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关系研究

宪政关系研究（精选6篇）

宪政关系研究 篇1

我们从被当代人广为接受的角度来定义宪政和法治：宪政是建立在宪法至上、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及保障个人权利基础上的政府体制，而法治则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包括法官在一定限度内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公正和程序公正)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在一个法治国家，法律对政府权力构成透明的、稳定的和理性的约束。

在这个定义下，宪政与法治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另一方面，宪政反过来又保证了法律的内容和形式的公正，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的平衡。事实上，宪政恐怕是人类所知道的实现一定程度法治的惟一途径;同时，宪政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

第一，宪政是自由主义的制度化实现。宪政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建构和规范政府权力，保护个人基本权利，实现有限(但又有效的)政府和个人自由的理念;法治就是这一系列安排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法治的一个核心涵义是“限制性”。在一个法治国，法律对人(尤其是当权者)的行为加以限制和规范，从而成为宪政框架下规范政府行为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第二，宪政体制(尤其是宪政框架下的法治)不仅约束了政府的任意权力，也提升了政府决策的理性。分权制衡、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高级法理念等等，都有利于防止公共决策被冲动、情感、局部利益和短期不理性所腐蚀。法治使人们(包括政府官员)按照长远利益和理性来行事。从这一角度讲，法治一方面限制了政府的任意权力，另一方面使政府更理性和有效，同时更加取信于民。

第三，虽然宪政体制并不完美，但它提供了一个相对良好的制度框架，使得公民个人和社会整体的不同要求可以在其中进行和解、妥协和释放。例如，宪政体制容许不同利益的存在并通过自由民主过程使之和解和释放，而不对这些利益的合法性进行预先设定，这样就避免了未解决的利益冲突的积累，避免大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法治只是宪政一部分的另一个表现是，宪政是法治与人治的结合，是维持法治与人治之间平衡的一种制度和文化安排，也是法治与人治良好平衡的必然要求。

法治虽是宪政的一部分，但也是宪政不可缺少的部分。法治是宪政的必要基础，并捍卫着宪政体制的生存和稳定，没有法治就没有宪政。如果法律仅仅是统治者(立法或执法者)意志的.体现，那就没有法治，也就无宪政可言。要建立稳定的分权、制衡、保护个人权利等各方面的宪政体制，就必须对立法和执法者的权力作出限制，并需要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的法院系统来阐释宪法的内涵和确保宪政框架的稳定。这种限制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治实现的，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通过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公民对法官公正和权威的普遍认同、以及一种特定的法律观(即法至少部分来源于法官独立的法律推理)而得以实现。

宪法条文本身既不具有能动性也不具有限制性。要确切有效地实施宪法条款，我们需要一系列制度和文化安排来执行和保护宪法。法治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司法独立、宪法司法、司法审查、以及对法律(尤其是宪法)至上性的认同在一起捍卫了宪法条文和精神，确保政府的运作符合宪法规定。

另外，法治是保持宪政框架稳定的重要基础。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相反，在一个宪政民主中，如果只有议会有宪法解释权，该宪政框架可能很不稳定，因为如果议会的多数党变了，宪法的解释可能也就变了。

宪政对法治又有什么意义呢?法治作为一种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包括实质

宪政关系研究 篇2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

1、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的, 社会分工得到了深入广泛的发展, 同时, 社会主义并没有消除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局面仍然存在。所以,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 而且商品经济的发展也要求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发挥作用, 因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

2、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需要

目前, 世界经济正朝着国际化、集团化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一个国家都已经不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来求得自身的发展, 世界经济通行的是市场经济。因此, 我国要与国际经济接轨, 就必须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

3、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实现跨世纪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

我国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 必须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否则, 就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和资金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企不分、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原有经济体制, 建立起能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生产要素配置效率, 注重结构优化以及规模经济效益和科技进步效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经济体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其中的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由于我们进行了市场取向改革, 逐渐引入了市场机制。事实证明, 凡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比较充分的地方, 经济的活力就比较强, 经济增长就较快, 经济效益就比较高, 人民生活改善的幅度就比较大, 社会发展态势就比较好。

二、宪政理念的更新与经济体制转型关系密切

所谓宪政, 即以宪法来合理分配和制约权力, 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人权保障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实质是限政, 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地限制, 防止它被滥用, 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 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 保障公民权利, 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 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我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张友渔曾对宪政的概念做过表述:“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 政治组织以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都在这些规定之下, 享有应享有的权利, 承担应承担的义务, 无论谁都不许违反和超越这些规定而自由行动的这样一种政治形式。”

