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成本（共8篇）
「摘要」法治状态的达致少不了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法律信仰的形成。法律信仰的形成与否与法律成本的高低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人们对法律成本进行权衡后所作出的价值选择。
「关键词」法治，法律成本，法律信仰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下的法治语境中，许多学者认识到仅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规范、辅以一套健全的法律运行机制，再由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贯彻推行，并不可能达致真正的法治状态。对于法律信仰是达至法治之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1]在理念上，这些学者提出了“法律信仰是基于社会主体对社会生活的公平正义的理想和秩序需要的理性认识和情感体验的产物，是长期的人类法律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性思维活动的结晶，是人类把握社会法律现象的特殊方式，是社会法文化系统中各种主观因素的有机整合和高度提炼。它是根源于人类对人性和社会生活的.科学分析和理性选择，进而所形成的对社会法的现象的信任感和依归感，以及对法的现象的神圣感情和愿意为法而献身的崇高境界。”[2]然而对此问题仅有理念上的认识对于法治而言显然是不够的，于是进一步的思考随之而来。一些学者把法律信仰放在一个更大的场景-民族国家中进行描述，认为“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实即对民族国家的忠诚，也就是对该民族国家的文明/文化的归依”。[3]另外还有学者则从实践的角度对“法律如何信仰”、“法律怎样被信仰”提出了追问。[4]
这些理念的提出，无疑起到了进一步丰富、充实和完善法治理论的作用。然而，这些学者在论述自己的理论的时候，要么过于“迷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神奇魔力”，认为“市场经济的抉择必然导致民族精神的价值取向由道德本位向法治本位转变，即法律信仰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性选择。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必然会促成人们对法律的运用、尊重和信仰”;要么“过分夸大法制宣传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重大作用”，认为“通过自上而下的法制宣传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法治意识的启蒙”，就能培养起法律信仰;要么在“逻辑推理和论证上存在不少问题”，犯了“循环论证”、“自相矛盾”、“同义论证”等错误。[5]再者，笔者认为，这些学者在论述法律信仰的时候，常常采取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考方法，把法律信仰仅仅放在精神的层面来展开叙述。这种论证方法的一个缺点在于其脱离了社会实际，从而可能会造成理论遭遇实践时无语的结果。笔者并不是一概反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形而上学”，康德就曾认为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自然趋向，“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形而上学，不仅如此，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善于思考的人都要有形而上学”[6].然而笔者还是坚持认为，一种理论思考如果在现实和经验中完全无法实现，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和毫无益处，那么，“理论反对实践”(龙宗智：《理论反对实践》，法律出版社出版，这里仅借用其字面含义)的结果必然是理论在实践中败北。
这里的争论让笔者想起自己在大学毕业时对论文《从守法到用法-公民与法治进程》进行答辩时遇到的问题。一个老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法律制度日益健全的今天，社会上还屡屡发生有法不依的事。为什么许多人在权利被侵犯时的第一个念头常常并不是想到要到法院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有的往往甚至通过“私了”等手段去“摆平”。笔者当时思考的是法律成本高昂和司法腐败的问题，而那位老师则认为根本问题在于公民法律信仰的缺乏。当时笔者就存下了一个疑问。现在想来，其时笔者跟那位老师的看法之间并非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通约”的。笔者在此文中将要论述的是，法律成本与法律信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法律成本的高低是影响法律信仰的重要因素之一。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这里所要进行的所谓法律信仰的经济分析，采取的是一种最宽泛和最粗浅意义上的概念。其原因固然有笔者对经济学没有太深的涉入的缘故。然而根本的原因却不在于此。笔者一直认为，法治是一项全社会的事业，而不只是某些人或某一类人的事业，因此，为建成法治社会而讨论法律信仰，其主体自然应该是包括普通民众在内的所有公
然而, 在很多缺乏正规管理的场合却并不如此。Hermansson解释道:“我们经常被那些来自生物制药行业的客户审查。”
看一看在乌萨普拉和其他一些地方的运作情况, 就会了解这家公司是如何满足法律规定以及它使用了哪些软件和硬件来削减遵守法律的成本。接下来的讨论也将告诉我们一些问题和趋势。
更节省的生产蛋白质
乌萨普拉地区的客户倾向于那些已经有了很好制造领域应用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GMP) 的方法和步骤, 而且要在FDA 21 CFR 210和211中有着清楚定义。GMP可以教给厂商很多事情:包括指导如何建立和维护清洁的制造工厂, 提供遵循法律的严格制度, 还可以覆盖到生产的其他领域。
不要惊讶, 在审核工厂的时候, 生物制药公司已经在使用GMP作为向导了, 甚至在那些连FDA也检查的工厂也是如此。Hermansson说:“我们经常接触GMP, 而没有一个正规的法律要求。”
从2009年开始, 诸如西弗吉尼亚的AEP电厂这样的燃煤工厂, 将减少汞排放。这是一项全国计划和全新法规的一部分。要了解AEP使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的, 请在www.conctroleng.com网站上搜索“mercury”。来源:Weed Instruments
乌萨普拉的工厂为全世界提供蛋白质分离介质, 多达几百种产品, 这是因为不同类型的分析就需要不同的介质。制造是一个批处理过程, 这同制药商本身的生产方式十分接近。因此, 工厂必须要面对庞大的混合产品以及多种配方的情况, 而且数量还在日益增长。工厂里有数量繁多的嵌入式控制和评估, 还需要在将产成品运送给客户之前对其多次检测以进行认证。
Hermansson提到工厂同时拥有自动化和手工的生产线, 但是新的投资都是自动化生产。这样做并不会比原来更符合法律的规定, 但是自动化却可以悄无声息的削减遵循法规的成本。
公司最新安装的自动化设备是ABB800xA系统, 它可以控制和监测来自容器、反应器、阀门、搅拌器以及其他过程设备的4000个输入输出 (I/O) 信号。除了整合批控制和管理之外, 这套系统还可以进行记录保护和恢复。由软件控制的两个生产单元可以将乌萨普拉工厂介质的制造能力提高50%。在经过检验和测试之后, 新的生产单元期望最迟在2009年上半年投入运营。
Hermansson没有透露关于过程自动化会节约哪些成本的任何细节, 部分原因是新设备也只是混合型工厂的一部分。因此, 和老的生产线进行对比并不是很合理。然而, 他确实提到自动化可以节约几个领域的成本:一是很显然可以降低人工成本, 另外就是重复性更好的制造过程。这提升了产品质量、消除了人工制造带来的缺陷, 同时还节省了丢弃和返工的材料。
