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作文800字

一蓑烟雨任平生作文800字（精选7篇）

一蓑烟雨任平生作文800字 篇1

我落寞的望着皎洁的月，月光却渐渐地为我画出那人的身影――他一袭白衣无暇，手中捏着金樽，依在一块巨石上，剑眉微舒，绣口一吐，吟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他是明月之魂，我心之圣明，李太白。

此时的他正意气风发，他在《与韩荆州书》中有一段自我介绍：“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我沉醉于他的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不由得想，他真如此顺利吗?

自然不是，品读月下独酌，他感叹：“独酌无相亲。”他只得举杯邀明月共饮，对影自叹。我这才知晓他的豪情之下，藏匿着满满的寂寞，瑟瑟秋风下，他一人茕茕孑立，与明月相伴。

再看“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远赴千里之外，却无知己的好友相伴，又无亲朋相送，只得似故乡的水一般居无定所，四处漂泊。

我不由得感慨：“李白呀李白，您为何不听从这世间的话语，跟随时代的潮流呢?”回答我的只有历史轮回中的瑟瑟秋风……

而李白他却依然傲立着。他面对世俗之流言蜚语，只是回应出来自自己内心深处的自信：“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他在面对磨难之时，依旧坚信着前途的光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面对帝王权贵，他依旧是走自己的道路，杜甫不禁对他赞叹道：“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真是好一个李白，好一个“酒中仙”。

只有这样的人才配得上“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的名言;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佳作;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写出“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诗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的自信;只有这样的人才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笃定。

于是乎，这样的人，便成为了世俗世界中的一道光芒。

那一刻，我仿佛读懂了李白，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蓑烟雨任平生作文800字 篇2

关键词：苏东坡,主客问答,移情

“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

我认为,在苏轼的文赋中那种类似于主客问答形式的叙事方式,使读者读出了一个立体的作者,一个真实的作者。如果说《前(后)赤壁赋》是他主客问答方式使用的巅峰,而我觉得《方山子传》则是这一形式的变异、转换。“很多作者的作品中都会采用一种“反射”的手法,把他自己的想法或愿望由他人之口表达出来,显得更为委婉、含蓄。就如一切景语皆情语一样。因为自己内心所思所想才会看出周围的景物也如此。”如杜甫的“感时花溅泪”写的是花儿都因为国破家亡而流泪,又通常被称为“移情”手法。”换而言之,苏轼这里写《方山子传》其实也是在剖析方山子的同时剖析他自身的心里矛盾,从而渴求一种平衡。

《前赤壁赋》中,人们曾质疑于那个与苏子泛舟游于赤壁之下的“客”是谁?他为何与苏轼形成截然对立的两种人生态度“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按常理苏轼当时被贬黄州过了三年生活之后所作,其政治上是苦闷的,所表现出来的心情也应该是郁郁寡欢的,这很矛盾。当然苏轼在老庄思想的指引下也逐渐看透人生,超然物外。这又有点像文中的“客”的心态。所以我们便暂且把他断定为苏轼的另一面。“一个自我,一个本我,在苏轼的内心深处暗自斗争,究竟是选择继续为国效力,走这条充满痛苦回忆的波折的征途,还是离开官场去往世外桃源闲适淡然享受人生,饮酒作诗呢?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因为他放不下自己的国家,但又对统治者失望,报国无门。功名利禄固然是好,但却让自己陷入无限痛苦的深渊。的确与自然为友,一切顺乎我心,一切归我所有,没有明争暗斗,没有更朝易代之苦,何乐而不为。”苏轼用这种巧妙的这种主客问答的言说方式既开导了自己,又开导了众人。没有单纯的自叙的枯燥乏味,也没有个人抒情有时会带来的无病呻吟之感。

诚然,用多了这种手法,再好的方式也会令人厌倦。苏轼又开辟了一条新路即写他人之事抒我之情。传,一般是为有名的人士所编写的一种文体,陈慥只是一个隐士,苏轼的好友,并无什么惊世骇俗之举,为何苏轼要帮他写传呢?因为苏轼也是要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陈慥的性格和苏轼本人很像,苏轼为他写传不仅合适,更能恰当地描绘两人的内心世界和相同志趣。其实陈慥与《前赤壁赋》中的“客”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只是化用了一个苏轼的朋友,也许不一定真有此人,而后者是作者本人内心世界的一个化身。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苏轼是怎么描写方山子这个人的。

在《方山子传》中第一节令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那顶“方山冠”。作者为什么不写别的东西,不写陈慥的外貌长相,却写这么一顶帽子,这是在描写人物手法中很少见的。而这里苏轼却恰恰是要突出这顶帽子并非一般的帽子,而是唐宋时期隐士带的帽子,以此来表明陈慥的身份。于是在写明这个人的身份之后,苏轼开始与他对话了。这也是进一步了解、贴近被写对象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语言描写。“呜呼”二字看似是平常的感叹之词,表现苏轼认出故友的这般奇怪打扮后的惊异之情。实则也是作者自叹之词。“苏轼惊叹佩服于陈慥的这种自甘淡泊、弃世绝俗的隐居行为,同时又为自己政治失意,想要弃官归隐但又想精忠报国的矛盾心理而感到叹息无奈,甚至自惭形秽。“呜呼”与段尾的“耸然异之”相呼应。”

当然方山子遇见故友苏轼也是颇感惊讶,文中用“矍然”二字将方山子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之后“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作者连用三个小分句写了方山子的三个动作,都鲜明地表现了方山子的性格特点。笑很普通,但仰而笑则很特别,邀人至其家很合乎情理,而“呼”字却用得十分巧妙。前半句让我想到了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李白的“仰天大笑”正是反映了他的放荡不羁、豪迈脱俗的性格。而这里又让我感受到了陈慥的豪迈超然。“呼”字与“邀”字也同样。“邀”只体现了一种礼节上的好客,而“呼”字更体现了主人的一种大度的性格。

