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精选8篇）

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篇1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夏光说。

他认为，三中全会公报中，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有三个特点：一是深化了五位一体的战略布局，把“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作为六个“紧紧围绕”之一，统一部署。二是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三是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把“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非常重要。”夏光建议，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应该从“科学的决策和责任制度、有效的执行和管理制度、内化的道德和自律制度”这三个方面展开。

完善科学决策制度，应加大对各级党政领导生态文明建设的问责力度，特别是把生态文明建设实绩作为任用干部的依据。对重大规划和发展项目进行科学的、社会广泛参与的环境影响评价。

强化法治管理制度，关键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立法进程，推动现有各种法律的“生态化”调整。

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篇2

一、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耕地急剧减少

作为“财富之母”的农村耕地不断被开发, 面积不断缩小。靠近城郊的大批土地被用作建开发区、大学城等;内地农村耕地的减少则主要缘于大兴各种土木工程, 如修路、办厂、建人造旅游景点等等。

(二) 农药污染

目前农药的使用保证了农作物的稳产高产, 但不合理的使用农药, 也污染了环境, 危害着人们的健康。有些农民并非是在安全操作和严格规范下使用高毒、高效农药, 对农药不能合理配制, 或盲目混用多种农药, 这样反复不合理使用农药, 使病害虫抗药性增强, 致使蔬菜、水果的农药污染加重, 导致农产品中农药的残留超标, 同时也导致生物的多样性遭到破坏, 影响到土壤的肥沃性, 使土壤变得不宜种植。

(三) 化肥污染

化肥的使用, 使土地的肥力下降, 导致土壤大幅度板结。化肥氮素的使用极易浸透到石灰岩水层深处, 污染水体。过多的施用磷肥和钾肥, 金属离子渗入水中后, 能使无机盐浓度增高, 饮用这些水, 可直接侵害消化器官。

(四) 农田地膜污染

目前, 农田地膜已成为农业白色污染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周围的菜篮子工程所在地, 地膜污染已相当严重。我国目前生产的地膜过薄, 风吹易碎, 难以回收, 再加上粮农、菜农将使用完的废旧地膜不加细致处理, 任其随风飘扬, 造成了白色污染。

(五) 禽畜粪便污染

在养殖生产中, 一头 (只) 家畜简直就是一个污染源, 一个养殖场就是一个环境污染物的生产场。据有关调查资料显示, 一头猪和牛的粪便排放量分别为人的5至7倍。粪尿使养殖场的周围恶臭熏天、蚊蝇孳生、细菌繁殖、疫病传播, 严重影响了周围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养殖场的污水排放量一般是其排粪量的近一倍, 据调查, 养殖一头奶牛产生并排放的废水超过22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 养殖一头猪产生的废水相当于7个人生活产生的废水。

(六) 农田秸秆焚烧的污染

秸秆焚烧属于生物质燃烧, 它能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 是破坏臭氧层的温室气体。农田秸秆焚烧会破坏土壤有机质, 火烧过后的土地发硬、发干或形成板块状土壤板结, 对农业种植有害无利。

(七) 乡镇企业污染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丰厚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给环境增加了压力, 小化工厂、电镀厂、造纸厂、钢管厂等废水、废气、废渣不经任何处理直接排放或简单处理后排放, 严重地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大气和水体①。

(八) 农民生活污染

农民生活污染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农民生活垃圾数量增多, 每年产生约1.2亿吨。几乎全部露天堆放, 脏乱差现象严重;农民生活污水的产量每年超过2500万吨, 几乎随意排放, 对周围河流、湖泊污染加重。

二、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环境立法不完善

农村环境保护还存在立法空白, 首先表现在实体法方面:目前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农业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 而且有些农业环保法律、法规条款分散在其它法律法规中, 由于地区和部门间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现有的法律法规已难以适应新的经济体制的变化和需要。其次表现在程序法方面: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如程序法上有关环境评价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农药使用造成环境污染法等领域存在立法空白, 这势必影响到环境执法的操作性、规范性。

(二) 农村生态环境执法不严

目前, 在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执法过程中存在着普遍不严的情况。一些乡镇政府及领导者狭隘地从发展本地经济的角度出发, 没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基本原则, 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重经济发展, 轻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道路, 在进行重大经济发规划和生产力布局时没有或不认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个别政府部门及其领导生态环意识和环境法制观念极其淡薄, 以权代法、以亲代法, 对企业违反环保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听之任之, 有些领导还为之说情护短, 帮助企业和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这些农村生态环境执法中的执法不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环境污染和生态资源破坏愈演愈烈的恶果, 而且还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动摇了群众对法律的信心。

(三) 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

我国的土地资源属于国有或集体所有, 但其产生的相当部分的利润或产品却直接为承包经营者人所有, 这种产权关系下的经营形态虽然更有利于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 但却容易造成产权不清, 而产权不清恰恰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大敌。1968年, 西方经济学者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 (The tragedy of commons) 定理, 其主要内容是:草场 (资源) 为公共所有, 羊 (利润或产品) 为个人所有, 结果是“草场上拥挤的牲畜将导致过度放牧和土地资的破坏”。②也就是说:如果一种资源没有排他性的所有权, 就会导致对这种资源过度度使用。这就必然会加剧资源的浪费, 生态的破坏及环境的污染。同理:农村的环境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 所以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会造成经济手段的失效即造成“共有地的悲剧”, 不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

(四) 缺乏环境知情权与环境事务参与权

环境知情权, 是指国民对本国的环境状况、国家的环境管理状况以及自身的环境状况等有获得信息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国民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前提和基础, 没有环境咨询的公开和了解, 公民便无法真正有效地参与环境决策和环境保护。我国《环境保护法》只是确立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环境状况公报的义务, 并未直接赋予公民环境知情权。公民环境知情权是公民环境事务参与权的前提, 我国并没有系统规定公民环境事务参与权的法律。环境事务参与权, 实际上是通过国家立法建立一种沟通机制, 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 使各种利益集团能够充分表达其不同的利益诉求, 寻求利益平和共存的方式和途径, 以减少因环境保护与环境利用的巨大利益冲突引发的社会矛盾使环境法律制度得到顺利实施。