1、市场经济体制下奉行人权至上, 以人为本的宪政理念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宪政理念并非以人权为中心。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宪政理念是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 社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国家权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宪政通过规范对国家权力进行确认来为国家权力服务, 通过强化国家权力来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一切社会目的的实现都是围绕国家权力而展开。所以,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是公民权利依附于国家权力, 国家权力支配着公民权利。由于以国家权力为本位, 因此, 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 国家权力垄断了社会资源。国家权力的运行也奉行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至上, 从而强调个人利益要服从于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私有制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从而便导致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同时权利观念也十分淡薄, 最终导致了宪法的法律性弱化而政治性强化, 从而可以使宪法的存在与国家权力的需求相一致, 而忽视公民的权利因素。然而经济体制的转型则使宪政理念发生了变化。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传统宪政理念逐渐消逝, 取而代之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宪政理念。计划经济思维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无视市场的存在、无视消费者的需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制度安排是以权力为中心, 一切听从权力的指挥, 即使存在市场, 其也是依附于权力而存在的, 不具有独立的自由空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不仅调整宏观经济领域, 而且也调整微经济观领域。而市场经济体制则不再以国家权力为中心, 而是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 重视消费者的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下, 私有制等经济组织形式具有了充分的发展空间, 因此, 私有财产权也逐渐得到宪法的保护。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使公民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有了明确的规范依据。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是前者服务于后者。同时由于权利观念的增强, 公民的义务不再约束权利的行使, 而仅限于防止权利的滥用。宪法不再依附于政治, 而逐渐政治化, 最终转变为保护公民宪法权利的最高法。在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上,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宪法理念之根本在于尊重人性、以人为本、人权至上。

2、市场经济体制下遵从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计划经济体制下, 在国家权力支配下建构起来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元化的, 即国家对社会进行绝对的垄断, 这也是与以国家权力为本位的传统宪政理念相一致的。由于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 从而导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缺乏独立性、市场缺乏自主性。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关系是以国家垄断权力为中心而产生、发展并运行的。由于国家与社会奉行以国家权力为中心的一元观, 从而使私人的领域空间无限萎缩。计划经济体制下, 个人的生、老、病、死都由国家来包办, 个人失去了存在的自主空间。在国家与社会一元化背景下的国家权力则缺乏有效的制约。由于国家垄断了社会, 故而权力制约也就丧失了外部制约的社会基础。在国家权力内部, 计划经济体制由于实行命令与服从的权力支配型的经济模式, 所以国家权力内部同样也存在着集权, 因而难以依靠国家权力的内部制约机制来约束国家权力, 最终导致了虽然宪法规定了国家权力的界限, 但是现实中由于国家权力的集权而在根本上难以达到制约权力的效果, 从而使得“有宪法而无宪政”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避免的事实。而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观为背景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全摒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权力包揽所有社会领域的局面———既调整宏观经济领域, 也干预微观经济领域。市场经济体制下, 由于尊重个人、尊重社会自身的自主性, 因此带来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的二元局面。在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政治国家中, 国家权力不再涵盖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 其对市民社会仅仅起一种引导的作用。国家权力在市民社会领域的活动也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把计划经济条款修改为市场经济条款, 并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 完善宏观调控, 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用市场机制取代计划指令, 把政府的经济权力限于宏观调控领域是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标志。

由于经济体制转型, 传统宪政理念中的权力至上观念也演变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 这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相一致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 政府强大的行政权力虽然在宪法上是有范围的界定, 但是政府权力更多地是外溢于范围之外。这种外溢特点表现为:一是行政权的泛化, 即政府行政干预涉及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二是权力过分集中, 即权力高度掌握在少数人手中, 且缺乏制约;三是政治体制不是在法律范围内组织社会生活的, 而主要是执行强制性命令和指示, 这些特点使政府的权力超出了合理的界区, 而且“权大于法”、“言出法随”的固有观念使人们不得不接受这种外溢权力, 并视之为“合法”。对此, 有学者深刻指出:“既然经济权力高度集中, 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权力也必然高度集中。”也正是由于权力的过分集中从而束缚了市场的发展, 阻碍了经济的前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已对“权力过分集中”提出过尖锐的批判。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则奉行的是权力有限的宪政理念。国家权力也就不再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至上地位, 而是具有严格的界限。这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的逻辑是相一致的。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多元的、自我管理的公民社会是民主社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它可以对权力构成一种“社会的制衡”。