作者也正是由于被当下的方山子震惊了,而引出了下文所写的以前的陈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马上论用兵及古今成败”。可见陈慥过去也是一个政客,一个想要报效祖国的志士。与现在的方山子肯定截然不同。“陈慥论家庭背景也应当是有个一官半职、吃穿不愁的人,但他却独来穷山中,舍弃一切身外之物,十分让人惊讶。这矛盾中,其实也暗含了作者的一种人生态度。”

本文作于苏轼被贬黄州时期。我认为这一时期也是苏轼创作的巅峰时期。无论是《定风波》中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还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又或是《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都是流传至今的名句,同样也是能让我们深刻铭记住苏轼在政治失意后并没有从此沉沦,没有钻牛角尖,而是学会了豁达的人生态度。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应用这样一种精神来面对。

参考文献

[1]陈如江:一蓑烟雨任平生(东坡词赏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2]曾枣庄:三苏文艺思想评论.[M].四川: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5

[3]王凯守:古代文章学概论[M].湖北:武汉大学出版社

一蓑烟雨任平生 篇3

物换星移，不知不觉中，我从教已经50年了。回想50年走过的路，这路上既有阴霾，也有阳光：既有坎坷，也有鲜花。在教学中，我授疑质理，敢于思考：在科研中，我上下求索，矢志不移。我不惧怕学历浅、挫折多，不错过一次学习机会，不放过一个可以请教的人，不怠慢一次出头露面的场合，再加上那股子倔劲、韧劲、拼劲，我终于超越了自我，收获了那么多成功、那么多荣誉、那么多快乐。50年一路走来，我有许多故事要向同行们倾诉，有许多快乐要与大家分享。

一、机遇青睬有准备的人

2001年至2004年，我带的班级60多个同学来自28所小学，除少数几个教工子女是市区重点小学通师一附、二附毕业的，其他都来自郊区或市区教育资源比较薄弱的小学，有的同学家离学校有20公里左右：有些小学如“运河小学”，过去我从未听过它的校名。这些同学家长的文化素质、经济地位都比较低，一半以上是下岗工人，没有稳定职业。家庭现实、社会不良习俗为他们的心灵蒙上一层沉重的自卑。

入学后，我了解了这些情况，了解了一些同学心里的顾虑，不仅和任课老师交流沟通，用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微笑，我们的具体帮助，我们的鼓励来打开学生心灵的窗户，而且还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启迪学生：

1983年，我在市教育行政和业务部门的领导和指导下，搞教育科研。此前，教改实验已经走过5个年头，我研究的课题是培养学生自学数学能力，使学生不仅学会，而且在学会中达到会学；授学生以渔，使学生终身得鱼!当时，改革的春天刚刚来到，人们旧的教育观念——学生是靠教师讲会的；教师不教，学生自己是不能学的——还根深蒂固，占统治地位。而我的观念是，学生是在教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自己学会的，学生不学或不会学，教师的教是不能奏效的。我总结了“什么是自学”。“什么是自学能力”，“怎样培养自学能力”，“培养自学能力的课堂教学结构”，“培养自学能力的教学方式”等等理论框架和课堂教学操作体系，写出论文，题为“初中学生自学能力及其培养”，凭这篇论文和我的实践成果，我作为南通市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推荐的4名代表之一，于那年5月出席了省中学数学年会。

大会交流时，第一个发言的是省城一所名校颇有影响的特级教师，他的观点是，学生离开教师是不能自己学习的。他还以自己曾经搞过培养学生自学数学能力的实验，结果却失败了为证。显然，他的观点与我的完全相反。他是权威，同行都崇拜他，我则是一个无名小卒，同行能够认可我吗?

正当我既有点害怕又不甘罢休时，会议主持人宣布由我发言、交流学术论文，不容迟疑，我拿着讲稿，心里嘀咕着“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勇敢而沉着地走上讲台。我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教学观点，简明扼要地介绍了具体操作方法，摆出教学效果的真实数据。结果大多数与会代表接受了我的观点，我获得多数票，被推选为全省出席全国年会的4名代表之一，而且是惟一一名女代表!当晚我兴奋得不能入眠，决心沿着这条教育科研之路大踏步走下去。

当年10月上旬，我带着论文，怀揣着走上全国学术井台的憧憬出发了。会议在安徽绩溪县召开。共分四个组，每一组由七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组成，每组派一名代表进行大会发言，其他代表则在组内发言。江苏的另外三名代表鼓励并指导我在小组内介绍好自已的研究成果，争取由小组推荐到大组。这一夜，我几乎没有合眼，躺在床上，反复思考，概括自己的论点，研究自己列举的重要论据，甚至琢磨自己的语言、语调。“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天，我在小组内40分钟的发言，博得8个省(市)代表的一致赞扬，大家选我大组发言。

大组发言每人只给15分钟。时间一到，主持人摇铃，发言就得终止。我又向我省的代表请教，怎样发言才能取得好的效果。他们说，只能讲12分钟，在大家听得欲罢不能时讲完，然后对大家说，我这次递交的论文题目是什么，各位代表的材料袋里都有。敬请各位指导。

这一夜我未睡好，因为追求是无止境的，功夫是不怕用得深的第二天下午，是会议的最后半天，4个组的代表发言，而后执行主席总结。晚上会餐，第二天大早游黄山。我在第四组，应该是最后一个发言。我们组的组长是黑龙江省教育学院的葛棠院长。他是年过六旬的老领导，享有很高威望。会场上，他坐在前排，我和江苏省的其他代表一起坐在中后排。葛院长走到我跟前，充满希望和鼓励地对我说：“准备好了吗？你会成功的!”，我说：“谢谢葛院长，我一定努力!”因为会议已经开了四天，大家都有些疲劳，加上一些代表的心早已飞上黄山，所以会场纪律不太好。第三组发言的代表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位女校长，她讲了近40分钟，可能因为她是上海的，所以主持人未响铃叫她结束发言。可下面的听者却不厚爱她，讲话的声音很大，待她讲完时，非但没有掌声，而且松了一口气，“啊，好不容易结束了!”谁知主持人“嫁祸”给第四组，他说，“由于时间关系，第四组就不个人发言了，由组长简单地汇报一下!”我的梦想、我们江苏代表的希望顿时破灭了!

