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的关联研究

话语的关联研究（共8篇）

话语的关联研究 篇1

论文关键词：话语 修辞 关联

论文摘要：关联理论强调最佳关联原则，但在言语交际中，说话者与听话人既有利益一致、遵循最佳关联原则追求最佳关联的一面;也有出于不同交际目的，发话者或是诱导受话者定向、偏向关联，或是受话者有意违反最佳关联原则，进行多种关联，以期获得幽默、讽刺、新颖、雄辩等修辞效果，追求“最佳修辞效果关联”的一面;而对言语交际中修辞关联的分析却正是关联理论研究所忽视的方面。

一、关联理论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关联性：交际与认知》①中提出的一种语用学理论，它从认知的角度对话语理解进行了研究，是一种具有很强解释力的交际与认知模式。“关联理论首先把交际活动(包括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归属为认知活动，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说话人的目的或意图能被听话人识别，是由于他们对认知环境(cognitiveenvironment)具有共识;也就是说，交际是否成功，就看交际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环境是否能显映(manifest)和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②sperber和wilson将关联定义为：“假设p同一系列语境假设之间的关系。”(1991：381)他们认为，当且仅当一个假设在一定的语境中具有某一语境效果(contextualeffect)时，这个假设在这个语境中才具有关联性(1986:122)，并提出了最佳关联设想(presumptionofoptimalrelevance)和最佳关联原则(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

(1)发话者意欲向听话人显映的假设集{i}，具有足够的关联，使听话人值得努力去处理该明示的刺激信号(ostensivestimulus)。

(2)这一明示刺激信号，是发话者传递假设集{i}时所能运用的最大关联的信号。

(3)任何一个明示交际行为，必须保证自身的最大关联。(1986：158)

在关联理论中，sperber和wilson结合语码模式和推理模式，提出了明示推理交际(ostensiveinferentialcommunication)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说话人发出一种刺激信号，使之对交际双方互相显映(mutuallymanifest)，通过这种刺激信号，说话人意欲向听话人显映或更加清楚地显映一系列的命题{i}(1986：63)，只有说话人说出的话具有“明示性”，听话人的推理才有方向和目标，才能准确理解说话人话语的意义。例如：

甲：你怕吃辣菜吗?

乙：我是四川人。

上例中，乙明示的话语为甲提供了一个推理的认知语境，使甲获得了“四川人”这个语境信息。甲再从自己的认知环境中确认“四川人喜欢吃辣菜”这一语境假设，于是甲分析出乙的暗含前提(impliedpresupposition)是：四川人喜欢吃辣菜，乙是个四川人。再由此推断出自己的暗含意图(impliedintention)，最终获得“乙喜欢吃辣菜”这个语境效果。然而现实的话语交际，并不总是处于最佳关联的状态，关联障碍与偏向关联的情况也很常见。

二、关联障碍的形成缘由

在话语交际中，明示性信息在关联推理中具有重要作用，明示性信息缺乏、不足或偏误往往导致交际双方不能形成有效映现、产生关联障碍致使关联推理失败，它的形成有诸多类型、因素。

1、色彩义选择失误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一人去找矿长办事，怕矿长家的狗咬他，一进门就给狗扔了一块面包，狗没吃。又扔了一块骨头，狗又没吃。他笑着说：“矿长家的狗真廉洁。”正好矿长出来听到，问：“难道我不廉洁吗?”来人赶快回答：“廉洁，和狗一样廉洁。”矿长大怒。(《一样廉洁》，《喜剧世界》8月下半月)

上例“矿长家的狗真廉洁”中的“狗”属褒义，也是临时的色彩义。而在矿长追问下，那人在情急之中发出“矿长和狗一样廉洁”的明示信息，此中“狗”具有的临时褒义色彩未能在推理方厂长那里产生有效映现，却产生“狗”贬义的固定色彩义与矿长作比的映现。色彩义的选择失误造成了关联障碍。

2、文化层次差异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茶庄老板说：“西洋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嘛!”有二伯问：“什么叫之母哇?”茶庄老板说：“之母就是他妈，就是成功他妈。”(萧红《呼兰河传》)

因为文化水平低，有二伯不能理解“失败是成功之母”的意思，发话者与受话者双方的有效映现未能形成，故有二伯错误地将其关联成“之母”。文化层次的差异造成了明示性信息的关联障碍。

3、语境信息不足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王斯阳：我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

黄傅雯：炸弹?什么炸弹?

王斯阳：感情的炸弹，要炸开你世俗的外衣，让你的感情尽情奔流。

(《月光》，《剧本》第6期)

王斯阳说出“我现在要变成一颗炸弹”时，未向黄傅雯发出足够的明示信息，直至说出“感情的炸弹”时，黄傅雯才理解了话语，形成了有效映现。此例是听话人因缺乏语境信息而未能理解比喻义所形成的关联推理失败。

4、年龄差异形成的明示性不足

小侄女望着姑姑的脸说：“姑姑，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姑姑高兴地抱着她左亲右亲，并问：“是怎么像的”小侄女回答：“上面都有细细的毛。”(《喜剧世界》20第8期)

姑姑从成人用喻的角度出发，错误地将“你的脸好像水蜜桃哟”关联成了“脸像水蜜桃一样鲜润”，以为小侄女在称赞她。此例由于小侄女未说出明示性信息：姑姑的脸和水蜜桃上都有细细的毛，姑姑和小侄女关联了不同的相似点，而这种关联障碍是由于年龄层次的差异所引起的，明示性信息不足造成言语交际中关联推理的障碍。

三、修辞关联的生成方式

在一些具有修辞效果的言语现象中，话语双方并未一味追求最佳关联，而是对最佳关联进行背离、偏离，产生了极佳的修辞效果。本文称此种关联为修辞关联。修辞关联是一种积极关联，究其关联方式，有如下一些：

1、增大关联推理难度

红卫兵：什么成分?

齐来福：贫农。

红卫兵：(问吴秋香)什么成分?

齐来福：(代答)也是贫农，三代都是贫农。

红卫兵：都是贫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就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

(电视剧《雪野》)

“关联原则是对明示推理交际的总概括。关联原则，即每一个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它具有最佳关联性。也就是说，言语交际中不同的环境下说话人会尽可能做到关联。”③关联性=语境效果/推理努力。推理努力越少，语境效果就越好，关联性就越强;反之，推理努力越多，语境效果就越差，关联性就越弱。在上例中，“都是贫农，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那就要团结，不要分裂。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回家好好过日子吧”是不同时间、不同条件、不同场合说的话、写的文章，而红卫兵却断章取义地用来到处乱套，明示性信息杂乱。通过输出杂乱信息，增大了推理努力的难度，使语境效果变差，致使很难生成最佳语义关联。但正因为如此，话语产生了幽默、嘲谑的修辞效果。这是一种放弃最佳语义关联、生成最佳修辞效果的关联。

上午十点钟军官们来了，其中的一个问卓娅：“你告诉我，斯大林在什么地方?”“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卓娅回答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

例中卓娅的回答“斯大林在自己的岗位上”，利用了模糊词语，将军官的推理努力尽量增大，从而使语境效果变差，形成了逆最佳语义关联的最小语义关联。如果说上例是无意为之的增大推理难度，此例则是有意增大推理难度，以期追求雄辩的修辞效果。

2、单向、定向的最佳语义关联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关联理论认为：“语境不仅仅限于客观环境等非语言语境、话语本身等语言语境，而且，语境不是言语交际中双方事先知道的固定因素。为此，sperber和wilson提出了一个更为动态的语境观，将语境视为一个在互动过程中为了正确理解话语而形成、发展的心理建构体(psychologicalconstruct)，是听话人有关世界的假设子集，也就是说语境是一系列存在于人们大脑中的假设。”④例中，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孟子连续问了三个问题：问对待不讲信义的朋友该怎么办，对待不能管理国家的长官怎么办，最后一问是对待不能治理国家的国君怎么办。孟子的目的并非向齐宣王讨教答案，前两问是为第三问作铺垫的。在整个对话中，由于孟子事先设立了预期的关联，使得“王顾左右而言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此对孟子而言，与关联理论强调的动态语境有所不同，对话语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静态语境，话语生成的是一种最佳语义关联。而对齐宣王而言，则落入了孟子设下的陷阱，最后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虽说是动态语义关联，却不是最佳语义关联。可见，这种最佳语义关联是单向的，且话语发展的方向也是由一方事先设定的。此例从孟子的角度看属于单向、定向的.最佳语义关联。话语关联的结果是产生了雄辩的修辞效果。

3、关联不同的语义亮点

甲：这部电影听说很好看，你觉得好在哪儿啊。

乙：好上厕所。

上例中的两个好，一为“优点多的、使人满意的”，一为“容易，便于”的意思。甲乙双方彼此关联，亮点各异，故没有形成有效映现而最终形成最佳语义关联，但却使一个词的两种意思先后出现，从而产生了新颖、别致的修辞效果。

4、逆反的语义关联

甲：我再考你一个：李字去了木。

乙：这个字念“子”啊!

