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调查报告专题（共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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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几年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不断增加，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社会各界对此类案件也高度关注，为此，《侵权责任法》中就设专章对此类案件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自《侵权责任法》施行以来，本院共受理两起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其中一件已调解结案，另一件为新收案件，目前正在审理中。从数据可知，本院辖区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作为基层的医疗卫生机构治理的病例相对大医院而言少且简单，因而发生医疗事故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该类案件的特点是审理周期长、处理难度大，诉讼时双方常会发生冲突、哄闹等现象，调解难度大，且普遍存在着一个主要难点：鉴定问题。由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大多涉及医疗领域的专业知识，其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性大大的超出了法官的认知水平，因而，在审理该类案件时，鉴定结论成为影响案件事实的具有杠杆作用的重要证据，医疗损害鉴定的公正性、科学性也成为当事人双方关注、争议的焦点。但目前，我国的医疗鉴定制度并不完善。
一、我国医疗损害鉴定制度的现状
医疗损害鉴定的二元平行机制。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鉴定方式主要有两种：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和社会鉴定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医疗事故鉴定由医学会组织鉴定专家组进行，鉴定专家由双方当事人在医学会医鉴办工作人员的组织下在专家库中随机抽取，鉴定实行合议制，鉴定结论由鉴定组集体负责，鉴定人员不接受法庭质证。医学会的鉴定专家库充分吸纳了医学专业的权威，为鉴定的科学性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但是，由于医学会的性质，其与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有些专家就是由卫生行政机关的人员兼任，而专家库中的>临床医学专家与被鉴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或多或少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具有一定的行业倾向性，因而其公正性受到患者一方的质疑，难以被患者认同。医疗过错鉴定是指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依据职权或应当事人的请求，委托司法鉴定机构对医疗损害结果与医疗机构有无过错、因果关系等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是由果及因的鉴定，鉴定目的主要是确认人身损害的方式、方法、程度及后期治疗费用等，鉴定人个人对鉴定结论负责，其鉴定结论相对于医疗事故鉴定具有较强的中立性，但由于司法鉴定机构的鉴定人员不是从事临床的医学专家，其对医疗行为的风险性及医务人员的可预见性认识较少，对临床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鉴定缺乏应有的科学性、权威性，因而难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两种鉴定方式对同一医疗行为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从而导致鉴定结论存在差异，甚至完全不一样。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对这两种鉴定方式的适用先后顺序、证明效力等级等作出规定，也未规定当医患双方就同一纠纷提出不同的鉴定方式时该如何处理，两种鉴定方式处于并存状态。
二、“二元化”的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鉴定混乱，不利于纠纷的化解。显而易见，医疗事故鉴定对于医院方面而言更为有利，而患者一方则会更倾向于医疗过错鉴定，出于不同的诉讼请求及趋利避害的心理，当事人双方往往会要求选择不同的鉴定方式，以达到自己所期望的医疗纠纷情形。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
一、只做医疗事故鉴定，二、只做医疗过错鉴定，三、两种鉴定同时进行，四、先医疗事故鉴定，如果鉴定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再进行医疗过错鉴定。这种情况不仅造成地域上的不公平，且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可能会让未被法院采取的鉴定申请一方对将来的鉴定结论产生心理上的不信任、不服从，这样不仅不利于案件纠纷的解决，反而可能会激化矛盾。
（二）延长审理周期，增加诉讼成本。由于当事人对鉴定结论的不信任、不认同，往往会提出要求重新鉴定或补充鉴定来进行抗辩，使得这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要经历多次鉴定、重复鉴定，增加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
（三）增加了法官对鉴定结论的采信难度。对于普通民事案件，审判人员可依据证据规则，结合逻辑推理及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而对于医疗诉讼，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医疗职业行为是一般人不了解的，因而难以判断医生诊疗的过程、细节是否科学合理，其大大的超出了审判人员的认知范围，正是基于此点，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需要进行鉴定，但在面对不同的鉴定结论时，在法律没有规定效力等级的情况下，审判人员难以分析采信，这样似乎使整个案件又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给审判人员审理案件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三、打破“二元”鉴定体制，建立统一的医疗损害鉴定制度
（一）整合两种鉴定体制。医学会的医疗事故鉴定与司法机构的医疗过错鉴定各有优异，笔者建议可以结合《侵权责任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鉴定制度的规定，将两种鉴定方式进行整合，对医疗损害鉴定在机构设置、人员配置、技术标准、鉴定方法、鉴定程序等方面做出统一明确的规定。建立拥有专职鉴定专家，摆脱卫生行政部门干预的中立的医疗损害鉴定组织，同时鉴定内容必须包括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过错行为在损害后果中的责任程度等等。
（二）明确医疗损害鉴定结论应接受质证。尽管鉴定结论由医学专家进行分析鉴定得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技术上的权威要经法庭认可，才能变
成法律上的肯定，否则，将鉴定结论直接作为定案依据，实际上是鉴定权部分代替了审判权。因此，鉴定人应依法庭传唤，出庭参加法庭调查、质询，这样，可以通过双方当事人的法庭询问对鉴定结论进行有效的质证，从而为审判人员是否采纳鉴定结论提供依据。在此，还可以引入专家辅助人制度。所谓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指当事人可以聘请医学专家，协助其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这对于缺乏医学知识而对鉴定结论的质证处弱势的患者方来说，能够切实提高其质证能力，增加其对鉴定结论的认同感，以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审理过程、审理结果的认同感，从而有效化解医患双方的矛盾冲突。
医患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组成部分，妥善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审判人员在处理此类纠纷时，要树立客观、公正及合理的理念，综合考虑医患双方的客观情况，一方面要考虑到患者属于弱势群体，缺乏专业医学知识和举证能力，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医院的公益性和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在审判实践中，还可以充分发挥调解机制的作用，在合法、有效的前提下，提高当事人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满意度，有效化解矛盾，从而切实改善医患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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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长期以来，公安侦查机关受重特大案件破案压力，以及源自于维护社会稳定而来自社会与行政方面的双重压力，造成了侦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破案的单纯化认识，只要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侦查工作就算大功告成，而对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却失之偏颇，难以达到公诉对证据的标准要求，忽视了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要求。20**年以来，公安机关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的案件214件439人，无一直接起诉，经一次退回补充侦查案件占移送案件的24%，经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占移送案件的76%。证据是刑事诉讼的基础，决定着实体法的适用和诉讼的结局，没有证据，就无法确定犯罪事实，也就无从以犯罪事实为依据定罪量刑。通过以上数据不难看出，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证据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一、证据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物证存在的问题
