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精选7篇）
关键词：FDI；技术溢出；实证分析
FDI技术溢出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一种外部效应，是指由于FDI进入东道国，其带来的技术对当地的生产率增长、经济增长、劳动力技术水平提高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贡献，而FDI投入方却无法因带这些贡献而得到相应回报的现象。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最早的技术溢出是由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提出的。
Cooden（1960）和Caves（1971）分别考察了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多次提及溢出效应。
Blomstrom（1998）将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定义为，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实施FDI引起当地技术或生产力的进步，而跨国公司无法获取其中的全部收益的一种理论。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代写论文。
Blomstrom和perssom（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lf（1989）选用墨西哥1965年～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
李平（1999）对中国各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产业自身的产品内含型技术和资本内含型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选取的12个制造业产业中,他发现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
姚洋（1998）利用第三此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发现行业中如果外国三资企业数量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行业的技术效率就会提高1.1个百分点。
秦晓钟、胡志宝（1998）采用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含采掘业、电力煤气等39个行业进行了检验,得出FDI的行业内溢出效应明显存在的结论。
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der（1982）模型，实证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我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外溢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的结论。
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
陈涛涛（2003）利用我国制造业84个四位码行业的数据，实证发现当内外资能力差距较小时，有助于溢出效应的产生。
以上文献均侧重于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和其效应方向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因素的作用的分析。实际上，FDI的进入东道国，并不是主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而是需要与一定的东道国具体因素相结合，本文将就几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对进入我国的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找到促进技术溢出效应的关键因素。
二、模型及数据的选取
1． 研究模型。借鉴Feder（1982）的研究思路，将整个经济分为外资部门和内资部门，每个部门的生产过程用一个生产函数表示（1）。
lnYd=c0+c1lnKd+c2lnLd+c3lnKf+u（1）
其中，Y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总产出；K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资本投入；Ld表示内资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投入；Kf表示三资企业的资本投入；u为残差。C1、c2分别表示内资企业资本与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c3表示三资企业的资本积累对内资企业的边际产出弹性，它的正负与大小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溢出效应的方向和力度。
为考察人力资本、制度变量和R&D投入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3个变量，其中H表示某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GY代表制度变量，表示某地区的制度环境，RD表示某地区人均R&D投入，由此建立模型（2）如下：
lnYd=c0+c1lnKd+c2lnLd+c3lnKf+c4ln（Kf*H）+c5ln（Kf*GY）+α5ln（Kf*RD）+u（2）
2．数据描述。本文计量所采用的数据是根据2000年~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部”网上数据整理得来的。利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西藏在内的地区数据。具体数据的选取上，资本投入选取各地区资产总计表示；劳动力投入采用各地区工业增加值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所表示的平均从业人数来表示；内资企业的产出、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是通过各地区工业行业内“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与各地区工业行业内“三资企业”相对应的指标相减得出的；人力资本，采用各地区高校在校生人数与该地区年底总人数的比值来表示；制度变量，采用各地区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出与各地区工业行业总产出的比值表示；人均R&D投入，用各地区年R&D投入与该地区年底总人数的比值表示。
三、实证检验
1．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基本模型检验。表1中①，是对基本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999年~2003年，工业部门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为正，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从总体上看，外资投资企业的资产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带动行业中内资企业的产出增加0.33个百分点。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存在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Kd的系数为正，也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的t检验，表明内资企业的资本投入对行业经济的增长起正向作用。但是，Ld的系数不显著，说明国内企业劳动力投入的水平相对较低，对行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扩展模型检验。表1中②是利用扩展模型，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制度变量、人均R&D投入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影响。对模型（2）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Kf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单纯的外资投入，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技术溢出，而应当以其他的因素为前提，比如制度变量、人力资本和人均R&D投入等。
表1中③是模型（2）去掉kf后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去掉Kf后，Kf*H、Kf*GY、Kf*RD均通过了显著性1%的t检验，其中，Kf*H、Kf*GY对技术溢出存在正效应，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若要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确需要以一定的东道国人力资本和东道国制度环境为前提条件。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会促进外资技术溢出的产生。Kf*RD的系数为负，这是因为R&D具有创新能力和吸收能力两方面的作用，而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技术溢出，主要是通过R&D的吸收能力实现的。由于目前我国的R&D吸收能力较低，导致外商直接投资不仅未通过与R&D结合促进内资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反而影响了内资部门的产出。
四、结论及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FDI虽然对全国样本存在正的技术溢出效应（分析结果表1中①），但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并不是主动的，而是需要与东道国的一定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相结合（分析结果表1中②、③），所以建议如下：
1． 提高专业人才的人力资本存量。宏观上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才能提高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只有将各地（下转第81页）区人力资本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FDI的技术溢出正效应。而对于微观企业来说，企业内相应技术的专业人才存量是决定企业吸收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企业对引进行业内专项技术的吸收效果以及对所吸收的技术向现实的产品，进而向企业的效益的转化能力。同时，人才存量构成整个国家(地区)的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促进整体的技术溢出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 提高R&D的吸收能力，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为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需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企业自主研发能力，促进企业与技术水平较强的国外企业、研发机构的合作。实施不同的开放政策，对于吸收能力较强的行业，可以采取开放政策；对于高科技行业，由于内资部门的市场份额下降和人才流失，会造成向外资企业的逆向技术扩散，所以高科技行业应采用逐步开放的政策。
3． 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为企业建立有利于其竞争和能促进其自主研发的制度环境。一是，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二是，逐步建立支持创新支持体系和创新风险承担机制。三是，进一步消除各种体制机制性障碍，打破行业和市场垄断，创造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四是，建立由企业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的机制，为各类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社会化、市场化服务。