甲：不对了，念“一”。

乙：怎么念“一”呀?这个李字不是一个木字底下一个子字吗?你把那个木字去了，不就念“子”吗?

甲：念“一”。我说李字去了木，是去了那个“了”和上面那个“木”，可不就剩了一道了吗?

(侯宝林：相声《猜字》)

上例中，题目有两种答案，因此关联本身就具有多向性。甲始终处于有利的位置，而乙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甲、乙处于一种对立的矛盾关联之中，始终不能形成有效映现、最佳语义关联。且对甲而言，语境是静态的、事先设定的，关联也是定向的，即逆对方的语义关联而动。甲在追求打破乙最佳语义关联努力的过程中形成了雄辩的最佳修辞效果。

5、利用百科知识的偏向关联

第一个男子(骄傲地)：我的妻子是天使!

第二个男子：你真幸运，我妻子还活着呢。

(《幸运天使》，《喜剧世界》年第5期)

第一个男子骄傲地将自己的妻子比作天使，明示性信息不可谓不强。但第二个男子为了挫挫第一个男子的傲气，偏偏不从相似义“美丽”作关联推导，而从百科知识“天使不在人世间”中，推导出“你妻子已死，不在人世”的隐含意义。表面上是对第一个男子表示了羡慕之情，实际上对第一个男子进行了艺术的戏谑嘲讽。本例幽默的修辞效果源自对语境要素中百科知识的调用、推导。

6、明示信息引导关联失误

昨天在大街上，一位漂亮姑娘素不相识，却主动和我说话。一位朋友问：“老弟可真走运!她说什么了?”“她说……”“说呀!别不好意思，你我又不是外人，我还可以当参谋呢!”“她说：同志，随地吐痰，罚款五角!”

(郭长信：《别不好意思》，《讽刺与幽默》1985年7月5日)

上例明示性信息“她说……”造成话语双方未能形成最佳关联，而这种关联偏向、失误是由发话人有意造成的，产生了幽默的修辞效果。

由上述分析可知，言语交际有遵循关联理论最佳关联原则的一面，此时，双方互相协调，努力增大明示性，以取得最佳关联、语境效果。但话语如果缺乏明示性，往往会造成交际双方不能互相显映，形成关联障碍，这是基于说话者与听话人利益一致，追求最佳语义关联而作的分析。实际上，在言语交际中，出于不同的交际目的，发话者往往诱导受话者定向、偏向关联;或者听话人识别、理解了说话人明示的信息，交际双方已实际形成了有效映现，受话者却故意不往说话人明示的方向和目标进行推理，违反最佳语义关联原则，进行多种关联，以期获得幽默、讽刺、新颖、雄辩等修辞效果，追求一种“最佳修辞效果关联”，这种现象可称作为修辞关联，它是交际双方利益不一致的言语交际结果，以关联理论来衡量，似乎缺乏规范性，但却是一种积极的语言现象。而对言语交际中修辞关联现象的分析却正是关联理论研究所忽视的方面。

①sperber，d&wilson，d.relevance：communicationandcognition.oxford:basilblackwell，1986.

②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3月第1版。

③何自然、冉永平：《语用学概论(修订本)》第220页，湖南教育出版社6月第二版。

话语的关联研究 篇2

关键词：you know,关联理论,话语标记语

话语标记语在英语语篇中起着重要作用。本文从关联理论角度分析《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话语标记语you know, 以证实其对话语标记语的解释力。

一、文献综述

话语标记语指语言成分的出现不会影响语法的正确性和命题内容, 但会影响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冉永平 (2003) 分析了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曹放 (2004) 、吴国良 (2005) 以关联理论为基础, 分析了I mean和well的语用功能。

二、理论基础和数据收集

关联理论由Sperber和Wilson (1986) 提出, 他们认为交际是一个涉及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明示—推理过程, 在此过程中, 关联性是常项, 语境是变项, 是为了寻找话语关联而进行选择的结果。

本研究使用的自建语料库是罗琳女士的《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运用Antconc 3.2.0检索出小说中所有包含you know的句子。

三、关联理论视角下《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you know的分析

Antconc检索出you know在《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的频数为121, 其中只有36个作为话语标记语使用, 按其语用功能可以分为四类:12个用作引入新信息的标记语, 11个是延时标记语, 10个作为提示语和3个等待对方回答的标记语。

(一) You know作为新信息引入标记语

11…turning back to the books.“You know, I think I/will/take/Hogwarts, A History.”

you know在上句中是新信息引入标记语。听者想要理解话语, 需要付出更多加工语境信息的努力。you know前的句子是哈利的观点, 罗恩和赫敏并不知晓, 这时, 双方的认知语境差异就产生了。从关联视角看, you know是哈利意识到罗恩和赫敏并未理解语境假设的标志。所以, 哈利接受误解并使用you know提供认知假设, 引出新信息, 以消除双方的误解。另一方面, 罗恩和赫敏需将新信息中的假设与认知假设相结合, 达到生成语境暗示, 成功交际的目的。

(二) You know作为延时标记语

我们交际时用的语言并非完美无瑕, 包含很多停顿, 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用话语标记语, 表示犹豫、延迟。

52…Harry, said Hermione.“It means…you know…living beyond death.”

依照关联理论, 赫敏用you know表明话语相关性, 但需要时间去考虑表达方式。对哈利而言, 他也会意识到赫敏话语的相关性, 也会尽最大的努力理解赫敏的话语并推测会话含义。最终达到认知环境统一的目的。

(三) You know作为提示标记语

交际中, 有些信息是已知的。说话者会用you know提醒听话者已知信息, 期待听话者将已知信息与新信息结合起来理解话语。这个过程中, 听者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整合you know提示的共享信息以及话语中的新信息, 以达到推测会话含义的目的。例如:

28…Rita Skeeter, Elphias?You know, she's written a biography of Dumbledore?!

从关联理论的视角来看, 韦斯利先生用you know提示并让他们意识到共享信息, 进而努力理解话语。就哈利和其他听者而言, 他们辨识出已知信息, 并将其与新信息结合起来推测说话者的话语含义, 加强共享信息, 以达到统一认知环境的目的。

(四) You know作为等待回复的标记语

当说话者期待听话者对自己的话语有所反应时, 说话者会使用话语标记语you know。就听者而言, 他需要付出额外的认知努力来响应说话者, 并且按照说话者的思路继续交流以达到共享认知语境的目的。

60…“It was a ball of light…, you know?”“Yeah”

从关联理论角度看, you know作为说话者期待听者按照自己的思路回答问题的提示标志。哈利和赫敏需努力认知说话者的意图以达到成功交际的目的。

四、结语

本文从关联理论的角度详细分析了《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话语标记语you know的四种用法。和其他理论相比, 关联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再次, 关联理论也可用来研究文学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 这就极大地扩大了研究范围。

本文的局限性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本文仅仅分析了一个文学作品中的话语标记语, 范围相对较窄。第二, 《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中的you know是作者自己辨别确定的, 难免有主观性。最后, 由于小说是以文字形式出现, 所以本文忽略了音调对话语标记语功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perber, D.&Wilson, D.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1986.

[2]曹放.话语标记语I mean的语用功能研究[J].渤海大学学报, 2004 (26) :83-85.

[3]何自然, 冉永平.语用与认知——关联理论研究[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4]冉永平.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J].外国语, 2003 (3) :58-64.

话语的关联研究 篇3

【关键词】话语标记语well 关联-顺应理论 认知语用功能

一、引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Labov&Fanshel首次正式提出话语标记语后，学者们对其进行了大量研究。well作为较常用的话语标记语，也在前人的研究中有所体现。国外学者如Brown&Levinson（1978），Schiffrin（1987），Holker（1991），Jucker（1993）均在。在国内，冉永平是一位代表人物，他认为well作为标记语，有缓和面子威胁、延缓或停顿、信息短缺标记以及修正等功能。此外，刘晓华（2008），高原（2009），赵爱萍、王催春（2012）等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well的语用功能进行了大量研究。

纵观前人的研究成果，在对于well作为话语标记语的研究中，从关联-顺应理论角度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对于well的认知语用功能的分类还不够详尽和充分。

二、数据收集及分析

笔者收集近十年的四六级听力部分中对话的听力原文作为文本，将所有数据自建为一个小型的语料库，首先计算well的出现次数，其次逐个分析，well在文本中的认知语用功能并找到其关联-顺应理论依据。

通过逐一分析，该文本中的182个well的认知语用功能如下图所示：

认知语用功能 数量

缓和面子威胁 14

延缓或停顿 27

信息短缺 23

信息修正 12

起始标记 26

进一步解释 51

情感描述 29

三、结果讨论

1.Well作为进一步解释的标记语。

W： Doctor， I havent been able to get enough sleep lately， and Im too tired to concentrate in class.