(五) 环境教育落后, 公众环境意识欠缺

目前, 农村教育普遍落后, 文化水平较低, 科学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知识、基本环保知识与环保技能欠缺, 对新生事物和新观念的接受程度低, 造成我国公众对农村环问题的严重性和加强保护的重要性不够重视, 形成重直接生活环境轻生态环境, 且说多做少的错误观念。此外, 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成因、危害、防治办法等了解较少, 没有形成城市环保和工业污染防治的有效机制, 只是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短期效应, 环境意识较弱, 公众环境意识中具有很强的政府依赖性和自我保护性。

三、完善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构想

(一) 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

“法律将容忍事实上的困难, 而不能容忍不一致性和逻辑的缺陷”③, 因此必须对现行生态环境立法加以重新整合。环境保护法制建设需要转变观念, 推动基于工业污染防治与反映城市利益中心主义特征的环境法制进行适应性变革, 创设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的调整农村生态安全及乡村企业环境管理的法律机制。同时, 构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 将相关条款进行清理、修订, 建议修改现行《环境保护法》, 增加综合性的农业环境管理法律, 以完善农村环境和资源保护基本法这一块, 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 使之真正成为污染防治、自然保护和自然资源保护的综合性基本法律;修改现行《水污染防治法》中的排污费的规定、《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法》等法律法规。要填补立法空白, 如农业植物基因资源及新品种的保护, 是涉及生态安全的重大问题, 也是防范国外生态物入侵的重点, 应当专门立法保护;涉及土壤污染的防治、化肥农药的污染防治、禽畜的污染、振动污染、有毒化学品污染、放射性污染、光污染、乡镇企业的污染扩散及城乡污染转移等农村地区的污染防治问题, 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建立完善的环境程序法制度, 放宽环境诉讼的起诉资格, 根据环境权以及环境纠纷的特点, 构建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相互衔接, 司法、行政、社会自律相互协调, 公力救济与自力救济相互补充的环境纠纷解决程序法制。农业生态环境法制还要适应农业国际化、贸易自由化的要求, 与国际环境立法接轨。对水体 (特别是饮用水) 、土壤、空气、蔬菜等食物以及各种污染物的排放等, 应严格制定适合当地现阶段发展要求的环境质量标准。在国家现行环境法规的基础上, 制定地方法规、部门规章。对地方环境立法而言, 贵在有地方特色:一是地方环境立法能够充分反映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 针对本地实际, 集中解决问题比较突出而国家环境立法尚未规定或者不宜规定的事项;二是要避免照搬照抄上位法的规定, 对上位法中规定不明确或者规定有矛盾的环节, 在地方环境立法中加以明确和调整, 形成一个包括宪法关于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的规定;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基本法;农村环境与资源保护单行法;农村环境地方立法;其他部门法中关于农村的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规范的农村环境法律体系。

(二) 加强环境执法

加强农村环境保护, 改善农村环境质量, 必须加强农村环境执法力度, 明确各执法主体的职责。农村环境管理范围大, 现有力量很难实施有效的监管, 为解决普遍存在的执法不力问题, 我国政府环保部门可以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制定的ISO 14000环境管理系列标准, 建立环境管理体系, 引进先进的管理模式, 采用更加规范和科学的环境管理手段和措施, 规范环境行政管理, 提高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环境执法队伍,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选配政治素质高、专业技术能力强、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工作人员协助各级环保部门搞好农村环境执法工作。同时加强环境执法的稽查工作, 通过环境执法稽查来管理和监督环境执法工作, 维护法律秩序, 促使环境执法机构依法行政, 文明执法, 树立环境执法部门的权威。

(三) 重视环境民主与公众参与, 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环保NGO和农民的主体地位

环境利益是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的利益, 与其他法律权益相比, 环境权益的公益性最为明显。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环保NGO和农民的主体地位保证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一方享有知情权, 能够适当获得所在区域生态环境的资料, 有正常的途径和机会向有关决策机关表达意见。从主体体系各负其责的角度来看, 农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应当成为新农村环境法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重视环境民主与农民参与, 鼓励农民广泛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决策、环境执法监督活动。在环境立法、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要充分听取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公众参与制度, 确定和保障农民的环境权;在环境基本法和其他单行法里明确规定农民参与的原则、程序、基本内容;明确农业主管机关的行政指导职责和相关政府部门和企业的告知义务, 确立和保护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减小信息不对称的可能和影响。

(四) 明确农村资源产权权属, 建立环境资源使用权让渡受益机制

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 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 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去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因此, 我们应明确农业资源权属, 促进资源的综合利用与集约型经营。保护并建设农村生态环境, 要在法制创新的同时, 发挥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作用,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以完全改变对农业资源的粗放式、掠夺式的经营。

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一定时空范围内是有限的, 公民应该平等地享有使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权利。但实际社会中, 农民对自己享有的环境资源和环境容量部分的使用权低价甚至无偿让渡给了城市居民, 使用权是所有权的一种权能, 其让与和取得一般都伴随着经济收益的获得和支出, 而农民的这种让渡行为并没有产生相应的经济效益, 这对农民来说有失公平。因此, 我们应按照“谁投资, 谁收益”的思路, 建立环境资源使用权让渡受益机制。建立这一制度首先要考虑环境权益的初始配置问题。权益配置不仅要考虑效率问题, 同时也要考虑公平问题。从我国现有的环境资源分配情况来看, 农村土地产权分配体现了较高程度的公平, 而其它类型的环境资源分配则主要体现的是效率。现阶段, 土地作为农民的生存性资源, 其给农民带来的希望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年后就已经释放殆尽, 而且作为一种大多数农民的生存性资源, 一方面不能让渡, 另一方面也缺乏让渡的受体。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尝试对其它类型特别是具有市场让渡条件的环境资源的环境权益进行初始分配, 建立环境资源使用权让渡受益机制, 在农民将自己享有的环境资源和环境容量让渡给城市居民时会依法获取相应的经济效益, 以便很好地解决这一不公平现象, 更好地保护农村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王黎.论我国农村环境保护法制建设.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2008, (8) .

[2]李长健等.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环境保护法律问题探究.湖南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 (1) .

[3]谭泊平.促进我国农村地区能源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法律对策.法学杂志, 2009, (4) .