葛院长却站起来向我示意准备上，他从容地走上讲台。我不解地和身边代表说：“怎么回事?好像是叫我准备发言，会议主席不是已经宣布不发言了吗?”葛院长说：“我们组由江苏、安徽、黑龙江等省(市)的代表组成，大家一致认为江苏省南通市第十二中学(当时我校校名)李庾南老师的教改成果最好，大家一致赞同，要我介绍，还不如她自己介绍好，下面由她发言。”会议主席面对这位老同志也无奈，只好默许。我站起来时，江苏的代表说：“李老师，沉住气，12分钟!”往主席台走时，我对自己说：“面不改色，心不乱跳，排除万难，争取成功!”由于我准备充分，加上20多年的教学实践锻炼，与前三位发言代表相比，表达不仅准确、简练，再加上我声情并茂，一下子就吸引了会场近500名代表。当我说完最后一句时，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回到座位时，江苏的代表向我伸出大拇指，轻轻地说，“江苏战胜了上海!”“真不错，刚好12分钟!”

散会后，许多报纸杂志的记者纷纷采访我：“您哪

一年毕业的，是北师大还是华师大的？”我非但不自卑，而且带着一些自豪回答他们：“我是南通市第二中学1957届高中毕业生!”他们还向我约稿，要介绍我的教改经验。会后，许多省、市教研部门的领导也约请我去讲学，实地借班上示范课。我从此走出江苏，走上全国学术讲台，一个普通女教师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一个个足印。

同学们仿佛走进我的这段历程，我的精神也随着故事注入同学们的心田。

小朱同学家住十里坊，骑自行车来校，单程顺利时还需45分钟，初中三年，近千个日子，他从未迟到一秒钟，更谈不上缺席；唐闸、天生港、狼山等一带的同学，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到公交车站乘车，到市中心下车后再步行10多分钟到校，寒暑易节，日复一日，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从不嫌苦，从不觉得累，心里总是充满着阳光!

同学们虽然学习基础较差，但他们在自信中充满活力，自觉、自主地学习、提问、交流、合作。后来不仅全都考上高一级学校，而且近一半同学考上省重点高中。最令我欣慰的，是这种精神、这种心态、这份感情伴随着他们进入新的学校。

2007年，他们高中毕业了。小虞同学参加完高考后，对妈妈说：“我在小学时，老师和一些同学看不起我。进入初中后，一进李老师班，感受到的是李老师和其他老师以及全班同学对我的关心。我告别了自卑，我有了自尊，增添了自信。李老师的一个个故事告诉了我，人是要有点精神的，任何时候都不能没有目标，任何困难或挫折面前都不能放弃!我永远感谢李老师!”

6月25清晨6点不到，我还未睡醒，朦胧中床头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是小虞的声音：“李老师，高考成绩出来了，我刚查到分数，是649分，我首先告诉您，谢谢您!”这时。一个有着一双圆圆的、充满智慧的眼睛，瘦瘦高高个子的学生，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握着话筒大声说：“祝贺你，一路顺风!”

二、在压力中手受成功

1985年5月，应北京市崇文区教育局和教研室邀请，我去北京讲学。当时我是学校里一个普通的数学教师和初二班主任，因为从1978年开始搞“学生自学数学能力及其培养”的实验研究，经常有来自省内外的同行来我校听我的课及介绍，有的老师每学期都要来学习，因此“南通市第十二中学”(启秀中学原名)和“李庾南”的名字随着我的教改实验渐渐走出南通，传到省内外。北京崇文区教研室和我省常州市教研室有合作，一次他们听常州杨秋萍老师的课，觉得耳目一新，决定请她去北京讲学。杨老师说：“我是从南通市第十二中学李庾南老师那里学来的，你们还是请我的师傅去北京讲学吧!”于是就有了此番北京之行。

我是从南京乘火车去北京的。当火车进入北京站时，我站在窗口目不转睛地望着站台，因为我与崇文区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素不相识，他们在来信中说，将有4人到站接我，其中有一位老先生，个儿大约160米，带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拄着拐杖，光头，特征很明显，他是北京中学数学教育界的权威韩宗尧老师。当火车停下来时，我一眼就看到了韩老，我的心定下来了，提着行李包放心地走下火车，他们也认出我，于是走上前和我握手，一一自我介绍。局长的态度十分谦恭，但他的几句话顿时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经，他说：“欢迎您，李老师!您是我们北京请来讲学的第一位普通女教师!”是的，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教师，我一定要为我们南通乃至为江苏的普通教师，为女教师增光添彩!