M： Well， you know， spending too much time indoors with all that artificial lighting can do that to you. Your body loses track of whether its day or night.（2010，6，CET6第2个短对话）

男士的话语需要关联并顺应女士的需求以及他所知晓的背景信息。well作为话语标记语，在本对话中，所起的作用就是标记进一步解释，给女士一个提示，让她能够得知他的意图，并获知男士对她问题的进一步解释。

2. Well作为情感描述的标记语。

M： I hear John left his cat in your care while hes on vacation abroad.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g with it？

W： Well， it never comes when I call it. It spills its food and sheds all over the place. I cant wait till John gets back.（2008，6，CET6第3个短对话）

男士问及女士与猫相处如何，女士的回答以well开始。在此，well回应了男士已知女士在他不在时照顾John的猫的事实。同时，这也是顺应男士关于女士与猫相处关系的提问。well的这一用法也有助于应试者更容易选出正确答案。

3. Well作为信息短缺的标记语。在问答对话形式中，当回答者故意漏掉一些信息，或者不愿意对某事进行清楚陈述，又或者无法给出直接回答时，说话者常常会使用well来暗示他还会给出一些额外的信息或者解释。

4. Well 作为信息修正标记语。在口语交际中，遵从关联-顺应的原则，倾听者很容易分辨出说话者的错误，用词或者信息上的错误，进而对该错误进行修正。

M： Oh good. Now what about Amitsville？ I have some friends. I'd like to visit there and I also want to get to Newton. They are near each other， aren't they？

W： Hmm... well， they are actually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mitsville is northeast. It's about thirty five miles northeast of here. （2013，12，CET4 长对话1）

男士的话语中出现了认知上的错误，而女士也分辨出了他的错误，在她的话语中进行了修正。well的使用正是起到了标记信息修正的作用，暗示她要对信息进行修正。而在男士这一方，well的使用可以使他做出假设，那就是他有可能犯了错，那就要顺应女士的表达，去获取正确的信息。

5. Well 作为延缓或停顿标记语。当说话者想给予听者一个暗示，表明自己还在思考，但又不愿意放弃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时，他可以使用well进行暗示，同时听者也会更注意他接下来会传达的内容。

M： We'll never find a parking space here. What about dropping you at the south gate and I'll find parking somewhere else.

W： Well， OK. It looks like everyone in town came to the mall today. （2013，6，CET6第5个短对话）

6. Well 作为起始标记语。

M： Well， could you describe the man who robbed the bank for this report that were filling out here？ Now， anything at all that you can remember would be extremely helpful to us. （2012，12，CET4长对话1）

7. Well 作为缓和面子威胁标记语。

W： Cant I arrange for an interview now？

M： Well， Im afraid we must wait until all the applications are in， in writing， and then decide on the short list. If you are on the short list， of course we should see you.

W： Oh， I see. （2012，12， CET4长对话1）

本例中，well是缓和面子威胁标记语。当女士问及是否可以马上进行面试时，男士没有直接拒绝。男士可以关联的信息是，如果他直接拒绝的话，会威胁到女士的面子，因此他顺应这种关联，使用well这个标记语来缓和面子威胁。

四、结论

well作为最常见的话语标记语之一，在四六级听力对话部分的出现频率较高，同时它还具备多种认知语用功能。通过分析具体例子，笔者发现不仅是交际双方之间需要注意well作为话语标记语的关联-顺应运用，应试者也应该引起相应的重视。如果应试者也能较好地进行关联-顺应，顺应对话双方的信息往来，必然能够提高做题的正确率。

因此，在实际的英语教学中，不论是口语还是听力，如果能提高学习者的认知语用意识和能力，必然能够提高他们的口语和听力水平。

参考文献：

[1]Blakemore，D.Understanding Utterances[M].Oxford：Blackwell，1992.

[2]Schiffrin，D.Discourse Marker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3]Sperber & Wilson.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85.

[4]Verschueren，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London：Edward Arnold，1999.

[5]冉永平.话语标记语well的语用功能[J].外国语，2003（3）：58-64.

人与文化的本质性关联研究 篇4

人与文化的本质性关联研究

从事文化安全研究，首先要明晰人与文化的关系。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人与文化之间具有一种共在关系。一方面，人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另一方面，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存在。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使得文化安全研究具有人类终极关怀的现实性意义。

[关键词]人;文化;共在;文化安全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08-0055-04

李金齐(1965―)，男，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文化安全理论和全球化理论。(江苏徐州221116)

本文得到中国矿业大学科技基金项目(项目编号：OG061063)的支持。

人与文化的关系是文化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永恒话题。人们不断地考量和解读它，这既是人类的本性使然，也是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更是人类不懈追求文明进步和趋向文化自觉以达到人类解放应然状态的历史性展示。这一展示既是文化的意义向人逐渐打开和回归人自身的过程，也是人追问文化的意义进而追问人的意义的过程。在现实性的意义上，当我们关注文化安全这一时代课题的时候，人与文化的关系作为一个首要的在场问题需要我们明确地解析。笔者认为，人与文化是一种共在关系，即人是有文化的人，文化是人的文化，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也离不开人的存在。

一、人是有文化的人

“人”,是人的世界中具有恒久性和诱惑力的斯芬克斯之谜。可以说，自从有人以来，围绕“人是什么”、“人何以为人”、“人为何人”以及“人的认识何以可能”等诸多关于人的追问和思考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对人性的诉求是从苏格拉底才真正开始的。苏格拉底不但把哲学从天上拉回到人间，更是把人从与自然的混沌混居中区别了出来。虽然历史的镜像演绎为苏格拉底为他的原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他却为后世留下了智慧的启蒙火种，即始终承认自己无知的苏格拉底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聪明从而讥讽那些自命为智者、实为诡辩师的人，而是在于要说明：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才能催动自己的思想活动去认识人的本性，而认识人的本性乃是人的一切认识的前提和出发点，是点燃人类普罗米修斯之火的内在驱动力。所以，苏格拉底是“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以往的一切问题，在他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P7)在这种“新的眼光”影响下，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到帕斯卡的“人是有思想的人”;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到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从费尔巴哈的“上帝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到马克思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叔本华的“我的意志和表象”到萨特的“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对“人”和人的世界的认识随着人的主观自觉意志的提升和客观视阈的时空扩展而逐渐明晰起来。

可以说，正是苏格拉底问题和苏格拉底方法的出现为人类开启了一条自我认识的理性之路。无论这种自我认识是人类消极心理和厌世态度的外化，还是人类积极意识和奋发精神的伸张，抑或无论人类的存在与大自然相比是否渺小，对于“人世界着”的认识是否可能，是否真切，是否有价值，都从不同视角说明，人对人自身的永不停止和永无止境的追问本身就意味着人具有一种不同于他物的品性，即人既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也不是一般的单纯的动物式的只有爱欲的存在物，而是一种存在于文化世界之中的能对自己的存在不断进行自我认识、自我探究、自我创造、自我超越和自我实现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具有独特存在方式的存在物。我们把这种存在方式称之为“文化”,亦即人是有文化的人，人文化着。

显然，“人是有文化的人”不仅是指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具有一定文化特质的生存方式，脱离了文化的人是无法生存的，也是不存在的，而且意味着人是有文化的，人使得文化的存在具有了为人的意义而被确认为人为的必然。人只有存在和彰显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才能成为有源之水、有本之木，才能彰显人的鲜活的本己本真性，抑或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本身就是人的文化特质的“显摆”.

