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精选8篇）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篇1

摘要：迄今为止，物业管理作为一项专业化、市场化的不动产管理模式在我国已走过30余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之中，我们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市场化程度地、法律地位不明确、组织结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不利于我国物业管理的长远发展，还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鉴于此，笔者在分析我国物业管理发展脉络的基础上，对其中问题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我国物业管理新模式的改革框架。

关键词：物业管理;业主;物业服务

物业服务这一不动产管理模式是我国住房商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有效填补了集体制住房体系解体后的住宅管理空白，改进了住宅社区环境，提升了广大业主的生活质量。经过30余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以现代企业为主导的一体化物业管理模式，物业服务企业数量与从业人员总人数不断增长，人们逐渐认可这一消费模式，行业地位正式得以确立。但值得注意的是，物业管理作为一项引自国外的市场经济产物，其在我国的本土化实践仍处于初级阶段，管理模式粗糙，管理设计不合理仍制约着物业管理行业的健康发展。

一、对我国传统物业管理模式的反思

(一)物业服务市场主体不健全，市场竞争机制失灵

经济学将市场定义为“对某一特定产品展开交易的买方与卖方的集合”。通过定义可以看出，市场应当既有卖方，也有买方。但当前我国物业管理却不完全满足市场的定义，物业服务作为一项商品大部分情况下买方缺乏主动选择权，仅由卖方参与市场运作。我国《物权法》中指出，业主作为物业服务的主体应当能够自主选举业主大会代表行使权利。然而，目前大部分业主大会仍处于民事行为能力不完整状态，尚不具有成为市场主体的能力。这导致市场的双向选择与竞价机制等无法发挥作用，整个物业管理市场缺乏买方监督，也缺乏市场活力，业主只能被动接受“服务”，物业管理总体质量迟迟得不到提升。

(二)业主大会法律地位不明确，缺乏顺畅的运行机制与监督机制

首先，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尚未明确。目前，《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大会的行为能力及行为权限未做出明确规定，业主大会仍不能成为物业服务合同的签订主体，其在司法中的地位不被承认，因而无法对外行使法律权力。其次，业主大会缺乏顺畅的运行机制。由于缺乏流程完善的运行机制，业主大会的日常运行往往面临四难，即“筹备难、备案难、决策难、选举难”。最后，业主大会缺乏有效的监督制度。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制度，业主又难于自我规范，导致滥用权力现象突出。一些业主大会成员擅自挪用住宅维修基金，擅自出租、出售公共区域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前期物业承接查验主体缺失，缺少可操作性强的技术标准

首先，前期物业承接查验主体缺失。单个业主应当能够对其购买的物业专有部分有专有权，全体业主应当对物业共有部分有共有权。在进行物业交接时，建设单位应当对专有部分及共有部分进行协同查验。但就目前来看，建设单位仅落实了专有部分查验，无法完成共有部分的查验工作。其次，物业承接查验缺乏可操作性较强的标准。现阶段，我国各地区物业查验方法与标准尚未统一，查验的具体环节与详细标准尚未确立，致使高质量的交接查验无法实行。

(四)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制度缺乏合理性，寻租现象严重

我国现行的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制度主要由政府主导，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管制和干预的行为。长此以往，市场的作用被削弱，竞争机制无法得到有效发挥，企业难以凭借自身条件参与公平竞争，社会资源被浪费，业主也无法从市场上获得自己最满意的服务。与此同时，现行资质管理制度缺乏可行性，无资质经营、超资质经营、出借资质等情况难以得到明显遏制。以超资质经营为例，《物业服务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中对物业服务企业超资质运营的，“由县级以上政府对主管部门发出警告，责令整改，并处1万~3万罚款。”其中，责令整改部分的相关细节与标准并没有明确，责令整改后的资质问题也未提及，这就使得问题难以得到实质性解决。

二、我国物业管理模式的改革构想

(一)成立或完善业主大会，培养物业服务买方主体

对于新建项目而言，业主大会的.成立与运行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运用“准强制性”手段选举组建业主大会，即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专有部分达到一定交付比例后向该处物业所在街道办报送首次业主大会所需材料，准备相关事宜;二是，确定业主委员资格门槛。一般来讲，占建筑物总面积5%以上的业主可自行向街道办提出资格申请，其余业主可由建设单位、居委会推举产生。对于已经入住的项目，业主大会的完善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明确业主大会的组织结构，细化运行过程中相关人员的职责，记录运行情况并纳入考核体系;二是，制定社会组织参与物业管理指导的相关政策与措施，鼓励专业性较高的社会团体参与业主大会工作。

(二)实行业主大会登记制度，明确业主大会法律地位

首先，业主大会需设立独立账户。业主大会成立后，工作人员可持登记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等相关证件到银行开立业主大会独立账户，以处理日常运营过程中的资金往来问题，降低资金被挪用的风险，更好地实现业主共同管理的目标。其次，可登记共同财产。业主大会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后，可对公共场所、公共设施等建筑区域内业主共有项目进行登记。这样能够方便业主对物业进行维护与保养，同时，也可对物业公共部分的收益进行合理分配与利用，建立更为和谐的业主关系。

(三)建立权责明确、监管到位的业主大会运行机制

具体来讲，业主大会保持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健全组织架构。对业主大会的理事机构、监事机构、决策机构、专职人员等进行选拔，优化相关人员工作能力与综合素质。二是，设立业主共同基金。将物业管理资金、物业公用部分经营收益、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其他合法收益等集中起来，建立业主共同基金。业主共同基金存入到开立的独立账户中，定期向广大业主披露资金使用情况。三是，改进管理规约，明确业主同业主大会的法律关系。业主大会可代表业主行使公共区域的管理权力;可代表业主向物业服务企业支付费用;可按照规约对未缴纳服务费用的业主进行催缴或起诉，以保障全体业主的共同利益。

(四)改革前期物业管理制度，完善承接工作

首先，前期物业管理期限需重新界定。从首位业主入住开始到全体业主同建设单位完成物业交接的整段时间界定为前期物业管理期限。在期限到来之前，业主大会需对公共部分进行查验，从源头上保证物业管理顺利开展，杜绝前期开发过程中问题的遗留现象。其次，制定物业项目承接与查验标准。进一步明确承接检查的相关技术标准对公共部分的验收质量、功能情况进行综合性、具体性的查验与记录。同时，对物业查验的适用范围、程序、方法等做出具体规定，以提升查验工作的可操作性。

三、结语

物业管理作为一种专业化社会化企业化的不动产管理模式，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并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作用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当根据国内外成熟经验，深入剖析我国物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创新我国特色的物业管理新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业主。

参考文献：

[1]李爱民.浅论业主委员会的民事责任承担[J].经营管理者,.

[2]陈仕菊,王济维.浅议小区业主成员权[C].当代法学论坛,2010.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篇2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 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高等教育迎来了信息时代最具颠覆性的挑战———慕课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2012年, 以“勇敢之城”、“课程时代”和“教育在线”为主的三大网络课程运营商掀起了这场轰轰烈烈的信息教育革命。从技术上讲, “慕课”是对传统信息教育模式 (远程教育、网络课堂以及精品课程) 的继承与发展。它继承了后者“跨时空”的传统优势, 并充分运用了网络交叉性、及时性和集聚性的特征, 通过不断邀请学习者参与到课程学习中, 实现完整的学习过程。“慕课”课程观看者不再是视频终端沉默寡言的信息接受者, 他们通过网上讨论及时分享自身学习感受, 并向教师提问求解, 测试评估自身学习进展等方式, 将“视频观众”的“他者”身份激活, 华丽地转身为“慕课学习者”。

二、“慕课”对中国高校英语教学的冲击

“慕课”的磅礴冲击力无疑会进一步恶化中国高校的英语教学生态圈。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学生市场的进一步分流, 二是对教师教学质量和教学能力的挑战。“慕课”为名牌高校描绘的美味蛋糕是, 他们将利用自身的“三名” (名校+名师+名课) 效应获得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一点对中国高校英语教学影响尤为突出, 既然“慕课”课程本身就能为学生提供优质化的语言教学课堂, 学生又何须付费给母语并不是英语的中国教师呢?对于教师教学质量和教学能力的挑战则是显而易见的, 通常一门“慕课”课程是由名师及其团队合作, 精心打造的。这些主讲老师不仅是语音纯正的英语母语者, 而且具有专业的语言教学背景和丰富经验。课程的教学设计更是具有突出的优势, 如语言材料具有时效性, 紧贴当前学生社会生活所需;教学方式具有互动性、创新性及可观赏性, 学生乐于透过新鲜事物与教师频繁互动等。

当然情况并非完全令中国教师绝望, 从“慕课”课程发展的阶段性看, 它依然面临着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语言教学的“小课堂”特征与“慕课”课程的“大规模”发展趋势不兼容。不同于知识传授型课程, 语言的习得主要是透过大量的练习来实现, 这是长期以来语言教学崇尚“小课堂”的根源。研究者发现, “慕课”课程的名师效应可能带来“一比数万”, 甚至更高的师生比例, 这显然不利于语言学习者与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其次现阶段技术所支持的“慕课”主要表现为“书面”交流。再次是现阶段技术所提供的“即时性互动”依然无法与传统课堂相媲美。“慕课”推动者所宣称的“及时性互动”主要是通过学习者在论坛、邮件或者短信等方式反馈自己的学习感受和困惑, 由主讲教师或者同伴学习者解疑互动。课程的“文化普适性”问题依然存在, 尽管本土英语教师能够编写具有时效性的语言材料, 但课本所承载的文化差异, 如思维差异、习惯差异等, 会严重影响学习者对于语言材料的接受性。最后对于学习者本身而言, “慕课”所代表的技术性革新并不能从根本上替代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方式, 因为交流并非只是语言层面的, 它承载着交流者变化万千的情感因素, 只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才是“最温暖人心”的。

三、翻转课堂与微课———英语课程课堂教学模式改革趋势

尽管“慕课”课程阶段性的缺陷仍然为第二外语教学留下些许生存空间, 但其改革性的教学方式无疑倒逼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基于此背景, 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 普遍认可在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 将“翻转课堂”和“微课”的教学理念, 融于传统课堂中。