3、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民主化、科学化的宪政理念

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权力至上、固守权大于法的理念, 使得对所有经济活动与行为都选择经济活动外部的政府来进行集中决策, 并通过行政手段来强制实施。企业作为经济实体, 没有丝毫自主权, 只能被动地执行权力的指令、命令, 从而使其不能够根据效率原则自主地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于经济实体自身掌握的信息也均排除于政府权力决策的范围之外。这种非现场决策体制带来的弊端极大地削弱了企业等经济实体发展的积极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过程的非民主性、非科学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决策信息不对称。政府的诸多决策命令依赖的不是市场内部的真实信息, 而是依靠自身的行政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信息汇总后所获得的信息。而在诸多行政等级的信息传递过程中, 信息的失真在所难免, 从而导致决策的非民主化而最终作出了偏离实际经济活动的决策。二是决策迟缓。由于政府部门掌握着决策的权力, 故以及登记森严的行政层次制度来进行决策, 层层上报, 使得每一项决策都必须在政府的办公桌上“排队”等待。行政登记链条越长则决策期限就越长。三是政府对自己的决策并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是相互分离的, 决策主体可以依据权力进行随意决策而无须承担法律责任, 这势必会助长盲目决策、互相推诿等不负责任的行为。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决策过程是一种非民主化, 非科学化的决策过程。

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 决策过程则逐渐走向民主化与科学化。首先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尊重每个经济实体, 从而认真对待每个经济实体内部的真实信息, 而不依靠行政强权来自上而下的获取信息。这样便有利于保证决策信息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同时市场经济体制下排斥行政权力的垄断指令, 强调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实体自我的民主决策, 因而具有内部的民主性, 从而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决策过程的强权性。市场主体的自我决策可以充分调动其发展的积极性。同样对于决策后果的承担, 由于是市场主体自主进行民主决策, 因而其应对自己决策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从而避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强权决策逃脱责任的情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主体、个人等均可以自主决策, 这必定为民主的实现奠定了基础。因为民主的实现是建立在利益主体可以自主表达利益、可以自主决策的基础上的。对于每个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都予以充分尊重是民主实现的必要条件。因此, 市场经济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对民主这一宪政理念的强化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由于市场主体没有独立性、自主性, 不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 不能自主进行决策, 因而不具备民主理念的制度基础。

4、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法治治理的宪政理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社会依附于权力, 法律等规范虽然可以规定国家权力的范围, 但是权力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可以随意超越权力的界限来进行强制性的指令。因此,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等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也依附于国家权力, 一切社会活动不是以规则为标尺, 而是以国家权力为准则。法律仅仅是权利的点缀, 权力可以超越法律规则。在这样的背景下, 人们遇到社会问题往往习惯于找“市长”等政府领导而不是去寻求法律的救济。市场经济体制则是一种尊重规则, 遵守规则的制度。由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具有严格的界限, 国家权力不能逾越公民权利, 否则将要承担责任。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尊重了个体市场经济机制的发展, 逐步促进了人文理想的进步, 使得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政府不能再以统治者的身份来对健全的市场制度指手划脚, 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各种便利。国家权力也必须尊重法律规则, 在法律的权限范围内运作。市场中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也以法律规则为准则来进行。这样便逐渐形成了尊重规则的法治理念, 从而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个人权威、国家权力为本位的人治理念。市场经济活动是以规则为核心的。国家严格立法、执法, 企业和个人重法、守法, 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得以增强, 人们习惯性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中发生的纠纷, 法院、律师、公证等成为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从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三、目前加强中国宪政建设的具体要求

