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通用11篇）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1

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分布得不均匀，个人获得教育的机会存在严重不均等。而教育的这种不均衡发展已经成了制约教育全面发展的重要根源，甚至已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城市和农村，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教学设施、师资水平不一样，从小学开始，一个台阶赶不上，个个台阶都赶不上。在当今时代，一个人在受教育机会和权利方面的竞争，就是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竞争，好的工作职位、优厚的工薪报酬，还有令人向往的职业前景，都主要取决于高层次教育。这实质就是一种教育的竞争。而这种竞争最后就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最需要教育资源的地方，却最缺乏教育资源；最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却离教育资源最远。普通老百姓想要摆脱世代为农的命运，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于是他们舍身卖命，砸锅卖铁，供孩子上大学。可是他们就是倾其所有，也享受不到平等的教育机会。例如，许多农村孩子至今还不会说一句英语，至今还没有见过电脑。这让我们听来或许感到不可思议，但现实就是这样。温总理在访问贫困地区教育时，中学就反映没有外语教师，学生高考吃亏。学校缺乏外语师资，外语教学水平很低。而城市的孩子在课堂上接受的教育就胜于农村孩子，可后还花钱请家教。这样的形势带来教育的极端不公平，即城市的孩子受到的教育永远优于农村的孩子。

另一方面，我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除了城乡分配不均衡外，还有就是高考录取的不公平。现在许多本科院校，虽名义上是全国招生，但实际上本地考生已超过70％。外地的学生想要跻身于首都的大学，他们必须以高于北京学生及十分的成绩才可以。

对此，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教育责任，完善教育制度，加大教育财政性投入，充分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来制约教育的方方面面，从而使教育日趋平衡。对于农村教育问题，国家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鼓励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以及大学生“上山下乡”，优化农村师资力量。相信这样，不久的将来，我们的教育压力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这无疑也会大大有利于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因为无论何时何地，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教育！

教育政策是一个政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教育发展目标和任务，依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关于教育的行动准则。教育政策“缺席”

所谓教育政策“缺席”是指，在特定时空下需要教育政策来进行管理的事务或活动没有相应的政策来规范和引导。我们的教育政策往往都是应付式的，常常是等教育问题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考虑政策制定。一方面，问题从潜隐到显现、从轻微到严重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即使政策制定后，从颁布到实行、从实行到起效也存在时滞问题。这个从无到有、从存在到有效的过程中，政策都是“缺席”的。

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政策的不均衡现象不仅仅表现为教育政策的供给不足。有的时候，政策过多、过剩也是一个问题，同样会扰乱或限制教育实践的良性发展。教育政策“无能”

所谓教育政策“无能”是指，当前的教育政策不能获得预想的效果，对实践起不到规范和管理的作用。教育政策“无能”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指由于问题的特殊性、政府能力、政策方案、政策工具、目标群体的接受程度等原因，教育政策有其自身的能力限度。二是指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主观犯错的倾向，这种犯错倾向往往是因为人们或过于信奉理性、或过于感情用事、或急于办成某事、或追求某种特殊利益而不能从现实出发来考虑问题。

三、消除基础教育不公平的对策

正视我国目前存在的基础教育不公平现象，目的在于找出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力争尽早实现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

(一)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要真正实现教育公平，必须克服“应试教育”重智育、轻能力；只关注少数“精英”，而忽视多数学生成才的“升学教育”倾向，转变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全面贯彻和实施素质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要面向世界，着眼未来，面向全体学生，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学习的基本权利，按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培养学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促使学生个性充分发展。

(二)普及义务教育，实现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

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短时间内实现教育完全公平是不现实的，我们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解决国民素质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的突出矛盾，把“两基”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两基”目标的实现、实现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要继续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加大对贫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继续加强发达地区对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要充分利用发展中西部的机遇，加大对中西部的教育投入，增加中央政府用于保证普及义务教育的教育拨款，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的整体办学水平。

(三)合理配置教师资源

合理配置师资，切实解决城乡、区域之间教师分布不合理的问题、是目前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的又一关键因素，问题的解决一靠政策，二靠资金。

《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都对合理配置教师资源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制定了相应的措施，关键是贯彻落实。

要加大中央和各级政府对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投入，改善教师的经济和生活条件。教育投入和政策法规是改善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的两翼，缺一不可。

(四)改革和完善教育经费的拨款制度，加大对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教育的投入，缩小教育的城乡、区域差别

我国基础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调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办学积极性，加快了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但是，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方对教育的投入差别很大，生均教育经费差异显著，导致了城乡、区域之间教育设施、实验条件、图书拥有量等办学条件的极大差别。

目前基础教育投资主要有地方财政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和社会集资三条渠道。由于经济落后地区财政困难，使基础教育财政拨款缺乏基本保证，拖欠教师工资现象时常发生，教育费附加征收的条件和数量有限。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不超过5%)和治理“三乱”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率降低(据国家督学团1993年调查，一些县农村教育费附加征收率仅为10%)，社会集资办学基本被卡。

必须加强中央政府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经费统筹与管理力度，加强对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当然，也不能“吃大锅饭”，不能给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减负、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在确保教育经费占地方国民生产总值一定比例(全国尽可能统一)的基础上，由中央政府按全国基础教育经费的平均水平补贴或转移支付其不足部分，交地方教育部门统一分配和使用，中央加强监管，确保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为真正实现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公平提供经济支持。这样既充分调动(或者说是强迫)地方政府办教育的积极性，又照顾到城乡、区域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社会现实。果真如此，教育公平之梦在基础教育阶段必能实现。

(五)改革财政制度是增加教育投入，确保“两个比例”“三个增长”指标落实的保证

增加教育投入，要靠国家和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级政府为此尽了很大的努力，我国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增大，但我国目前的财政制度中政府的财政收入占GNP的比例却逐年下降[11]，远低于低收入国家23%[12]的平均水平，因此，出现了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逐年提高而占GNP的比重持续下滑的反向运动，国家财力匮乏，财政职能弱化，教育投入力量不足，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宏观调控困难。尽而影响到教育的公平。解决教育投入长期不足的根本途径是提高政府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据推算，如果我国财政收入占GNP的比例达到25%，从中拿出15%的资金用于教育，才有可能实现教育经费支出占GN4P4%[13]的目标，因此加大财税制度改革力度，增强政府财力，确保教育投入增加，提高政府对教育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消除城乡、区域之间教育不公平的重要保证。

(六)实施城乡、区域之间的校际对口支援政策

限于目前国家的教育投资制度和财政实力，中央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宏观调控困难，实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校际对口支援政策，是改善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办学条件的又一可行的办法。实施校际对口支援，需要国家的宣传、鼓励，但更重要的还应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条例使之规范化、制度化，避免流于形式的短期行为，使之真正在师资培养、教师交流、硬件设施(图书、仪器)等方面支持和帮助农村和经济落后地区，以缩小城乡、区域之间教学条件的差距。

(七)制定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教育助学贷款政策

《教育法》第37条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国家为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教育助学政策，如教育储蓄、教育保险、助学贷款、奖学金等制度等，各项政策的出台将有助于解决贫困学生的困难，但关键是进一步完善和贯彻落实，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细则等便于操作的具体方法，以帮助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2

“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的穷。”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教育是最大的社会公平。教育,是公平的起点;教育,是要让人们看到希望。但是,由于历史和经济原因,各地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生源数量和当地教育资源不对称,也使得各省之间的高考录取率存在很大差异。很多中西部省份的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造成当地的生源录取率较低。