自动化还有另外的好处, 就是过程故障定位以及保证遵守法规。Hermansson对于自动化生产线的评价是“这比文件更管用。”
减少排放
在电厂里应用的规章是美国环保局 (EPA) 颁布的清洁空气条例。Greg Ban chiere是位于宾西法尼亚州Green sburg的系统集成商Control Analytics的总裁, 他指出对于那些使用煤炭和其他化石类燃料的工厂的法规和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减少污染, 减少诸如氮氧化物 (NOx) 之类污染物的排放;二是进行污染情况报告, 遵循严格的格式要求, 满足EPA发布的CFR 40 part 75。
除了氮氧化物之外, 其他要进行控制的污染物还包括硫氧化合物 (SOx) 。以煤为燃料的工厂, 还需要遵守对于汞排放标准的法规 (见边栏) 。在对这些污染物进行跟踪的时候, 工业界使用了来自田纳西州Knoxville的Environmental Systems Corp.这类公司的连续排放监测系统。
只要地区性的排放要求可以满足, 许多污染物可以由政府的cap-and-trade计划进行管理, 这项计划可以降低总的排放量以此削减成本。根据这项计划, 那些排放量超出了目标限制的工厂可以从其他的工厂那里购买排放配额。随着工厂交易配额, 总的排放量会随着时间而减少。这样做鼓励了随时对污染物进行准备的测量和报告, 因为如果没有做好这项工作, 工作就会被确定为排放了大量的污染物。要知道, 即便是很短的时间处在这样的一个超标状态, 也会花费巨大。
Banchiere说:“风险在于…如果你丢失了数据或者系统出现了不准确, 那你的排放量就大了。”
电厂想遵守法规, 有几种不同的方法。一些公司采取了最低限行动;而另外一些雇用了多个分析员希望达到排放量最小, 还使用光纤进行通讯以避免问题变得棘手。哪一种方法都可以获得成功, 但是需要合理的工程方法而不是只看重安装成本。
正如Banchiere所说, 真正花费巨大的是补救, 而不是测量和控制。另一方面, 测量和报告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的数据对于提供遵循法规的信息, 以及保持工作在EPA满意的情况下运转都有重要作用。”他说。
同补救相比, 测量的价格相对便宜, 这可很重要。“我们的人并不担心每次诉讼的成本, 他们担心的是准确性以及工程是否合适。”
供应链增值
英维思Wonderware生产与性能管理制造执行系统商务部门总监Yves Dufor指出, 在法规遵守系统里, 报告结果和日志记录都是需要的, 而在流程中跟踪和修改文件也同样必需。在描述什么需要记录日志的时候, 他提到:“当一些改变发生的时候, 是谁进行的改变呢?以前的价值和新的价值又是多少呢?”
在应对这些法规的时候, 公司总是还要试图达成一些其他的商业需求, 因此可以节约成本。Dufort举了一个在新泽西的化妆品公司的例子, 当地的法律要求工人必须要了解使用的设备, 以及哪些防护设备会磨损。这家公司安装了用于遵循法规的软件, 来建档记录工人们已经被教育过了, 因此提高了满足规章的效率。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bb.com
www.controlanalytics.com
www.controleng.com
www.gehealthcare.com
www.wonder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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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提升质量
有些公司可能会扩大系统的功能, 这样既可以满足法规要求, 同时还能加强产品质量并保持质量的连续性。某些产品, 诸如纸张、奶酪、瓶装水以及最终产品中便宜的元件, 可以通过湿度控制进行调节, 因此, 一个强有力的控制系统可以满足法律要求同时优化水质。
同样, 那些冷冻食品也可以使用控制系统来确保产品质量, 满足法律规章同时节约成本。通过调整在冰箱里存放的时间, 就可以根据当地电气情况改变解冻时间, 这样可以节约电力总量。基于同样的理念, 更激进和网络化的方法是在晚上降低冷库的温度然后可以在白天提高温度。这样的方法正在被荷兰应用科学研究院调研, 希望可以在国家的范围内推广。如果成功, 这个方案可以有效储存数百亿瓦的能量。
这样的智能控制系统变得越来越必要, 部分是因为法律的要求正越来越普遍。比如, 制药厂商在从生产到将药品交给患者的整个过程中, 越来越强烈的要求控制温度。因此, 整个供应链也必须满足法规的要求, 正如Dufort所说, “它已经同20年很不一样了, 正变的越来越现代。”
从华南虎照片所历经社会心理的波动来看，任何一种技术鉴定都未能被社会所轻易接受，专家和权威都已经不被社会所信任了。整个事件折射出公众对信任感、正义感的渴望，一旦正义（这里仅仅指的是诚实感）得不到实现，社会心理将为之极度紧张。之所以几张照片就能掀起如此大的舆论波澜，我想这有着深重的法律思维、社会思维的沉积。
习惯上我们都把正义看成是法律的基础，甚至是唯一的基础。让我们转换一个角度，感受一下罗纳德·德沃金的理念，罗纳德不相信“法学或正义的原理存在于宇宙和真理的结构之中，他所相信的原理乃是蕴藏于、隐含于、内在于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信息、政治制度和法律实践之中的”。
罗纳德认为，法律的存在是需要社会付出成本来维持的，从而道德力量才能在逻辑上发挥作用。至于法律的成本与效率问题，他认为，道德作为社会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法律制度运行的成本。
法律制度的运行成本包含有法官、法院、律师、警察、公众守法意向及社会的参与等方面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三类。
首先是法律的制定成本。在当前两大主流法系——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交融与演进过程中，其从业人员的收益（地位、权力、声望及货币收入）、在法律体系的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差异对法律制定成本和法律的效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以法官职业为例，在英美法系中判例法是主要的法律渊源，普通法是在法官手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他们从一个又一个的案件中获得其原则，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并在裁决相关的案件时，通过判例约束后来的法官，他们拥有“立法职能”，法官的判例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因此，法官属于“文化界的巨人”，或被称为“慈父般的人物”。生活在普通法系国家中的人们，对法官的工作和职业是非常尊敬和信赖的。诉讼过程好比是一场法律格斗，双方当事人地位完全平等，法官居中裁断，主导着诉讼程序的走向，法官开庭听讯和裁定各方争论的问题，而不是代表整个社会进行调查或验证。在这种法系的国家，人们很少见到年轻的法官。历尽各种苛刻的考试、考察，一旦被任命为法官，意味着被任命者一生中辉煌成就的顶峰。而在大陆法系国家，主要法律渊源是由立法机关颁布的成文法。一般认为，法官只要把事实和法律最大限度地完美结合起来，即达到了公平、公正。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法官的使命就是不折不扣的适用法律。为防止法律的可能变形，法官解释法律的权力受到了严格限制。至于法律本身是否真正体现了公正，是“良法”还是“恶法”，是否有助于解决争端，则不是法官所应关注的事。大陆法系各国往往法典繁多，留给法官自由解释的余地很少。因此，可以说大陆法系的司法工作是一个官僚的职业，法官是职员、公仆，司法的作用则是狭窄、机械而无创造性。与英美法系法官不同，大陆法系的法官很难在其职业生涯中获取显赫的名声。法官作为法律职业者，是专门培养的，一般不从律师中选任，模式基本上是从业起始型法官，从就业开始时就做法官。上级法院法官基本是从下级法院产生的，在司法结构的金字塔中，越到高层法官越少。有些人可能会做上最高法院的法官，有些人可能一辈子终老于基层法官。最高法院的法官和基层法院的法官实际上只是所做事情的内容有所差异，并不存在其他方面的高下问题，因而收入也差别不大。法官职业特色在不同法系中的差异表明不同法律体系的法律制定存在形式上和成本上的巨大差异。