1、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 切实发挥宪法的实际功用

1982年宪法实施至今, 我国的宪法在扎根社会、干预大众生活的广度、深度方面十分有限, 仍然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 更谈不上为人民所热爱。究其原因, 一是在于我们只认为宪法是最高法, 而没有把其最高性落到实处, 没有认识到宪法也是法律, 具有普通法律一样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可诉性和强制性。比如人们公认现行宪法确实是一部体现民主精神的好宪法, 这部宪法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它构成了普通法规定公民权利的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 由于没有宪法诉讼制度, 中国公民还无法运用宪法来进行司法救济, 现实中有许多明明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但在现行体制上无法维权。所以有学者就说, 最高的宪法就像商家悬挂的空气球, 高高在上, 除了有点广告宣传效果外, 对人的行为一点用处都没有。二是公民权利入宪、入法比较滞后。在我国立法活动中, 经济立法、行政立法比较受到重视, 而公民权利立法则比较滞后。比如应当把现实生活中出现的隐私权、罢工权、环境权等问题, 规定到宪法中去, 但却迟迟没有立宪;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 但新闻法、出版法一直未能出台。三是违宪审查制度或者监督宪法实施制度还不完善, 还存在缺位现象。现在人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事例, 违法、违纪有机构负责追究, 但违宪被追究的事件却鲜见于世。这其实与相关制度的缺位和有效运作不够有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都负责监督实施宪法, 但全国人大会期如此之短, 议题和会议代表人数如此之多, 开展监督宪法实施工作的有效性仍值得商榷。

2、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实行依法执政

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是尊重每一个市场个体, 如果党政关系不清, 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未能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则同样会侵入市民社会而打破市场秩序的平衡。市场经济体制下, 市场经济主体日趋多元化,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日趋复杂, 党不可能了解作为市场主体所需的所有市场信息,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党直接干预经济活动, 将使市场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受到影响。某种程度上, 依法执政也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逻辑相一致的。因此, 市场经济体制下, 必须解决党政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从法理上而言, 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 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依法执政是要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使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保证党的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 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 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认真加强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宪政建设的基本平台, 是我国宪政建设真正的主体之本、动力之基、活力之源。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 脱离了人大制度, 宪政建设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蕴涵的人民主权原则、公民权利保障原则、人民监督原则以及社会主义法治原则都是宪政的题中应有之义。人大工作的实践证明, 必须从人大制度入手, 着眼于提高代表的素养和选举的民主性、完善代表的选举方式及组织构成、建筑坚实的活动平台、建设代表履行职务的实在环境和保障措施、加强对代表的监督制约机制、提高人大的权能、扩大人大制度运行的有效供给, 这样才可能为宪政建设提供真正的主体之本、动力之基、活力之源。二是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制度的可预期性较强、可把握性较大、政治风险较低、成本收益比较合理、经济可行, 对宪政建设的推进是深层次的、潜移默化的、稳定有序的。中国各级人大职权运用中的监督力度非常不够, 种种政府决策失误和公权腐败现象与人大监督薄弱不无关系, 如果我们通过改革完善代表制度, 使人大组成人员在构成上、素质上、能力上、履行职务的方式方法上有大的改观, 则势必改变人大监督不力的现状, 进而大大减少政府决策失误和公权腐败现象。这样既提高了人大代表和人大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加强了人民与代表、人民与人大的联系, 也符合人大制度的根本宗旨。

4、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高度重视宪政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建设及制度创新

中国宪政建设必须遵循从程序入手、着眼于具体细节、立足于微观环节, 采取先易后难的思路, 积极稳妥地、渐进地推向前进。从某种意义上说, 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所以, 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应结合进行,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加强宪政建设, 在宪政建设中注重政治体制改革。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原因固然很多, 但担心改革步伐过大、局面失控以及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是很重要的原因。今天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宪政建设也获得了上下一致的认可, 但政治体制还存在很多方面的不足:长期“重内容、轻形式”, “重实体、轻程序”, 只重视政治民主的原则宣告、宣传, 而忽略具体的制度建设、轻视民主程序的健全, 以致于民主政治无从在具体程序中实现, 无法落实于具体环节细节中。可以说, 中国宪政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只能采取渐进累积型的发展道路, 不断地在具体环节上建设宪政。

5、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科学把握执政规律, 提高执政水平, 发展党内民主

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必须严格依法办事, 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加强宪政建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 但党本身也要置身于宪政程序之中, 宪法一方面规定了其最高法律地位和根本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也确立了党的领导原则, 党章规定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结合宪法的规定、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及党章的规定, 一个必然的结论是:党领导了我国的宪政建设, 同时党的领导又是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的。党章规定:“个人服从组织, 少数服从多数, 下级服从上级, 全党服从中央。”因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提出:全党和中央最终要服从宪法。这是新时期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立足点, 是科学把握执政规律、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出发点。