我的讲学安排是三整天报告，每天7小时，第四天上午借班上两节示范课。第一场报告地点是在崇文区少年宫，会场上可容纳200多人，上午8:00开始，主人要我坐下来讲，我谢绝了，站着讲更有精神，犹如在课堂里讲课，便于声情并茂地与听众交流，听众会有亲切感、亲近感，效果比坐着讲更好一些。加上我讲的内容，不只是理性认识，每一个观点或论点都是从自我教学实例中概括、提炼出来的，所以非常受老师们欢迎，觉得我举的实例，有些他们也是这样处理的，但没有从理性高度去认识、去总结；有一些理念或观点他们也认可，可又不知道如何在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操作，从我的讲解中他们受到启示。我是在他们“想说，又说不明：想做，但不知道怎么做”的状态下开讲的，效果可想而知，200多名老师全神贯注，认真记笔记，很快到了10点钟，我说休息一刻钟!可会场上响起一个声音：“不要休息，您继续讲吧!”这是对我的接纳，欢迎，敬重!我已经站着讲了两个小时，当然累，但听众对我的感情激励了我，我的精力仿佛更加充沛了，继续讲到11:30。

下午1:30，主人来接我，他们告诉我：“李老师，我们下午的会场换了个地点。上午，我们怕来的人不多，所以选了少年宫的200多人的小会场，可是您上午的精彩报告很快传出去了，海淀区、丰台区纷纷来电话，要来听讲座，因此下午换了个可容800人的会场。”同行的欢迎又给了我新的压力、新的动力，我心底里暗暗立志：“一定不辜负同行的期望!”就这样，一个半天接着一个半天，我连续讲了6个半天，这6个半天，一直座无虚席，会场上和我交流的是一个个专注的目光，是一个个挂着“满意”笑容的脸庞，是不时发出的会心的、认同的、赞誉的笑声和掌声!每场报告结束时，我接茶杯的手都在微微颤抖，因为力气几乎用完，可我内心有用语言也无法表达的欣慰、满足和豪迈!因为我展示了南通、江苏，不!展示了全中国普通中学教师——普通女教师的形象。

第三天晚上，我用完晚餐回到房间，一群老师在等候我。他们真诚地和我说：“李老师，我们教研室领导给你出了道难题，明天是借‘第三世界’(生源差的学校)第225中的一个差班请您上课，这个班学生不爱学习，不仅学习成绩差，有些品德还差，上课捣乱、课外打架的都有。您做报告时，总是满面春风，和蔼可亲，明天对这班学生上课，可不能面带笑容啊!我们上这班课之前就开始运气，绷着脸，一脸严肃地进教室，有时还控制不住课堂呢……”我感谢他们的提醒与关爱的同时，也陷入了沉思。

前三天的报告广受欢迎，取得圆满成功，最后两节课如果不能成功，那就功亏一篑了。一定要上好!那么，怎样才能上好呢?我想，不是靠“凶”，靠“板着脸”，靠“压”，首先要尊重学生，融洽感情，只有当学生接受我，和我的情感水乳交融时，这堂课才有可能成功。我走进课堂，50多个学生被听课的800多位老师围着，他们是坐在最前边的一个小方阵。我首先自我介绍：“我是江苏省南通市第十二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同学们知道南通市在哪儿吗?”“知道，是上海的!”会场上出现一片笑声，气氛开始活跃了，我简短地讲了长江人海口、南通和上海市的地理位置以及行政区划。我又问：“知道我的名字吗，”边说边在黑板上写上“李庾南”三个字，学生们齐声回答“李庚南!”哄堂大笑，气氛更活跃了，我和这50多个学生间的距离顿时消失了，我诙谐地说，“今天是李庚南的姐姐来给你们上课，我的妹妹

叫李庚南同学们还不认识‘庾’字，这是江西省大庾岭的‘庾’字。看样子，同学们对地理还学得不够好哩!我们还要认真学习，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同学们欢迎李庚南的姐姐和你们一起研究‘分式’的有关知识吗!”“欢迎!”“声音还不够高，到底欢迎不欢迎?”“欢迎!”“谢谢!上课!”就这样师生情感融洽地、轻松地进入了学程，这堂课上得很好!

下课时，崇文区教科所李朗光所长带来试卷当场测试教学效果，学生们认真地做了试卷，李所长批改完试卷，并作了分析，很满意，学生是在没有巩固消化和做作业的情况下做试卷的，结果只有一人不及格，56分，全班平均成绩90分(满分100分)。

崇文区教育局对我的讲学、讲课非常满意，为了感谢我，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一定满足。我说，我想拜访中国第一个教育心理学博士林崇德先生。他们听了更加敬佩我，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圆了我的梦。周日下午，陪我到了林博士的家，我向林博士汇报了我对“自学”、“自学能力”的认识，我的教学实践等，我的观点得到了林博士的认同，两个多小时的交流，更加坚定了我对自学能力和“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实验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离开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不巧，崇文区停电，225中初一12班的学生在烛光中给我开了一个欢送会，因为是端午节前夕，有学生还亲自包了米粽送给我路上吃，纷纷让我签名，留下通讯地址。会上不少同学发言，谈与我共学的2节课及与我短短相处的感想和收获，其中学习和品德表现最差的一名学生不好意思口头发言，他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了短短的两句话：“李老师，谢谢您!10年后，我考上大学去南通看您!”

在北京的几天，虽然非常辛苦，但我十分满足，收获很大，我享受到一个为人师者所能得到的最大的幸福，我享受到教学改革的成功!

三、“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1987年5月，我应大连市教育局、教研室的邀请到大连讲学。在大连，我作了三整天关于“自学·议论·引导教学法”的学术报告，第四天上午借大连市实验中学上了两堂示范课，我的报告和示范课受到大连市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以及数学教育界同仁的欢迎和称赞，他们邀请我第二年再去那里讲学。

我是乘飞机从上海去大连的，按原计划乘飞机回上海。交流中，大连市教研室吕品主任和辽宁省教育学院教研部魏超群主任问我有没有坐过海轮，我说没有，他俩一致建议我乘坐海轮回上海，看看渤海、黄海，这也是一个难得的经历，一种美好的体验。一直以来，我喜欢尝试未知世界，加之对大海的向往，就欣然接受这一建议。