一是对痕迹的提取、比对和指认不重视。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对多处血迹仅提取几处，对现场遗留的痕迹认为没有价值而不进行提取；提取后的痕迹不进行比对、指认，在审查退回补充证据过程中，有部分物证、痕迹因保管不善，而无法进行比对、指认、鉴定，而影响了整个案件的认定。
二是在实践中，因物证的提取不规范，对物证的数量、外观特征记录不准确、党支部>工作计划完整，导致物证失去证明力。物证随着犯罪行为的发生或实施而产生，与案件事实存在着必然的客观联系，但同时物证又是不会说话的证据，它不能“讲清”自己与案件有何联系，如果物证的获取和固定过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就会失去可采信性。
三是对犯罪工具指认不重视，有的有扣押清单而没有指认，或者经过指认但没有笔录和照片。
2、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中存在问题
在案件侦查过程中不注意收集书证等间接证据。例如，在毒品犯罪中，因为隐蔽性较高，更应收集反映犯罪嫌疑人活动的书证，车、船、机票，银行存款单据、汇款单据等。在审查起诉案件中还存在书证及复制相关文书因缺少证明其与原件相符的客观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例如，二人共同杀人，一人已被判刑，另一人被抓获时，应复制法院采信的证据，并应由法院证实复印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在复制照片的过程中，一定要采取足以清晰辨认的方式进行复制。
3、讯（询）问方面存在的问题。常见的情况有笔录首部时间、地点、侦查人员的姓名、被讯（询）问人的基本情况以及与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等栏目没有正确填写或者填写不完全，例如只有开始时间，没有结束时间，或者是结束时间早于开始时间、讯问被告人的时间早于被告人被采取强制
措施的时间等，与其他证据内容冲突，给证据的采信造成困难。公安机关调取言辞证据时存在交叉讯问，一人提讯的情况。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讯问时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交叉讯问、一人提讯违反了该案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是不予采信的，违反程序取得的言词证据轻者造成该证词本身不被采信，严重的会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4、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制作的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程序不合法。《刑事诉讼法》规定，搜查要出示搜查证，应当有见证人在场并签名盖章；扣押要有见证人和被扣押物品持有人在场并签名盖章。公安机关制作的一部分搜查记录、扣押物品清单缺少见证人的见证及签名，缺少被扣押物品持有人的在场及签名，主要原因还是对程序法不重视所致。另外，公安机关要求犯罪嫌疑人对作案现场进行指认，并制作指认笔录。由于是犯罪嫌疑人主动指认形成的，指认笔录在证明犯罪方面起着较大的作用，但个别案件由于缺乏犯罪嫌疑人签字确认最终影响了证据效力，不能及时作为定案的依据使用，造成了该证据无效。
5、辨认方面存在问题
一是应做辨认而没有做辨认。例如，被告人在公厕内杀害被害人过程中，证人刘某、张某一同到公厕上厕所，看见被告人拿刀刺中被害人。此案如果安排两名证人对被告人进行辨认应该是认定左某犯罪事实的关键证据。
二是辨认时间不及时，待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时，才进行补充辨认，对辨认的效果和对法官的采信均造成影响。
三是辨认的程序存在问题，如被辨认人人数少于规定的人数，另有一起案件从被辨认的照片看，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明显与其他照片不同，只有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是近照，人像较大，其他照片的人像均较小。
6、鉴定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是应做鉴定而不做鉴定。个别案件的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其有精神病史，应当在移送审查起诉之前对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的而未鉴定，结果在案件退查之后经鉴定犯罪嫌疑人无刑事责任能力，导致诉讼周期拉长和诉讼资源的浪费。
二是鉴定不全面。个别案件的鉴定仅是对部分现场提取物进行鉴定，不能完全反应案发现场的状况，对法官的采信造成影响。
三是鉴定不及时、鉴定时间过长。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在第一次移送审查时，均没有对现场的血迹及其他痕迹进行DNA鉴定，也没有对部分有精神病嫌疑的犯罪嫌疑人作刑事责任能力鉴定。在退回补充侦查过程中提出以上鉴定内容，又由于基层侦查机关无法进行此类鉴定，而送到省公安厅或中国刑警学院等处鉴定，致使鉴定时间过长，甚至出现案件已到审查期限，鉴定结论仍未作出的情况。
二、公安机关提供的证据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过分夸大口供的证明力，轻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部分侦查人员认为“嫌疑人一供，案件即破”，忽视了后续侦查取证工作，导致有的物证不及时提取，有的重要证人的证言不收集，勘查工作马虎，证据存在许多疑点和问题。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有极大的主观性和可变性，忽视证据的全面收集固定，不注重对间接证据的收集，使得案件的证据难以形成证据链条。
2、把同案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互作证言适用同案被告人均是该共同犯罪案件的当事人，都与其所作陈述的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可以相互印证，但不能互为证人证言。但在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中，却存在着对共同犯罪案件，仅有同案被告人的一致供述，无其他相关证据印证，一些侦查机关、侦查部门认为同案犯的口供对其他同案犯来讲就是证言，多个同案人的口供就不认为是单纯靠口供定案，认为既有口供，又有证言印证，就可以定案。所以，把取证重点都放在逼取同案人的口供上，忽视了对其他物证的收集，结果影响了案件的定性。
3、把孤证作多个证据适用，靠孤证定案
所谓孤证，是指单个孤立存在没有其他证据给予佐证的证据。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绝对的孤证。如强奸案件，只有被害人的陈述，没有其他任何间接证据印证，被告人又不承认，不作有罪供述。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被告人犯罪的证据就是一个孤证。二是相对地孤证，即相对于多个来源、多种形式的证据来讲，仍是孤证。如多个传来证据，来自同一个源头，仍为孤证。
孤证不能定案是指每一个证据的证明力之有无或者大小，都不能靠该证据本身得到证明，而必须通过对证据本身的情况、证据与其他证据之间有无矛盾及能否互相印证、证据在全案证据体系中的地位等问题进行全面的衡量，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全案惟有一项证据，如强奸案仅有被害人陈述等，绝对不能定案。
但在侦查机关移送案件中，一些办案人员往往把一人或多人的多次口供当作多个证据来适用，反复讯问，反复做笔录，认为这样就可以定案。有的把同一来源的证言取了多份，相互印证，以为这样的证据多了，就达到了确实充分的程度，实际上仍是孤证，最多是增加了可信度。传来证据再多，只要来源是一个，均属于同一来源的“孤证”，只要没有其他证据印证，不能定案。
4、过分强调主要情节，忽视案件细节
现在不少侦查人员，对刑事案件证据、事实的认识仅仅停留在静止、宏观和有利于自己的层面。没有证据就没有事实，证据缺乏就无法构成证据锁链，证据形不成锁链就无法定案，因此，要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必须对每一个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客观真实性逐一做出甄别和评判，只有这样，才能对案件的事实做出客观公正的认定。忽视任何一性，忽视任何一个案件细节，都有可能影响整个案件的认定。
三、现行的侦诉关系并不合理，侦诉各自为政的倾向比较明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相互体谅不够，抵触情绪不少。表现在诉方对收集证据的难度体谅不够；侦方对退回补充侦查存在抵触情绪，认为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其工作便告一段落，使得退回补充侦查解决实际问题不够。
二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沟通，文来文往较多，人来人往较少，导致侦查收集的证据起诉时用不上，而审判所需要的证据又没有调取，使得疑难案件增多，降格处理案件增多。
三是公安侦察部门不能对检察机关的退回补充侦查提纲进行全面分析，侦查人员对需要收集的证据理解不够充分全面，不知道补充的证据可以说明什么问题，仅是简单的从形式上进行补充，甚至有些补充的证据增加了案件的矛盾，破坏了原证据的说明力，为案件的认定增加了难度，更降低了诉讼效率。
四、解决侦诉关系的几点建议
1、充分行使自行补充侦查权，公安机关全力配合。自行补充侦查由于免去了退查手续，节省了案件往返时间，缩短了办案周期从而提高了诉讼效率。公诉人员出于对案情、证据的全面把握，从公诉的角度去收集固定证据，自行补充侦查有助于保证收集证据的质量。侦、诉之间在案件定性、有关事实、情节上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自行补充侦查也有助于解决与侦查部门之间存在的矛盾。在自行补充侦查有困难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应全力配合补充证据。
2、完善公诉引导侦查机制。庭审模式的改革，一方面加大了公诉人的举证责任，另一方面也强化了控辩双方的对抗性，这就对侦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是公诉机关为确保公诉质量，完成指控、证实犯罪任务，就刑事证据标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和要求，引导其侦查和收集证据的一种方法。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对重特大案件的公诉引导侦查取证机制。