参考文献：
1．卢健．“技术溢出”的几个问题．天府新论，2000，（5）．
2．江小涓．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国际经济评论，2004，（3）．
3．陈涛涛．中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内在机制研究．世界经济，2003，（9）．
4．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1，（5）．
5．赖明勇，包群，阳小晓．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理论及中国的实证研究．上海经济研究，2002，（6）．
6．方希桦，包群，赖明勇．国际技术溢出：基于进口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04，（7）．
7．何洁．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外溢效应的进一步精确量化．世界经济，2000，（12）．
8．潘文卿．外商投资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2003，（6）．
9．沈坤荣，李剑．中国贸易发展与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3，（5）．
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了国际贸易与FDI的相互作用:国际贸易带来了FDI, FDI反过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FDI企业为东道国的国际贸易起着推动作用, 对我国而言, 利用FDI企业进口技术设备和服务是最初的设想, 沿袭和拓展其海外营销渠道是我们目前的战略, 因而扩大我国的出口贸易, 研究FDI企业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可以有利于国内企业研究和学习提升自我出口贸易的能力。
出口贸易与FDI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两种国际经济活动, 揭示二者的相关性, 尤其是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的细分结构与 FDI 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我国制订的适应本国的贸易政策和FDI政策并使其互相协调, 来达到我们的特定经济目标。我国十大出口市场为欧盟、美国、香港、日本、东盟、韩国、俄罗斯、印度、台湾和加拿大, 研究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可以反映出一国与世界各国或地区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 它受FDI、出口国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周期、人口数量、市场规模、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和政策等的影响。
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直接影响双边政治经济贸易关系。随着欧盟、美、日、韩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转移, 我国企业尤其是FDI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 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出口和FDI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两驾马车”, 我国FDI企业绝大多数为出口导向型企业, 从而影响着我国的出口地理方向, 实证研究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
2 相关文献研究
贸易与FDI的流动有相互替代和互补的关系。其中以蒙代尔等为代表的关于FDI对贸易的替代效应理论有效地解释了二战前发生的FDI流动。其后的诸多经济学家都论证了贸易与FDI的相互作用:贸易带来了FDI, FDI反过来促进贸易的发展。
Buckley和Casson (1981) 指出, FDI企业在国外生产, 固定成本更高而可变成本相对较低, 也就是说海外市场的扩张在某个时点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1]; Lipse和Weiss (1981) 从国家层面和产业的宏观角度分析FDI和贸易正相关[2]; Ethier (1986) 认为产业内贸易扩张和发展的基础是需要两国生产要素禀赋相似[3]; Markusen和Venables (1998) 提出FDI和贸易可以是同时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落后国家的, 但FDI企业的国内和国外生产最终会趋同, 当然必须是生产效率一致, 吻合要素禀赋理论[4]; Grossman和Helpman (1989) 实证研究得出贸易和国际化大生产完全可以同时进行, 产品是内生化的[5];Hein (1992) [6], Zhang Qing和Bruce Felmingham (2001) [7]认为东道国出口水平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FDI流入;Pfaffermayr (1994) 实证研究奥地利的OFDI和出口贸易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8];Dunning (1998) 指出FDI战略动机趋向不同, FDI和贸易的关系就会相应发生变化[9];Gray (1998) 指出市场导向型FDI企业的内部贸易就是国际贸易, 而生产效率成本导向型FDI更能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10];Belderbo和Sleuwaegen (1998) [11], Swedenborg (2000) [12]分析中间产品, 发现东道国FDI企业和母国出口是正相关的, 但最终产品的东道国FDI企业与母国出口相关性不显著;Blonigen和Bruce (2001) [13]深入到产品层次角度, 得出贸易和FDI是相互互补和替代的关系, 但替代效应是短时间急剧发生的, 而不是慢慢替代的;Lim和Moon (2001) 证实发展中国家或落后国家来自发达国家的FDI企业是是新设企业, 或在原母国的产业处于夕阳状态, FDI和贸易正相关[14]; Liu等 (2001) 实证研究中国的FDI和贸易因果关系时, 得出进口带来了FDI的同时FDI促进出口, FDI和贸易相互互补[15]。杨迤 (2000) 对实证研究我国FDI与我国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 得出FDI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 尤其是促进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16];史小龙和张峰 (2004) 通过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研究, FDI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极大地促进着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17];杨全发和陈平 (2005) 研究认为从提高FDI企业与国内企业的产业相关度出发来保持我国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 有利于吸引和规范[18]FDI;王洪亮和徐霞 (2005) 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 实证研究得出中日贸易与来自日本的FDI的长期互补关系, 但FDI与我国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具有双向的因果关系, FDI与我国的进口水平是单向因果, FDI和进口贸易有短期替代关系[19];封福育和王少平 (2006) 利用实证研究FDI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长短期关系[20];杨来科和廖春 (2006) 分析来自美国的FDI加大了中美贸易逆差, 其中来自美国的成本导向型FDI促进中方对美国的出口[21];而市场导向型FDI萎缩了美国对华的出口;陈继勇和秦臻 (2006) 实证研究FDI对我国进出口是长期且显著促进的, 不过促进影响存在时滞, 并研究FDI与国别贸易[22];高峰和高越 (2008) 根据贸易方式的特点, 对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分别对FDI进行回归, 指出FDI对一般贸易影响并不显著, 而对加工贸易促进效果明显[23]; 李辉和侯铁珊 (2008) 在对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解释时, 认为正是因为我国与韩国在文化与地域上的接近, 使得两国对经济情况变化进行调整十分迅速[24];张磊和王敏 (2008) 对上海FDI与进出口进行了协整分析, 认为有较弱的趋同性[25]。
我国出口贸易存在着地理方向变动,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采取国别分析模式, 这种研究模式以国家为分析单位,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容易限制人的眼力, 不利于世界一体化趋势。目前我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贸易地位日益突出, FDI加快了入华的步伐;同时, 我国的出口也逐年增加, 我国的出口贸易格局向多元化趋势转变。因而FDI与我国FDI企业的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直接影响着我国出口地理方向的发展趋势。
出口贸易与FDI是目前世界上重要的两种国际经济活动, 揭示二者的相关性, 尤其是出口贸易地理方向选择的细分结构与FDI之间的关系, 有利于我国制订的适应本国的贸易政策和FDI政策并使其互相协调, 来达到我们的特定经济目标。贸易带来了FDI, FDI反过来又促进贸易的发展, 以上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都对FDI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论证, 但是从贸易地理方向尤其是出口地理方向选择视角分析论证其与FDI的相关性比较少见。作者试图分析论证FDI与我国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 对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其中“两驾马车”提供理论支持和现实参考。
3 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出口贸易迅速发展, 出口额逐年增加, 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日本、欧盟、美国五大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 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出口贸易地, 在我国出口总量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0%以上。我国五大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结构和出口比重见图1和图2。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3～2009年出口数据整理。)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3～2009年出口数据整理。)