其次是法律的执行成本，执行法律需要成本同样不言而喻，其在不同文化中也是各不相同的。执法形式的差异决定着执法成本和执法效率的差异，即便法律体系非常成熟的社会，在传统司法体系之外也都还存在着其他不同执法形式，如在证券市场上，现代政府更强调监管的作用，而真正进入传统司法程序的例子就少得多了。老子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是一个很有经验意义的观察结果，法律条文的膨胀，使法律体系就可能变得更加复杂，法律解释和执行的成本自然增加，利用法律解释进行寻租的情况就可能出现。
再次是容错成本，法律离不开人们的社会实践，这就包含了人类的试错行为，其所导致的每一项法律制度的变动都会产生成本。具体而言，容错成本包括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解释、监督、制约及社会参与等等。现代法系并不是成熟后再从天上降到人世，它们是经历过千百年痛苦的探索和失败而得来的，几乎每一条重要的立法原则都经历过许多发展阶段，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非常遥远的过去，这就是容错成本存在的必然和必要。法律解释是法律成本的一个重要体现。法律最初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法律的解释权力成为祭司和君主制的最强有力的支柱。犹太教法系与伊斯兰教法系中均出现过规模较大的从事法律解释工作的法学家群体。古罗马的法律就被元老院和公民交替独断，各种法律迅速彼此相继，不断被推翻或肯定、被重新安排。法律的繁多性、复杂性和语言变化，使得对法律的研究和解释成为另外一门科学——法理学。元老院的元老们通过法律解释获得超过寻常的权力，元老们利用对法律条文的解释能力和权威对法律进行操纵和寻租，从而增加了法律的成本。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与礼制合而为一，使得地方政府的规模一直比较小，尤其是与司法等直接相关的部分其实是很小的。这种法律制度存在的文化基础是基于儒家思想的礼制体系，儒家认为礼在法先（道家更认为道在礼先），法甚至有些恶名，所以法律内容不在科举考试之列，法律的解释权往往就落到了师爷们之手，师爷们由此获得了巨大权势，收益之余也承担了法的恶名。由于文化观念的差异，传统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职业法律家阶层或一部庞大的成文法典。其传统文化的注意力集中于法律的哲学思考，而不是法律文字方面，其传统文化的法学遗产则是人道、和解、非正式性解决争端和否认严格的法治主义，强调的是柔和与复杂的社会治理，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法律解释尤具东方文明的特色。而基于对普通法的研究，柯勒（《美国八大冤假错案研究》，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六年版）认为法律不是一种能力挽狂澜的庞然大物，它是由掌权者来保护和执行的；这就要求掌权者能公正无私，法律程序公开化，必须允许公民依法进行反抗；掌权者自我约束和权力制衡的制度设置同样重要，保证执法者本身也不能摆脱被法律约束的命运。
尽管有这三种形式上的划分，法律的成本并不是绝对清晰可辨的，而是相互关联的。不同的法律制定，会带来不同的执行成本和容错成本，如尽管中国传统体制中与司法相关的政府比重较小，但整个政府的规模总在不断扩大，司法力量发展不足而行政力量过盛。法律制度运行的成本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法律本身清晰明白，则其制度维护的成本就较低。宗教作为最初的法源被具体的法律条文所代替既降低了法律执行中的不确定性，也使得法律制定的过程更加明确。巴比伦的法律成就现在仍时时被人们提起，正是因为在四千年前他们就使得法律摆脱了模糊、神秘和不受限制的宗教司法。
而对于具体的法律事项而言，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还存在具体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具体的法律行为是可能具有外在性的，这就构成了法律的社会成本。这种外在性表现在对司法体系信任感的增减，如人们对“冤假错案”的痛恨等等；或表现为法律体系或法律行为的威慑力，如对潜在犯罪行为的阻止。
法律的社会成本产生的原因有多种。如普通法产生的历史虽然久远，一○六六年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即开始了普通法系的形成过程，但其主要是十六至十八世纪不断积累的西方的社会、政治习惯的产物，是一种逐渐形成的世俗生活下的人间秩序，是一种地域性的人世生活的经验。杰拉尔德·鲍斯特玛在《边沁与普通法传统》一书中认为：“普通法理论重申了这样一种古老理念：法律既不是由国王、议会，也不是由法官所制定的，毋宁乃是他们所发现并公开宣谕的某种更为深层现实的表述。”在普通法中，对于法官确认不真实、但却又不允许否认、作用在于排除某一法律困境以便实现实质公正的权宜性的法律判断或法律假定，称为“法律拟制”或“法律神话”。这些法律判断或假定作为一种知识、一种地域性的生活经验、一种有时空条件限制的人类知性理解，它可能是一种“法律真理”，也可能不是。既然法律存在着真理性的偏差，那么法律的社会成本的存在就是必然的了。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基于法律体系在经验上具有内在的不完备性的观察——如由于不同市场存在不同高度的专业化水平，现实中很难设计出针对市场行为最优的法律体系——现实中的法律设计要么阻吓不足要么阻吓过度，并且由于法庭执法的被动性及事后性及专业知识不足往往使得违法行为惩处不够而执法不足也使得法律设计效果不佳。这就是法律不完备性理论的一些基本看法。法律设计者可能有意或必然留下的空白和模糊的地方也是导致法律社会成本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
种种法律成本的存在是客观的，法律体系的多样性也说明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是权衡各类法律成本，依据自身的文化特点在其间进行次优选择而不是最优选择。这种选择导致了法律成本的不断变化，并且带有方向性，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英在其名著《古代法》中这样说道：“一个国家文化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
较之于不确定性极大的人治，明确的法律体系能让全体社会成员预期到自己行为的后果，自然社会成本极大降低了，这就是法治的意义所在。人类为法律而支付成本是希望达到通过法律来降低犯罪带来的社会损失，因而从法律的惩罚的力度和形式的变化可以看到法律的社会收益。在古犹太教中就有“凡恨我、被我定罪的，我必降祸于他们子孙，直到第三代、第四代（《圣经·出埃及记》）”，中国古代也有“连坐、株连、夷族”等处罚形式，这是一种氏族社会的文明遗留。氏族社会通行“团体责任”原则，因而盛行血亲复仇，家族和部落是人们日常生活、生命与荣誉的基本保障，凡部族成员造成的伤害、引起的报复，后果均由全体承担。而现代刑法所遵行的基于个体责任的罪罚原则，等到出现严格的对等报复原则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出现后，才慢慢得到认可形成律例，进而酷刑和肉刑成为几乎所有现代文明反对的标的。民法体系的兴盛更说明法律的惩罚力度的变缓，这就回到了罪罚的最初目的：罪罚无疑能且强调通过个体责任的认知、教育、劳动改造和悔过等不同的且带有文化特色的手段来完成个体精神的“转换”。当然，法律体系在惩罚之余也可以通过制度上的安排来减小犯罪带来的社会损失，如国家补偿可以看成是通过法律制度对司法行为外在性的一种纠正，而刑事补偿则可以看成是通过法律制度对犯罪行为外在性的一种纠正，由于犯罪带来的损失与惩罚所带来的收益往往并不对等，国家应当对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予以适当补偿，这也当成为法律体系的社会责任之一。
正义是法律永恒的信仰，作者依然认为正义是法律最坚实的基础。但法律资源无疑是稀缺的，因此一个社会不能不考虑合理的配置资源以防止法律失效和相关资源的浪费，这也表明成本决定着法治的有效性。效率是法律体系时刻所面临的问题，是应对当前的问题；而正义引导一个社会选择自己所需承担的法律成本，是面向未来的问题。
