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谈理想

冯仑谈理想（推荐2篇）

冯仑谈理想 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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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

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仑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国际访问”期间谈及自己的商业感受，冯仑表示整个这几天的活动和以往商务活动相比，多了一些和欧盟官员的接触。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和国外企业家在见官的时候举止、行为、心态都很不同，这在某种程度可以折射出我们在国内的生存状况。

冯仑谈到，我们见法国总统时，总统是坐着说话的。而我们的企业家无一例外全都习惯了站着说话了，站着讲话显得很恭敬，但你想我们40个人啊，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统应该站着。所以我觉得虽然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家能够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力面前我们显得还是不太自信。冯仑还称企业家赚钱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满足一个兴趣、专业。企业家和普通人相比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次序不一样，企业家做事儿的次序和价值观放在前面，顺便赚个钱。可是心离钱越远，钱就离口袋越近。下为内容实录：

记者：这几天法国比利时之行在您眼中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吗？

冯仑：整个这几天的活动和以往商务活动相比，多了一些和欧盟官员的接触。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民营企业家和国外企业在见官的时候举止、行为、心态都很不同，这在某种程度可以折射出我们在国内的生存状况。你看我们见巴罗佐的时候，站得那么整齐等他来照相，这和当地的企业家表现的很不一样。我们在被领导接见的时候这种状态太常见了。记得以前我在中央党校的时候，每年要在人民大会堂等待接见，一站就是一个小时，然后领导出来转一圈说两句话就走了。这次也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被接见，以至于巴罗佐本人都觉得有点奇怪，他自己还说了句“哎呀，你们这么有纪律。”这个让我想到最有纪律的是北朝鲜，见到领导人后是那样一种局促，那样一种不安。其实巴罗佐很吃惊，我想他更习惯的是如果要谈事儿，之前和主要几个人聊聊，然后出来喝点东西随便说说话。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反而不习惯了，比如昨天下午和法国外长见面，讲完话拍完照后人家没走，于是我们全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只有少数几个人和外长聊聊，其余都坐在旁边和自己人聊。最后发现当地的企业家很熟悉这个程序，和外长聊得很投机。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是，我们很喜欢鼓掌，经常为自己也为别人鼓掌。可是欧盟的人很少鼓掌。我觉得我们鼓掌有点多，习惯性地对大人物的话不由自主的表示敬仰，总觉得不鼓掌别人不满意。但有意思的是，我们个体在一起的时候却很少表扬对方，你看中国人在和朋友、父子见面的时候都很吝啬夸奖对方。这让我想起多年前我在越南的钱柜唱K的时候的一首歌——你爱我的样子很中国。当时我好奇，觉得中国也可以是形容词，什么意思呢？我问翻译，翻译说是你很含蓄却欲言又止，内心澎湃却不表达，这个就是中国的意思。中国这种文化习惯于集体性的表达情感，而对个体的表达反而回避，我们有很多集体鼓掌，但当面却很少表达赞赏。我又想起国内的一个笑话，就是在法庭上审讯那些贪官时总有个最后陈述，但有一次最后陈述完了之后也鼓掌。因为习惯了，以前领导嘛！

还有我们的思维方式也很中国，这具体表现在提问上。我们很擅长提一些大而空泛的问题，这让西方很不适应，我们提问的方式真的很哲学。就和以前我我干爹曾经骂我的，你总说一些永远正确的废话。我联想到很多年前去台湾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都谈一些统一、民主的问题，而台湾的企业家都特没感觉，说自己从来不想这些事情，不知道要怎么回答。集权社会的话语体系和在民主体制下的话语体系不同，越是在集权社会下生活的人越喜欢说大话题，因为他们只有抽象的国家、政党、意识形态，没有个性和自我意识。你看北朝鲜的语汇，那是最高级的最高级。动不动就最高尊严，极端到无以附加的阶段，这和权利的集中有关。在集权社会下人们研究的事情很少是自己个人的事儿，都是党和人民的。你看台湾玩香道、茶道的很多，西方也有些极端的爱好，比如facebook的创始人不好好上学在那儿胡整，这些我们这边都会被视为异类。这次我们到了欧州，见到政治人物时提的问题很少和自己有关，我们提到的是和平、中法关系，这些好像应该是政治家外交家谈的。但你看法国外交部长反而说的很小，他不和你谈和平问题。这种情况人家只能说你“好博学”。