他们当即托人去购二等舱船票，可是，二等舱船票早已告罄，连三、四等舱和五等统舱的船票也都已卖完，只剩下散席票，主人建议我仍乘飞机返回。我见过上海至南通江轮上的散席(租张椅子，在适当位置坐下，或躺在椅子上休息、睡觉)，因此对“散席”并不害怕，执意要乘海轮。主人千方百计托了一个人和我一起上海轮，那人说他认识海轮上的工作人员，上船后可以找熟人给我换票，谁知上了海轮后，这个人找不到他认识的熟人，也就撇下我，一走了之。

船上人很多，顿时我手足无措，手提行李包，站在船舷边望着码头，束手无策，很快船就起航了，我仍然茫然地站着，不知哪儿是我的安身之处。这时，身边有一位旅客，大概察觉到我的处境，主动和我搭话，说她也是散席票，可以凭散席票去服务处租草席，而后在船的甲板或走廊上找一空处，放下草席，席地而坐……“天哪!大连到上海要航行29个小时，我这29个小时怎么熬过呢?”我心底里喊着，后悔不该不乘飞机，乘飞机只要两小时，而且条件、环境与这里真有天壤之别!“既来之，则安之!”我去租了一条草席，在船舱内楼梯旁的一小块空地上铺下来，总算有了安身之地。周围人来人往，地上几乎是人挨着人，物靠着物，“怎么办呢?”我反问自己，然后强迫自己慢慢静下心来，从行李包中取出笔记本和笔，写上“数学自学能力及其培养实验研究报告”的标题。29个小时，尽管身外熙来攘往，但这一切都与我无缘，思维可以不受任何干扰，我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写我主持和承担的江苏省教育科研重点课题的实验报告!

我全神贯注地写作，写累了，我就跑到甲板上看海，呼吸新鲜空气，凝望着澄碧的海水在船舷边掀起的白色浪花和泡沫，不禁从心底发出深深的感叹：太美了!但是，宝藏蕴藏在海底啊。不潜入海底，怎能得到宝藏呢?我又回到草席上，席地而坐，继续写作……就这样，不知不觉，东方吐白了，天亮了?我又站到甲板上看海，远处的地平线上先出现一个白点，渐渐地大了，大了，原来是一艘海轮。金色的彩霞扯起在遥远的天际，在蔚蓝的天空中，海鸥自由飞翔，我真正领悟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内涵。我又回到原地，继续思考，修改报告。人有寄托、有追求、有希望的时候，对与目标无关的人和事常常毫不在意。饿了，我就吃点大连朋友给我准备的食物，累了，就去看海，放松一下心情。结果越写越上手，第二天傍晚，终于在海上完成了实验报告的初稿。

可是轮船要在夜里12点钟才能到上海公平路码头，这时，我又有了新的担忧，上海开南通的第一班轮船(在十六铺码头上船)是早上7:40，这7个多小时我将怎样打发?“到时候再说吧!如果有公交车可乘，我就到十六铺码头的候船室度过后半夜!”

深夜12点，海轮终于靠上公平路码头，一走到出口处，就有不少旅店在拉客，我一看有派出所介绍的旅店，听说离码头很近，加上又开着一辆小面包来接客人，我就上了这辆车。谁知车开到一个黑弄堂里。旅店很小，房间是用木板隔起来的，我走进房间，有一张有上下铺的床架，下铺睡着一个妇女，我走进去，她没有听见响声，正在打鼾，而隔壁传来一名男的打鼾声，此起彼伏，犹如“二重唱”，这样的环境我怎能人睡?再过四个小时，我要去十六铺码头买票、候船，于是我爬上上铺，躺着直直腰，眼都不敢闭一下，不时看看手表。五点一到，我马上爬起来，也没洗漱，就结好账走了，赶上公交车第一班，来到十六铺码头……

一蓑烟雨任平生作文 篇4

苏轼与友人出游，逢风雨大作，同行皆狼狈，唯有苏东坡一脸洒脱，那是因为历尽风霜的他有一颗坦然面对的心;“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过多的期盼竟然成了一种负担，荆轲的失败不在于准备得不充分，而在于带走的太多，成了沉重。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像个幽灵，从不为出现做准备，也不因离开留下什么，这样的人生我喜欢。为灾难做准备，为风雨做准备，为一切可以想到的陷阱做准备，可谁又知道，真正的苦难总是以一种你永远无法预测变幻的嘴脸出现，你又怎能想到?于是，为了准备，你浪费了享受快乐时光;为了准备，你忽略了拥有快乐的权利。当真正的灾难来临时，你却手足无措，瞪着眼睛，叹息道：“怎么会这样呢?”于是，你很容易想起苏东坡，那个在风雨中高唱“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放男儿。

毕淑敏有一篇《提醒幸福》说得极好：“我们总是提醒灾难，预测灾难，为灾难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活在战战兢兢的负担里，忽略着本该属于我们的快乐。可我们为什么不懂得提醒幸福呢?”

因为害怕失去，不肯去拥有，这是你为失去做的准备;因为害怕流泪，不肯去微笑，这是你为泪水做的准备。沉重的铁镣加在了原本湿润的心上，让它再也不会哭泣，你放弃你爱着的人，你放弃爱着你的人，不敢去拥有，不敢被拥有，这难道真是你的准备?为一无所有做的准备?