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主张：用经济概念来替换诸如正义、权利、义务、过失等传统的法律概念可将法律转变成经济学，如用经济效率这一概念取代正义概念。我们需要将对正义的激情与对效率的理性分析方法结合起来，避免经济学方法所引出的浅薄论点，避免思想的僵化，避免割裂更广阔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联系。这是一种痛苦的选择，至少谨小慎微的做法可以避免少数人漫无边际的思想带来的伤害，因此成本原理也是法律存在的支柱之一。经济分析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对于那些市场经济中的公民，如果公平与效率能获得无差异的地位，那么正义也就将不成其为问题。相对于社会强势力量，人们也许会时刻感到备受伤害，身处不公平的境况，是通过效率手段来改变这种境况，还是通过正义的举措（司法）来解决？有法治传统的社会尚可通过机制上的调整来维护自我体系的进步，而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则更需考虑上述主张的积极意义了。
重新回到华南虎照片的例子上，如果该案进入司法程序且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自然会产生极大的社会成本。但一味在此追求法律解决，似乎又将带来另一种社会成本，那就是道德惰性。我们只能在其间寻找尴尬的行动，那么当前法律界的态度也许已经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次优选择的要求了。
在法律移植中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与地区间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更好地完成法律移植这项工程是非常必要的。
文章从比较法律文化的必要性入手，进而分析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主要差异，最后提出了对当前法律移植工作的几点建议，希望法律移植的顺利进行并最终实现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关键词：法律移植 法律文化 比较法学
法律移植作为作为一种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主要途径，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但法律移植不仅仅是将先进地区的法律移植到落后地区这么简单，它还隐含着不同不同文化之间以及传统与现实之间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
因此，在探讨法律移植这一重要论题的过程中，不得不重视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法律传统及法律文化差异，只有在充分认识和仔细分析了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差异后才有可能顺利进行法律移植并最终实现推进法制现代化发展的目标。
一、为什么要进行法律文化比较
所谓法律移植，正如有的学者所概括的，“ 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和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包括法律概念，技术，规范，原则，制度和法律观念等，使之成为本国法律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木国所用。”但是法律移植并不是简单地引进或者借鉴发达地区的法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反思我国已经发生的各种法律移植，我们会发现在这种法律运动与发展的活动中有成功也有失败，因此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移植进行深入的思考与分析是很有必要的。
当前中国所进行的法律移植属于移植中的异体移植，较之于经济文化政治处于相同或基本相同阶段和发展水平的国家或地区间的法律的相互借鉴吸，以致融合与趋同，如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间的法律技术的借鉴，我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直接采纳移植发达国家或地区的法律，难度显然要大得多。
原有的法律制度解体后，新建立的法律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观念上的`不认同，使法的效力难以实现，有的法律制度受到质疑，有的法律制度甚至受到抵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不少学者提出要重视本土资源，尊重我们原有的传统与习惯法。
但是在关于探寻本土资源的这条道路上，同样困难重重。
在如何界定传统与习惯的问题上至今还有很多争议，而将习惯与传统坚持到什么程度也是值得探讨的。
因而法律移植方而困扰最大的便是：一方面，认识到必须注意本土资源;另一方面又不能从本土资源找到一个合适的切人点，全盘移植西化的道路又走不通，因而无所适从。
在面对这样的困境时，我们不可能选择逃避或放弃，虽然不可能达到移植进来的法律与我们原有的社会环境完全融合，但是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是大有可能的。
要做到这一点，最先决性的条件就是要充分了解法律在我国的和国外的发展历程和当前状态，在这其中法律文化又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领域，因此，法律文化比较是我国进行法律移植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二、中西法律文化比较
1、伦理化的中国法律文化
所谓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并不是说中国法律的全部规范为伦理，而是强调儒家的伦理原则支配和规范着法的发展，儒家的伦理精神渗透了法的全部内容。
在青铜时代，法律与宗教伦理并无严格区别，至春秋战国时期，法律与宗教伦理有了一定的分离，但从西汉开始，法律与伦理之间又开始融合，之后儒家的原则和精神逐渐影响着法律的演进与发展，到隋唐使中国法律彻底伦理化，这一情形一直到清末都未变化。
中国传统法律伦理化的影响极其广泛，我们可以再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各个领域中观察到它的表现，也可以在每一部法典甚至每一法律条文中，体察到伦理精神和原则的渗透。
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在国家政治领域表现为君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从北宋开始这种趋势不断加强并于明清到达顶点。
第二，在家族与社会领域表现为族权与父权的延伸和扩张，在传统中国社会，无论是国法还是民间习惯法都给予这两项权利特殊的保护。
第三，在经济财产方面，传统法律遵循礼的要求强调重义轻利，往往将对私人财产的保护置于公益及道德之后。
第四，在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面，传统法律依据儒家理论，竭力维护等级特权制度。
伦理化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特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历史传统等条件综合作用所形成的，这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传统中国社会中合理又合适的一部分。
同时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传统的中国法律走的是一条兼具理性和人文色彩的道路，虽然以现代观念来看，它对人性的扼杀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传统中国法律中“仁”的因素，如对老弱病残妇幼者实行怜悯的规定，对死刑特别慎重的会审制度等，这对机械化和功利化的现代社会及其法制来说，未尝没有一点积极的启发意义。
2、带有宗教性的西方法律文化
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不论是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不能与中国法律受到儒家伦理的影响相提并论。