1.翻转课堂。“翻转课堂”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 是指学生通过课前观看教师事先录制好的或是从网上下载的教学微视频以及拓展学习材料, 而课堂时间则用来解答学生问题、订正学生作业, 帮助学生进一步掌握和运用所学知识。国内外学者对慕课背景下的翻转课堂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如“翻转课堂”的主要通过“课前”和“课中”两个教学环节以实现。在“课前学习阶段”首先向学生发送学习任务单。在学习任务单上, 明确列出学习的目标、学习的线索、为检测知识掌握程度的习题等。然后由学科组制作教学课件, 发送到社交平台上。学生通过上对教学课件自主学习, 并完成学习任务单上列出的作业题。因此, “翻转”的实质是将课中的信息输入重心前移至课前, 课堂内部则成为知识检验和巩固的中心。

翻转课堂对传统课堂的改良主要表现为:一是凸显了学生作为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学生需要在课堂外, 主动查找资源进行学习, 是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真正做到学习的“私人化定制”。二是解决了课堂上单调枯燥的知识点传授, 教师能够将更多的精力用在对学习者的监控和师生之间良性互动, 学习者所学的新知识能够及时得到实践和内化。三是符合现代人生活节奏忙碌的现状, 将学生的碎片化时间整合为有效的学习时间。事实上, 翻转课程的建设过程中, 教师的工作主要包括:授课课件的制作, 课堂教学与评价活动设计。课件制作要立足于教材, 以单元主题为纲, 课文为序。每次课的课件需要以两三个思考问题结尾, 促使学生反思总结所学内容, 教师可以在课堂利用这些问题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

2.微课。慕课讲究的“微格”教学, 在翻转课堂的“教学视频”录制中, 一展其优势。微课是充分利用了人脑注意力有效集中的时长, 尽量将教学内容“微格”化、精巧化、具体化。如:可汗学院的一些“传统慕课”依然具有很高的点击率, 是因为他们充分利用人脑注意力的黄金10分钟。在讲授《古代中世纪史》时, 视频的制作者便是通过六个小于10分钟的课程视频来展示古代中世纪的文化生活状况。在长达8课时的《综合英语》教学中, 参与到某个具体话题的交流互动, 要求学生通过听力理解内化某个文化知识点, 教学过程中不断穿插“小测试” (quiz) 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效果, 将“大话题”细分为具体教学目的明确的、具有逻辑层次的“小话题”, “小话题”中的“知识传授型”教学内容讲解不会超过20分钟。

四、英语课堂教学改革反思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将“翻转课堂”和“微课”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充分运用到课堂教学中, 是慕课背景下, 传统课堂教学改革和深化。同时它也为课堂教学改革提出一些挑战和反思:

翻转课堂对师生角色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首先是自身观点的转变, 在传统的课堂上, 教师站在学生和知识的中间, 是知识的传递者。而在翻转的模式下, 学生直接学习知识, 教师是学生学习知识的帮助者。由于大部分老师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 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 并形成了固定而成熟的教学范式, 翻转课堂无疑会冲击他们的教学习惯。其次是对教师知识库的挑战, 利用网上海量的知识信息不更新知识库。英语专业老师要时刻留意查看内容, 各取所需, 充分将这些资源为我所用, 充实课堂信息;再次是对教师计算机操作技能的挑战。学生角色的挑战则在于“慕课”的根本性假设前提, 它假设了学习者都是学习动机强烈的学习者, 实际上这并不符合现在高校里的学习者。事实上, 在语言学习的难题中, 如何提升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是一个疑难杂症。动机强烈与否直接关系到学生在自主学习阶段的学习效果。动机不强, 再完美的授课视频、课件都无法帮助学习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翻转课堂中的教学与评价活动设计依然面临着很多实际操作的可行性问题。这主要来自于建立在同伴互评基础上的可信任度的质疑。将翻译、作文等主观性作业交由同伴互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作业批改的“即时性”问题, 但它无法抹去同伴互评中的质疑。由于参与同伴互评的学习伙伴都是语言学习者, 他们虽然存在学习差异性问题, 如有些知识点掌握全面, 但有些知识点掌握较差。这直接导致了因分配方式的差异导致互评结果不甚理想。情况最糟糕的莫过于互评的两位同学都是学习较差者, 他们显然是无法完成互评任务的。另一种可信任度的质疑则更富有中国特色, 学生在小组口语互评的环节, 考虑到自己作为评价者的角色只是暂时的, 下一刻自己就轮到被评价者, 就会给予当前的被评价者高分以换取下次自己也获得高分的人情。这样的互评又容易让教学活动流于形式。

五、结语

“慕课”是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进程中, 带给教育者的机遇与挑战。机遇是它为英语教学提供了更为生动的讲授通道, 而挑战则突出的反映在:平台为全国教师重新划定了起跑线, 谁在这场教育革新潮流中占据了主动地位, 谁就可能获得生态圈里生存的权利。

摘要：慕课严重地冲击了传统的英语课堂教学, 但大规模的慕课受众、书面化的“交互性”、难以实现的“即时性”以及英语语言教学的文化普适性等问题, 为传统英语教学课堂留下了一丝生存空间。然而, 慕课背景下, 英语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却刻不容缓。本文认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上, 将“翻转课堂”和“微课”的教学理念, 融于课堂中教学实践中, 是当前国内外英语教育工作者普遍采取并付诸于实践的, 一种有效的传统课堂改革途径。这种新型的课堂模式在解决传统教学杂症的同时, 也为教师和学生以及评价环节提出了很大挑战。

关键词：慕课,英语课程,翻转课堂

参考文献

[1]高地.美国慕课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若干前沿问题[J].高校教育管理, 2014, (7) :49-54.

[2]郭英剑.“慕课”在全球的现状、困境与未来[J].高校教育管理, 2014, (7) :41-48.

反思国有银行的改革模式 篇3

田国强：可以断言的是，即使国有大银行上市，只要银行的产权结构仍没有什么变化，政府占大股，经营决策权由国有大股东的代理人来决定，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因而我认为现有国有银行的改革目标和方式将会遇到三个问题：

国有股东控股导致产权不清，从而导致外部监督不力，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存在软预算约束问题。国家占大股，产权的利益与责任没有与个人挂钩，财产的制衡机制与利益的制约机制就无法产生并发挥作用，企业也就很难从行政机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并成为真正的银行，从而导致低效率。

看一下国有工商企业改革的经验，国有银行能否在保持国家“一股独大”的情况下实现真正的商业化经营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第二，导致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与真正的现代银行治理结构“貌合神离”，从而不能真正地改善现有银行内部治理结构。

如果让国有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将会空有其名，就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能发挥作用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不会发生变化，从而也就不会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创收能力。哪个公司没有董事会？都有董事会，但董事会的许多成员不持有股份，从而不太关心公司的经营好坏，不关心公司治理。

第三，现有的改革模式也不能解决、完善外部制度环境的长期性和加速银行改革的迫切性之间的矛盾。银行业的发展壮大是需要完善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的，但完善制度环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相对于迫切需要改造的中国银行业而言，以及2006年之后外国银行将进入中国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形势，就造成了快与慢的难题。而观念的变革和制度环境的改善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经济》：那么，你认为国有银行改革的模式应该是什么呢？

田国强：首先要打破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走向“一股独大”的公司治理形式。积极引入多元战略投资者，这包括民营投资者，特别是大力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从而真正营造起适应现代经济条件的治理制度，政府不再干预银行的经营活动。

《经济》：那么，如何在当前外部经济制度环境不健全的条件下，降低银行改革的风险呢？

田国强：我认为，大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以及一定的非国有资本，使得外资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的投资者之和成为大股东，可以解决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中所存在的三大问题。通过外资银行的参股与合资，可以大大改善外部监督力度，改善银行治理结构，提高国有银行的效率，同时也可减少银行制度转型的风险，加速银行业的改革进程。

《经济》：您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田国强：这些外资银行战略投资者大多来自市场制度成熟和健全的国家，自身历史悠久，并以全球为经营范围，则其行为会受到母国的制度、全球利益的、以及长期利益的约束，这就决定了他们出于自身长远利益，在中国的行为会受到自我实现合同的约束，道德风险的可能性较小。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加入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同时也可以给银行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知识，使国有银行能更加严格地遵守国际通行规则，提高贷款质量。

《经济》：是不是意味着外资银行会成为国有银行的控股股东？

田国强：我的建议并不需要外资股份独大，而是国有股份、外国战略投资者股份，以及非国有股份这三方的每一方都不超过50%。这样，由于它们之间的利益关联和冲突，使得他们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既会相互合作，也会相互监督与制衡，使之形成一个稳定的三方制衡体系。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利益取向与价值偏好。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篇4

作者：陈杭平北京大学法学院诉讼法学2005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4期

引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到九十年代中后期提出的整体性司法体制改革，始终贯彻一条主线，即强化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与责任，削弱法院对民事诉讼的介入和干预。这一改革实际上是试图在制度层面对当事人与法院在诉讼中的作用和权力（利）对比进行重新调整。如果把诉讼看作一个有特定权力结构和边界的“场域”，法院和当事人是其中必须的行动者（agent）。[1]民事诉讼虽然会因为二者单方的行为而结束，例如当事人撤诉、法院撤销案件，或者因为客观原因导致诉讼终结，但更普遍的是由双方各尽其能并交互作用而以判决或调解结案。因此法院的司法权力（judicial power）和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诉讼的基础与轴心，二者不同的对比关系可能产生不同类型的诉讼样式（或称“诉讼模式”）。

一般认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职权主义”或“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诉讼过程中法院替代当事人进行权利义务的安排，能不经当事人申请或同意而采取广泛的职权行为，当事人则没有充分自由的选择权（如撤诉须经审查）。这种诉讼模式是总体性（total）社会下国家积极干预政策在审判领域的体现。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深入，国家对社会全方位、总体性的统筹规划被打破，市场规则逐步确立和扩张，构建“大社会，小政府”的国家一社会新型关系成为社会转型的目标蓝图。自由行动、自主选择并自负其责的市场交易原理也慢慢渗入司法领域，成为流行的诉讼理念。全面抑制法院的司法权力，保障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自由，或者说诉讼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型，取得了学界和实务界一致的认同，形成一种近似绝对的学术主张及改革目标。

