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流行音乐初步研究(推荐7篇)
随着时代的发展,流行音乐已渐被人们所熟悉和接受,并广为流传。对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的不同看法,社会各界曾发生过诸多争论。我们的课题组成员对此进行调查研究,并对某些社会现象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
一、流行音乐的传播
20世纪80年代初,流行音乐从香港、台湾传入内地。由于它通俗易懂,很快被人们接受,尤其是中学生,越来越多的加入了追星族。
二、流行音乐受到学生喜爱的原因
1、迎合了中学生蓬勃向上和朦胧、追求浪漫的心理。
2、高雅音乐(古典、交响音乐等)具有较扎实的创作基础,是千百年来多种智慧和文化积淀而成。要学会欣赏高雅音乐,就需要提高各方面的素养,而人生阅历较少、文化素养尚在发展阶段的中学生就不容易做到了。
三、透视中学生来看待流行音乐的现象
现在为学生所写的歌曲太少,音乐教材中的内容过于老化、落后,学生们大多对此感到厌倦;我们仅能从每周一节的音乐课上接触到高雅音乐,有时为了追求升学率把这仅有的机会都给剥夺了。这样,学生对高雅音乐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相比之下流行音乐就更深入人心。
四、建议和设想
1、是否可以将高雅音乐引入课堂(并不仅仅局限于音乐课)
2、教师可以适当抽一定的时间来给学生讲一些关于流行音乐方面的知识,引导我们更好地欣赏音乐,而不再简单地停留在“崇拜”上。
3、应利用课余时间,多接触、了解一点高雅音乐,以提高个人的素质与修养。
关键词:陇东,民间音乐,道情,鼓吹
陇东即陇山以东的甘肃地区。指陕北狭地以西、六盘山关山陇山以东, 这一广袤区域。处陕、甘、宁三省 (区) 交汇处, 居黄土高原西端。陇东一般也单指甘肃省庆阳市。在陇东地区孕育滋生了内涵独特的两种民族民间音乐, 分别是戏曲音乐“陇东道情” (又名环县道情皮影戏) 和民间吹打乐“陇东鼓吹” (又名庆阳唢呐) 。它们共同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受到众多民族民间音乐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1 陇东道情
陇东道情 (又名环县道情皮影戏) 的发源地是甘肃陇东的环县。环县古代称作环州, 位于甘肃省东部、庆阳地区西北部, 东临甘肃华池县、陕西定边县, 南接甘肃庆阳、镇原县, 西连宁夏固原、同心县, 北靠宁夏盐池县。地处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丘陵沟壑区, 山大沟深, 地形复杂, 为温带大陆性半干旱气候, 多风干燥。就是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孕育了陇东道情。
它是承继传统皮影戏的演出形式, 结合古老的道情说唱艺术作为表演基础, 吸收诸多周边地方剧种及当地民歌的一些特色曲调, 并融合当地方言的声调作为其旋律基础, 流行于环县及周边地区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民间戏曲剧种。虽然陇东道情具有“一人多角”、“韵散间用”、“依字行腔”、“半白半唱” (个别唱段) 等说唱艺术的特征, 而前人亦将其归为曲艺说唱类, 但从表现方法和板路唱腔的整体结构及各种程式上来说己经具备了较完整的板式变化体戏剧的形态特征, 同时也具备“综合性”、“程式性”、“舞台表现的特征性”等戏曲艺术的典型特征, 应该说它是一种较原始的戏剧艺术形式。
按其表演内容可分为文场戏和武场戏。表演特点是:一人挑签 (控制皮影) 并唱前台, 四人担任文武场乐队伴奏及帮唱 (嘛簧) , 前台念白及演唱时为清唱, 过门、间奏、“嘛簧”时加入乐队演奏。主要伴奏乐器有:四弦、二胡、笛呐、琐呐、渔鼓、简板、水梆及常用的锣鼓打击乐。
陇东道情剧本以传统历史剧目居多, 剧情内容神话色彩浓郁。其剧目为口传文学, 没有正规的文学剧本, 多为师徒之间通过口传心授而流传。现搜集整理的剧目有190多部, 但有些剧目名称不同内容却相同, 实际上只有不同内容的剧目170多部。其内容多以神话剧、传统历史剧为主, 也有少数以宗教故事或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剧目。代表剧目有:《青石岭》、《九华山》、《贤孝图》、《土台救主》、《玉山聚将》、《卖道袍》、《王歧怕老婆》、《扑鸿沟》等。
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陇东道情艺人是环县耿湾的解长春 (1841一1915) , 现在的民间艺人溯其师承关系之源均为解长春所传。从解长春时代所用皮影的精美做工及老艺人们对儿时观看道情表演的回忆可以判断, 陇东道情的历史不仅仅只是解长春之后的一百年, 但解长春时代却是陇东道情皮影戏发展的高峰期。
渔鼓、简板是各地道情均使用的代表性打击乐器, 而四弦和水梆为陇东道情所特有伴奏乐器, 据记载为解长春所改革。陇东道情在音乐上与同属由“诗赞系说唱艺术中的词话演变而来”诸如秦腔、陕北说书、关中道情、弦板腔等周边地方剧种的部分内容具有相似性, 其武场打击乐几乎全部借鉴自秦腔和陇东秧歌, 当中所用的弦乐曲牌和琐呐牌调有部分也与周边剧种及陇东鼓吹相同, 使用的调式也基本相同, 但它们在唱腔旋律上有较大的差别。
就其音乐形态而言, 陇东道情应属于俗曲道情中的西北系统, “是在原有的正札说唱道情 (乐曲系) 的基础上, 先经过声腔结构的变革, 由正札道情演变为乱札道情 (诗赞系) , 而后在扩展了演唱内容的基础上发生了与皮影艺术的相结合, 从而形成了西北地区特有的皮影道情戏。从这一点上也可以判断, 陇东道情与周边剧种属于同宗的不同分支, 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影响, 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等因素造成各自历程的差异, 使它们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并形成了各自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