高等教育之所以存在地域不公平的问题,根源在于高校资源和分省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有数据显示,北京地区有“985”高校8所、“211”高校23所,上海分别有3所和9所;而考生人数最多的河南,“985”、“211”高校分别为0所和1所。在考生数量上,北京2016年仅有6.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上海约5.1万人,而河南则高达82万多人。以“985”和“211”高校的数量和当地考生人数之比来衡量,河南与京沪的差距是多少呢?答案不言自明。如果再任由各高校优惠“地方子弟”,那么河南、山东等地考生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必然远小于京沪等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发达地区。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3

一、教育公平的理念源远流长。人们向往幸福就是向往公平的权利，就是向往公平接受教育的和谐生存氛围

教育公平的观念源远流长，追求教育公平是人类社会古老的理念。教育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及其重要。它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有教无类”思想，就蕴涵着社会公平的深意。1949年后，我国在教育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取得了很大发展，如大规模扫除文盲，推广“快速识字法”、普及小学教育等，许多过去与教育无缘的成人开始接受教育，许多人的命运因此改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上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学，同学很多是家徒四壁，但几乎没有因学费退学、休学的。尽管很多都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他们没有学费之忧，在学校的帮助下也没有生活之困。因此也就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继而都过上了幸福生活。公平的教育模式，带给大家希望，激励大家奋进，成就了一批批出身卑微家道贫寒而又出类拔萃的学子，也成就了今天的进步和发展。

二、当前社会教育存在许多不公平，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制约着社会的和谐进程

教育是一项事关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事，而教育公平直接关系着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从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公平的角度看，教育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教育公平属“起点的公平、机会的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缩小城乡教育的差距，让今天的乡下娃获得和城里孩子一样的起点和机会。

1、教育机会的不公平

近年来，由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以及地区内校际教育资源的差别引发的“择校热”愈演愈烈，不少家长宁可花重金择校，也要让子女挤进重点学校或城市学校。现行的高考制度在录取时采用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方法，各省市区的录取定额不是按照考生数量平均分配的，而是依据优先照顾城市考生利益的原则。因而，各地的录取分数线存在很大差异，造成了考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时入学机会的不平等，农村学生所处的劣势地位很难改变。

2、教育过程的不公平

由于地区间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各地办学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异，由此造成了不同地区学生享受到的教育资源不同。而教师队伍的素质参差不齐，也使得学生接受到的教育有所不同。譬如重点学校的出现就存在很大的不公平。这是一种为了少数人而牺牲多数人利益的做法，是一种劫贫济富的行为，是一种反教育行为，违背了教育的初衷。这种将学校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实际上是我国封建等级制度的延续，与教育公平是根本对立的。

3、教育结果的不公平

虽然教育只是个体生存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基于不公平入学条件毕业出来的学生，社会很难区分其真实水准，从而导致就业竞争的不公平。相对于名牌、重点院校的大学生而言，不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某沿海城市在举办毕业生就业招聘会时，甚至打出“非重点院校的毕业生谢绝入内”的标语，严重破坏了就业竞争的公平性。

三、教育改革目前存在许多弊端，显而易见又触目惊心。直接关联着人权问题，影响巨大波及深远

教育的不公平已拉大了人们间的阶层距离。早在2004年，联合国主管教育权利事务的特别调查员来华考察，离开时，她抛下一句把所有闻者当场噎住的评价：“在保证教育权利方面，贵国连非洲的乌干达都不如！”无需避讳，时下教育改革仍然有三大败笔。

第一就是大学教育的产业化。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非盈利机构。但在目前的中国，大学则是名副其实的产业，是一部赚钱的机器。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大学向有钱阶层屈服，教授向有钱学生屈服。而在另一边，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子女则缺乏接受大学教育的激励机制。对社会底层人士来说，受教育机会的被剥夺几乎等于生存机会的被剥夺。

第二大败笔就是毫无理性的大学升级。这在前些年最为显见。从师范学校升为学院，从学院升为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不见了，专门性的学院不见了，代之以到处林立的大学。一方面是大学生大量积压，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单位找不到有用的技术技能工人。当然这个问题已引起了高层的注意，对职业院校、职业高中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起来。

等等的不公平教育的不公平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和人心的浮躁，使我国的教育发展仍然没有赢得广大的人心和人力支持。社会的和谐进程因此而严重受阻，安定团结的局面也曾遭质疑，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因之而受到严重影响。

四、教育应该促进和影响社会公平。只有社会收入和分配的差距拉小了，和谐共处才成为可能，科学发展也才有章可循

社会公平的起点是教育公平，没有教育机会的均等，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1、教育应促进社会公平。

改革没有错，但教育如果不能指向社会公平，倒是扩大社会差距，那就明显背离了教育的初衷。教育权利平等的理念是政治、经济领域的平等权利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教育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就其本质意义上讲，是指教育机会“起点”上的公平，而非结果上的公平。教育公平的意义在于克服由于性别、种族、社会经济地位、区域、宗教等差异给个体受教育者带来的任何不利影响，从而使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受到最基本的教育。

2、教育不平等将扩大阶层鸿沟。

教育不平等扩大阶层鸿沟。无疑使贫民子女升学门槛大为提高，向上流动的障碍增大了。上大学，现在不但要比较智力和勤奋，还要比较身份、户口、关系网、财务。教育本应是推动社会公正的利器，但面对“三大不公”，教育的光芒却黯淡了，它失去了传统价值系统赋予其的道义色彩，反而造就与扩大了阶层鸿沟。《人民日报》曾发表题为“教育公平：和谐社会的基石”的短评，其中说：“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如果教育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初衷？”

用教育公平推进社会和谐 篇4

用教育公平推进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的基础是公平、公正,而教育公平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要以和谐理念来引领教育发展,通过推进教育的公平、公正,来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通过构建和谐教育,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

作 者：赵慧歆 ZHAO Hui-xin  作者单位：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天津市,300131 刊 名：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VOCATIONAL INSTITUTES 年，卷(期)： 9(6) 分类号：B82-05 关键词：教育公平  和谐社会   教育资源   和谐教育  

论教育公平与构建和谐社会 篇5

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但在现阶段,教育领域仍存在种种不公平的突出问题,令人震撼,发人深思,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采取措施推进教育公平.

作 者： 作者单位： 刊 名：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1(5) 分类号：G641 关键词：教育公平  社会公平  和谐社会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6

和平解放60多年来, 在西藏人民的艰苦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帮助下, 西藏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就总体而言完善了教育体系, 办学条件、办学质量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但教育不公平现象仍然存在。随着近几年教育公平问题的升温, 西藏教育公平问题也成为西藏人民关注的焦点, 并日渐成为摆在西藏教育教学改革中的一大难题, 教育的区域间的不公平、城乡间的不公平、校际间的不公平、群体间的不公平, 都实实在在的存在, 牵涉到西藏社会的方方面面。

1 自然环境因素

1) 高寒缺氧, 气候恶劣, 对人的身体健康影响较大, 是阻碍西藏引进内地优秀教育人才的最大障碍。西藏自治区地处世界上最大最高的青藏高原, 平均海拔4千米以上, 这里每立方米空气中只含氧气约150~170克, 相当于平原地区的62%至65.4%;大气压力在570~780毫巴之间, 只相当于平原地区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缺氧现象对人体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容易引起头痛、失眠、脱发、呼吸及脉搏加快、红细胞增多、血压升高、食欲减退、易疲劳等症状, 冬天更是肺水肿、脑水肿等高原性疾病的高发期。日照时间长, 太阳辐射严重, 在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下, 人的皮肤易晒黑, 产生红斑或日光性皮炎, 人显得过早衰老, 人眼易损害, 白内障的发病率较高。