我国出口贸易地理方向受我国FDI来源地的影响较大。一般来说, 对华FDI较多的国家或地区, 也是中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地理方向; 并且, FDI来源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发生变化, 则该地区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地位也会随之发展变化。研究显示, 来源于不同地区的FDI对一国经济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 受多种因素影响, 我国FDI的来源地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进而导致FDI对我国经济影响的方向和程度随之变化 (如图3和图4) 。
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样的结果, FDI企业的出口一直占我国出口总额的绝大部分, 对我国贸易的贡献巨大, 截止2007年, 我国FDI企业出口到五大FDI来源地的商品一直占我国当年出口总值的75%以上 (如图5) 。
(资料来源: 根据商务部1993～2007年出口数据整理。)
FDI是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贡献者, 因此我国FDI企业商品的出口地理方向也就大致反映了我国出口贸易的地理方向。主要原因有三:一是五大FDI来源地, 特别是美、日、欧的“经济三极”, 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它们既是FDI的主要流出地, 也是FDI的主要流入地, 还是世界最主要的国际贸易地理方向, 我国经济己逐渐融入世界经济, 我国贸易也日益成为国际贸易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地区必然会成为我国FDI企业乃至我国的主要出口贸易地理方向。二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导致的结果。为了得到降低成本、逃避税收、增强子公司的竞争能力、操纵利润等目的, 跨国公司会进行大量的内部贸易, 而内部贸易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来自两方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对华FDI不断增加, 我国以内部贸易方式的出口贸易必然不断增加,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FDI企业以产品返销的形式出口到五大FDI来源地。 三是我国作为世界低端制造业产品基地和全球采购中心的必然结果。通过产业结构调整, 西方发达国家成为高端技术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出口者, 但其对低端产品的需求依然存在, 因而需要从像我国这样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国家进口低端产品, FDI企业产品主要返销供应FDI来源地市场。
4 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相关性
受金融危机蔓延的影响, 外部市场需求急剧萎缩。目前, 我国FDI大都来源于富裕和溢出的发达国家, 如美国、欧洲国家以及日本等, 而这些国家20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 导致许多我国FDI企业由于流动性严重匮乏、返销市场需求大幅下降, 经营陷入困境, 导致我国FDI企业开始寻求其他海外市场的扩张。因此, 本文对我各FDI主要来源地采用的数据截止2007年。
4.1 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选择的协整关系
(1)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
由于在经济模型中非平稳数据之间即使没有任何经济关系, 但进行回归仍可表现出较高的可决系数, 即经常发生伪回归现象, 因此, 先对FDI及出口的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 (见表1) 。表中, L (FDI) 为五个FDI来源地区 (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 的对数值; L (FEX) 为FDI企业向以上五国的出口额的对数。DL (FDI) 、 DL (FEX) 分别为FDI和出口额的对数差分。
注: ***表示1%水平显著, **表示5%水平显著, *表示10%水平显著。
从以上面板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可看出, FDI和FEX的水平值均存在着单位根, 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则不存在单位根, 也即FDI和FDI企业出口额均是一阶单整的, 可以进行面板的协整检验。
(2)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理论, 如果两个变量满足单整阶数相同, 则变量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而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本文将利用协整理论检验FDI和FDI企业出口额的长期关系。以FDI企业出口额作为因变量, 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为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设定面板协整模型如式 (1) :
使用双对数模型, 其经济含义是β测度出口的FDI弹性。如果lnEX和lnFDI均服从面板单位根过程, 且残差εit～I (0) , 则式 (1) 为面板协整模型。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的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 几种协整检验的结果均表明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存在长期关系。经检验, 本文构建的协整方程为:
协整方程表明:FDI每增加1%, FDI企业出口额增加1.46%.
4.2 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 选择的脉冲响应分析
由上面的协整检验表明, 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因此, 可以通过分析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 来考察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构建脉冲响应函数IRF, 分析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动态关系, 进而判断我国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
WAR (p) 模型的一般表达式:
其中, yt为k维内生变量列向量, xt为d维外生变量列向量, p为滞后阶数, T为样本个数。Φ1, …, Φp为k×k维系数矩阵, H为k×d维系数矩阵。εt为k维扰动列向量。将上式展开可表示为:
因此, 含有k个时间序列变量的VAR (p) 模型包含k个方程。
根据本文研究的问题, 选择我国五个主要的FDI来源地 (香港、台湾、日本、欧盟和美国) , 考察五大来源地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动态相互关系, 进而判断我国FDI企业的出口方向选择。由于五大来源地FDI和我国FDI企业出口额都为内生变量, 因此, 不存在外生变量。VAR模型中, 选择滞后阶数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选择滞后阶数时, 要使滞后阶数尽量大, 以便完整反映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 滞后阶数越大, 需估计的参数越多, 模型的自由度就越少。因此, 选择滞后阶数时, 需要在滞后阶数和自由度之间进行权衡。
使用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信息准则和SC (Schwarz Criterion) 准则确定滞后阶数, 选择的滞后阶数应使AIC和SC值越小越好。根据AIC和SC值, 本文最终确定的滞后阶数为2, 故模型形式设定为VAR (2) 。对模型进行稳定性检验, 检验结果较好, 得到各特征方程的特征根均位于单位圆内 (均小于1) 。因此, 可以做进一步分析。用本文构建的VAR (2) 模型分别对我来自单个国家的FDI与我国对其的出口额, 以及对五大主要FDI来源地总额与对这五个来源国的出口总额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注:lnFDI EU、lnFDI HK、lnFDI JP、lnFDI TW、lnFDI US、lnFDI SUM别为欧盟、香港、日本、台湾、美国和合计的对华FDI对数;lnEX EU、lnFDI HK、lnFDI JP、lnFDI TW、lnFDI US和lnFDI SUM分别为我FDI企业对欧盟、香港、日本、台湾、美国和合计的出口额。
从以上估计结果可以看出, 无论是对来自单个国家或地区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 还是对来自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总额与对这五个来源地的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进行估计, 拟合效果都较好, 调整的拟合优度R2都在0.52以上, 有的调整的拟合优度R2达到了分别为0.99以上。因此, 来自单个国家或地区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以及来自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总额与对这五个来源地的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当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成本和市场导向战略动机发生了变化, 来自各个国家或地区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相应变化。由于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额存在较强的长期稳定关系, 所以可以采用本文建立的VAR (2) 模型构建脉冲响应函数, 进一步分析来自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其出口额的动态关系, 得出我国FDI企业的出口地理方向选择。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冲击对变量当前和末来取值的动态影响, 能够形象地捕捉到变量之间动态作用的路径变化。由于冲击是相关的, 需要正交化, 通常用标准的Cholesky分解来正交化。由于改变内生变量的顺序, 将会明显地改变脉冲响应的结果。广义冲击响应函数, 能使分解结果完全不依赖于VAR系统中各个变量的顺序关系, 冲击函数的结果与内生变量的顺序无关, 从而提高了估计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其基本思想在于, 分析第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的时候, 将第个内生变量放在内生变量的第一个位置。因此, 本文利用广义冲击响应函数法来进行分析。根据本文建立的VAR (2) 模型作出来自欧盟、中国香港、日本、中国台湾与美国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该国家 (或地区) 出口的脉冲响应函数图, 如图6至图11所示。图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 虚线表示政府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从图6可以发现:当给日本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正向的影响, 影响较为显著, 在第六期之后影响逐渐变小。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日本的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冲击, 并且冲击较为明显。