板路唱腔是陇东道情音乐的核心, 也是最能体现其音乐特征的精华部分。按其音乐特性 (调式) 和音乐速度 (板式) 可分为“花音”、“伤音”、“慢板”、“飞板”。以文词结构与曲调特征为依据, 可分为板式变化体与曲牌体两种体式。这一点可说明陇东道情属于板式变化体戏剧的雏形, 由于部分唱段曲牌体板路的存在, 展现出道情由说唱向戏曲的过渡阶段, 真实的反映了板式变化体戏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陇东道情既由俗曲道情原有说唱曲调的基础上, 吸收当地民歌小调, 借鉴戏曲板式结构, 予以丰富和完善, 形成了一套较为简约而又全面的戏曲化程式。它虽与其他同类艺术同源, 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形态和风格特征, 成为陇东及周边地区非常重要的地方剧种之一, 也是中国道情皮影艺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2 陇东鼓吹
陇东鼓吹 (又名庆阳唢呐) , 流行在庆阳市西峰区。西峰地处董志原腹地, 董志原周围沟壑纵横, 沟、原、梁、峁独居。陇东鼓吹的诞生就是依赖这种独特的自然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最早出现在娶媳嫁女、丧葬祭奠、乡村庙会、庆祝典礼等场合。其曲牌内容丰富, 自成体系, 独具风格, 经普查采录的有1200余首, 筛选编入《庆阳市民间器乐集成》达496首, 这些曲牌按源流沿革可分为器乐化程度较高的传统曲牌类, 如《终南山》、《担水》、《黄鹤楼》、《辞朝》等;民歌变奏类曲牌, 如《绣荷包》、《小放牛》、《九连环》、《珍珠倒卷帘》等;地方戏曲相关曲牌类, 如《元号令》、《水龙吟》、《水落玉》、《将军令》等。
陇东鼓吹是以唢呐为主奏的民间吹打乐, 属木制 (也有部分为竹制) 管乐器, 它的特点是音量大, 音色嘹亮纯净, 细腻委婉, 演奏技巧丰富, 声响连贯顺畅。按陇东鼓吹分布的地域和演奏特点, 大体可分为三个派系:第一个鼓吹派系是环县、宁县、合水、正宁等地所用木杆、竹杆唢呐, 这种唢呐音色宏亮、柔中有刚、连贯流畅、音域宽广、近听不噪、远听清晰, 是庆阳地区数量最多和最常用的一种;第二个鼓吹派系是镇原使用的铜杆唢呐, 这种唢呐由于杆子及主要部件为黄铜质地, 演奏方法也比较独特, 其音色高昂宏亮、清晰悠扬;第三个鼓吹派系为华池、合水、环县北部使用的大杆唢呐 (即陕北唢呐) , 这种唢呐由于杆子较长, 哨片较为粗厚, 其音色苍劲粗犷、深沉稳健, 与上述两种唢呐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
陇东鼓吹是由半职业农民组成鼓乐班子演奏。班子没有固定的人数限制, 少则两人, 多则十几人。庆阳人过事 (指红、白喜事) 最讲究的是请全班子。所谓全班子, 即人数由6~8人组成, 由两支唢呐吹奏, 伴以堂鼓、钧锣、小锣各一面, 钹、小镲各一副的演奏;也有由一支小唢呐领奏, 伴以土管子、竹笛、板胡、二胡、三弦、低胡、牙子、板鼓、梆子、小锣、小钗等组班演奏的。一般乐队成员都会演奏两件以上的乐器, 可根据需要在人员不变的情况下随意调配。
陇东鼓吹经历代艺人们不断传承加工, 以其为数众多的曲牌、庞大的演奏队伍、广泛的民俗应用、独特的演奏技艺和浓郁的地方特色成为我国浩瀚的民族民间音乐中一个独特乐种。在历史文化发展的长河中, 陇东鼓吹艺术已发展成为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庆阳“音乐方言体系”, 深深地熔铸在庆阳人民的文化生活中, 成为庆阳人民精神的律动和节奏。
农耕活动是人的活动, 人的活动是有生命的活动, 有生命的活动就要抒发感受, 抒发中产生了艺术。千百年来, 黄土地上的人们一边耕作, 一边运用音乐来演绎喜、怒、衰、乐, 抒发对生命的感情, 民间音乐艺术活跃在陇原大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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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流行文化对于我们青少年的吸引力极大。伴随着社会的变化,流行文化全方位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似乎成为这个社会当中的主流的、强有力的文化,在我们当代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它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构建着我们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成为这个社会的主流,好的流行文化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增强精神力量,促进社会文化的发展,反之,不好的流行文化则会使人颓靡,消极,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
然而,当代的流行文化却处在一个尴尬的状态当中,我们沉浸在字句不清的音乐声中,沉浸在那些所谓的速食文化中,受流行文化的影响比经典文化要多得多。流行文化的声色感受和绚丽形式,在当代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着年轻的一代,它们巧妙地、不失时机地迎合了身心未定、缺乏判断能力的青少年,它们制造着如泡泡糖一般的快乐,我们这一代人还未经历风雨和困苦,怎能体会人也世的辛酸?尚未健全自己的文化取向,哪里知道意识的趋势,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们喜欢这些看似一般的文化,没什么意义,只是觉得它给我们提供了快乐,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却构造了我们的情感方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人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真正重要的是要去读那些厚重的,经过历史筛选的的著作,它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你,提高你的文化素养。余秋雨曾说过,只有经典,才能够将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把历史上一切早已消逝的讯号传递给你,把一切的美丽和智慧对比着愚昧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
