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鲁迅

我眼中的鲁迅（通用10篇）

我眼中的鲁迅 篇1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我们所熟知的鲁迅，但这并不是完全的鲁迅。

很久以来，鲁迅在我眼中是一个将手中的笔杆化作一柄冰冷锋利的匕首，毫不留情的直插入社会阴暗的勇士，是身披盔甲，手持利剑的斗士。于是，脑中出现的是正义凛然，从容地说着：“真正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鲁迅。

当最后一缕阳光被吸入山下，凉风开始撩拨树梢，我逐渐安静下来，犹如水边静默的一根水草。静静地，翻开《笑谈大先生》。书名正如此刻的心境，轻松却不喧闹。跟随着陈丹青先生轻松的讲诉，渐渐地，了解一个不同的鲁迅。原来，一直，鲁迅那张方方正正，瘦削的脸并不总是像照片上所看到的那样，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似乎很凶。原来，鲁迅是很“好玩”的一个人。正如所有的史书典籍都忽略了、抹煞了孔子善于自嘲，幽默的一面，书籍总是代表个人的观点，所以不可能完全如实或是全面。我也忘记了，鲁迅也有可爱幽默的一面。

一方面，我们可以从鲁迅的文章见发现这个真相。鲁迅说：“我佩服会用拖刀计的黄汉生，但我爱莽撞不顾利害而被部下取了头的张翼徳；我却憎恶张翼徳型的不问青红皂白，抡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我因此喜欢张顺的将他诱进水里，淹的他两眼发白。”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智慧幽默。而另一方面，生活中的鲁迅同样是妙趣横生。北大教授川岛大部分时间用在谈情说爱上，他留了个学生头，绰号“一撮毛”。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送给川岛，鲁迅在扉页上这样写道：请你从“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受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呵呵，这也是鲁迅先生哦。

我眼中的鲁迅 篇2

我记得从小学开始, 课本中便频频出现鲁迅先生的作品, 而他的作品往往都是作为精读课文, 甚至很多都要求背诵。说实话, 当时的自己无法理解那些平淡无奇的文字到底在诉说什么, 也无法理解那些文字的背后到底蕴藏着怎样的力量。等到年纪稍长, 渐渐对鲁迅的生平有了了解, 也有幸读到鲁迅先生一些更为深刻的作品。从这时起, 我开始试着寻找那些文字背后的意义, 开始思考他这一生究竟在呐喊什么。

抱着这样的态度, 我翻开了那篇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狂人日记》。不得不承认, 对于我来说, 这的确是篇很难理解的文章, 狂人的疯言狂语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合逻辑, 甚至有些荒谬。于是借助一些文学鉴赏的书籍, 我才得以慢慢体味到其中的寓意。整篇看完, 我不禁倒吸一口冷气:鲁迅先生是如此的尖刻, 也只有他, 会将那个时代的扭曲以及人性的丑陋赤裸裸的呈现出来。“‘从来如此, 便对么?’‘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 你说便是你错!’”当时的人是麻木的, 而鲁迅憎恨这种麻木。没有人敢跳出来反对司空见惯的现象, 人们宁愿忍气吞声的活着, 也不愿做一个异类。“吃人的是我哥哥!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 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未必无意之中, 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 现在也轮到我自己,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是痛苦的, 他反对封建传统, 而自己又深陷其中。在这种无奈的困境中, 他只有寄希望于孩子, 虽然希望似乎并不大, 但他还是毅然地将眼睛转向孩子。

读完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 我的脑子里却浮现出当今社会的情景。年轻人总是能看到社会丑陋的一面, 他们极力宣泄着自己的愤慨和不满, 然而满腹牢骚最终只是一种情绪的发泄。于是人们赐予他们一个头衔“愤青”。其实不管在哪个时代, 总有些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的, 单凭民众很难彻底改变社会的阴暗。然而, 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 人们完全可以借助网络来进行正面的引导, 这样, 当代人的呐喊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声音, 它可以演变为一种力量, 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

还有一篇不得不提的文章———《阿Q正传》。鲁迅先生旨在通过这篇文章批判国人的劣根性, 从而引起大众的反思。而他在文章里所揭示的一条条人性的弱点, 至今仍存在于中国人的骨子里。它们是:保守性, 虚伪性, 欺软怕硬, 盲目自大, 幸灾乐祸, 投机取巧, 麻木愚蠢, 卑鄙懦弱等等。谈及创作目的, 鲁迅说, “是要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 一下子推诿掉, 变成旁观者, 而疑心到像是写自己, 又像是写一切人, 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是我不禁在想, 每一个阅读阿Q的人, 都把自己当成看客, 一边看着文章里揭示的劣根性, 一边细数身边人的种种劣习, 然后点头称道, 夸赞鲁迅总结的多么深刻多么到位。但是很少有人反思自己。苏格兰思想家Carlyle曾说:“Thepopulation of Englandistw e nty m illions, m os tlyfools.”每个英国人都对这句话津津乐道, 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个例外。如同阿Q一样, 每个中国人都认为阿Q身上包含了除自己以外所有中国人的劣根性。这的确很可笑, 即使是在当今时代, 这个笑话依然在延续。一条丑陋的新闻往往能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 人们对这样的负面新闻持有极大的兴趣并报以很高的关注度。一时间, 大众的焦点都集中在此。可笑的是, 人们一边在茶余饭后聊着这件事, 一边不断的批判:这简直是太荒谬了, 为什么这样的事要被关注?而媒体也在一边持续报道这些丑陋, 一边发稿斥责大众的负面关注度。近些年的“艳照门”事件和“小月月”事件便是很好的例子。所以, 其实每个人都是阿Q。

