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案案例

民间借贷案案例（精选6篇）

民间借贷案案例 篇1

该还？

2012年5月3日 08:11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施宇翔 通讯员 虞心欣 选稿:

李宏洋

妻子在外借了钱，当起了“老赖”，丈夫对这些却毫不知情。出借人认为，这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妻子不还，丈夫还。

这样的债务该不该由丈夫还？今天上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举行法庭公众开放日，对这起比较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了公开庭审。

2010年8月31日，被告周某称因生意需要向原告沈某借款10万元，周某和沈某约定了还款日期、借款利息等内容，并由担保人杨某进行担保。还款到期后，沈某屡次催讨，周某屡次推诿，至今分文未付。

万般无奈之下，沈某只好将周某和其丈夫蔡某一起告上法庭。沈某认为周某不肯还款，此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蔡某偿还。

庭审过程中，被告蔡某称自己从不知道其妻子周某向沈某借款的事，其次周某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没有经营生意。

蔡某还称，妻子周某具有赌博恶习，在外面欠下巨额赌债，而且自2011年5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

法院调查后认为，原告沈某和被告周某借贷关系有周某出具的借条为证，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周某应当按期归还借款。原告沈某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

案涉借款虽发生于被告周某、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蔡某有与周某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及该债务系被告蔡某、周某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被告周某并无固定职业，亦无证据证明其从事何种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故应认定本案债务为被告周某个人债务，原告诉请被告蔡某共同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婚姻存续间的债务不一定是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因个人挥霍而向外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范围的，其配偶对该借款不承担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告是知道夫妻双方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或有理由相信是夫妻一方代表另一方借款或能够证明该借款实际用于家庭生活及经营需要。判出一条路来—— 一份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判决

【 判决要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对此，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就是直接按照上述解释进行推定，凡无解释所列两种例外情形者，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尽管有不少同志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但因苦于司法解释的障碍，而无法逾越。即使有个别例外判决，也被斥之为违法。目前，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呼吁修改24条。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固然是一种途径，但其周期较长，“远水不解近渴”。最好的方法就是另劈溪经，从理论上寻找突破口，解决适用上述解释的障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相关法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将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作为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前提条件，有其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根据。这样，既可以逾越司法解释的障碍，又能避免适用法律上的“硬伤”，是解决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有效途径。据此，本人根据上述法理出了例外判决。本案判决理由详见北大法律网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判出一条路来——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障碍》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宜中民一终字第0015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祥玉，女，195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汽运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何昌林，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兰，女，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念正，男，195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阮真武，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住枝江市问安镇安阳路36号。

上诉人彭祥玉为与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礼仁、胡远亮、朱晓玲组成合议庭，王礼仁担任审判长，并于2007年5 月 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祥玉的委托代理人何昌林，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的委托代理人田国进，以及原审被告阮真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原告张金兰之妹）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借款时被告阮真武知道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原告张金兰。2005年8月26日，被告阮真武以16600元的价格将鄂A28838客运车1/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张金兰，经原告张金兰同意该转让协议由张金芳代签，并支付了转让价款，但原告张金兰并未实际参与鄂A28838客运车辆的经营。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一份，承认欠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含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入股款16600元）。2005年11月9日，被告阮真武及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其他合伙人将鄂A28838客运车辆及相关线路牌（经营权）全部转让，但未返还张金兰的入股款。现二原告多次催被告阮真武返还借款，但被告阮真武称无力返还。

另查明：原告张金兰与姚念正于2003年4月24日登记结婚，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于2005年11月16日登记离婚。

在原审质证过程中，被告彭祥玉提交了被告阮真武出具的“有关张金兰、姚念正借条的说明”一份，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被告彭祥玉认为，被告阮真武出具的“说明”证明借款用于“买码”（即地下“六合彩”），借款时自己不知情，故该借款是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应由阮真武个人偿还。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阮真武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法院不应采信，且借款是否用于“买码”不能作为被告不向原告返还借款的理由。同时认为，被告阮真武在与彭祥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二原告借款，借款时并未约定为个人债务，故该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共同偿还。