1、常规教学
结合新课标的教学理念,认真备好每一节课,上好每一堂课。根据教材的实际,在课前搜集大量的国内外经典的视频资料,让学生欣赏到世界各地不同类型以及不同流派的经典音乐作品,提升他们的艺术修养和艺术品位。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与多媒体的整和作用来辅助《音乐鉴赏》和《歌唱》的教学。在课堂上充分做好有效的课前导入,整堂课学生的学习兴趣浓、参与度高、学习效率高、有效互动好。
2、选修课教学
受广大学生的强烈要求和高中学生对吉他的情有独钟,在高一和高二开设了《民谣吉他弹唱》的选修课。由于学生酷爱吉他,学习兴趣浓厚,学生对吉他演奏技能的掌握比较快。在一学期的学习中大多数学生可以弹唱很多初级的歌曲,为他们以后的吉他学习做了良好的铺垫。
3、音乐高考班的教学
在以往的基础上,利用学生的学习之余继续为有意报考音乐学院的学生开设了乐理、视练和声乐的辅导。高一和高二的学生经过一到两年的培养后,无论是他们的专业还是行为习惯都较以前有大幅度的进步与提升,得到了很多家长的高度认可。近三年音乐术科生的专业高考本科上线率都是百分之百,这充分地说明为特长生极早地定位、科学的备考是很见成效的。今年的四名音乐考生在专业顺利通过本科线后,在文化课考试成绩中有一人达到重本线,三人达到本A线,考试成绩空前。
4、活动与教研
配合学部策划了高中红五月歌唱比赛的活动之后,继续引领学生参加一些大型的艺术赛事,为他们在将来的术科考试中锻炼良好的心理素质。本学期有一名高二学生参加新家坡国际艺术比赛获广东赛区古筝独奏的第一名,即将在暑期赴新家坡参加决赛。另有两名高二和高一的学生在青春中国校园才艺大赛中获广东赛区钢琴独奏特等奖和二等奖,暑期他们将赴北京参加全国的总决赛。作为专业教师的我,衷心地祝愿我的学生在即将举行的决赛中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本学期我跟往常一样,积极参加市区组织的各项教研活动,本学期我先后获得广州市优秀音乐教师演讲比赛区一等奖,论文《信息技术与音乐学科整合提高学生审美和学习的能力》获海珠区优秀论文评比二等奖。本学期继续被聘为区中心组的成员,其中论文《在歌唱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在区中心组总结会上作交流并宣读,怀着良好的心态,求真务实地向区的教育专家和同行学习,在积累中沉淀,使自己逐步向研究型和学习型教师的目标奋进。
我听到流泪的经典在背后无奈的呼唤被喧哗淹没,我看到悲伤的经典那单薄的背影。他突然说:"流行兄,都怪你!因为你的出现,属于我的光辉越来越暗淡。现在市面上读郭敬明,韩寒的读者比读鲁迅,沈从文的读者还多,电子书籍逐渐代替纸质书籍,流行音乐,电视剧,小说正在以铺天盖地之势将我们紧紧包裹住,爆炸头,纹身,潮流服饰„这些时尚元素随处可见。那我呢?我被人们淡忘了吗?我真的被人们淡忘了吗?。”
流行说:“经典兄,流行并没有错,而经典的这地位永远不可能被动摇。作为中国人,我们永远忘不了四书五经,忘不了李白与杜甫带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忘不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忘不了屈原,孔子,邓小平„这一切一切我们永远不可能忘记。”“记得当流行成为一种时尚,他并没有撼动经典的地位,反而孕育出新的经典。”
经典说:“但是面对现代社会,出现好多所谓的时尚,总结下来一句话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是“时尚”,这种时尚并没有孕育出新的经典。”
“判定一种流行文化是否会孕育出新的经典,看它是否不再时间的舱和被人们铭记,是否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像现在风靡全球的新甲壳虫,它延续了经典不同领域的时尚经典,对时尚的演绎再造传奇。”
流行接着说道:“由于大量新事物的涌入,其中也存在垃圾文化,但是流行更多的是需要的是一种焕荣,因为经典与流行更多的是带给我们美的享受。”
“希望现在的流行音乐少一些靡靡之音,电视电影更加成熟。”经典感叹道。
他们的背影在黑夜里显得尤其和谐。
听完经典与流行的对话,思绪久久不能平静.伏案而坐,提笔而思。
经典如同以为历经沧桑的老者,时尚则想以为涉世未深的少女,经典仿佛是一棵伫立的大树,而流行就如同破土发芽的幼苗,少年会变为老者,幼苗终究会成长为大叔,时尚以经典为内涵,经典以流行为载体,二者有机的结合,这样能更为传承下去,让经典与流行牵手造就美丽的流行,永恒的经典。
高二八班
施光南 (1940—1990年) , 祖籍浙江省金华市, 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人民音乐家。作为具有开拓精神的作曲家, 施光南的音乐创作以独特的抒情性、时代性、群众性、民族性特征与其同时代的作曲家引领了一个时代, 创造了一个时代, 歌唱了一个时代。他被冠以“时代的歌手”、“歌曲旋律大师”、“人民音乐家”的美誉。
1. 施光南的音乐作品
作为作曲家, 施光南的一生是勤劳而充实的, 一路践行的他也是收获颇丰的。尽管他英年早逝, 尽管他历经文革的冰封, 但在同时代的作曲家中他无疑是多产的一个。“据不完全的统计, 他 (施光南) 大约创作了近千首各种类型的歌曲 (包括他早期所写的歌曲在内) , 五部声乐套曲:《革命烈士诗抄》、《在祖国大家庭里》、《云南即景》、《神州吟》、《海的恋歌》, 两部歌剧:《伤逝》、《屈原》, 一部舞剧:《白蛇传》, 两部戏曲唱腔设计:京剧《红云岗》和河北梆子《红灯记》, 两首小提琴独奏曲:《瑞丽江边》和《帕米尔舞曲》, 一部钢琴协奏曲:《阿里山之鼓》, 一部弦乐四重奏:《青春》, 一部管弦乐曲:《打酥油茶的姑娘》, 以及五部电影音乐:《海上生明月》、《幽灵》、《当代人》、《彩色的夜》、《神奇的绿宝石》等”。也正如汪毓和在文中评价的:“……在这些众多的音乐体裁的作品中……特别是他的抒情歌曲作品, 在中国近二十年的人民音乐生活中影响也最大……”[1]
