配置、服务行为、业务流程、日常管理、工作考核、财政定额等建立一套标准，并组织实施。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以公共服务财政定额标准作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和核心，通过财政均等实现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制定并实施公共服务标准；引入质量管理模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标准缺失，服务条件差、水平低、评价难、随意性大、农民满意度不高等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成为当前农村公共服务面临的突出问题。

1.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标准缺失。合理的资源配置是保证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物质前提。资源配置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了公共服务提供条件差、能力低。一是产品品质标准缺失。产品品质是公共服务的核心，具体表现为产品质量应该达到什么标准，例如农村道路硬化的宽度和厚度、农村饮用水的水质级别等，这是资源配置的主要依据，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目前，我国农村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公共服务品质需求差异很大，统一标准很难制定，且由于标准的高低直接关系财政投入多少，地方缺乏制定实施标准的积极性，少数现有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往往要求低、弹性大。二是机构设施标准缺失。机构设施是提供服务的物质条件，包括机构、场地、设施设备、人员等。虽然我国初步形成了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公共服务体系，且已经在一些领域制定了国家或地方标准，但这些标准普遍要求过低、弹性过大且实施不力。三是资金保障标准缺失。由于缺乏产品品质和机构设施标准，造成财政资金安排缺乏科学依据，预算支出定额标准随意性较大。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对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在不断增加，但与发达国家比，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依然处于较低水平。

2.公共服务过程控制标准缺失。与物质产品不同，有些公共服务例如婚姻登记，其特点是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统一，服务过程控制标准缺失直接导致服务品质不高和农民消费满意度低。一是工作标准缺失。缺乏服务流程、岗位职责等相应工作规范，没有从职能导向型转变为流程导向型，办事流程不够简洁化，人性化程度不高，服务行为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服务过程重管理、轻服务现象严重。二是管理标准缺失。一些政府部门虽然构建了服务流程，制定了工作标准，但管理制度缺失，没有建立相应责任制，部门管理的透明度、政府行为的可问责性、政府管理的效率等不被重视，窗口部门和监察部门之间的权责界限模糊，监管规则及其执行机制不健全，对服务的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价缺乏依据。三是参与标准缺失。标准化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认可和执行，还需要社会公众的认同和参与。但在多数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和监管中占主导地位，各种行业协会、社会组织、消费者保护组织及社会大众如何参与缺乏标准，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

3.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标准缺失。对结果进行评价是公共服务持续有效并不断改善的必要条件，结果评价标准缺失使服务能力和条件得不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得不到改进、服务品质得不到提高。一是评估体系标准缺失。服务品质和服务过程标准缺乏导致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缺乏、无据可依，不少地方政府绩效评估处于自发、半自发状态，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评估内容和评估重点差别大、随意性大，更没有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评估主体标准缺失。应该由谁来评估、评估主体应该具备怎样的资质条件，没有标准。目前政府的绩效评估大多是政府内部考评，缺乏民众的参与。即使在政府内部，大多也是上级对下级的评估。群众参与和第三方评估，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无法做到客观公正，直接影响了整个结果的准确性。三是评估方法标准缺失。评估方法缺乏统一规范，不少绩效评估分散在目标责任制、社会服务承诺制等多种管理机制中，评估方法不一致，评估程序存在很大随意性，有的甚至完全流于形式，评估结果很难做到客观公正。

二、标准化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抓手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标准缺失，直接导致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低下，城乡区域均等化进程缓慢，公众参与度和满意度不高。从国内外经验看，作为科学管理的有效手段，标准化最先在工业生产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之后被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上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又将其广泛引入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进入新世纪，我国一些地方基层政府也开始自发将标准化引入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自2007年始，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启动了国家级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试点项目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区，少数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在农村。标准使复杂的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简单化、固定化，极大地促进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1.标准化使公共资源配置有标可依，有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服务品质标准和服务效率标准是公共资源配置的指向器。一是提供了公共服务品质的技术标准。标准化针对农村公共服务开发设计可操作的、具体的量化指标，对于一些难以量化的服务环节和服务内容，也着眼于通过优化定性标准来尽可能明确公共服务的品质要求，为确定财政支出标准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科学依据，优化了公共资源配置效率。二是改革了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不少地方以乡镇便民服务中心为抓手，通过标准化建设，集中场所、集中人力、集中事项、集中办公，改变过去部门多头垂直管理、各自为战、重复建设、分散办公模式，整合办公资源，实行一站式办公、一条龙服务，改善了公共资源X—效率。三是缩小了公共服务城乡与区域差距。制定和实施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合理确定公共服务空间布局，指引公共资源在空间上合理配置，有利于改变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农村发展实际需求的状况，有利于改变公共服务城乡、区域间供给不均衡状况，有利于公共服务产品品质的统一。