原审认为：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原告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是显名的间接代理，因被告阮真武知道张金芳、王敏丰是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后，将张金兰的钱借给他，依法该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张金兰与被告阮真武，被告阮真武应直接向原告张金兰返还借款。2005年8月28日，被告阮真武向原告张金兰转让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并收取转让款16600元，诉讼中被告阮真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该1/10的股份办理了退伙，即被告阮真武收取了原告张金兰的转让款，但其名下的1/10股份并未退伙，原告张金兰实际未取得鄂A28838客运车辆合伙人的地位，故被告阮真武应返还原告张金兰的入股款。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承认欠二原告借款66600元（含入股款16600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应在二原告催告其返还借款的合理期限内还款。因借款时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彭祥玉辩称该借款系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并出具被告阮真武自书的“说明” 予以证明，原告对此持异议，其异议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彭祥玉应对该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另外，原告张金兰及姚念正系合法夫妻，原告张金兰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债权无特别约定为共同债权，张金兰、姚念正可作为共同原告进行诉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遂判决：

一、被告阮真武、彭祥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张金兰、姚念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被告阮真武、彭祥玉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彭祥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和理由是：

1、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该债务是阮真武在“买码”输钱后，向其姘妇张金芳借贷的债务，并不是向张金兰、姚念正借的，后将该债务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债务属于阮真武个人债务。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连带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答辩如下：

1、原审判决事实清楚；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阮真武没有提出书面答辩，当庭辩称：自己因“买码” 输钱后直接向张金芳借的款，当时并不知道是张金兰的钱。2006年4月，应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向其出具了欠条，并已偿还10000元。

在二审诉讼中，上列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金芳在与阮真武姘居期间，于2004年4月19日以王敏丰（张金芳二姐夫）的名义出借5万元现金给阮真武。2005年8月28日，张金芳又以张金兰名义与阮真武签定一份“转让协议”，将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转让张金兰，张金芳给付阮真武转让款16600元。之后，应张金芳、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阮真武将上述借款和股权转让款向张金兰、姚念正出具了66600元的欠条，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18日。

本院认为：

1、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妻共同债务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即夫妻一方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但“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当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否则，另一方可以对抗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巨大，显然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而第三人张金兰、姚念正既不是债务直接经手人，又没有证明其借款为阮真武、彭祥玉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而，该债务对彭祥玉没有约束力。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利益”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夫妻一方的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债务”，都会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

4、虽然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应当由举债人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利益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只要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那么，在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举债人没有证实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第三人亦未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而举债。综上所述，阮真武与张金兰、姚念正均不能证明上述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从债务的基本性质上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存在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条件。同时，该债务数额巨大，超出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张金兰、姚念正也没有证明该债务系经彭祥玉同意的债务。因而，阮真武所欠张金兰、姚念正的债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考察和判断，都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彭祥玉的上诉理由成立。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全部债务都是在阮真武与张金芳姘居期间，阮真武向张金芳所借，几经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问题。因本院认为彭祥玉不承担责任，该债务是否虚假，只涉及到阮真武的责任问题，而阮真武并未上诉，故本院对债务是否虚假问题不作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变更为：阮真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阮真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张金兰、姚念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礼 仁

审 判 员 朱 晓 玲

审 判 员 胡 远 亮

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民间借贷案案例 篇2

关键词：民间借贷,规范管理,温州

1 温州民间借贷缘何盛行

1.1 银行高门槛、高利率和贷款难

金融危机对于中小企业的负面影响尚未消散, 许多企业仍在困境的泥沼中挣扎。今年央行六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与其同时, 美国也在近期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 使得人民币汇率再创新高;作为盈利机构, 中小型企业由于其风险性, 不得不提高其相关手续的复杂性, 并非银行的理想贷款对象, 中小型企业的贷款也因此更加困难。其次, 国家四万亿资金虽然对于宏观经济有稳定作用, 但对中小企业来说却并非是一个好消息。国家基建水平虽然应声提高, 但市场流通货币增多, 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对于中小企业的资金筹集带来更大压力。银行盲目跟风政府政策, 企业顺势投机, 在房地产、太阳能等领域集中大量贷款, 公司的运营一旦受挫, 民间借贷就成为其救命稻草, 这也是民间贷款虽然利率高但仍然热度飙涨的原因。

1.2 中国不完善的金融体系

不对称的信息、远非良好的信用状况, 以及并不透明的内部发展状况等种种原因, 都使得中小型企业往往无法成为企业投资的心头之爱。同时, 现行金融体系中, 受制于风险控制和自身盈利的职能影响, 对于类似于四大国有控股银行等有实力的机构来说, 国有大企业才是其理想的服务对象。这种金融体系的垄断性使得资源的分配无法做到较好的平衡, 因此企业想要发展, 就只能转向地下钱庄或者熟悉的朋友借钱。企业家转向民间借贷使得有资本的人群感受到了强烈的利润吸引, 纷纷选择进入市场, 也在不知不觉中抬高了市场热度。金融稀缺让民间高利贷随之助长。然而, 由于其反弹性极大, 我们越是压制民间金融, 就不可避免的导致其稀缺性更强, 高利贷将会以更加强势的姿态去不断的提高利率, 造成更大的借贷成本。