2. 施光南的理论创作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不仅在音乐创作上硕果累累, 而且在理论研究领域也有相关文章发表。如《抒情歌曲杂谈》 (《人民音乐》1979年第6期) 、《谈〈祝酒歌〉的创作》 (《长江歌声》第3期)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记独舞〈鸿雁高飞〉所经历的一场斗争》 (《舞蹈》1979年第1期) 、《抒情歌曲创作要走自己的路》 (《人民音乐》1980年第3期) 、《努力做到“雅俗共赏”》———谈《在希望的田野上》的音乐创作 (《北京音乐报》1982年7月10日第三版) 、《浅谈歌曲艺术的多样化》 (《文汇报》1983年第31期) 、《谈歌词的音乐性》———致晓光的一封信 (《词刊》1988年第2期) 等。囿于时代的特点, 这些文章大都篇幅短小, 语言朴实无华, 多角度地反映了施光南的生活及创作情况。
施光南唯一的一本歌曲理论专著《我怎样写歌———施光南歌曲创作经验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诚如施光南在前言中所讲的:“这里 (指书中的内容) 只提供了一个作曲家进行创作过程中的各种想法, 或者说是一本创作札记。仅就我的创作来说, 这也不是一篇总结, 这里只谈到歌曲创作, 而且也只选取了几个侧面, 诸如多声部写作、伴奏写法等大量问题根本没有涉及, 谈到的问题有些也未能展开……”[2]尽管如此, 这本书毕竟是作曲家基于创作实践之上的理论总结, 凝结了施光南歌曲创作的美学追求。书中阐释的歌曲创作的理论经验在当时的贡献无疑是巨大的, 书中的很多创作观念及创作技法为后来的理论研究者及作曲家所借鉴。
二、施光南生前社会各界对他的研究
1. 作为公众人物的施光南
作为新时期抒情歌曲开创者之一的施光南, 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当时的许多报刊、杂志上出现了以新闻报道、采访记录或报告文学的形式介绍施光南的歌曲创作及其成功之路的文章。如:《愿他的旋律常绿———介绍青年作曲家施光南》、《生命的旋律———记音乐家施光南成才之路》、《旋律大师———施光南》、《施光南, 为了永恒的旋律》、《时代的歌手———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曲曲抒情怀———访施光南》、《作曲家施光南》、《翱翔在音乐的蓝天———访作曲家施光南》、《他在希望的田野上耕耘———访作曲家施光南》、《曲魂———记作曲家施光南》、《广播使我的歌曲插上了翅膀———访青年作曲家施光南》、《为新生活谱写美好的旋律———访青年作曲家施光南》、《青年作曲家施光南》、《立志抒发人民之情 (访年轻作曲家施光南) 》等, 在此不作赘述。
这些文章多从施光南的成长足迹中探寻其歌曲创作追求, 使读者见证了一个作曲家的成长历程。这些文章不是学术文章, 但读者群体涉及范围广泛, 其中展现的多层面信息无疑会为后来者全面研究施光南提供可鉴资料。
2. 对作为专业作曲家的施光南
音乐学术界对施光南生前艺术创作的研究集中在其歌曲创作上, 如:李焕之的《走自己的路———为〈施光南独唱歌曲选〉的出版而作》通过介绍施光南的艺术成长之路, 赞扬了他富含开创精神的独立品格, 刻画了施光南独立于时代的潮头, 勇于“走自己的路”的富含开创精神的作曲家形象。周畅《论施光南歌曲的风格和形象塑造》通过对《祝酒歌》、《周总理, 你在哪里》等作品的谱例分析, 揭示了施光南作品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热情瑰丽的风格。李凌的《时代的歌手———施光南》通过分析施光南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彰显了施光南作为时代歌手的本色, 李凌认为施光南的作品跳动着时代精神脉搏, 喊出了时代最新的音响。梁茂春在《施光南学生时代片影》中通过回忆同窗时代的学习生活, 探寻了施光南创作风格中的某些重要因素, 认为施光南后来创作中的成就和某些不足, 都与他学生时代的生活、学习、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 还有一些文章选取独特的视角从专业创作的高度研究施光南的创作特点。如:《从信息论美学的角度看施光南创作的成功率》、《风格各异, 引人入深———浅谈施光南同志的歌曲衬词用法》、《谈谈施光南同志几首歌曲结尾处理的艺术特色》等。
以上文章从多角度对施光南的音乐作品进行了深入研究, 撰写文章的作者多是音乐学院的专家、学者。这反映了施光南生前作为专业作曲家所受到的关注和尊敬。
三、施光南逝世后社会各界对他的研究
1990年4月18日, 正处于创作事业巅峰期的施光南倒在钢琴边, 结束了他忙碌而又充实的一生。施光南的英年早逝是当时音乐创作领域的一大损失, 无论是在音乐界还是在广大群众中, 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文化部授予施光南“人民音乐家”的称号 (据我考证, 在此之前只有聂耳、冼星海获此称号) 。
1. 深切缅怀
施光南逝世后, 各界纷纷发表文章缅怀施光南, 《人民音乐》于1990年第四期刊登了李焕之、梁茂春、刘诗嵘、关牧村缅怀施光南创作及音乐活动的文章:《你的歌声永不落———痛悼光南同志》、《你的歌将永远在人们的心上奔流———悼念杰出的作曲家施光南》、《施光南与歌剧〈屈原〉》、《怀念施光南老师》。《光明日报》于1990年5月发表陈晓光的文章《施光南的欣慰与遗憾》。《音乐生活刊物》1990年第9期发表李凌的文章《乐坛上的中流砥柱———悼念杰出的青年作曲家施光南》, 于1991年第12期发表傅溪鹏的文章《人生断裂层下:记人民音乐家施光南》, 《中国青年报》于1990年第16期发表谭明的文章《他用生命的旋律为祖国祝酒———记著名作曲家施光南》。《民族艺林》于1993年第2期发表何光汉文章《“九歌传四海, 一死足千秋”:悼念人民音乐家施光南同志逝世三周年》, 《党建》于1991年第1期发表秦晓鹰《我深情地爱着这片土地———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素描》, 等等。
这些文章的作者多是施光南的老师及其挚友, 饱含他们对施光南的怀念之情, 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施光南艺术创作的深刻理解。