《朝花夕拾》是鲁迅先生回忆童年的作品, 里边收录了他儿时的一些旧事。那些旧事, 有的十分美好, 有的却让他童年的天空变得凄暗。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让我看到另一个鲁迅。“不必说碧绿的菜洼, 光滑的石井栏, 高大的皂荚树, 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 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 轻捷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冬天的百草园比较的无味;雪一下, 可就两样了。拍雪人和塑雪罗汉需要人们鉴赏, 这是荒园, 人迹罕至, 所以不相宜, 只好来捕鸟。”毛泽东说过,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的确, 鲁迅先生在人们心中一直是一个硬朗的形象, 他不畏强权, 敢于批判丑陋, 与其他作家斗嘴皮子……然而, 在这篇文章中, 那些对于童年记忆的细致的描写, 反映了他刚硬外表下细腻的心思。我想, 当鲁迅先生叼着烟斗, 坐在窗前回忆童年的时候, 一定是他人生中最轻松的时刻。

萧红在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写到“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 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 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 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这几句描写看似平淡, 然而我认为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鲁迅先生的内心非常的强大。他一生光明磊落, 无所畏惧, 所以他的笑是最真实的笑, 是明朗的笑, 是发自内心的笑。

当代青年眼中的鲁迅 篇3

上篇 年轻人看鲁迅

徐颂赞：从失语到直言

鲁迅的书写，展现的是底层百姓中的被损害与被侮辱者，对于这些人群，更重要的不在于他们说了什么，而是他们没说什么，想说而说不出什么。从这个角度可以透露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生存处境。譬如如木偶人一般的成年闰土，没法说，也无力说，沉默的意味有时比已经说出来的更为丰富且耐人寻味。祥林嫂在丧亲后，逢人便重复自己遭遇的不幸，倾诉成瘾，可是话语失序，前言不搭后语，这是典型的“絮语症”。他们无法用正常的社会语言来描述、揭示自己的生活困境。他们是失语的中国人。

20世纪初的中国，工商业、报业、教育勃兴，中上阶层的言论愈发活跃，文人、政治家通过办刊、结社、演讲等，生成了丰富的言论和知识。矛盾的是，此时的底层百姓愈发沉默、麻木，他们缺乏书写能力，陷入了严重的失语状态。鲁迅创作的小说，就是展现这些话语贫困的群体。话语的贫困不仅体现了物质上的贫困，更是精神上的贫困。从鲁迅精心描绘的目光、动作、神情，显现群体的病象，这固然引人悲哀，更令人绝望的是，只有“醉醺醺”的“蹒跚”，没有对疾病的战斗和升华。

当下我们谈论鲁迅，为何仍能体会到力量感？为何鲁迅笔下的形象仍能揭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这可见有些东西还是变化不大的。但真正需要我们郑重面对的严肃问题却是：我们一次次地引用鲁迅，泛滥地引用，其实是讳言、曲笔，是放弃我们的责任。这份责任是直面、直言，也就是用当下的语言、带有我们自己风格的话语来说出它。因此，知识人要将说真理视为自由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摇动麻木者的耳朵，震撼权力者的傲气，训练直言者的自我。

周洲：重塑民众的身心

在鲁迅的书写中，“阿Q精神”“药”“病”等，都是流传至今的鞭辟入里的词语。鲁迅的文本与同时代的胡适、王造时、罗隆基的非常不同。鲁迅使用的语言是文学的、想象的，更平白易懂，更具有故事性和戏剧性，而王造时和罗隆基的则是非常专业的政论。另一方面，鲁迅的视角很特别，对底层民众有更准确的观察。胡适他们在《努力周报》《新月》杂志上的政论，讨论的是好政府、结束训政、保障人权这样的话题，而鲁迅让我们看到底层民众在关心什么。一般民众与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的断裂，就在鲁迅和他们的不同文本中突显出来。广大民众最关心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阿Q关心的是特别现实的问题：自己能不能像赵秀才那样有“特权”？华老栓无法理解夏瑜在为他们牺牲，他只想用夏瑜被砍头后的人血馒头给儿子华小栓治肺病。因此，鲁迅那些根植于中国人日常生活深处的语词，有很强的生命力，一直穿透到现在。

社会现实与民众思维是相激相荡、相辅相成的。什么样的土壤，就会孕育出什么样的社会现实。反过来，社会现实也会对人们的思维和身体产生一系列的影响。这要么是良性的相互激荡，要么是恶性的相互激荡。鲁迅企图以自己的语言来展现那个年代民众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企图唤醒人们的麻木，形成健康的身体与思维，从而建立起一套现代文明的社会规则。他用文学代替手术刀，因为文学可以代替砍头这类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酷刑，有效地重塑民众的身心，此所谓付诸教化。

徐定之：活得体面和体面的问题

我想从社会背景的角度谈谈鲁迅笔下的人物。鲁迅笔下的人物之所以愚昧、自私、势利，和中国农耕社会长期以来的物质生存条件极其艰难有关。自从明代以来，马铃薯从美洲传入中国，导致中国人口大爆炸，大量人口只能挣扎在生存线上。底层民众只能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并没有余力去追求形而上。田园牧歌从来都只是士绅阶层的太虚幻境，真实的农耕生活是窘迫而惨烈的。在人血馒头这个故事可以看到，在一个生存本身就是极为艰难的社会里，道德是奢侈品。于是，在这种长期挣扎在生存线上的恶劣环境中，底层民众就演化出了自私势利的国民性。

与之对应的是另外的阶层，那些士绅阶层，那些活得相对体面的人，他们自然可以思考体面的问题。鲁迅属于这一阶层，所以有能力去思考人的尊严，所以看到了华老栓的卑劣。但鲁迅之所以能活得体面，首先建立在鲁迅的家庭背景之上，他祖父是个翰林，他自幼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们多少能原谅鲁迅笔下那些不太体面的人了。

今天，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至少大部分中国人已经脱离了贫困线。但是，当下的中国贫富差距扩大，还是有大量人被生计所迫。当然，这里说的“生计所迫”，相比起鲁迅的时代，是更高标准的“生计”。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底层民众是否已经走出鲁迅所描绘的国民性，活得体面的人是否如鲁迅一样，关心不太体面的人？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陈雨石：鲁迅的不中不西、不新不旧