2 温州民间借贷与当地经济

2.1 缓解企业的短期借贷压力

由于达不到银行的相关借贷标准, 为了企业正常运行, 温州的中小型企业必须通过民间借贷。民间借贷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时间, 许多急需资金而贷款无门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如果要在这样的短期时间内解决资金缺口, 民间借贷在这时就起到了关键作用, 让融资通畅, 给这些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希望。

2.2 企业资金链断裂产生系列效应

温州本地普通百姓是目前温州用于企业担保或民间借贷的资本主要来源。可想而知, 如果一个老板不顾信用的携款潜逃, 无数人将为其买单。企业之间, 相互担保也屡见不鲜。因此一个企业破产, 其企业也不免受到“连坐”的危险, 而其破产将对担保公司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2.3 温州民间贷款突出的风险性

由于手续相对简单, 民间贷款相比于银行贷款, 对中小型企业来说难度也就相对较小。但风险性与手续的难度恰好形成的反比, 民间贷款的风险是很大的。在温州, 有很一大部分的普通百姓将钱投入到了信贷市场, 一旦某个企业的经营出现问题, 走下坡路, 还没有及时还款甚至到破产的程度, 借贷方的资金自然会受到损害, 因此不可避免的会有法律纠纷, 这让借贷双方都担上沉重的经济重担。

3 规范民间借贷的具体管理措施

3.1 明确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

关于金融的监督管理体系, 我国的现行模式是“机构监管, 分业监管”, 作为负责监管我国存贷款类市场、保险市场和证券期货市场的三个主体, 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三个机构在明确而清晰的分工之下保障了较高的监管效率。但民间借贷却在法律上一直较为空白。要想在其取得了合法身份后有相应的监管效果和效率, 确立监管主体是首要而且必须的。我们要通过法律的形式去明确监管主体在组织、地位、职责等各方面的规定。

3.2 完善市场准入机制

首要应该考察主体成员是否合规。一旦民间贷款合法, 无论是个人还是非金融企业, 都是相关民间借贷机构的可行主体。因此, 在人数、注册资本、信用评级或者企业组织等等相关的细节和具体规定上, 法律都必须给出明确的说法。其次, 要审查民间借贷机构注册资金来源是否合法。最后, 应该对民间借贷机构的业务范围进行规范, 对其信用实施分级制度。

3.3 风险预警及事后处理机制亟待建立

主动监管是控制风险的重要手段, 相比于从前在事中或者事后的监管方式, 这种抢占时机, 变被动为主动的方式为风险的处理带来了更多空间。建立预警制度, 使得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降低, 也让处理有了更加具体的标准和依据, 从而提高效率。预警机制不仅仅需要及时的对风险进行有效的辨认, 而且需要通过分级的制度去发布不同等级的有效预警,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系统, 去给不同风险分类, 将其损害程度量化, 而且建立各自不同的具体应对方式。机构分级也是有效手段之一。通过资金、管理、运营等多种指标的量化, 将民间借贷机构划分为正常、一般、严重问题机构, 风险评估机构就可以由此去确定其需要一般或者奇特特殊的监管形式。分类监督、记录, 形成有效的、长期的档案。这样不仅是风险预警的依据, 也是日后风险处理的重要依据之一。

参考文献

[1]韩雪萌.透析高利贷产业链-民间借贷何时结束疯狂之舞[N].金融时报, 2011-10-10.

[2]张玫.温州民间借贷真相调查-担保公司异化成地下钱庄[N].经济日报, 2011-10-10.