从图7可以看出, 来自欧盟国家的FDI与我国FDI企业对欧盟出口额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当我们给欧盟国家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该地区FDI流入中国产生正向的影响。并在第五期之后达到平稳, 开始稳定增长。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欧盟国家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影响。
图8显示:当给香港地区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正向的影响, 影响较为稳定, 但是影响较小。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香港地区的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影响。
从图9可以看出, 当给台湾地区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第四期之后, 影响逐渐稳定。而给自台湾地区FDI流入的正向冲击, 经贸易市场的传递也会给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正向的影响, 并且此影响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
图10表明:当给美国出口一个正向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的传递, 会对自该地区FDI流入产生负面的影响, 并在第八期之后, 影响逐渐稳定。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自美国地区的FDI流入也会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正面的影响, 影响持续时间也较长。
从图11可以看出, 中国FDI流入总额与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也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分别给中国FDI流入总额与我国FDI企业出口总额一个冲击以后, 都会给对方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看出, 由于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流入的变化, 一个国家 (或地区) 的FDI流入与该国家 (或地区) 的FDI企业对出口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根据图6、图7和图8可以看出, 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来自欧盟国家、中国香港地区和日本的FDI流入能对FDI企业出口带来负向的影响。这说明当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和日本的FDI流入受到战略动机、贸易条件等发生变化等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传递给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和日本的出口贸易, 给这三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带来反向冲击。根据图9和图10可以发现, 当给FDI流入一个正向冲击以后, 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FDI流入能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正向的影响。这表明来自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FDI受到FDI企业、贸易条件等变化冲击后, 经过贸易市场传递给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出口贸易, 给台湾地区和美国的出口带来正向冲击。因此, 在选择出口地理方向时, 我国出口企业和我国FDI企业应该关注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战略、贸易市场等条件的变化, 根据这些条件变化选择出口地理方向。
5 小结
本文利用协整理论、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等理论和方法研究了战略动机视角下我国FDI企业出口地理方向的选择问题。利用协整理论, 构建VAR模型, 作出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实证分析, 得到以下结论:
①对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额的协整检验表明, 二者存在协整关系, 表明FDI与我国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②通过VAR模型, 本文发现单个国家 (或地区) 的FDI与FDI企业出口额之间存在显著关系, 同时, 五大主要来源地的FDI总额与这五个来源地的FDI企业出口总额之间也存在较强的关系。
③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 自欧盟国家、香港地区和日本的FDI流入会对我国FDI企业出口产生反向的影响, 而自中国台湾地区和美国的FDI流入会对我国FDI企业出口带来同向的影响。这表明各个国家 (或地区) 实施的FDI战略发生改变时, 各FDI主要来源地对华FDI与我国FDI企业对该地出口额之间影响关系不尽相同。研究结果表明, 根据FDI战略、贸易市场、市场条件等因素的变化, 选择出口地理方向至关重要。
摘要：使用我国五大FD I来源地的面板数据, 运用协整理论, 检验我国五大来源地的FD I和FD 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长期关系。在此基础上, 构建来自五大来源地FD I和我国FD I企业出口额之间的VAR模型, 考察二者之间的相互动态关系。基于构建的VAR模型, 作出脉冲响应函数, 根据脉冲响应函数图直观地分析FD I和我国FD I企业出口额的相互冲击, 为我国FD I企业地理方向选择提供参考。
关键词：FDI；工资效应；湖北
一、背景分析
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吸收的国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下文简称FDI）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利用的FDI在2002年突破了500亿美元，2004年突破600亿美元，2005年突破700亿美元，2007年突破800亿美元，2008年达到了历史峰值，突破了1000亿美元，2009年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回落，该数值略微下降到了940亿美元。自1994年开始，中国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FDI流入国，并一直为发展中国家中年度FDI流入量最大的国家和地区；200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年度FDI流入最多的国家。
FDI的大量涌入使得外商的投资成为了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目的地国家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带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國，FDI对就业以及工资的影响效应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中国大部分的FDI都是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而处于中部的省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相对来说数量是很少的，是否有必要采取经济政策将外资更多的引入中部地区从而带动中部发展呢？这样是否能够提高中部人民的福利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湖北省为样本，以工资为研究对象，验证了FDI所带来的工资效应。
本文结构：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了变量的选取、模型的设定以及数据的收集；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目前对于FDI流入对于目的地国家的工资效应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主要研究的是FDI的流入对于目的地国家收入分配的影响，例如，Feenstra和Hanson（1997）对美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发现，FDI同时推动了跨国公司母国和东道国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Blomstrom等（1997）研究发现美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投资确实替代了国内的就业，但同样在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却没有替代国内的就业，而替代效应仅限于产业工人，FDI的就业效应随着劳动力群体的不同而不同。这暗示了FDI对收入的分配有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方向的主要是研究FDI流入对行业或者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情况，例如，Aitken，Harisson和Lipsey（1996）以及Feliciano和Lipsey（1999），使用美国、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数据，发现外资企业支付的工资比本地企业支付的工资高，这对于提升东道国的总体工资水平有潜在的影响。Feenstra和Hanson（1997）使用墨西哥的数据发现，FDI的增加和墨西哥熟练劳动力的相对工资之间存在正向关联。
国内的学者研究FDI对工资的影响主要采用的是产业、行业、地区或者国企外企的分类方法。例如，李雪辉、许罗丹（2002）针对珠三角地区外资比较集中的三个城市（深圳、东莞和珠海）进行研究，发现FDI流入和工资水平的增长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杨泽文、杨泉发（2004）利用中国1985-2001年的数据，从部门的角度对FDI对中国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进行了经验研究，发现在不同的行业中，FDI对各地区的实际工资水平均存在正效应；职工人数与实际工资之间满足通常的负相关关系；教育水平对实际工资有明显的正效应；而城市开放程度、城市地理位置和行业规模对实际工资在各个行业的影响则有较大的差异。宣烨、赵曙东（2005）以经济发达、规模较大的江苏省为样本，采用实证方法进行分析，结果显示，FDI的区域分布不均衡是地区工资率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FDI越是集中的地区越能提高当地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可以扩散这种效应。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来看，大多研究路径较为单一，仅偏向于研究FDI对目的地国整体工资水平的影响。但基本上多数的研究都表明FDI对于目的地国的工资具有很重要的影响。本文选取湖北省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了FDI对省级层面工资的影响。
三、湖北省数据的特征性描述
在第四、第五部分，本文会对FDI对湖北省劳动力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方面的探究，为了能够更好地对后面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先介绍一下从1999年到2009年湖北省对FDI利用的一个总体情况，以及从1999年2010年湖北省在职职工的工资变动情况。
（一）湖北省FDI的发展现状