[4]梁治平.法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5]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篇3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正当其时。生态环境资源之外部性及公地悲剧，是导致许多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决定了通过制度约束每一个“牧羊人”行为的必要性。“十面霾伏”的污染现状以及各种环境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甚至不可逆转性，又决定了用制度保护环境的迫切性。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重在建设。首先，要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制度，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决定》提出，“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强化节能节地节水、环境、技术、安全等市场准入，建立健全防范和化解产能过剩长效机制”、“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快资源税改革”等等，这些规定都符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方向，更好地处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其次，要建立和完善以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贯彻生态文明理念，树立各级领导干部正确的政绩观。《决定》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等等，正是这一改革关系的具体体现。

三是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这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以“制度”而不是“政策”来全面系统完整地保护资源环境；二是要对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还存在许多不健全、不顺畅的地方，如治污难以形成合力、环境监管难以到位、环保违法成本过低等等，这些都影响了环保工作的深入有效开展。为此，《决定》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建立和完善严格监管所有污染物排放的环境保护管理制度，独立进行环境监管和行政执法。完善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行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实行赔偿制度，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面对无声的“公共绿地”，我们更要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加快建立和严格执行各项制度，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

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出路 篇4

生态环境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其出路

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既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存在着深刻的制度根源.只有进行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树立新的生态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使生态环境资源得到合理和有效配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作 者：方世南 张伟平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215021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年，卷(期)：20(5)分类号：B018关键词：生态环境资源 市场失灵 政府失灵 可持续发展战略

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篇5

吉林省建立矿山生态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的探索

摘要：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的伟大事业和宏伟工程.坚持不懈地搞好生态环境保护是保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我国现阶段的`生态补偿还存在许多需要克服和解决的矛盾及问题,比如认知领域中对生态环境无价、生态环境利用无偿的认识,生态价值观取向和生态价值货币化问题,机制建立中的生态补偿对象确立和机制完善度的问题等等.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和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精神,抓紧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吉林省积极探索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的途径,尤其是在矿山生态恢复补偿方面做了有益尝试.作 者：谢忠岩  作者单位：吉林省环保局 期 刊：环境保护  PKUCSSCI  Journal：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年，卷(期)：2006, “”(19) 分类号：X3 

依法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生态经济 篇6

环境保护是我国重要的基本国策之一。由于我国环保工作起步较晚，宣传不到位，对环保认识有待提高。近年随着环境污染影响形势恶化，事故不断发生，引起全世界民众关注，环保意识在增强，环保措施在硬化，环保工作已从污染治理发展到生态保护，循环经济，探索出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此从环保基本情况、基本

政策、生态经济等方面介绍些基本知识。

一、认清环境现状，增强保护意识

保护环境能在全世界形成共识，是因为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确实存在严重的危机，危及到人类的生存繁衍的大问题。尤以震惊世界的8大污染公害事件，更能说明污染的危害性。当代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1、淡水资源匮乏，水体污染突出。全世界有62个国家将近22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3处于缺水状态。我国人均水资源只有2000多吨，是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为世界上13个贫水国家之一。而且，我国水资源分布贫富不均，华北、西北的一些地区缺水严重。同时，我国主要河流普遍污染，其中辽河、海河污染严重，淮河水质较差，黄河水质不容乐观。并于97年汛期出现黄河断流，长达226天，720km。主要淡水湖泊富营养化严重，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污染，并具有逐年加重的趋势，我省淮北地区较为典型。可以形容为水多、水少、水脏，水不均。一条条大河视为地球的血管，河流的污染可以喻为地球得了“白血病”。

2、温室效应地球变暖。气候变暖的原因多数科学家认为是人为活动造成温室气体二氧化碳增加所至。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是旱涝加剧，公害频发，物种减少，疾病增加，海平面上长。97年7月24日北京最高气温达42.2℃，创百年历史记录。地球变暖喻为“地球在发烧”。

3、酸雨现象。由于人类向空中排放大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使雨水变酸。当降水PH值低于5.6时称为酸雨。它可使土地、湖泊变酸，水生物减少甚至死亡，腐蚀金属和建材，危害作物和森林，损害人体健康。我国酸雨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0，主要分布在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全国每年造成经济损失1000多亿。酸雨现象可以说是“地球在流泪”。

4、森林湿地生态功能退化。森林称之为地球之肺，湿地称之为地球之肾。从世界看现有森林只有20世纪中叶的50，人均森林面积为工业革命开始的1/80。我国近期森林覆盖率有所增加，但森林资源总体质量仍呈下降趋势，人均蓄积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1/7，林种第一，生态功能严重退化。全世界湿地200万平方公里，中国约26万平方公里，总的趋势面积在缩小，功能在弱化。

5、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全世界约有9亿人生活在干旱地带，直接接受到沙漠化的威胁，每年有708万公倾耕地消失，600万公倾土地变成沙漠。中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平方公里，并以每年1万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262万平方公里，继续以每年2640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

6、土壤酸化盐渍化，面源污染严重。由于耕地过分开发，化肥、农药过多使用及各种废料到处抛弃，在对土地构成不可逆转的污染。面源污染尤以我国为重，我国化肥的平均施用量是发达国家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2倍，平均利用率仅为40左右。

7、生物种类减少。由于环境的恶化，世界上每天至少有100余种动植物从地球上消失，物种灭绝将使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食物链将严重受到损害，地球物种面临第六次大灭绝。

8、海洋过渡开发和污染。由于过渡捕捞，海洋的渔业资源正在以令人可怕速度减少，人类向海洋倾泻越来越多的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其中的重金属、有机磷化合物等有害物质又通过鱼类转移到人类身上，损害人类健康。1999年我国近海岸四类和劣四类海水已达46以上，其中污染最严重的东海海区，劣四类海水比例高达53。

9、资源浪费现象普遍。资源的价值在于他们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传统的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资源的消耗，粗放经营和掠夺式开发都造成资源快速消耗，掠夺式开采和粗放经营称之为“端祖宗碗，吃子孙饭”。

10、臭氧层破坏。由于工业废气和氯氟烃的排放，严重破坏了大气臭氧层，形成了极地臭氧层空洞，称之为“肺穿孔”病。平流层中的臭氧已经损耗了将近1/10。臭氧每减少1，皮肤接受到的紫外线就增加2，皮肤癌的患病率就增加4。