另外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姿势。我们见法国总统时，总统是坐着说话的。而我们的企业家无一例外全都习惯了站着说话了，站着讲话显得很恭敬，但你想我们40个人啊，这种情况下法国总统应该站着。这三件事儿让我觉得，虽然现在的中国民营企业能够在国际上受到礼遇，但在权利面前我们显得还是不太自信。

但也有我们进步的一面哈。昨晚上船上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大家的衣服都会穿了，每个人的衣服都挺讲究，这个讲究不是大牌和贵的问题，昨天我们在大巴车上讨论了一路明天企业参访是穿商务休闲还是正装，里面必须是衬衫和T恤，柳总最后反复征求大家意见，最后还要和明天参访公司的的人沟通。这个细节反映出中国企业家都从容了，开始关注小事儿和细节了，和外边沟通更自信了。

记者：昨天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大家谈到了“恐惧”，但是显然没有谈得很深入。我想问问您，欧州对你们这些中国企业家的到访会不会觉得恐惧，另外您这类企业家都常“恐惧”点什么？ 冯仑：人类有两类的恐惧，一类是对异类的恐惧，另一类是对同类的恐惧。西方对中国这两种担忧和不适应都是有的，但更多是对异类的恐惧，比如日本和欧美在文化上比中国和欧美关系近，日本崛起时西方也有不适应，但恐惧较小，这是对同类的恐惧。但中国和他们不一样，你人多、地大、有共产党、有资本市场、有原子弹、有总书记……中国的发展给全世界带来的都是异类的不适应，西方见过有资本市场、有跨国公司、有吵嚷的议会，不同的政党，但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决策机制、经济发展和思维模式都需要适应。就企业家个体而言，我觉得企业家群体除了对健康的恐惧外，相对于一般人很少有恐惧，因为恐惧来源于未知、无知和歪知，对未来结果的不能预期，所以你看小孩比老人恐惧多，女人比男人恐惧多，弱者比强者恐惧多。这都是因为他们对未来掌控能力差。大人老人强人男人都恐惧较少，对所有预期的变化都有影响力。相反小人小孩弱者女人都有更多的恐惧和担忧。这不是歧视女人，比如走夜路男人只害怕劫财，女人除了怕劫财害怕劫色，多一个恐惧。所以企业家群体有更多自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接触的外部世界更大，掌控的资源更多，对变化的预期施加影响的可能性大，所以恐惧较少。

记者：对于像您这样比普通人掌握更多资源的企业家人群，钱其实赚得挺多了，还能继续这么折腾的动力在哪儿？想要更多的钱和地位吗？真得想要让企业长盛不衰吗？ 冯仑：企业家赚钱和普通人赚钱是两个概念，普通人是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企业家赚钱的目的不是生活，而是满足一个兴趣、专业，比如史玉柱就是喜欢玩网游的人，后来意外变成了创业。还有一种是内心有特别好的愿望，为某种价值观活着的人，比如我们做立体城市是为什么？就是对现在城市又脏又乱又闹心又资源浪费房价又高的现状太不满，于是自己就想要改变。这就是个没事儿找事儿的事儿。所以企业家和普通人相比对待金钱和生活的次序不一样，企业家做事儿的次序和价值观放在前面，顺便赚个钱。可是心离钱越远，钱就离口袋越近。