因此，相对于中国传统法律的伦理化，西方法律只是具有宗教性，而没有达到宗教化的程度。
这里所说的宗教指的是基督教，它是唯一一个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
所以，西方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是有关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问题。
关于基督教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沃克是这样论述的，“这种影响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影响;第二，直接提供经过整理，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第三，强化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第四，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对家庭成员及儿童的保护、生命的神圣性等;第五，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诚实观念、良好的信仰、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除此之外，基督教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国教或主要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信仰，其普遍观念，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对西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
还有，在近代西方法律学校的建立、法学教育和研究的兴起与传播方面，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三、比较法律文化对法律移植的启示
在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后，如何才能在今后的法律移植工作中保证移植的效果呢?下面，将法律移植过程中应当注意的方面试论如下：
首先, 法律的移植是法律原则的移植。
原则, 拉丁文为语意为开始, 起源, 基础。
法律原则指构成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基础性的原理和准则。
它分为政策性原则和公理性原则。
政策性原则与国家的实际相关。
公理性原则是从社会关系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从而被奉为法律之准则的公理。
它是各种不同性质法律之间得以沟通并以之得以实现认同的文化因素的核心。
较之于移植适应特定生活习惯及社会背景的法律规则, 从而对木土社会进行削足适履的改造与整合而言, 原则的移植更有利于维护法律体系的稳定性一致性, 更有利于弥补法律的漏洞, 起到提纲挚领的作用。
同时, 原则确立后, 新的规则与制度得以因此建立, 从社会实际出发, 它的成果与效力都是可取的。
其次, 从技术层而考虑, 移植法律概念的接受,有一个表达方式的转化过程。
即由一种语言思维方式想另一种语言思维方式的转变。
要达到精神层而的认同, 首先必须在技术层面应以本民族的语言方式表达出来。
用本民族已经有的概念经输人新的内容而表达新的内涵是文化吸收的重要途径。
法律术语的翻译固然应该严谨, 但生硬到连专业人士都搞不懂的话, 其效果可想而知。
正如语义分析法学派所认为的, 对概念的提炼, 阐述, 通过分析其要素, 结构, 语源, 语境, 语脉, 从中央到地方寻求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文化的能使人们形成共识与可接受的意义。
只有这样，才有肯能个将移植来的法律内化为我国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 法律的移植应处理好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尽管对于文化及法律文化并没有一个通行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即它对于民族心理的形成与维系具有巨大的作用, 产生重要的影响。
它的改变过程是自然演进的。
时至今日, 宗教在西方社会仍其有重要影响。
法庭作证是手按圣经并不是形式, 而是基于一种信仰。
比较而言,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的态度是不明智的。
儒家思想把道德置之法律之上, 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但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密切关系。
对于传统道德文化应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 取其精华, 弃其糟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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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是法律关系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没有法律权利和义务，也就不存在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在法律上的一种权利义务关系。
一、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
权利和义务作为构成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在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互依存。义务的存在是权利存在的前提，权利人要享受权利必须履行义务；任何一项权利都必然伴随着一个或几个保证其实现的义务；法律关系中的同一人既是权利主体又是义务主体，权利人在一定条件下要承担义务，义务人在一定条件下要享受权利。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义务占主导地位，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缺乏义务性规范的支持，权利就形同虚设，法律就会成为一纸空文。义务存在的合理性决定了权利存在的合理性。如果原有义务的合理性丧失，或新的合理性义务产生，那么已有的权利必然发生变化。权利的实现取决于义务的履行，一部分以他人履行义务而获得，一部分以自己履行义务而获得，不自觉履行义务就无法获得相应的权利，离开了义务，权利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在权利和义务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义务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支配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决定着权利的存在和实现。
二、权利和义务相互独立
权利不能被看做是义务，义务也不能被视为权利。混淆两者的界限，必然会导致法律上的错误。也就是说，权利和义务有各自的范围和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就不为法律所保护，甚至是违反法律的。具体而言，超出了权利的限度，就可能构成“越权”或“滥用权利”，属于违法行为。而要求义务人作出超出其义务范围的行为，同样是法律所禁止的。
三、权利与义务在一定条件下互为对应