环境问题举世关注，这是当代环境特点的决定的。一是从区域环境问题扩展全球性环境问题。环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其影响危及全人类的安全，问题的形成与全人类的活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也是全球的。二是从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扩展到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现在世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都市都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水体污染、森林破坏、草场破坏、水土流失和占有耕地等现象，也是在发展中国家急

速发展。三是个别环境问题扩展到全面环境问题，全球气温变暖，打破了生态平衡；臭氧层破坏，引起全人类忧虑；酸雨问题越过国界，称为“空中死神”；危险废物在全球转移，生物多样性锐减等。

二、三十年艰苦奋斗，环保成效明显

二十世纪中叶不断发生的世界公害，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72年6月5日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吁呼各国政府和人类共同努力，维护和改善环境，造福于人民。中国在周总理重视下派团出席会议，并于73年8月5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第一次承认中国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拉开了中国环保事业的序幕，30年来我国环保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和举世瞩目的成绩。概括起来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健全了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体系。

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为环保工作专门出台法律八个，条例若干个。它们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在《土地法》、《矿产资源保护法》、《森林法》、《水法》等法律中都有资源保护的内容，在97年修改的新《刑法》中专门增加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

（二）与时俱进地确立了环保工作方针。

第一次全国环保工作会议确定“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于民”环保工作“三十二”字方针；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是一项基本国策，制定了“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战略方针，简称为三项建设“三同步”和“三统一”。这一方针从战略上为正确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奠定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环保发展道路，这一方针的核心是“协调发展”思想，与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完全一致。

（三）“三大政策”奠定了环保立法管理基本准则。

1、“预防为主”政策。这是吸收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制定的。先污染后治理的代价沉重，不但污染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治理费用更多，时间更长，因此是不可取的。后来将其完善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这一正确环保理念。

2、“谁污染谁治理”政策。这是借鉴70年代西方国家“污染者负担”做法提出来的，将这一政策精神拓展到自然环境和资源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总体意思要求“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3、“强化环境管理”政策。强调必须发挥政府职能，对排污者加强管理，才能推动环境管理工作。由此实行了建设项目“环保第一审批权”。

（四）八项制度建立了环境保护管理机制。

八项制度在有关环保法律中确认，因此即是制度，也是法规，具有强制性。具体制度是：

①环境影响评价制度、②“三同时”制度、③排污收费制度、④排污申报与许可证制度、⑤污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⑥限期治理制度、⑦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⑧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

（五）“九七”达标，彻底整治了企业污染严重现象。

1996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控双达标”的目标要求，重点整治“三河”（淮河、辽河、海河）、“三湖”（太湖、巢湖、滇池）水污染和“两区”（酸雨和二氧化硫控制区）大气污染，对15种浪费资源、污染严重小企业实行关停和取缔，97年12月31日，国家环保局对淮河流域1556家重点达标排放情况采取了名为“零点行动”的执法检查，取得了淮河污染治理的重大进展，当年底全国关停67000家“十五小”企业。

（六）探索科学发展观，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

1987年受38届联大委托，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带领世界环境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在全世界调研，发表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观念得到全世界认可，其含义是“即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中国也正式提出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6年全国环保会议提出了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并举的方针，把生态建设纳入环保工作重中之重，安徽省随之提出建设生态省目标。出台了《安徽生态省建设总体规划纲要》，确定建设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明确发展目标和任务。

（七）国务院发部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主要精神和新的政策要求。

《决定》结合我国环境现状，明确了未来环境保护的目标。国家从坚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坚持社会需求与经济承受能力相一致，坚持环境保护的紧迫性与改善环境质量的长期性相统一，提出了未来15年环境目标：到2010年重点地区和城市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基本遏制，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到2020年环境质量和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改善。这是一个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水平相协调的目标，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目标，也是一个必须经过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的目标。

《决定》科学阐述了正确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关系，这些关系反映在指导思想上，体现在基本原则中。指导思想中强调：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切实改善“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状况；原则中要求：协调发展，互惠共赢，在发展中落实保护，在保护中促进发展。《决定》将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单列一章，从促进地区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发展环保产业等3个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

《决定》将环境容量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将环境准入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将环境管理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措施，将环境保护作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的重要方向，是保护科学发展的有力武器。

《决定》从下决心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出发，确定了七项重点任务：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以强化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城市环境保护；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以防治土壤污染为重点，加强农村环境保护；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以核设施和放射源监管为重点，确保核与辐射环境安全；以实施国家环保工程为重点，推动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这七项重点任务从整体上相互关联，必须全面推进；从阶段看必须重点突破，集中力量克难攻坚，尽快尽早解决环境问题。七项任务有五项是污染防治问题，因此也是重中之重，污染防治又把饮用水安全作为首要任务，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

《决定》重申了严格执行环境法律法规。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重点查处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制度、不正常运转治理设施、超标排污、不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违法开发造成生态破坏等违法行为，坚决纠正“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问题。规范环境执法行为，实行执法责任追究制。

《决定》从建立环境保护长效机制入手，制定切实有效的保障措施。一是健全环境法规和标准体系，严格执行环境监管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完善管理体制；二是依靠科技进步，运用市场机制，完善环保投入机制；三是健全社会监督，加强环保队伍和能力建设；四是推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政策；五是落实政府保护环境领导责任制，完善科学评价发展的考核办法；六是加强宣传教育，健全协调机制，扩大国际环境合作与交流。

《决定》是个系统、完整的思想体系，提出了新时期环境保护的新思路、新任务、新目标、内容丰富，特色明显，尤其是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

三、树立生态意识，发展循环经济

1、什么是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

生态经济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既能够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会危机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经济。生态经济作为现代经济发展模式，既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不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生态平衡模式，而是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适应，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生态经济的本质就是把经济发展建立在生态可承受的基础上，在保证自然再生产的前提下，扩大经济的再生产，从而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建立经济、社会、自然良性循环的复合型生态系统。生态经济有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

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流动的经济运行模式，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形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过程，从而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结果。

2、什么是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

无公害食品是指按照相应生产技术标准生产的，符合通过卫生标准并经有关部门认定的安全食品。

绿色食品是农业部门推广的认证食品，分为A级和AA级两种。A级绿色食品生产中允许限量使用化学合成生产资料；AA级绿色食品则较为严格地要求不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添加剂等。