刘翔比普通人跑的快，但为什么还要跑？因为他的参考系是奥运会的成绩，而不是普通人的标准。企业家也和刘翔一样，为未来几秒钟的荣耀而付出一生的辛苦。每天按照教练指定的科目训练，因为过度竞争和训练而失去继续赚钱的资格。对企业来说就是破产，所以破产是企业唯一的出路。你知道地球上存在的组织，最长的不是什么企业，而是公益和宗教组织，目前盈利性组织最长的寿命也就400年。中国有1000多万家民企，我相信绝大多数以死亡告终。企业家最终的命运就是把企业干破产，然后就歇了，和运动员一样一样的。企业家痴迷兴趣、价值观、使命感使技术不断改进、财富不断累积，但最终都是企业家牺牲了，而那些美好的事物还在。比如雷曼也做了很多好事，但它最终死了。失败的公司不等于没有提供过好的产品，只是竞争环境变了。比如无锡尚德使新能源的技术在全球提升到新的水平，创造了财富价值，但最后自己失败了。我想企业家的宿命就在这里，用自己一代一代的牺牲使技术进步、人们生活得到改善。记者：明知最后都是破产，你们都甘愿这么一路欢歌着奔向死亡？很多企业家最后都皈依宗教，比如当年你们万通六君子的潘石屹和王功权，这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吗？ 冯仑：人类幸福、满足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降低欲望让自己当下满足，管理、降低欲望使得欲望和自己的条件匹配，这叫宗教。另外一种是欲望不动，但想方设法获取满足欲望的物质条件、制度环境，这部分叫经济活动、叫科学。我们用政治强权、战争、经济活动等能力手段让自己的欲望得以满足。

一个人要幸福无非是这两个方面，这两种都可以幸福。但宗教成本更低，见效也快。企业家的不同就在于他选择的是第二种，靠经济、政治、科学等手段的强大来改变自己和欲望的关系，通过这样使自己幸福，但遗憾的是欲望和手段一直在赛跑，而往往欲望跑的更快。欲望一秒钟就可以达成，欲望跑的这么快，但我要满足这个欲望就要折腾半天才可以实现。欲望一般还是加速度奔跑，赛跑的结果往往是物质手段落后于欲望的增长，所以人类社会永远充满矛盾、不平衡、煎熬和苦痛。

相当多折腾的人往往都皈依宗教，因为物质手段的提升永远也赶不上欲望的奔跑，最后停下来，让欲望慢一点，让灵魂跟上脚步。企业家、政治人物最终归宿都是皈依宗教，就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很多事情力有所不及、心有所不怠，于是选择皈依宗教，相信这一切你其实不用做，原来一切上帝自有安排。

我觉得成功的老男人到最后，人类的不可能性都挑战完了，觉得自己超级强大，任何事情都搞的定，就开始对不确定性展现出强烈的兴趣，比如很多人从事极限运动或者和上帝对话，因为上帝你永远也搞不定。还有一些人，比如杨振宁什么的科学家最后选择和小女生较劲，这也是一个挑战不确定性的方法。

记者：你觉得最后你是会选择和上帝对话还是和小女生较劲？

冯仑：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老，所以我现在不急着做选择。我从小就被训练成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学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都是讲实际的事儿，比如物质手段改变世界，所以目前我还在比较低俗的物质层面。什么时候到了要做抉择的时候，我会先通知神再通知你来采访哈。记者：我觉得您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平时你除了工作外都还有点什么癖好？

冯仑：我喜欢看犄角旮旯的事儿，喜欢研究另一面的事儿，比如伟大的人的阴暗面。你会发现越这样研究人就越释然。对好和坏，对得失利弊的权衡就会通泰很多。人纠结是因为心里世界小，心里世界越大越无是非。你看佛和上帝都没啥是非。你看农村妇女丢个猪就要上吊，而进了城的人喝个酒、拉拉手也很正常。因为心大了，事儿就小。

冯仑理想国 篇2

企业家冯仑？且慢。你该更新对冯仑的印象了。看看过去的9月里他都做了些什么：

9月的第一周，他带着一帮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台湾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益考察。

9月7日傍晚，他在长江商学院“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班”，与几十位中国民间基金会秘书长分享“基金会的治理”议题。