一蓑烟雨任平生高二作文 篇5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名二子说》

他，是一名屡遭贬谪的仁人志士，一生坎坎坷坷，将心路历程化作篇篇词章。他有着最不羁的豪放，不掩饰，让自己的才华如行云流水般流泻。苏轼，没有了他，历史的车将不复完整。因为，历史需要这样的跌宕，需要这样千锤百炼后方才诞生的坚石，需要这样带动文化永不停滞的滚滚怒流。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苏洵所作的《名二子说》，正是一篇告诫自己两个儿子的古文。而他最担心的，就是苏轼的豪放。他却依旧我行我素。仕途多变，宦海沉浮，他只得绕道而行，却仍被一贬再贬，直至黄州。于是，他从人生的波谷跌落到另一个波谷。外物不足萦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狂风骤雨袭来时，苏轼并没有逆着狂风暴雨而行，亦没有惶恐不安，而是泰然面对。他坚信，暴风雨的背后，迎接他的必将是阳光与彩虹。他的步履不再凌乱，意志不再动摇。尝遍世态炎凉后，又被一阵风浪卷到了岭南，一篇不毛之地。然而苏轼到了那里，却悠然自得地吟诵道：“报道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奸佞横行的朝内容不得一句这样的逆耳忠言，于是苏轼又白首投荒，远离了亲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但他依旧仰天长啸：“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人生多风雨，他不予理睬，被贬谪的他，留给世间一个潇洒的背影。转身的背后，是对污蔑者的不屑。他用篇篇词章浇灌着他的理想。他依旧创作着，用最豪放不羁的.语言诉说着自己的心声。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如果说，苏轼大半生都是在酣醉中度过的，那么晚年时，酒盅已空，人亦醒。他发现在这个黑色都过分明亮的世间已经没有给忠心耿耿的人的立足之地了。总是在夜半因窗外雨声突然醒来，起身出门，任雨水打湿这张苍老的面孔。人生的迷茫已经散去，迎接他的不是光明，而是更为黑暗的晦涩。他想到，不能再醉下去了，面对可怖的现实吧。

但他不愿沉沦。他不愿一生碌碌无为，于是颤抖着手腕，在海南的人民面前讲述起自己的诗篇：文化总需要人来传承啊!众人面前，挥毫一蹴而就：“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此时的他便像一根潮湿的柴火，虽然无法燃烧，但是当藩篱，一样光荣。

转回身去，并无美好，却尽为肃杀。最后的一点微醺被凉意打散，春寒料峭，在这样一个孤僻的地方仰天长笑，笑世人的可悲，笑自己的癫狂。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累了。

站在人生的终点前，再次转过身去，回首眺望，发现命途中的坎坷全部化为乌有。自然界的风雨常有，人生的挫折又何足挂齿呢?扔掉了醒醉，抛弃了喜悲，放下了胜败，世俗的喧嚣和明亮，凡间的快乐与幸福，都如一阵清风，从他的白鬓掠过。转过头去，毅然决然地走向了生命的终点站，用一个仓促的省略号结束了人生。这是一场没有结果的人生奋斗，一路披荆斩棘，一次次遍体鳞伤，虽然知道最终阴霾仍然不会散去，最终坎坷仍然不会填平，可他从未停止过前进的脚步，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要尽力展现自己的光和热。不为物喜，不以己悲。人生在世，需要这种处变不惊的态度，更需要这永不停歇的脚步。我们需要让有限的生命，用奋斗来产生无尽的价值。苏轼的一生，有过坎坷，有过挫折，但他用自己逆境中不屈的奋斗告诉了世人：即使我的奋斗未果，也不会有丝毫怨言，因为我无悔我的决定。

青鸟飞过天空，留下一绺恍惚的芳痕;我潇洒回首，风沙却填平了我的脚印，于是不再留恋，最后一次转身，只顾走完人生最后一点距离。

一蓑烟雨任平生美文 篇6

【序】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定**》

料峭春寒未过，一夜风雨，消融了冰雪，继而满树花开。

季节的交替，就在这无形之中悄然完成。毫无预兆，也无准备。

清明时节，雨也来得频繁且匆忙，再无初见时的欣喜。连日不开的彤云将人的心也遮得愁郁。

耐住烦躁的心绪，沏一壶陈年的苦茗，个中滋味，甘苦自知。虽寄暖于手心，温润于唇齿，清醒于心神，却涩然于心房。

索性借着余温，撑一把竹伞，荡开雨帘，走一段林间小路，到寂静中寻迹一处欣然，找一段过往。

随口哼唱一首无名的小调，让它恣意悠扬，穿过林间，越过树梢，化为一阵风雨，与这山水同醉。

一曲清音，万种风流，倚杖独行，羁石林间，一份洒脱，一种从容，被一袭东风尽情吹散。

人间佳作，往往并非积虑求索，废寝忘食，浑然而得。

多数恰是在这斜阳相迎，山雨将歇的妙景中，偶拾成趣。

人生妙笔添几许?偶然山林画中得，由来辗转千秋事，不若风雨一场晴。

流连于文笺的行者，往往将一生的跌宕，融化在字里行间，孰轻孰重，孰高孰低，既无意计较，也无心思虑。是石沉大海的寂觅，还是众星捧月的追逐，对于笔者而言，并无期许，也无牵挂。能够寄情于笔墨，怡情于自我，已是足够。

不愿此为华翰，但求内心畅然。

有些作品是用以赏读的，有些作品却是加以品味的。

赏读的`佳作，有春花，有秋月，有雨燕，有残荷，有浓浓的一池相思，触动离人的心弦。

品读的佳作，有传递，有承袭，有起落，有冷暖，有文字无法尽诉的人生种种情怀。

懂得欣赏的人，有唏嘘，有叹惋，有辗转的反侧，也有悲喜的传情。

懂得品读的人，有平淡，有真实，有素静的天地，也有命运的共鸣。

人生写意，对酒当歌，不如以林霏为伴，风雨同游，岩峦且为亭台，云峰暂为楼榭，四果皆是佳肴，清泉即是美酿。苦乐在心，悲喜随缘，若将既往的沧桑，一生的荣辱，尽付于烟雨吟唱之中，岂不快意!岂不洒脱!岂不精妙!

很多事情，放下并不等于会忘记，只是因为它早已不值得劳费心神去回忆。

沉默的旅人，总是喜欢选择一个雾深雨蒙的午后，独处一隅，在流光倒影中，寻回旧时模样。良多感慨，均化作唇间叹息，化作穿林打叶的风雨，任其消散。

世事多舛，人生易碎，愁云渐散，暮雨将歇，何处能留下一抹惊鸿的掠影?