有机食品是指采用一种有机耕作和加工方式，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和有机食品技术规范的要求，在原料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化学添加剂、化学色素和防腐剂等化学物质，不使用基因工程技术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通过有机食品的认证机构认证，并使用有机食品标志。

3、生态省建设的具体目标任务

生态省建设的指导思想：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出发点，以发展生态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培育生态文化为主要内容，以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全面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省建设的总体目标：经过全省人民近20年的努力，全省经济增长方式较变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合理利用率显著提高，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经济实力和文化底蕴显著增强，基本形成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可持续发展国民经济体系，使我省成为人民生态富裕、生态环境良好，人民环境优美舒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社会文明进步的可持续发展省份。

生态省建设的基本步骤：

起步阶段（2003—2007年）：生态省建设全面启动。初步建立生态安全预警机制、生态经济的服务网络和科技支撑体系。形成若干优势明显的生态产业，推出一批有较强竞争力的绿色产品。树立生态立省的理念，培育生态文化，提高公众的生态环境意识，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建立完善政策法规，形成生态省建设良性决策机制，为全面开展生态省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全面建设阶段（2008年—2015年）：生态省建设走健康轨道。树立以绿色资源，生态产业群、生态城镇群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安徽品牌。经济、社会、资源、人口、环境进一步均衡发展，基本建成协调发展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的利用资源保障体系，自然和谐、舒适优美的城乡生态环境体系，文明健康的生态文化体系，保障有力的决策、管理、科技支撑五大生态建设体系框架。建成一批重大生态经济建设工程，并逐步产生较好效益，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提高。生态质量明显提高，社会福利和公益设施基本完善。

提高完善阶段（2016—202年）：生态省建设主要目标实现。全面形成以生态经济为标志、高新技术为支撑的生态强省形象，五大体系建设趋于完善。生态环境质量处于全国前列，全省生态文化氛围已经形成，公众生态环境意识普遍较高，政府生态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基本建立。全省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发展，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得到很大提高，全面形成小康社会。

生态省建设规划为淮北与沿淮平原生态区、江淮丘陵岗地生态区、皖西山地生态区、江淮平原生态区、皖南山地丘陵生态区五大区域。主要任务建立协调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可持续利用的资源保障体系、舒适优美的人居环境体系、稳定可靠的保障支撑体系、文明健康的生态文化体系五大体系，发展生态工业工程、生态农业工程、生态林业工程、生态旅游工程、生态水系工程、清洁能源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生态家园工程、生态文化工程、能力保障十大工程，实施八大措施。

4、生态示范村，生态示范户建设的内涵

生态示范村是在生态农业基础上建立的村级范围内的复合生态系统。主要是以治理“脏、乱、差”，建设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农业模式和优美的人居环境。

生态示范户是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庭院经济、就是推进农民增户经济，减少化肥、农药污染，提高农户经济效益。当前生态示范户建设内容是：“一池三改”，即以沼气池与改圈、改厕和改厨为一基本项目单元进行同步建设，有条件地方还可以引导农户与改水，发展太阳能结合起来。

5、生态经济的主要模式

农村生态经济是以不断提高太阳能转化为生态物的效率和氮资源转化为高蛋白的效率，加强能源和物流在生态系统中的再循环过程，从而获得生产发展，能源再生和利用、环境和生态保护、经济效益四者统一的综合效果。总结各地发展生态经济的经验，发展生态经济主要有以下模式。

⑴生态规模化模式。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建设绿色农产品基地。如粮食基地、油料基地，林果基地、蔬菜基地，畜禽水产品基地，规模经营，形成批量。

⑵生态整治模式。对低产田，低洼地丘岗地进行土地综合整治，形成路渠配套，灌溉方便，旱涝保收。

⑶生态改善模式。开展退耕还林，四旁植树，在田地、路边、渠堤、沟坡合理栽植树木，做到林水田结合，乔灌草结合，落叶与常青结合，用材林、经济林、薪碳林结合，建成农林成网化，沟渠林带化，道路林阴化，村庄园林化，多树种生态防护林体系，改善小气候，实现生态效应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⑷生态养殖模式。充分利用饲草、饲料资源，大力发展畜禽、水产养殖业。形成饲草、饲料喂家畜家禽，畜禽粪便制作沼气，沼液养鱼，沼渣还田的生态良性循环。

⑸生态种植模式。一是实行林、果、粮、药、菜的立体种植模式，在纵向空间阳光的最大程度利用，提高效益。二是实行套种复种，充分利用作物的季节性差异达到能源和土地使用最大化。

⑹庭院生态经济模式。在农村规划建设上推广一庭两院生态结构住宅，前院饲养家禽、家禽，发展沼气，后院住宅种花种草，栽植果树，充分利用宅院的光、热、水、气、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不仅净化、美化、香化环境，而且增加经济收入。

⑺循环经济模式。目前在农村一家一户可以操作的循环经济模式“饲料（粮食）→畜禽→沼气池→鱼”和“饲料（粮食）→畜禽→沼气→果（粮食）”模式。

四、执行环保政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严格执行环保第一审批权。任何新上建设项目和规划，都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按项目建设分级管理的规定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同意后方能建设。

2、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的要求，建设项目中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正式生产前必须经过验收合格方可生产。

3、按时缴纳排污费。排污费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强制排污单位对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环境污染损失或危害承担的经济责任，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依法向排污单位强制收取的费用。排污费是按谁污染谁补偿的原则确定的，因此是补偿性收，排污者缴纳排污费，不免除其防治污染，赔偿污染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4、严禁新上国家明令禁止的建设项目。国家明令禁止新上“十五小”、“新五小”企业，同时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落后生产工艺的项目不予审批。

生态环境保护规章制度 篇7

1 我国农村生态保护面临的制度性缺陷

一些学者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我国特殊的农村城镇化发展道路。我国农村经济文化落后,城镇化的直接目的又是摆脱贫困,因此,“经济至上”就成了城镇化的最高取舍标准,加上城镇化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政府依赖性,而政府往往更倾向于追求短期的经济政绩,以牺牲生态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短期发展的情况便难以避免。比如,在城市遭淘汰的污染行业和企业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死灰复燃,就是因为高耗能、高污染的乡镇企业成为一些农村基层政府的“财政税收”来源。乡镇企业现代化程度最低,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落后的、甚至被淘汰的、对环境有明显不利影响的技术在农村地区的大扩散[1]。但是笔者认为,农村城镇化的功利性发展模式只是农村生态危机的表面原因,不少城市也高度重视经济发展,但是因为环保方面的严格执法,使生态破坏得到了严格控制,而且农村生态破坏不仅发生在中西部困穷地区,东部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也同样存在,我国农村生态保护陷于困境,面临的是制度性缺陷与障碍。