2. 关于施光南创作研究的文章
(1) 关于施光南歌曲创作研究的期刊文章
梁茂春的《论施光南的历史贡献》通过对施光南创作作品的分析, 认为施光南是在新时期中外音乐文化交融、冲撞中取得显著成绩的一个代表人物, 他的音乐创作在中国音乐发展上, 在中外音乐交融上又向前进了一步。韩建邠、张前的采访记录《把心中的激情化作音乐———记施光南同志关于音乐创作的一次谈话》, 通过与施光南的交谈, 和读者分享了施光南艺术创作的经验, 即要写好一个音乐作品, 首先要根据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生活经验, 努力抓住一个准确的音乐形象, 一个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创作激情的音乐形象, 然后调动自己长期积累下来的音乐语言和技术手法, 不惜一切地把这个音乐形象真实、感人、丰满地塑造出来。这样写出来的音乐作品, 才能激动人心, 使人难以忘怀。王次炤的《施光南歌曲创作的美学特征》主要从施光南创作作品的出发点和创作方法两个方面作了美学的分析, 认为施光南在创作中应充分注意到自身与听众的关系, 其创作出发点一定程度地体现出现代音乐美学的某些观念, 施光南的歌曲创作虽然在技巧上没有现代作曲技法的迹象, 但用现代音乐美学的某些观念来看, 他这种重视作曲家与听众交际双方关系的创作出发点可以说体现了一种真正的现代意识。汪毓和的《抒发千千万万人民心声的音乐———从几首抒情歌曲和歌剧〈伤逝〉谈对施光南艺术风格的浅见》则是从最能表现施光南独特个人艺术风格和成就的抒情歌曲和歌剧两个领域入手, 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 解读施光南面向大众的雅俗共赏的创作美学追求。夏滟洲的《“十月胜利”前后的施光南》, 通过《祝酒歌》、《洁白的羽毛寄深情》、《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创作的艺术实践, 揭示了作曲家施光南为开创我国新时期歌曲一代新风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贡献。文章就施光南在恢复我国歌曲创作优良传统, 敢于冲破禁区, 高扬时代性、民族性、群众性的可贵探索给予了高度评价。
(2) 相关硕士论文
施光南作为历史人物同样受到了一些音乐学研究生的关注。目前我读到的针对施光南创作研究的硕士论文有7篇, 其中山东师范大学徐磊所写的硕士学位论文《施光南声乐作品的抒情性特征及演唱风格研究》着重分析了施光南声乐作品的抒情性特征。这篇文章以施光南创作的大量抒情歌曲和歌剧《屈原》、《伤逝》中的主要唱段为研究对象, 运用先抽象后具体分析的方法论证了这些作品中所蕴含的抒情性特征。湖南师范大学阳赛玉的《施光南声乐作品的民族性研究》一文认为施光南的艺术歌曲创作中对于民族风格的追求构成了施光南艺术歌曲创作的理论基础和创作技术要求, 也对中国声乐作品的创作及演唱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华南师范大学王志远《施光南歌曲创作民族特色的形态学研究》结合《祝酒歌》、《在希望的田野上》等歌曲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分析评价了施光南歌曲创作的民族风格及音乐形态特征, 认为施光南取得突出成就的根本是在创作中找到民族民间音乐传统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两个坚实的立足点, 从而使他的作品有根基、有深度, 与中国大地保持着血肉般的联系。江西师范大学万丝的《施光南70年代末至80年代经典艺术歌曲的创作特点及演唱研究》, 结合施光南的具体作品, 从艺术歌曲的题材、旋律、节奏及情绪技巧等层面做了分析, 认为施光南的艺术歌曲创作精益求精, 创作手法多样, 注重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特征和民族感情的表达。华中师范大学林雯《论施光南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声乐创作的特色及对中国民族声乐的推动作用》, 通过分析施光南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艺术歌曲及两部歌剧的创作, 揭示其时代特征和创作特色, 并指出了他的声乐作品对中国声乐创作的推动作用。上海师范大学卢燕楠《施光南, 你在哪里?———施光南声乐作品的时代性》一文, 作者以施光南所处的中国社会特殊历史时期和中国当代歌曲发展的特殊时期为基点, 以《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周总理, 你在哪里?》、《在希望的田野上》及歌剧《伤逝》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这些声乐作品体现的时代性, 并认为只有准确把握施光南声乐作品的时代性, 才能真正了解和体会作曲家的意图, 从而感悟作品的思想内涵。河南大学韩丽《论当代民族声乐作品演唱风格的多样性———以成功诠释施光南创作歌曲的几种演唱风格为例》的第二章将歌唱家和音乐作品结合起来, 从特定作品的创作特征、歌唱家的艺术经历、演唱风格等方面入手, 诠释了歌唱家与施光南歌曲创作心心相通, 注重民族传统的表达及民族语言的运用等特点。
四、结语
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 由于种种原因, 对于施光南的材料收集并不令人满意。以施光南创作的歌曲为例, 前文提到, 虽然曲作家有近千首作品, 但目前出版的施光南专著歌曲集只有三本, 分别是:《施光南歌曲选 (独唱) 》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施光南歌曲选) 》 (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版)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歌曲101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1年版) 。三本书选录曲目大都是重复的, 虽然还有诸多的歌曲集收录了施光南的歌曲 (1978年至今以通俗歌曲、民族歌曲、流行歌曲、抒情歌曲为题目出版的歌曲集中大都收录有施光南创作的歌曲) , 但多是其代表作品如《祝酒歌》、《周总理, 你在哪里》、《多情的土地》等, 总曲目不及200首。这样看来, 出版的这些歌曲离一千首还有很大的距离, 远远不能代表施光南的歌曲创作成就。可惜的是大量凝结着作曲家心血的优秀曲目没有机会在大众中流传。
