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的名词解释（精选10篇）
1、审计：以会计信息为主要媒介，通过独立的第三者来评价有关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与既定权利、责任标准是否一致的程度，并将结果以专门的方法传递给利益相关者的一种学科。
2、预告审计：是指在进行审计以前，把审计的目的、主要内容和日期预先通知被审计单位的审计方式。
3、审计证据：是注册会计师表明审计意见、作出审计结论的依据，是审计工作的核心，是整个审计工作的关键所在，在审计工作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4、审计风险：是指财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而注册会计师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
5、审计报告：是指注册会计师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准则的规定，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的书面文件。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在完成审计工作后向委托人提交的最终产品。
6、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由于审计风险受到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的影响，业界很快开发出了审计风险模型，审计风险模型的出现，从理论上解决了注册会计师以制度为基础采用抽样审计的随意性，解决了审计资源的分配问题，要求注册会计师将审计资源分配到最容易导致财务报表出现重大错报的领域。从方法论的角度，注册会计师以审计风险模型为基础进行的审计，称为风险导向审计方法。
7、审计准则：是注册会计师执业的规范，是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的权威性标准。
8、属性抽样：是指在精确度界限和可靠程度一定的条件下，为了测定总体特征的发生频率而采用的方法。
9、内部控制：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真实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其总体框架应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系统与沟通和对控制的监督五个部分。
最近,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下属的审计准则委员会(ASB)发布了4项审计解释, 以解决相关审计准则对持续经营造成的影响。2014年8月,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颁布了《会计准则更新(ASU)2014年第15号:财务报表列报———持续经营(副主题205-40):关于实体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的信息披露》。该准则更新规定管理层有责任评估所在组织的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存在重大疑问,并提供相关的附注披露。与此同时,国家及地方政府编制者的持续经营相关责任于2009年纳入了美国政府会计准则委员会(GASB)发布的《GASB声明第56号:AICPA审计准则声明相关会计和财务报告指引汇编》。ASB希望在短期内解决这些会计准则的影响,因此发布了《审计准则声明第126号(SASNo.126): 审计师对实体持续经营能力的考量(重新起草)》(AICPA,职业准则,AU-C Section 570),提出了新的审计解释。该解释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实体持续经营能力重大疑问”的定义、合理期间的定义、中期财务信息、财务报表影响效果的考量。
【关键词】概念 认知 名词数 迁移
一、引言
概念迁移研究是语言迁移研究的最新方向，根据Jarvis & Pavlenko（2008）理论，概念是人对世界的基本认知，涉及跨语言影响的八个基本领域，即物体、情感、人称、性别、数、时间、空间和运动。任何语言都有数的范畴，数有单复之分，由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对名词数形态句法运用的不同，通常将语言分为量词语言 （classifier language） 和非量词语言即名词类语言 （noun class language）两大类。量词语言如日语和汉语普通话，这些语言在句法和词法上缺乏数的标志，但有复数概念。非量词语言如英语和法语是典型的单复数语言，有明显的复数标记。本文将从名词数的分类以及數的概念范畴进行概念迁移解释。
二、概念迁移理论概述
“概念迁移”这一术语由Aneta Pavlenko于1998年首次提出。异于语言迁移（Odlin 1989）主要侧重于研究其他任何已习得（或未完全习得）语言与目标语之间异同点所产生的影响，概念迁移从语言与认知的接口处，即概念这一层面来研究语言迁移现象。语言使用者由于受另外一种语言习得的概念和概念化模式的干扰，会影响其对当前语言的理解和产出（Jarvis 2007）。Jarvis & Pavlenko（2008）提出涉及跨语言影响的八个基本领域，即物体、情感、人称、性别、数、时间、空间和运动。
国内概念迁移研究刚刚起步。在理论方面主要注重概念迁移的理论介绍和发展脉络的梳理（如：姜孟，2009；李锡江，刘永兵2013；等）。实证研究方面的研究较少，主要是对空间介词，动词，名词等词汇概念迁移的研究（如：张会平，2013）。
三、名词数的概念迁移解释
1.物体名词 （count noun）与物质名词 （mass noun）。语法上通常将名词分为可数名词与不可数名词。概念上将其分为物体名词与物质名词。物体名词指那些在外形上有完整边界的物体，在概念表征上主要突出物体的形状及可数性，在形态句法上有数的标记，例如“book-books”。物质名词则指在外形上没有完整边界的物质，在概念表征上突显的是物质的材料，例如 tea， coffee， water。这些名词没有复数，但是前面可带有非限定量词（indefinite quantifiers），例如，little，much。然而，在一些语境中不可数名词也可以标记复数，例如，“beauty（美丽），beauties（美人）。”