2) 地广人稀, 居住分散且规模小, 教育事业发展的成本大。西藏总面积为120万平方公里, 总人口近300万人, 人均占地约0.4平方公里。西藏自治区设1个地级市 (拉萨市) 、6个地区 (昌都地区、林芝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阿里地区) 和73个县 (市区) 。人口分布也不均, 只占全区总面积5.2%的拉萨地区, 其人口数量却占全区人口的20.2%, 其人口密度7.12人/平方公里, 这主要是由于它地处雅鲁布江中游河谷地区, 更主要的是这里形成了西藏最大的、历史悠久的著名城市——拉萨市, 仅该市城关区就居住着155897人, 其余的30多万人口分别分布于11个县。在纯畜牧业区, 几公里甚至是几十公里才有一户人家, 学校的规模普遍较小, 教育的投资效益不高。

3) 交通不便, 进出西藏交通成本高。西藏四面环山, 处于崇山峻岭的包围之中。绵延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横亘于西藏的整个南部边缘, 形成一堵巨形屏障, 不但切断了印度洋热气流向腹地的一切通道, 而且阻挡了向南通向海洋的所有道路。东部由横断山脉拦腰截断, 堵住了东去的路口, 西面有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北部又有唐古拉山脉雄踞于此。因此, 西藏自治区受地形的影响, 仍然十分闭塞, 交通十分不方便。

2 经济因素

2.1 教育投入不足仍然是制约教育公平的根本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教育的发展最重要的物质方面的保证就是教育投资。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作出教育优先的决策, 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经费, 但仍然不能满足西藏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需要。教育投入不足的最根本因素还是西藏经济发展的相对落后, 教育经费主要来自国家拨款, 地方政府“造血功能”差, 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教育发展的后盾。

2.2 教育经费投入的不均衡影响教育公平

在西藏自治区, 人均教育投入量以拉萨市区最高, 其次是地区行署所在地如林芝的八一镇, 再次是经济条件和教育基础较好的县, 如拉萨下辖的林周, 然后是经济条件中等、教育发展一般的县, 最后是边缘地区及教育基础差的县, 如那曲的巴青县, 林芝的墨脱县等。一些地方花很多的钱去打造所谓的重点学校, 这就使得学校之间的不公平更加明显, 有的学校修得宏伟壮观, 有的学校却还是破桌烂椅, 甚至不通水电。

2.3 教育经费在使用上的高投入和低产出之间的矛盾也严重影响教育公平

我在西藏农牧区考察的时候看到绝大数学校条件在当地比起来算好的了, 经过八次提高“三包”经费, 每个学生每年教育的投入为2000元人民币, 为偏远地区的学生完成义务教育提供了经济上的保障, 然而让人诧异的是很多学生却选择逃课, 不愿意在校学习, 高投入却并没有换来高回报, 这影响了地方政府在推进教育公平过程中的积极性。

3 政策因素

“政府是政策的主体, 担负着政策制定及执行、评估及监控的职责, 教育政策同其他公共政策一样, 归根到底是一种政治行为, 是政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西藏, 学校政策的制定、执行都是通过政府实现, 因此, 政府对教育公平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教育不公平现象必然与教育政策息息相关。

3.1 教育资金分配政策的城乡差距

分级办学制度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办学体制, 这就导致教育经费在本来就不充足的情况下在教育内部的配置不均衡。教育资金的投入呈现的是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西藏农牧区县和乡镇尤其是偏远地区, 几乎是没有企业的, 政府的收入就靠国家和自治区政府的拨款。县乡两级薄弱的财政就导致了农牧区的教育处于弱势地位。

3.2 教师待遇的不公平

可以看出城市教师的居住问题是通过政府出资或者是提供政策优惠购买、租赁等方式解决的, 然而农村教师的住房问题模糊。在西藏全额拨款的学校, 教师的工资是可以得到完全保障的, 但是工资以外的福利待遇却是很多农牧区工作的教师没有享受到的。如课时费、节日福利、报销路费、培训进修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校际之间教师的待遇的不公平现象必然影响到教师工作的积极性, 有机会的都会想往城市调, 那必然会影响农牧区学校的教学质量, 从而加剧西藏教育的不公平。

3.3 文化信息资源方面的分配不均衡

“文化信息资源的配置与教育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在城市, 文化宫、博物馆、图书馆等设施随处可见, 然而在农牧区是基本没有的, 农牧区的文化贫困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优质的教育软件资源可以通过远程教育和农牧区共享。在城区, 网络覆盖面比较广, 多媒体设备、计算机教室的建设和使用频率都是非常高的, 然而在农牧区学校, 大多一个学校一个计算机教室, 并且没有网络覆盖, 有的学校配备了计算机教室, 但是没有老师会使用, 因为电脑装的是汉语系统;有的偏远地区的农牧区学校配备了计算机教室, 但是没有电, 计算机室也就成了一个摆设了。这样的现状非常不利于推进城乡教育公平。

3.4 考试和升学的重点在城市

农牧区学生和城区学生不一样的自然环境, 不一样的教学条件, 不一样的师资配备, 但却面对一样的试卷, 一样的录取分数。很明显, 结果就是更多城区的考生通过这种看似平等的考试完成了升学, 而更多的农牧区学生却没有办法继续升学, 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平。还不排除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因个人特权造成的教育不公平现象, 这种现象虽然不多, 但是社会影响却极其恶劣, 对教育公平的推进造成了不良影响。

4 观念因素

4.1 家长观念对学生的影响

江泽民总书记指出:“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人的进步和影响是终生难忘的, 而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尤为重大, 往往可以影响他们的一生。”家长的观点直接关系到学生对学校教育的看法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牧区部分家长也认为孩子接受现代教育很重要, 尤其是会说汉话和会做算术很重要, 因为农牧区与城区的经济交流逐渐多了, 这两样是必不可少的。但也有部分家长认为孩子不上学影响也不大, 回家放牧也不需要现代知识, 自己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 自由自在的在草原上, 也觉得很不错。还有少数家长觉得送孩子去寺庙学习更让一家人有自豪感。

4.2 教师观念对学生的影响

“学高为师, 身正为范”, 教师是学生学习最直接的榜样。每个教师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都有一套内隐的观念和看法。这种观念和看法一旦形成后, 就作为精神支柱, 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师生人际关系。在和学生交流的过程中, 笔者发现学生对老师的评价是各有不同的。有的学生说某某老师对他们很好, 有的学生说某某老师很凶, 有的学生又说某某老师对自己到偏远地区来工作很愤怒等等。教师这种种观念在无形中对学生产生了影响。

4.3 当地生活方式对学生的影响

一直以来, 西藏农牧区和城区的生活方式有着很大的区别, 又因为农牧区都在相对偏远的地方, 城市发展的辐射作用对其影响极小, 再加上相对封闭的环境与外界信息交流极少, 农民主要的活动就是耕地、播种、收获;牧民的主要活动就是放牧、捡牛粪、采集藏药等, 这些活动不需要多少科技含量, 对劳动者的素质也没有高要求, 小学生也可以帮助父母完成部分的工作。特别是在那曲农牧地区, 到挖虫草的季节学生就是主力, 可以为家庭创造可观的经济收入。