一、丽江市银行卡业务发展和风险现状
近几年, 在人民银行的大力推动下, 丽江市银行卡业务空前发展。2005年由中国人民银行丽江市中心支行与地方政府部门牵头成立了银行卡产业领导小组, 制定了全市银行卡产业发展规划, 全面实施《丽江市银行卡产业发展指导意见》, 加大全市ATM、POS机具布设力度, 加强银行清算网络建设, 并在丽江古城率先开展“刷卡消费无障碍示范街”试点, 联合工商部门对全市工商户提出银行卡联网通用要求, 不断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 提高辖区支付效率, 为丽江市银行卡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截至2010年10月末全市共有2622户银行卡受理商户, 共布放3336台POS机, 全市金融机构发行银行卡存量达1117514张, 其中信用卡30625张。银行卡交易量实现快速稳定增长。2010年1~10月全市银行卡POS交易890455笔, 交易金额17630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65.92%。
在银行卡业务快速发展的同时, 丽江市内银行风险案件也呈现增长态势。2008年丽江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共立案2起重大银行卡风险案件, 涉案金额为99800元;2009年共立案4起重大银行卡风险案件, 涉案金额为54400元;2010年1至10月全市共立案6起重大银行卡风险案件, 涉案金额达115400元。
二、丽江市银行卡风险案件类型和特点
从近五年丽江市内发现的14起重大银行卡犯罪案件分析看, 作案手法主要有以下七种类型:
(一) 利用银行网点的自助银行设施盗取银行卡资金
惯用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利用银行自助设施管理漏洞, 在自助银行门禁上或ATM机上安装盗码器、偷录装置、针孔摄像机盗取持卡人银行卡磁条信息和密码信息, 然后制作伪卡或直接从网上银行盗取银行卡资金。典型案例:2010年10月31日晚18时15分至20时11分市内某银行的两台ATM机插卡口被犯罪分子安装了盗码器, 使57名客户的银行卡信息被盗, 其中11名客户资金被异地盗取, 资金损失达72930元, 其中最大单笔损失达58446元。所幸举报及时, 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和银行管理人员立即开展巡查, 及时拆除了盗码器, 减少了银行卡客户资金损失。
(二) 利用互联网盗取银行卡资金
惯用作案手法是:犯罪分子在互联网上设立假冒银行网站, 通过向持卡人发送虚假电子邮件, 或编造种种借口诱骗持卡人登陆与银行网站页面极其相似的假网站, 或通过黑客软件、网络病毒套取持卡人个人资料、银行卡号和密码, 然后通过网上银行转账、消费方式盗取持卡人卡内资金。
(三) 利用ATM机盗取银行卡资金
惯用作案手法:一是犯罪分子在ATM机吐钞口设置障碍, 使取款人提取的现金滞留在通道内, 当取款人误以为交易出现故障离开ATM机时, 犯罪分子伺机将现金窃走。二是犯罪分子在ATM机插口设置胶条, 使持卡人插入银行时出现“吞卡”假象, 并利用假冒银行伪造张贴的紧急通知或提示, 套取持卡人卡号和密码, 从而盗取卡内资金。
(四) 利用手机短信诈骗盗取银行卡资金
惯用作案手法:犯罪分子通过短号码假冒银行向持卡人发送消费或风险提示短信, 并留下假冒银行客服电话, 引诱持卡人回电查询, 并以密码保护等理由借机套取银行卡账号和密码信息, 伺机盗取卡内资金。
(五) 通过冒名电话诈骗盗取银行卡资金
惯用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假冒政府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名义直接或通过录音电话, 以虚假退税、退水、电、气、电话费等理由套取持卡人银行卡卡号、密码信息, 盗取卡内资金。
(六) 以非法手段申领他人信用卡盗取资金
惯用作案手法:犯罪分子利用银行信用卡管理漏洞, 以非法获得的他人证件或制作假证件、资料向银行申领信用卡, 然后套取卡内信用资金。
(七) 通过虚假注册等手段, 申领POS机具、读卡器
等设备, 并把购买获取的境外持卡人的银行卡信息复制到购买的VISA、MASTER等磁卡上, 制作成伪卡, 然后通过POS机虚假交易、转账等方式进行银行卡非法套现
以上七种银行卡风险案件有三个明显特点, 一是大部分作案人员来自沿海发达地区, 属于典型的跨区域团伙流窜作案, 作案人员分工明确, 行踪相对隐蔽, 经过缜密的踩点和准备之后伺机作案。二是高科技犯罪比例上升。从银行卡犯罪手段看, 可谓“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银行卡设备的技术缺陷和管理漏洞,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 使银行卡犯罪行为屡屡得逞。三是案件破案难度大。从作案手段看, 银行卡犯罪分子素质越来越高, 有一定的反侦破知识和手段, 公安机关很难找到作案过程中遗留的证据和线索, 增加了破案难度。近五年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的14起重大银行卡案件中有7起至今未破案。
三、银行卡风险案件的主要成因
(一) 银行管理漏洞是导致银行卡风险案件高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银行卡风险案件的不断上升有其深层的原因, 但从丽江市内多起银行卡风险案件的作案手段看, 银行的管理存在诸多漏洞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是银行发卡审核管理不规范。为了抢占信用卡市场, 各银行都制定了信用卡发卡量指标, 向员工摊派发卡任务。银行员工为了完成发卡任务, 向公职人员推销银行卡。“一人多卡”的现象较为普遍, 同时造成大量信用卡长期处于“休眠”。目前丽江市内近28.15%的信用卡处于“休眠”状态, 相当一部分信用卡申领后就一直未激活, 也未作密码维护, 保留着简单的初始密码, 为银行卡安全管理埋下隐患。另外, 在信用卡申领过程中银行往往忽略对客户真实身份核查, 部分信用卡难以保证申领人当面核签, 犯罪分子较容易利用虚假证件和资料假冒他人申领信用卡。二是银行的自助银行和ATM机设备一般都安装有电子监控录像设备, 但日常监控管理不严格, 对老化或已损坏的监控设备的检查、更新、维护不及时, 对ATM机安全巡检频度不够, 加上保安人员夜间巡逻松懈, 监控人员无法保证对ATM机实行“7×24”小时值守监控, 对特殊时段的客户异常行为不能够及时察觉, 导致银行卡犯罪行为不能及时制止。三是境外银行卡信息保密管理存在漏洞, 银行卡信息泄露的源头无法根除, 犯罪分子可通过网络交易或其他非法渠道获取境外银行卡信息, 进行银行卡犯罪。四是银行卡知识宣传不到位, 在办理银行卡业务过程中, 银行往往只注重宣传银行卡产品功能和服务, 而忽略了基本的安全用卡知识和必要的风险提示, 相当一部分持卡人缺乏安全用卡常识。
(二) 银行卡运营商管理不严格是催生银行卡风险案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各类银行卡风险案件中POS机端、读卡器、磁卡等器具是犯罪分子常用的作案工具。但由于银行卡运营商对POS机具申领把关不严, 对异常交易监测不及时, 加上目前国家对读卡器、磁卡等产品的监管存在漏洞, 设备生产商、销售代理商缺乏严格的资质准入监管, 造成市场泛滥, 犯罪分子容易从商场和网店购买到必要的作案工具。
(三) 银行卡受理商户职责履行不到位是产生银行卡风险案件隐患的间接因素
根据现行银行卡管理规定, 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时, 受理商户应当遵守其与发卡银行间的协议, 履行审核义务, 审慎审查用卡人的签名, 以保障信用卡安全使用。但事实上, 目前银行业务拓展阶段, 银行和授权清算网络运营商对受理银行卡特约商户的控制措施不到位, 相应的管理制度、规范标准不完善, 对商户资信审核不严, 日常风险管理跟不上, 大多数商户在刷卡结算时, 一般不会认真识别、核对客户身份和签名, 从而间接地为犯罪分子盗刷他人银行卡提供了“绿色通道”。
(四) 持卡人安全用卡常识和安全防范意识不足是导致普通银行卡风险案件发生的直接因素
虽然近几年, 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各银行经常性开展银行卡知识宣传活动, 但从客观上讲, 由于受落后少数民族地区交通、语言、信息交流等条件限制, 银行卡知识宣传的广度和深度还不够, 相当一部分持卡人对个人银行卡信息、密码保护等基本的安全用卡常识不了解, 不掌握, 加上缺乏足够的安全防范意识, 在银行卡管理使用过程中容易上当受骗, 成为银行卡诈骗案件频繁发生的直接原因。
四、银行卡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 短期内银行IC卡推广存在一定难度
由于银行磁条卡存在技术缺陷, 信息可复制, 使得信用卡非法套现成为目前国内外银行卡业务运行的主要风险之一。相比于银行磁条卡, 金融IC卡的安全性能更高, 信息容量更大。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推广金融IC卡作为防范银行卡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2002年, 马来西亚针对国内信用卡诈骗率达1%的风险实际, 率先推广银行卡EMV迁移, 并取得显著效果, 国内银行卡风险案件锐减96%。目前, 我国已初步拟定推广银联IC卡的总体目标和发行时间表。计划5年内全面发行和受理银联IC卡。从长远看, 推广银联IC卡对于防控和降低银行卡风险案件具有重要意义。但推广银联IC卡需要对现有的支付体系进行升级改造, 包括POS、ATM终端、通讯网络等配套设施升级和银行卡片更换, 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 对于农村信用社等大多数地方性金融机构来讲, 从目前的条件来看, 推广银联IC卡存在一定难度。短期内银行磁条卡的技术安全隐患仍然无法根除。
(二) 缺乏有效监管, 银行卡风险得不到有效防范和控制
对于银行卡业务监管, 目前《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未具体、明确规定和划分。一般来讲, 涉及银行卡账户、交易清算的日常监管由人民银行负责, 而银行卡市场准入和业务风险监管职责由银监会履行, 银行卡安防设施巡查以及风险案件的报案、立案、侦破则由公安部门具体负责, 从监管体制上形成银行卡“多头监管”的格局。但事实上, 除了市场准入外, 银行卡产品与结算账户不可分割, 交易清算、安防巡查和业务风险管理也难以清晰划分。监管部门在具体履职过程中, 监管信息不对称, 对银行市场主体行为的监管措施不到位,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 银行卡业务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不能够及时、有效的协调解决, 反而形成监管缺位, 这不利于银行卡风险案件防控和银行产业健康发展。