这种“共识”（commonsense）性观念暗含这样一种假设，即法院限缩权力，恪守消极中立的裁判者角色，当事人能够井井有条地自我管理。即当事人有足够的能力和动力打理好自己的诉讼权利，采取最有效的策略赢得诉讼，法院管得少就是管得好。这是一种未被验证的假设。在诉讼领域构建一种“大当事人，小法院”的权利/权力对比关系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具有历史正当性，但断定从“大法院，小当事人”的司法传统必然可以演进到这一结构关系却是用逻辑的必然性替代了生活的可能性。通过立法（及司法解释）收缩法院的司法权力并扩张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范围并不困难，但当事人能否有效行使这些权利是另一回事。权利范围（how extensive）的扩大不等于权利效能（how effective）的提高。限缩司法权力并不必然带来当事人诉讼能力（行使权利的有效程度）的增强，二者不仅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缩小司法权力的范围也可能导致司法能力（judicial capacity）的削弱。

下文首先以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权的历史演变为线索，描述司法权力不断收缩的趋势。然后，以“申诉信访率”的变迁为切入点，从程序的外部视角来审视法院司法能力（侧重纠纷解决能力）的现状。从中可以看到，司法改革推行了将近二十年，司法的纠纷解决力整体上并没有显著改善，相反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弱化！原因何在？通过勾勒关系图及进行相关分析，笔者指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现行诉讼模式改革思路片面强调限缩法院审判权力而忽视当事人诉讼能力仍然相当微弱的事实。进而笔者从几个方面深入分析当事人诉讼能力微弱的社会原因以及这些社会因素对诉讼模式建构的深刻影响。根据这些观察和分析，笔者提出一个结论：在社会转型的现实下，整体上仍须要将法院的司法权力维持在一定范围和强度内，在国家与社会关于纠纷解决的资源配置方面，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当担负起应有的公共责任。本文主要反思目前单向度、总体性诉讼模式改革思路，也从一个较微观层面论证了“诉讼人”在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2]

一、法院司法权力的收缩：以法院调查取证权为例

司法制度_般由三部分构成，即法律规定、司法解释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相沿成习的操作方式，第三种是“非正式制度”。司法权力主要依托这三种载体呈现出来。与纠纷解决相关的司法权力主要包括程序控制权、调查收集证据权、事实认定权、实体争议裁判权、主持调解权等。相比于改革之前长期以来贯彻实施的“依靠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调解为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目前法院各项司法权力均有不同程度的弱化。以调查取证权为例，通过对法院这项至关重要的司法权力的正式规定的梳理，以及通过对若干个案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到法院逐步收缩/规范这一权力的趋势。

1991年正式实施的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其后最高法院几个重要司法解释对法院这项权力进行了细化和限制（参见表一）：

表一 涉及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司法解释及条款

司法解释从三方面来限制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权力：（1）缩小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适用情形；（2）缩小当事人申请法院收集证据的范围；（3）规范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操作程序。虽然实践中各地法院仍时有超越职权范围，未经一方当事人申请就主动调取证据而引发另一方当事人不满的情况（如“温永清与温永财财产侵权纠纷上诉案”，（2007）赣中民一终字第394号；“上海帅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与山东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等发明专利侵权纠纷上诉案”，（2007）鲁民三终字第38号），[3]但更多的时候表现出消极的态度。[4]通过个案研究发现，法院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理由来回避调取证据：（1）申请超过了期限或申请形式不合法；（2）不属于“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3）未向法院说明难以收集或无法收集证据的理由和依据。其中第一种属于法定期间和形式的规定，比较明显因而容易判断，但后两种的认定具有很大的弹性，属于法官司法裁量的范畴。法律规定的“间隙”是法官运用司法策略和价值判断的用武之地，由此才能辨别司法权力运作的真实面貌。{1}（P42）由主动深入田间低头，走街串巷，调查访问，搜集证据材料，到局束于“坐堂问案”，对当事人申请调取证据也尽可能推托，司法权力运作的积极性有明显落差。

不限于此。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强化，对当事人举证时限的重视和强调，对调解的一度冷落和忽视，均体现了法院对“消极中立”裁判者这一形象的偏好。回顾司法改革历程，凡有利于收缩司法权范围，减轻法院负担的举措普遍受到法院的欢迎，改革阻力较小。虽然受意识形态宣传和对司法传统“路径依赖”的影响，法院在司法能动和消极之间还有摇摆和反复，地区间也出现多样化图景，但历史的来看，法院整体的司法权力已发生相当显著的萎缩。

在法院从诉讼领域大规模回缩司法权力触角的同时，司法能力又呈现怎样一种状况呢？

二、司法能力（纠纷解决力）弱化

正如《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所言，司法改革的一个主要目标是提高法院的司法能力。“司法能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指的是法院实际效能与应起到的效能之比。司法能力牵涉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法院解决纠纷的能力和司法影响力这两个指标。[5]纠纷解决力即经过法院裁判处理后当事人息事宁人、息讼服判的程度。司法影响力是指法院裁判对除当事人之外社会一般人的影响程度，法律社会科学意义上通常是指一个裁判改变一个专门的既定的公共政策领域的程度。从理论上讲，只有纠纷解决力和司法影响力实现“帕累托累进”才算司法能力增强，一个上升一个下降未必代表司法能力改善，甚至可能意味着司法能力的衰退或弱化。纠纷解决力通过对一个个具体案件的审理累积汇聚而成，司法影响力则主要依靠高级别法院制定司法解释及具体规则，以及审理部分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获得。因此在二者关系上，纠纷解决力弱会制约法院司法影响力的扩张，但反过来司法影响力扩张并不一定说明纠纷解决力提高，它也可能是法院横向政治权限扩大的结果。当前中国法院对社会经济的司法影响力日渐增大，[6]纠纷解决力又呈现怎样一种状况呢？

需要指出，“纠纷解决力”是建构意义上的而非本体意义上的，很难通过设定内在变量的方式来测量大小，只能借助诉讼参与人的主观因素来衡量。当事人服膺法院的判决，说明法院审判满足了当事人的合法性要求，也意味着法院的纠纷解决力强；反之，当事人试图冲击和挑战法院裁判的终局性，当事人对司法满意度差，即说明法院的纠纷解决能力弱。“纠纷解决力”是整体意义上的而非个别意义上的，当事人挑战司法裁判的终局性可能出于五花八门的动机，但整体情况（数量、比例、趋势）大致能反映一个社会的司法满意度及其变化。不服一审裁判提起上诉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用上诉率来衡量一审裁判的公正性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7]本文通过申诉信访（含申请再审）率的变化来描述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司法满意度的历史变迁。“申诉信访率”指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来信来访量（件、人）与当年法院结案量（件）之比。申诉信访虽然包括部分反映、控告审判人员工作作风和违法乱纪行为的“对人的信访”，但绝大多数是反映案件处理有问题即所谓“对案的信访”，其中又主要针对已审结案件。{2}判决生效，意味着常规程序的结束，当事人理应服从，案结事了。但在现行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当事人仍可通过诉讼程序内的申请再审或诉讼外的申诉信访（目前称为“涉法信访”或“涉诉信访”）冲击裁判的终局性。申诉信访率高，就意味着法院的纠纷解决能力弱，反之则强。全国法院1996—2005十年的申诉信访率如表二、三所示：

图（略）

由于司法统计数据未按案件类型（民事、刑事、行政）分别统计申诉信访数量，因此本文以法院每年审结的全部案件为分母。从司法实践来看，民事案件占法院收结案的绝大多数，申诉信访也主要针对民事裁判，因此申诉信访率大致能说明民事诉讼的情况。之所以要以2001/2002年为分界线，是因为自2002年起法院系统改变了对信访件（人）次的统计口径，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再具有延续性。另外，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复访、“缠访”、上下级法院来回访、集体访等现象（如某案一当事人坚持每个月往北京某中院寄两封申诉信，持续数年），统计数据上的信访件数和上访人数远远超过实际当事人不满案件的数量。单个信访率数据说明不了太多问题（当然申诉信访总量连续多年超过收案/结案量这一事实足以令人吃惊），但比较若干年的信访率，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满意度的变化。1996—2001年间，申诉信访率先快速增长，至1999年达到顶峰，随后略有下降。2002—2005这四年间，也是经历了先持续增长，然后略有下降的变化。

至少从当事人对法院裁判满意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司法的纠纷解决力不但没有提高，相反有一定程度弱化的迹象（2001年申诉信访率比1996年上升了26．6％，2005年又比2002年提高了11．8％）。[8]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司法改革推行了近二十年，司法的纠纷解决力反而有所削弱呢？客观的说，社会对司法的满意度下降，在很大程度上跟社会转型有关，跟大众媒体有关，甚至跟技术发展有关。[9]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社会环境，作为法律研究者，我们没法回避这一令人尴尬的问题。我们有责任尝试作出解释，哪怕并不那么可靠。

毋容置疑，司法制度与司法能力存在某种关联（association），法院的司法能力因司法制度的调整而发生变化（否则任何改革措施都是做无用功，这显然有违我们关于司法改革的基本信念）。但是，针对近年来申诉信访率居高不下，甚至持续高涨这一现象，我们仍然可以作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解释：一种是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和总体思路出现差错，导致司法能力弱化；另一种则是，正因为传统司法体制没有得到彻底改革，不能有效解决新时期的纠纷，才引致当事人不满的增多。前一种解释要求我们反思并调整司法改革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后一种解释的结论则呼吁沿着既定的改革思路，排除困难，坚持到底。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存在诸多缺陷，也充斥着令人无所取舍的悖论。特别是一方面司法独立尚未获得基本保障，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常常遭遇不正当干预，另一方面法官的裁量权有时又过于强大，给司法权的异化留下空间。[10]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是贯彻改革，坚持审判公开、透明、独立的宏观目标不动摇。但对具体制度的改革思路，仍然有进行反思和调整的必要。