4.4 宗教观念对学生的影响

作为一种宗教从元朝在西藏地区正式建立政教合一的制度以来, 藏传佛教在藏族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佛教思想渗透到藏族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佛教观念在藏族人的脑海里扎下了深厚的根基。藏族学生、家长信仰佛教、参与宗教活动的现象比较普遍, 重视寺庙, 轻视学校的观念在农牧区也比较普遍, 部分学生辍学当喇嘛, 影响了学校的发展和入学率的提高。

4.5 学校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够

笔者通过对众多农牧区孩子上学意愿的访问发现, 60%以上的学生上学意愿并不强烈, 甚至有20%的学生表示了强烈的厌学情绪, 原因大致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 学习压力大, 上小学就学习三种语言, 藏语、汉语、英语, 很多课根本听不懂。

第二, 从小就离开父母, 到寄宿学校学习, 亲情的缺失让他们觉得心理孤单。

第三, 觉得课本内容离他们很遥远, 不知道读书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有何用处。有的学生甚至觉得自己一生都不可能见到外国人, 即使见到外国人也不需要跟外国人交流, 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英语。

第四, 觉得如果成绩不好老师不高兴, 家长也不喜欢, 心理压力大。

4.6 基层政府存在落后的观念

在农牧区与农牧民接触最紧密、联系最广泛的就是基层人民政府, 他们能够在农村牧区基础教育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西藏农牧区的部分基层领导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其主要表现在执行工作的随意性强, 工作的计划性和目的性不强。

4.7 不重视学前教育

在历史上, 西藏教育并没有学前教育, 政府和农牧民也并不重视学前教育。学前教育这个词对于西藏自治区的广大农牧民来说是极其陌生的。

5 社会因素

5.1 语言文化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藏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都是通过藏语来具体体现的。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中, 过早的对学生尤其是农牧地区的学生进行“双语” (藏语、汉语) 甚至是“三语” (藏、汉、英) 教学, 无形中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很多学生感觉课本离生活很远, 学习压力很重, 逐渐出现厌学、逃学的现象。笔者在农牧区和小学生没有办法用汉语交流, 高年级学生能听懂一些, 低年级的学生是完全听不懂汉语, 农牧区初中学校中, 能说流利汉语的学生也不多。如果不进行“双语”或者是“三语”教学, 那么学生在全区统一的中考和高考中必然没有任何的竞争优势, 升学的愿望极难实现, 即使顺利升学了, 高中和大学的课程都是以汉语教学为主, 学生也极难适应。

5.2 升学和就业问题对学生的影响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7

我国弱势群体之现状

(一)贫困人口：3千多万到1亿，甚至更多

从社会学角度看，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分层基础上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先天与后天的、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利行使、法律权利享有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在发展方面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弱势群体的基本特征为：利益表达与实现上的边缘性、获取利益机会上的稀缺性、生活能力上的低适应性，以及心理承受能力上的脆弱性等。

按2010年《中国的人力资源状况》白皮书所载，截至2009年底，全国有2347.7万城镇居民和4759.3万农村居民享受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2009年农村1196元的人均年纯收入，有望在“十二五”期间提高至1500元，但这仍，然低于同为亚洲大国印度的扶贫标准。印度的扶贫标准已经上调至人均每天消费1.2美元的水平，已与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1.25美元的全球标准比较接近。但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人均生产总值已超过印度3倍以上。

有专家预测，实行1500元的新贫困标准，将会使中国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上升，重新回到9000多万，甚至突破1亿。而且，由于近年来物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再加之天灾、疾病等因素，又有许多贫困线边缘的人重新回到贫困人口这一群体。如果按联合国公布的国际贫困标准人均每天消费2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将达到2亿人。

中国的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其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最大。数据显示，2009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为66％，比起2001年上升了5个百分点。贵州、云南、甘肃贫困人口的比例达为41％，比2001年增加了13个百分点。

但是贫困人口生活保障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我国城市贫困线定得偏低，不能满足城市贫困家庭的基本需求，致使许多贫困家庭很难提高自助能力；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实际执行时控制得非常严格，条件较为苛刻，因而保障范围也难以扩大到所有的救助对象。由于经济贫困，这一群体普遍存在着医疗困境问题。目前我国的社会医疗保险制度是强制保险，它非常强调义务与权利相关，而城市贫困人口多数是无业人员，大多无力缴纳医疗保险费，因而也就无法享受到医疗保险待遇，医疗救助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

城市贫困人口，劳动能力和就业能力多数都较低下，正是由于这种能力上的弱势才使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同时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中也往往处于弱势，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政府完善教育救助制度，以使自己及其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为他们自身的脱贫致富提供内在动力。没有教育的支持，贫困人口的贫困境遇必然会形成代际相承，贫困会伴随着上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出现世代贫困的问题，这对社会的发展极为不利。

(二)农民工：从3000万到2亿，中国特有的弱势群体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流动人口大约是3000万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流动人口约为7000-8000万人。而到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已达2.11亿，并且以每年500万以上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50年可达3.5亿左右。流动人口是推进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力量。在人们说到流动人口时，农民工则是其代名词。毫无疑问，农民工是中国流动人口的主力军，占据了流动人口的绝大多数。

农民工成为弱势群体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贫困，而更多的是因为城市生活对他们的排斥和边缘化。他们的许多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在城市中既没有话语权，更较少得到城市社会的支持。他们的文化、技能基础决定了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要求相对低、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长、工作环境苦、报酬不高的工作。其社会保障几乎完全依靠有限的个人积蓄、家庭保障和亲友资助等，显然，这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保障。种种现实条件的限制和就业歧视，离开土地后的农民工在城镇就业体系中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存在严重的失业风险。而失业保险的缺失，加上传统的土地保障功能的削弱，使得农民工失业后承受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压力。正是因为劳动强度大、劳动时间较长、工作环境苦等原因，也造成了农民工疾病发生率较高。而我国当前的医疗社会保险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具有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农民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救助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由于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农民身份也难以成为市民身份。农民工作为弱势群体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分化过程中逐步积淀、形成，甚至有扩大的趋势。

(三)城镇失业人员

失业，即意味着基本生活来源的断绝，由此可能导致基本生活失去着落。我国现阶段城镇失业者主要由无业人员和未重新就业的下岗职工组成。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施的是“充分就业”政策，显性的失业人口很少。从国企改革开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城镇的登记失业与职工下岗率逐年上升。国有企业下岗高峰过后，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实施扩大就业的政策使我国就业总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城镇登记失业率一直稳定在3％左右。但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逐步替代了劳动密集型工业。一些产业如纺织业、制造业等吸纳就业的能力和容量都在大幅减少，结构性失业日趋严重。2008年，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影响，我国的失业问题也开始愈加严峻。到2008年底，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上升为4.2％，达到886万人，返乡农民工失业数估计达2500万人左右，总失业人数超过3300万人，实际失业率超过10％，大学毕业生失业率高达12％。中国的失业状况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7％的警戒线。失业就意味着失去收入来源、失去人格尊严和失去享受生活乐趣的权利。高失业率不但对个人生存影响极大，也对社会的和谐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

(四)老人、残疾人、妇女、儿童

这几类人群属于生理上的弱势群体。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65％(国际上规定这一比例超过10％就属于老龄化社会)，由此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总人口抚养比为37.42％，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为24.56％，老年人口抚

养比为12.86％。

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各类残疾人的总数为8296万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6.34％。这些残疾人除少数具有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外，大部分则完全不具备劳动能力。即使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收入也较低。据了解，我国目前70％残疾人的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国家救济或家人抚养。