1.1 农村生态保护在环保法制体系中被边缘化

我国现行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主要关注的城市地区市民的生态利益,很少顾及农村生态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是历史上长期对农村生态保护漠视的一个必然结果。比如,我国制定了《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但却没有相应的《农村村貌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我国对城市的污染治理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比如企业排污费返还使用,污水处理厂建设时实现低价征地或无偿划拨用地政策,虽然农村环境污染防治资金向来匮乏,但对农村污染治理却没有类似优惠政策;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制定城市规划,应当确定环境保护的目标和任务,但对于农村规划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却没有提及。类似生态保护城乡有别的法律规定举不胜举,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承受着巨大的生态环境负担,而现行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城乡有别,更导致农村的生态保护举步维艰。

1.2 农村生态资源权利主体的虚位

生态资源权益归属不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致命弊端。我国并未明确农村生态环境资源的权利主体,各种法规都认为生态资源、环境权益属于国家、集体所有。然而,国家所有在理论上一般解释为全体公民所有,全体公民是个抽象的概念,作为公民个人,并不是生态权益的所有者,理论上任何人都有使用国有财产的权利,但实际上国家资源的相关权利只能由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代为行使。因此国有产权主体是虚置的,国有的生态资源权利主体是无法具体化到人格化的个人的,此时权利主体是虚位的。而集体也不是一个明晰的法律概念,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民个人不仅不清楚自己在集体中的权利份额,也不能代表集体在集体权益被侵害后进行维权。实践中我们往往把生态环境认定为公共资源,而1968年西方经济学者哈丁就提出“公有地悲剧”:“草场(资源)为公共所有,羊(利润或产品)为个人所有,结果是草场上拥挤的牲畜将导致过度放牧和土地资源的破坏[2]。作为公共资源的生态环境,其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因而也无法排除他人共享[3],如果不对权利主体作出清晰界定,使用者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往往会对生态资源进行掠夺式开发。单个人关心生态资源合理利用所得到的收益被若干个共同使用者分享,从而必然会导致每一个人都希望他人去关心生态资源的使用,而自己仅仅是“搭便车”,结果所有人都可能会失去对生态资源保护和合理使用的关心。农村的生态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如果不明晰权利主体,便没有人会真正付诸行动投入到生态保护。

1.3 农村生态损害缺乏救济机制

农村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污染破坏农村生态环境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得不到有效追究,相应损害得不到有效救济。一些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有时会对环境保护法律在执行上打折扣,在进行重大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布局时没有或不认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甚至对当地企业违反环保法规、破坏生态的行为听之任之,使有关责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另一方面,农村生态破坏损害的是公共生态环境利益,在缺乏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是直接受害人的单个个人,往往没有资格为公共生态环境保护对违法行为提起诉讼,寻求救济。对此,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早出现了生态公益诉讼,是公共生态环境利益遭受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个人违法行为的侵害,或者存在侵害的可能性时,由公众代表或者环境保护团体基于维护公共生态环境利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诉讼,要求责任者承担赔偿责任,或对生态进行补救、恢复。生态公益诉讼制度后来被英、法、日等许多国家采用,成为了保护公共生态环境权益、追究行为人法律责任的重要制度。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却没有确立生态公益诉讼制度,导致农村公共生态资源损害缺乏可行的救济途径。

2 解决我国农村生态保护制度性缺陷的根本出路———建立健全农民生态权

解决我国农村生态保护问题,需要健全农村生态保护法制体系,建立适应农村新型城镇化要求的乡镇企业环境治理法律制度等等。但笔者认为,农村生态恶化直接侵害的是农民的生存权益,农村生态环境恶化而得不到有效改善其实是农民生态权缺乏、农民生态维权制度缺失的结果,是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的社会现实反映。农民是农村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受益者,只有赋予农民生态权,才是解决农村生态保护制度性缺陷的长效机制和根本出路。著名生态法学家姆·姆·布林丘克认为,生态权利是指在立法中确认并固定下来的,保证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过程中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的个人权利[4]。而农民生态权是指农民依法享用、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系统,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的权利。一般认为其具体内容包括生态利用权、生态保护权、生态救济权、生态处分权、生态改善权等,以及为了实现上述权利而必需享有的权利,如生态参与权、生态信息知情权、生态管理权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权益主体,建立健全农民生态权是制约破坏农村生态行为、解决农村生态保护制度性缺陷的基本途径:

2.1 农民生态权明确了农村生态环境的维权主体

农村生态环境的公共性使其极容易陷入“公有地悲剧”的困境,即人们损害了生态系统后可能个人获益,却不用承担不利的后果;人们愿意享受生态利益,却不愿意承受生态维护的支出,没有人愿意维护、改善生态系统,甚至没有人能够名正言顺的对生态环境进行维权。而农民生态权的价值目标是保有农村生态系统利益,确立生态权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和满足农民基于生存和发展而享有、利用农村生态环境系统的需求[5]。在明确农民生态权的情况下,农民对农村生态环境享有生态利用权,即农民基于生存需要利用生态系统的权利,如饮用无污染的纯净水等;生态保护权,即农民对自己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进行保护的权利,有权制止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有权要求政府履行环境改善和保护责任;基于这些权利,农民就可以对农村生态环境进行维权。比如,在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市产业升级和环境保护执法的加强,大批生产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陆续迁往农村,在城市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的同时,农村生态环境却遭受了破坏与威胁。世界银行就将中国农村的工业污染作为仅次于城市水源污染和城市大气污染的我国三大严重环境污染问题之一[6]。另一方面,尽管近年来我国加强了生态环境保护,但经费投入几乎全部集中在城市,导致农村生态保护设施极度缺乏。在农民享有生态权的情况下,农民就有权制止企业违反环保法规、破坏农村生态系统的行为,有权要求国家履行生态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护的职责,有权要求进行环境改善获得良好生存状况。我国环保立法对城乡区别对待的不公平情况,其实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在政策制定上没有利益代言人的后果,而农民生态权保护是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落脚点和关键点,对此农民可以基于自己的生态权益,在立法上争取发言权,反映自己的诉求,使我国从立法环节对农民生态利益加以确认,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法制体系。