作为司法改革重要内容的诉讼模式改革，与司法的纠纷解决力削弱之间存在怎样一种关系呢？因为通过司法审判解决纠纷是法院审判行为和当事人诉讼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纠纷解决力弱，首先就要从法院和当事人身上找原因。如果把诉讼中法院的审判行为看作一种司法权运作的结果，那么可以把当事人（含律师）行使诉讼权利的有效程度称为“诉讼能力”。“诉讼能力”同样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表现为，能否有效地进行主张或答辩，调查收集证据，质证辩论，讨价还价，合理运用诉讼策略，等等。司法权力和诉讼能力各有强弱，可能构成下图所示的四种结构关系：

┏━━━━━━━━┳━━━━┳━━━━┓

┃法院

┃

┃

┃

┃

（司法权力）┃

强 ┃ 弱 ┃

┃当事人

┃

┃

┃

┃

（诉讼能力）┃

┃

┃

┣━━━━━━━━╋━━━━╋━━━━┫

┃

弱

┃

Ⅰ ┃

Ⅱ ┃

┣━━━━━━━━╋━━━━╋━━━━┫

┃

强

┃

Ⅲ ┃

Ⅳ ┃

┗━━━━━━━━┻━━━━┻━━━━┛

在当事人诉讼能力微弱，不能有效推进诉讼的进行并对最终裁判发挥实质影响的情况下，法院通常会积极行使司法权力，主动承担起发现事实真相并作出裁判的责任。这是第Ⅰ种样式，也就是“职权主义”或“超值权主义”模式。反之，由当事人主导诉讼进程，负责提出主张和提交证据，并由双方当事人的对抗性诉讼活动凝结成裁判的实质内容，法院以消极的姿态居中裁判，即第Ⅳ种样式，就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第Ⅱ种样式，即当事人诉讼能力低下同时法院司法权力虚弱在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中表现突出。第Ⅲ种样式虽然在历史上未曾出现，但在理论上仍是一种可能性。

这四种司法样式没有道德上的优劣，但纠纷解决力却有区别。四种样式中，第Ⅲ种在理论上纠纷解决能力最强，第Ⅱ种最弱。第Ⅰ和第Ⅳ种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发挥功能，第Ⅰ种主要适用于计划经济体制和国家干预度强的社会，第Ⅳ种主要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和国家干预度弱的社会。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阶段，诉讼样式改革的基本目标正是从第Ⅰ种向第Ⅳ种推进。但从表四可以看出，以第Ⅰ种模式为起点弱化法院司法权力（国家干预），如果当事人诉讼能力没有达到相应的强度，还可能出现第Ⅱ种情况。这时司法的纠纷解决力不仅不会提高，反而可能衰退。

如果中国民众的诉讼能力普遍比较微弱，司法权力在转型时收缩过大过快，就会导致诉讼“场域”出现空白地带，发生结构性“塌陷”。可以用个比喻来说明。改革之前的诉讼模式呈2＋8（当事人为2，法院为8）的权能结构，改革目标是建立7＋4（改革是为了追求更大值）的结构，结果目前出现了3＋6的结构关系。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有所提高，但不能弥补法院司法权力回缩留下的空隙。法院的司法权力仍然很强大（6＞4），[11]司法能力（纠纷解决力）却变小了。法院管得少了，在目前这个阶段，似乎没有管好，甚至变得更糟了。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司法权力大幅收缩，司法的纠纷解决力反而表现为一定程度弱化这个问题。[12]

三、诉讼能力微弱的分析

我们在关注中国的司法制度建设时，不能总是以法官/法院为中心，当事人的诉讼能力（实际的和潜在的）是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结构因素。[13]

诉讼能力主要与当事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及法律服务的消费状况有关。一般来说，受教育程度与诉讼能力是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高，相对容易理解和掌握法律规定，能更有效地进行书面或口头的主张、答辩、质证和辩论，也更有能力围绕权利义务进行讨价还价。受教育程度很低甚至不识字，缺乏基本读写能力，现代意义上的诉讼能力通常不会很高。现代诉讼审判是一种专家控制的专业领域，司法制度假设法律职业者能够恰当的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当事人对法律服务的消费能力及作为外部环境的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程度，是衡量其诉讼能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指标。

先来看我国国民的受教育程度。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15岁及以上不识字或很少识字人口（文盲人口）有8507万，文盲率（文盲人口/总人口）达到6．72％。每10万人中受过大专及以上程度教育的3611人，占3．6％，即使放宽到初中程度（完成义务教育）也只有48718，不到总数的50％。经过几年的发展，国民受教育程度偏低的情况有了明显改善，但总体情况仍不理想。通过计算《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可知，2006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调查样本数据（抽样比0．907‰）显示，文盲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9．31％（其中男性4．87％，女性13．72％）。在6岁及以上人口1，118，855例样本中，上过小学及从未上过学的占到样本总数的41．9％，放宽到上过初中甚至达到了80．9％，与此同时上过大专及以上的仅占6．2％。即使考虑年龄结构因素，几乎没受过教育或者接受很少教育的人口仍占成年人口相当大的比例。从受教育程度不高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大致可以说中国民众平均的诉讼能力还很微弱。即使法律赋予当事人广泛的诉讼权利，期待当事人能妥善地自我管理对其而言仍是“不能承受之重”，权利行使的效用很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

当然，这也许不是最关键的。每个国家都有文盲。当事人将纠纷提交法院处理时仍可寻求律师等职业人员的帮助，从而发挥完成诉讼所需的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诉讼能力可能与当事人对法律服务的消费能力及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水平关系更紧密。它们一个是消费者（潜在当事人）的购买力，一个是法律服务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两个要素之间相互促进或制约。[14]潜在当事人的法律服务购买力主要由支付能力和法律服务的价格决定。

潜在当事人的支付能力可以用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来衡量。[15]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1759．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3587．0元，为历年来最高。农民的纯收入主要用于再生产和当年生活消费（恩格尔系数仍高达43．0％），包括压在头上的医疗及教育支出两座“大山”，扣除这些所剩无几。[16]城镇居民消费性支出当中，食品、交通通信、居住、家用品及服务等生活工作必需支出占了大部分，平均可用于购买法律服务的资金不算很多。[17]还须注意全国城镇不是均质分布的，地区差异和阶层分化仍相当显著。如2006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65％。按照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基尼系数分算法，2004年城镇基尼系数0．3263（农村为0．3637，相对城乡差距0．4250）。[18]2006年中等偏下户及以下（包括最低收入户、困难户、低收入户）家庭占城镇居民家庭总数的45％。{3}（P32—33）由于目前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56．1％（大中城市实行“市带县”，城镇人口统计中含有一部分农业人口，据称2003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70．8％），{4}（P109）在城一乡二元社会结构下，至少广大农村地区居民对法律服务的支付能力极为有限。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农村常住人口身上，也附随于从农村流入城镇的人口。据《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称，目前中国大约有1．2亿外出农民工，月工资绝大部分在800元以下，他们对法律服务的支付能力同样很有限（没钱聘请律师打官司是农民工经常采取过激手段讨薪的原因之一）。对商品（服务）的购买力不仅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能力，也取决于购买对象的物价。根据《中国法治发展报道（2006）》统计的四省律师服务收费标准，不涉及财产关系的民事案件收费最低的是山东与甘肃，收500—5000元；涉及财产关系的按分段累进计算标准收费最低的是河南，10000元以下部分收3％。{5}（P226）实践中各地律师普遍会提高最低收费额度或计算标准，再算上交由律师“运作”的隐性支出，当事人实际支出额要远远高于收费标准的书面规定。在《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幅度降低法院诉讼费收取标准之后，律师服务相对价格过高这一问题也浮出水面。{6}

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从宏观上主要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决定。律师服务的供给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目前我国律师队伍规模有长足发展，2006年包括专职律师、兼职律师及律师助理在内已达到16万4千多人，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律师数占人口比重仍然很低（见表四）。

表四 世界一些国家律师人数比较[19]

与律师人数少相比，地区间律师分布不均问题更为严重。首先是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差别悬殊。有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地区平均每10万人拥有律师62．7个，与此同时有8个省（市、自治区）每10万人拥有律师不足8个，前者是后者的7．9倍，甚至全国还有206个县没有一个律师。{5}（P223—224）其次，这种不均还表现在律所一般集中在大中城市和县城，几乎不会立足乡镇，律师办理诉讼业务也以城市为中心，较少覆盖农村地区。

在当前社会环境下，即使聘请律师代理，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有时仍不容乐观。以当事人（及律师）调查收集证据为例，在实践中经常遇到来自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现代社会信息分布和控制呈现结构性不均衡的特征，诉讼涉及的证据材料往往为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如银行、医院、邮局、电信、物业公司）所持有。在信息公开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都尚未实现的条件下，只能由当事人及律师自行向有关单位调查收集证据材料。虽然《律师法》规定律师“可以收集、查阅与本案有关的材料”，“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调查情况”（第30、31条），但没有法律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配合律师调查的义务。在目前，政府职能部门（如工商、公安派出所、房管、民政）会以有内部规定、无配合义务、承办人不在等理由不予配合，银行、电信等单位则会以客户财产状况、通信秘密、通信自由等受法律保护为由拒不提供有关信息。[21]律师拥有的法律职业能力和威望尚不足以打破行政部门和垄断部门对信息的控制。另一个方面，在中国社会特有的“关系”传统下，作为被调查对象的个人（证人）在某些类型案件（比如相邻纠纷、民间借贷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里常常深嵌在特定的关系网络中，律师具有单方利益代言人的固定位置，有时也很难突破这种网状社会结构的束缚。[22]律师反复遇到这些情况，要么束手无策，放弃调查举证的念头，要么投入额外成本，通过运作私人关系收集到所需的资料或证言。{7}{8}

潜在当事人支付能力弱而律师服务相对价格高，律师供给量不足同时分布极不均匀，以及律师服务本身受到社会环境的束缚，这些因素严重制约了律师代理服务的发展水平。笔者依据2002—2006年的《中国法律年鉴》、《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后发现，2001—2005年全国民事经济案件律师代理率约为：

一个案件至少存在两个对立的当事人，因此律师代理件数统计相对于案件数而言有一些重复计算。根据经验性推断，笔者将律师代理件数乘以60％处理，再除以法院一二审收案总量，得出律师代理（至少一个当事人有律师代理）率。从局部地区反映的信息来看，计算结果可能高于实际律师代理率。[23]比国外相比，在律师代理率低于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下，很难期待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能够有效的运转。[24]