黄永玉：一蓑烟雨任平生 篇7

黄永玉，笔名黄杏槟、黄牛、牛夫子，土家族人。1924年7月9日出生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祖籍为湖南省的凤凰县城。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曾任版画系主任。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因家境贫苦，12岁就外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的小瓷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和香港。14岁开始发表作品，16岁开始以绘声绘色的画作及木刻谋生。其独具风格的版画作品饮誉国内外。

黄永玉不仅在版画、国画、油画、漫画、雕塑方面均有高深造诣，而且还是位才情不俗的诗人和作家。他写的散文、游记既有诗一般优美的语言，又充满智慧。

1924年8月9日，黄永玉出生于湖南常德。几个月后，父母便将他带回凤凰，这个风景灵秀的湘西小镇曾被其表叔沈从文无数次用文字倾心描摹过，而它也成了黄永玉一生的印迹。父亲黄玉书与母亲杨光蕙都毕业于湖南省高师，是当时凤凰第一对自由恋爱而结婚的夫妇。黄玉书乐观豁达，温和得近于软弱；杨光蕙爽朗明快，刚强得近乎激烈。身为长子的黄永玉自认性格更像父亲，“不过激烈的时候又有点像母亲”。

1937年夏天，无力抚养儿子的黄玉书，将黄永玉托付给即将赴厦门集美学院工作的堂弟黄毓熙。这一次告别，不但成了与父亲的永诀——这对父子很快因战火失去了联系，1943年，黄玉书因病去世——也成了黄永玉后来漫长漂泊的起点。

少年黄永玉性格顽劣，绝不是一个好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在集美两年，留了5次级，前后的同学就有几百人”。但是这里也为他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规模很大，学校的图书馆有6层，这里是少年黄永玉的乐土。而酷爱阅读的习惯，也由此养成。

因为在一次集美学校学生与当地孩子的冲突中担当了“主力”，挨了处分，刚满15岁的黄永玉决定离开学校，从此开始了一个人的流浪。从福建山区小城德化的瓷器小作坊里的小工，到泉州战地服务团的美工，黄永玉学会了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我进入社会之后，周围人一直对我很好，大概觉得这个孩子能吃苦，做人过得去。到哪里给人画像，剪个影，人家都喜欢我。”

那时的黄永玉依旧不改其顽劣本性，浑然一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姿态。在泉州时，其住所旁有一座庙，庙里种着很多玉兰花，有一天，黄永玉禁不住爬上树去摘玉兰花，被一个老和尚看见，叫他下来。跟老和尚说话时，少年气盛的黄永玉一口一个“老子怎么样”。老和尚温和地问他：“你知道老子是谁吗？”少年眼睛一瞪：“老子就是我啊！”——他后来才知道，这位听他一口一个“老子”的老和尚，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弘一法师。这事后来被传了出去，成为笑谈。当“万荷堂”建好，黄永玉要为自己的起居室取名字的时候，已经90多岁的吕正操打趣地说：“你年轻时喜欢称‘老子老子’的，干脆就叫‘老子居’吧！”

黄永玉在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度过了抗战八年。在生活富足而安逸的今天，“流浪”这个词或多或少地被赋予了些浪漫而传奇的色彩，可是对少年黄永玉来说，这其实是一个极为艰辛的过程。“流浪生活好痛苦的，不能多想它。”88岁的黄永玉似乎不忍去回首几十年前那个独立闯荡世界的自己。不过对那个十几岁的少年来说，也并不觉得苦，唯一的哲学就是“生存”。以至于某一年他看到学校的一对夫妻吵架，还诧异不已：“都有饭吃，还打什么？”

粗粝的生活铸造了他顽强的生命力，也为日后那个令人叹服的黄永玉打磨了雏形：他在小学任过教员，在剧团搞过舞美，在报社当过编辑，还干过电影编辑。无师自通的木刻，风格鲜明而独特，不仅成了他赖以谋生的法宝，还赢得了行家里手的赞誉。

更为难得的是，这一段艰难世事并没有成为投射于他日后成长道路的阴影，相反，诸多前辈对他这个闯荡大上海的年轻人的关爱和提携，成了永驻心灵的一道温暖阳光。刚流浪到上海时的黄永玉名不见经传。每个月的房租是50元，而他发表一幅木刻画才2～5元稿费。一天，得知比自己大20岁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和自己住在同一条街上，他激动万分，便带着十几幅木刻画去拜见臧克家。臧克家认真地翻看完了他的画，说自己非常喜欢，想替他送去发表，臧克家随即按照当时报刊的最高稿酬标准，付给他稿费。后来，那十几幅木刻画绝大部分都没能发表，但臧克家从没在他面前提过。

著名作家、文学理论家唐弢，那时是上海邮局的高级职员、部门领导，黄永玉每次一到上海邮局，唐弢无论有多忙，都会立即放下手头的活，立即帮他处理稿费。唐弢还多次带着黄永玉在上海四处奔走，找到一些有钱人，然后让黄永玉替他们画像，好让他多挣一点钱。

中华木刻协会的负责人李桦是让他至今想起来仍很温暖的一个人。“那时候大家都很穷，穷到吃饭都是有了上一顿没有下一顿，还要付房租钱，负担很大。有一次李桦先生说：‘我请你看电影吧，一个很好的电影，叫做《幻想曲》。’我说：‘好啊。’我们大概走了一二里地，到了有轨电车站，然后他问：‘你有钱吗？’我老老实实地说：‘没有。’结果他说：‘好，那我们走吧。’那要走多远呢？我们一直走到外滩，然后到南京路再拐弯还往里走，一直走到大光明戏院。原来他身上只有一个人的车票钱了。可是即使那样，他还来关心我……”