如图1显示了1999年到2009年湖北省实际利用的FDI占全国总FDI利用值的比重。由图1可见，湖北省实际利用的FDI占全国所利用的总FDI的份额是十分微小的，在占比最低的年份2000年里，该比率只达到1.59%，而在占比最高的2009年里该比率也只有3.98%而已。但是比较乐观的是，湖北省所占比例的份额总的来说是在逐年递增的，虽然说增长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但是至少还是很稳定。
图2显示了1999年到2009年，湖北省使用FDI的额度。由图中可见，湖北省使用的FDI总额也是在稳步增长的，虽然绝对数值比较小，但是纵向比较来看，形势还是乐观的：湖北省使用FDI的额度从1999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36.58亿美元，绝对数值将近翻了4倍。
（二）湖北省职工平均工资
图3显示的是1999年到2010年湖北省职工的平均工资。由图3可见，自1999年以来，湖北省的平均职工工资也是呈现上涨的势态，1999年的平均工资还不足7000元，到了2010年该数据已经增长到接近30000元，绝对数值也是翻了4倍。
由以上分析可见，近十年来，湖北省在吸收FDI的额度持续增加的同时，职工的平均工资也是呈现出上涨趋势的。
四、理论分析
在H-O-S模型的框架下，如果国际贸易知识产品贸易，这种贸易的形式将会使得贸易双方交换商品的绝对价格以及相对价格都趋同，从而提高贸易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因此，国际贸易使得劳动力丰裕的国家通过出口劳动密集性产品提高其劳动力价格。而当存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时，则会使东道国丰裕要素所有者的实际收入的上升速度加快。例如，我们这里研究的FDI实际上就是资本这一要素的国际流动。FDI的进入使得资本存量增加，一方面，提高了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是的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劳动生产要素的报酬增加，从而劳动力价格得到提高；另一方面，FDI的进入使得东道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在劳动力供给不变以及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会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上升。所以，FDI的流入会导致东道国工资上张的出现以及上涨速度的加快。
在除FDI之外，还有很多因素也会影响一国的工资变动，主要包括宏观经济因素，教育水平、国内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等因素。宏观经济因素主要是指经济发展的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时候，工资水平也会相应得到提高，教育水平越高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水平也会越高，从而使得劳动力价格上升，也就是工资上涨，同时教育水平和国内资本越高，那么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越快，则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就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也同样可以促进工资的上涨。最后劳动力越丰裕，那么也就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才能与已有的劳动力相匹配，也就需要更多的资本投入才能使得劳动力价格上涨。
五、模型设定、变量选取及数据收集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我们建立以下的模型对湖北省的工资问题进行研究：
lnavwageit=β0+β1lnfdii（t-1）+β2lnlaborit+β3lneduit+β4lnkit+β5lngdpit+εit①
其中，t代表年份，i代表不同的地区，β0，β1…β5代表系数，εt代表误差项；因变量中avwageit代表年i地区的的平均工资，影响平均工资的自变量包括：
fdii（t-1）：表示i地区在t-1年实际利用的外资额，数据是通过各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转化过后得到的，单位是万元。由于FDI有一个时滞性，所以这里我们采用滞后一期的FDI值，预期FDI的流入对工资有正向的影响。
labor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劳动力水平，用当年的在岗职工人数衡量，单位是人，预期该变量与工资成反向变动。
edu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教育情况，这里选用普通高等学校的数量做为衡量的指标，单位为个，预期该指标对工资具有正向的影响。
k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排除FDI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这里用该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吸收的FDI金额作为衡量指标，单位是万元，预期该指标对工资具有正向的影响。
gdp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生产总值，用各地区的生产总值衡量，单位是万元，预期该指标对工资有正向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湖北省12个地级市从1999年到2008年的数据，以上所有数据都来自于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六、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的就是对本文回归中所使用的湖北省内十二个地级市（武汉、十堰、黄冈、黄石、宜昌、襄樊、随州、咸宁、荆门、孝感、鄂州、荆州）1999年至2008年的有关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二）实证检验结果
表2给出了湖北省十二个地级市的FDI与工资变动之间的关系，并且分别列出了OLS、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这三种模型的结果。三个模型中各个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基本都是相同，只有在对gdp系数的估计中，固定效应的符号与其他两个模型的相反。且在（1）、（3）两个模型中，基本上所有的结果（除gdp外）都是显著地，所以可以看出整个的数据回归结果还是相当稳健的。本文主要选择OLS模型的结果对回归做一个分析。
首先，主要的研究变量FDI项的系数是正的，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的，这与我们之前的预期也是相符的。可见，FDI的流入对地区的平均工资是有正向的影响的。具体来看，FDI流入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下一年的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将会上升0.0902个百分点，这也就意味着FDI的流入越多，越可以提高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但是，该系数显示，FDI对于湖北省这十二个地级市的职工平均工资的拉动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至于具体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一是由本文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湖北省所吸收的FDI占全国吸收的总FDI份额是相当少的，是一个FDI流入的小省，而如果用人口来衡量的话，湖北省又是一个特大省份，人口数量排全国前十，显然微薄的FDI没有足够的力量大幅度拉动这样一个庞大劳动力全体的工资水平。二是因为本文的分析并没有涉及到行业的层面，没有将FDI對各个行业的工资影响情况做一个分析，所以测算出来的工资效应也有一定出入。
其次，教育、排除FDI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这两个变量也对职工的平均工资有正向的影响，具体说来，普通高等学校数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职工平均工资将增加0.132个百分点；排除FDI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入量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职工平均工资将增加0.399个百分点。可见，教育和固定资产的投资对于提高职工工资水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七、政策建议
笔者利用湖北省及其十二个地级市的FDI及工资等数据，对湖北省FDI的工资效应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的结果与本文之前的分析基本一致，基于以上的实证结果，本文给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一）适度引入FDI
虽然本文的研究结果显示FDI对于湖北省劳动力价格的拉动力不够强劲，但是其对与工资的正向影响是肯定的，所以积极引进外商的投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一味强调FDI数额的多，应该看中的是FDI质量的“优”。因为首先，湖北省本身的经济发展情况在中国并不属于前列，在生产、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能力上都不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太多的FDI涌入必定会对本土的企业造成巨大的威胁，从而对内部经济造成冲击；其次，湖北省内的监督、管理体系尚不成熟，引入过多的FDI而没有足够的能力对其进行管理，那么无疑就是引狼入室，不仅会使本土资源受到掠夺还会破坏本来的市场秩序；此外，据本文的研究，FDI对与湖北省劳动力价格的影响较小，笔者将原因归结为FDI的量较小，但大量引入FDI后，其影响会怎么变动还是未知的，且从全国的角度进行考虑，将FDI从东部沿海地区的转移到中部省份是否能提升的整体福利还是一个疑问，所以湖北省对于FDI的引进应该一步一步进行，不可一蹴而就。
（二）提高教育质量
从第六部分的结果我们也看到教育对于劳动力价格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且当先经济的现状就是企业招人难，而大学生毕业后找工作难。这样一个现状的出现充分显示了人才的不对口问题。所以，高校应该更加注重培养企业需要的专业性人才。同时，湖北省本身也是一个教育大省，应该充分利用本身的教育资源优势，不仅仅在“量”上，更应该在“质”上对教育进行推进，解决人才不足的问题，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知识的后盾。
参考文献：
1.范言慧，郑建明，李哲.FDI流入对我国工资差距的影响[J].财经科学，2009（4）．
2.吉缅周.FDI与制造业工资关系的经验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07（10）．
3.李雪辉，许罗丹.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2（2）．
4.孙文远，卢锐.FDI的工资效应：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4）.
5.宣烨，赵曙东.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分析：以江苏省为对象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5（1）．
6.杨泽文，杨全发.FDI对中国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4（12）．
7.Aitken， Harrison and Lipsey.Wages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6（40）.
8.Feenstra， R and G， Hanson.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 ra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42）.