当然，在我国目前的司法行政政策下律师并没有垄断诉讼代理服务市场，除律师之外，法律工作者同样是有偿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民事诉讼法也允许非职业人员以公民身份代理诉讼，通常是与当事人有亲密关系的人如亲朋好友，或与当事人无直接关系并收取费用的其他人（由于法律禁止非职业人员为牟取经济利益从事诉讼代理，这部分人通常被称为“黑律师”）。[25]律师代理率低不等于整体代理率低，[26]尤其农村地区法律工作者有效填补了律师匮乏留下的空白，“黑律师”也充斥城乡各地的法律服务市场。法律工作者有时被戏称为“二律师”，一方面说明其与律师承担大致相同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与律师的职业知识、技能、素养存在较大差距。作为律师服务供给不足的阶段性替代，法律工作者群体规模从长远来看将不断萎缩。事实表明，基层法律服务所经过近些年的治理整顿、“脱钩”改制、政府收编等一系列政策的施行，以及基层调解工作的重新崛起，代理诉讼量持续减少。{9}（P11）“黑律师”良莠不齐，整体素质较低，不仅干扰了司法服务市场的正常秩序，滋生司法腐败问题，从制度层面上也难以将其作为配置司法权力/诉讼权利的一个结构性因素。农村地区潜在当事人自身文化程度偏低，支付力弱，法律服务市场又基本由基层法律工作者和“黑律师”把持，进一步恶化法律服务的质量，形成了法律服务的“城乡二元结构”。这种法律服务市场的二元结构对诉讼模式改革具有微妙而深刻的意义。

结 语

当前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普遍比较微弱，这种特征又因地区差异、城乡差距而被放大，最终会对司法样式或诉讼模式的型塑产生深刻的影响。前一阶段单向度、总体性的司法改革思路取得了许多积极的社会效果，但其与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这一基本国情之间的紧张也日益突出。司法纠纷解决力一定程度的弱化从一个角度折射出这种思路的局限性。为了改善法院的司法能力，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法院不宜过于匆忙且步调一致地收缩司法权力，而应当立足长远，因时因地逐步实现诉讼样式的转型。在坚持改革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改革方案至少可以作以下两方面的微调：

其一，在扩大当事人诉讼权利范围和提高权利行使自由度的同时，注重提高司法权力的效能。提高司法权力效能意味着将司法权力维持在一个适当范围（在当前中国不宜限制得太窄）内，提高司法权力的可利用性、可取得性，以及利用的程序公正性。提高司法权力的效能不等于扩大法院的司法权力范围，后者难免有寻租甚至设租（“设卡收费”）的倾向，有损司法的公正性。简言之，提高司法权力效能就是“该缩减的缩减，该维持的维持，该补强的补强”。针对原有的司法权基本不受约束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前一阶段将司法改革的重心放在缩减和规范法院权力无疑是正确的，但今后应当同样关注维持和增强司法权力，提高司法权的效能。在微观制度层面，例如可以推广法院调查令的做法，规范调查令申请和发放的程序，提高调查令的法律效力，缓解当事人及其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规定法院释明的义务，尤其在当事人文化程度较低又未聘请诉讼代理的案件中；加强法院对程序利用诚信度的控制，加强对滥用诉权行为的规制。在宏观制度层面上，国家应提升法院在整个政治框架内的地位（如提高最高法院院长的党内职务，下发文件要求各机关部门支持和配合法院的司法工作，对法院的调查无正当理由不能拒绝，取消相互抵牾的规定或对有冲突的条文进行细化规定），[27]提高整个行政科层体制依法行政的程度，甚至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承担司法运行的必要成本，使法院从地方错综复杂的利益网络中实现某种意义上的“脱域”（disembeding）。

其二，在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法律服务市场又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下，建立多样化的诉讼程序结构。我国从基层法院到最高法院都适用一套大致相同的诉讼程序制度。这套司法制度在社会急剧流动、转型甚至沿着多层面“断裂”{10}（P2—5，P11）的现状面前显得僵硬而呆滞，不能有效的应对社会对纠纷解决的需求。在当事人诉讼能力严重欠缺的偏远农村地区，可以考虑将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改为小额诉讼法庭，实施职权干预司法模式。在城镇，对某些矛盾集中且一方当事人诉讼能力弱的诉讼类型，比如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权益保护，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管辖法庭，法院实行较为能动的司法方式，不贯彻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增加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扩大对贫困当事人提供免费法律援助的覆盖面，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社会转型时期，安排好国家与社会关于纠纷解决资源配置关系是一个事关能否有效解决社会纠纷，维持社会秩序的关键问题。此前理论界及实务界普遍倾向于提高社会在解决纠纷中的作用，利用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秩序和进行自我调节，减少国家（法院）对纠纷解决的干预。其表现在一方面倡导诉讼审判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型，另一方面强调在正式审判制度之外利用社会力量和资源来解决纠纷（即非诉讼纠纷解决）。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已经表明，后发国家通过市场化追求现代化的过程离不开一个高效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政府系统履职不力，虚弱无能，会使转型国家陷入混乱和瘫痪。{11}（P55—57）中国在推行改革过程中应当引以为戒，既要充分发展和利用市场机制，又要将国家能力保持在比较高的强度。在司法审判领域，同样需要国家（尤其是中央政府）有所作为，构筑适应时代所求与社会所需的司法模式，在本文即指有效能的司法模式。

【注释】

[1]诉讼通常由“法院一双方当事人”即所谓的三角型关系构成，从主体属性上可以区分为裁判者（法院）和争议者（当事人）。

[2]关于“诉讼人”构成司法制度及理论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参见苏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

[3]如无特别说明，本文引用的判决书均来自北大法律信息网：http：//。

[4]如“唐山裕达隆鞋材有限公司与任正华等不正当竞争纠纷上诉案”，（2007）冀民三终字第25号；“嘉善百事顺纺织印染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南海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上诉案”，（2007）佛中法民二终字第375号；“蓝司与佛山市富菱电梯实业有限公司修理合同纠纷再审案”，（2005）佛中法民二再字第48号。

[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若干意见》指出：“人民法院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主要任务是：增强惩罚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增强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增强依法处理矛盾纠纷，保障社会和谐的能力；增强支持和促进依法行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能力；增强在司法领域保障人权，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能力；增强正确适用法律、公正高效司法，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能力。”从民事审判角度可以归纳为纠纷解决力和司法影响力两个主要指标。

[6]关于最高法院对社会经济影响力的一项深入研究，参见侯猛：《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以司法的影响力切入》，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当然对法院的司法影响力也不宜估计过高。法院对于一些难以解决的纠纷仍或明或暗的拒之门外，如仍不受理因拆迁补偿安置引起的纠纷，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事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补偿安置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2005年7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35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5）9号）。

[7]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之前一项相关研究无疑是失败的。参见苏力：《基层法官的司法素质——从民事一审判决上诉率透视》，《法学》2000年第3期。

[8]近些年来媒体关于涉法信访长篇累牍的报道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判断。例如，石国胜：《上半年涉法涉诉信访占八成》，《人民日报》2005年9月26日，第十版；訾晓燕、高启洪：《涉法信访缘何居高不下》，《甘肃法制报》2005年4月20日，第一版；李伟：《涉法信访节节攀升》，《四川日报》2004年7月29日，第二版。

[9]比如，社会转型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流动让贫困地区的人见识了外面“精彩的世界”，相对剥夺感会加剧；比如，媒体有选择的报道和追踪会影响公众对司法现状的认识和评价；再比如，通讯技术的发展极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也增加了信息控制的难度。

[10]伍琦剑教授把司法裁量划分为三种，即以事实为基础的裁量（fact—based discretion）、自利性裁量（self—Interested discretion）和意识形态化的裁量（ideological discretion）。她认为中国法官的司法裁量权很少受到法律的限制，导致司法腐败、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的政治正确高于严格适用法律、终审不终等问题滋生。参见Margaret Y．K．Woo，Law and Discre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ourts，Pacific Rim Law & Policy Journal 8（1999），p．3．

[11]正向的比如保留了法院对撤诉进行审查的权力（民诉法第131条），二审法院超越上诉请求审查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权力（“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80条，“关于原审法院确认合同效力有错误而上诉人未对合同效力提出异议的案件第二审法院可否变更问题的复函”（1991年8月14日法（经）函（1991）85号），反向的比如没有规定法院裁判对象受当事人主张的拘束。

[12]所谓司法权收缩是相对过去而言，与改革目标（第Ⅳ种样式）相比仍显得很宽泛，行使也更积极主动。事实上当事人很多不满不是因为法院“不管事”，而是“管太多”引起的。

[13]在西方社会，经过两项宏观制度性变迁（市场经济及社会生活样式的发展，长期基本稳定、渐进演变的法治及司法制度）和一项具体制度设置（律师代理），已经将当事人规训到基本保证与审判者契合的程度。换言之，当事人对司法的诉求已经隐而不显，无须给以特别的关注和强调。参见苏力：《司法制度的合成理论》，《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中国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14]法律服务市场的发展状况并非由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简单决定的，根据有学者的分析，至少还包括接近法律服务的便捷程度，而这一因素主要是利用服务的当事人和提供服务的律师的主体间互动。参见王亚新：《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

（一）》，《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3期。本文仅一般性地描述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整体状况，因此省略了更为微观的考察和分析。

[15]城镇家庭可支配收入＝家庭总收入－交纳所得税－个人交纳的社会保障支出－记账补贴，即居民家庭可以用来自由支配的收入。农村住户纯收入＝总收入－税费支出－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生产性固定资产折旧－赠送农村亲友支出。参见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主编：《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版，第382页。

[16]根据《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用东、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减去生活消费总支出分别剩余1382．00、723．

28、396．

29、963．74元，这部分钱还需用于再生产投入。

[17]事实上城镇居民每年的诉讼费（含律师费）支出也相当有限。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杂项服务支出仅占消费总支出的1．31％，总数113．9元。这是全部无法归入七大类服务支出的其他服务支出的总和，法律服务支出仅占其中很小一块。

[18]程永宏：《改革以来全国总体基尼系数的演变及其城乡分解》，《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基尼系数0．4为国际通用的收入差距警戒线，中国自1992年以来已超过。