9月22日上午，他现身在深圳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展示会，参加阿拉善生态协会主办的“跨界交流，给绿中国”论坛，谈中国环保公益组织未来发展趋势（他是阿拉善生态协会现任会长）；下午他又出现在壹基金和招商银行联合主办的“打造可持续的企业公益”论坛，为招商银行当天上午上线的公益平台造势（他是壹基金理事）。

10月初，他又要奔赴内蒙古阿拉善月亮湖，主持阿拉善生态协会的换届工作。

“我现在超过一半的时间，都花在与公益相关的事情上。”9月7日夜，在长江商学院为“基金会秘书长培训班”作完演讲后，顾不上吃晚饭的冯仑在接受《中国慈善家》采访时说。当时，他脸上露出明显的倦色。这一天，他是在北京郊区主持召开完万通公司的董事会后，赶到长江商学院的，迟到了近一个小时。“以前基本上就两件事，挣钱和花钱，现在多了一件事，每天得研究捐钱做公益。”

在公众的视野里，讲话风趣的冯仑曾经是“地产界的思想家”，但近几年中，他讲得更多的是公益话题，变成了一个“公益布道者”。

“公益让我往纯洁的方向靠，接触到的都是好人，让我觉得人活着很有意思。我觉得，我比活在新闻联播里还幸福。此外，公益改变了我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让我与这个世界产生了很好的联系。因为公益，我与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等人都打过交道。”冯仑告诉《中国慈善家》，“过两天，亨利·保尔森又要来了。”

2007年，他出版了一本《野蛮生长》，描写了近30年来民营企业生长的痛苦状态；2011年，他又出版了《理想丰满》，这次书中以生命价值、人民幸福这样的话题作为主线索，体现出这位企业家思维与视野的转变。尽管现实很“骨感”，但显然，他的心中，仍然有一个理想国。

理想主义之于冯仑，并不是一个新事物，而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1992年，啸聚海南的“万通六君子”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王启富、刘军，通过买卖别墅挖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曾闭门反思，讨论出以下深具理想主义气质的共同价值观—“以天下为己任，以企业为本位，创造财富，完善自我。”

但直到找到公益这条道路，他似乎才真正体会到，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过程中“完善自我”的那种乐趣。

至今，冯仑共参与和发起了八个公益慈善机构，体现了他对社会多个领域事务的兴趣。

从爱佑到阿拉善：弯路与启蒙

如果给冯仑的公益路线画一条时间轴，2004年就是这条轴的起点。

那年，相识于海南时期的鼎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兵找到冯仑，提出要建立一家“运用市场经济的商业模式，引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重视组织的竞争力、战略模式的确定及流程的管理设置，实行闭环控制、建立财务报表制度等环节”的公益慈善机构。面对这个创新味十足的公益计划，好奇心十足的冯仑有些心动。

随后，王兵又找到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汇源饮料食品公司董事长朱新礼。四个人聚在一起，每人拿出100万，建立了一个新型公益组织。2004年12月，爱佑慈善基金会的前身—华夏慈善基金会注册成立，成为《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后国内第一家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除了捐出部分注册资金，冯仑还捐出北京万通中心一套70平方米的房子，作为华夏慈善基金会的办公场所。

由于经验不足、过于理想化、缺乏制度规范，在爱佑基金会成立之初，冯仑及他的公益伙伴曾几度遭遇挫折。比如起初没有明确的救助领域，他们看到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艾滋病孤儿，就发动身边的一些朋友，每个家庭从河南带一两个艾滋病孤儿回北京，陪孤儿们过暑假。结果，城市生活只是助长了这些孤儿的不良习性。这个项目被叫停。

他们还尝试过人工耳蜗项目，通过进口耳蜗加康复训练，帮助失聪儿童恢复听力。每套耳蜗约20万元，再加上海关扣税及不菲的康复训练费，做了几例，效果不理想，再次宣告放弃。

通过一段曲折的探索，爱佑慈善基金会最后找到了自己专注的核心业务：救助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儿童。