我想从鲁迅的思想资源去切入他的小说叙事。鲁迅的思想资源，在中国传统知识方面，他从小有经史方面的阅读，另外在日本受到章太炎的影响；域外新思想这部分，他留学日本后，阅读了很多日译本的外国小说，尤其对俄国小说和俄国知识分子兴趣很大。从中可以看出他自身的一些矛盾性。比较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鲁迅在国学方面的积淀比不上章太炎和梁启超，他从章太炎那里学到的东西，反过来用作批判传统文化、批判国民性；在新思想方面，他只是受到日译欧美著作的影响，他自己缺乏深入了解欧美文明的语言能力，不能和留学英美的胡适、章士钊等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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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的人生经历看，他早年在教育部当一个小公务员，当了很长时间，他自己也很不快乐。后来辗转在几个大学任教，又受到排挤。最后落脚上海，成为一个文人。鲁迅其实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后来受鲁迅吸引的年轻左翼文人，在当时也属于边缘的知识分子群体，和胡适他们相比，在话语权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鲁迅内心充满着像俄国知识分子那样的道德冲动，这一点和梁漱溟很像。梁漱溟回忆说，早年看到底层劳动人民的困苦生活，内心升起悲悯之心与匡扶社会的志向。鲁迅却没有走到梁漱溟那样亲身实干做乡村建设运动或社会改良运动的路上，最终还是回归到以言论去警醒国人的启蒙路径。我不知道鲁迅是否有过那种通过实际行动去参与政治的想法，比如参加政党或者社会运动，去实践他心中改造社会的理想，但就从他本人的实际选择看，他一直处于一种不上不下的夹缝中。这种夹缝状态成就了鲁迅在文字上的深刻，但也让鲁迅在思想上产生了偏激的特点。鲁迅的思想缺乏建设力，因为他自己很少参与有建设力的事情。

但鲁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与那些同样受到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不一样，当这些年轻人后来纷纷投身激烈的政治运动时，鲁迅没有从阅读俄国著作这条路上走向激进，而是有自己的思考。这与他身处夹缝状态有关联，因为他处于一种不中不西、不新不舊的状态。鲁迅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个体，这也是他何以伟大的一个因素。

魏凡超：向来不乏破坏者，却缺少建设之人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向来知有权势、货财之权利，而不知有天赋人权之权利，这是常态。古人即便将“权利”二字连用，也同样解作权势、货财。作为破坏者而生的鲁迅，意识到不破则不立，“（我们）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的东西，或者将不为自己所有的东西，总要破坏了才快活的……他（张献忠）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进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坏李自成的帝位。怎样破坏法呢？做皇帝必须有百姓；他杀尽了百姓，皇帝也就谁都做不成了。既无百姓，便无所谓皇帝，于是只剩了一个李自成，在白地上出丑，宛如学校解散后的校长一般”。说句诛心的话，非有张献忠之人格，焉能看透张献忠之心事？其实并不足怪，鲁迅不是被公认作“最勇敢的战士”么？既为战士，难免杀人。鲁迅一支笔，横扫五千军。自他驰骋文坛以来，笔下杀败之人，可谓不胜枚举。然战士终有死亡的一天，而他手下的败北者，大可趁此机会放几支冷箭。鲁迅生前就预言道：“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

破坏已成，更急迫的需要是建设。中国向来不乏破坏者，却缺少建设之人。面对强权，建设者需要有所妥协，而妥协精神在中国属于稀缺资源。鲁迅身上缺少的，恐怕也是妥协精神。

下篇

傅国涌：今天，还有谁能成为“中国的肺”？

鲁迅在作品中提出的问题，有些即便在今天看起来好像还一样。鲁迅虽死，阿Q犹在，鲁迅没有过时，他的问题还具有现实意义。我试图从三个方面来解读我们重新讨论鲁迅的意义。

杂文传统

我首先思考的是，站在百年中国言论史的角度，拿鲁迅与同时代言论界的代表人物作比较，如邵飘萍、张季鸾、胡政之、周作人、范旭东、汪精卫、蒋介石等19世纪的“80后”，胡适、傅斯年、罗隆基、王造时、徐志摩、陶行知、晏阳初、钱穆、卢作孚、梁漱溟等19世纪的“90后”。他们或是职业报人，或是新一代的实业家，或是职业政治家、职业军人，他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空背景，就是辛亥后的中国，经历了“五四”的淘洗。鲁迅与他们的区别在哪里？鲁迅与他们的共同点又在哪里？

2004年，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遥想季鸾当年》，比较了鲁迅开创的杂文传统，与张季鸾发扬光大的时评传统。两人都是“80后”，虽然年龄相差7岁，留日回国的时间却差不多，只不过一个从事文学，一个从事新闻；一个主要用白话写作，一个主要用文言写作。1936、1941年，他们相继离世，在以后的岁月里，张季鸾被遗忘了，相反，鲁迅成了一个显赫的符号，杂文成了引人注目的文体，有过长久的繁荣。这其中有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详见《遥想季鸾当年》一文，此不赘述。

民族的肺

第二个层面，可以将鲁迅与世界的作家进行比较。卡夫卡、哈谢克、罗曼·罗兰、高尔基、萧伯纳等，是鲁迅的同时代人。鲁迅与他们之间有怎样的差距？不仅在文学上，更重要的是与本民族精神关联上的差异。这是值得寻思的。

同是1883年出生的捷克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他们分别为世界文学史贡献了《好兵帅克》及《变形记》《城堡》这些杰作。他们作品的喜剧性、超越性，都是中国文学所匮乏的。中国文学最多提供了悲剧性的范本，提供了一些病弱的人物形象。鲁迅亦是如此。