妇女和儿童成为弱势群体是生理、社会、历史的原因造成的。一些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落实不到位，应有的救助体系不完善，都容易使妇女和儿童受到伤害，将其推向社会的边缘。

除了以上几类弱势群体外，还存在诸多相对弱势群体。所谓“相对弱势群体”即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如雇佣与被雇佣、管理与被管理等，在不平等的地位条件下、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这种弱势群体变化较大、较快，在此就不赘述了。

为什么要救助社会弱势群体

人人平等是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不能因为一些人处于贫困状态和社会生活中的不利状态就让其丧失发展的机会，救助弱势群体彰显的是“社会公平”原则。

救助弱势群体也是人道主义的体现。在改革和发展中需要设法寻找补偿救济机制，使某一方面丧失较多的群体能在其他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和救济。这也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怨恨不满为奋发向上的维稳行为，以减少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并设法通过多渠道使人们有途径去改变自己不满意的现状。同时，救助弱势群体也是防止社会问题不断滋生的有效举措。弱势群体无法生存或应得利益严重受损时，必定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报复”社会，给社会秩序和发展带来某些破坏因素或消极影响，从而使社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得不付出更大的代价。在当代中国，弱势群体的犯罪率一直居高不下。贫穷并不必然导致犯罪，但贫穷是导致犯罪的重要根源之一。在特殊情况下，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偷盗、抢劫、卖淫等就成了穷人的无奈选择。一些地方弱势群体集体上访甚至自焚等极端现象的出现，就说明弱势群体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回避的严重社会问题。

由富裕阶层较高的生活水准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引发弱势群体的高期望值、高失落感和对社会的不满情绪——相对剥夺感，这是社会焦虑心理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现象在城市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如果这种心理没有得到有效的疏导，就会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指数型的扩散状态，从而使社会制度相应弱化与紊乱，并使社会成员和长期行为难以得到制度层面的有效保证。由于从事某一长期行为的人，只承担长期行为的成本，而得不到长期行为的收益，其结果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普遍化。相对剥夺感和社会焦虑存在着共生共长的双向恶性循环联系，将给社会治理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救助弱势群体仍然需要强调公平公正的原则。要让社会全体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不是一部分人只享受成果不承担成本，而另一部分人只承担成本不享受成果。弱势群体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也有权利分享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获得发展的机会，以改变弱势地位。

关爱弱势群体，是政府的重要责任

(一)实现社会公平，政府责无旁贷

中科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指出，经济的持续增长，令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防止弱势群体扩大化、积弱化、复杂化的趋势，成为当下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让弱势群体享受平等的权利、机会和社会福利，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的责任之一。

这里的基本原则，其实还是实现公平的分配观与正义的发展观。首先，是在收入分配方式上给予保障：一个社会的公共资源，通过分配方式的变革，有意识地向社会的弱势群体倾斜，符合人类天然的道义；其次，努力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努力弥补过去在公共服务上的一些不足，改善弱势群体在教育、就业、信息、话语权等方面的不利地位。对此，政府的作用最为直接，实现社会的公平发展，政府责无旁贷。

当然，在不少时候，关爱弱势群体只是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弱势群体，给予这个群体本应得到的合法权利。比如，一些基层劳动者的付出与收获不相吻合，当劳动强度、难度等条件发生变化之后，劳动报酬却未能相应提升，而在资本方占据强势地位的条件下，弱势群体的平等权利没能获得应有的保障。此类的现象并不鲜见，这也是在强调扶助弱势群体的今天，需要高度重视的。弱势群体的声音渴望被倾听，但却拒绝那种居高临下式的怜悯。温家宝总理帮助一位农民工“讨工资”，说明农民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公平的劳动用工制度还未实现，如果给予农民工应得的报酬，就会改变其弱势地位。他们的权利不仅需要关注，更多地应当是权利的实现。在权利的实现与保护上，政府的主动作为和政策实施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最有能力做好的。

各级地方政府进一步突出制度设计与政策倾斜，顺应弱势群体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加强对他们的关注，拿出更多的资金和举措为贫困群体的人们着想，那么，不怕苦的贫困群体，就有更多的机会脱贫致富奔小康。同样，各级政府如果能主动多担一些责任，做好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等工作，就可以让弱势群体的生活多得到一些改善。

弱势群体之所以弱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社会权利表达不畅甚至不通，主流的话语体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因此，关爱弱势群体就意味着要平等地对待弱势群体，注意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特别是加强制度建设，尊重与保障弱势群体的各种权利，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话语权并非人轻言微，也同样占有一席之地。如果认同社会环境变化之中会产生弱势群体，这种结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制度层面的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多关注弱势群体，给他们机会，也实际上考验着政府执政的制度设计水平。

(二)健全分配机制。需要政府有所作为

在初次分配领域里，首先要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加大对各种非法收入和各种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在二次分配领域坚持社会公平的原则，善于运用经济杠杆调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比例，完善各种税收政策，如增设房产税、遗产税、消费税等，调节收入差距，以防止两极分化的进一步扩大。政府还要不断通过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向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援助力度。前两次分配结束后，第三次分配则要设法，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积极性，建立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如慈善事业、社会救助、公共服务等。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第三次分配对扶助弱势群体有其独特的作用。中国在第三次分配方面还较为薄弱，慈善事业不够发达，富人们的捐助文化尚未形成，陈光标式的典型范例更是凤毛麟角。同时以社会福利体现的公共服务也极其有限。

我国社会是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社会，民间和社会机构相对而言力量

比较弱，在弱势群体救助方面作用不甚明显。因此，在现阶段还是应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整合全社会救助力量，开展救助活动。以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为例，2008年年初发生了南方雨雪冰冻自然灾害，5月份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可谓大灾之年。但整个2008年总会共接收社会善款11.62亿元，捐赠物资价值人民币，28.13亿元，款物合计40.88亿元，仅为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61316.9亿元的万分之六点六七。以2008年的汶川地震后的捐款数目为例或许更有说服力。截至2009年4月，汶川地震共接受海内外捐助款物合计767.12亿元。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捐资100亿，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捐资55亿，台湾同胞的捐赠为1201亿元，另外捐赠物资折合人民币2亿多元，再扣除国外的捐款捐物大约50亿元，其中，国内捐款捐物(不包括港澳台)合计约为548亿元，仅为2008年我国政府财政收入61316.94L元的0.89％。由此可见，我国民间捐赠的效果不是特别显著，原因有二：其一是大多数人是“差钱”的，即很多学者所论及的“国富民穷”；其二是理应成为我国捐赠主力的企业缺乏捐赠的动力和习惯。因此，依靠民间和社会力量来帮助弱势群体是不太现实的。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率，大大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政府“不差钱”，关键是把钱用在哪些方面，扩大各类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实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都需要以强大的政府财政能力为后盾。实施关爱弱势群体的各类政策，也考验着各级政府财政支出的公共服务水平。

(三)实现充分就业。政府仍是主导

当下，在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政府绝对是主导性角色，其责任在于有效地防止“弱肉强食”的纯生物式的市场竞争。对弱势群体提供社会保护，是政府在公共政策和执行中体现社会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民间有句俗话：“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政府只对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弱势地位。政府不仅要提供经济方面的救助，也要通过投资增强失业群体的长效生存能力，创造条件促进就业，既要向失去劳动能力的群体提供福利，也要考虑其发展问题。社会政策不能停留在传统的缺陷修补上，而是要以支持和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为出发点。