2.“数”的概念范畴。根据概念迁移理论，人们的习惯性思维方式会影响人们在语法现象上的分类方式，从而在语际之间产生迁移。由于英汉两类语言在物体数量的句法标记上要求是不同的，名词类语言如英语为母语的人们习惯有形态标记，在他们的思维里，复数概念范畴和复数标记大部分是对等的。量词类语言如汉语为母语的人们则无需形态标记，仅有“们”这个后缀词可表示复数，如“人们”。在表达复数概念时可以借助某些限定词，如“很多（人）”或重复某些量词，如“一辆辆（车）”。英语本族语者在使用英语时会本能的为名词添加复数标记，而汉语中虽然也有数的概念范畴，但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由于其语法概念表征的不同，常会在形态句法上标记名词的数时出现偏误，出现表证丢失的情况。汉语者在学习英语时，需要重新调整原有的语法概念系统，否则容易出现概念迁移，表现在语言的句法层面依据母语中标记某物体与物质的标准，来标记英语中对应的物体与物质，如英语中“chalk”是不可数名词，而汉语中的“粉笔”则可数，可以表示为“几支粉笔”。
然而同为名词类语言，在一种语言中被看作可数的名词，而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会被标记为不可数名词。例如在英语中，news（新闻）属于不可数名词范畴，但在法语中却被标记为可数名词nouvelle（s），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在学习对方语言时，也需要重新调整原有的概念。
四、结语
在二语习得中，母语是量词语言的人们在学习名词类语言时，由于概念的不同，他们常会在形态句法上标记名词的数及使用相应限定词时出现偏误，出现表征的丢失。这种迁移不仅是语言层面的句法迁移，最根本的是概念范畴的迁移。因此，无论在学习或是研究时应从更深层的概念角度挖掘名词数习得偏误的原因。
参考文献：
[1]Aneta Pavlenko.SLA and acculturation：conceptual transfer in L2 learnersnarratives.Paper presented at AAAL，Seattle，WA，1998：1-19.
[2]Jarvis S.The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ual transfer[A].VIAL，2007（4）：43-71.
[3]Jarvis，S.& Pavlenko，A.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Routeledge：New York，2008.
[4]Odlin，T.Language transfer；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anguage Learning.Cambridge，U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5]姜孟.概念迁移：语言迁移研究的新进展[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32）：166-171.
[6]李锡江，刘永兵.从对比分析道概念迁移[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1）：101 -104.
或授权，对被审计单位特定时期的财务报表及其他有关资料以及经济活动的真实
性、合法性、合规性、公允性和效益性进行审查、监督、评价和鉴证的活动，其
目的在于确定或解除被审计单位的受托经济责任。
2、内部审计：指本部门和本单位内部专职的审计机构或人员所实施的审计。
3、抽样审计：指审计人员对某类交易或账户余额中低于百分之百的项目实施审计程序，使
所有抽样单元都有被选取的机会。
4、抽样风险：审计人员依据抽样结果得出的结论与审计对象总体特征不相符合的可能性。
5、非抽样风险：审计人员因采用不恰当的审计程序或方法，或因误解审计证据等而未能发
现重大误差的可能性。
6、审计风险：审计人员通过审计工作未能发现财务报表中存在的重大错误而签发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的风险。
7、过失：专业人员在履行法定义务时未能恪尽职守，未能保持职业上应有的认真与谨慎，以致给他人造成的损失。
8、欺诈：为了达到欺骗他人的目的，明知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具有重大错报却加以虚伪的陈述，而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9、审计证据：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获取的真实凭据，用于证实或否定被审
计单位财务报表所反映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的合法性和公允性的一切
资料。
10、审计工作底稿：审计人员将在审计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步骤和收集的用来证明审
计事项真实情况的经济事实和资料，按照一定的格式编制的档案性原始文
件。
11、重要性：重要性取决于在具体环境下对错报金额和性质的判断。如果一项错报单独或连
同其他错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该项
错报是重要的。
12、重大错报风险：财务报表在审计前存在重大错报的可能性。
13、内部控制：被审计单位为了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以及对法律
法规的遵循，由治理层、管理层和其他人员设计和执行的政策和程序。
14、控制测试：又称符合性测试。是为了确定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的设计与执行是否有效而