9.Feliciano， Zadia and Robert E.Lipsey.Foreign Ownership and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J].Cambridge， MA， NBER Working Paper，1999（6923）.
10.Lipsey， R and F， Sjoholm.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4（73）.
11.Magnus Blomstrom， Gunnar Fors， Robert E. Lipsey.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Home Country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J].The Economic Journal，1997（107）.
12.Matsuoka， A. Wage Differentials among Local Plants and Foreign Multinationals by Foreign Ownership Share and Nationality in Thai Manufaeturing[J].ICSEAD Working Paper Series，2001（25）.
13.Yaohui Zhao.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the Case of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1（1）.
14.Ying Ge.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Urban Wage：an Empirical Examination[J].Urban Studies，2006（9）.
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相关文章读后感
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是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其特征是投资者拥有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和控制权，他不仅涉及货币资本的流动，而且带动商品以及生产要素的转移。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东道国的影响日益显著。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其作用机制受到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的关注。许多学者都对之从不同方面做出了研究。首先我先阅读了部分关于FDI的增长是否会促进GDP增长的文章，就是先检验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否可靠。这类文章多使用计量经济学或者统计学的知识，对近几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比如其中的一篇通过选取1983-2010年我国FDI流入与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FDI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运用计量模型对FDI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FDI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FDI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另外也有一篇论文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 就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经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 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某些经济变量有相当程度的影响, 但不是对所有变量都有影响。随后阅读了关于从不同角度分析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章比如:基于金融市场效率水平的分析;基于吸收能力的统计实证分析;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的分析.这些文章通过对数据分析和模型的建立,从不同角度解释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其中一篇认为高效率的金融市场，可以为跨国公司提供融资便利，直接增加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促进经济增长；有助于国内企业充分吸收FDI的技术溢出，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并通过分散风险等方式，切实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最大限 度的发挥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并分析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表明 FDI 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其借助与金融市场的相互作用可以对经济增长发挥明显的推动作用。特别的，相对于股票市场，FDI通过效率更高的借贷市场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另一篇论文则针对“FDI吸收能力”进行探讨,选取贸易开放程度、金融市场发展、人力资本状况和技术创新水平四个影响FDI吸收能力的关键要素进行分析.分别对吸收能力的四大决定要素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作用渠道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以产品品种增加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依次将各个决定要素作为技术进步的源泉，纳入到经济增长的分析模型中，以此构建吸收能力影响FDI经济增长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还对国内金融市场发展通过人力资本转移渠道推动FDI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作了初步的探讨.总的来说,我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因，如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制度变迁等;二则是外因，即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国际投资和对外贸易上。FDI不仅可以增加一个地区的资本存量，而且会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该地区管理水平的提高。对外贸易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使区域经济发展摆脱市场条件的约束;同时也会产生技术溢出效应，拉动经济增长.
浅谈国家文化差异对中国FDI企业绩效的影响
关键字:文化距离；文化差异；企业绩效；
国家文化差异对中国FD!企业绩效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调查显示国家文化差异是导致跨国经营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2那么，文化因素尤其是国家文化的差异是否会影响中国FDI企业的绩效呢？本节将用典型的失败案例来分析这个影响是否存在.2.2.1案例分析中资企业跨文化进入风险—明基西门子“闪婚”案例‘年6月7日，明基正式宣布收购西门子公司的手机业务，明基迅速成为国际第四大手机生产商.然而，并购以来明基移动连续亏损，从宣布收购至2005年10月以来，明基向子公司注入了8.4亿欧元资金，然而最终却形成了6亿欧元账面亏损，经营难以为继.最后，明基宣布停止向德国子公司注资，中请破产保护.这样，并购刚刚宣布时被视为“优势互补”的联姻，以“闪婚”宣告结束.明基与西门子联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两者对彼此之间较大的文化差异了解和调查不够深入.首先，德国国家文化重视稳重扎实和谨慎周密，受此影响，西门子在经营理念上注重质量，认为质量是成功的核心；而中国国家文化重视因地制宜，受此影响，明基认为灵活适应市场即速度更重要.这两种不同的国家文化特征导致两者在战略导向上出现了冲突.其次，德国国家文化的典型特点是固执、坚守而又理性，受此影响，其企业的管理制度强调制度和规范，雇主和员工都极其重视法律和契约；而中国国家文化典型的特点是中庸，注重人际关系，受此影响，其企业的管理制度强调人伦与听从上级指示.当这两种差异较大的文化碰撞在一起，则很可能会发生冲突，比如明基要求工人为抢市场而临时进行产品研发加班加点时，明基员工不打折扣地服从安排，而让明基难以理解的是德国工程技术人员却要享受圣诞温馨.最后，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德国工会与中国工会也截然不同，德国的强势工会举世闻名.明基与西门子完成并购后，明基想将工厂转移到工资较低的非德国地区，采用裁员减薪来降低成本，这一切都遭到德国当地工会的强烈抵制.总之，明基并购西门子前期准备工作中文化差异了解和调查没有做好，当差异很大的两种文化碰撞在一起，双方互不妥协，跨文化差异导致跨文化冲突，最终导致两者的并购交易以宣告失败而结束，明基没有能通过此次并购成功地进入德国市场.