几乎与参与发起爱佑基金会同时，2004年6月5日，冯仑参与发起了阿拉善生态协会。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中国近百位企业家发起的荒漠化防治民间组织。这个组织也经历了从“治沙”到“与自然共存”的观念转变。现在，阿拉善生态协会的会员达近300人，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每100元的环保投入，阿拉善就占其中的5060元。自阿拉善生态协会成立起，冯仑相继做过两届执行理事和一届章程委员会主席，现在正在履行作为第四任会长的最后职责和义务。

作为阿拉善第四任会长，冯仑致力于推动阿拉善生态协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协会，并花了很多精力完善它的法律框架，让理事会、监事会和章程委员会能够各司其职。“我觉得他不但是身体力行去推动社会的转型进步，还在机构治理层面有很多更高的思考。他的制度观念非常强，认为任何事情根子都在制度上。”现任阿拉善生态协会秘书长刘小钢对《中国慈善家》说。

但冯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人。即便是在2008年，在万通基金会内部，是发挥老板意志还是信奉专业化，也经历过一段曲折。

万通基金会变革：

从老板意志到信奉专业化

2008年1月，在冯仑的带领下，万通地产与控股股东万通实业一起发起成立万通公益基金会。注册资金来源于万通地产、万通实业及冯仑的个人捐赠共计400万元。彼时，万通董事会将对基金会的捐赠规模定为：“万通地产税后利润的0.5%，加上万通实业税后利润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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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通公益基金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成立几个月以后，万通基金会才通过召开战略讨论会最终确定，只专注于生态社区建设。身兼多重社会职务的第一任秘书长高中卸任，冯仑开始寻觅一位专职的基金会秘书长。

冯仑参与公益慈善，一直秉持一个理念：帮助一些关键项目和重点的人，从而推动中国民间公益的发展。他认为，中国公益慈善界特别需要一些领军人物，“像20年、30年前创办民营企业一样，像当年柳传志、王石、任正非这样的人。”

通过猎头，冯仑找到了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代表处担任项目官员的李劲。二人在中国大饭店聊了约一小时。冯仑告诉李劲，万通基金会希望以公益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并希望未来会成为一个规模不大但非常“专”“精”的标杆性基金会。他希望找到一位长期伙伴。

被冯仑的描述所打动的李劲于2009年1月1日正式担任万通基金会秘书长。但他很快发现，无论人员配置、组织架构还是机构治理，万通基金会都差强人意，冯仑直接插手基金会管理事务，亲自审批很多项目。“我基本上就是他个人意志的执行者。”李劲告诉《中国慈善家》。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李劲觉得不靠谱的计划，最终也付诸实施，比如冯仑拿出100万开发他想要的高科技新型垃圾资源回收箱，最终做出来的其实是“新概念、低科技”产品。

李劲认为战略之于一家基金会极其重要，并设法带领团队做了一个战略规划大纲和管理制度。冯仑却认为没有必要，并反驳李劲：“没有理念就不做事了吗？正如马云所说，你们这些人可以用，你们这些经理人的精神不能用。”

真正的转机始于2009年国庆节。在苏州度假的李劲给冯仑手书一封长达十页的《关于万通基金会发展方略的陈情书》，阐明当时基金会面临的问题及其对基金会发展的建言，“如何有效治理基金会”被李劲作为重点拎了出来。很快，冯仑回复了李劲，提出见面详聊。见面详聊的结果是，冯仑同意了李劲提出的很多建议，并对基金会的专业化发展达成共识。

由此，李劲从治理层面入手，开始着手让万通基金会向专业化的方向发展。万通基金会调整了理事会成员，引进各界专业人士，改进项目审核委员会的工作制度，定期召开项目审核委员会会议，组建更权威的监事团队，邀请包括“罗伯特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等人加入，组建起一支独立、专业、有效的工作团队。

此后，正如冯仑所言，万通基金会与万通公司是“貌离神合”的关系，除了核心价值观一致外，具体业务层面，二者已无太多联系。

万通基金会在全国建设的50余个生态社区中，万通公司开发的小区仅占两个。

现在，万通基金会十个理事席位中，万通公司只占三席。今年4月，第一届理事会任期结束，冯仑卸去了“万通基金会副理事长”的职务。五年来，他总计为万通基金会捐赠近1500万元。