Wisniewski (1996)提到：人们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名词的概念合成的：并列连接以及关系连接。所谓并列连接是指合成之后的新概念同时继承了合成前两个母概念的特征，可以同时属于两个母概念所在的次范畴，如：“女作家”既具女性特征又具作家特征且同时属于“女性”与“作家”两个次范畴;而关系连接是指合成的两个名词之间涉及到了某种合理的关系。比如：“公寓狗”就不能用上述并列连接来合成，因为它不能解释为既是公寓又是狗，而只能是通过一种合理的关系理解为“养在或是看守公寓的狗”。随着研究的深入，大批学者们丰富了关系连接这种模式，使之扩展为两个方法：其一为关系分类图式方法，其二便是档位填充的方法。许多的语言学家们将人们熟悉的名词组合细分为相对较小的存在某种抽象关系的类别，这便是其中之一的分类图式方法。如：Levi (1978)就定义了16种抽象关系，根据众多熟悉的合成概念的意义来给他们分类：这其中包括“存在”关系(INrelation)，如：mountainstream;“因果”关系(CAUSErelation)，如：electricshock;“制造”关系(MAKErelation)，如：honeybee.另一个档位填充方法是指名词被表征为由档位和移入词构成的框架。框架是表征常规情景或对象的概念的知识结构。档位和移入词是情景和对象及其典型价值的维度。例如：象的框架包括档位“颜色”、“大小”、“位置”等以及相应的对应值“灰色”、“大”、“动物园”等。档位之间或档位与填入词之间也可存在某种关系。在“象”框架中，档位“形状”说明各部分(它们自身也表征为档位)是怎样组建“象”的特定形状的。根据档位填充方法人们翻译合成概念时是通过将修饰概念的其中一个档位填充进中心词来完成的。如：“公寓狗”，人们是将修饰概念“公寓”的一个档位如“住所”填充进中心词概念“狗”中，因此“住所”这个被填充的档位便捕捉到了修饰概念与中心词概念所指示的对象两者之间的关系。
要研究人们在进行概念合成时所使用的方法，使用大量新奇的名词合成概念来进行实验是比较科学的。因为熟悉的概念在人们长期的使用过程中已经有了约定俗成的理解方式，所以很难考察出人们在理解时究竟是用的什么理解方法。通过实验，Wisniewski发现人们在理解某些名词概念时，某些名词的指称对象可以理解为名词意义指称之外的对象。如：“兔子饼干”经常被理解为做成兔子形状的饼干，而这里的“兔子”并不是我们平常所指的真正的兔子，自然它也不会具有与真兔子相联系的一些比较典型的意义，它只不过被理解为指示真兔子的表征。而对于这种情况，一个可能的理解策略便是特征映射，即人们在理解合成概念时将其中一个母概念的一个或多个特征赋予到另一个母概念上，如在翻译“乌鸦嘴”时，乌鸦的特征“声音难听不吉利”被映射到“嘴里”，用来指说话难听、不讨人喜欢的人。
在特征映射过程中，许多修饰词概念的特征被映射到中心词概念上，而如果将范围再扩大些，我们还会发现另有一些合成概念可解释为两个母概念的混合意义。如：表戒(带在手指上的既可当作表又可当作戒指起装饰的物品)。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母概念之间的相似性越高则运用关系映射与混合理解方式的机率就越高，Wisniewski设定了几种模式能够运用在修饰概念与中心概念之间的一系列类推与相似性判断的比较过程来解释特征映射或者是混合合并策略，其后的大量实验显示;人们在做两母概念间相似性的判断以及类推过程时一个比较的过程已随之相应出现。
人们是利用三种方式来合成概念的：1)通过一种合理的关系来连接两个母概念;2)通过将其中一个成分的特征映射到另一成分上;3)直接合并两个母概念。而当时的概念合成模式大都只是运用单一的理解策略，要么只能通过关系联接来详述合成概念的过程，要么只能通过混合合并来详述，基于此Wisniewski提出一个完整的模式并需要能同时解释关系连接型、特征映射型以混合合成型三种合成方式。二元模式理论说明人们理解各种合成方式所使用的策略，运用两种不同的合成过程所产生的结果也是有区别的，关系连接过程产生的是两个相关联的完整的概念而比较过程产生的是一个概念，该概念是包含了修饰词概念的中心词概念。
名词+名词的概念合成一方面体现出形式与表达的简洁性，另一方面暗含着意义构建的复杂过程。二元处理理论提出了运用结构调整原则的比较关联和场景构建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来解释关系联接、特征映射和混合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并阐述了相似性对于各理解类型的影响。名词+名词的概念合成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概念的本质方法，并逐渐接近认知科学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即人们怎样将旧概念结合起来生成新概念。
摘要：名词概念合成在语言和认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名词+名词的概念合成一方面体现出形式与表达的简洁性, 另一方面暗含着意义构建的复杂过程。二元处理理论提出了运用结构调整原则的比较关联和场景构建两种截然不同的过程来解释关系联接、特征映射和混合三种不同的理解方式, 并阐述了相似性对于各理解类型的影响。
关键词：概念合成,二元处理理论,名词
参考文献
[1]Levi, J.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omplex Nominals[M].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8.
[2]Wisniewsky, E.J.Conceptual Combination:Possibilities and Esthetics[A].In T.B.Wardetc. (Eds) Creative Thought:An Investigation of Conceptual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C].Washington, DC:APA Books, 1997
[3]Wisniewsky, E.J.Construal and Similarity in Conceptual Combination[J].Journa l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6 (35) :434-453.