无独有偶，中国传统思想中有着与西方思想传统相似的地方，更有着中华文化的特色，亦即中国传统思想不仅重视人，关注人，看到了人的地位，在“天人合一”思想中贯穿着“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而且突出以文教化，重在引导“人为何人”以及“人何以为人”,把对人的认识和培养具体化在一定的文化环境和社会关系之中，具体化在一定的道德实践标准和价值判断之上。对于前者，例如，《尚书》中就有“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的说法，人被视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又如，荀子曾经把天地万物分为四类：“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所以贵，是因为人有“义”,人无“义”则如同禽兽，所以，“义”是中国人的品质和行为方式，是一种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中国人是要讲“义”的，是要生存生活在“义”的文化世界之中，在中国，不讲“义”无异于自毁其身，自取灭亡。对于后者，在儒家经典中更是比比皆是，既有“圣人”的偶像崇拜，也有“君子”的道德标准。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等。

这种把对人的认识与做人的标准统一起来的方法论以及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把人看做是处在文化之中的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既表现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品格以及对“仁义”世界的深刻领悟，又在实践中较好地推动了人伦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璀璨的古代文化。对此，伏尔泰曾赞誉道：“中国人把天上的历史同地上的历史结合起来了。……其朴实无华，在亚洲其他地方尚无先例。”(P85)“他们是按照人性的需求享受着幸福的。”(P510)虽然伏尔泰对中国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中华文明能够在纷争不息、沧海桑田的人类历史中绵延几千年而不枯竭、不中断，绝不是偶然的，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渊源。

总之，东西方文化中人对“人”的追问和认识表明：人存在于自己所创造的世界，即文化世界之中。从人与文化共存的层面上来说，人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具有一定的文化特色和文化品质，人的存在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和身份象征。

二、文化是人的文化

人与文化的共在关系还表现在文化是人的文化。也就是说，文化具有属人的性质和人为的必然，即有人才有文化，有人就有文化，文化来自于、表现于和存活于生生不息的人的世界之中，是人的生命力和主体性的张扬与展示。离开人的文化同离开文化的人一样，也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守护者。

(一)人是文化的创造者

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来看，文化人类学家们不管在文化的释义上有多大的分歧，但其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借助于科学方法逐渐确定了这样一个事实：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人本身。人既是文化的需要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总是在满足人的需求中通过人的创造活动成为实在，文化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化。对此，本尼迪克特曾感慨到：“除了男女老少的行为之外，任何文化特质还会源于何处呢?”(P240)

的确，人的出现为原本自生自灭、自然自在的世界增添了一种新的为人的意义和人为的图景，就仿佛大自然一直在积蓄着力量等待着人类的到来。对于人来说，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和大自然相比，“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抑或人只是在阳光中跳动着的一粒微尘。但是谁也无法否认，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是一粒具有文化创造力的微尘。这种表现了从无机物到有机物、从低等动物到人类演化逻辑的最高形态的“思想”,使人类获得了存在所必需的“第二天性”或“第二自然”,也就是人的文化世界。

在人看来，大自然只有经历了人的耕作、洗礼和改造之后，其存在的价值和功能才能升华到对人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境界。也就是说，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具有文化创造的能力，而且具有文化创造的使命和责任，抑或具有一种附加使命和责任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被黑格尔视为是“最初的有，是自在地被规定的”.列宁把这种“自在”等同于“潜在”,有尚未发展、尚未展开的意思，亦即人有一个从潜在的人向现实的人、从“自然人”向“文化人”的转化过程。转化的结果就是使得原有的在人之外的世界成为人的世界，即一个“自在之物”日益转化为“为我之物”的世界，转化为一个对人来说意义充盈的、具有获得全面解放和自由可能性的文化世界。

(二)人是文化的拥有者。

人对文化的拥有不是随心所欲、颐指气使的占有，即从现实物化的层面看，人与文化的关系既不是奴隶时代的主仆关系，也不是封建时代的雇佣关系，更不是资本时代的剥削关系。文化不是人的对立面，不是人的工具，不是人统治、消耗、驱赶的对象，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文化就是人本身。所以，当我们说人是文化的拥有者的时候，只是说人是文化世界的主体，是文化世界存在的理由，或者说文化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显现出来，而人就是一种可以显示文化存在的存在物。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是且必然是表现人类主体的文化，脱离了人类主体的文化既无存在的意义，也无存在的价值。在这个意义指向上，考古学的每一个发现，都是对不同文化主体在历史上的生存方式的复写和还原，也是在文化存在的意义上对人类历史的述说和确认。虽然今天的人无法直接体验到远古人类的存在方式，但却因文化主体的延续性和继承性从而通过整合被确认历史的碎片来认识和理解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实现观念上的时空穿梭，使我们有“在场历史”的感觉和体认。

(三)人是文化的守护者

人守护文化亦即人守护自身，反之，人要守护自身就要守护文化，人要实现生死轮回、血脉相承、种族繁衍、社会延宕就要创造文化、进入文化、尊重文化、守护文化。对此，蓝德曼曾认为：人的行为是“靠人自己曾获得的文化来支配。人如何使用和生殖，人如何穿衣和居住，人如何实践地和伦理地行动，人应当如何言说亦即人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人们使用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是建立在历史创造的基础上。由于人是历史性的创造物，所以人不能靠遗传继承。不过，人必须保存祖先造福后代的发现。代替遗传的在此必须是纯粹精神形式。这种保存的另一种形式，便是传统。通过传统，知识和技术如同救火线上的水桶一代一代地传递，而且靠典范传达给后世，于是前辈的传统引导着人们。”(P278)这种传统规约着人们的行为，而人们也是在遵守这种规约中实现对文化的守护。

当然，守护不是顽固不变，不是僵死停滞，不是祖宗之法不可超越的雷池，只有一种积极的动态意义上的守护才能与人实现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相适应，亦即要在坚持一种文化发展观的基础上守护文化。也就是说，人要守护文化，既要对自身所处文化有一个文化自觉，又要认识其他的文化传统以及各种文化之间的异同，这对合理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由此，文化自觉、文化整合和文化管理就成为人们守护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方式。

三、人与文化的共在

人与文化的共在，是人与文化之间的共生共存性，抑或互动互构的纠缠性，使人与文化融合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表现为人的世界，也就是文化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总是能在文化中看到自己，看到自己与他人、物的联系;人也总是能在自身中看到文化，看到自己与他人、物的区别。人与文化相伴而生，相和而成，相随而行。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人们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为了获得这些东西，人类就要进行实践活动。这种活动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文化属性。前者说明人的活动是一种客观的、本能式的生存活动，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统一;后者说明人的生存活动是一种文化创造活动，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不同。虽然人的活动不能没有自然属性，但其本质又不在于自然属性，只能在于文化属性。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同时就是文化创造活动，自然界才被人化，亦即被文化化。人的文化创造的结果必然构成人的文化世界，人的文化世界又必然影响人的文化创造，从而形成文化与人相伴而生的发展图景。

不仅如此，人还是一种能够自我创造的存在，人的创造性只能通过对象化的途径来表达，而当这种“表达”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成为或群体、或组织、或种族、或团队内的某种统一的行为规则和具有共同性的存在方式时，就有了文化。而文化来到这个世界别无它用，其唯一的功能只是为了显现和满足它的创造者，也就是符合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和人的本质能量的喷涌。

在现实世界中，人与文化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纠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你属于我，我属于你;是你创造我，我创造你;是你改变我，我改变你;是你改变了，我也就改变了。如果说，人在这种“纠缠”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引导着文化，即人是文化的主体，那么，文化在这种“纠缠”中处于从属地位，这种从属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它要按照主体的要求形成一定的文化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某种制约性，规约和规范着主体。可以说，人与文化始终处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既互相依赖，也互相作用;既有和谐的共在状态，也有对立的冲突状态。一般而言，主体发展进步了，文化也会随之前行并促进主体的发展。反之，文化就会起阻碍作用，就会出现文化安全问题。

总之，人与文化的“共在”表明：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日益发展强大的人类只有符合文化规律的正当逻辑时才能合目的地营造出这样一个共同世界的理想图景。在这个图景中，人与文化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即由于人，文化在大千世界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由于文化，人类囊括了大千世界。人与文化的“共在”还表明：文化安全存在于人与文化的共在之中，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只要人处在生存和发展的情态之中，只要人与文化之间是不可分割的关系，人就必须直面文化安全的存在。

[参考文献]

(德)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M].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法)伏尔泰。风俗论(下册)[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美)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张燕，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话语的关联研究 篇5

西方当代知识景观之一是知识传统观念的式微和全新知识观念的勃兴。这一所谓的全新知识形态，我在此姑且称为“后知识话语”(post-knowledge discourse) 。作为一个颠覆性概念，后知识话语的革命性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在简括清理知识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试图审辨“后知识话语”之可能及其若干问题。

1，知识传统危机与语言修辞的打造

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是语文学的一项内容，指文辞运用技巧，属具体方法范畴。在后知识话语中，语言修辞被提升为知识话语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一变化对知识本身固有之性质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理查德·罗蒂在阐发自我的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之时，把西方知识传统称之为“大写的哲学”，认为这种“大写的哲学”在历史上获得了两种基本形态：一是所谓的“先验哲学”，一是所谓的“经验哲学”。值得注意的是，罗蒂认为“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经验哲学家，即实证主义者，还在从事(大写的)哲学。” 也就是说，不仅先验主义属于“大写的哲学”，就连经验主义这种表面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被框置于“大写的哲学”之内。我认为，罗蒂的这一思想值得注意，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如何认识知识传统的路径。