仅从文本上我们即可看出差异，更不用说文本后面的精神世界。哈谢克1923年就死了，卡夫卡也在1924年死了，他们和鲁迅一样都是肺病患者。在20世纪前半叶，文学史上许多人都有肺病，他们是带着病体写作的。一个人的身体有病是病体，如果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有病，也是病体，活在其中的人都背负着这个沉重的病体。肺是一个人的呼吸器官，我们往前推一层，谁是一个民族的肺呢？肺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代表，一个民族也需要呼吸。什么叫呼吸？呼出去吸进来，这是精神、思想的层面。中国这个病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肺上，就出在精神上。我们的病是精神病。这个精神病不是病理学上的精神病，而是精神意义上的精神病。

卡夫卡和哈谢克是捷克的肺，或者说是捷克的精神代表，虽然他们也得肺病死了，但他们留下的文本，特别是小说，具有巨大的超越性，具有强烈的形而上关怀。鲁迅是“中国的肺”，一个民族的肺。

如果说那时“中国的肺”是鲁迅，但很不幸，“中国的肺”是有病的，因肺病不治而终。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病体与个体的病体是同构、同质的。但是，鲁迅没有在1923年、1924年停止呼吸，而是到1936年才停止呼吸，对这个民族还是有幸的。虽然在1924年之前，鲁迅最重要的文本，两本小说集《呐喊》《彷徨》已经完成，在后来的十多年里他还是留下了大量的杂文集，在与形形色色的力量较劲、论战中耗尽了自己的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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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想起1866年出生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他活到1944年才去世，他活跃在世界文学舞台上的年代跟鲁迅是有交集的。1935年，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问苏联，写下了一部《莫斯科日记》。他不敢公开，留下遗嘱说50年内绝不公开，连一个片段都不可公开，世人直到1985年才看到这本书，知道了他当时对苏联的真实看法。鲁迅没有去过苏联，不知道苏联的真相，大致上只知道苏联美好的一面，不知道其残酷的一面。鲁迅所仰慕的苏联作家高尔基生于1868年，跟鲁迅同一年离开这个世界。鲁迅生前甚至没有机会读到高尔基在十月革命前后发表在《生活报》上的那些不合时宜的思想。这些文字我于1996年偶尔在《读书》雜志上看到一篇介绍才知道。1998年，我买到了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译本，才了解到这位比鲁迅高一辈的苏联作家，在中国的“五四”时代，也就是十月革命后，曾经有过怎样的言论，对新生的苏联有怎样的洞察和批评。由此知道高尔基不仅仅是苏联的吹鼓手，他更是苏联的肺。

再来看看萧伯纳，英国文学史的庞然大物。他于1856出生，1950年才谢世，他是鲁迅唯一亲身接触过的世界级文学家。萧伯纳1925年就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1930年代访问中国时，已是誉满全球的剧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时，与鲁迅在上海见过面、合过影。萧伯纳是英国人，他身上有英国文明传统中陶冶出来的乐观、博大、宽厚、包容的品性，他是在洛克、休谟的故乡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身上的许多因素是比他小20多岁的鲁迅所不具备的。这是个体的差异，也是民族的差异、文明的差异。

通过这两个层面，把这些国际的、国内的，跟鲁迅在同一时空中有交集的作家放在一起，可以有许多新的联想。我认为，如果以非历史的态度研究鲁迅，只是以文学研究文学，永远都走不出文学。还是要在更宽阔的背景中看待鲁迅，看待“中国的肺”，看待他的病体和中国的病体。

今天，还有谁能成为“中国的肺”？

鲁迅之里

鲁迅原创的人物与意象，之所以有强大的力量，穿透时间的层层云雾，正是因为他带着个体的病体，与国族的病体呼吸相通，中国的肺”就是中国的。卡夫卡、哈谢克代替不了他，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也代替不了他，泰戈尔、高尔基、萧伯纳、罗曼·罗兰更代替不了他。

从思想史、文学史、言论史乃至政治史，我们看见的都只能是鲁迅之表，只有进入到心灵史或者说精神史层面，我们才能真正看到鲁迅之里，同时也看到一个民族的里面。钱理群先生早年的博士论文叫《心灵的探寻》，用了“心灵”这个词。27年前的那个早春，我第一次在故乡小城中读到就怦然心动。不过，那时他似乎没有想到过心灵史或精神史的表述。只有进入到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或精神史层面，我们才能进入这个民族的里面，来洞察她的身体与病体，洞察她的过去与将来。从“过去的现在”到“将来的现在”，因着“现在的现在”，我们对鲁迅的解读也就活了，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站在言论史的角度看鲁迅，我们只能看到当下性、现实性，不具备超越性。但是站在心灵史或精神史的层面，我们可以看见，鲁迅作为一个符号，一个古老民族在转型时代的精神符号，他具有高度的浓缩性，具有深刻的超越性。他超越了他所在的时间，即使今天，他仍能让我们反复言说、解读，因为他的人物，他笔下的阿Q、看客们，触及了这个民族政治文化中最顽固、最难改变的部分，那些世代累

积起来的深层文化结构里的部分。

我眼中的鲁迅 篇4

我国有这样一位大文豪：他时常穿着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短短的头发刷子似的直竖着，浓密的胡须成一个隶书“一”字，一张瘦削的脸庞，透露出刚毅和坚强;两道犀利的目光，仿佛能刺破四周沉沉的黑暗;一头不屈的硬发，一根根精神抖擞地直竖着······他，就是鲁迅。

鲁迅先生逝世时，终年才55岁，却写出了无数经久不衰的书：《狂人日记》《彷徨》《坟》等作品广为流传。他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鲁迅先生用许多名言警句来教育我们下一代，因此，我对鲁迅先生不仅仅是尊重，还对他有感激之情，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

我眼中的鲁迅作文 篇5

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先生。他既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的躯体已经死了，但他的精神却永远地活在人民心中。这就是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我们应该发扬鲁迅的精神，把病态社会的千疮百孔都暴露出来，并把它们击垮。

鲁迅原名”周树人“，后来因写书而取笔名，反反复复地挑选，才决定用”鲁迅“作为笔名。他一生都用笔奋战，创作出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狂人日记》、《故乡》、《坟》等小说及散文。