【关键词】认知语法 可数名词 物质名词
一、引言
我们生活在物质世界中，每时每刻都在与世界上的事物进行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便形成了对事物的认识。因此，认知语言学家开始尝试探究语法结构与人的认知方式及概念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而探究语言背后的认知规律。
在认知英语语法中，把相对稳定地存现于世界上的概念实体称为‘事体，语法上将其编码为名词。事体主要分为两类：物体和物质，反映到语言学中则为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的区别。不同于汉语，区分英语名词可数性时，我们不能仅根据自己的常识来主观臆断该事物能否从直观上被个体计数来判定。在认知语法学家看来，英语中没有绝对的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之分，在实际语言交际的过程中，可数名词可用作物质名词，物质名词亦可用作可数名词，两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其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二、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的认知区分
在认知语法中，物体和物质的区分有三个标准：界限性、内部构成特点及可数性。这三个标准也同样适用于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的区分。
1.界限性。人们在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知过程中，倾向于运用空间上的有界和无界来感知事体。英语中可数名词是有界事物，它占有明确的三维空间，有其清晰的边界，构成它的各个部分是一个整体，并且以离散的个体形式存在，如bike；物质名词表示的是无界事物，它没有清晰的轮廓且以连续的形式存在，如water。
2.内部构成特点。事体的内部结构主要分为同质和异质。物体有独特的内部结构和组织方式，所以物体的各部分是异质的；而物质的内部组成结构相同，所以物质的各部分是同质的。如bus，它是由许多不同的零部件整合成的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个体，当它被拆卸之后，便不再具有bus的功能了；而pork，无论怎么切分，我们得到的仍旧是原本的pork，只是其体积大小发生了变化。因此，表示切分前后有差别的物体名词为可数名词，表示切分前后没有差别的物质名词为不可数名词。
3.可数性。有些外观相似或者功能相当的事体可以视为同一范畴，它们是可数的。如英语词典、张培基散文集和小王子，它们都是供读者阅读的，所以被归为书籍的范畴。然而，我们不能把不同的事体归为一类，也就是不能把枕头和鼠标归为同一范畴。所以，可数名词指代的就是外观相似或功能相当的同一范畴内的不同事体，它们在概念上是可以被复制和计数的。可复制性是指事物可以累加，得到的是多个独立实现功能的事物，例如：一支笔加另一支笔，结果就是两支可供人们使用的写字工具。物质一般是不可以被复制的，正如上面所述，无论多少pork放在一起仍为pork，只是体积增大了，所以物质名词不具有可数性。
事体的这些属性是密切相关的，例如：物体的有界性和异质性为名词的可数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无界性和同质性则在某种程度上对物质名词的不可数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可数名词在语法上有复数形式-s，并且可以用基数词来直接修饰（如ten girls）；与此相反，物质名词不存在复数形式（如*milks），并且也不能用基数词来直接修饰（如*two teas）。若要表达物质名词“数”的概念则需依靠有形的物量词来为其划界，这些物量词常常是一些表示容器、物质形状的词，如a puddle of water等。
三、可数名词与物质名词间界限的模糊性
原型范畴理论认为原本混沌的思想概念需要通过语言将其范畴化，但范畴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清晰分明的，而且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范畴化结果截然不同。因此，在区分物体和物质两个范畴时，有界性、内部构成及可数性的标准也不是恒定适用的，仅可作为一个范畴成员归属度的判定依据。那些通常情况下的可数名词亦可用作物质名词，反之亦然。例如：
1.You will get a lot of hotel for your money.
2.hey are excellent Scottish whiskies.
Hotel本是可数名词，但在1中其表示的是旅馆给人带来的舒适感，此时可数名词便用作物质名词。这实际上是一种概念上的转喻思维，hotel是用场所代替场所带来的舒适感。Whisky原本为物质名词，但在2句中显示了可数性特征，此处是用威士忌酒的复数形式来表示不同品牌或种类的威士忌酒。物质名词通过转喻来表示该物质的种类，因此，此时的物质名词表达的是有界的物体概念。
总体来说，英语中的名词可划分为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不可数名词）两类，但名词的可数性会因语境而异，其含义也会随可数性而改变。本文基于英语名词可数与不可数的认知原理，对两者的区别从界限性、内部构成特点及可数性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旨在帮助英语学习者建立英语思维的物质世界观，进而培养运用英语思维来区分英语名词可数性的习惯。
参考文献：
[1]Günter Radden & Rene Dirven.Cognitive English Grammar[M].John Benjan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7：63-73.
[2]曲英梅，杨忠.英语名词数范畴的认知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 2009（5）.