“我们研究过福特基金会的模式。虽然它带有‘福特’二字，其实跟创始人福特没有关系了，完全是一个独立、专业、公益的基金会。”冯仑说。

“未来，我预计他会完全不参与。但是，在大的方向上他会提供意见，保证生态社区、资助型、独立和专业等方向和理念不变。”李劲说，“他相信制度，认为做好事情的前提是搞好制度。”

制度理性

2011年10月21日，冯仑当选为阿拉善生态协会第四任会长。

两年的会长任期内，在冯仑的主推下，阿拉善的治理结构得以进一步完善。

冯仑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厘清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关系。2008年，阿拉善生态协会出资成立了阿拉善环保基金会，阿拉善生态协会是阿拉善环保基金会的唯一捐款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法人机构，但在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刘小钢用“左口袋进右口袋出，右口袋进左口袋”的比喻形容当时二者的混乱关系。“界限不清，对两个机构的公信力都会造成影响。阿拉善生态协会是一个社团，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是一个基金会。二者适用的法律法规完全不同。”刘小钢说。

袁天鹏对与冯仑的第一次相遇印象深刻，那是2008年阿拉善的一次理事会上，袁天鹏提交了《阿拉善生态协会议事规则》草案，并作现场解读。“冯仑主动递上名片，似乎对规则挺感兴趣。”

“他多次提到基金会跟协会是不一样的，应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要走不同的法律程序。”袁天鹏回忆道。

在冯仑的一再敦促下，阿拉善生态协会和阿拉善环保基金会最终得以进入各自的轨道独立运行。

在冯仑担任会长之前，阿拉善生态协会每个季度召开的理事会上，理事、监事、章程委员、一般的会员，全都可以发言。大家观点各异，争执不休。冯仑上任没多久就发现，这不是一种健康的治理模式。随后，冯仑开始主导改革阿拉善的治理模式，明晰了理事会、监事会及章程委员会各自的职责。召开理事会时，监事和章程委员仅是列席，在决策过程中不发言，除非出现理事会违反章程的情况。“冯仑把三者的边界弄清楚后，理事会的会议效率大大提高。以前决策一件事，开三四个小时会都未必能完成。现在两个小时的会议能够解决多件事情。”刘小钢说。

冯仑在阿拉善推动制度理性建设方面并非没有障碍。身为章程委员会主席的任志强，素有“任大炮”之称，他很受不了不让他发言的会议，刚开始，经常听到中途就走。“你请我们来，又不让我们发言，我们在这儿干嘛？”任志强对冯仑抱怨道。冯仑回应说：“现在是开理事会，你不喜欢听可以走人。”

“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家长在说话，老婆、孩子都得听着。如果丫鬟、司机都在那里吵闹，这日子还能过吗？”冯仑说。

“在冯仑的主导下，阿拉善实现了有效率的民主议事。我觉得这挺不容易的。”刘小钢告诉《中国慈善家》。

除此之外，冯仑还初步建立了规范的会员发展制度。之前，阿拉善发展新会员时，朋友介绍朋友加入的情况居多，有些人并非真正认同阿拉善的理念，因此入会一两年后就退出的情况时有发生。冯仑想出了一个点子：通过路演的方式推介阿拉善的理念，让潜在会员加深对阿拉善的认同，“企业家参与公益的价值何在”“企业家参与公益背后的逻辑”等都是冯仑经常演讲的主题。仅2013年一年，冯仑为阿拉善外出路演发展会员已达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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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上，冯仑尊重规则，坚持‘守正’。在做公益时，体现出强烈的制度理性热情。这与他经历过中国商业生态从无序到规则建立的过程有关。此外，他还是法学博士，懂得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公益慈善研究专家分析道。

冯仑的制度理性也有不灵的时候。他曾与刘长乐、陈东升、马化腾、王石、万捷等人参与了一家政府部门主导的文化保护基金会。“这个公家部门特别认真，把基金会当成它的一个部门。我们也不好意思多说，结果做得很沉闷。治理层面上，它就像一个新媳妇穿着一件旧衣服，慢慢地，新媳妇的心也变旧了。”冯仑说。