2.标准化使公共服务过程有章可循，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制定实施标准来细化、量化、优化、固化公共服务过程，实现公共服务菜单式的申请、服务、评价，过程公开透明，结果自动生成，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改善服务质量、推动权力阳光运行和廉洁政府建设。一是促进了政府公权力的自我限制。标准通过对公共服务提供流程各环节的工作和行为进行规范，在具体事务的执行上降低了相关部门的工作自由度，有助于消除“潜规则”，限制行政服务中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农村基层政府尽快摆脱“权力行政”和“官本位”传统思维，创新社会管理模式。二是规范了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和操作行为。标准通过将公共服务理念内化到每一个部门及工作人员思想和行为中，让标准成为习惯、让习惯成为标准，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工作人员疏忽造成误事、误时、误工现象，促进政府部门从“管理”向“服务”转变，打造服务型政府，提高公众满意度。三是方便了群众监督。公共服务标准化实质上是政府权力的社会公示，为公共服务事项的公开和透明畅通了信息沟通渠道，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得到了进一步保障，有利于避免行政部门“有选择的管理和有选择的服务”。

3.标准化使公共服务绩效有据可考，有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公共服务评价的难点在于存在许多难以量化的指标且易受主观因素影响。标准化既是管理工具，又是检测和考核政府绩效的指标，为公共服务可量化、可比较、可考核提供了技术支撑。一是提供了绩效评价基本指标。标准通过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目标、流程、提供方式等进行规范，明确管理服务要求，使政府工作有标准可依循、可操作、可检查、可评价，既为各级政府提供服务、履行职能提供了标准，也为绩效考核提供了标准。二是完善了政府绩效评价办法。将公共服务标准纳入到政府绩效综合考评中，既为政府内部考核评价提供了工具，也让公民对政府有一个评价标准，便于公众监督及引入公众和第三方评价，起到吸引社会关注、激活民主意识、强化社会热情的作用，增强了考核的科学性。三是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借助于考核评估体系和机制，标准的建立使公共服务工作更加有章可循，促使政府部门增强绩效意识、树立行政成本理念、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改善服务质量，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提升农民满意度。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

标准化作为一种被广泛采用的技术支撑手段，在引导政府公共资源合理配置、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规范政府公共服务行为、转变政府公共服务理念、创新农村管理模式、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全新的政府改革建设路径，面临巨大的挑战，更要求以改革创新精神积极稳妥推进。认真贯彻落实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当前可考虑如下三项工作：

1.建立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合作推进机制。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基础设施、环境整治、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保就业、公共安全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等诸多方面，需要多部门、多级党委政府参与。当前可考虑在中央层面联合相关部门成立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工作联席会议，启动试点工作，共同制定试点工作方案、工作程序和验收要求，指导地方开展试点工作。各级相关职能部门负责相应项目的组织和指导工作，包括项目申报、项目建设的管理和指导。地方政府作为试点项目承担单位，要建立“政府推进、部门主导、各负其责”的工作机制，整合多方力量，协调解决标准化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具体负责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聘请标准化、公共服务和公共财政等领域专家，成立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咨询专家组，对标准体系建设和标准制修订以及标准实施进行指导。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建立标准化信息沟通机制，促进经验交流和标准推广应用。

2.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前期研究。遵循“政府主导、群众参与、突出公益、专业导向”原则，由有关部门牵头开展需求调查研究，理清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根据需求制定标准体系。按照“急用先行”的现实原则，从基本公共服务品质和流程、机构与设施、工作人员、预算和支出等方面，中央应探索制定统一的公共服务最低标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阶段性目标，地方政府参照国家最低标准和均等化目标，结合当地实际开展公共服务标准制修订和实施工作。具体到试点地方，重点是按部门对基层政府农村公共服务职能和工作进行统一梳理，形成政府职能和工作任务体系；针对职能和任务列出完整的标准需求体系；全面梳理、归纳已出台的农村公共服务有关法规政策，对使用有效的部分，直接列入标准体系，对缺失或过于抽象的部分，列入标准制修订计划；开展重要标准前期研究，重点标准制修订，在此基础上，制定形成完整的农村公共服务标准体系研究报告，为中长期扩大试点做理论和技术储备。

3.启动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按照“试点先行、稳步推进、先易后难、先点后面”的原则，根据地域类型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各选择不同省份启动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当前可考虑立足现有工作基础，重点围绕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和农业社会化服务试点工作，选择若干省份开展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试点。一是为研究工作积累实践经验，二是完善及整合现有的教育、卫生等零散的公共服务标准，三是为推行农村公共服务标准化探索路子。试点以县市政府为承担实施单位，县市各相关职能部门根据职能定位和工作任务，分工协作，紧密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水平，具体制定与当地发展相适应的标准体系，制定、修订、实施和完善标准，探索形成地方标准，为以后逐步扩大试点和制定国家标准积累经验。中央部门要总结试点工作经验，适时制定出台全国统一的农村公共服务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对行之有效的做法和标准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应用。

（作者系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小组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