一些缩写
SBT
Studbook Tradition的缩写，指品系种猫，也就是家猫与亚洲豹纹猫间的异种后代，繁育到第四代以后的猫咪（F4），也只有在第四代之后的小猫才能算作可以家庭饲养的孟加拉豹猫。
FG
亚洲豹纹猫与家猫杂交后代中的前三代被称为基础种猫Foundation Generations。FG并未被承认是适合家庭喂养的家猫，而是作为培育出孟加拉豹猫的种子选手。
F4
基础种猫的代号中的“F”系来自拉丁语 “filius”，指子女也就是世代的意思。F1是第一代；是一只母的ALC（亚洲豹纹猫）与一只公的SBT（品系种猫）或其他种家猫交配所产生的跨种后代。F2是第二代；是一只母的F1（基础种猫）与另一只SBT或其他种家猫的后代。以此类推，F4就是第四代，这时候的小猫身上只带有1/8的ALC血统，外表华丽而充满野性，内心却温顺忠诚，它们和它们繁育出的后代才是真正的孟加拉豹猫。目前市面上出售的大部分孟加拉豹猫已达到F6级别。
几种花纹
我们最常听到的花纹应该有这些：玫瑰花纹、大理石纹、钱状斑点……但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
一个怪词
还有一个听起来有些怪的词也会被用来描述孟加拉豹猫，那就是——金沙。
人们发现，当强光照在孟加拉豹猫身上时，它们的被毛会随着肌肉的运动闪烁着金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被毛的尖端是中空的，更容易反射光线，加上丝绒一般的被毛材质，看起来才会闪闪发光。但要注意的是，虽然许多人对金沙有偏好，但它并不是判断孟加拉豹猫好坏的标准。
白色
孟加拉豹猫脸上的白色纹路正是它们充满野性的证据，也是它们的祖先亚洲豹纹猫的主要特征，无论哪种颜色的孟加拉豹猫，眼睛周围和下巴都是白色的。
灰色
刚出生的小孟加拉豹猫身上不但毛茸茸的，还会有一层灰蒙蒙的颜色，这是它们的保护色，就像新生的小猎豹一样，这让它们能够卧在杂草中而不被其他猎食者发现。随着年龄的增大，它们的花纹就会越来越清晰。
类推解释是指对于法律无明文规定的事项, 就刑法中最相类似的事项加以解释的方法。1在刑法中, 法律规定的种类包括 (1) 有罪规定; (2) 罪轻规定; (3) 无罪规定。罪轻规定与无罪规定均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 若被类比之事项所对应的刑法规定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 那么据此所作出的类推解释便属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而若被类比之事项所对应的刑法规定属于有罪规定, 那么据此所作出的类推解释便属于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出于保障人权与罪刑法定的原则, 我国1997年刑法和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 均严格禁止类推解释。但是, 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和保障人权的原则相悖。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界, 英美法系国家的实务中, 均支持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我国的理论界, 对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二、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与刑法相关理论的关系
禁止类推解释的主要依据在于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冲突。因此, 论证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合理性, 首先应论证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在此基础上, 由于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还涉及其是否有损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的问题, 还需论证其与刑法社会保护机能的关系。
(一)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
1.从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方面看,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 是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2。罪刑法定原则本质上是通过限制立法权和司法权, 进而体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罪与罚均为对被告人不利的内容。因此, 为防止刑罚突破国民的预测性, 对于法未明确规定的内容, 不能作为处罚被告人的依据, 以防止国家滥用刑罚“权力”, 侵害国民“权利”。但是, 对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罪轻”或者“无罪”的, 在可类推的情况下, 适用“罪轻”或者“无罪”的规定, 是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涵义的。因为罪刑法定禁止的是不利于被告人的推定, 而非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推定。并且,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仅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 还符合罪刑法定原则最根本的精神———保障人权。
2.从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历程看,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发展趋势。
罪刑法定经历了从绝对到相对的发展历程。刑事古典学派宣扬的罪刑法定主义, 为防止国家对人权的恣意侵犯, 发展形成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具体体现为排斥习惯法、否定不定期刑、禁止类推和扩张解释。3但是, 社会是发展的, 绝对地适用罪刑法定主义具有僵化性, 在一些情况下, 反而不能实现其人权保障的价值。同时, 随着社会本位价值观念的兴起, 为适应时代的发展, 平衡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两方面内容, 绝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内容得到修正, 发展为相对的罪刑法定主义。具体体现为在司法裁量方面, 从完全禁止到限制;在事后法的适用方面, 从完全取消到“从旧兼从轻”;在类推的适用方面, 从完全否定类推到容许有限制的类推, 即在有利于被告的场合允许类推适用。4之所以允许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 是因为刑法中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 而这些规定因为文字表述以及立法疏漏的缘故, 单纯按照字面解释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5这也克服了罪刑法定主义形式层面的缺陷, 实现刑法实质的正义。从罪刑法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 罪刑法定原则亦非僵化地适用刑法。而是在综合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方面价值的基础上, 体现一定的灵活性, 真正实现罪刑法定主义保障人权的初衷。而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无疑是符合其发展趋势的。
(二)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与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刑法具有社会机能, 其包括保障机能和保护机能两部分。刑法的保障机能主要是指刑法对人权的保障作用, 其主要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 尤其是司法权来实现的。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是实现刑法保障机能的途径之一。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是指刑法对社会的保护效用 (对被害人的保护属于刑法的社会保护的一部分, 不再单独论证) 。其主要是通过对犯罪的惩治来实现的。这就涉及到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是否不利于惩治犯罪, 是否有损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的问题。