走向世界

冯仑个人在公益方面的成长反映出来的是这一代企业家的集体成长。他认为，近十年，中国内地企业家群体在对社会公共事务上的实际推动力，已经超过了台湾。他们在向国际同行学习公益经验方面的热情，也丝毫不让台湾企业家。

2008年6月9日至19日，由阿拉善时任会长王石带队，王石、冯仑、杨鹏等16人组成美国考察团，前往美国考察学习公益机构的运作。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首次组团去美国学习公益机构运营之道。在美国，他们考察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等美国著名基金会及公益机构，从中学到了如何制定战略、如何与政府合作、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募集资金等专业的公益组织运营知识。时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前大自然保护协会董事会主席亨利·保尔森专门抽出了一上午的时间，在财政部接见了他们。

在那次考察学习中，“永久性公益基金会”“设定寿命的基金会”等公益专业词汇，第一次进入冯仑的脑海。“我对美国公益的两个方面印象深刻。第一是治理，公益组织和其他组织一样，治理是第一位的。第二是了解到公益必须可度量、可考核。当公益组织不可度量的时候，捐赠人就会有疑虑。”冯仑告诉《中国慈善家》。

冯仑也是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等会议上的常客。“我这人好奇心重，我老想扒开门缝看有啥事没看明白，门缝扒完了扒窗户看，实在不行就进去看。”冯仑说。

在阿拉善，冯仑也在加快学习国际先进公益机构的步伐，借鉴他们的方法推动中国环保进程。“我们给了生物学家吕植2000万，她致力于保护因滥采滥伐惨遭破坏的三江源。未来，我们可能会借鉴TNC（即大自然保护协会，是国际上最大的非营利性的自然环境保护组织之一）的模式，租赁一些土地加以保护。”冯仑透露。

比尔·盖茨访问中国时，冯仑与牛根生、张欣一道受到邀请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听了比尔·盖茨讲他在中国雇佣科学家研制疫苗，然后到非洲发放后，冯仑深受启发。“这事有意思，中国的科学家佣金相对较低。此外，比起直接资助病人去医院看病，研发疫苗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公益要讲效率和注重资金的杠杆作用。”冯仑说。

他也开始借助外力，实现他的国际化公益与研究梦想。

2008年8月26日，由冯仑一人投资的世界未来基金会有限公司在新加坡注册成立，并于2009年2月20日获得新加坡政府批准，成为一家公益慈善机构。现在，冯仑已向这个机构投入数百万元，打造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博士论文奖”及“亚洲垂直城市国际设计竞赛”两个品牌项目。

之所以选择在新加坡成立世界未来基金会，冯仑是这样考虑的，“新加坡有良好的法律制度和社会伦理环境，加上强大的科研体系和教育，可以从更高层面上科学地对环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城市发展问题，进行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能惠及整个亚太区甚至全世界。”

目前，除公益外，立体城市是另一个让冯仑兴奋、投入激情和时间的项目。

2009年12月8日晚，在哥本哈根“中国商界气候变化国际论坛”上，冯仑首次正式向外界阐述了他的“立体城市”梦想，其主要内容是：在大约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打造一个建筑面积600万至1000万平方米，可容纳15万至20万人口的高密度建筑群。王石第一次听到这个构想时，对冯仑说，“这像童话。”

今年，由冯仑联合新希望集团刘永好、王兵等投资人成立的北京万通立体之城投资有限公司所控制的土地开发规模，已经超过万通地产。“公司有望在今年实现收支平衡，明年肯定能赚很多钱。”冯仑对此信心十足。

“我永远都站在未来看现在。刚开始提出‘立体城市’时，很多人说我瞎掰。我一点都不生气，如果觉得不爽，我就到历史里找，历史上像我这样的二百五多得去了。”冯仑笑着说。

中国慈善家/慈讯网记者 张枭翔 编辑_安必先 摄影_李英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