鲁迅原本在日本学医的，后来看到祖国如此的腐败，就毅然放弃了医术，回到祖国来，决定用自己手中的笔来拯救中国。从这个单元对鲁迅先生的学习，我了解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辈。鲁迅的侄女不认真读书，鲁迅并没有训斥她，而是用一种婉转而又幽默的说话方式来教导她认真读书。同时，我也从鲁迅先生教育侄女的话语中，我体会到了一种亲情的温暖。

鲁迅先生是个很朴素的人，他常常只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衫，短短的头发总是竖起来。然而，最让人过目难忘的是他那如隶书的”一“字的胡须，在他那胡须中，隐藏着多少力量呀!就连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都曾立他为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并用了五个”最“字来评价他。

我眼中的鲁迅作文 篇6

在读《回忆鲁迅先生》之前，我眼中的鲁迅是冷峻的，有着“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概。但在读这篇文章的过程中，鲁迅的形象变得迥乎不同了。

鲁迅先生是幽默的、爱笑的。只见他笑得把烟卷抖在地上，又咳嗽起来了;晴天了，他笑;下楼时，他笑;与他人开玩笑，他又是笑个不停。或许，平常我们课本上的鲁迅照片，应是笑的状态才算真实。

鲁迅先生是全部为着他人的，他总是把自己看得很低。拿自己极其珍贵的校样纸，揩桌子，擦油手。只有一辆车，要全让他人上去，自己才安心。明知身体不适，也要工作，而且是赶快做，就像是他的使命一样。

鲁迅先生是关心、宽容小辈的，不管是什么时候。在生活中，他对学生萧红的体恤体现在那小小的荷叶饼中。在工作上，他对青年人虽深恶痛绝，但仍深夜展读，这是一种爱护，那落着鲁迅先生目光的信纸便是一种证据。

鲁迅先生的家庭是充满爱的。贤内助许先生，一点钟送走客人，第二天六七点钟又要起床管理家务，从早晨忙到晚上。不经意一看，她又在厨房里工作了。可她的笑仍是愉快的——她心甘情愿。鲁迅先生对许先生也是十分敬重。看啊，他正朝着许先生问呢。“我再吃几个吗?”加上稚气可爱的小海婴，成了一个温馨和睦的家。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长者、一个朋友、一个老师……他也是一个凡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凡人。

我眼中的西部 篇7

绿毯似的草原上，小草、野花在随风摇曳，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悠闲地飘着，隔着一条状如带子的河，有几个绿色的波状起伏小丘……整个草原都那么寂静。

远处的雪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一层又一层，泛着青光，让人陡然觉得寒风刺骨。那里看不见一点儿植物，也看不见一个动物，更别说人烟了。整座雪山，展露着冰冷的面孔。

戈壁，炎热得让人眼前的东西都变得模糊了。炎热让气流形成了波浪，不停地翻动着，吸不到一点儿湿气，也看不见一点儿水源。大地被太阳炙烤成了金黄色!

西部，多么荒凉的地方!

然而，谁知道，草原上有成群的牛羊，有飞奔的骏马，雪山上有雪豹和雪莲，戈壁里还有骆驼和胡杨树。如今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已经吹响，西部已经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我心中的鲁迅先生 篇8

三哥是进步分子，亲友们都猜测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至少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三哥很有才气，从小酷爱读书、写作。他写的新诗、杂文，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很受亲友们夸奖。他爱读鲁迅的书，记忆力又好，他曾给我讲解《悼柔石》(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最后一句“月光如水照缁衣”，他说“缁衣”是古代犯人穿的黑色囚服。意思是说：自己以一个反动政府的通缉犯的身份，写下这首给柔石的悼诗，是不会有地方发表的。后来看见周振甫、孔繁荣对鲁迅诗歌的注和诠释(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孔繁荣：《鲁迅诗歌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都没有说出这层意思。我服膺三哥的解释。

1949年，内战阴影笼罩四川。下半年，学校已处于瘫痪状态，学生大多不再到校，教师也纷纷回家。几个家住县城的学生时不时去学校张望，其中除我和弟弟外还有两兄弟。知道他俩正在看鲁迅的杂文，我和弟弟就去向他们借，一本一本地读下去。一直到1950年学校正式恢复上课后，几个月间，我们从《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读到《且介亭杂文末编》，越读越有兴趣，从此与鲁迅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读着鲁迅的书，自然想更多地了解鲁迅，只要发现出版物中有介绍和评价鲁迅的作品，总要买(借)来看看。

鲁迅是美术爱好者，1931年他应蔡元培先生之请写出《拟播布美术意见书》，晚年他花了很多时间提倡新兴木刻。通过鲁迅著作我接触了版画，并成为麦绥莱勒和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爱好者。

我读鲁迅著作并逐渐对鲁迅先生产生敬仰之情，完全是从独立的自由阅读中建立起来的。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我才发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由于几十年社会的变迁，让现代青年认识真实的鲁迅，认识到他的伟大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真的假不得，假的真不得”，只要按照鲁迅先生所昭示的那条管道(即“纸上声”)，从先生的著作中，是能够理出线索、辨清真伪，看到真实的鲁迅先生的。

我谈谈自己阅读鲁迅著作的体会、心得。

一、从《鲁迅书信集》见鲁迅的真情

鲁迅深知中国文字狱的酷烈，凡因言获罪的人总要抄家。凡抄出的当事人写的东西，不管是否曾经公开发表，只要与当局意见不合，一律作为罪证。所以，鲁迅凡发表意见、抨击时弊之作，要么不写，写了就求尽快发表，产生它的社会效应。

许广平先生对此心领神会，鲁迅去世后，许广平尽快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拾遗》《古小说钩沉》《嵇康集》《汉文学史纲要》等整理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去世后，鲁迅纪念委员会即呼吁先生生前友好献出鲁迅手稿及书信。不到一年时间(1937年6月)许广平就编定出版了《鲁迅书简》(影印本)，共收书信69封。此事一直延续下来，1976年出版的《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卷)共收书信1381封，到1987年版《鲁迅全集》出版时，已收有书信1445封(《两地书》不计在内)，近年又有增长，而且有很重要的信件补充。