回答这一问题之前, 应厘清人权保障与社会保护的关系。人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的二元性决定了刑法机能具有双重性。刑法本身是一把双刃剑, 刑罚权的存在, 可以维护社会秩序保障社会个体利益。但这种对社会保护的权力并非没有边界, 如果刑罚权不加以限制, 它也容易异化成镇压人民的工具。刑法不仅要面对被告人以保护国家, 也要面对国家以保护被告人。因此, 刑罚权有存在的必要性, 但也必须限制, 以使刑法具有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双重职能, 并平衡这两方面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综上, 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并非单纯的惩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 这种社会保护是存在边界的, 是需要与人权保障相平衡的。不能仅以犯罪惩治力度来评价某一制度是否符合刑法社会保护机能的要求, 更不能因某一规定有利于被告人就推定其有损社会保护机能。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自首立功等制度, 正是某一行为的特殊性, 降低或消除了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进而对某一行为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这是保障人权的体现, 同时也并不损害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并非随意地使有罪之人罪轻无罪, 而是通过类推论证其罪轻或者无罪。法律虽未明确规定, 但论证的过程本身已经说明, 其具有与法定罪轻无罪事项相当程度的辩护理由。而这种理由也进一步论证了, 该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的社会危害性, 并不违背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
同时,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也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综上,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
三、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适用
根据类推解释的涵义, 类推解释的适用需要满足三个条件: (1) 对于待处理事项刑法存在漏洞。这是进行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前提。 (2) 存在可援引的法律规定。有利于被告的类推必须“有法可依”。这种“法”既包括关于罪轻的规定, 也包括关于无罪的规定。需要说明的是, 理论上的罪轻和无罪事由 (譬如期待可能性、被害人承诺等) , 以及酌定从轻减轻情节, 是不能作为类推解释的援引对象的。因为这些依据已经给予法官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 类推解释本身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若再允许其作为引援对象, 便容易使法官自由裁量超过合理范围, 不宜将未经法律确认的理论依据或者酌定情节作为类推的援引对象。因此, 只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情节才能作为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援引依据。 (3) 待处理事项与法律规定的事项可以类比。这是有利于被告人类推解释的关键。二事项 (待处理事项与法律规定的事项, 下同) 存在相似性, 说明二事项既有相同的方面, 又有不同的方面。是否可以进行类比, 关键在于二事项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的博弈。任何一个法律规则的背后均具有一定的立法目的或者法律思想, 进而使某一法律规则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评价。这种存在于法律规则背后的立法目的或者法律思想, 就是评价上述二事项相同与不同之处哪个更重要的标准。综合时代发展变化, 如果相同方面符合法律规则背后的立法目的或者法律思想, 那么就说明待处理事项与法律规定的事项可以类比, 可以进行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四、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适用的程序限制
不可否认, 类推解释中的人的主观性很强, 即使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也存在上述问题。任何一项制度如果不加以限制便容易异化。因此,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有必要加以限制。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其本质为法官造法, 具有司法解释的性质。除了一般刑事案件所必需的程序限制外, 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应履行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程序, 即需层报最高人民法院后,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综上,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有适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在理论界, 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的呼声很高, 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 其已被广泛运用。在实践中, 司法实务界对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和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不加区分, 将所有的类推解释一刀切地予以否定。诚然, 这种谨慎态度, 与我国现阶段的法治情况有关, 与公众对司法机关的态度有关。但是, 司法者并非是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具。如果这样, 我国的法律只能在形式层面上得到发展, 而在实质的层面始终停滞不前, 难以培养司法精英。综合国情, 适用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 是推动我国法治进步的一大途径。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 (上卷) [M].法律出版社, 1999年6月版, 第1-20页.
[2]陈兴良.本体刑法学[M].商务印书馆, 2001年8月第1版, 第87-96页.
关键词：根本违约,解释,认定标准
一、对CISG根本违约进行解释的缘由
作为调整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关系的统一实体法规范, 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 (英文缩写为CISG, 以下简称《公约》) 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观念糅合的结果。《公约》从务实的角度出发, 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 根据违约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将违约行为分为根本违约和非根本违约。根本违约 (fundamental breach of contract) , 又称根本违反合同, 是《公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 《公约》第2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违反合同的结果, 如使另一方当事人蒙受损害, 以致于实质上剥夺了他根据合同规定有权期待得到的东西, 即为根本违反合同, 除非违反合同一方并不预知而且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处于相同情况中也没有理由预知会发生这种结果。”因为《公约》中的其他制度如违约救济方式、风险负担的转移等也都与“根本违约”有密切的联系, 因而深刻理解这一概念并掌握其认定标准, 不管是对于国际贸易的双方当事人还是对于裁判纠纷的法官或仲裁员来说都是尤为重要的。
遗憾的是, 《公约》第25条只是抽象地界定了根本违约, 在实务中法庭或仲裁庭需要对条文进一步解释时, 从《公约》自身上下文和立法历史中又很难找出更多的线索。这与国际统一私法协会通过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 (英文缩写为UNIDROIT, 以下简称《通则》) 第7.3.1条第2款对判断“根本不履行”时所应考虑因素的详细列举形成了鲜明对比。既然实务中存在对《公约》第25条进行解释的需要, 那么是否可以用《通则》所列举的详细因素及其他相关条款来解释《公约》的根本违约呢?