在传统知识观念中，形而上学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先验特征，也就是说，它的对象在时空界限之外，在感觉和意识之外，具有非实在性，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比如，真理、根源、上帝、本质、等等;它的研究方法是在抽象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思辨。当代的一大批学者都对形而上学有过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反思 。经验与先验相对，性质完全不同。经验在知识传统中之所以具有意义取决于经验科学本身的发展，实证科学的诞生和被广泛认可使得经验本身成为了知识关注的基本对象之一。经验对象是有限的，物质性的，经验通常通过人的感觉和意识来确认对象的存在。初始经验强调的是感觉的可重复性，而后来不断发展的经验则在科学实证性上找到了可信的依据，实证科学通过实验很好地解决了经验领域里存在的确定性问题。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何罗蒂把经验这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归于所谓的“大写的哲学”之中呢?或者说，我们应在何种意义上来认识经验的形而上性质呢?在罗蒂看来，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自伽利略表明可以怎样把时空中的事件置于以前柏拉图认为可能只是对另一个世界有效的优美的数学规律之下以来，还有一些像霍布士和马克思这样的(大写的)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时空构成了唯一存在的实在，而真理就是与这个实在的符合。在19世纪……站在经验主义一边，也就是认为，自然科学，即关于时空中的事物如何运作的事实，就是所存在的所有真理。” 简言之，经验之所以可以与先验相提并论，经验主义之所以被提到了与先验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经验尽管没有采用纯粹逻辑演绎和思辨的方法，没有认定超时空界限之神秘性的根源性意义，但它对所谓的真、善的迷恋，它对事物表面背后本质的渴求，对事物自身发展逻辑和科学还原能力的坚信，无不表明它在思维模式上、在认知架构上与先验思维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哲学的致思方式并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套路，由此成为形而上学“大写的哲学”之一种也就不奇怪了。罗蒂把经验与先验视为知识传统的两种基本形态不乏其深刻的洞察力。

应该说，罗蒂对西方知识传统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西方知识界的致思倾向，从而成为一种比较普遍地被接受的基本观点，也正是由此，知识界开始了对自我知识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和解构，后知识话语应运而生。

罗蒂本人在后知识话语的建构上就不乏实绩。他一直试图在詹姆斯、杜威等学界前辈的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知识话语，并称之为“实用主义”，或可称之为“新”实用主义。罗蒂指出，实用主义只有通过反对“大写的哲学”，从柏拉图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问题中退出来，才可能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比如，罗蒂通过对知识传统中真理问题的质疑，试图跳出先验和经验所共同拥有的致思模式，从而开拓出后知识话语存在之可能：

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的句子之为真不是由于与实在相符合，因此我们就无须费心去问，一个给定的句子是与哪一部分实在符合(如果是与实在相符合的话)，我们就无须费心去问，是什么把它’造成’为真的(正如一旦一个人决定应做什么，他就无须费心去问，在实在中是否有什么东西使这个行为成为履行的正确的行为)。因此实用主义者感到无须费心去问，柏拉图或康德在认为有某个非时空的东西使道德判断为真时是否对，也无须去问是否缺乏这样一种东西就意味着这样的判断就成为’纯粹表达情绪的’，或是’纯粹约定的’，或是’纯粹主观的’。

就实用主义而言，思考这一类问题显然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在撇开知识传统之问题之后，什么样的问题构成了后知识话语之问题呢?或者说，后知识话语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呢?罗蒂提出了戴维森视域 ，指出，“戴维森主义看待语言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不像笛卡尔的认识论传统、特别是以康德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传统把思想实体化那样把语言实体化。因为它使我们不再把语言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物，也不是我们用于形成实在图画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人类行为本身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论的东西在起作用，它本身既不具有实体意义，也并不构成什么。所以，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语言的存在意识，对这种存在意识所设定的价值尺度是功能主义的。用罗蒂自己的话来说，实用主义的标准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能主义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一个标准(从公理中得来的东西、指针所指向的东西、法律所规定的东西)之所以是标准，是因为需要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来封住研究的道路、阻止解释的回归，以便做好某件事情。” 这种对研究道路的封堵，对解释回归的阻碍，成为了实用主义知识话语的基本建构方式，暗示了后知识话语的基本特征。从这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从对研究道路和解释回归的阻塞，后知识话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致思方式：它首先不需要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介入和流连，也不需要一种对知识传统中真正本质或实体价值的呼唤。这样一来，知识话语的语用特征首先会被语言修辞所笼罩，因为修辞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后知识话语的基本特点展露出来了。

在知识传统视野之外对语言进行较早思考的当属尼采，应该说，尼采给后知识话语的打造留下了相当富有启发性的遗产。尼采认为，修辞不应理解为一种语言装饰，也不应理解为从固有本义命名中衍生出来的引申意义。修辞不是语言所派生的或者畸变的一种形式，而是“优秀的语言学范式”。

所谓可以用于指涉用途的、非修辞的“自然”语言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纯粹的修辞诡计所产生的结果。……语言就是修辞，因为，它的意图只是传达一种观点，而不是一个真理。……转义不能在语言中随意增减。它们是语言最真实的本质。诸如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才能表达其本义的东西是绝对没有的。

尼采的后知识语言观的洞见揭示出几千年来西方知识传统对语言性质的误解。德曼指出，尼采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关键就在于对语言修辞性质的认定。关于修辞问题，罗蒂在论及戴维森的语言理论时也有重要提示。比如，戴维森一反知识传统，明确提出，隐喻除了其字面上的涵义或意义之外不存在另外的涵义或意义。他说，“我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无法对隐喻作出释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隐喻说出了某种就字面上的表达而言过于新奇的内容，而是因为隐喻中根本就没有要去进行释义的东西。”“隐喻仅仅属于语言使用的范围，隐喻是通过对语词和语句的富于想像力的运用而造就出的某种东西，隐喻完全依赖于这些语词的通常意义，从而完全依赖于由这些语词所组成的语句的通常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并不是一个游离于语言之外并对语言的语义产生影响的东西，而只是语言本身必然的一种性质，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隐喻。

后知识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的修辞特质是对语义整体论强调。弗雷格有一句颇为流行的名言：一个语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这一命题又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重要命题：(1)始终不要在孤立的语词中，而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中去询问语词的意义;(2)始终不要忽视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区别。彼得·哈克对这两个引申出来的基本命题的解释是：首先，一个表达式代表着什么样的实体，这取决于它的逻辑形式，而其逻辑形式又是由该表达式在语句中出现的模式所决定的。表达式脱离了语句的语境就没有任何逻辑形式，就不会代表任何东西。可见，在表达式的表意中，逻辑形式及其运用模式成为一个关键的东西，而所表达的所谓的对象性实体并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在引入概念语词时，应该注意明确审辨其定义，这样才可能确保表达式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概念不一定是某一对象的表达者，概念意义的来源于表达式的整体关系 。实质上，弗雷格关于语言性质的贡献把知识传统中的语言工具论倾向一扫而光，使得语言背后所谓的实体存在成为虚假之物，语言意义成为一种自身建构的结果。弗雷格的整体性语言观对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语用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略加一笔。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从语句本身来介入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当然，维特根斯坦对语句意义的理解始终是在整体语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思想，彼得·哈克做出了如下阐释：

对于一个语句的理解并非独立于对于其它相似的语句的理解。一个人可能知道一串汉字符号是一个语句，并且可能像鹦鹉学舌般地那样知道，那个特定的汉字串意谓某某物。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能否认他理解那个语句，即使他知道这个语句的含义。因为，理解一个给定的语句需要人们理解在语言阶梯式结构中相同“层次”以及较低“层次”的许多相似的语句。在可以说某人理解一个给定语句之前所必须掌握的语言片断的广泛程度，依赖于该语句的复杂程度和该语句所处的“层次”。

可见，语用并非是知识传统中所谓的反映和观照，也并非是一种外在意志的独断。就语言本身的修辞特性而言，语用是一种修辞过程，也就是意义本身。这种全新的语言学思想无疑为后知识话语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充满风景的窗子。在知识传统已经危机之时，在全新的语用修辞观完成了自我的建构之时，寻求后知识话语的重新合法化之途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2，合法化重构与后知识话语之特质

后知识话语在摒弃了知识传统中的真理、本质、上帝等权威性基础之后，它的一切必然包含了罗蒂所谓的功能主义性质，这一点也在它为自我建构的语言形态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后知识话语如何来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呢?换句话说，后知识话语如何在语用中重新确立自我的合法化依据呢?