[19]中国2006年数据从《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所得。其余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20]截至2006年日本律师人数也仅2万名左右。该国控制律师规模与贯彻法律职业精英化理念有关，司法考试通过比例一直维持在3％左右。当然，该国诉讼代理率仍然很高，参见下文有关内容。

[21]如国务院2000年第29l号令颁布实施的《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规定：“电信用户依法使用电信的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对电信内容进行检查。电信业务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擅自向他人提供电信用户使用电信网络所传输信息的内容。”电信部门通常以此为据拒不配合律师的调查取证。

[22]笔者在一项有关证人出庭的实证调查中，不时发现证人因与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借故不接受律师询问或应邀出庭作证，又表示会接受法院的调查。

[23]如北京地区2003年共审结民事经济案件17．3万多件，其中有律师代理诉讼的占16％。刘晓玲：《八成民事案件不请律师》，《北京青年报》2004年2月12日，第三版。根据笔者的计算同年全国律师代理率为14．9％，考虑地区经济及法律服务发展程度的差异，这一数据要远高于实际情况。

[24]以表四所列外国中律师占人口比例最小的日本为例，1991年地方法院审结的民事案件中一方或双方都有律师代理的达到86．1％。转引自肖建国：《民事诉讼程序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25]有学者指出在基层农村活跃着一群“赤脚律师”，免费为农民代理打官司。参见应星：《“迎法入乡”与“接近正义”——对中国乡村“赤脚律师”的个案研究》，《政法论坛》2007年第1期。我认为无需将其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型予以分析。首先，如作者所言，“赤脚律师”代理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其次，实际运作中他们在边界（是否追求经济利益）上很难同“黑律师”区分开来。

[26]如2005年全国法律服务工作者办理诉讼事务646424件，按绝大部分是民事经济案件来算，接近该年律师代理民商事案件总数的一半。

[27]如前文提到的《电信条例》第六十六条在内容上与法院的民事案件调查取证权有冲突，应当总结实践经验进行合理化调整，不能使行政机关以行政规章、部门规章甚至内部规定为根据拒不接受法院的调查。

【参考文献】{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M）．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王亚新．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与民事审判的交织——以“涉法信访”的处理为中心（J）．法律适用，2005，（2）．

{3}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2007中国城市（镇）生活与价格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4}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5}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庾向荣．律师收费也该降降了（N）．南方周末，2007—05—03（6）．

{7}刘海．律师调查取证为何难于上青天？（N）．上海法治报，2006—09—19（3）．

{8}杜永浩．民诉法应赋予律师独立“调查取证权”（N）．新京报，2007—06—29（2）．

{9}傅郁林．中国基层法律服务现状与发展——一农村基层法律服务为窗口（A）．傅郁林．农村基层法律服务研究（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10}孙立平．断裂_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篇5

建筑材料课程是高职土建类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整个教学体系中，没有前导课程，也没有明确的后续课程，所以，这门课程在很多人眼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一门课。然而，恰恰是这种既无前导课程又无明确后续课程的课程却更能符合人才培养的“榕树理论”。“榕树理论”认为，榕树的地下根、地面根、地上根以及枝叶同时立体生长，最终造就了榕树的坚不可摧。人才培养的“榕树理论”就是让高职生在大一阶段扩展基础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开始学习专业课程，增长专业知识，使理论基础和专业能力同步增长。建筑材料这门课恰恰符合了对基础知识要求不高而且本身又可以提高学生专业知识的要求，因此，对这门课程的教学进行改革，提高其教学效果，不仅可以使学生尽快进入本专业的学习状态，并提高其专业能力，而且可以对大一开设其他的专业课程教学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

一、对高职建筑材料课程教学存在问题的反思

(一)对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

由于“建筑材料”这门课程的教学对学生基础知识没有过高的要求，因此，大多数高职院校都会把这门课排在大一的第一个学期开设，以此来减轻后面几个学期开设专业课时的排课压力。然而，第一个学期大量开设的课程都是数学、英语、政治等公共基础课程，只开设建筑材料这一门既非基础又非专业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这门课程不自觉地就被其他课程同化了，老师讲课时都采用了同样的教学方法，学生在学习时也是采用同样的学习方法，甚至很多人直接无视它。在师资安排方面，由于对这门课程的重视不够，高职院校往往会安排新进的年轻教师或者授课经验较少的老师来上课，用这门比较“次要”的课来锻炼老师的教学经验。另外，从学生角度讲，刚刚从高中阶段进入大学阶段，学生的思想还停留在高中阶段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学习阶段，还不会去主动思考课程之间的关系，加上建筑材料这门课的课时数通常都比较少，很多学生也对这门“小课”引不起足够的重视。

(二)对实验的重视程度不够

目前，建筑材料课程教学通常采用传统的讲课方式，即先从整体上讲材料的基本性质，然后分别讲工程常用的结构材料和功能材料的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能，有条件的院校会穿插一些实验的内容。但是，由于对实验重视程度不够，以及课时数量的限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把实验课时压缩了，基本上开设的都是砂浆、混凝土、钢筋等常用结构材料性能的实验，并且由于师资力量较弱、实验条件不太完善，实验效果也不理想，最终只能达到熟悉操作方法的目的。

(三)对实验结果的分析深度不够

建筑材料课程中的实验部分内容比较多，大致包括水泥实验、砂石料实验、混凝土实验、砂浆实验、烧结普通砖实验、钢筋性能实验、石油沥青实验等。有些高职院校虽然也按照教学计划开设相应的实验课程，但是却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引导学生对实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也没有提出一些应用性的问题让学生做深入思考。例如，混凝土坍落度太大对浇筑的混凝土构件会有什么影响?混凝土养护不到位会出现什么后果?为什么同样强度等级的混凝土试块强度却相差很大?为什么钢筋拉伸实验时达到强化阶段后应力曲线会下降?等等。这些问题如果老师不加以引导，学生基本上不会提出来，更不可能去主动思考和分析。而恰恰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却是培养和提高高职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习惯的最佳途径，也能最大限度地培养高职生将来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因此，实验课上只做实验而不去引导学生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探索，其结果只能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实验教学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四)与工程实际应用的联系程度不够

建筑材料课程不但能为其他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能够直接用来分析解决一些实际工程问题。例如，混凝土构件的开裂可以用水泥凝结硬化过程的收缩性来解释，并可以通过加强养护和优化配合比等方法来解决。再如，某次地震中建筑物因为材料质量不合格而导致损毁严重，实际工程中经常出现的由于管理不善而导致水泥受潮失效等，这些问题均可以从建筑材料这门课中找到答案。但是，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很少能够联系工程实际问题来进行教学，不但影响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而且使学生无法把握学习目标，从而难以提高学习兴趣。

二、高职建筑材料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实验教学

首先，要从思想上重视这门课，选派优秀的授课教师。学生都是怀着梦想却又懵懵懂懂来到大学，如果大一第一个学期的建筑材料课能够使学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能够培养一些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必将极大地激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为后续课程的教学带来良好的影响。其次，要重视实验教学。因为高职生入学分数普遍较低，并且有部分学生对高中阶段的教学模式产生了一定的厌倦情绪，不喜欢纯粹的抽象理论的学习，而更喜欢动手操作方面的学习。高职院校如果能够在大一第一个学期通过生动的实验教学重新唤起这些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充分的自信，也必将激发这些高职生的学习热情和潜能。

(二)改变教学思路，讲解泛中求精

建筑材料这门课程知识点多并且分散，实验内容也比较多，如果不分主次地把所有实验全部做完，不但时间不够，而且容易使学生产生浮躁情绪，不利于学生分析能力的培养。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在泛讲的基础上，选取几个重要的实验有计划地“精做精讲”，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分析，在分析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分析问题的兴趣，而把其他的实验要分析的内容作为疑问留给学生自己。例如，可以选取实际工程上用量最大的混凝土的性质作为突破口进行深入分析。首先，将学生分组，各组拌制不同标号和不同坍落度的混凝土，让大家练习坍落度的测量。然后，将拌制的混凝土制作成标准立方体试块，分别放在不同养护条件下进行养护。达到养护时间后拿出试块进行外观对比，引导学生对比不同坍落度的混凝土浇筑的试块以及不同养护条件的混凝土试块的外观有何不同，并且引导学生对看到的现象进行分析思考：为什么坍落度太大的混凝土试块表面会有很多空洞?为什么坍落度太小的混凝土试块表面会不够光滑?为什么养护条件不好的试块表面会出现细小的裂纹?等等。通过对比分析和思考，学生会有很多的感悟。接下来，老师再带领大家将这些试块放在压力机上压碎，如果有条件还可以对过程进行录像并慢速回放，引导大家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为什么有的试块抗压强度高而有的低?为什么有的试块破坏时会出现很多均匀裂缝而有的试块却会出现一条明显的大裂缝?等等。这么多的“为什么”在老师的引导下一个一个地被学生分析出来，不仅能够大大提高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而且会使学生的兴趣和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

(三)改革教学方法，理论实际并重

建筑材料课程的特点既不同于数学、物理等公共基础课，同时也不同于其他的专业课程，因此，在教学中既不能像公共基础课程那样只讲理论，也不能像专业课程教学那样进行大量的动手操作练习，而应该通过一定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例如，可以采用案例教学法：当讲到水泥凝结硬化过程中的`收缩性质时，可以利用教室墙面上的裂缝进行现场分析，或者采用其他工程上的开裂图片进行讲解，使学生直观地感受到水泥凝结硬化过程中的收缩而导致的混凝土或水泥砂浆的开裂情况。再如，可以采用对比教学法：当讲到混凝土养护条件对混凝土强度的影响时，可以专门制作几组试块放置于不同的养护条件下进行养护，并在压力机上进行压力实验，对比其强度大小以及破坏特征，并引导学生对其原理进行深入分析。另外，还可以采用现场教学法：带领学生到施工现场观察分析由于混凝土和易性不好而引起的浇筑质量缺陷，带领学生到钢筋加工厂学习钢筋的加工过程，直接体验钢筋的工程性质，带领学生到出现质量事故的建筑工地或正在拆除中的工地，让学生尝试分析结构破坏的形态和材料强度对破坏形式的影响，等等。总之，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不但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现场分析问题的能力。