读了《宪法学习读本》后，我收获颇丰，感触良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其中一个案例：一位青年人小王，他精通电脑技术。因为怀疑别人说谎骗自己，就盗取了那人的邮箱账户和QQ密码，查看了那人的通讯记录，希望借此弄清楚他到底有没有说谎。当我看到这个案例时，疑窦丛生：为什么会把这个案例撰入这本书?小王的行为构成了犯法吗?之所以我有很多的疑问，都是因为我认为盗取别人的QQ账号并不造成犯法，而且我认为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时而听见有同学说盗了某某人的密码。在我眼中这可能只是某些同学顽皮，或是开玩笑，并不是什么严重的行为。可是看了书后的法律讲堂后，我才明白自己原是大错特错了。我国《宪法》保障公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通讯秘密是指公民与他人交往的信件、电话、电报、电子邮件等所涉及的内容，任何个人、任何组织都无权非法干预，无权偷看、隐匿、涂改、弃毁等等。其实这个案例归根到底就是告诉我们要尊重他人的隐私。
法治，不一定是那么大，它都小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条法律都约束着我们要从小事做起，做一位优秀公民。我们如果不重视自己身上的小错误，一味的纵容自己，最终到头来，必会酿成大祸，吃苦的还是你。正如房子上出现了裂痕，你觉得只是一处小小的裂痕，没什么大碍，但长此以往下去，随之而来的很有可能就是房子倒塌，栋榱崩折，断瓦颓垣。“从小偷针，长大偷金”， 一个人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往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一开始是沾染上了坏思想坏习气;有了不良行为不加以改正，不以为意，任其发展，便会去干一些违法的事;长此以往，如若再不回头，就会越走越远，直到滑向犯罪的泥潭。因此，我们要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
读了这个案例，我还明白了，我们守法的前提，就是要知法，懂法。我们要树立好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明确是与非，美与丑，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这样才能遵纪守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关键词：成本控制；企业管理；市场经济；公平秩序
企业参与竞争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掌握市场主动权，获取最大的利益，在竞争中有个别企业难免会使用不正常手段损害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无限制降低成本，想方设法逃脱法律的监管。而法律制度主要是为了约束企业的竞争行为，为企业限定一个有效的权利范围，要求企业守法经营以维护社会公平。那么就容易造成企业成本控制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问题的出现。企业应该如何有效化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一、企业成本控制需要法律制度来加以约束
企业要实现成本控制，首先看清楚她的核心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而法律制度则是以维护有序的市场竞争、维护社会公平为目标，用严格的标准或要求来对企业的成本控制进行约束。在实际管理中我们知道：无论企业在守法和违法上均要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比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就明确要求企业产品质量要符合法律设定的标准，对于产品质量特别是缺陷产品，法律都对生产企业设立了严格责任，这就在企业设计创新、原材料采购、设备技术、生产包装、运输使用等方面就有了控制的范围和要实现的标准，这样就必然增大企业的产品成本。在企业的人工成本方面，法律明确了劳资双方的主体权益，协调并稳定劳资关系，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企业的生产目标整体实现。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则规范企业了用工行为，人性化地限制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自由”。制定了相应的企业最低用工条件和标准，很显然这样的规定就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劳动法还在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方面增加了企业的违法成本。
在安全生产方面，《安全生产法》、《工伤保险条例》等一系列法律制度，在规范企业获取安全生产许可、以及安全设备设施配置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配备，同时也在工伤赔偿等方面做出了规定，目的是要求企业的这些行为要符合国家法律要求，维护企业财产及员工的安全利益，实现维护社会安全的目的，这些严格的要求必然会增加企业安全成本支出。在环境保护和资源管理方面，法律也做出了相应的制度界定，那么如果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给环境资源带来的破坏，继而不去按照这些法律制度规定增加环境成本投入来避免这种不利影响。那么就会产生很大的問题。由于环境破坏给国家和和社会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此相关部门必然会采取强制手段.出台一些相关的法律制度或政策，硬性实施环境管制，这样就是的外部成本转为内部化，这就
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要担负责任的原则。还要采取通过规定企业的行为中使用的技术和方法来迫使企业降低污染排放，除此之外还要利用罚款、关停、整顿、舆论谴责、强制治污等行政手段强行对企业环境实行成本管理。实施强制管制的行为就会增加环境维护成本，也会降低企业的利润，从便面看虽然增加了企业的成本投入.但却维护了
社会各方主体利益的平衡、同时也保证了市场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规范。
二、企业发展运行成本与法律制度冲突的结果
企业为更好的发展均会制定出经营目标.许多的企业面对法律所设立的所谓标准和要求，或铤而走险、或打擦边球，有的甚至公然与法律相冲突，不惜违反法律制定的标准，在管理中按照自己的方式来一味降低企业成本，追求自身的价值目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实际上，企业也法律发生冲突的最终结果将会是：更多利润的削减和更大成本的投入。笔者在此做进一步说明：
（1）体现在产品成本的缩减上。这里简单地说，每个企业获取利润的过程成就是销售收入与其成本支出之间的差额。企业希望提高企业的利润必然就会从两个方面去做文章，第一个方面自然是以销售收入的增加。而另一方面就是要实现成本支出的减少。很大一部分企业通常会把成本控制的重心放在成本的降低上，而产品成本是由产量成本和质量成本所组成，那么企业要缩减产品总成本，就离不开降低产量成本和质量成本，由于产量的的成本难以降低成本，所以企业往往会从质量成本的降低做文章。
采用原材料低等级采购或者是不合格原材料、设备配备采购也购置质量低的产品，如此下来，使用等级低的原材料和用最简陋的设备生产出产品，这就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产品总成本的降低。这样的管理和运行方法自然会与法律相冲突。这样与法律冲突的结果就是要承担法律的责任，不仅会受到严厉的制裁，支付必要的违法成本，而且也会与企业当初实现利润的愿望背道而驰，从而失去更多的市场甚至是倒闭。从近年来的现实存在的问题来看，这样的事情也很多，想南京的“冠生园”的破产，以及家喻户晓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案件，都是企业由于质量管理成本的缩减，导致了整个企业的毁灭。
（2）体现在人工成本的缩减上。企业成本很大部分就是人工成本，人工成本的增加也就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削减。部分企业为了减少成本的投入，有的采取降低工资标准，减少员工培训，不配备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设备：违法要求员工加班或延长工作时间：不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等。这些固然是降低企业人工成本的措施，这样的做法与国家的法律制度是相冲突的。企业最终除承担法律责任，还要支出必要的违法成本。