关键词：FDI,可持续发展,投资环境,区位优势
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下滑。从总量上看, 发达国家仍然主导国际直接投资格局, 但是从总量和发展趋势角度看, 新兴市场国家正在改变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廊坊应该抓住有利时机, 提升利用外资水平。国际直接投资一般可采取绿地投资或企业并购两种方式进行。跨国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投资取决于投资对象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投资行业规模、技术水平和管理等投资环境因素。
国际投资环境是在一定时间内, 投资对象地区拥有的影响并决定国际直接投资进入并取得经济效益的各种因素的有机整体。它是开展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所具有的外部条件, 是国际投资赖以进行的前提。按照构成国际投资环境诸因素的属性并便于建立投资环境评价模型将国际投资环境因素划分为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基础设施因素、法律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自然地理因素六类。为促进廊坊FDI的可持续发展, 完善廊坊经济产业结构升级, 保持廊坊GDP的稳定增长, 研究廊坊FDI影响因素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1 自然地理因素
自然地理因素状况对一定的投资项目起着决定性作用。不同性质的投资项目所要求的自然地理条件不同, 跨国投资者在其他投资环境较好的情况下, 必然选择与自己投资项目相适应的自然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主要包括投资对象地区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质水文、自然资源情况以及环境保护情况等的总和。因此, 为了扩大廊坊吸引外资的范围与规模, 廊坊应加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
廊坊市位于河北省中部, 北连北京, 东靠天津, 西邻保定, 南接沧州, 地处“大北京”和环渤海经济圈腹地, 区位优势得天独厚。京秦、京山、大秦、京九、津霸铁路贯穿廊坊市全境, 由3条高速公路、5条国道、7条省道为骨架组成的“八横七纵”公路网四通八达, 距北京40公里、距天津60公里, 距北京机场和天津机场均为60公里, 距天津新港100公里, 交通十分方便。廊坊市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均气温11.8℃, 四季分明。廊坊市地处海河流域, 北部有河, 潮白河, 北运河, 青龙湾河;南部有永定河, 子牙河, 大清河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有利条件。
2010年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这些对于企业长期投资而言至关重要。目前廊坊市地质灾害监测内容单一、手段落后, 缺少现代化自动记录传输和专业化高科技手段, 地质灾害监测技术人员不足, 知识结构老化, 技术装备和技术水平与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预报、防治要求尚有差距, 难以适应当前形势的要求。廊坊市“十五”期间和今后十五年是以高科技、开放型为特征的经济快速增长期和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生成期, 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 人口增长趋向高峰,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资源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发展。这一切活动对于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地质环境的扰动越来越大, 人为引发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害和隐患加剧, 对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构成威胁, 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危害愈来愈严重。
因此, 廊坊市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居安全、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意义, 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科学发展观”, 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进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增长。
2 基础设施因素
基础设施是外国投资者在投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面临的基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状况体现了该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现代化发展程度, 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因而是吸引FDI的必要因素和重要条件。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交通、通讯、供电、给排水、仓库、厂房等生产基础设施和住宅、购物场所和娱乐设施等生活基础设施。
目前, 廊坊市在区位优势基础上, 大力推进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面貌正在发生较大变化, 城市集聚辐射能力和城乡联动发展能力得到持续提升,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扎实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向乡村延伸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特点是投资期长, 投资效益较差, 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 投资主体的单一化导致基础设施建设进程较慢。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 政府应该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为FDI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3 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吸引FDI的必要条件和最敏感因素。因为投资者进行跨国投资首先把安全性放到第一位。只有社会安定、致力于和谐建设的区域, 才能确保投资的安全, 并为经营获利创造必要的前提, 这直接关系到投资有无保障的问题。因此, 应继续从多元化角度建设和谐廊坊, 为吸引FDI建设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
首先, 廊坊市应加快发展生产力, 提高居民的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近几年廊坊大力发展经济, 综合生产力显著增强, 人民生活总体实现小康。但是, 廊坊当前所构建的和谐社会还处于和谐社会初级阶段, 尚不能达到高级程度。这就决定了廊坊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市的第一要务, 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通过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 消除产生不和谐因素的根源。
其次,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坚决贯彻人民当家做主的原则。政治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冶保障。没有民主, 就没有社会主义, 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只有从法律和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 社会才能充满活力, 人民群众才能主动地参加到和谐社会建设的事业中去, 发挥聪明才智, 积极贡献力量。
再次, 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 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社会和谐安定,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 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支撑。不断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确保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和精神资源。
4 经济因素
FDI的目的和动机一般都是为了开拓市场、获得廉价生产要素、提高经济效益, 而这些动机的实现直接受投资对象地区经济环境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 投资区域的经济因素是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本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趋势, 市场规模及开放程度,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经济发展策略和措施;金融信贷制度及资本市场发达程度;财政税收制度;信息及社会服务水平等。因此, 廊坊应加大经济因素建设吸引FDI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 促进产业结构升级。2010年两会期间,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经之路, 廊坊市将节能环保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09年节能环保产业实现增加值147.5亿元, 同比增长31.2%, 节能环保产业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的12.7%。产业结构优化是其发展质的提高, 即通过持续不断的结构创新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变迁与升级及其效率的提高, 表现为CRn、产业环境、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产业对外依存度等指标的提高。
其次, 建立金融产业集群。新兴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服务与支持, 形成产业集群必将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有“京津电子信息走廊”之称的廊坊, 正在规划兴建“国家级金融RBD”, 这一金融产业集群的建成, 必将对廊坊新兴产业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在建的国家级金融RBD——廊和坊, 是40万平米金融创意地产项目。廊和坊·金融街, 将吸纳国内外金融巨头及金融相关服务机构入住, 构筑企业项目与资本对接的平台, 实现金融与产业良性互动。
5 法律因素
法律因素对于外商的投资和经营活动能否顺利进行, 能否达到预期获利目标, 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法律因素是投资对象地区政府为调整关系而制定并实施的各项与FDI相关的法律法规、条例及有关政策和措施等。因此, 廊坊应建设优良的法律保护环境吸引FDI的稳定发展。
首先, 充分体现本市的外资政策。比如对外商投资的范围、投资经营的期限等实现的政策以及对土地租用、税收、产品销售、资本和利润汇出或再投资的规定。对外资企业被征收的合理与适度补偿。
其次, 要明确对外资的管理程序, 主要包括对外商投资的管理体制、机构设置和审批程序等。对外资遭到的损失以何种手段加以解决, 以及如何处理投资争议。
6 社会文化因素
社会文化因素是影响和制约FDI不可或缺的软环境。社会文化因素的内容比较广泛, 主要包括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道德准则、教育水平以及人口素质等。这些对于外商投资者的行为和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影响作用。因此, 廊坊应不断改进本市社会文化环境。
首先, 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城市文化内涵。加强社区文化建设, 社区文化作为当代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已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各级党政领导应转变观念, 认真学习, 充分认识社区文化的重要意义。社区文化不但是一个城市现代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更是一个城市形象的灵魂所在。为了不断提升廊坊市的“形象建设”, 应将社区文化作为“形象建设”的重点内容来抓。
其次, 加强全民综合素质教育。为建立全民参加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活动机制, 廊坊市近年来坚持以“创建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为主题, 在全市年年组织开展公民道德规范宣传月、“道德规范进万家”等系列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全市还连续多年组织开展“月评十佳好事”、年评系列“十佳”活动, 推出十佳文明市民、十佳人民公仆、十佳交警等。这些活动, 调动了市民参加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激发了人们乐于奉献、争做文明市民的热情。许多市民以不同形式参加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活动中。
在影响FDI的上述各项投资因素中, 除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一般不可变动外, 其他因素如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社会文化等都将随着时间推移而不同程度地发生变化, 因此, 投资环境是相对动态的发展过程, 改善投资环境是无止境的, 以不断发展的视角提高投资环境, 进而促进廊坊FDI的可持续发展, 促进廊坊经济稳定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湛匀主编.国际投资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21～25.
[2]孟繁彪, 安海燕.廊坊装上科技发动机打造环京津节能环保产业带[N].中国网china.com.cn, 2009-4-29.
[3]张林.廊坊:打造对接京津的节能环保产业带[N].科学时报, 2009-3-8.
[4]雷汉发.河北廊坊发挥区位优势, 改善投资环境[N].经济日报, 2008-10-13.