二、运用《通则》对《公约》进行解释的可行性
《公约》是被各缔约国政府批准接受的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为了能够顺利地被各缔约国政府接受, 《公约》对那些各国代表存在争议又难以达成一致的条文不得不做出含糊的规定。这样一来, 采取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形式一方面的确保证了《公约》深远的国际影响力, 但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公约》在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的表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许多事项只能“以或多或少没有解决的形态遗留下来”。
与《公约》相比, 《通则》本身则并未打算以国际公约的形式而具有约束力, 只有在国际商事合同当事人一致同意其合同受《通则》管辖, 《通则》才可以适用。国际法律界和国际商业界对《通则》的接受和认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有说服力的权威。因为无需顾及各国政府批准与否的态度, 所以《通则》的制定极少受到各国法律制度差别的限制, 对《公约》中规定不充分的若干事项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同时, 作为重述性的法律文件, 《通则》相对更加灵活, 可以适时修改。所以, 在相同或类似事项上, 《通则》规定也就往往比《公约》的规定更加具体、成熟并具有可操作性。
那么, 在适用《公约》的过程中, 其条文的某些含糊之处能否用《通则》来解释, 以使之明确化呢?《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在解释本销售合同公约时, 应考虑到本销售合同公约的国际性质和促进其适用的统一以及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通则》前言也规定“通则可用于解释或补充国际统一法的文件”。因此如果《通则》中的相关条款与其在《公约》中的对应条款服务于相同的目的并且符合《公约》的解释规则, 那么《通则》就可以用来解释《公约》。例如, 具体到根本违约这一问题上, 《公约》和《通则》是在遵循“只要可行, 应尽量维护国际贸易中合同的履行性”这一共同原则的基础上, 规定了相同的规则:只有在违约 (或根本不履行) 达到“根本”的程度时, 才允许守约方宣告合同无效 (或终止合同) 。意大利学者米切尔·波乃尔也认为, 《通则》第7.3.1条为判断债务不履行是否达到根本违约所设定的若干基准, 将有助于理解销售合同公约关于这一重要概念有几分含糊规定的第25条。所以, 运用《通则》对《公约》根本违约的涵义和认定标准进行解释是可行的。
三、认定CISG根本违约的具体标准
(一) 运用《通则》第7.3.1条对《公约》根本违约构成要件的认定
《通则》第7.3.1 (1) 条规定, “如果一方当事人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等同于根本不履行 (Fundamental Non-performance) , 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终止合同。”《通则》第7. 3.1 (2) 条规定, “在确定不履行义务是否构成根本不履行时, 应特别考虑到以下情况:a) 不履行是否实质性剥夺了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 除非另一方当事人并未预见也不可能合理地预见到此种结果;b) 严格遵守未履行义务是否为合同项下的实质内容;c) 不履行是故意所致还是疏忽所致;d) 不履行是否使受损害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 他不能信赖另一方当事人的未来履行;e) 若合同终止, 不履行一方当事人是否会因准备履行或已履行而蒙受不相称的损失。”
从上述a) 项的规定可以看出, 《通则》对于根本不履行的“实质性剥夺受损害方当事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的规定与《公约》规定的根本违约的构成要件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在可预见性标准的问题上, 《通则》仅采用了主观标准, 而没有像《公约》那样采用主客观双重标准。b) 项指出了构成根本不履行所违反的合同义务的性质, d) 项则将受损害方可否信赖违约方的未来履行也归结为根据合同有权期待得到的利益, 这两项都可以作为诠释《公约》第25条根本违约的更为详尽的标准。但是c) 项的规定与《公约》的规定是有区别的, 《公约》第25条的条文清楚地表明根本违约的构成无需考虑违约行为是故意还是疏忽, 违约行为发生时的主观过错不是判断根本违约成立与否的要件。只有在违约方的故意或疏忽使违约方未来履行处于不确定状态时, 考虑违约的主观意图才有实际意义。至于e) 项的规定, 也没有被《公约》第25条的表述所涵盖, 从《公约》的其他条文也找不出任何线索, 要求我们在判断根本违约时或行使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时应该将违约方受到的损失也纳入考虑范围。因而, 《通则》的a) , b) , d) 项可以为认定《公约》第25条根本违约时所参考, 而c) 项和e) 项则与《公约》的规定有很大的区别, 不能作为认定《公约》根本违约的参照。
(二) 运用《通则》第7.1.4条对《公约》根本违约构成要件的认定
《通则》第7.1.4条的规定主要是解决了不履行一方的补救权是否可以阻止受害方终止合同的权利这一问题。该条规定:“ (1) 不履行一方可以自付费用, 对任何不履行进行补救, 如果:a) 没有不正当的迟延, 通知中表明了补救的方式和时间;b) 补救是适宜的;c) 受损害方没有合法理由拒绝补救;d) 补救及时生效。 (2) 补救的权利不因终止合同的通知而排除。”
可见, 适用《通则》时, 不履行一方的补救权优先于另一方终止合同的权利。《通则》的这一规定能否用来解释《公约》?在判断是否构成CISG根本违约时, 是否应该考虑违约方有无合理补救措施这一因素?