这是研究鲁迅生前人际关系的重要文献。那时民间的通讯手段以信函为主，《鲁迅书信集》让我们后人得以真实地了解到鲁迅与各种各样的人之间的关系。

像任何人一样，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其言词和态度有所不同。他给某些人写信(大半是回信)是“应付”；而给另一些人写信则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胡风、萧军与萧红，曹靖华、王冶秋都是他畅谈的对象。这里选几段鲁迅先生的信函抄在下面：

好在现在旧团体已不存在，新的[原书注：指作家协会]呢，我没有加入，不再会因我而引起一点纠纷。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全部从此结束了。(《致徐懋庸》，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65页)

年年想休息一下，而公事，私事，闲气之类，有增无减，不遑安息，不遑看书，弄得信也没有功夫写。病总算是好了，但总是没有气力，或者气力不够应付杂事；记性也坏起来。英雄们却不绝的来打击。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会上宣布我的罪状。我其实也真的可以什么也不做了，不做倒无罪。然而中国究竟也不是他们的，我也要住住，所以近来已作二文反击，他们是空壳，大约不久就要消声匿迹的。(《致王冶秋》，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370页)

六月十六日信收到。以前的几封信，也收到的，但因杂事多，而所遇事情，无不倭支葛搭[原刊注：江浙方言，纠缠不清之意]，所谓小英雄们[原刊注：指“国防文学”倡导者，其中不少人原先是年轻的左盟盟员]，其实又大抵婆婆妈妈，令人心绪很恶劣，连写信讲讲的勇气也没有了。今年文坛上起了一种变化，但是，招牌而已，货色依旧。

今年生了两场大病。第一场不过半月就医好了，第二场到今天十足两个月，还在发烧，据医生说，月底可以退尽。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当发病时，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然而没有办妥，愈令我看穿了许多人的本相。本月底或下月初起，我想离开上海两三个月，作转地疗养，在这里，真要逼死人。(《致杨之华》，《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6期扉页)

第一封是他与徐懋庸的绝交信，自然徐懋庸并非一人，他是代表着一个群体的。从那以后，鲁迅和他们再没有书信往来。所以我们也可把发出这封信的日期看作一条分界线。

第二封说明了是哪些人在攻击鲁迅，使鲁迅不得不强支病躯公开予以反击。

第三封信是2003年6月才公开的重要文献。为什么这样晚才公开此信?我想可能是信中所涉及的人都已作古，不会再引起什么麻烦了。收信人杨之华是瞿秋白夫人，瞿秋白牺牲后她被组织送往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一直和鲁迅保持着联系。鲁迅写这封信时，离去世只有一个月零两天了。看到信中出现了这样的句子令我震惊，“其间有一时期，真是几乎要死掉了，然而终于不死，殊为可惜。”“新英雄们正要用伟大的旗子，杀我祭旗……”足见新英雄们对鲁迅伤害之深。这封重要信函的后一部分涉及瞿秋白的遗著，将在下文补充。

二、鲁迅推重陈独秀

毛泽东有句名言：“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可是世界上的事没那么简单，偏偏有些敌人反对的人和事，我们也起劲地反对。例如陈独秀，他是中共的创始人，在1921到1927年间长期担任中共总书记，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19年6月、1921年10月、1922年8月、1932年10月，陈独秀先后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四次[王观泉在《新闻选择的法眼和良心——关于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一文的题目中指出，陈独秀有过五次被捕，

然而没有开列具体日期(见《人，在历史漩涡中》，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3页)。我取胡明说，他开具了陈每次被捕的具体日期，虽然我并不完全赞成他对陈独秀的评判。参见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评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页)]，最后那次被捕后被判刑，整整关了五年。他成了国共两党共同惩治的对象。我们再看这期间鲁迅对陈独秀的评论：

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03．05，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无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忆刘半农君》，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71-72页)

前一段里，鲁迅先生公然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贡献归功于陈独秀的催促。后一段里，鲁迅以文学的笔触，将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帅——陈独秀和胡适之，做了风趣而又不乏深刻的对比。在鲁迅笔下，陈独秀是那样心胸坦荡、光明磊落；胡适之则富于睿智、深谙权变。十分明显，他是倾向于陈独秀的。

当鲁迅写这些文字时，陈独秀早已成了共产党的叛逆，国民党的阶下囚。而鲁迅先生对这样大的变故，视若不见，充耳不闻，我行我素地坚持自己的交友之道。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三、鲁迅友直瞿秋白

瞿秋白与鲁迅的交往开始于1931年10月，鲁迅正在为曹靖华译《铁流》一书的出版操劳。大概从茅盾和冯雪峰口里知道了一些瞿秋白的情况，于是鲁迅邀请瞿秋白翻译格·涅拉陀夫为《铁流》写的序言。瞿秋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很得鲁迅欣赏。在曹靖华译《铁流》的《编校后记》中，鲁迅历数搜寻毕斯克列夫木刻的困难之后，笔锋一转，写道：

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遗憾。幸而，史铁儿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么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回，则不但对于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的。(绥拉菲摩维支著，曹靖华译：《铁流》，鲁迅：《编校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32页)

在此期间，瞿秋白细读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后给鲁迅写了一封长信。这封长信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充分肯定了鲁迅组织并且亲自参与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名著的伟大意义；第二部分与鲁迅探讨翻译之道，这一部分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第三部分里，瞿秋白单刀直入，集中提出鲁迅译文中的九条错误。并且以第八条为例，剖析了错误之所在。然后写道：

所有这些话，我都这样不客气地说着，仿佛自称自赞的。对于一般庸俗的人，这自然是“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可是，他又紧接着抓住一个例子，把批评更加展开，最后归纳为：