（3）体现在安全成本的缩减上。部分企业只看中眼前利益，短期行为严重，不愿在安全方面进行投资。如不配备安全设备设施、对员工不进行必要的安全培训、各种设施的安全维护也不加以重视，违法缩减安全成本，使安全事故的发生概率增大。一旦发生安全事故，企业将承受直接的或间接的经济损失，从而使企业利润减少。
（4）体现在环境成本的缩减上。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想方设法降低环境成本。虽然政府以政策和法律形式强制企业承担相应的环境成本，但由于目前政策法律和体制上的不够完善，部分企业乘机钻政策和法律的漏洞，违法缩减环境成本获取超额利润，这样就会给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这种行为如果被发现就会受到罚款等眼里的处罚。不仅在经济与声誉受到损失。而且，企业要恢复好的形象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
三、企业成本与法律制度制衡的价值取向
（1）企业要赢得市场获得利润的保证，就需要有优质的产品，优质的产品需要企业付出更多的质量成本，只有增加质量成本才能提高产品的质量，因此企业要不断调整发展思路，在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尽量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在法律框架的范围内做好成本的控制。
（2）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就是看员工待遇。近年来，随着《劳动合同法》的强制性，有许多的企业对违法用工或者缩减用工成本的行为越来越多。主要表现是：第一：《劳动合同法》中对试用期员工的工资做出了新的规定，要求企业在试用期工人工资时不得低于劳动合同约定或用人单位同岗位最低档工资的80%，对于企业来说了试用期工人的用工成本增加。第二：《劳动合同法》要求用人单位一个月内完成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工作，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的，用人单位在用工第二个月起每月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这也增加了支出成本。第三是解雇成本的增加：《劳动合同法》的规定，除劳动者主观上有过错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解雇劳动者不需要支付经济补偿，若是在其他下或者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要向员工支付经济补偿金。用人单位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的那就要支付双倍补偿金。第四是社会保险责任导致了成本的增加：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从以上可以看出，企业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完善各种职工待遇，确实会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但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企业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着想，尽管企业通过守法增加了少量的用工成本，但也稳定了员工队伍，调动了他们用心于企业的发展，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的积极性，这种隐形增加利润手段企业应该清楚。
（3）企业的安全生产是实现企业发展的保证：企业管理者其实很清楚，安全设施投入越大、管理防范越完善，那么事故损失成本就越低对员工的人生安全也有了必要的安全保障。企业能够正常进行运营和生产，为企业持续实现利润奠定了基礎。
（4）环境资源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条件需要保护，可以说严格的环境控制肯定在短期内会增加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尤其是经过了科学设计和严格按照环境管制措施的企业，这种创新不但会降低污染，还会提高产品的质量。同时也能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随着时间的延续和技术创新，那么先前投入到环境保护方面的支出会逐年消减，与节省的成本将抵消、有的企业也会出现小于环境管制给企业带来的成本负担，从而使企业的总成本下降，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四、结语
——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
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摘要：网络在大学校园的日益普及，网络文化与传统校园文化的强烈碰撞，形成了新型文化——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网络在大学生信息交流、人际交往、视野拓展等方面显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一些负面影响也无从避免地萌生出来，从而对大学生产生了一定危害。面对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应紧跟时代与技术的发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建设好高校校园网络文化，使之成为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一支新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校园网络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前言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09年1月13日发布的《第2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到200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已到达2.98亿人，其中20～29岁的网民占31.5%。这个年龄段的网民中，大学生网民群体占据重要地位。高校是中国社会“网络化”的发展前沿，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阵地，高校即既拥有大批的网络技术研发人员，又拥有网络最主要的使用群体和网络新技术应用的忠实拥趸——在校大学生，这使得高校往往成为对网络技术和由此形成的新的网络文化活动反应最敏感的地方。网络文化正逐渐蔓延至大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并与传统校园文化相遇、融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形式——高校校园网络文化。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既影响着教育者的办学理念、教学手段等，也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价值观和思想道德观念，同时也带来了对校园主流文化的冲击。