重新合法化是后知识话语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利奥塔尔曾就知识合法化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柏拉图开始，科学合法化的问题就与立法者合法化的问题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判断真理的权利与判断正义的权利相互依存，由此，科学语言和伦理政治语言也是相互依存的。“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 利奥塔尔对西方知识传统这一特征的揭示无疑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观照，是一种对知识本质在后知识氛围下的认定。与利奥塔尔对知识特质深入发掘十分相近的西方学者福科，马上也在这里进入了后知识话语的视野。路易丝·麦克尼就曾说过，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指出，“先于语言而存在并且是全部意义之起源的主体观念是一种产生于结构规则的幻想，这种结构规则支配了’话语构成’。”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福科创造了他的所谓的“知识型”概念 。通过知识型概念，福科为知识话语的存在方式探求出了一种隐蔽的权力型。以监狱为例。18世纪末的西方最终决定把监禁作为惩罚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把人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强制他们做出特定的姿式，服从特定的习惯，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出一整套统治技巧来寻求知识话语的合法性，这就是知识伪饰下的权力，它把监禁的知识话语转换为一种成功的权力化程序。遵循这一思路，福科指出他本人的真正兴趣是“分析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的。仅就科学而言，“如果把科学仅仅看成一系列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对命题进行证伪，指明谬误，揭穿神话的真相，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抑制性的设置。” 连知识传统中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科学都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难道还能找到任何不被权力异化的知识吗?由此可见，福科对权力在知识话语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揭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兴趣所致，而是为整个知识奠定了一种存在的权力结构。所以，后知识话语之可能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合法化过程之可能。

让我们把视野再回到利奥塔尔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上来。利奥塔尔指出，后知识话语的合法化与语言游戏概念密切相关。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存在性质的一种隐喻性描述。语用如同游戏，这里的游戏也就意味着规则，一种隐含着权力运作的规则。在语用学中，话语的各种陈述类型 都是由一定的具体规则加以确定的。首先，游戏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是游戏者之间的契约;其次，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即使改变哪怕一条规则也将改变游戏的性质;再次，任何陈述都应该被看成是游戏中使用的“招数”，而可观察的社会关系就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 。这最后一条十分重要，因为由此语用问题介入到了整个的社会语境之中，在这种语境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规则变化所带来的语用实践的变化，也可以观察到语用合法化祈求中权力的深刻影响力。利奥塔尔对语用合法化和语言游戏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即我们如何来理解语用与(权力化)规则之间的关系，两者是通过什么机制来达到彼此的互动和平衡的。语用与语用之语境之间始终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语用之语境，如体制，始终对语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利奥塔尔指出， 体制需要额外的限制，以使陈述在体制的内部被宣布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些限制像过滤器一样影响话语的潜能，阻碍交流网络上可能的连接：一些事情是不应该说的。而且这些限制让某些类别的陈述(有时只是一个类比别的陈述)享有特权，这些陈述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体制话语的特征：一些话语应该说的，一些说话方式是应该采用的。

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语用中权力机制的重要作用。当然，语用本身作为语言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也在时刻保持着自我应有的形态，传达着自我应有的信息，也就是说，语用本身时刻都在试图克服语用中权力机制的限制，在具体规则中利用好规则，把自我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问题本身还要复杂。即使语用在自我语境中时刻防范着外在的体制性影响，但语用本身的陷阱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比如，利奥塔尔提示过的语用中所谓的元叙事问题。元叙事在后知识话语中仍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利氏指出，“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这个元叙述保证知识的合法性。” 应该说，元叙事是形而上学知识传统的遗留物，它在后知识话语中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即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与语用的外部机制达成了某种谋合，另一方面它对自我形象进行了相当出色的包装。而这一切则涉及到如何在具体的语用过程处理好两个技术性问题，即论证的丰富性和举证的复杂性。关于论证的丰富性，利奥塔尔认为，为了让后知识话语具有合法性，让受众在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套话语，首先需要建构一个语用语境中的公理系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元话语。如果说“元”字思维在知识传统中无需进行任何怀疑的话，在当代后知识话语的语境里，“元”本身就变得可疑之物了，由此也马上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公理系统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是否存在着一个科学的语用模式?公理基础之上的语用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检验?利奥塔尔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才引出了他的关于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如下结论的：

为了让人们接受一个科学陈述而进行的论证，要求人们“首先”接受(事实上根据循环性原则，这种接受在不断地重新开始)那些确定论证方法的规则。由此出现了这种知识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在方法上的灵活性，即它在语言上的多样性;二是它的语用学游戏性质，游戏中采用的“招数”(引入的新命题)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对话者之间建立的契约。

牵强地说，尽管“元”字思维朦胧存在，但也只是一个影子罢了，或者说在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里至少告诉了我们两条信息：首先，后知识话语的合法化是一种语用方式多样性运作的结果，这与我们上一节里提及的语用修辞不无关联;其次，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语言游戏规则上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是不可缺失的根本性条件，也就是说，合法化的获取是一种契约约定的结果。关于举证的复杂性问题，利奥塔尔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即“性能优化原则”。举证之所以复杂恐怕就在于性能优化原则的介入。所谓的性能优化原则是指“为了获得性能而增加输出(获得的信息或变化)，减少输入(消耗的能量)。因此它们是一些游戏，与这些游戏相关的不少真善美，而是高效：当一个技术’招数’获得更多、消耗更少时，它就是’好的’。”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应该说，语用语境中的举证不是出于知识本身合理性的需要，而是一种技术等外在之物运作的结果。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合理的真善美的原则，而是强力和金钱的原则，是效率和利润原则。由此，利奥塔尔深刻地指出

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有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

本来举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为了得到科学信息受话者的赞同而进行的论证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受到另一种游戏规则的制约，这种游戏的赌注不是真理，而是效能。所以，利奥塔也是深有感触地说，人强化了技术，也就强化了现实，因此也就强化了公正和有理的可能性。力量的合法化不仅是性能具有正面意义，而且检验和裁决也都成为其中的游戏。这也不能不说是后知识话语的一个不可剥离的特点。

一旦我们在利奥塔尔对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洞见之上反思后知识话语，或许会情不自禁地形成一种真理和公正意义上感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后知识话语的价值所在。从知识到后知识话语，这一过程就已经是极其艰难的了，后知识话语本身需要的不仅仅是批判，而且还需要认真地转换、解释和游戏。

3，伦理诉求与后知识主体

在后知识话语与知识传统发生决裂之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知识分子由过去的真理的发现者和代言人身份走向了对知识话语的想像性建构，也恰恰就是这种想像性建构又引发了另一个当代知识界难以回避且越发突出的问题，即知识伦理问题。我们知道，昔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本身没有主体问题，他本身不占据主体地位，他更多是把自我融入到他所崇拜、维护和代言的上帝、真理、本质和群体之中，所以，他所诠释、所宣传乃至所领悟的知识都是有终极根据的，其真理性也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知识传统观念式微之后，我们如何来确定知识话语的价值，如何来判别知识话语的有效性，如何来重新建构知识话语的合法化就不能不为整个知识界所面对，伦理诉求也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地位。

塞利姆·阿布指出，在康德赋予理性在道德领域行使自由支配权之时，科学主义则预设了一个所谓的“推理者共同体”，就是说，任何个体必须寻求共同体的认可才可能在相互承认的基础获得共识，共同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话语的一项最基本的准则。这也是哈贝马斯所不断关注的理论焦点。哈贝马斯充分注意到了黑格尔的先验主体在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观念，因此提出道德推理必须在所有参与者中间寻求一致的规范才会有效 。可以说，一致的有效性既覆盖了事实性真理的领域，也覆盖了价值性陈述的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对真理要求的偿还和兑现是不能靠把表达与现实进行直接对比来实现的。命题不像图画，图画与它所表达的东西多少有些相像，但真理与现实不存在可比性，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在陈述中表现出来。所以，所谓的真理只能以人们之间见解的一致来加以定义。当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建构所谓的合理共识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共识本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或认可了不同的受社会存在制约的立场，包含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相关的正当性论证。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承担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之正当性论证的所谓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不问价值关切的技术性专家。这样一来，人们不禁要问，社会制度的自由，公义程度和文化秩序善的程度，交给谁来料理?知识话语如何通过建构必要的伦理机制履行好自我应有的社会职能?