民间借贷10个典型案例 篇3

案例要述

01.年利率超24%民间借贷利息不受保护 02.仅有支付凭证并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 03.约定本金预扣利息以实际交付为本金 04.分手费名义打的借条不受到法律保护 05.写借条后否认，拒绝笔迹鉴定被判赔 06.欠条基于其他关系形成应从其他审理 07.结婚期间借的钱离婚了也要共同偿还 08.房子作了抵押却未办理手续需担责任 09.行为人未作保证意思表示无保证责任 10.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不予支持过户

案例详解

01.年利率超过24%民间借贷利息不受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12年，王某作为借款人向李某出具借条，约定借款10万元，月利息为2.5%。当日，李某将该笔款额支付给王某，后王某每月给付李某利息4000元，共支付4万元。现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尚欠的利息。王某辩称，月息2.5%过高，应将已支付的利息部分冲抵本金。

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约定的2.5%月息，即年利率为30%，超过了司法保护范畴，故对李某要求按照月息2.5%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双方约定的利息并未超过36%，属自然之债，故对于王某主张对超过24%年息部分冲抵本金的抗辩不予支持。法官寄语

本案涉及到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为民间借贷的利息划定了两条界限，设置了三个区间，年利率24%以内的利息属司法保护范畴，年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利息，超出部分无效，对于年利率在24%到36%之间的部分则属于自然债务，即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的，不得要求债权人返还。

02.仅有支付凭证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 基本案情

康某于2012年2月4日、2月6日、2月7日分三次共向孙某账户转款30万元；2012年2月9日又分两次转款17万元。现康某持五张转账凭证诉至法院，要求孙某偿还47万元借款，孙某承认已经收到该款，但否认存在借款关系，并提供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用以证明该转款为货款。

法院认为，康某仅提供支付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流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寄语

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查原则是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两个构成要件，借贷合意主要表现为借条、欠条或口头协议，借贷事实表现为转账凭证、收条等。应由原告对上述两部分内容承担举证责任。当然，这种举证要掌握动态分配原则。当被告抗辩转账凭证仅是偿还其他债务时，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举证完成，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要件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03.在约定的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以实际交付的金额作为本金数额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27日被告范某、张某向原告薛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30000元，于2013年9月29日偿还，每月支付利息7500元。范某、张某给原告出具借条后，薛某实际交付张某22500元。2013年9月26日，范某、张某偿还薛某32000元。原告薛某主张被告应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被告辩称已偿还3.2万元，不同意继续偿还。法院认为，薛某与范某、张某虽约定借款本金为30000元，但实际仅交付22500元，故应以22500元作为借款本金数额。法官寄语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经常出现借条中约定的金额与实际给付的金额不一致，在给付款额时，债权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虽然双方在借条中已经明确载明借款数额，但应以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借款本金数额，并按照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利息。

04.“分手费” 打借条不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5日，张某持王某出具的借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偿还其50万元及相应利息。借条载明：今向张某借款50万元，借款人王某签字。王某辩称其没有向张某借款，双方原为情人关系，后当王某提出分手时，张某要求王某给其50万元作为补偿，因王某无力支付，便为张某出具借条一张。证人李某和杨某出庭证实张某与王某系情人关系，张某也未予否认。

法院认为，张某主张与王某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仅是借条，未能提供支付借款的相关凭证，且借条系在双方不正常两性关系存续期间形成，故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法官寄语

我们在审查双方是否存在借贷事实这一要件时，需要结合借贷金额、贷款人支付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交易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如果经审查不存在借贷事实，则不能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对于因分手而形成的借据属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认定其无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05.写借条后否认 拒绝笔迹鉴定被判赔 基本案情

2011年11月20日，邓某为王某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向王某借款10万元，借条上签有邓某名字。现王某依此借条要求邓某偿还借款。邓某辩称自己从未给王某出具过借条，该借条的签字并非本人所写，并要求对借条上的笔迹进行鉴定。但在选择鉴定机构时，邓某却表示放弃鉴定。一审法院以王某无法证明该借条真实性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王某提起上诉，并在上诉期间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但邓某拒绝提供对比样本，致使鉴定无法进行。

法院认为，应由债务人邓某对签字是否真实承担举证责任，现邓某拒绝鉴定，故依法判令邓某偿还借款10万元。法官寄语

民间借贷案件中，债务人仅以借条并非其本人签字为由进行抗辩并不能否认借条本身的真实性，债务人有义务继续举证证明，申请法院鉴定是债务人应承担的举证义务，而非债权人的义务。当债务人拒绝鉴定时，即意味着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无法否认借条的真实性。

06.当欠条系基于合伙、买卖等其他法律关系形成时，应按照其他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基本案情

王某诉称，丁某向其借款6万元，承诺三个月还清并出具欠条。借款到期后，丁某一直未还，请求法院判令丁某偿还借款6万元。丁某辩称，从未向王某借过钱，这笔款是因为和王某合伙开公司，双方各投入6万元，后公司效益不好，王某提出退伙，要求丁某为其出具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欠款事实成立，判决王某给付借款6万元。丁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合伙纠纷，请求二审法院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内容予以审理。