(四)改革考核手段，重视分析能力

建筑材料这门课程和其他专业课有很多相似之处，其培养目标既有基本概念和相关知识的要求，同时也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要求，因此在考核方法上也应该做相应的改革。即在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掌握程度的同时，对学生的分析能力也要进行考核。例如，可以利用假设场景让学生进行分析，或者利用实际工程中的案例让学生进行分析等，以此来考核学生对基本知识的灵活掌握程度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五)加强校企合作，扩充教学资源

加强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永恒不变的话题，开展校企合作不仅可以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企业，同时可以给教学活动提供更多素材。例如，高职院校和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合作，不但可以弥补学校实验设备的不足，而且可以利用检测中心的项目为教学提供更多生动的案例。综上所述，建筑材料课程是高职土建类各专业都开设的一门专业基础课，通过对这门课程教学思路的改变以及教学方法的改革，不但能够从大一就开始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能够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对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谢丽娜，傅睿.案例教学法在“建筑材料”课程中的应用[J].常州工学院学报，(2)

[2]任胜义.高职建筑材料课程与教材改革构想与实践[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9)

[3]陈伟，徐亦冬.建筑材料课程项目驱动法教学改革[J].高等建筑教育，2015(3)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篇6

当前初中数学素质教育非常苍白，只有课标、教材和教辅，没有生机、活力，更没有灵魂。长期以来，我们所传授给学生的数学知识，只剩下一副枯瘦的骨架，它只有知识、技能和思维，缺乏一些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结果使得有许多学生感到数学枯燥无味、害怕学数学，甚至不喜欢学数学。课堂教学效率是课改的第一生命，只有关注课堂教学效率，课程改革才能深入，“减负增效”的课堂教学新秩序的建立才有可能成为现实。当前数学教学中的不良现象具体表现为：（1）对新课程理念的认识肤浅，表现为“理念已接收，行动仍依旧”；（2）教学预设有余而生成不足；（3）教学中对学生引领有误，使学生的学习方式变形；（4）授课方式盲从，集体备课中迷失了自己独特的教学个性，跟着感觉走；（5）媒体运用盲目，以往的“人灌”变成了“电灌”；（6）启迪方式不当，教学中常讲不到关键处；（7）教师承包太多，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意识都得不到最佳的发展；（8）体例变式拓展不够，学生的应变能力得不到加强，也不利于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整体把握；（9）互动流于形式，只有让学生独立思考后的学习才是真学，教学中不仅要看到学生的积极参与，更要看到学生的有效参与；（10）在教学中常常只重结果而轻学生思维发展和经验丰富的过程。

中学数学基础教育改革现状及发展趋势

当前我国中学数学教育的大致情况是，学校里爱好数学、成绩好、又觉得比较轻松的学生不太多，多数学生对学习数学缺乏兴趣。花的力气不少，但成绩并不好，数学成了学习的负担，拦路虎。大多数学生很难达到理想的数学水平和能力。其中有课程标准要求过高的原因；有教材内容过多过繁的原因；有教师水平不整齐，教得不够活的原因；更有现行评价体制的原因，因为数学是主科，总归是要考的，应试、要考高分的牵制力是很大的。

我国现行的课程新标准较以往的课程标准，显然是先进了不少，更符合国性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其制订的基本理念是突出体现基础性、普及性、应用性、发展性、创造性，现阶段看来是合理的，课程新标准要求数学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也完全符合数学文化素质的内涵。

课程新标准界定了数学素质的内涵，其中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的发展更是精华；把数学看成是工具，用以处理数据、进行计算、推理和证明等；把数学看成是为其它科学提供语言、思想和方法的基础学科；把数学看成是培养推理能力、抽象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手段；把数学看成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后二者是十分重要的理念，这就为数学的素质教育各个环节拓宽了视野，开启了思路。

下面提出中学数学教育要深入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教育思想。历史经验表明，数学教育的目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在一定时期又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里谈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即将跨入的21世纪，随着数学和其他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总体来说，对学生的数学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方面已有很多著作和文章在更广泛和深度上有所论及，不再重述。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国中学数学教育，一方面要在基础知识、基本训练方面为学生打下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要着力培养学生具有探索和创造精神，具有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具有把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和社会行为等转化为数学问题加以论证和评估。前者有我们的长处，又是后者赖以发展的基础；而后者是今后的发展趋势，我们在这方面有所不足，今后应大力加强。

这就要求中学数学教育要改变单纯知识传授而忽视应用的旧观念，要把传统有用的数学基础知识同应用较广泛的新知识和方法融合在一起，建立新的教材结构。

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其二，中学数学教育要从“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轨道，努力做到把升学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统一起来。多年来，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思想一直困扰着有些学校的广大师生，增加学生负担。例如高中三个年级的数学课程，提前一年结束，剩下的时间围绕模拟高考试题、进行高难度的题型训练，大搞题海战术，以应付高考，争取跨越“独木桥”。初中升高中有的地方也仿效高考的办法，余波所及，有的小学也不平静。这种“应试教育”思想几经批判，也没有解决，或者说在某个时期表面上解决了，实际是“越演越烈”。这有来自社会的压力，也有教育内部的压力，这里不多谈。根据我国现实情况，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和高中毕业升入大学的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要就业，而且出路是比较广阔的。现在应该下决心把中学数学教育从“应试教育”转向提高全民族素质的轨道上来。否则，势必使我国中学数学教育沿着错误的轨道形成恶性循环，有碍提高学生数学素养，不利于面向21世纪人才的培养。

（二）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课程教材内容。信息社会对数学知识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使中学数学教育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关键在于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课程教材内容。我们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会针对我国现行中学数学课程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五个方面研究课题中，有关课程教材的研究课题有11项。如教学内容的选定、组织、重点的确定应当用什么思想和观点指导；新教学内容如离散数学、集合逻辑、概率统计、向量、微积分等在中学进行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传统数学教学内容的精癣提炼与改革，特别是几何教学的改革；数学应用与应用数学；能否用一种统一的综合结构取代代数、几何分科等。这些问题的研究，要切实从本国的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从培养人才的需要出发；要充分考虑大多数学生和教师的水平及设备条件；要研究良好的教材结构；要根据学生就业和升学的不同需要，研究课程的类型与水平，统一性与区别化。总之，要想想需要与可能进行可行性改革论证。

法学实践教学模式的改革与反思 篇7

关键词：法学教学,实践教学,教学改革

一、我国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

传统的法学教育片面地强调法律知识的灌输和学术理论的探讨, 忽视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 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 法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法学教育的生命在于其“实践性”, 实践教学有利于形塑学生法学专业思维、强化学生法律实务技能培养, 但是长期以来, 法律实践在大学的课堂教育中缺位,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法律技能整体水平较低, 法学学生的职业素养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法学教育出现“热专业、冷就业”的尴尬局面, 而连续几年的低就业率又导致了法学专业的招生数量和规模出现下滑。生源和就业危机的叠加效应, 使法学院校改革迫在眉睫。

二、国外的实践教学

在国外, 英美法系国家的检察官属于公职律师, 法官从律师中产生。法学院集中力量进行律师的技能训练, 法律教育就是律师职业教育。法学教育的任务在于为学生提供分析和解决法律事务方面的各种技能, 因此极其重视实践环节, 法律诊所、两造对抗等法律教育方式被系统开发出来。在大陆法系国家, 德国法学教育设置了层次分明的有制度保障的实践教育模式, 法学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职业预备期两个阶段。同属于大陆法系的日本, 其法学教育最初设定为一种法律修养式的教育, 偏重于理论训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逐渐改变了法学教育理念, 引入以技巧训练为核心的实践教育。

三、我国法学实践教学改革现状

(一) 法律院校的改革。

各法律院校在反思传统法学教育模式弊端的同时, 也开始借鉴国外法律职业教育的有益经验:专门开设了“模拟法庭”、“法律实务”、“诊所式课程”等以技能训练为目标的实践性课程。例如,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从2006年开始全面推广讨论式教学, 并于2008年正式开设独立的模拟法庭实训课, 作为研究生阶段的必修课程。中国人民大学于2007年正式组建了法学实验实践教学中心。此外, 不少法学院开始着手实施“高校—实务部门联合培养”机制, 例如, 西北政法大学已经探索并形成了一整套的机制, 包括青年法学教师兼任基层法院法官助理、优秀法学教授挂职基层司法机关领导职务、法科研究生担任法官助理与检察官助理的实训。这些措施有效促进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深度衔接, 在高等法律院校中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二) 国家的重视。

国家从政策上对法学实践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重视。2011年12月, 教育部、中央政法委联合制定“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 该计划任务之一是“强化法学实践教学环节”:加大实践教学比重, 确保法学实践环节累计学分 (学时) 不少于总数的15%。加强校内实践环节, 开发法律方法课程, 搞好案例教学, 办好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充分利用法律实务部门的资源条件, 建设一批校外法学实践教学基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我国进入“建设法治中国”的崭新阶段。适应依法执政、科学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高效高质量法律服务的需要, 国家和地方相关部门及高校开始注重对高层次法律专业人才的培养, 尤其是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意识的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法律专门人才。

四、法学实践教学改革模式探索

当前法学实践教学应当紧密结合区域实际及学校办学资源和办学定位, 追求特色方向发展、服务地方需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 以实际能力培养为重点, 依托行业, 确定实践教学改革模式。

(一) 教学体系设计。

教学体系的设计上, 根据教学内容的循序渐进和学生认知水平的梯级提高过程, 制定一个从单一到综合、从简单到复杂, 层次递进的完整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二) 实践环节设计。

通过改革授课模式, 在“讲授式”教学基础上增加实践教学环节比重, 制定法学教学案例库, 以案例为载体, 在掌握法学理论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的思辨精神;通过模拟法庭课程的设置, 学生对案件处理过程进行全程演练, 仿真实践与全真实践相结合, 培养学生程序意识和程序操作能力;通过在法律诊所的实地演练, 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以岗位需求为基础, 完善课内案例教学、模拟实践、全真实践、观摩实习和顶岗实习相结合的实践性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以课程为载体, 通过法庭辩论课、疑难案例研究、模拟实践平台课、法律职业道德、实训实习课等训练学生职业能力、提升职业素质。