一、整体人口素质
一国整体人口素质的高低对于FDI的流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从人口素质的定义来看，它主要由个体素质和社会素质构成。个体素质进行组合，就形成统一的社会人口素质。根据人口素质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笔者选取一些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我国人口在健康状况方面整体远远超过印度的水平，且医疗卫生状况也明显优于印度。从教育水平来说，中国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达91％，远高于印度的61％。小学、中学和大学综合毛入学率也高于印度的水平。在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的人类发展综合指数排名为81，印度则落后不少，位于第126名。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是影响印度吸引外资的因素之一。
二、劳动力资本
中印两国同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就目前劳动力资源量的比较来看，中国是高于印度的。中国在2000年15—64岁的劳动力人口高达8.7亿，且仍呈增长趋势。印度则为6.2亿。但据联合国统计数据预测，到2030年，印度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将超过中国，达9.6亿，而中国则为9.1亿。在人口抚养比关系上（劳动力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率），中国的形式也不容乐观。目前，我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10％，即10个劳动力抚养一个65岁以上的老人。但据预测，中国老年人口的抚养比2010年将超过10％，2030年超过20％。虽然中印均面临人口老年化问题，但印度由于没有控制出生率，所以相对来说，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印度目前老年人口的抚养比是8％，到2030年则将比中国低10个百分点。
虽然长远来看，印度在劳动力人口和抚养比的关系上均优于中国，但从劳动力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来看，印度却不容乐观。如果将来印度的教育普及程度保持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不变，按照维也纳人口统计研究所的郭乔恩和牛津大学的迈克奈的预测，至2026年，印度有近1/3（32％）的25岁至以上的人口将为未接受任何正式学校教育的文盲，这将严重影响其经济可持续发展。
再从劳动力成本来分析两国的状况。劳动力成本优势均是两国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就目前来看，中国不同层次的劳动力成本明显高于印度，且仍呈较大幅度（超过10% ）的上升趋势。因此，仅就劳动力价格来说，中国目前没有印度有优势。
但就吸引外资来说，低劳动力成本并非有力的竞争优势，除非与之相伴随的是高劳动生产率。虽然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但其总体劳动生产率一直都低于中国，且差距越来越大。两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即可证明。从1995—2000年，中国增长了90.2%，印度增长54.5%。2000—2005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63.4%，而印度只增长26.9%。
再分三级产业来看，由于中印产业结构不同，所以行业劳动生产率也各具特色。两国农业方面的劳动生产率不相上下，而在工业方面则大相径庭。中国走的是制造业发展的道路，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超过50%。我国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在印度两倍以上，且平均每年以9.3%的增长率在发展。制造业的强竞争力使我国制造业在全行业吸引的外资中占26%的比重。而印度走的是以服务业为基础的发展道路。印度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过半，因此其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但两者差距也不是很大。然而印度工业劳动生产率过低，且增长十分缓慢，所以印度工业行业吸收的外资只占整个行业15%，而服务业吸引的外资占全行业近50%。据估计，由于印度在软件开发、娱乐和金融服务方面发展迅速，到 2008 年，将有200万金融服务的工作岗位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印度，而中国的服务业受到竞争水平、开放程度的制约，吸引外资的道路还很漫长。
三、教育支出与效果
舒尔茨和贝克尔人力资本理论指出，一国的健康和教育投入对该国的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口健康状况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而教育水平则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教育投入事关人才问题，而人才对于FDI的流入以及吸收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比较低的，且还呈下降趋势。2005年，全国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2.16%。低于2004年的2.79%，也低于2002年的3.41%。而印度则一直保持在4%左右，并呈上升趋势。但总的来说，两国都面临着教育投入两极分化的问题，即政府对基础教育投资薄弱，而对高等教育投资过度，造成人才浪费。
印度的教育两极分化的情况较中国来说更为严重。一方面，印度的文盲率高，各级教育的入学率都低于中国，另一方面，印度教育系统的质量在世界排名还是靠前的。从满足竞争经济需要的程度来排序，印度教育系统的质量位于第25位，而中国则位于第62位。特别在数学和科学的教育质量上，印度可以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而中国则落后位于第51位。
印度的IT产业上令人瞩目的发展与成就，与高等教育所提供的人才储备密不可分。印度除了重视高等教育对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与培训。目前，印度每年约有50万新生软件人才，其中大学毕业的只有7.4万，剩下的几乎全是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模式培养出来的。各职业教育机构和培训中心执业规范、教学严谨，并有统一的标准。这样互为补充、共同发展的模式，为印度的软件行业提供了各级人才。印度的信息服务业是印度吸引外资最多的行业，占印度FDI比重的23.55%。此外，印度的大学每年可以向社会输送二百万说英语的毕业生，这对印度服务业外资的流入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信息服务加上金融和电信服务业的外资，合占印度FDI比重的46.65%。另外，印度的医药、化工等技术行业也是FDI投放的重点。
而我国高等教育虽然政府投入较多，但高等教育培养目标重点不明确，人才梯度不清晰，造成人才与社会需求脱节。此外，我国一直对职业教育重视程度不够，其他各类培训机构更是极不规范。没有形成各类教育模式齐头并进的形式，培养人才单一化。高等教育培养出的人力资本没有在吸引外资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赖明勇等（2002）对我国三类人力资本不同指标（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政府教育投入）分析的结果证明，我国FDI投资分布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业为主，因此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者能够较好地与FDI结合在一起。
四、技术水平和研发活动
中印均是国际R&D投资流向的国家。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中国在R&D支出和研究、技术人员数量上均优于印度，但从微观方面，印度企业所表现出来的技术优势，却远远超出中国的水平。目前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还很不健全，且法律制度和政策也不完善，不但抑制了人才的创新积极性，也使技术扩散和推广作用难以发挥，不能有效地为市场服务。而印度法律体系较完备，社会具备较强的契约意识，强调知识产权保护，再加上有大量低工资的工程师、科学家，他们精通英文，这些因素，都使得印度更有利于与西方的技术合作。因此，在吸纳外资带来的新技术方面，印度明显强于中国。这可体现在“企业层面的技术吸收”和“FDI与技术转移”这两项指标的排名上。但印度科研存在贵族化的特征，一些高种姓的科学家不屑于关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开发，科技产业化的发展一直比较滞后。其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便是典型。该产业绕过了印度普通劳动力资源的困境，凭借其教育的贵族化以及由此导致的科研发展的贵族化特征，来直接与全球信息产业的发展“接轨”。此外，两国均存在科技人才外流严重，科技创新能力弱的问题。
虽然中国在整体人口素质、劳动生产率方面均优于印度，但在科技人才的培养、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与印度有着很大差距。此外，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形势也比不上印度。
《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中谈到国外投资在中国和印度建立研发中心的理由时指出：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主要是中国政府优惠政策所导致结果。而在印度，吸引研发投入最重要的因素则是印度的大量高素质科技人才。因此，中国要吸引更多更高层次的FDI投入，人力资本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不论中国还是印度，引进外资的最终目的，还在于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及技术外溢的效果，发展本国企业。印度的信息产业借助外资发展成功，就是我们的例子。但如果人力资本发展跟不上，技术外溢的效果则不佳，最终也达不到预定目标。因此，我国可以借鉴印度发展人力资本的措施，扬长避短，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人力资本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最终达到发展本国企业的目的。
【FDI】推荐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