解放后，黄永玉与李桦又成了同事。“这么好的一个先生，天真又纯洁，对他人像小孩子一样信任。”黄永玉记得，每到星期天，李桦就把自己家里的门板卸下来做一张大桌子，然后给全国做木刻年轻人回信。“就像以前给我写回信一样，每个周末都是这样，不是几天、几年，是几十年。”

那时候，身边的这些人，美好得令他今天想起来还感喟不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么干净纯洁，我就是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和他们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距离。那时候巴金先生、唐弢先生、臧克家先生，还有萧乾……很多文化界的老前辈，都花时间为我的生活帮忙。现在这些对我好的人都不在了，我要拿同样的感情对待别人。再说经历了这么多年，可以说是社会把我养大的。小时候人家对我这么好，长大了怎么能对别人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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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强尚义，是凤凰人的普遍性格，这与城区人大都是楚人后裔有关，更与当地数百年间都是一座军事重镇有关。沈从文曾将这种性格直呼为“楚人性格”。黄永玉的雄强，除家乡传统影响外，也与他独特经历有关。童年时代漂滩钻洞，打架逃学，待到外出谋生，颠沛流离，艰辛备尝，种种折腾，养就了他不畏艰险，遇事沉稳，宠辱不惊的气概。

逍遥万荷堂

一张长长的工作台摆在偌大的画室中央，88岁的黄永玉左手拿着他那标志性的大烟斗，右手握着毛笔，不疾不缓地在台子上的宣纸上看似随意地抹上几笔。却见寥寥数笔之后，几只神态各异的猫便跃然纸上。画上的这些猫都是他的宠物，每一只他都叫得上名字。

画室很静，只有他偶尔“吧嗒吧嗒”用力吸烟斗的声音。外面，几只大狼狗在院子里追逐嬉闹，一见主人出来，个个争着伸过脑袋蹭来蹭去，直到被主人亲昵地拍了几下才肯心满意足地离开。黄永玉曾笑言，当初就是为了这些体形庞大的外国狗，才托朋友在京郊买块地盖几间房，没想到越盖越大，这儿也舍不得，那儿再添一间，就成了现在这个占地6亩的大院落。黄永玉在院子里围了一个大水池，种上了他喜欢的荷花，其住所也取名“万荷堂”。

“万荷堂”鹤立鸡群地矗立在小村庄里，简直成了远近闻名的一处名胜，加之黄永玉的名气，经常会遭遇各种不速之客。那些外表凶悍的大狗们便派上了用场。老人笑着讲了一件趣事：“有一次来了一个人坐下不走，拿了大纸给我，让我给他画画。我说：‘你走不走，不走？好。我两只狗就在那儿，这两只狗是受过训练的。你就坐着，不要起来，不要摸，这样你会很安全。如果你一动，它就对你不起了。’然后我走了，到了后堂。两个小时后，我处理完事过来，看见那个人果然坐在那一动不动。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我要屙尿。’我说：‘屙尿好啊！’我就让工人拿上纸，把他送出大门。从此他再也没出现过。”

平素若没有客人来访，黄永玉一天的时间安排基本上很规律：上午写小说，下午画画。那部名为《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自传体小说是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浩大工程”，最初发表在湖南长沙的《芙蓉》杂志上，写了20多万字，还在他的4岁徘徊。二楼卧室的书桌上，放着一撂厚厚的稿纸，旁边是一支颇有时代印迹的墨水笔。黄永玉戏称自己“所有电器只会用手电筒”，所以无论小说还是散文，也还都是用这种传统方式，真的是一字一字“写”出来的。黄永玉刚刚完成今年5月刊的部分，已经开始写7月的那期。“现在还没写到西安事变呢！”他说。

黄永玉最不喜欢别人提及一些诸如“意义”“理想”之类的形而上的问题。当被问到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出发点是什么，那些对湘西的自然风景以及乡土世俗生活细致入微的描述，是否如一些评论所言，要完成一部“具有民俗史、生活演进史架构的小说”，黄永玉当即毫不犹豫地摆摆手：“我没有那些很大的理想，我就是想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表达出来；也没有为一种什么‘伟大的意义’去尝试，没有。写出来，朋友喜欢，就开心了。”写作方式也随心所欲，他说：“我连提纲都没有，写到哪儿就是哪儿，我就是用这种办法试试看。”

万荷堂是黄永玉平生最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他亲自设计的建筑格局以及屋内的桌椅、壁炉、吊灯等等都在无言地诉说着主人非同一般的艺术品位。傲然展蕊的荷花显得分外高洁清逸，不仅超凡脱俗、临风亭立的仙骨神韵给他以美感上的享受，那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品性，更成为他逆境中启迪心智的精神支撑。黄永玉一有闲暇就去荷塘赏荷，从用心灵捕捉到用画笔描绘，仅速写就画了八千多张。荷花的千般姿态被他描摹殆尽，荷花的万种风情被他展现无遗，蕴涵了他无限的情思。

别梦依稀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定会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了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才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与黄永玉，是湘西小城凤凰引以为豪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想起这一插曲，黄永玉大笑起来。虽然出自同一地域，但两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这种性格在凤凰来讲比较少，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我是比较典型的湘西人，从小靠拳头打天下。”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两个相差22岁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籍籍无名。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

而汪曾祺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我的朋友死了，我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一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记忆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点也不伤感。”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作者李菁）

黄永玉写过一本书，书名是“比我老的老头”。在这本具有黄氏独特风格的书中，他用风趣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他相识的那些“比他老的老头”：钱钟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许麟庐、廖冰兄、郑可、陆志痒、余所亚、黄苗子……这些群星般闪亮的名字辉映了中国20世纪中后叶至21世纪的文化天空。能在年轻时就与这些人相交，黄永玉是幸运的，而能看到他追忆这些风流人物的文字，我们也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