这一点是特别值得提出来说的。当然，译文的错误，仅仅是一个字眼上的错误：“人”是一个字眼，“人类”是另外一个字眼。整本的书仍在我们面前，你的后记也很正确的了解到《毁灭》的主题。可是翻译要精确，就应当估量每一个字眼。(《关于翻译的通信》来信，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370-379页)

瞿秋白比鲁迅小十八岁，他们之间没有见过面，这是他给鲁迅的第一封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率直与真诚。更值得赞叹的是鲁迅对这封信的态度——三周后，他给瞿写了长篇回信。瞿在来信中称他“敬爱的同志”，他在复信中称瞿“敬爱的J．K．同志”，说：“看见你那关于翻译的信后，使我非常高兴。”他阐述了自己对于翻译的见解，也对瞿秋白批评做了回答：

临末，我很感谢你信末所举的两个例子。一，我将“……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译成“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是直译德日两种译本的说法的。这恐怕因为他们的语法中，没有像“甚至于”这样能够简单而确切地表现这口气的字眼的缘故，转几个弯，就成为这么拙笨了。二，将“新的……人”的“人”字译成“人类”，那是我的错误，是太穿凿了之后的错误。(按：后面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误，略)在你未指出之前，我还自以为这见解是很高明的哩，这是必须对于读者，赶紧声明改正的。(《关于翻译的通信》回信1931．12．28，《鲁迅全集》第4卷，第379-386页)半年后，鲁迅将这两封信以《关于翻译的通信》为题，收入《二心集》，公诸于世。依我看，正是这两封信奠定了鲁瞿友谊的基础。

虚怀若谷，从善如流，闻过则喜，这就是鲁迅，真正的鲁迅。

1932年春，鲁瞿第一次见面。9月1日鲁迅夫妇第一次访问瞿秋白；14日瞿秋白夫妇回访鲁迅。从1932年11月到离开上海去瑞金前，瞿秋白曾经四次到鲁迅家避难。鲁迅亲笔书一副古联“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赠瞿秋白，瞿秋白则为《鲁迅杂感选集》写了序言。

据冯雪峰回忆，鲁迅非常看重瞿秋白的论文，“闲谈中有好几次微笑着说：‘真是皇皇大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这样论文的，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对瞿秋白的杂文，鲁迅的评价是：“尖锐，明白，‘真有才华”’，但也指出它“深刻性不够、少含蓄，第二遍读起来就有‘一览无余’的感觉，等等的意见。”(冯雪峰：《冯雪峰忆鲁迅》：“‘左联’时期”，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瞿秋白罹难后，《鲁迅书信集》中有十多封提及此事。摘录几段：

它事极确，上月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

喻。(《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32页)

《死魂灵》的原作，一定比译文好，就是德文译，也比中译好，有些形容辞

之类，我还安排不好，只好略去，不过比两种日文译本却较好，错误也较少。

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足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致

萧军》，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199页)

从去年冬起，数人集资为它兄印译著，第一本约三十万字(皆论文)，由

我任编校，拟于三月初排完，故也颇忙。此本如发卖顺利，则印第二本，算是

完毕。(《致曹靖华》，见《鲁迅全集》第13卷，第293页)

从这几封信函中可以看出：事出之后，鲁迅营救不得，忧心忡忡。“人给你杀掉了，但作品是杀不掉的”。鲁迅决定以出版译著的方式表达对杀人者的反击和对烈士的纪念。他熬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印出版了这部《海上述林》，“托内山先生寄到日本印成”。鲁迅先生不仅亲编亲校，设计封面、装帧、题签，而且连广告也亲拟。全书670余页，玻璃板插图9幅，佳纸精装，皮脊麻布面，金顶，当时国内的出版界还出不了这样高档的书籍。鲁迅说：“这一本书，中国书没有像这样的讲究的出过，虽则是纪念‘何苦’——瞿氏别名——其实也是纪念我。”(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引自《十年携手共艰危》，第12-13页)

我眼中的鲁迅作文 篇9

过去，我总觉得鲁迅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只能敬而远之的，但现在我发现他亲切、他平易近人，比起这些，我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撕。

有一次语文课上，讲的是梁实秋的文章，老师提了一句他跟鲁迅撕过，我回去了解了一下，发现是这样的：

上个世纪，中国人分成两派，一些人认为文学是有阶级的，另一些人认为文学是没有阶级的。鲁迅支持前者，梁实秋支持后者。鲁迅认为文学可以作为工具，梁实秋却不这么认为。先不说这两个观点的对与错，都各有道理，他俩确实是站在了对立面，梁实秋代表的不是草根，而鲁迅却是。

于是，他们两个就在报纸上吵了起来，两人发表文章对骂。直到现在，在百度上搜鲁迅、梁实秋，搜到的也是梁实秋谈鲁迅：他没有文学家应有的胸襟，鲁迅为什么要骂梁实秋是‘丧家狗’等等，甚至还有一本书叫，《鲁迅梁实秋论战实录》，可见他俩撕的激烈程度。

再后来，我看了《我的朋友鲁迅》这本书，其中有一段写到他和一个日本人争论。这个日本人叫德富苏峰，有一件珍品《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认为这本书是宋代的，但鲁迅却认觉得是元代的，于是他俩就在报纸上撕了起来。

我看了鲁迅跟他撕的那篇文章，发现里面写了一大堆鉴宝的知识，比如缺笔与朝代的关系之类的。原来鲁迅不仅会写文章，还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他跟别人撕，是有文化的撕，是有理有据的撕。

作文我眼中的鲁迅先生 篇10

我眼中的鲁迅先生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

先生一生热爱祖**亲，面对外辱“没有丝毫奴颜媚骨”(毛泽东语)，倾其一生的精力为民族的觉悟和精神的改造奋斗打拼;或“郁郁独行”如“过客”(《野草/过客》)，或“荷戟彷徨”如“斗士”(《彷徨/卷首诗》);先生执着自己的理想，直面惨淡的人生，在依稀微茫的血色中而奋然前行(《纪念刘和珍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掷地做金石声的自白，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哪一个具备起码良知的国人不为之动容?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人。