政府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对弱势群体进行就业援助。建立完善技能培训制度，提高弱势群体的职业技能。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受教育权利。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他们习惯于其中的贫困文化，让他们抛弃自暴自弃、不求上进的价值观念，形成积极进取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一些弱势群体而言，由于他们长期生活于贫困文化中，与社会主流文化隔绝，缺乏向主流社会流动的机会，进而造成贫困文化的代际遗传。增加弱势群体受教育的机会，是改变弱势群体代际传承的最好方法。在教育方面的救助是对弱势群体的根源性救助，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公益性事业，事关人的发展权和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弱势群体的教育权最需要保障。

关爱弱势群体，富人应多伸援手

慈善本应是一个重要的扶贫渠道，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却很不充分。2009年，中国慈善捐赠达到509亿元，占当年30多万亿元GDP的0.17％，占不到中国财政税收6800亿元的5％。相比之下，美国2008年的捐款3000亿美元，占当年14万亿美元GDP的2％左右，占美国财政收入3万亿美元的10％。要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年度捐赠额应该是6000亿元。截至2009年，中国各类基金会共有1843个，而美国的慈善组织却超过100万个，英国比较活跃的慈善组织超过16万个，加拿大慈善组织也有8万个以上。跟发达国家比较，中国慈善组织的数量还很不够。这其中有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方面的原因，也与中国尚未形成富人捐助文化有关。

胡润研究院的首席执行官胡润谈到，现在中国有87.5万人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000万人民币，5.5万人的个人财富超过了1亿人民币。但是，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慈善捐助却差距很大。《中国日报》的报道称，2009年，中国的私人捐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低于巴西(0.3％)、印度(0.6％)、英国(1.3％)和美国(2.2％)等国家。

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必须形成较强的公益慈善的社会舆情，这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压力。压力必须发自于社会，才能形成社会影响力。当然这种压力不能只作为负面的谴责，更为重要的是正面的弘扬。在香港，公益日就是要买国旗做公益，当满城飘动着公益标志的时候，那些未买的少数人就会觉得很尴尬。目前中国一定要广泛地宣传一个道理，那就是在存有贫富差距的社会发展格局里，富人与穷人之间必须和睦相处。100多年前，福特汽车公司为了让汽车能够有销售市场，主动为工人大幅度地涨工资，而卡耐基则是在致富之路上想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开始了社会慈善的壮举。最近社会在热议盖茨和巴菲特倡导的“富人生前将财富的一半捐献给社会”的公益活动。现在是中国社会该作出响应的时候了，是中国的比尔·盖茨、中国的巴菲特站出来的时候了。

但遗憾的是，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让中国人开始空前关注富豪，可如果有人要在中国做一个富豪慈善排行榜的话，估计胡润的名单里恐怕找不到。

不知道从哪年起，关于中国富人的故事一时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最低800多万元的宾利车被一抢而光，最低消费两万的饭店不乏其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外地进京民工到达的第一站一北京西站旁，有一家名为潮皇食府的餐馆，其中一只日本极品鲍就价值1280元，这相当于那些民工在农村的乡亲们一家子一年的收入。

李师傅在北京开出租车已经七八年了，有一件事情令他印象深刻。一次一个浑身珠光宝气的小姐上了他的车，让他从路的北边开到路的南边，距离不足50米，下车后，此小姐给了李师傅50元钱，还对他说：“我的车就停在路这边，懒得过马路，钱你就不用找了。”当时，李师傅惊得目瞪口呆，连称不可思议，再一看，小姐开着一辆宾利车已急驶而去。

报载，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该事件激起了公众的愤怒。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

高盛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超过了美国，仅次于日本。但是我们国家仍有大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靠吃低保度日。

与此相反，中国富豪缺位慈善事业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08年汶川地震后的一次大型捐款活动，某体育明星仅捐款100万元人民币，这不仅与他的名声不相

符，若与其每年过亿元的收入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享誉全国的地产大亨××、×××二人都只捐了200万元，还不及大城市繁华地段一套普通商品房的市价……几天后的另一次全国“爱的奉献”抗震救灾募捐晚会上，数百名人与企业家积极参与，而那些充分享受国家发展并获暴利的房地产商们，竟然“集体失语”，没有一人出来捐款，实在是全国房地产业之耻!

在希望工程捐款中，来自山西的捐助款项少之又少，并非是因为山西缺少富人。山西的奢侈品消费也绝不比外省差。此前山西煤老板全国狂购豪宅、豪车的报道曾屡屡见诸媒体。尽管缺乏官方权威统计支持，但我们至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在各种中国内地富豪榜上，不少山西人的名字赫然在列。

一份慈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即99％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

据中华慈善总会统计，中国每年的捐赠大约75％来自国外，15％来自中国的富人，10％来自平民百姓。而美国只有10％是以企业名义捐助的，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民众。资料显示，我国有过捐赠行为的公民比美国少了75％。我国人均捐献款一度仅为0.92元，不足人均GDP的0.02％，可见中国慈善业的困境。

许多企业曾经鼓吹的善举最后很多都以拖欠善款而告终。他们在对自己的善举进行广泛宣传之后，却一直拖欠基金会的款项。还有一些企业捐赠时附加的条件太多，如某知名奶业集团，在向一家基金会捐赠时，曾提出多个宣传条件，直至有国家领导人接见的要求。但要求一一满足后，该企业报出的100万捐赠仅到账20万，余下的80万，竟演变成收账马拉松。

在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中国，慈善捐赠或许能成为弥合社会伤口的一剂良药，然而慈善机制的真正建立却任重道远。它不仅需要企业家的自省，更需要政府从各个层面鼓励慈善事业的发展。

在社会广泛指责中国富豪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也有许多企业家在不断地捐出自己的财富，造福社会。

最为典型的就是陈光标，这位出身安徽五河县贫苦农家的企业家，靠自身奋力打拼，成为亿万富豪。富而不奢，热心公益，如今他慈善捐款已达17亿多人民币，并于日前宣布身后将裸捐全部财产。他的名言是，要懂得感恩。在他看来，财富来自社会，理当反馈社会。致富靠的是改革开放这一良好政策环境提供的机会。他的认识清醒理智，他的行为高尚堪赞。世界顶级富豪盖茨和巴菲特，一个裸捐、一个捐献极大部分财产，陈光标以自身裸捐行动与之并肩，为中国富人树立了榜样，争得了荣誉，这是中国富人的荣耀，也是中国的荣耀。如此“高调”、“作秀”好得很!

说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比较落后的原因，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说，中国的企业家之所以不能成为慈善家，背后的原因也是很复杂的。这里有其内在自身的原因，也有诸多外在的客观原因。比如体制问题、税收问题等。

因此，中国的慈善事业的发展必须确立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的法律地位和基本制度。目前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管制还是过多，限制了慈善组织的发展，使捐助成本过高，影响了捐助资金的增长。年过八旬的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因为将自己20亿元的财富捐给社会而声名远播，被称为中国的慈善冠军。做慈善多年的余彭年，也曾叹息中国慈善环境的艰难。清华大学的另一名教授宁向东也说：“当前中国的事情千头万绪，排序可能还没排到这(慈善)上面来。另外，这件事由谁来推动?税务部门会轻易让税收分流吗?当前中国的慈善机构会积极推动吗?我不敢说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但至少生活得很好。”