(三) 与实务部门合作, 尤其是与政法机关等法律实务部门合作, 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联合培养机制。

共同制定联合培养方案, 共同组织教学团队, 共同建设实践基地。并使之成为学生参与司法实务的重要平台, 吸引法律实务部门加入到学校人才培养工作中来, 学校与实务部门充分利用对方优势资源, 提高人才培养模式和法律实务需求的契合度, 实现教育与行业的双赢。

五、结语

案例式授课模式, 需要教师在教学中运用一定的策略, 巧妙设计研讨题材, 掌控互动环节局面。模拟法庭实验课程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 能够实现模拟法庭实验教学的多元目标。邀请实务部门专家全程指导和评议, 既要关注程序的模拟, 又要注重实体法的运用、司法文书的写作、庭审技能等训练, 避免模拟法庭实验沦为程序化的表演。同时, 应与实务部门进行深入的合作, 共建法学教育实践基地, 使学生实际参与到案件处理过程中, 而不仅仅是从事案卷整理、信件接收等边缘性工作。

参考文献

[1] .徐立.美国的法学教育及对我国的启示[J].法学杂志, 2010, 12

物业管理模式反思及改革论文 篇8

【摘 要】当前课堂存在着课改理念先行，教学与实践脱节，生本课堂有“名”少“实”的情况。基于此，浙江省奉化市教师进修学校开展了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改革”的主题调研，通过课堂观察、数据分析，客观呈现事实，发现课堂上师与生、动与静、个体与合作等结构方面存在着若干问题，从而引发思考，提出引导学校教研组、教师重点突破，改进教学行为，深化课堂教学结构改革的设想，以提高教改实效。

【关键词】课堂教学 结构改革 生本课堂 真实学习

课改进入新的攻坚阶段。课堂在生本理念的烛照下，“学为中心”“以学为主”“先学后导”等教学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大家的共识。但是走进小学课堂，不难发现，课堂上师本为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依然盛行。课改新理念、新思想对一线教师的影响，大多还停留于认识上、理论上，与其教学行为及日常的课堂实践脱节严重。

为了把握当前课堂的真实情况，激发课改动力，我们围绕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改革”这一主题，开展了课堂教学主题调研，开发设计了主题调研课堂观察表，组织开展课堂观察，试图跳出教师个体价值，从学校教研组、研修团队整体面貌着眼，积累数据、呈现事实、发现问题，以期引发大家的共同关注和思考。

一、观课角度说明

为了能有效地展开本次调研，针对目前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实际，我们设计了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结构改革”主题调研课堂观察表（见表1）。

“课堂教学结构改革”主题调研观课视角，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关注：

1.对两大课堂主体，即教师和学生的关注。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两条主线入手，进行现场观察追踪，从主体活动情况中感受课堂的倾向性。

2.对两大活动要素，即时间与频次的关注。利用手机计时功能，结合过程描述，把课堂上师生的活动内容、频次及时间尽量如实记录，从活动内容的指向性、关联性和时间、频次比中，发现课堂教与学的关系及学生学习面貌等。

3.对两种学习活动，即书面活动与合作活动的关注，观察学生课堂学习形态，了解学生的真实学习生活。

二、观课情况分析

本次调研，我们确定了两所试点学校作为城区和农村学校的代表，进行跟踪调研。两个教研员分头对各学校的观课小组进行了观课技术培训，尽量提高观课数据的真实性。表2为最后整理形成的六节研讨课观课基本数据情况。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观课技术的问题，更由于语文课堂师生活动胶着频繁、难以分解等原因，观课数据存在不准确、不精细的情况，而且也的确难以做到完全准确、科学。但是，从大趋势、大方向上看，这些数据的确也能反映一些事实，客观呈现一些问题。下面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教与学的结构问题

从“教师活动频次及时间”来看，上述六节课，教师的平均活动频次11次左右，花时近14分钟。可以看出：（1）教师占据课堂时间不足一半，课堂时间基本上倾向学生，体现以学为主；（2）教师占时还是偏多，平均用时超过三分之一；（3）教师活动频次过多，在课堂上呈现频繁切换、头绪繁多的状态，教师到底把时间花在学法指导、示范讲解上，还是点拨引领上，重点不明显。

（二）动与静的形态问题

从“学生书面活动频次及时间”来看，学生一节课中从事书面活动平均在4次6分钟左右。可以看出：（1）课堂上学生参加语文学习，有口头形态，也有书面形态，课堂有动有静，不单一；（2）课堂上学生的主要学习形态还是口头形态，书面活动还是不足，达不到“每节课书面活动时间不少于8分钟（低年级）”的省教学规范要求；（3）追求结果的意识太强，教师对学生书面学习结果的关注，超过对学生书面活动过程的关注，学生良好的书面活动习惯的培养、学习过程中思维的参与、练习过程中通过评价引导学习活动的深入等，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评价就事论事，学习张力不足。

（三）个体与合作的问题

从“学生合作活动频次及时间”来看，合作学习发生的频次不多，平均每节课2次左右，用时1分钟上下，与每节课近十多次十几分钟的个体活动相比，合作学习方式处于“偶尔为之”的地位。具体体现在：（1）学生的课堂学习活动主要以个体活动为主，合作学习太少，有的整节课都没有一次合作学习；（2）合作学习缺乏方法和过程的引导，有合作之名，无合作之实，类似“乌合之众”流于形式；（3）合作交流，以师生为主，极少生生交流。以教师为中心，师问生答，一问一答，教室内多数学生与教师一人产生信息交流，单线、单一，没有形成多元、立体的生生学习路径，学生资源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

（四）课堂活动总频次的问题

课堂总是以时间为经线，纵向推进。撇开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不同身份，单就课堂活动频次进行统计，每节课平均活动频次超过25次，从中不难看出：（1）课堂时间是个恒量，每节课40分钟的时间里，学生要经历二十多次的学习场景切换，场景停留时间长的四五分钟，短的不足一分钟，课堂内容太多，节奏太快，学生容易被动、疲于奔命；（2）课堂时间完全被碎片化，时间的碎片化意味着学生思维、情感的碎片化，学习活动浅尝辄止，教师与学生一直做着短兵相接的“游戏”，课堂蜻蜓点水，深度不足，不利于真正深入的学习活动的开展；（3）教师是课堂活动的主推手，学生学什么，怎么学，用多少时间学，全部由教师指定、安排、控制，教师极其强势，学生亦步亦趋，自主性无从谈起。

从上述观课数据分析及观课体验中，我们真切、感性地体会到当前语文课堂上，学生学习生态的不理想、不健康、不自主，课堂上以教师为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形态占据教学主流；教学着眼点还是教师的“教”，而不是学生的“学”；教师对课堂上学生学习活动的建构、设计的意识和能力均显不足。深化课堂教学结构改革困难重重。

三、关于课堂教学结构改革推进策略的思考

著名教育专家李炳亭先生有句话说得好：无论你的愿望多么美好，无论你的能耐多么强大，毕竟你不能代替儿童的生活和成长。课堂教学结构改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把学生放回主位，把学习权、成长权还给学生，让学习真实发生。

而综观语文课堂教学存在的诸多问题，大家经过分析认为，核心问题还是课堂主体归位的问题。要真正摆正课堂上“师与生”“教与学”的关系，以生为本，转“教”为“学”，才能保障课堂上学生的学习时间，才能构建完整、有序的学习过程，突出学习体验，以此达到调控课堂结构，使课堂结构更趋科学、合理、优化的目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实践。

（一）从设计学习目标开始

推进课堂教学结构改革，就是要凸显课堂学习的主体——学生。要从“教中心”向“学中心”转变，首先要转变立场，明确立足点，变“教师立场”为“学生立场”，从“备教案”向“备学案”转变。“学案”的核心是“学习目标”，要设计明确、适宜、可操作性强的学习目标，以学习目标统领过程，选择学法，建构课堂，把握节奏，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课堂面貌，建设“生态”课堂。

（二）关注学习目标的达成路径和方法

要重视学习方式、学习路径的设计和实施。要围绕学习目标，准确把握学情，遵循学生学习的节奏和需求，合理分解过程，保障学生整块、充分的练习时间。要尊重学生，善于倾听学生，交给学生选择的权利，不搞一刀切，不以教师自身喜好包办代替、自作主张。要丰富学生课堂学习方式，开展各种学习活动，如独学、对学、群学、合作学等。学生没有充分自学前，课堂不组织交流，学生没有充分交流前，教师不急于兜售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变“教师讲解为主”为“评价点拨为主”，让学生“先学”“试学”，教师后介入、缓渗透，扭转课堂一直来“学生追着教师跑”的不合理现象。应该明确，学生是学习活动的唯一主体，教师在学生学习活动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适时适宜适度的引导、辅导、指导上。教师的“导”，只是学生众多学习手段中的一种。

（三）建构发展性课堂

把学习还给学生，还要注意改造教师“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顽固思想，充分认识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困惑”“不足”的意义，敢于暴露真实学情，准确把握问题实质，适时开展针对性辅助、辅导，使学生经历由不足到完善、由肤浅到深刻、由粗糙到精细的发展过程。尊重学生情感体验，强化课堂的结构性、层次性、递进性，避免课堂出现平面推移的情况。

（四）强化评价功能

心理学行为主义学派“S-R”理论显示，及时、有效的刺激能够引起良好的反应。教学评价要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全过程。要改变教学中简单、封闭的结论性评价，把评价与反馈，视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契机。要充分发掘学生的学习资源，注意收集、积累能够反映学生学习共性和特性的资料，从单一封闭的教师评价走向多元互动的生生合作评价，在互评互学中，在展示、交流中，引导学生发现共性、明辨差异、打开思路、调整改进，把情感、思维引向深入。还要重视那些与成绩无关的细节性评价，比如参与度评价，学习状态、氛围、态度等的评价。

最后想说的是，推进课堂教学结构改革，是一项艰巨的工程，面临着教师长期以来已经固化的传统思想与做法，很多惯性思维、动作要想调整过来，既需要主观上的高度重视，也需要行动上的积极实践。学校教研组、教师自身要有长时间努力的思想准备，能够分阶段重点突破，积累成果，从而一步一步达成目标。

参考文献：

[1]郭思乐.教育走向生本[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皮连生.学与教的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