他像马克思一样的把普罗米修斯当着自己的道德偶像，宁愿冒着巨大的个人危难，而“盗天火给人间”;先生在“风雨如磐”的“故园”，像一棵独立支持的大树，并不在乎腹背的受敌;面对着无边的黑暗，和做着各种鬼脸的妖魔，他的回答就是用他的一支“金不换”，一再地“举起了投枪”还有“匕首”(《野草》)。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高尚的人。先生反抗着，并且肩负着广博的社会和人生的责任--他“肩着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的地方去(《坟》);心胸装着对每一位“弱者和幼小者”的博爱，包括对家人，对“黄包车夫”，和对每一个到书店里购买他的书的读者--他写到：每一块带着读者“体温的铜板”，都像“烙铁一样灸烫着”自己的心(《且介亭杂文》)。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

先生没有很高且完全的学历，也不是学文史哲的科班出身，但是他却成为一代文学巨匠思想泰斗;靠的就是勤奋和努力--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天才，只不过把别人“喝咖啡聊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与写罢了。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严格要求的人。先生没有私敌，对自己的敌手严厉，至死奉行“一个也不宽恕”的`政策;但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说“解剖自己严于解剖别人”。

他敢于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皮袍裹着的“小”字，虚心向“引车卖浆者流”认输，敢于忏悔并“幡然自新”(《一件小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就是先生一生恪守的座右铭。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真实不假的人。 先生敢怒、敢爱、敢恨、敢骂、敢笑。不做欺心之事：不弃对前妻朱安的道义责任，更爱红颜知己许广平;呵护小弟周建人有加，而对不肖的二弟周作人强忍决裂之痛;既敢于理性的分析和呼吁社会对于妇女解放的关注(贯穿于于早期的大量文字)，又大胆地感性地指出个别女人的邪恶(见于晚期的杂文《阿金》)，修正自己对于女性的偏颇的看法;既痛斥作威作福的“洋大人”和“假洋鬼子”、“西崽”，也真挚地感念跨洋的老师藤野先生的恩情。 我眼中的鲁迅是一个善于创新和继承的人。 杂文文体在他手中再生;小说史经他亲手开创;故事新编由他立体;短篇小说从斯得以成熟;散文诗体为他所立法;鲁迅的书法也是一绝。“旷世文章属阿Q”(郭沫若语)。

实践已经证明：先生是我们伟大民族新文化的创造者和旧文化的继承者。他的十六卷集的创作，和十卷集的翻译，以及他的浩瀚的手稿挡案，是我们民族二十世纪文化和思想的百科全书，也是我们后人永远探索的不尽的宝藏。 “高山仰止，景行景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鲁迅的道德文章是我们民族的精魂，后世师法的高标。 我不敢说自己读懂了鲁迅，但我至少敢说忘掉了鲁迅的时代就是一个该灭亡的时代。我一直觉得，在近现代的作家中，只有鲁迅还算一个值得一提的作家。 有人说如果不是因为考试等因素，没有人会将鲁迅的杂文读上四五遍，可我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了，至今还在读着，而且必将永远地读下去。每次阅读，总有感悟，我不知道我读懂了多少，只知道我一次比一次懂得多。而且每次，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不是矫情，不是做作，而是真的和鲁迅，我眼中最伟大的作者交流。

曾在《书屋》中看到这样的文章，是陈村的《看先生骂人》。陈村这样说：“说起来没出息，我最要看的是先生的骂人文章。鲁迅的骂人，从来一语中的，花样百出，无人能及。 再看郭沫若等人的骂，骂了半天说不到痛处，真叫人急死。”源于骂人，鲁迅也着实被骂过，有把鲁迅比作老女人的，封建余孽的，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不得志的法西斯谛，说他被共产党屈服的，说他的文章渗有毒汁，散布妖言的，说他愿作汉奸的。轻些的说他自以为著名文豪，卖狗皮膏药，平常一些的说是我们敬爱的鲁迅先生老了……诸如此类种种。可不知为什么，再多的谩骂，也不曾令我放弃过对鲁迅先生的喜爱。 恐怕先生的伟大也在于此吧!在那么多的攻击非难和陷害面前，他坦然地活着，不肯改变自己。人其实很容易受别人的暗示，活着活着就活到了别人的陷阱里。然而先生没有。他强词但不夺理，不为骂人而骂人。骂人是容易学的，但骂完别人依然说人话过着人的生活就不容易了。这就是鲁迅的不同。 但是有人宁愿看林语堂，看余秋雨，看张爱玲，也不愿看鲁迅，为的是讨厌那种压抑的气氛，那种积血的悲哀。记得丰子恺有幅漫画，名字叫“一肩担尽古今愁”。我总觉得，那就好像鲁迅先生，也只有先生，才配得上这样的名字。先生是一座凝聚的大山，他托起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的名利，或是写作的乐趣。

只有读鲁迅，才知道我们提高国民素质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也只有读鲁迅，才会了解，国民的劣根性竟是如此的严重。鲁迅留下的不是几篇好文章，他留下的绝不是文章那么单纯，他留下的是一笔无穷的财富。他被誉为“民族魂”，我觉得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鲁迅好像并没有为自己活着，这是种伟大，是一种至今还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伟大。他远可以悠闲地作着他的散文，这样，不至使自己的生命受到任何的威胁，又可以安然地享受着作家的虚名;而且，从长远来看，散文的生命力远比杂文的久。然而先生没有，他的杂文短小、精悍，却切中要害，每次都让那些拼命掩饰的面具无情地滑落。他不讲任何的情面，只要是对人们有害的，他决不会放过。哪怕是他以前的好友，这一点，正是他人格的伟大。现在的作者，总是谨小慎微，怕得罪了哪个达官要人，给自己带来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