(三) 缺乏合理的投诉机制
由于银行监管主体不明确, 在银行卡业务运行过程中有关服务投诉机制难以形成, 持卡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 客户意愿和建议得不到有效反映, 造成银行卡业务运行中的很多服务缺陷和风险隐患难以及时督促解决, 从而形成银行卡风险案件不断孳生的温床。
(四) 缺乏银行卡风险案件信息共享机制, 风险案件群防群治的合力难以形成
及时总结和交流银行卡犯罪手段和防控措施等信息对于银行卡风险案件防控相当重要。但事实上, 银行卡风险案件发生后, 银行基于自身信誉保护, 案件漏报、瞒报的行为时有发生, 各主管部门对于银行卡案件动态信息、银行卡犯罪特点掌握不及时、不完整、不对称。而为了消除公众恐慌心理, 案发之后监管部门也往往采取不声张、不扩大的“外松内紧”方式谨慎处理, 把案件信息尽可能地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对与大部分持卡人来讲, 由于不掌握风险案件信息, 对类似的银行卡风险缺乏必要防范和警惕, 因而难以形成案件群防群治的防控合力。
(五) 银行卡立法滞后
完善的法律法规对于银行卡业务发展具有重要的规范、引导和保障作用。当前调整和规范银行卡业务的法律体系主要由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加强银行卡发卡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关于防范信用卡业务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 、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 (增加关于信用卡犯罪的法律条款:妨害信用卡管理罪,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中相关的法律规定, 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长城万事达信用卡透支利息不应计算复利的批复》等相关的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构成。以上法律法规对规范和促进银行卡业务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 业务的发展及银行卡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初步形成, 高科技犯罪的不断涌现, 银行卡犯罪手段的不断翻新, 包括《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在内现行银行卡法律规范体系已不适应银行卡业务发展的形势和需要。一方面,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立法层次较低、权威性不足, 不利于涉及银行卡业务的发卡机构、持卡人、商户、中间服务机构等社会多方机构或群体深入贯彻执行, 在具体解决银行卡业务争议纠纷时所发挥的规范、指导作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 现行银行卡法律规范体系对银行卡业务中如非法套现行为、银行卡收费问题、信用额度限制等等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不统一, 对因联网联合的过程中出现如银行卡清算组织与专业化服务机构的规范和约束没有相应规定。再一方面, 由于调整银行卡纠纷的相关立法滞后, 在判决和调解银行卡法律风险和纠纷过程, 很难形成统一的标准和尺度, 银行卡业务主体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保护。这些新情况新变化需要通过立法予以明确和规范。具体讲, 一是银行卡监管主体和具体职责需要进一步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为银行卡监管提供明确的执法依据。二是客户利益受损引发的纠纷亟待法律法规规范。比如持卡人因不法分子盗取、冒领等银行卡风险案件导致的损失如何担责、如何补偿等法律事项应加以规范。三是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新的银行卡业务, 也急需有新的立法来规范。四是对银行机构、授权清算网络运营商、受理银行卡特约商户以及于银行卡相关的电子产品的生产商、销售代理商履行银行卡风险内控制度的职责及法律责任需要具体规定。
五、对策建议
(一) 加强银行内部管理, 及时、有效排除银行卡风险案件隐患
各银行要在加快推广银联标准IC卡, 提高银行卡安全性能的同时, 加强银行卡风险案件防控。一是进一步规范银行发卡市场, 充分利用公民身份联网核查系统, 认真核对申请人身份, 严格实行信用卡当面核签制度。二是加强银行卡硬件设施安全维护和管理, 切实加大对银行自助设备的日常安全巡查力度, 发现安全隐患, 及时进行维修处理。保证ATM机24小时监控制度, 随时关注ATM机运行动态, 发现可疑情况, 及时排查风险案件隐患, 使犯罪分子无机可乘。三是要进一步优化银行卡服务, 在发卡、交易等过程中要加强对持卡人的风险提示。四是认真开展对特约商户的风险监控工作, 每天对POS清算批量手工倒账中商户可疑交易进行调查核实。对疑似非法套现提供便利的可疑商户采取跟踪管理措施, 发现可疑线索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 以便及时排除风险案件隐患。五是加强银行内部职业培训教育, 强化内部员工职业操守和风险防范意识。
(二) 加快银行卡立法, 健全和完善银行卡法律法规, 打造良好的银行卡运行和管理的外部环境
尽快出台《银行卡业务管理条例》, 提高银行卡业务主要管理规范的效力层次和权威性, 明确银行卡监管主体和职责, 明确发卡机构、持卡人、银联、商户、中间机构等各方的权、责界定, 明确银行卡业务监管机构及其职责和权利, 完善银行卡犯罪的法律规范, 合理地协调各类银行卡风险案件纠纷, 有效打击银行卡犯罪。
(三) 建立和完善银行卡风险案件防控联动机制
在现有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整治办等工作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由人民银行、银监局、银联公司、公安等部门、金融机构参与银行卡风险联合管理协调机制、预警机制和风险案件防控联动机制, 制定完善相关组织架构、工作流程、协作机制、信息共享、工作职责、督查督办等制度规范, 形成共同防范银行卡风险的合力。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 加强履职, 通过定期召开部门联席会议或新闻通气会等方式, 充分交流银行卡风险案件信息, 协调处理银行卡风险防控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 形成合力, 有力打击银行卡犯罪行为。
(四) 加强对受理银行卡特约商户的管理
严格实行特约商户实名制, 对受理银行卡特约商户准入进行严格审批, 同时建立和完善统一的特约商户信息数据库, 不定期对商户征信和POS机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实地调查核实, 对不符合要求的商户及时收回POS终端。另外, 要加强对特约商户管理人员的业务知识和风险管理培训, 提高特约商户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五) 进一步强化银行卡监管职能
在现行的银行卡监管体制下, 基层人民银行应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通过优化支付结算管理岗位人员配置, 提高业务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 创新和改进监督检查手段, 加强业务风险分析和评估, 逐步加大对银行卡业务的日常监督检查力度, 对银行卡业务违法行为进行有效惩戒, 维护良好、公平的银行卡市场。
(六) 完善银行卡纠纷投诉机制
一是建立银行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和重大风险案件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严格按照流程规定限时处理客户投诉及风险突发事件, 在及时发现和排除银行卡风险案件隐患的同时妥善解决客户需求。二是人民银行、银监局和公安部门应建立银行卡投诉、纠纷的协调机制, 对于公众反映的银行卡投诉、纠纷问题应通过严格的工作机制督促相关责任部门落实解决。
(七) 加强银行卡安全知识宣传
2011年10月10日，陕西省延川县公安局接到该县延水关镇农民王长存报案：其已故儿子王三石的坟墓被人挖开，儿子尸骨尚存，但与儿子合葬的女子李月月的尸体却不见了。
2012年2月6日，这一天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想起年前去世的老母亲，陕西省黄陵县农民张志忠来到母亲坟前祭奠。上坟时，张志忠发现母亲的坟后侧似乎有被挖开过的痕迹，张志忠打开棺材后傻了，棺材空空，母亲没了。
时隔数日，陕西省三原县新兴镇农民向正峰路过母亲坟前时发现有些异样，坟后侧被掘开了一个大洞。和家人一起掘开坟后，向正峰发现老人的尸体居然不翼而飞，向正峰一屁股坐到地上，脑袋开始发懵，随后嚎啕大哭。
……
接二连三的丢尸事件，让当地老百姓感到不安，也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坟墓中并没有值钱的财物，是谁挖的？尸体哪去了？为什么丢失的全是女尸？警方经过走访调查了解到，在当地一些农村，自古有“配阴婚”的习俗。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旧习俗沉渣泛起，民间甚至出现了交易亡人尸骨的现象。
2012年2月23日，陕西省延川县公安局决定对尸体失踪事件立案侦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一个名叫庞新明的延川县农民被纳入警方视野。被传唤至延川县公安局后，面对大量证据，庞新明很快交代了其伙同白宝成、赫宏、张红仓等人，多次在陕西延安、铜川、渭南、咸阳等地，挖开坟墓盗窃女性尸体，再分别出售给他人帮助“配阴婚”，并从中牟取巨额“卖尸钱”的事实。随后，犯罪嫌疑人白宝成，赫宏，张红仓相继被抓获归案。到案后，各嫌疑人对合伙涉嫌盗窃尸体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2013年1月19日，陕西省延川县法院判处庞新明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赫宏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白宝成和张红仓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判决后，四被告人均表示认罪，未提出上诉。
至此，一系列离奇而又蹊跷的丢尸案件终于真相大白。
共谋不义之财
庞新明，陕西省延川县马家河乡农民，常住县城南关社区。一天，庞新明在县城游逛中，突然遇到了以前的邻居白宝成。闲聊中，白宝成提到自己在延安市一家医院做粉刷工，并揽下了该医院实验后尸体掩埋的活。
“有没有人要女人的尸体？”白宝成无意间问了一句。