法院认为，本案不属民间借贷纠纷，应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内容予以审理。故向王某进行释明，建议其变更诉讼请求，王某坚持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诉讼，故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法官寄语 欠条不同于借条，法院不能仅凭欠条就认定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存在。而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如果发现不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按双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07.结婚期间借钱 离婚了也要共同偿还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孟某向范某借现金440000元，期限一年。每月利息10500元。借款发生于孟某、朱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到期后孟某未予偿还，范某诉至法院要求孟某、朱某立即偿还借款440000元，而此时孟某与朱某已经离婚，朱某辩称其对孟某的借款行为并不知情，此款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法院认为，本案借款系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孟某虽以个人名义负债，现朱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判令朱某与孟某共同偿还借款。法官寄语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共同承担，但如果举债人的配偶能够证明存在如下事实，可以免除其偿还责任：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系个人债务；二是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事实；三是所借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08.房子作抵押却没办手续输官司 基本案情

王某以生意周转为由向李某借款60万元，并为李某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李某人民币陆拾万整，借期一年。”同日，王某的朋友胡某为李某出具抵押担保书，约定将胡某所有的房产抵押给李某作为担保。该抵押合同签订后，胡某将房产证原件交给李某保管，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借款到期后，王某未能还款，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偿还李某借款60万元，同时对胡某抵押的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被告胡某以抵押未办理登记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法院认为，因不动产抵押物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现双方约定的抵押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尚未设立，故对原告李某要求对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官寄语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出借人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抵押物作为担保。而抵押权的实现，并不是以占有抵押人提供的房产证为条件，而应在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规定，不动产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设立，出借人不能依据抵押合同享有优先受偿权。

09.行为人没有做出保证的意思表示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基本案情

2011年5月，何某为完成工程项目向王某借款300000元并出具借据，双方约定，借期三个月，如到期不能还清，北方某公司可以从给付何某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给付王某，北方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刘某签字确认。借款到期后，何某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王某诉至法院，要求何某还款，北方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认为，刘某无权代表北方某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另从借条的表述看，并没有保证的意思表示，因此，驳回了原告要求北方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法官寄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债务的履行确有保证意思表示的，应认定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仅仅写明“经手人”或“中间人”等字样而没有注明系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当事人要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15日，祖某与袁某约定：祖某给付袁某15万元用于购买袁某一户住宅，如袁某在三个月内将预付房款返还给祖某，则祖某不再购买该房产。当日，祖某交付袁某15万元。此后，袁某每月向祖某支付6000元，共支付6个月。现祖某诉至法院要求袁某交付房屋并过户至其名下。袁某辩称，其向祖某借款15万元，祖某因担心袁某到期不能偿还，双方又签定买卖房屋合同，每月支付的6000元系给付袁某的利息。法院认为，根据袁某每月给祖某6000元汇款的事实及房屋买卖合同相关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故对祖某请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主张不予支持。法官寄语

民间借贷案案例 篇4

近年来，由于国内企业融资手段和渠道相对单一，特别是对于一些中小企业而言，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融资已成为其重要发展手段。但由于企业资金需求较大，其借款方式、范围极容易超出法律允许的界限，稍有不慎就会深陷非法集资犯罪的深渊。

媒体和法律界对于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界限和关系话题的讨论早已是老生常谈，但是，从司法判例的角度讨论两者区别和特点，对辩护律师而言或许更有现实意义。在此类民刑交叉的复杂案件中，辩护律师如何充分挖掘有利于被告人的有效辩点，如何说服法官，为被告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如何以精细化办案态度对待案件，或决定了案件的成败。魔鬼藏于细节，奇迹源自较真，实务判例提供了可以无限放大的细节，供办案律师研究和参考。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司法实务中，由于我国金融体制的严格监管，直接以吸收储户存款的名义融资的犯罪方式其实并不多见，民间更常见的是以借款、保底投资的形式吸收公众存款。

笔者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无讼、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等平台查阅，在50331份与非法吸收公众款罪有关的案例文书中，有31000多份案例文书与民间借贷有关。

2015年8月最高法颁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称《民间借贷规定》），从一定形式上肯定了企业间借贷的合理性，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本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52条和相关规定，借贷合同合法有效。

此法规一改我国此前对企业间借贷的否定态度（如央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此法规有两个要点：第一，借款的目的必须是用于维持企业运转，而不是用于资本运营（如转贷、资本投资等）；第二，单位内部集资、借款的范围如果仅仅限于职工等类似特定、封闭范围，则不够成非法集资活动。