大学生是今后社会的栋梁，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直接关系到未来整个社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因此，构建文明向上的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并以此教育、熏陶学生，无疑会对整个社会的网络文化的良性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重视校园网络文化建设，大力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动力激发高校校园网络文化活力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木质的集中体现，是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的价值取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中华民族富于进取的思想品格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伟大成果。建设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必须大力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增强时代精神，激发全体师生员工校园网络文化的创造活力。[1]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通过对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创新不断推进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青年学生，使其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不懈奋斗、勇于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勇气，形成积极建设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强烈使命感。要在全校范围内培育创新意识，倡导创新精神，完善创新机制，大力提倡敢为人先、敢冒风险的精神，大力倡导敢于创新、勇于竞争和宽容失败的精神。要注重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发挥网络优势，积极改进教学方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鼓励大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网络科普活动和社会实践。
（二）打造特色校园网站
高校校园网站的建设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突出育人功能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专题的“红色网站”。“红色网站”要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断提升网站的知识内涵和网上理论学习的交互性，成为校园网上的红色“圣地”和广大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的精神家园。二是面向全校师生的、以学校主页为主的校园主网站。校园主网站作为广大师生获取信息、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的主流网络平台，应为师生的学习、工作、生活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服务，使之真正成为广泛吸引大学生、为大学生喜爱、受大学生关注的重要媒体。三是结合各院系和学科特点建立的各类特色网站。这三个层次的网站相互配合，积极合作，最终形成以“红色网站”为旗帜，以校园主网站为主体、以特色网站为补充的校园网络阵地格局。
（三）利用新技术拓展校园网站新功能
网络技术是网络文化创新的物质基础。我们应跟踪研究网络新技术、新应用和新功能，积极运用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当前，高校校园网站的建设应积极应用新技术，拓展校园网站新功能。比如：①开通校园博客、播客功能，建立教师，尤其是名师博客、播客，使教师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可以影响到更多的学生。辅导员可以用博客来记录日常工作，并与学生沟通；教师可用博客与学生分享知识与技能，与其他教师分享教学心得。②对学校的一些大型活动或者名家讲座等采取网上直播，以此扩大其影响力和受众范围。③利用维基工具，建立“百度知道”、“新浪爱问”式的专业知识开放平台，使学生在回答他人问题的同时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师生开展专题知识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习，比如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利用wiki，还可以建立一个与学校学科特色相结合的百科知识网站。④效仿百度“贴吧”，建立以搜索引擎为内核的校园网络论坛，这种网络论坛很容易通过搜索引擎发现和聚合小众话题，很容易知道学生关心的热点在在哪里，是学生思想动态的晴雨表。
（四）通过培养自律精神引导大学生自觉文明上网
对于大学生的一些网络行为失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利用技术手段加以控制的，比如可以通过监控软件实施对某些网站或网页的浏览的限制。然而，任何的技术手段都不是万能的，都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人类在进入数字化时代之际，恪守与发扬人类社会所普遍推崇的人文操守及其基本规范，仍将是有效地防范人性在数字化构筑的虚拟世界中被异化、被扭曲的重要方式和重要途径。”[2]虽然外在的控制必不可少，但其实际作用的发挥最终仍取决于学生自身的观念认同与行为改变。大学生自身的内在约束及其对网络道德规范的自觉遵从，才真正是网络社会得以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的基石。因此，我们要通过网络道德教育，培养大学生的自律精神，促使其将人
与人、人与网络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提升为人格力量，依靠自身的调节功能控制自己的网络行为。
当前，高校加强网络道德教育，应该立足于既有的道德规范，形成现实合理的网络道德规范，帮助学生明确现实社会道德规范在网络社会中的价值和意义，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网络道德观，特别是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保持清醒的自我约束，坚守高尚的道德信念，自觉地按正确的道德规范行事，提高自律能力，做到“慎独”，将文明上网内化为学生的自己行为。
在探讨网络道德教育时，不少论者都提出了要“运用网上网下的教育合力”。网络道德教育固然不能仅仅在网上进行，有些工作还有赖于“网下功夫”。“网上的虚拟社会”与“网下的现实社会”客观上存在着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可以动员现实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力量，来净化网络环境，为大学生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三、结语
加强高校校园网络文化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要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推进文化创新，大力发展创新型文化。校园网络文化是一种基于高科技而诞生的，具有创新性的新文化形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离不开网络文化尤其是高校校园网络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因此，我们应紧跟时代与技术的发展，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建设好高校校园网络文化，使之成为促进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一支新的推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