听到这里，庞新明眼前一亮，联想到在陕、甘、晋等省区的一些地方有给生前没有结婚的死者“配阴婚”的风俗，如果把这些女尸卖了，岂不是可以赚到一大笔钱，庞新明立即连声附和：有人要。
还真有这样的赚钱市场！两人想到了一块。此后，庞新明和白宝成联手，将医院实验后的几具女尸盗取出售，果然从中挣了不少钱。
不过，可供医学实验的女尸毕竟不多，医院管理又严，这样的“小打小闹”已经不能满足二人的欲望。尝到甜头后的庞新明和白宝成谋划起了“更长远的打算”—— 增加人手、扩大规模、合伙盗墓、卖尸发财。
白宝成找到了在驾校学车时认识的延安市安塞县人赫宏。正因手头拮据而犯愁的赫宏，听到这样的“发财计划”后喜出望外，三人当下商定共同挖坟盗女尸，获利平均分账。
经赫宏介绍，三人又找到了在陕西洛川县城打工的农民张红仓。赫宏对张红仓许诺，只要跟他干，每次给他1600元好处费。闻之有这样的营生，张红仓一拍即合，当即表示愿意入伙。
2011年农历11月份的一天，张红仓给庞新民和赫宏打来电话，称已在数百公里外的黄陵县某农村“踩”好了一处刚下葬女尸的新坟。当天，由庞新民开车，四人一块来到了黄陵县。
是夜，月黑风高，阴风刺骨。在夜幕下的掩护下，四个幽灵般的身影窜到了黄陵县店头镇的一座山下的果林地里。
赫宏负责在路边望风接应。庞新民、张红仓、白宝成在新坟前琢磨了一番后，三人用事先准备后的铁锨在坟墓的后侧挖开了一个圆洞，胆大的张红仓猫着腰钻了进去。
庞新民、白宝成一边拿手电筒帮张红仓照明，一边向洞内放绳子，张红仓在洞内作业了很长时间后，庞新民、白宝成合力用绳子将尸体吊出了坟墓。
得手后，三人又用铁锨进行铲土作业竭力将坟墓还原。尸体随后被装入汽车后备箱，四人连夜开车离去，到了洛川县城后，庞新民给了张红仓1600元，张红仓在洛川下了车。返回延川县后，三人又将女尸藏在白宝成家老宅的一个窑洞里。
这是一具年岁较大的女尸，头发几乎脱落光了，皮肤还有点腐烂，庞新民和赫宏着手对尸体进行装扮，二人先把死者身上穿的寿衣脱下烧掉，用清水进行了简单的清洗。随后，二人用小刀将死者的乳房从一侧切开，填入纱布，戴上胸罩以显得饱满，再给死者换上一身新内衣，将死者的手指涂上红色指甲油，最后再戴上假发和口罩，如此一翻“美容”后，女尸显得“年轻了”许多。
嗣后，白宝成开始联系买家。
伸向坟墓的黑手
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徐家沟村的农民杨双田，自从弟弟意外溺水身亡后，一直闷闷不乐。作为大哥，弟弟生前一直未娶到老婆，杨双田心头感觉很过意不去，弟弟走后，杨双田便四处打听“哪里有女尸”，希望能够为弟弟结成一场“阴婚”，让弟弟在阴间不再孤单。
在中间人的引领下，杨双田从清涧县赶到了延川县白宝成老家的窑洞里，看完女尸后，双方最后商定“成交价”为36000元，“货到付款”。
庞新明、白宝成和杨双田租来一辆机动三轮车，将女尸拉到了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乡徐家沟村后，杨双田按照约定支付了36000元，庞新明把一张自己打印的延安某医学院假“出库证明”交给了杨双田。
得到女尸后，杨双田如获至宝，请来“道士”、“神汉”打灵、做法后，将买来的女尸和弟弟合葬在了新墓穴中，完成了一场“阴婚”。
庞新民等人在分赃36000元时，对于这样既快又多的来钱营生，无不喜形于色，此后，庞新明、白宝成、赫宏、张红仓四人多次合谋，每次作案前都精心策划，制订盗尸方案，一起准备工具，分别联系买主，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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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农历11月份的一天，张红仓踩好点后，庞新明等人再次来到黄陵县店头镇一村子盗窃女尸一具，后出售给延川县土岗乡碾畔村郝某，给其去世的儿子“配阴婚”。庞新明得赃款13000元，赫宏、白宝成各得赃款9000元。
2011年农历12月份的一天，张红仓踩好点后，庞新明、赫宏、白宝成一块来到大荔县一乡镇村子盗窃女尸一具，后经庞新明联介绍出售给山西临汾张某，为其外甥“配阴婚”。三人均得赃款6000元。
2012年农历1月份的一天，经“老王”（另案处理的一嫌疑人）踩好点后，庞新明、赫宏一块到富平县淡村镇一村子盗窃女尸一具，后经赫宏联系介绍出售给榆林市神木县王治学，给其父亲“配阴婚”。二人均得赃款6000元。
2012年农历2月份的一天，“老王”踩好点后，庞新明、赫宏、“老王”一块到三原县陵前镇一村子盗窃女尸一具。后经庞新明联系介绍出售给榆林市榆阳镇牛家梁镇王则湾村米某，给其父亲“配阴婚”。庞新明得赃款17000元，赫宏得赃款5000元。
……
案发后，据司法机关统计，从2011年10月至2012年2月的短短的4个月里，庞新民、赫宏、白宝成、张红仓等人，先后流窜于陕西省的延安、铜川、咸阳、渭南等地，作案掘墓盗窃女尸10起，获取赃款24万余元。
据了解，在被盗走的女尸中，大多数为老人，其中80岁以上的有4人，年龄最大者89岁……为使女尸能卖上高价，庞新民、赫宏等人先通过“美容易装”以掩盖死者的真实年龄和腐烂程度，后再持伪造的医院尸体出库档案或证明，通过他人介绍，分别出售到陕西和山西等地，为他人“配阴婚”。
死灰复燃的旧俗
“阴婚”，在民间又被称为“冥婚”、“配骨”、“鬼婚”等，是一种为死去的人找配偶、举办婚礼仪式的封建习俗。据相关史料记载，这一民间习俗古已有之，相传三国时的曹操就为死去的爱子曹冲娶过“鬼妻”。
古代，冥婚多出现在贵族或富户，贫寒人家很少有冥婚。新中国成立后，这项古老风俗一度销声匿迹。然而，近些年来，随之宗教信仰自由的提倡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冥婚现象在一些地方又死灰复燃。
在陕北的一些农村，有一些老人认为，人死了，他（她）的肉体躯壳虽然会腐朽消失，但其精神灵魂还存在，甚至还会影响他人或后代的生活。因此，一些少男少女在定婚后，未等迎娶过门就因故双亡，长辈们认为，如果不替他（她）们完婚，他（她）们的鬼魂就会作怪，使家宅不安。还有一些未成年人夭折后，家中父母出于疼爱和感情寄托，认为生前没能为他（她）们择偶，死后也要为他（她）们完婚，以尽到长辈老人们的责任。此外，也有人迷信坟地“风水”一说，认为出一座孤坟不吉利，会影响家宅后代的平安昌盛。因此，死者的亲属想方设法要为他（她）们举行一个阴婚仪式，将他（她）们并骨合葬埋在一起，让孤男寡女在阴间结为夫妻，免得变成无处栖身的孤魂野鬼扰乱家人。
“生前缺少荣耀，死后追求体面。”办案检察官指出，由于有利可图，一些些地方的风水先生、道士、“神婆”也互相串通勾结，借看风水、测凶吉之名游说怂恿，蛊惑人心，竭力促成“阴婚”以便从中渔利。
山西临汾的郝某儿子前年车祸去世。“儿子生前没有结过婚，我和妻子日夜思念。村上的神汉仙姑说，给我儿子配阴婚可让其‘走好’，所以就让托亲戚朋友四处打问，购买合适的女尸。”郝某在配合公安机关取证时承认，自己将买来的女尸和其儿子合葬，是为了了却做父母的心愿和责任。
家住榆林的高某也有同样的经历。他告诉办案检察官：“我二爸在我未出生之前就去世了，他老人家生前没有享过福，近年我们生活好过了，听风水先生说配阴婚可以告慰先人，福荫后代。于是我就到处托人打听，看哪里有合适的女尸。去年冬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庞新明能从火葬场弄出来新鲜的女尸，要价3万元。最后我们谈好，我出了26500元，买回一具女尸给我二爸配了阴婚。”
山西临汾“神汉”贺某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坦承：2011年腊月的一天，我遇上乡亲米某。米说她家诸事不顺，正心烦意乱。我说弄个女尸给她逝世多年、去世后无女人陪葬的爸爸配了阴婚，能够避难呈祥，她满口答应。我就给庞新明打电话问是否有女人尸体，庞说有货。我就和买主一块晚上到延川县一个村子的破窑洞内看尸体。经过讨价还价，最后买卖双方商定价格为28000元。买主米某给了我28000元，我拿了10000元，给了庞新明等人18000元……。
正因为有了类似以上种种的需求，民间才滋生出了非法买卖尸体的市场。由于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制约和约束，女性尸骨往往是“一尸难求”，一具女性尸骨的价格在黑市上价格不菲，成为“紧缺商品”。在此背景下，一些不法之徒铤而走险盗窃女尸，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杀女卖尸的恶性案件。
买卖尸体是违法行为
“庞新民、赫宏、白宝成、张红仓在利益的驱动下，以出卖为目的，挖坟掘墓，盗取他人尸体，破坏了社会良好的风俗与传统，亵渎了亡者的尊严，伤害了生者对死者的感情，不但给死者家属带来难以弥补的精神痛苦，更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延川县检察院检察官雷妮东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按照刑法规定，庞新民等人的行为已经构成“盗窃尸体罪”，这些罪恶的行为不但给死者家属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也严重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
案发后，众多死者的亲属无不切齿痛恨、怒火中烧，要求司法机关严惩犯罪嫌疑人。2012年12月，延川县检察院依法将此案提起了公诉。
法庭上，公诉人雷妮东发表了这样一段公诉词，令人深思——“人都免不了要走向生命的尽头。请你们置身换位地思考一下，如果在你去世后，有人把你已经入土的棺木砸开，将你已经安息的尸骨挖出出售，强加于一个素不相识、更毫无感情可言的人结成配偶，如此折腾，你的亡灵能安息吗？你的亲人能接受吗？”
“我们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现代文明阶段。国家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崇尚文明，尊重人性，保障人权，摒弃愚昧、野蛮、自私和贪婪。公民在实现自己意愿和满足利益时，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希望四被告人从中吸取沉痛教训，引以为戒，改邪归正。”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庞新民、赫宏、白宝成、张红仓四人羞愧低下了头。
“‘配阴婚’的现象历史久远。出于善良的心愿和尊重逝者的感情，后人把因故双亡的夫妻或者有情人并骨合葬，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科学、文明的角度看，强行‘配阴婚’是一种不良的封建习俗，不值得提倡。如果由此引发的偷窃买卖他人尸体的行为，更是为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所不允许。” 雷妮东在接受采访时还提醒说，由此案也可折射出当前农村配“阴婚”的陋习并未完全消失，配“阴婚”迷信习俗不可取，买卖尸体更是违法行为，切勿以身试法。
[论文摘要]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定性还存在若干争议，尤其是非法经营烟草数额认定、对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超越经营范围购进烟草专卖品等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仍不能达成统一认识，文章将结合具体案例对上述问题加以探讨。
[论文关键词]烟草非法经营 法律适用