其实，知识传统中关于知识性质的论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知识性质和知识建构的伦理问题。关于世界观与知识伦理的关系问题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理论视角。据刘小枫先生提示，世界观理论是由洪堡最先引入知识界的`，狄尔泰把这一概念用于考察历史哲学，而舍勒则把它变成了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当然，其中的问题相当复杂，非三言两语能道明。我所感兴趣的是，狄尔泰和舍勒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对哈贝马斯知识话语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对知识伦理的奠基作用。与马克思基于知识演化的进步论，强调意识形态结构中的阶级冲突性因素，由此引申出关于进步或反动的社会批判性理论不同，狄尔泰关于世界观类型的思想排除了思想史观的进步独断论，从而使各种世界观的历史冲突不再是进步与落后或真实与虚假的冲突，而是类型的冲突，也就是说，狄尔泰的世界观理论既包含着生命欲求的心理学层面，也包含着历史和社会的人类学层面，每一种世界观表达的只是整体的一个片断。这种类型冲突的基础或许就是维柯所说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制造出来的”，永恒真实的理念并不存在，只有与社会生活的实在结构相适应的历史相对的真实理念。狄尔泰的知识论思想为舍勒提供了一个致思路径。舍勒在自我的知识伦理学思想中总是在不断地摒弃着知识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终极冥想。比如舍勒在狄尔泰的启示下抵制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因为马克思的失当之处在于，他把无产阶级群体利益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绝对性诉求。舍勒则从存在于历史和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类型中发掘出他们本身具有的结构价值 。

也正是这种舍勒所谓的群体类型的公共历史和社会空间成为知识伦理学存在的可能之地。哈贝马斯认为，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之内，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其他人的潜在的同意，也就是说，规范的有效性或表达主体情感的真诚性尽管不能与命题真理相混淆，但道德与真诚对事实陈述的介入是不容忽视的。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着眼，语言行为具有内外两部分：内部是指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正确性、真诚性等原则，外部则涉及诸如谁有权参与和按什么程序参与等问题。显然，后知识话语的伦理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首先是如何达到内部原则与外部原则的契合，其次需要进一步考虑主体知识活动的基本立场。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换，这种转换在哈贝马斯那里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命题有效性问题不再是一个有关语言与世界的客观关系问题。言说者依靠有效性要求提出了它的表达的有效性条件，但有效性要求同样也不能只从言说者的视角加以定义。有效性要求的目的是要通过言说者与听众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它们只能用各种理由，即话语来获得兑现，而听众则是用具有合理动机的立场来对它们做出反应。” 从语用的意义上说，陈述的可理解性、正确性和真诚性都是主体间性的一种有效契约。这种有效契约的伦理内涵在于：一是陈述中的命题在以言行事的空间中脱离开来，有效性条件放弃了对命题的依附，这样一来，有效性问题所面对的也就不可能是昔日的语言与客观世界之关系之类的问题了;一是个别的陈述行为与以合理性为基准的有效性结构联系起来，主体间性达成了一种互动的交往模式，也就是说，互动的参与者就他们为言说行为的有效性达成一致，他们作为主体彼此承认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应该说，有效性概念展露出主体间性的伦理意味，但在公共交往机制方面还暗伏着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哈贝马斯也有所注意。比如，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主体通常具有某种本体论前提，他必须面对一个客观世界，在此世界中，他才能认识事物，才能有目的地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 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文化价值观的那种有效性要求不能像真理性要求那样超越地区性的局限。文化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性，就像其名称所表明的，它们只能在特殊群体的文化和生活世界的范围内有效。一种价值观仅仅在特殊形式的生活途径中才是合理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后知识话语的伦理立场还必须考虑主体自身的位置和主体间性建构的可能性：主体如何在语用交往活动中进入自己的给定角色，主体如何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把自我的理解、真诚等转换为一种公共空间，达到语用的一致有效性，主体如何在文化价值的差异中保持一种彼此的可理解性。这无疑是后知识话语的一个伦理学难题。当然，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设想 。比如，他认为，任何语用的交往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某种合理性概念作为基础，尽管合理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危险性，因为理论的有限性通常被它的普遍性所遮蔽。但无论如何，交往经验的共同设定还是不可或缺的，意义的理解以经验为前提，经验通过对交往行为采取的态度而获得理解的可能，主体也总是可以通过经验交流和某种共通性寻求到公共空间中的应有之意义。所以，相互连接的语用性交往在具有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主体的可理解性中完成了一次伦理意义的整合，后知识主体也在这种整合中完成了自我的伦理义务和责任。哈贝马斯的这样一段话还是具有启示性的： 对于交往行动模式来说，语言只有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发言者在符合理解的原则下运用句子时，与世界发生了关系……他们不再直接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了关系，而是按照他们运用的表达被其他行动者所驳斥的可能性，相对地进行表达。理解，只是按照内部活动参与者，对所要求运用的他们的表达意见一致，就是说，在主体内部承认他们相互提出的运用要求，才作为行动合法化的机制，发挥作用。

一种状况规定制定一种秩序。借助这种秩序，交往参与者往往把行动状况的不同因素安置于三种世界之中的一种世界，并且从而包括了他们以前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现实的行动状况。一个对手的状况，乍看起来与自己的状况规定不同，但却提出了自己类型的问题，因为在合作的解释过程中，没有任何参与者可以占有解释的垄断地位。对于两方面来说，都存在着解释的任务，就是说，都要把其他人的状况解释，变成自己的状况解释，并且是安置修正了的观点，按“他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外部世界置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背景之前，而与“世界”相对照，从而可以充分地掩饰相互不同的状况规定。

话语的关联研究 篇6

体育文化与山东主流文化的内在关联性研究

在山东体育文化定义的探索和对其主流文化的丰富内涵把握的基础上,寻求促进两种文化形态产生和发展的`本质因素,并进一步探索山东体育文化和山东主流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在体育文化和山东主流文化之间的关联和相互交融冲突过程中,导致两者将产生何种影响进行推测.

作 者：郑志磊 姜川 张颖 ZHENG Zhi-lei JIANG Chuan ZHANG Ying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分校体育教学部,山东,威海,264500 刊 名：体育科技文献通报 英文刊名：BULLETIN OF SPORT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17(12) 分类号：G80 关键词：体育文化   山东   关联性   研究  

日常化叙述变异与网络话语关联 篇7

“技术中心化使技术成为一种霸权, 任何艺术、宗教、文化不与技术联姻, 不成为技术中心的附庸, 就将不具有价值。”[1]在审视网络带来的影响时, 这种说法并不见得突兀。那么, 在网络技术无处不在之时, 宽泛意义上的日常化叙述, 比如对日常生活的自我关照和表现, 以及用日常化方式来关联世界等, 在进入了网络审美领域之时, 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变异, 其背后又包含着什么样的话语呢?

一.审美关照下的日常化叙述变异

当日常化叙述遭遇网络空间之时, 它首先面临着虚拟与现实的两重状态。它在网络中获得了宽泛的虚拟空间, 但这一空间又使人产生了真切的现实感, 甚至有学者将此直接概括为“虚拟现实” (Virtual Reality) [2]。虚拟现实与传统的艺术世界十分相似, 两者都用符号和喻意来构建空间, 但是技术革新又使得两者有着显明差异, 即“网络虚拟空间极端的开放性、多元性”, 带来了“组织上的极端自由和无序, 以及其中交流手段的丰富与发达。”[3]

事实上, 网络审美中的日常化叙述“虚拟”, 早已溢出了虚构的一般意义范畴。玛丽-劳勒·莱恩指出:“从词源上看, ‘虚拟’ (virtual) 一词来自virtus, 这个拉丁词的意思是力量、男人气质和美德。在经院时代的拉丁语里, virtualis指一种潜力, ‘力量’ (virtus) 之中的‘力’。按照这种哲学意味, 虚拟之物不是剔除真实之后的剩余, 而是可能发展为实际存在事物的潜力。”[4]日常化叙述表现出的虚拟, 也并不意味着对真实的剔除, 它之中有着日常现实以及日常需求的存在。也正因这种存在, 日常化叙述突破了原初现实的界限, 进入到一种新的话语场去重新组合意义, 甚至重新构建审美标准。在虚拟与现实的重新组合中, 它展开了更为自由的虚拟, 并将此作为一种突破现实牵制的力量。可以说, 这正是一种变异表现。

此外, 日常的琐碎可以被截断择取, 杂乱可以被重新给以秩序, 这些变异可以将新的片段和秩序归入传统的审美意识。话语的琐碎、混杂、无厘头和故作深沉, 方式的混合、机械、不确定和千奇百怪, 意义的零散、浅化、姿态性和凌乱无章等, 这些本身就充满矛盾性的特征, 似乎与审美意识中意义追求、本体趋向、革新创造, 有着激烈冲突。但出乎意料却又心平气和的是, 硝烟弥漫的战争并没出现。相反, 通过微言大义、披沙拣金的方式, 日常化的叙述同样可获得审美的关照和回应。由于本身具有混杂、机械、重复等特征, 在进入网络审美空间时, 它不得不重新组织秩序和意义, 并努力保持着自身的姿态, 避免消失在传统审美话语之中。这些变化, 虽然并不见得都以鲜明可感的方式进行, 但却也算是静水深流, 无处不在。

更为重要的变异, 还体现在日常化叙述在网络审美中的姿态性, 这种姿态性也反转了日常化叙述在审美领域中的地位, 使之获得了一种能动意识。它有意识保持着自己凌乱混杂的特征, 甚至以意义浅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独特的存在。

潘知常在提出“反美学”说法时, 认为当下的审美文化, 追求差异性、不确定性、反常话语, 是一种反美学的美学。[5]可以说, 网络审美中的日常化叙述也存在一种有意识的反审美的审美取向。技术革新将审美泛化到生活各个方面, 并且将既往的审美权力分解到各个网络终端。每个鼠标持有者都可进行审美取舍, 对一切严肃或者诙谐的广义文本评头论足一番, 这本身就是审美意识的泛化。