有学者则从历史解释的角度出发, 考证了当时维也纳外交会议上各国代表在该条款上的争议, 并探究了从1978年公约草案第45条 (后来成为《公约》第48条) 到《公约》现行条文在措辞上的实质性变化, 并最终断定:《公约》第48条第1款的现行表述是外交会议最后采取的折中方案, 其目的是力求在维护买方正当的解约权与保证卖方一定的救济权、防止买方不适当解约之间达成一定平衡。具体说来, 如果违约方在发生违约后, 采取《公约》第48条第1款允许的对不符货物进行有成效的补救措施而又没有给买方造成不合理的不便, 就不构成根本违约, 受害方无权宣告合同无效。
另有学者从《公约》与《通则》在法律文件的形式和约束力存在区别这一事实出发, 分析认为, 为了能被各缔约国政府批准接受, 《公约》在法律体系和法律概念的表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许多事项只能以或多或少没有解决的形态遗留下来, 在卖方补救权与买方解约权何者优先问题上存在疑问的第48条也应属于此种遗留问题。既然是未决问题, 所以《通则》第7.1.4条是可以用来解释与其相应的《公约》第48条所生的疑问的。也即是说, 《公约》中违约方补救的权利应优先于守约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笔者认为, 《公约》第48条第1款所附但书, 不论其性质是外交会议最后的折中方案, 还是有约束力法律文件所遗留的未决问题, 它都是一则内容含糊的法律条文, 因而在适用时必须探求对其进行解释的原则和基准。在卖方补救权与买方解约权何者优先这类价值冲突问题上, 《公约》第7条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解释时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即诚信原则。在卖方救济可行的场合, 买方在卖方有机会补救货物缺陷之前就急匆匆地宣告合同无效, 这种做法很难说符合诚信原则的要求, 同样也不符合《公约》“只要可行, 应尽量维护国际贸易中合同的履行性”这一宗旨, 所以卖方的救济权利应该得到保护。例如在设备因零部件故障不能运转时, 卖方空运部件使之运转, 买方就不能宣告合同无效。《通则》第7.1.4条“不履行一方的补救权优先于另一方终止合同的权利”的规定既体现了诚信原则, 也反映了“尽量维护国际贸易中合同的履行性”这一宗旨, 所以可以作为解释《公约》根本违约内涵的基准。
所以, 在违约方的行为造成了实质性损害后, 又及时地进行了合理的补救, 就应该排除守约方宣告合同无效的权利, 不能认定为构成根本违约。
四、结语
除了根本违约的认定标准外, 涉及利率的确定、金钱义务的履行地、价款的支付方式、标准条款 (如罚金条款) 并入合同的条件、交易习惯的确立等事项上, 法院和仲裁庭也都可以考虑运用《通则》对《公约》的相关规定进行解释。上述对根本违约的解释来看, 法官或仲裁员在运用《通则》解释《公约》时也不可随心所欲, 是需要遵循一定的解释规则的。当没有办法在《公约》自身体系内求得明确解释而需要求助于《通则》前, 法官或仲裁员首先要衡量《通则》及准备运用的特定规则是否在国际贸易实务中得到普遍认同, 在得出肯定结论之后, 还应该将《通则》有关规则和待解释的《公约》规则进行比较, 或者考察《通则》规则是否和《公约》一般原则相吻合, 确认二者一致后才可能运用该规则帮助解释《公约》。总之, 只有在《通则》和《公约》对相同或类似事项的立法精神或宗旨相一致的前提下, 才可以参照《通则》有关条款来解释《公约》的规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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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眼细胞”的活动产生了梦
科学家发现，在人的大脑中有一部分细胞在人醒着的时候是不工作的，而只有当人睡着的时候，这部分“睡眼细胞”才开始活动。若这部分细胞不使用，就会趋于衰退。故需要有表现其机能的机会，其表现过程就产生了梦。
梦的内容与做梦人的经历有关
那么，各种各样的梦的内容又来自何处呢？只要你注意，就会发现我们梦中的许多内容多与自己的经历有关。因此，有的科学家推测，大脑是从“说明性记忆”系统中提取做梦素材的。而“说明性记忆”系统往往包括了大脑最新获得的信息，储存着你可以说明自己知道的东西，如9的平方根是多少，爱犬的名字是什么等。
梦中行为不会超出精神范围而变成行动。
实际上，人在一夜的睡眠中，从无意识状态的沉睡进入奇妙的色彩缤纷的梦幻境界，一般有2次~6次左右。科学家进一步还发现，人在做梦时，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转动，这时的人脑相对来说是静止的，但仍有局部大脑细胞在活动着，此时可从脑中测到快速、紊乱的电波来证实，甚至有时其强度竟能超过白天时的活动强度。与此同时，脑内还有一种神经中心，其职能就是在人做梦时抑制肌肉活动，使梦中的行为不会超出精神范围而变成行动。这样一来，人们即使在做梦时，也能保持平静的睡眠状态。
梦能帮助人们解决经常思考的难题
更为引人的是，梦还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它往往对解开我们大脑中经常思考的难题有所帮助。有时，人的大脑会经常为一些难题所困扰，在睡梦中往往会神奇地将记忆、事实与情感结合起来，把它们像拼插玩具那样奇妙地组合在一起，并把这些信息转换成我们可以理解的形式。一些科学实验也表明，大脑在睡梦中还可以巩固已经获得的信息，并将其重新加以整合，往往可以得出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是说，有时大脑在做梦时也在学习思考。如德国化学家弗雷德星希·凯库勒在梦中发现了苯分子的结构……
多梦有助于延年益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