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法经营罪成为市场经济刑法研究的一大热门领域。其中，涉烟非法经营犯罪数量逐渐增多。以老河口市检察院为例，2010年老河口市检察院办理非法经营烟草案件4件5人，2011年4件4人，2012年1件1人。由于目前在实践中对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定性还存在若干问题，尤其是非法经营烟草数额认定、对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超越经营范围购进烟草专卖品等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仍存在争议。针对上述现象，笔者结合涉烟犯罪相关案例，试图在涉烟非法经营案件法律适用方面作出有针对性的探讨，以期进一步明确对有关涉烟非法经营罪的认识，打击相应的犯罪，维护卷烟市场的正常秩序。
一、关于非法经营数额认定问题
1.对于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案件有关数额的计算，201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能够查清销售或者购买价格的，按照其销售或购买的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对于销售卷烟去向未能查实、但能确定购买价格的，理应按照其购买价格计算非法经营数额，但司法认定却并非完全如此。如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王某双非法经营案，系一起利用淘宝网和快递公司非法经营卷烟的案件，王某双实际购买香烟的数额共计612951元，这一数据通过淘宝网销售记录已完全查清，数据确切，并且王某双购进卷烟的上线均被当地法院判刑，双方买卖卷烟数量及价格已经有效判决认定，总计达60余万元。王某双在网上按每条卷烟加价5%～10%的价格销售数额，由于买家太过分散，遍及全国，公安机关仅查实167635元。该院认为，王某双非法经营数额60余万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家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生产、销售烟草专卖品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四条第一款之规定“非法经营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或违法所得数额在2万元以上的，属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25万以上的，或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属情节特别严重。”指控王兴双非法经营情节特别严重，而法院认为其销售价格查实的仅有167635元，未达到25万元，判决认定其非法经营情节严重。此案经上级院抗诉后仍维持原判，该院建议市院向省院提请抗诉。因为本案中，被告人购买香烟意在销售，仅有极少部分自吸或送人。被告人王某双非法经营数额应按其购买价格来认定，达612951万元，系情节特别严重，原判决认定其属“情节严重”而未认定“情节特别严重”与事实不符。非法经营是反复的买卖的过程，其买进是为了卖出，并且资金是循环利用的，司法解释也明确了“以购买或者销售价格确定非法经营”的数额，法院以销售和查获的价格认定非法经营数额而未以查明的购进价格认定，我们认为是错误的。
二、关于对运输假冒伪劣卷烟的人审查处理问题
关于非法经营假烟，目前实践中普遍认为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而在《解释》出台前，运输假冒伪劣烟草是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定罪处罚的。如老河口市人民检察院2012年办理的邓某案，2006年8月，邓某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帮助联系、接收、运送及销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被老河口市烟草专卖局查获假“蓝包襄阳烟”7650条、假“84软特红金龙烟”3350条，鉴定价152100元。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该院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对邓某提起诉讼。《解释》出台后，对另一起相类似案件的处理结果却大不相同。2012年11月，杨某、冀某驾驶装载有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的车辆被烟草执法部门拦下，当场从车内查获假冒白沙牌伪劣卷烟6030条（总计1206000支）。经鉴定，价值247005元。该院认为，依据《解释》之规定，二人明知他人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而帮助运送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构成非法经营罪。
上述两案均系查处的运输假冒注册商标的伪劣卷烟的人员，因为《解释》实行，所以事实相差不大的两个案件，定罪和量刑相差悬殊。因为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一，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作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解释，自发布或者规定之日起施行，效力适用于法律的施行期间。二，对于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施行后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办理。三，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
四、对于在司法解释施行前已办结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没有错误的，不再变动。”根据上述规定，邓某等人运输、销售卷烟是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第二款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邓某一案发生于2006年适用原司法解释，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定罪处罚。而杨某、冀某一案发生于2012年是新的司法解释施行之后，按新的司法解释之规定。
三、关于明知是烟草专卖品，本人无证但亲属有证，跨地区运输烟草专卖品，情节严重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问题
如韩某涉嫌非法经营一案中，韩某为本市人，到外市找欠其货款的副食店老板要账，老板抵给韩某“老白条”烟20万支（真烟每盒2元），在运输过程中被查获。韩某辩解称自己具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该证上写的是其母亲的名字，自己的仓库与母亲的副食超市是一体的。对于韩某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韩某具有专营专卖许可证，仅仅是跨地区运输，此行为不涉及犯罪，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即使韩某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但此行为相当于跨地区购买烟草行为，应构成非法经营罪。从许可证作用性质来看，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就是准予当事人从事烟草专卖零售业务，但是必须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这是《烟草专卖法》对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者从事特定活动的界定。《行政许可法》第八十条第（二）项同时规定：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构成犯罪的要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持有许可证，但不得超越行政许可范围进行活动。对烟草专卖许可证来说，就是不得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地域范围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否则达到刑法规定的严重情节的，应追究刑事责任。韩某超越许可证许可的地域范围经营卷烟达到20万支，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经营罪。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对本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通知
市第一、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及各基层法院，各区、县人民法院：为了巩固和发展上海少年法庭工作，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现将本市法院少年庭机构调整意见及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管辖通知如下：
一、长宁、闵行、普陀、闸北区法院设少年刑事审判庭，其他各区、县法院的少年刑事审判庭予以撤销。市第一、二中级法院，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和铁路运输基层法院的少年刑事合议庭维持原设置不变。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关于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的规定，自１９９９年４月１日起指定卢湾、南市、徐汇区和浦东新区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移送长宁区法院审判；松江、金山区和南汇、奉贤县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移送闵行区法院审判；杨浦、静安、嘉定区和青浦县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移送普陀区法院审判；虹口、黄浦、宝山区和崇明县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移送闸北区法院审判。移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作为收、结案数统计。