2.2 农民生态知情权、参与权是预防农村生态破坏的有效途径

农村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很多时候源于农民在影响自身生态权益的事务上没有生态知情权与参与权。比如,城镇化往往要涉及到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征地、耕地的非农用化,农民通常没有机会事先知晓和参与对自身土地使用权产生重大影响的土地用途规划;再比如,对于乡镇污染工业的投资和发展规划,基层政府对当地生态有影响的招商计划,农民也无从知晓其制定过程、无权参与计划的起草论证和决策。农民在生态环境利益问题上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阻碍了农民对农村生态权益的保护和预先救济。而农民生态知情权,是指农民对影响自身生活的生态环境状况、国家的生态管理行为等有获得信息的权利。生态知情权是行使生态决策参与权的前提,农民生态决策参与权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沟通协调机制,使各种利益群体在生态的利用、开发、保护等决策上能够表达其利益诉求、维护其权益。农民的生态信息知情权、生态参与权,为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预防农村生态环境破坏提供了途径。

2.3 农民生态救济权为农村生态损害补救提供保障

我国农村在城镇化进程中承受着城镇化之后聚集居民自身产生的和城市转嫁的双份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然而对此生态损害农村受限于经济技术条件,往往自身无法予以弥补、改善。虽然农村生态破坏会造成农民的健康权等权益损害,但因生态破坏造成人身权益损害的证据难以收集,因果关系复杂且难以证明,面对实力强大的污染企业,许多农民受害者都放弃了赔偿请求。即便在政府的主持下进行损害赔偿调解谈判,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得农民在谈判和协商中也处于不利地位。我国立法并未针对此设置特别的救济制度,导致农村生态利益、农民生态权益处于救济不能的境地。承认和保障农民的生态救济权,即在生态权被侵害时有权得到救济,有权要求破坏生态系统的行为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一方面要建立生态公益诉讼制度,为农民维护自身生态权益和农村生态环境提供支持和维权途径;另一方面,还要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生态补偿是指生态系统的受益者向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提供者支付费用的制度[7]。生态补偿制度可以使农村地区付出生态损失、城市地区受益的不合理现象得以纠正,有效的调节利益分配格局,并为农村自身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保障。

3 我国农民生态权立法缺失的现状及国外相关立法考察

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城镇化不能靠牺牲农村生态环境来进行,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应该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风向标”。不过只有承认保护农民的生态权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保护的制度性障碍与动力不足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国立法尚未对农民生态权进行明确规定,这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求是不相适应的。我国《宪法》在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只是间接说明我国保障公民的生态环境权益,但却没有明文规定公民的生态权。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相对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但是相关立法的重点是建立生态保护、污染防止的行政管理制度,而包括农民生态权在内的公民生态权并没有在立法上确立,因此农民生态权行使缺乏法律依据,农民生态权的各项权能无法主张,比如我国立法没有直接规定公民包括农民享有获取生态环境信息的权利,这必然影响农民生态信息知情权的实现,对于那些可能对生态造成损害的决策,可能受到影响的农民并无法事先得到通知。另外,在农民生态权受到侵害时,也无法寻求法律依据进行救济。

随着生态学、环境法学对生态权属性、法理基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已认识到生态权应是人人均可享有的权利,生态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生态权的讨论与当代社会对流产、安乐死、土著民族的权利等问题的辩论没有什么区别[8]。国外发达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比较系统,特别是己经完成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国家像美国,其农民的生态权保护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许多发达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都对生态权做出了明确规定,如美国1969年《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每一个体都有权享受健康的环境,同时每一个体也有责任对维护和改善环境做出贡献”;1995年芬兰《宪法》规定“公共当局应当努力保障每一个体的良好环境权,以及每一个体影响与生活环境有关的决策的机会”;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幸福的环境中生活,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这些规定都表明,承认生态权包括农民的生态权不仅可行而且是一种趋势。

4 我国农民生态权制度构建的立法路径

构建农民生态权制度,我国必须在立法上尽快明确农民的生态权及其行使、保障和救济制度。

4.1 立法明确规定农民对农村生态资源的生态权

宪法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书,我们应当在《宪法》中承认生态权,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生态权,为农民生态权保护确立法律依据。同时针对农村土壤污染、水污染、化肥污染、乡镇企业污染、城市污染转移等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问题,要制定专门的细则性法规如《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条例》,对农村的生态环境污染防治和农民生态权进行明确规定,在这部法规中除了规定“三同时制度”、许可证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事故报告制度等一般环保制度之外,还要针对农村生态保护的实际,规定生态补偿制度、循环农业制度、农村生态保护财政保障制度等。对农民生态权的承认意味着农村居民对农村生态系统中的生态安全、生态利用、生态选择、生态保护、生态改善等拥有支配权,并对农村的生态保护享有参与权、知情权、管理权等,成为农村生态环境利益的权利主体。在实际生活中城市的发展以农村的生态牺牲为代价,其实是农民的生态权让渡给了城市居民,然而这种让渡并没有相应的对价或支付,这对农民来说有失公平,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承认农民对农村生态环境享有的权益。

4.2 保障农民生态权各项权能的实现

在农民对农村生态资源享有生态权的情况下,立法还要保障农民各项生态权权能的实现,完善农民生态权的行使途径。比如,在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中要保护农民的生态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明确政府环境保护主管机关、相关部门和企业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事件中的告知义务;在对农村生态环境立法、环境标准制定过程中,要明确必须听取农村农民的意见;有学者还建议实行农村环境行政执法公示公开制度,增加农村环境执法的透明度。[9]在行政执法程序中,对于影响农村生态环境的行政命令、决策的形成制定,都要有农民的参与,比如对于是否许可企业在农村办厂,要保障农民有途径和机会向有关决策机关表达意见。