另外，在捐助资金的流向与使用上，目前来说，还不够透明。这也是包括捐助者在内的许多人不无担心的一个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我国的许多捐款，80％以上都流入了政府的账户。这笔资金在层层下拨中，会不会出现流失或挪作他用，谁都难以确说。因此，这也动摇和影响、甚至违背了很多捐助者的初衷，成为捐助受限的一个重要因素。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8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上，教育部、科技部主要负责人分别作了汇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围绕下一阶段教育、科技发展和改革进行了深入讨论。李克强对近年来教育、科技工作取得的显著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强调要始终把教育和科技放在全局性、战略性的位置，予以高度重视。

李克强说，教育是民生改善的来源，传承文明的载体。让孩子受教育并且受到良好教育，是几乎每个家庭的共同愿望。掌握知识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也有利社会文明得以延续、道德规范得以遵循。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是本届政府的三大任务，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要缩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就要培养更多服务中西部和农村的人才。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要加强东中西部教育协作，尤其是国家重点高校，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鼓励优秀教师以多种方式到中西部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教育公平上要多想办法、多做实事。东部地区要创新理念和模式，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李克强指出，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关键是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并以创新和创业为导向。要增强科技创新实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就必须围绕大局，瞄准世界科技与产业革命的大趋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扣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要求，通过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使广大科研人员的创造活力、创新能力迸发出来，使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效益，让科技造福人民。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都要沿着这个方向加大力度。

李克强强调，无论是推进教育公平，还是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关键还得靠改革。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当年从恢复高考入手抓教育，就是一项改变千百万人命运、深刻影响国家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当前深化教育和科技领域改革，仍然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抓紧推出既利当前更利长远的重要改革举措，务求取得更大成效。

李克强最后指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进社会进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使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他要求加快推进教育科技领域的重大任务，围绕完善投入体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推动资源开放共享、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推广科技人员创新激励政策等，提出措施、抓好落实，使全社会创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作文 上帝是公平的 篇9

上帝是不是公平的，小时候，我总是问妈妈，可妈妈总是说，自己去解开这个“谜”。今天，我终于知道了这个谜的`答案。

这天，是一次综合测试。我在家里把所有错的题目都订正了，然后背得滚瓜烂熟，再从头到尾认真复习了两遍。心想：嘿！嘿！这次我一定能考好，要老爸和老妈对本小姐刮目相看，这样可是有奖品的哦！

到了考试的这一天，我信心满满地做着考前准备。

开考了，那紧张的气氛，我的冷汗都出来了。

终于，紧张的考试告一段了，我们就开始悄悄地交流答案。还好错得不多。

考试成绩出来了，我的心像一只小鹿一样，在乱跳，我不停地呼吸着，眼睛紧盯着教室门口。

进来了！进来了！老师的脸色有点不太好，眉头紧锁，脑袋下垂，是不是我们考得不好啊？

“这次总体考得很糟。”全班懵了

“但有一个同学例外，她的进步非常突出。”

“谁？”“谁？”大家发挥着想象力。

“周晶，98分。”

“啊，是她！”同学们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

“啊，是我！”我的嘴巴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超记录了，看来我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成功了！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10

现在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已萎缩很多，只要有一丝“政策缝隙”，教育乱收费、高收费和不良教育行为就会肆无忌惮。就说居高不下的高中择校费和学前班高收费吧，有的幼儿园每学年竟收取上万元的学费，高中择校费更是达到了动辄好几万元的地步。家长、学者和社会有关人士严厉批评这种教育嗜血行为，可乱收费者却振振有词：高中阶段和学前阶段不是义务教育。瞧，“不是义务教育”成了乱收费的幌子，教育公平和良性规则已被乱收费者彻底抛弃而毫不脸红。

如果将乱收费、高收费比作一只硕鼠，在家长天价学费的喂养下，它已变得贪得无厌、嗜血成性、缺乏羞耻、无比厚黑，且对教育公信力和公平信仰造成了根基性破坏。因为形成了“收费有理”的思维惯性，想让乱收费者凭借“良心发现”停下，那无疑是“一场游戏一场梦”。

12年义务教育政策可为乱收费套上了“紧箍咒”。义务教育又称强迫教育和免费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免费性、普及性特点，国家、社会、家庭、学校必须保障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免费教育，没了合法借口，高中阶段或学前阶段的乱收费会受到制度性强力约束，在一定范围内就能得到遏制。

有人说，义务教育体制不是乱收费的妙药，制止乱收费更需要良好的教育操守。对此，笔者不敢赞同。小学阶段、初中阶段的乱收费现象虽未彻底杜绝，也仅仅是个别优质学校的作为，而绝大多数普通学校是基本不用缴纳择校费或高价费的。义务教育的强制性所形成的不容侵犯的教育权力和教育信仰，保证了绝大多数孩子平等的受教育权。没有制度的栽培，再好的教育操守也不会自然形成公平的品质，在很多情况下，它不过是逢场作戏和公平作秀而已。

诚然，义务教育学校也存在乱收费现象，可与“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相比，前者乱收费的额度和广度就是小巫见大巫。这不是因为“义务学校”懂规矩，而是《义务教育法》强力约束的结果。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一部分 篇11

一、维修或修理

绝大多数消费者都有对所购商品进行维修的经历, 或许相当多人还有过维修方推卸责任、多要钱、态度恶劣等经历。消费者购买的大件商品, 如电视、冰箱、家具等, 由于不便送至维修点, 所以才申请上门服务。对于手机等电子产品, 基本都是消费者自己送至维修点。如果不是免费维修, 可以就近找维修点。如果故障是个小问题, 在保修期内免费, 消费者送往维修点, 把时间、路费、精力算上, 可能还不如自己掏维修费节约成本。例如, 消费者购买一部2000元的手机, 在保修期内送至所购商场, 路程往返得四、五个小时, 如果开车, 不堵车也得2个多小时, 路费时间成本不言自明。如果是在偏僻的农村山区, 消费者送至维修地点的成本会更高。而零售这个环节, 由于消费者的分散, 厂家维修点不可能密布, 因为这样厂家的成本太高。这样厂家内部经济了, 外部消费者不经济。解决之道就是厂家给予消费者送至维修点相应的补偿, 但是这个标准难以统一, 不同地点的消费者送维修的成本差异太大, 协商又会产生争议, 可操作性不强。可行的办法是在保质期内, 厂家承担所有费用, 自己上门维修, 这样可以促使厂家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 或者直接按产品价值的百分比和使用时间的长短做出硬性规定。

二、报名、考试成本

最近几十年是考试经济的时代, 各种考试, 如钢琴等级, 书法比赛, 各种资格证书, 四、六级英语, 会计从业及等级, 计算机等级, 评估师, 安全师, 公务员等, 从报名开始, 在没有网上报名的情况下, 想一想除了报名费、培训费之外, 时间成本、交通成本有多大?大城市一般都有报名点, 由于考试时间集中, 又会造成公交压力。如果开私家车, 引起的交通拥堵、尾气污染, 这些外在不经济的成本又是难以量化的。需要异地报名的考试, 如托福, 这个成本又会大得惊人。例如, 四川省税务或财政部门组织一次全省技能大赛, 各地的参赛者从全省各地赶往成都, 交通、住宿、吃饭估计是考试费用的几十倍。当然由于距离的远近不同差异较大。如从较远的达州、攀枝花到成都考试, 考试时间只有两个小时, 而在路途中的时间不知是考试时间的多少倍?交通、住宿、教材这些成本都是可以量化的, 无法量化的成本往往被忽略了, 而这部分往往是很大一部分的隐性成本。

这里面有考试组织者的内在成本经济, 而考试者的外在成本不经济;其次就社会负担的隐性成本, 如交通拥堵、开私家车的环境污染等, 如某校每年组织一次初级会计师考试, 当天的私家车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这里面还有组织者考场安排不合理造成的人为成本增加, 如龙泉驿的考生到温江考试, 郫县的考试到龙泉考试, 人为造成交通压力。