三、少年刑事审判庭受理案件的范围：
１．被告人在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２．共同犯罪案件中，被指控的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主犯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或者二分之一以上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的。
四、需移送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在收到案件次日向指定管辖法院移送。指定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公诉案件的期限，从收到案件之日起计算。
五、凡在提起公诉检察院所在地法院内开庭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所在地法院应予以支持，提供方便，保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及时、顺利地开庭审理。
案件调查报告范文XXX工商行政管理局
案件调查终结报告
一、当事人及案由
当事人：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XX年XX月XX日，XXX工商局在进行市场巡查时发现,XXX销售到我市的X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检查人员认为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功能，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种产品上,当事人的行为涉嫌夸大宣传，检查人员随即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然后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上述现场检查笔录报局领导批准立案。局领导XX年XX月XX日批准立案(立案号XXX)。本案由XXX(执法证号∶XXXXX)，XXX(执法证号∶XXXXX)两名调查人员负责调查处理。
二、调查经过及证据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在我市的经销商的法定代表人XXX进行了询问，调查当事人在我市的销售情况，并获取了调查笔录一份、经销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XX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两份、经销合同复印件一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在XXX超市对XXX牌保健食品进行抽样取证，获取了X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XX年XX月XX日，调查人员通过特快专递向XXX邮寄送达了XXX号《询问通知书》，要求其提供营业执照副本、X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销售到我市的XXX牌保健食品销货发票、经销合同，并于XX年XX月日前到我局接受调查。XX年XX月XX日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XXX到我局接受调查，向我局提供了当事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一份，X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调查人员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询问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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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年XX月XX日，当事人通过特快专递给我局提供了情况说明一份，整改后的包装一份。
调查人员调取的主要证据(证据目录)有：
1、XXX进行现场检查的现场检查笔录1份;
2、对经销商法定代表人的询问笔录1份;
3、XXX牌保健食品进货发票复印件四份
4、经销合同复印件二份。
5、XXX牌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两份
6、XXX牌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一份
7、对当事人委托代理人的询问笔录一份
8、当事人情况说明一份
9、整改后包装一份
10、当事人法定代表人委托书一份
11、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2、经销商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13、经销商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14、XXX单位的营业执照
15、对消费者的调查笔录两份
16、两位消费者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
以上证据和笔录分别有提供人签名盖章认可。
三、违法事实
经查，当事人在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XXX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印有“软化血管、提高免疫力”字样(参见证据
一、证据
二、证据五)，共销售到我市500件，每件10瓶，销售额1.2万元(参见证据三)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该保健食品核定的功能为：软化血管(参见证据六)当事人在XX年XX月XX日生产并销售到我市的XXX保健食品的包装上增加了“提高免疫力”(参见证据
五、证据六)
本案没有采用行政强制措施，对照工商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标准，也不够移送追诉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条件。
四、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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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的功效做说明，属《河南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宣传方法。当事人在产品包装上对产品功效的说明足以使消费者认为该保健食品具有这些功效(参见证据十五)，而事实是该保健食品不具有提高免疫力的功效。
2014年我院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487人, 经依法审查不批准逮捕111人。其中, 因证据不足不捕退查58人, 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重新报捕的8人, 二次审查后批准逮捕5人, 不捕退查3人。
二、查办不捕退查案件发现的问题
(一) 不捕率高。
(二) 不捕退查率高。
(三) 重新报捕率低。
(四) 二次退查率高。
(五) 不捕退查案件普遍存在。
(六) 不捕退查后案件直诉率高。
三、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
(一) 立法不完善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 检察机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不批准逮捕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但没有明确规定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期限, 也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必须将补充侦查的结果通报检察机关或者重新报捕, 更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对不捕退查案件开展跟踪监督的有效手段, 基本上不捕退查的案件对公安机关意味着终结了诉讼程序, 重新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极少。
(二) 部分侦查人员证据收集意识薄弱, 获取证据能力不强
1. 证据收集不及时, 现场取证意识差
部分基层侦查机关办案人员缺乏及时侦查取证意识, 或者怠于学习侦查技术, 出警现场证据收集不及时, 不注重对犯罪现场的勘查, 缺乏收集证据的主动性, 待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后, 可能证据已经消灭或被毁损、破环, 时过境迁, 难以弥补。
2. 注重对言辞证据的收集, 轻视物证收集
口供是涉案当事人对案件发生时客观情况的描述, 可以还原案件发生的原貌, 有助于侦查人员理清犯罪过程。
3. 视听资料收集不规范, 缺少技术性证据
视听资料存在容易被剪辑、伪造而失去真实性的缺陷, 应该经过仔细的审查, 保证其客观真实。但是, 公安机关移交的视听资料则存在不清晰、不连续、无声音等问题, 不能如实反映案件发生过程。而且, 本院办理提请批准逮捕的案件, 只有很少的案件具有指纹、DNA鉴定等技术性证据, 导致关键性证据的缺失。
(三) 对不捕退查案件公安机关不够重视
当前刑事犯罪总量居高不下, 警力高度紧张, 公安机关存在重新案, 轻旧案的错误观念。加上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均由检察机关决定, 侦查人员错误的认为批准逮捕的案件就能够起诉, 不批准逮捕的案件就不能起诉, 没有继续侦查的必要, 对补充侦查工作缺乏积极性, 导致案件长期搁置。
(四) 公检双方关于案件标准未达成共识
公安机关长期以来存在批捕率的压力, 由于工作的角度不同, 公检双方对于管辖权以及是否构成犯罪定性方面存在不同的理解, 导致不同的处理结果。而且,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 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 为保障办案质量和犯罪嫌疑人权益, 检察机关更加注重对证据的审查, 提高了批准逮捕证据标准。
(五) 部分案件公安机关迫于报捕数的考核要求和案件当事人信访的压力, 为安抚被害人, 缓解社会矛盾, 降低提请批准逮捕的标准, 将未达到逮捕条件的案件报捕。
(六) 不捕退查提纲的引导侦查作用有限