针对农民生态权的被牺牲问题,应建立保障救济农民生态权益的生态补偿制度。在国家发展过程中政府主导的针对农村的资源开发和城市污染转移,农村居民承担了生态环境破坏的后果,农民作为受害者应成为生态补偿接受主体,农民集体组织可以成为具体的补偿款项接受人。生态补偿的支付者则可以是政府或生态资源受益人。首先,对于政府决策造成的农村生态损害,因政府是管理和保护生态资源的责任主体,其应成为生态补偿的支付主体,生态补偿资金的主要来源是征收的生态税款,或实施建设项目时预算的生态保护费用。其次,根据受益者负担原理,从生态资源的开发使用过程中实际获得利益者,如在农村建立的资源开发企业,应对生态修复支付应有的补偿费用。

4.3 建立农民生态权益维权的公益诉讼制度

破坏农村生态的违法行为,既是对农村公共生态环境的侵害,也是对农民群体生态权的侵害。但是公共生态环境利益维权的难题在于没有合适的诉讼代表。[10]我国民事诉讼对原告的主体资格作出了一定的限制,即对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主体。而生态环境是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的,除了因环境污染而直接受到财产人身损害外,在一般民事诉讼中农民不能成为为公共生态利益维权的诉讼主体。为解决公共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诉讼制度,当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时,除了直接的受害者可以成为原告外,应允许其他非直接受害者以生态维权为由,提起公益诉讼,即未来应建立生态公益诉讼制度。在设计生态公益诉讼制度时,具有原告资格的主体不仅包括受生态破坏不法行为直接侵害的公民、法人等受害者,还包括与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团体、政府机关等,鉴于个人对不法行为进行诉讼的弱势地位,对于复杂的案件,个人可以请求检察院提起诉讼。被告的范围不仅包括排污企业,还可能包括未履职的环保机构等政府执法部门;生态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利益提起的诉讼,为了激励生态环境保护诉讼的提起,要对诉讼费用进行减免,当然为了防止诉权滥用,如果被告证明原告有恶意诉讼的嫌疑,应要求原告在败诉时对被告的诉讼费用进行补偿。

摘要：农村生态保护在法制体系中被边缘化、农村生态资源权利主体虚位、农村生态损害缺乏救济机制,是我国农村生态保护陷于困境而面临的制度性难题。只有在立法上明确农民对农村生态资源的权利主体地位,赋予农民对农村生态的保护利用、知情参与、救济等权利,使农民可以基于自己的生态权益在立法上争取发言权,才是解决农村生态问题的长效机制和根本出路。因此,我国立法应尽快规定农民生态权,并保障农民生态权各项权能的实现。

关键词：农村生态,生态资源,农民生态权,立法

参考文献

[1]郑易生.环境污染转移现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02(2):68-75.

[2]Hardin Garett.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968(162):1243.

[3][美]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蒋景媛译.微观经济学[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32.

[4]王树义.俄罗斯生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179.

[5]宁清同.生态权初探[J].法治研究,2012(9):47.

[6]孙晓伟.论我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的路径选择[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2,33(2):225.

[7]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92.

[8]AlanE.Boyle&Michael R.Anderson(eds.),Human RightsApproaches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98.25.

[9]期海明.社会转型视域下农民环境权益的保护[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2(1):23.

浅议我国古代生态保护制度 篇8

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涸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是指各个方面都要发展;协调,是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续性、连续性。而这种发展观,我国古代的圣人先哲们早已意识到,并且开始身体力行地付诸实施了。从《云梦秦简》可知,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的先民们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生态的规律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一、古代坏境保护的具体内容

(一)古代环境保护的机构

我国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环境保护机构在五帝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有“益主虞,山泽辟”的记载,即是说舜帝时设立的九官二十二人,其中之一便是虞官伯益,主要负责山泽的管理。而在此以后我国各朝各代都设有虞、衡机构,虽然职责稍有变化,但主要都是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比如《周礼·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即山虞负责制定保护山林资源的政令。到唐宋时期虞、衡机构的职责范围更加扩大。到这一时期,虞部的职责主要分为以下五类:一为京城街道绿化;二为掌管山林川泽政令;三管苑囿;四管某些物资的供应;五管打猎。明朝的虞衡还是主要负责保护环境,实现协调可持续的环境循环。

(二)古代环境保护的制度

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令法规,如在《荀子·王制》中有“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的记载。当然先秦时期的自然保护法令决不仅限于此,在《逸周书》、《孟子》、《管子》、《礼记》、《大戴礼记》等典籍中多有记载。在春季夏季草木茂盛的时候禁止伐木,禁止滥砍滥伐,划定山林“保护区”,制定防火法令;在一定的时间内禁止捕鱼,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渔业部门规定的“禁渔期”非常类似,而且不允许捕捉小鱼,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同样能找到类似的规定;还有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规定人们可以狩猎的时间以及方式等。

二、古代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的基础

如果单纯从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机构和法令去审视环境保护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认为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法令的颁布仅仅处于崇尚自然,或者说仅仅是儒家仁义思想的反映。事实上,仅仅从崇尚自然和儒家仁义思想出发的保护行动确实存在,但在古代中国更主要的是朝廷或者说政府采取的保护行动。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提出环境保护是在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古代的情况又如何呢?

(一)植根于古人心灵深处的生态保护思想

早在春秋时期,齐相管仲就十分注意自然资源的保护。他认为山林川泽是“天财”,也就是自然资源,应该好好保护,才能保障物质供给。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很重视生态的平衡,保护野生动物。

(二)儒道二家的天人学说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天”“人”是统一的关系,只是在统一的方式上有所不同。儒家把“天”、“地”、“人”称为“三才”,认为一方面人是天地所生,另一方面认为“人超然万物之上”,强调“天人合一”的调和论。孔孟所持观点就是这种“天人合一”的调和论。而同样是儒家代表人物的荀子则认为“人定胜天”,强调人改造自然的能力。道家则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三)注意实现可持续利用

古人始终非常重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历朝历代的规定都是在保护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循环,可见古代社会非常重视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以后,工业化大生产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自然资源严重枯竭,环境问题给人类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针对这一问题,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寻找对策,中国领导人对此也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郑重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整体,既有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重视生态保护观念传统的国家,在党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下,我们的社会一定会更加和谐,我们的生活会更加美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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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程昌明译注,《论语》,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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