在司法实务案例中，这两条规则又是如何被适用的？

一、将吸收的资金用于生产经营，是否就一定不够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民间借贷是基于人情纽带产生的资金互助行为，资金往往用于生活、生产；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常常是将所吸收资金用于发放贷款，从事货币、资本的经营。

关于借款的用途是否会影响借款的性质，国内刑法学界亦有学者认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必要特征之一就是将吸收存款利用于资本运营，相关判例如浙江省乐清市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乙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洗钱案，被告人向13人共借款4千余万，全部用于高利转贷，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

此规定与2015年的《民间借贷规定》一起，是否说明借款的用途会决定性的影响借款行为的性质？通过国内大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案例来看，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在山东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隋志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被告人隋志先向15人签订借款合同，吸收资金共计2.9亿余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维持企业经营。

至案发前，甚至有1.9亿余元本金无法归还。本案被告人虽然有充分证据证明其借款目的是用于企业运营，但依然被定罪。（单位犯罪负责人，获缓刑）同样案例还有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王焕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骗取贷款、票据承兑罪一案、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审判的虞阿米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山东省胶州市人民法院审判的李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等案例，被告人都将所筹资金用于维持企业运转，但依然被定罪，可见，借款的用途并不会影响非法吸储行为的性质。

从理论上也可以解释此类判决，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不仅仅发生在所筹集资金的用途上，还包括非法吸收不特定公众存款的过程中。但是，从辩护律师角度而言，该情节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辩点，因为借款的用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被告人行为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程度，可以作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重要依据。辩护律师在办案时应该着重搜集、固定此类证据（如银行流水、进货购物发票、聊天记录、证人证人等），为当事人轻判寻找依据，或作为被告人无罪辩护的重要辩点之一。

二、借款范围固定在村民、职工、亲友间，是否一定不够成犯罪？ 从法律条文上看，村民、职工、亲友的确是一个相对固定特定的群体，但是从司法实践和精细化办案的原则出发，深入到每一个案例，情况比法律条文复杂很多，实务中，向一个表面上看似固定的群体借款，但仍被定罪的不在少数。此类案件中，辩护律师若做无罪辩护，应如何证明被告人的借款对象是在职工、亲友间？如何证明借款群体的封闭性、固定性？

民间借贷：先认人，再认钱

先看无罪案例，江苏省高法在审理张勇、周贤山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通过再审认定，被告人因开工厂资金短缺和周转困难，以个人或厂的名义分别向不同的亲戚、工厂职工、同村村民以高息等方式筹措资金，其行为不属于“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社会性”构成要件，不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笔者认为，认定本案无罪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分别”，被告人不是通过向社会公开发出借款要约或口口相传的方式借款。“分别”一词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被告人与借款对象之间的私人关系，借款属于一种资金互助行为，而非资金买卖，即所谓“先认人，再认钱”。

更有意义的无罪案例，还有福建莆田秀屿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林金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和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吴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在这两个无罪案件中，辩护律师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宣传手段是通过当面沟通和电话一对一交流向借款对象提出借款，不存在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或口口相传的形式扩散信息，被告人和借款对象都有一定的社会关系基础，如朋友、同村村民等，范围相对固定、封闭，不具有开放性，为证明这些事实，辩护律师提供了借据、担保合同等民间借贷常有的证据，还有相关证人证言以证明借款事实和社会关系，另还有电话通信记录、银行流水、会计账目等相互印证，即使被告人最终因经营不善导致部分借款无法归还，造成了表面上的社会危害，但依然获得无罪的判决。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只认钱，不认人

但是，同样是在村民、亲友等外表看似固定、封闭的群里借款，如果不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沟通借款，而是通过“口口相传”“公开宣传”的方式，则会因为此种集资方式的违法而被定罪。

所谓“口口相传”，即有自己直接对他人的宣传，也有他人对他人的间接宣传，在真实案例中，被告人如果通过此种方式融资，其吸收公众存款所针对的对象，往往不会区分认识或不认识存款人，即所谓“只认钱不认人”。

比如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张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沈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山东省微山县人民法院审理的黄某甲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安徽省枞阳县人民法院审理的朱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法院审理的张自学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被告人都没有通过一对一的方式分别借款，而是在村民、亲友群体内发出一个需要借款的信息，然后让村民、亲友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散布其融资需求。这种行为，就突破了被告人的人际交往圈，借款的原因不再是亲友间的互助，而是较纯粹的资金运营和交易，如果达到一定数额，即使其将借款用于生产经营，也对国家的金融秩序造成了一定损害。因此，就构成了犯罪。