尽管如此, 作为人民音乐家, 施光南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已经深深融化到我们的记忆里, 他的很多音乐依然回荡在我们的耳畔, 很多优美的旋律依然飞扬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今年是施光南诞辰70周年, 逝世20周年, 一些相关机构要围绕施光南同志开展一些纪念活动, 这又是一个好机会, 因为施光南的家人、同学、同事很多都健在。希望这些活动对施光南的研究能有所丰富、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汪毓和.抒发千千万万人民心声的音乐——从几首抒情歌曲和歌剧《伤逝》谈对施光南艺术风格的浅见.人民音乐, 1994, (9) .
摘要:背景 2013年2-3月中国发生第一例人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确诊病例。截至4月17日,通过分析现场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来揭示目前中国H7N9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方法 通过实时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病毒分离或血清学检测方法分离出H7N9病毒者判定为确诊病例。对每个H7N9病毒感染的确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获得其人口学特征、暴露史、病例时间表信息。对密切接触者实行7天医学观察,对有临床症状者采集咽拭子标本并进行RT-PCR检测H7N9病毒。结果 82例确诊病例中,平均年龄为63岁(2~89),73%为男性,84%为城镇居民,病例分布在中国的六个省市。根据现有掌握的77例病例信息,4人为涉禽人员,77%有活禽接触史,其中鸡接触率为76%。82例确诊病例中17例(21%)死亡,死亡病例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间隔中位数为11天,60例危重,4例临床轻症病例出院,1例儿童病例未住院。两起家庭聚集性事件中,没有证据表明H7N9禽流感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1689例密切接触者中,1251例完成了医学观察,其中19例(1.5%)有呼吸道症状,H7N9病毒检测均呈阴性。结论 大部分病人感染H7N9病毒表现为重症,病例间均无流行病学关联。密切接触者中无实验室证据表明H7N9病毒存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不排除这两个家庭内有限的人际传播。
2013年2月-3月,中国东部地区首次发现人类感染新型甲型H7N9流感病毒,其临床特点是急性重症性肺炎、呼吸衰竭、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并致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CDC)分析了2013年4月17之前报告的H7N9病毒感染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在这份报告中,我们总结了病例调查的初步结果,并继续追踪监测密切接触者,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调查。
方法
病例定义:在世界卫生组织(WHO)2006年发布的H5N1病例定义的基础上,对此次人类感染H7N9病毒的疑似和确诊病例进行定义(附录S1,全文见“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实验室检测结果见附录S2。
病例发现
此次H7N9病毒感染疑似病例的发现主要是通过我国2004年建立的不明原因肺炎监测系统。2013年4月3日起,通过加强中国流感样病例哨点监测,在轻症病例中发现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毒疑似病例。一旦病例被诊断为人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疑似病例,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包括县和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初步调查并采集呼吸道标本,运送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国家流感中心进行H7N9实验室检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或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确诊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
数据收集
数据采集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统一决定部署,包括收集病例信息和密切接触者信息。这是持续公共卫生暴发调查的要求,也是为了避免回顾性评估。通过回顾医学记录、访问患者的亲属、接触者和护士来收集资料,包括其发病日期、就诊日期、住院治疗和临床结果,并将收集到的流行病学资料报告给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查询问每个确诊病例的亲属,确定患者发病2周内的暴露史,包括发病日期、时间、频率和禽类,包括家禽或其他动物,如猪和野生鸟类接触史。由于我们无法调查到任何危重H7N9病例,所有重症病例的流行病学信息源于现场调查,包括接触史、事件的时间表、确定密切接触,并进行审核。调查了患者发病前2周去过的家庭和地方,以此来评估家禽和猪暴露风险,以及环境暴露风险。