解决之道就是网上报名, 网上考试也可以利用网络技。可以在县级区域有条件的学校设立考试中心, 各种考试汇集于此, 利用网络进行试题传送, 摄像头配合人员监考, 这样可以解决考试人员的长途奔波之苦, 降低个人和社会成本。

三、停车费

自从小轿车进入普通百姓家, 停车费也成了一笔不菲的开支。虽说各地收取的金额、方式不同, 对收费的多少、收费的合理性还是存在很多质疑, 但对收费的合法性似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推而广之, 火车站候车室、飞机场的候机楼是否也应该对人收费?有人认为, 这些是公共交通工具, 但公共交通也不是每个人都在享用, 享用的也只是使用了的这部分人, 而且享受的次数也不一样。而私家车没有享受公共交通服务, 且把这部分免费的公共服务让与他人, 自己已经承担了较高的成本 (养路费、车船税) , 而行人、自行车、电瓶车同样占据道路, 却享受免费优惠。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占道停车、停车场、旅游景点停车收费的成本核算。

城市街道应该是公共资源, 是行人和车辆共用之所, 让部分人对公共资源收费有何依据?按产权理论, 有所有权才能享有收益权。另外, 这些收费用于何处?根据目前了解到的情况, 基本都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成为相关人员、部门的“摇钱树”, 以至于在有机会停车收费的地方私人也开始利用“土地资源”致富。作为公共产权, 收益性收费无法理依据, 但从公共秩序管理角度来看, 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合情、合理、合法。各个住宅小区内有车交费无车不交, 是因为小区是业主的共有产权, 在这种共有产权的情况下, 占用了的缴费, 没有占用的不缴费是合理的。

旅游景点对大小车辆收费已经成为惯例。车辆来景点是为了消费, 既然在此景点消费, 景点理所当然的应该提供相应服务。就像餐馆, 一般不会让客人自带碗筷, 提供干净卫生的餐具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结果有时候也要对一次性消毒餐具收费。推论一下:如果一家卫生条件很差的饭馆不收取一次性消毒餐具费用, 你会消费吗?开瓶费大家认为不合理, 而后取消了, 但是好像对餐具收费无动于衷。在成都又换了一种新花样收费, 就是火锅、汤锅的调料碟, 价格在3到4元不等, 这个合理吗?就像对一碟菜, 还要收取辣椒、蒜的调料成本。一次的调料收费成本是如何核算的?调料碟也几乎成了餐饮的暴利环节之一, 现在餐饮、住宿成了最赚钱的行业, 包括高速公路收费。

一辆小车在景点无论多长时间只要不过夜, 好像全国统一价10元, 算一算每个景点的停车场收入, 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像成都的洛带、黄龙溪古镇, 周围农民靠停车费取得的收入相当可观, 以至于在景区附近“盛情邀请”停车。假设一个车位一天停三次 (洛带2个小时就足够了) , 一天最低收益额30元, 一个月就是900元, 几乎和一间房的租金相当, 而路边停放, 无任何投入, 基本是无本生意。到了景区还不能开私家车进去, 还要坐一段景区提供的专用车, 这段专用车的费用比打的都贵, 而且享受不到打的的待遇, 因为基本都是中巴、大巴, 这还没有考虑等车的时间。

四、火车订票费、退票费

这也是多年大家认同了的事情。想一想:乘火车买票理所当然, 那么铁路部门也应该理所当然把车票方便地售给乘客。因为车站太远、窗口太少, 造成买票不方便, 本应该车站想办法方便销售, 结果也要收5元手续费。推论一下, 假设车票是一种商品, 小贩为了及时推销, 占据要道, 而向顾客多收取一笔“方便费”, 合理吗?这么多年大家习惯的原因就是乘火车是刚性需求, 铁老大是垄断行业, “皇帝女儿不愁嫁”。在车站以外的地方开设售票点, 方便了大家, 减少了车站的压力, 减少了城市交通压力, 降低了社会成本和乘客个人成本, 也增加了铁路效益, 结果乘客还需要为此付出一定代价。

再说退票费。很多人春运都是急于回家, 有时候买不上车票而上车补票, 或者买了硬座, 祈祷能补上卧铺, 不论哪种票, 特别是卧铺票, 基本不会浪费, 凭什么还要再收一次退票费?退票成本是如何核算得出的?即便是非春运期间, 一些线路卧铺票也一票难求, 对于冷热不均的线路, 采取统一做法, 成本是如何核算的?有时候补不上卧铺, 夜晚不愿拥挤, 而在餐车“消费30元”可以“享受”人少待遇, 这也是不少人有过的经历。

五、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站的加价销售

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站销售的产品加价10%, 甚至更多。从服务的角度, 这是相关部门应该提供的份内业务, 就像旅游景点、车站、机场提供卫生间一样, 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比一般情况成本高一点, 也是可以理解的, 20%、30%、100%的加价收费, 其依据是什么?许多机场、车站、高速公路服务站并没有比其他地方增加成本。10个蒸饺60元、1碗面条88元、3份饺子190元, 这是沈阳桃仙机场的最新价格, 其实不只是一个桃仙机场如此做法, 笔者在温州机场吃过35元的一份炒饭。在中国大地上, 基本没有遇到一个机场不加价的, 只不过加价多少而已。

六、物业费

对于每个城市居民, 物业费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不同小区, 容积率、建筑档次 (楼层高低) 、绿化、卫生等有些差异, 物业费的差距也有明显的不同。但是, 到底一平米该收多少?物价部门是依据什么核算定价的?同样是小区卫生、门卫管理, 质量一样, 而业主要为不同物业公司的人员工资水平买单。甲小区门卫工资1000元/月, 乙小区门卫工资4000元/月, 都是一个无差异的门卫服务, 这种差距是什么原因?小区还未使用, 收费标准已经定下了, 此时小区入住率即使很低, 收费也一样, 100%入住也收费一样。20世纪吃过学生食堂的人都知道, 同样的菜, 小炒和大锅是不一样的价格。

小区的物业成本核算应该单独分为卫生、绿化、门卫等项目, 各自核算, 确定各自的收费标准, 同样这些收费应该根据入住率的不同而作相应调整。但是, 估计全国还没有一家物业公司采取这种模式。物业费是一笔糊涂账, 以至于业主不满意也无法把物业公司赶走, 而物业公司也会赖在小区不走, 因为收益可观。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成本核算的缺失, 监管的不到位, 造成利益方收费的“主观化”, 而主管部门也缺乏监管成本核算意识, 或者不知道如何进行成本核算或蛇鼠一窝, 造成社会的不公平。一旦这种不公平日积月累到爆发的时候, 就会引发群体事件, 造成更大的社会伤害, 而这种群体事件的所造成的显性和隐形损失又是难以核算的。一个简单的成本核算会让利于双方, 减少对对方的误会, 使社会和谐, 而这又需要制度来规范, 说到底还是体制的问题。

摘要：对于社会不公平现象大家都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但是对于一些习以为常的收费、加价, 人们似乎不以为意, 原因就是缺乏成本意识, 没有仔细核算其中的显性和隐形成本, 相关部门也缺乏一个成本核算机制。但是, 有些成本无法量化, 需要在决策时加以考虑, 从不同角度考虑相关成本, 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成本最低。由于无法量化的隐性成本的存在, 所以只能对其进行定性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