另外，即使是在人数较少，人群相对固定、封闭的亲友间一对一借款，如果明知亲友的资金来源于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也会涉嫌构成此罪。

如前文所述的隋志先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案中，隋志先所借款对象主要为人数并不多的亲友，控方也未提供充足证据证明隋志先采用公开宣传手段融资，但是根据证据，隋志先明知其借款对象龚建军、尹军、张雷等人向他人大量吸收资金，转借给隋志先赚取利息，数额特别巨大，隋志先却视而不见，依然借款，其行为符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二项中“明知吸收资金的信息向社会公众扩散而予以放任”、第三项中“

（一）在向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吸收资金的过程中，明知亲友或者单位内部人员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而予以放任的；

（二）以吸收资金为目的，将社会人员吸收为单位内部人员，并向其吸收资金的”之规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判例是将法律条文回归到司法实践的最直接、最细节体现，专业的刑事律师在办理此类非法集资案件中，不论是借款用途，还是借款范围，都应该从细节入手搜集、固定证据，因为理论和法律条文往往是抽象、概括的，而案件现实却是具体、复杂而繁琐的。

民间借贷借款流程 篇5

借款人条件要求 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法人； 抵押物为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住宅、网点、写字楼、办公楼及商住两用楼等)； 抵押物位于市区及周边县市区。(二)借款人需提供的证件 自然人： 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证；夫妻双方身份证、结婚证、户口薄；单身的须到当地民政局开局单身证明（时效一个月）。

(一)借款人条件要求

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法人；

抵押物为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住宅、网点、写字楼、办公楼及商住两用楼等)； 抵押物位于市区及周边县市区。(二)借款人需提供的证件 自然人：

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证； 借款人身份证、户口簿；

抵押人夫妻双方身份证、户口簿、结婚证； 法人：

房地产权证或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公司章程、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营业执照副本、税务登记证等。(三)办理程序

借款人持上述相关证件到投资公司登记； 借款人提供个人资信证明并说明借款用途 ；

投资公司对借款人资信考察及对抵押物进行价值评估； 签订抵押借款合同，同时办理相关抵押登记手续； 办理款项交接。(四)交纳相关费用 抵押放贷程序 1.放款人条件要求

具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资金来源合法。2.放款人需提供证件 身份证、户口簿 3.办理程序

持上述有关证件到投资公司登记：

从温州借贷危机谈我国的民间借贷 篇6

民间借贷是最早出现的信用形式, 它伴随着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加上亲朋好友之间互相了解, 交易成本低, 手续简便, 为民间借贷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多种因素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个体户发放贷款慎之又慎, 加上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过高, 贷款手续复杂, 放贷周期长, 不能及时满足农户和个体工商户的资金需求。那些无抵押而又急需贷款的个人、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 无奈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特别是在农村, 大部分农户贷款无门, 旺盛的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 民间借贷市场就应运而生, 资金的不平衡导致了民间借贷的快速膨胀。

近年来, 由于国家多次降息, 对于有大量闲散资金的人来说, 钱存银行利息太低, 投资股票风险太大, 而放高利贷则既能较快获取暴利, 又能逃避工商、税收等部门的监督, 这是民间高利贷存在并迅速发展的根本动力。

2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源

2.1 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作为我国信用体系中的一种非正规信用形式, 民间借贷长期以来处于法律地位不明确的尴尬地位。迄今为止, 我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法律法规。目前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行为规范、债权债务关系的界定、口头协议纠纷、高息集资行为、“高利贷”中的高额利润等问题都需要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去解决, 但由于缺少法律依据, 使得民间借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一直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

2.2 缺乏合理的金融监管。

目前, 我国采取“单线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 即全国的金融监管权集中在中央, 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力;在中央则形成“一行三会”的多家机构共同负责的监管模式。银监会负责监管具有国家颁发正式牌照的金融机构, 没有牌照的民间借贷机构理论上银监会并不负责, 不负责的这些领域一旦出现问题, 很可能影响正规金融机构的稳定, 这样就出现了民间借贷的监管缺失。

2.3 干扰国家宏观调控。

由于民间借贷行为不受国家货币信贷政策和产业政策制约, 国家无法将其纳入统一的监管体系, 其资金投向具有盲目性, 资金很可能流入到国家限制或禁止的相关产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宏观经济调控效果。民间借贷多为短期行为, 缺乏长期的计划, 资金链可能随时断裂, 不利于企业自身与地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2.4 易引发资金恶性循环。