密切接触者的定义和追踪
我们根据H5N1现场调查方法(见S3),对H7N9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监测。如前所述,一旦我们确定为密切接触者,即对其实施7天医学观察,并采集其咽拭子检测H7N9病毒,不提供抗病毒预防药物。对没有采集到有效呼吸道标本的疑似病例,采集双份血清标本进行检测。建议对出现有呼吸道症状的密切接触者进行奥司他韦治疗(附录第3节)。收集密切接触者的人口学特性和暴露史。
统计分析
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来分析人感染甲型H7N9禽病毒的疑似病例、确诊病例以及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实验室检测结果。潜伏期的估算方法如前所述。
结果
1.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特征
2013年3月25日至4月17日,对664例住院的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呼吸道标本进行了检测,81例(12.2%)被证实感染H7N9病毒。流感样病例哨点监测系统中,检测5551例门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标本,1(0.02%)例H7N9病毒测试呈阳性。截至4月17日,共有82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和2例疑似病例(图1和图2),分布在以下省份:上海(31例确诊病例和1例疑似病例),浙江(25例确诊病例),江苏(20例确诊病例和1例疑似病例),安徽(3例确诊病例),河南(2例确诊病例)和北京(1例确诊病例)。确诊病例平均年龄为63岁(2-89),38例(46%)为65岁或以上,2例(2%)年龄小于5岁的儿童,他们两人有轻微的临床呼吸道疾病症状(见补充附录中S1的年龄分布图)。大多数确诊病例为男性(73%),71例(84%)是城镇居民,城镇居民中54例(76%)提供了有效信息(见表1),对其中46例的基本条件进行更具体的分类,40例(87%)由于其年龄(<5岁或≥65岁)或某些流行特征被认为发生流感并发症的风险增加。4例确诊病例(5%)职业与家禽相关:3例在活禽市场从事屠宰工作,1例运送活家禽。
82例H7N9病毒感染患者中81例(99%)住院治疗,其中51例确诊病例中的33例因为严重的下呼吸道疾病在重症监护病房(ICU)隔离救治。截至4月17日,共17例确诊病例(21%)和1例疑似感染疑似死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多器官功能衰竭,60例确诊病例和1例疑似病例病情仍然危重,4例轻症病例已出院,1例儿童病人并没有入院就诊。82例确诊病例中7例(9%)进行病毒分离、2例(2%)通过血清学试验和73例(89%)通过核酸检测,73例通过实时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被确认为阳性的呼吸道标本和疑似病例的标本的病毒培养正在进行。
82例确诊病例中的77例有近期动物暴露史,其中59例(77%)有近期的动物暴露史(表1):45例(76%)接触鸡,12例(20%)接触鸭,4(7%)例接触猪,这种暴露发生于工作或出入活禽市场,这59例患者报告的已经暴露的其他动物包括鸽子、鹅、鹌鹑、野生鸟类、宠物鸟、猫和狗。5例确诊病例的活禽暴露史不明,调查仍在进行中。根据有详细的人、动物和环境暴露的23例确诊病例的数据估计潜伏期的中位数为6天(1到10)(S1补充附录中的表)。2.家庭聚集性
截至4月17日,两个省市确定了三起家庭聚集性分布。早期发现的两个家庭,有详细的暴露和时间表信息(图3,补充附录中的第S4),上海的一个家庭仍在调查中。第一起家庭聚集中两个人为确诊病例,一例疑似感染。指示病例和他的父亲(确诊病例2)住在同一所房子里,他的弟弟(确诊病例1)夫妇住在附近。指示病例(疑似病例1)生病后,他的弟弟(确诊病例1)和他的父亲(确诊病例2)与他有长时间、近距离、无防护的接触,包括一起吃饭、提供医疗服务、并陪同他入院治疗(见补充附录中的S4)。三人没有饲养家禽或其他动物,没有把活禽带回家,没有直接接触病禽或死禽,指示病例发病前2周曾于活禽交易市场购买了一只新鲜宰杀的鸡烹食。
另一起家庭聚集性包括1例确诊病例和1例疑似病例(图2,附录中的第S4)。父亲(疑似病例)生病后,他的女儿(确诊病例)与他长时间、近距离、无防护的接触,包括一起吃饭、提供医疗服务、陪同他入院就医,并于3月11日至3月15日期间在医院照顾她的父亲,没有采取防护措施。3月18日,女儿没有带手套清洗父亲腹泻过程中弄脏的内裤。父亲曾于发病前7天出入活禽交易市场,女儿不在家中饲养家禽或动物,并没有动物暴露史(即没有把活禽带回家、出入活禽市场、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家禽或猪)。3.疾病发展(医疗处理时间表)
81例确诊病例数据是有效的,占全部确诊病例(82例)的99%,其中从发病到首次就诊的平均时间(中位数)为1天,从发病到住院的平均时间为4.5天(表2)。接受奥司他韦治疗的64例患者中,41例(64%)从发病到治疗的平均时间为6天。住院治疗期间40例中19例(48%)在第8天发生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17例患者发病到死亡的平均时间为11天。4.密切接触
截至4月17日,82例确诊病例共有1689例密切接触者,其中上海(435例),江苏(448例),浙江(676例),安徽(100例),河南(28例),北京(2例)。33例确诊病例的678名密切接触者有详细的人口学信息,其中422例(62%)是医护工作者,134例(20%)为家庭成员或亲戚,122例(18%)为社会交往。截至4月17日,1689例接触者中1251例已完成了7天医学观察,在这些密切接触者(不包括家庭聚集者)中,在7天的观察期间发生呼吸道症状的为19例(1.5%):2个家庭成员,1个实习医生,1例病例(与确诊病例同居一室),15个医护工作者(附录中的第S5),在发生症状平均1天(0~)采集咽拭子标本,RT-PCR检测结果呈阴性。