补充侦查提纲是检察机关侦监部门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载体, 但是, 部分办案人员由于缺乏侦查经验, 难以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补充侦查建议。
四、完善建议
(一) 侦查人员要增强证据意识, 全面、及时收集证据从实践看, 绝大部分不捕退查案件是证据上出问题, 侦查人员一般集中力量获取口供等言词证据, 忽视了现场勘查和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其它客观证据的收集, 如果犯罪嫌疑人翻供, 又无其他关键证据证明其实施犯罪行为, 案件中的矛盾不能得到合理排除, 检察机关只能做出存疑不捕决定。侦查人员应当增强证据意识, 主动、及时、全面地收集和固定证据, 确保案件事实都能得到证据证实, 形成证据链, 做到证据确实充分。
(二) 公安机关要加强对侦查人员的业务培训, 提高获取证据的能力
一方面, 随着犯罪嫌疑人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和反侦查能力的提高, 需要加强一线侦查人员利用科学技术收集证据的能力。另一方面, 要提高侦查人员犯罪现场获取证据的能力, 规范证据收集的程序, 确保提取的证据客观真实、合法有效。
(三) 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内部监管作用
在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者报捕前, 公安机关法制科应该先行对案件审查, 对于明显达不到批捕条件的案件继续补充侦查或者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既可以降低不捕率, 提高办案质量, 也可以节约司法资源。
(四) 规范不捕退查提纲
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不批准逮捕的案件, 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承办人在制作补充侦查提纲时, 要明确补充侦查的具体内容, 让侦查人员明白做什么, 如何做, 做到切中要害, 言之有物, 有的放矢, 为下一步侦查指明方向。
(五) 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加强联系, 定期召开不捕退查案件质量分析会
建立不捕退查案件登记表, 注明基本案情等信息, 加强对事实不清不捕案件的跟踪监督。
(六) 注重对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充分证明
审查逮捕中的社会危险性是指, 在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妨碍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和继续危害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作为批准逮捕的必要条件, 其在刑事诉讼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是否具有社会危险性或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决定是否适用剥夺人身自由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的关键。
参考文献
摘 要 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含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费、手续费）的行为。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作为与受贿犯罪相对应的行贿犯罪，已逐步被社会各界所认识和关注。行贿案件的不断发生，侵蚀了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加剧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不正当竞争，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依法打击行贿犯罪的力度，有效遏制受贿犯罪发展的源头，震慑行贿犯罪分子，是加强反腐败综合治理、从源头上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一个重要举措。
关键词 行贿案件 若干问题
一、行贿案件的特点
1．行贿犯罪的手段主动化、多样化，行贿方式越来越隐蔽。以前行贿多是将财物直接给受贿人，现在一般是间接给受贿人。有事前为特定目的行贿的，也有事后为表示感谢而行贿的；有的打着公开、合法的旗号，把行贿与礼尚往来联系在一起，如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出国考察、婚丧嫁娶、子女升学之机，送超出正常度的压岁钱、礼金等；甚至有的以赞助、入干股、赠送购物卡、买家电等多种隐蔽的形式行贿赂之實。
2．从行贿人的身份来看，身份复杂难以界定，但非国有单位人员居多。在转型期的市场经济中，行贿者身份大多复杂，有的是国企中的职工，与企业实行承包制；有的挂着单位的牌子，实质上个人经营，如建筑市场的包工头、项目经理等；更多的是个私企业、民营企业，这些非国有单位人员缺乏组织管理，为谋取私利，往往任意破坏市场经济秩序。
3．行贿行为长效化。大多数行贿人已经不再是为一时、一事之利而行贿，而是谋求与一些领导干部建立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通过细水长流的人情往来，将这些领导干部牢牢地控制住，为以后办事打基础。
4．行贿金额不断增大。市场经济的发展使金钱的作用和诱惑力进一步增大，金钱既是行贿的“武器”，也是行贿者追求的主要目的。行贿者由于对权力、金钱追求无止境，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不惜重金大肆行贿，使行贿犯罪呈现一种内在的加速发展趋势。
二、行贿案件产生的原因
1．在思想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行贿犯罪的行贿人中，除了少部分是因受贿人不断索要而不得已向受贿人行贿外，大部分人是为了获取更大的利益而主动向受贿人行贿，这部分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忘记了党纪国法，在思想上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法制和道德防线被冲垮，于是他们逐步蜕化，走上了犯罪道路。
2．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仍不尽完善。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但何谓“不正当利益”，法律并未明确，司法实践中对此认识不一，以致影响了对行贿犯罪的及时有效打击，难以从源头上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贿赂犯罪。
3．在执法过程中对行贿人打击力度不够。执法者为了获取受贿证据，往往过度体现“坦白从宽”的原则。由于目前受贿形式多种多样，并且大多数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对侦破受贿案件并取得有力的定罪证据增加了难度。司法机关为严厉打击受贿罪，积极鼓励行贿人主动交代行贿事实，对行贿人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一般都作出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处理。但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定容易滥用，造成不少行贿者虽然没有“自首”或“检举揭发”的表现，但只要最后交代出行贿事实，就能得到宽大处理。
4．行贿人的行贿情况复杂，查证比较困难。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往往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利用不同的方式，对不同的人员进行行贿，行贿次数较多而且情况复杂，行贿数额难以查清。另外，贿赂一般是“一对一”作案，且都是隐蔽进行，只有行贿人和受贿人对方对案情了解。因此，在绝多数情况下，行贿、受贿两方面的当事人基于自己的私利，谁也不会主动去检举，揭发对方的受贿、行贿行为。这就给侦查部门对打击、惩治行贿案件带来极大的难度。
三、预防行贿案件发生的对策
1．针对当前对行贿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和打击不力的状况，首先要进一步提高对行贿犯罪危害性和打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充分认识到行贿犯罪是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是产生受贿犯罪的直接根源，腐蚀性、危害性极大。打击行贿犯罪是国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责，也是惩治腐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国家机关工作正常活动、维护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需要。其次，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打击行贿犯罪的良好氛围。要提高社会公众的认识，使他们认识到行贿也是犯罪，使行贿犯罪失去社会心理基础。
2．针对行贿犯罪越来越隐蔽的特点，加强反贪情报工作，变被动等案为主动出击，深入调查，完善侦查机制，强化专门手段等方法，广泛搜集案源信息、社情信息及其他涉案信息，增强揭发犯罪的能力。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特点、规律和适用法律的研究，不断提高侦查技能和办案水平。同时，还要加强对打击行贿犯罪的协作。
3．建立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这种监督制约机制有官方的，也有来自社会公众的，如社会舆论的监督、公众对行贿线索的举报等。各种新闻媒体对犯罪行为的及时揭露可以敦促行政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作出处理，激励执法者依法惩治行贿犯罪；社会公众可通过各种途径向国家有关部门揭发行贿犯罪行为，树立良好的法律意识自觉地配合司法机关惩治腐败，充分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这样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式对行贿行为的制约监督，使各种行贿犯罪在起始状态受到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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