民间借贷利率要显著高于银行贷款利率。我国民法通则规定, 民间借贷利率的上限为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 超过此上限则为高利贷, 实际上许多民间借贷利率要远高于此标准, 从企业本身看, 从民间借贷市场以高息融入资金, 虽解了燃眉之急, 但无可避免地加重了债务负担, 可能得不偿失。有的企业难以支付到期债务, 往往通过吸收新的高息本金来偿还到期的高息负债, 拆东墙补西墙, 并形成恶性循环, 无异于饮鸩止渴, 严重影响企业的健康发展。

其实“温州现象”在全国并非个例, 只不过表现更加典型而已。自银根收紧以来, 融资本已困难的中小企业, 受银行规模控制和利率走高制约, 不得不更加依靠民间借贷, 从而推动民间借贷利率大幅上扬, 利益趋动, 有些地方大有全民放贷之势, 一定程度造成银行存款下降, 甚至使某些金融机构有了规模却没有资金发放的窘境, 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地方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3 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对策建议

3.1 建立专门法律, 健全金融法规体系, 为民间借贷规范发展营造合法环境。

制定有关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 明确其法律地位。明晰民间借贷范围, 推动民间借贷走出灰色地带, 允许中小企业和其他类型的经济组织以吸收股本金、职工内部集资等方式融资。严厉打击违法金融活动, 保障民间借贷合法权益, 取缔无合法审批手续的担保公司、融资公司等, 对有合法手续违反国家规定高息揽存、高息放贷的公司和民间乱集资、放贷的个人, 应按照金融法规及刑法的相关规定, 严惩不待。

3.2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 为民间借贷规范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3.2.1 完善征信体系, 推进征信服务社会化。

在完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基础上, 将征信体系与服务对象由国家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延伸到公民个人, 使征信服务社会化, 成为一种社会公共资源, 让民间借贷主体通过征信系统及时了解和掌握对方的信用状况, 规避借贷风险, 减少借贷纠纷。

3.2.2 重构金融服务体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从民间借贷的发展中看到自身的不足, 创新金融服务, 发挥融资主渠道作用。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 对符合贷款要求的中小企业简化贷款手续, 尽量满足有市场、有效益、守信用的中小企业合理信贷需求。同时培育组织化的民间金融市场主体。尽快面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业, 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 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等金融机构。

3.2.3 培育和发展中介体系。

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 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 形成适合地方经济发展的多主体、多层次、多形式的地方金融组织体系, 并充分鼓励竞争, 放松并最终解除对民间融资的歧视和压抑政策, 使地方经济和金融都能高效、有序、稳定和良性地发展。鼓励公证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开展民间借贷合同公证、民事纠纷法律咨询、代拟民间借贷合同等业务, 为民间借贷提供法律中介服务。

3.2.4 加强金融监管。

要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 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 发挥积极作用。可采用“双线多头”监管模式, 即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监管权力, 调动各级政府金融办的监管积极性, 使其加入到民间借贷的监管主体中来。大力整顿金融秩序, 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高利贷化倾向, 依法打击非法集资, 妥善处理企业之间担保、企业资金链断裂问题。

3.3 逐步推进金融市场的对内开放。

由于金融抑制是民间借贷活跃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 疏通比单纯地“堵”更有效。同时, 产业领域民营化的深化也呼唤着金融领域的民营化。未来应逐步降低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的市场准入门槛, 拓宽其业务服务领域。

归根结底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和我国金融改革不到位、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有关。如果能将民间借贷市场加以规范, 并纳入体制内进行监管, 那么信息不对称问题必将得到有效解决, 交易成本过高问题也可得到很大改善;如果在银行牌照发放方面早日对内资开放, 那么, 大量存在于地下的民间钱庄就可早日浮出水面, 成为专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社区性银行或地区性银行, 金融服务短缺的难题就可得到有效化解。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 我国民间借贷的规模不断增大, 利率也越来越高, 越来越多的人和家庭卷入这场资本“狂欢”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人们对放贷如此的趋之若骛呢?本文从温州现象入手分析民间借贷活跃的原因、借贷危机爆发的根源, 探索促进民间借贷规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温州,借贷危机,民间借贷,高利贷

参考文献

[1]何洋洋等.浅谈当前民间融资发展现状及其相关建议[J].中国证券期货,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