讨论
通过对 2013年2月至4月17日中国发生的82例人感染甲型H7N9禽流感病毒确诊病例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表明,病毒感染年龄谱宽,并造成了严重的下呼吸道疾病。至目前为止,死亡率为21%,但因为许多确诊病例感染仍危重,死亡率可能会增加。除一个家庭中有2例确诊病例外,其余确诊病例均无流行病学关联,分布在中国的六个地区。对大部分确诊病例的分析发现年龄(<5岁或≥65岁;确诊病例患者的年龄中位数为63岁)或某些流行特征均增加流感并发症的发生。
人类感染甲型H7流感病毒有零星报告,并通常与接触家禽有关。以前报告的人感染H7病毒病例的特点是轻症(结膜炎或无并发症的流感)或中度疾病(下呼吸道疾病)导致住院。只报道过一例严重的H7型病毒感染,发生于高致病性甲型H7N7禽流感病毒感染的成人。许多H7N9确诊病例为重症和死亡病例,这表明H7N9病毒比其他H7型病毒更致命。H7N9病死率低于H5N1病毒感染,然而,早期的H7N9病例的监测发现主要是造成严重的下呼吸道疾病,自4月3日起,扩大门诊流感样病例监测后已确诊了一些轻症H7N9病毒感染的病例。加强轻型H7N9病毒感染的疾病监测,将有助于确定疾病的临床谱、H7N9样病例总数、掌握真正的病死率比例。H7N9病毒感染人类揭示了人群免疫力比预期要低,任何年龄的人都易感。
由于无法对动物进行大规模检测,有动物暴露史的确诊病例的感染源尚无法确定,我们怀疑可能是被感染的家禽,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诊H7N9病例的地区没有动物疫情,但77%的病例曾接触活禽或猪等动物,包括出入活禽交易市场。这就提出了通过直接或近距离接触,或通过接触被污染的环境,人畜共患的H7N9病毒由被感染的猪或家禽传播给健康的人类的可能性。例如,禽流感病毒在活禽交易市场可以保持和放大,在香港及中国内地,出入活禽交易市场已被确定为H5N1病毒感染的一个危险因素。然而,需要病例对照研究来确定其为H7N9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在发现H7N9病毒感染源之前,在活禽市场采取控制措施,包括禁止街市摊档售卖活禽或关闭市场、扑杀家禽和消毒市场(已采取的控制H5N1禽流感病毒传播的措施)被认为可以帮助控制潜在的人畜共患病的H7N9病毒传播。
到目前为止,H7N9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的前瞻性研究并没有得出H7N9病毒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确切结论,然而,两个聚集性家庭调查提示,与有症状的疑似H7N9感染病例进行密切的、长期的、无保护的接触后,发生有限的人与人之间H7N9病毒传播的现象有可能的,因为疑似病例的标本无法检测H7N9病毒、疑似病例在采样前已经死亡,其他疑似病例的H7N9病毒检测仍在进行中。相似的H5N1禽流感家庭聚集性被证实可在普通家禽暴露或有限的人与人之间传播后发生。采取急性期和恢复期的双份血清样品,来进一步评估潜在的人与人之间H7N9病毒的传播,包括无症状感染病例的识别。虽然H7N9病毒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风险似乎很低,但实际上风险是未知的,中国建议实施以下控制措施,如病人马上隔离,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按规范执行,医院医护人员个人防护。此外,国家规范的建议,应尽早给予疑似、确诊患者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
82例确诊病例中81例从发病到住院的平均时间为4.5天,发生ARDS的19例病例从发病到发生ARDS的中位时间为8天,H5N1病毒感染患者中相应的中位时间为7天、7.5天。17例死亡病例从发病到死亡的中位时间为11天。初步研究结果表明,H7N9病毒感染可导致危重和死亡,与H5N1禽流感病毒相比可能会影响更宽年龄范围的人群(图S1补充附录中的)。确诊病例发病后接受奥司他韦抗病毒治疗的中位数为6天(4月3日之前为9天),这可能是由于类似流感而延迟。甲型H1N1流感和H5N1禽流感病毒感染的回顾性观察研究表明早期的奥司他韦治疗可能具有最大的临床益处,但在发病5天后开始治疗,仍可能降低重症疾病和死亡风险。数据表明,目前为止从人类分离的H7N9病毒是有抵抗性的金刚烷抗病毒剂,对神经氨酸酶抑制剂敏感。早期临床怀疑为H7N9病毒感染者,及早给予奥司他韦,可能有助于降低疾病的严重程度。
我们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第一,我们没有收集到所有患者详细的暴露史信息,如暴露时间、频率、强度和持续时间。暴露相关信息有利于估计暴露于动物或活禽市场后疾病的潜伏期,可用来评价H7N9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第二,我们可能无法识别患者所有的密切接触者,无法进行主动追踪所有接触者。截至2013年4月17,对某些密切接触者仍未随访到有效信息。第三,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的方案和调查问卷来收集首批82例确诊病例的所有密切接触者信息。然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制订方案,对患者的密切接触者进行调查,并自4月1日起对所有31个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进行了培训,这将有助于确保数据采集的准确性。第四,从疑似病例获得的标本也许不能用于H7N9病毒检测。2013 年4月17日报道的82例确诊病例的临床结果,60例患者继续留院治疗。由于是在调查初期,某些接触者的配对的血清样品没有采到,无法得到血清学检测结果,此时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获取恢复期的体液免疫血清进行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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