二.变异背后的多重话语

皮埃尔·布迪厄在谈及文学秩序时认为:“在一个达到高度自主和自我意识的场中, 竞争机制本身允许和推动不同寻常的行为的寻常生产。”[6]借此说法, 日常化叙述在网络审美中的变异, 也正是发生在一个整体场中, 它的背后一样隐含着“不同寻常的寻常生产”。从整体上看, 这紧密联系着网络审美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向。而在审美大众化转向的背后, 身体感性和消费泛化又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此外, 在变异的背后话语中, 最终还有着人类审美需求的整体性影响。

网络将众多的话语权力分散开来, 虽然并不意味着权力的平均化, 但至少带来了宽泛的公众参与权和日常表述机会。在日常化叙述中, 固有的话语等级已经不能框定当下的多重状况。知识层次、社会地位在网络审美中占据的位置, 已经远不如以前那样显要。匿名、虚拟、平等、自由等词语, 成为描述新状态的常用字眼。就算暂且不去探讨这些词语的歧义性, 也可从中见出话语权力的变化。显然, 既往的精英话语更多混同于了大众话语。精英与大众, 在网络审美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这里并不见得多么重要, 而是两者之间的位移和混合, 更能够成为日常化叙述变异的原因。

从这种变化中, 也不难见出身体感性和消费话语的影响。“感性的网络决定网络的感性力量, 而这种感性形象反过来又加强着全社会的感性化迁移, 从而导致人纷纷从传统文化规则场域中抽身反顾感性的王国。”[7]这一话语, 也表明了网络与社会话语之间存在的关系。当日常感性与技术手段联结时, 显然也就获得了更为有力的自我衍生力量。于是, 能够接受的信息, 不仅仅来自单层次、小范围的日常, 而是与多重的、宽泛的日常联系在了一起。从观念形态的角度来看, 网络空间中的感性, 往往更多表现为了物质化的消费观念。那么, 日常化叙述在网络审美中呈现出消费取向, 甚至使审美成为一种消费性行为, 也就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这难道不是又一种背后的话语?

但是, 对日常化叙述变异的思考, 最终仍然不得不在审美人性中寻求某些说法。这样的方式, 可能会导致对人性话语的虚化理解, 或者滑入一种解决现代问题的习惯性思路。可是, 人性本来就非既定不变, 网络技术给人性也带来了新的理解向度。作为最根本的存在, 审美人性在网络空间有着无可替代之处。正如阿多诺所说:“文化工业通过不断地向消费者许愿来欺骗消费者, 它不断地改变享乐的活动和装潢, 但这种许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兑现”, 需求者“实际上仍不得不过着日常惨淡的生活”, “同样的, 艺术作品也不能兑现性爱。”[8]在网络审美形成新因素的同时, 人的主体性也始终不能被替代。人性的底蕴和规约如果不再存在, 那审美也就不再成为人类的一种精神需要。

三.结语:另一角度的展开

尼葛洛·庞帝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艺术表现方式得以更生动和更具参与性的新时代, 我们将有机会以截然不同的方式, 来传播和体验丰富的感官信号。”[9]可以说, 信息资源的随意获取, 网络狂欢的放任自由, 其实也并没有否定审美意识的存在, 倒是审美领域中众多的信息变化更值得注意。随着大众文化位置的提升, 视觉之外多种感知方式的展开, 审美对象大规模的变异, 当下审美话语也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精英层面的审美转向大众, 高雅自诩的品位转向日常。审美活动也远远超出了传统范畴, 渗透到日常生活群体之中, 与日常消费、物质欲望、精神消遣、社会交际等混淆在了一起。

当然, 日常化叙述在网络空间获得审美意义之时, 也就带进了多种可能和潜力, 或者说带入了多种语境关系, 受到了多重力量的牵扯, 从而发生变异, 这种变异也带来了新的审美意义。在日常化叙述变异背后, 各种话语的纠结, 不仅体现在大众审美、日常感性、消费观念、人性底蕴等方面, 这里还存在着众多难以厘清的关联。这些关联无疑是网络美学中的重要话题, 这里, 虽然不能更深入地对它们做出探析, 但是可以明确感受到其中对叙述话语的影响。对日常化叙述变异的思考, 也许正是另一角度的展开。

参考文献

[1]王岳川, 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51。

[2][7]欧阳友权主编, 网络传播与社会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24, 36。

[3]张江南、王惠, 网络时代的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55。

[4][美]玛丽-劳勒·莱恩, 电脑时代的叙事学:计算机、隐喻和叙事[A].戴卫·赫尔曼主编, 马海良译, 新叙事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64。

[5]潘知常, 反美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5, 38-42。

[6][法]皮埃尔·布迪厄, 刘晖译, 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83。

[8][德]霍克海默、阿多诺, 洪佩郁译, 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139。

话语的关联研究 篇8

【关键词】关联理论 概念合成理论 认知语境

引言

概念合成理论最早由G.Fauconnier在《心理空间》一书中提出，也称为心理空间理论或空间合成理论。2002年他们将心理空间定义为“人们思维或交际中为局部理解或行为而构建的小的概念组合。”心理空间在工作记忆模块中运行，但也可通过激活储存于长时间记忆中的结构而构建。同年，他们又将概念合成理论的九条原则概括为五条，而其中的“关联原则”具有更基本的功能，这个原则给整合的成分分配不同的重要性，以此来决定整合按哪种方向发展。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在胳膊上打针”这个整合，这就意味着把新董事长映射到医生这一角色的原因就是关联。换句话说，关联就是实际语境中整合背后的主要动力。

认知语境，听话人依据说话人的字面意义结合语境，推出一系列语境假设。语境假设或存在于记忆中或直接感知或由推理获得。语境假设即认知语境。交际是明示-推理行为，说话人通过明示行为（言语的或非言语的），向听话人传递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听话人依据明示行为进行推理，推理的过程就是寻求关联的过程。关联体现知识经济性。个人关联与正面认知效果和话语理解时所付出的努力程度相关：正面认知效果越大，获取这些认知效果所付出的努力越小，关联性 就越强；认知效率与付出的努力之间成反比关系。

一、关联的寻找和认知语境概念

对关联的寻找很大程度上控制和主宰着人类对语言和非语言交际事件的理解。人们在面对一段正在进行的对话却显然不连贯的情况时会禁不住问“为什么在此时此地对我说这些？”比如广告的文本和图画放在同一页呈现，人们就会自动地假设，它们在一起出现一定是有某种原因的，并会寻找它们之间某些合理的关系。同样，对话人通常会在前面的话语语境中寻找这一句话的关联；即使他们没有立即意识到某个成分是如何结合的，也会尽力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联系。

二、明示-推理行为和知识经济性

关联理论中除了言语表达的手势、表情、非言语表达等被称为“明示-推理行为”（ostensive-inferential behavior）。而从认知语言学的观点看，用主体-背景分离来理解：所谓的明示理论刺激从所有那些没有被语言或非语言显性编码的潜在假设构成的概念背景中突出出来，成为了突显的主体。

关联还受制于两个补充要求：一方面，关联依赖于一个优先处理的假设在互动的一个参与者身上所能尽量取得的积极认知效果；另一方面，关联和认知效率有关，而认知效率要求积极地处理资源。1978年Rosch提出“知识经济性“用来证明基本层次范畴在对现实世界进行概念化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定义为关于一个对象的最大量信息可以用最小认知努力获得。而概念整合显然把关联，按定义也包括认知效率，融合为它的一项控制原则。

三、假设，重要关系和压缩

关联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都注重认知处理的在线特征，但是它们使用不同的方式处理问题。在关联理论中，认知环境的变化被看作是由一个明示推论行为所触发的，这种行为引起了各种各样的假设——以一串语音已经发出这一事实为基础的假设和以这个语音链的语义内容为基础的假设。假设系统植根于语用推理的传统，似乎为处理认知输入提供了一个颇为系统的、逻辑的方法。在概念整合理论中对认知材料的处理看起来自由得多，但也模糊得多。认知输入的来源通常未真正得到探讨，但这些来源包括语言的、视觉的和听觉的刺激。认知输入集合到心理输入空间中，并得到以认知模型形式从长期记忆中抽取的材料和另外的语境材料的支持。在输入空间中，材料的构建和输入空间之间的跨空间投射依靠重要关系，尤其是依靠同一性关系、时空关系、特性关系、原因-结果关系以及部分-整体关系这些重要关系。重要的是这些关系没有形成一个连贯一致的系统，而作为整合空间中新生结构基础的压缩也不连贯一致。

四、结语

综上，通过分析D. Sperber& D. Wilson关联理论中的认知语境，明示-推理行为和知识经济性，从而对比了关联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中的关联原则。关联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中的关联原则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总之，关联理论与概念整合理论互相补充，共同促进了认知语言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