王赣愚民主宪政思想研究 篇3

关键词：民主；宪政；政治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I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1-0080-01

王赣愚是福州人，1929年在哈佛大学就读于政治系，1933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院任教，1935年在南开大学任教，1942年担任西南联合大学专任教授，同时担任云南大学教授一职。王赣愚用自己学过的系统的政治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写了许多时政论文和专著，在当时学理界产生重大影响。

一、民主宪政的理论渊源

关于民主内涵的解释是多元化的，大概有以下四种理论：

第一是古典民主理论，古典民主理论的代表者有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亚里士多德提出：民主是多数人执政的政体。洛克提出：民主是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进行统治。卢梭关于民主的代表观点是民主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精英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熊彼特，熊彼特提出：民主就是选举产生政治家的过程。第三种民主理论是多元民主理论，其代表人物是达尔，达尔认为民主是多元利益集团，以博弈和妥协来形成公共政策。第四种民主理论是参与民主理论，其代表人物是柯尔，他提出：民主是以社团为基础的人民参政。

中文“宪政”一词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1887年晚清著名学者黄遵宪在其《日本国志》一书中有介绍了“立宪政体”，梁启超随后将其推崇。至今为止，关于宪政理论的解释有很多，其基本内涵只要包含两点：一是将政府权力纳入法制化轨道，使其受到监督和制约，二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使公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从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开始探索一条新的出路，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民族热情被激起，对民主宪政的呼吁越来越强烈。王赣愚在自己的诸多政治学论著里不断提及民主宪政的重要意义。

二、王赣愚民主宪政思想提出的背景

（一）西式教育的熏陶，先进思想的吸收。

王赣愚1925年进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学习，渐渐开始在美国的教育模式下学习知识，接受西方思想的教育熏陶。1929年又公费出国，在美国哈佛大学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理论，同时又积极的研究中国政治现状。他的理论基础和成长经历使他具备了高度的政治敏感度，和清晰的国情认识。

（二）内忧外患的国内形势。

王赣愚著作最多的时期，也是中国形势较为严峻的时期，一方面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1927年至1937年，国共经历了十年对峙。随着民族危机的爆发，国内各种力量开始团结起来，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在云南特殊社会政治环境让王赣愚的才华彩得以施展，为其民主宪政思想的完善提供前提条件。

三、王赣愚的宪政民主思想

第一，统一是推行宪政民主的前提条件。在国家出现内忧外患的情形时，王赣愚提出了抗战的必要性，认为“战争——尤其是自卫战争——是一国趋向自由独立的阶梯”，王赣愚认为，战争是有利于刺激民族意识的崛起。他引用了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战争是治疗弱国的强剂，也分析了中国民族意识不强的原因是传统中国提倡和平，反对战争的思想。

第二，立法和民治在军队中运行的重要意义。王赣愚在《统一军权的大时机》里写道：“现代宪政先进的国家，对于军权的控制，早有适宜的办法，尽量使其直接或间接放置，在国民的监督之下。就宪政原理上言之，军队不过是政府在法律范畴内执行特殊职务的有效工具，而在制度上让许民意机关对于军权行使一种监督的权能，以求贯彻民治的精神。”在此，王赣愚提出了具体措施，他认为“关于军权的民主统制有这些规定：（一）君主不得驻兵于民房；（二）平时不得施戒严律，（三）君主不得任意组织军队，强使人民负担军费。”这些措施有效地使军权不至于成为少数人私有的财产，而是全国人民共有的工具。

第三，维持社会正义与秩序，以民治为精神，促进法治。辩论了民治与法治的关系，指出“原来民治与法治并非一物。前者包括后者，而后者却不一定是前者，因此现今世界上有所谓非民治但系法治的立宪国家。法治尚实际而不重形式，真正法治就是民治”。在王赣愚的理解里，民治并不是不遵循规章制度，真正的民治是包含法治的。在民主宪政国家里，既要，用民治来发挥人们的主人翁作用和实现人们的自我价值，又要法治来使国家纳入规范化的体制之内。

四、王赣愚民主宪政思想的启示

（一）为了更好地推行民主宪政，应当更加努力地发展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要稳定政治环境，推行民主宪政，首先要奠定经济基础。王赣愚在《民治的经济基础》中写到：“民治成功的先决条件，是大众生活的安定，这项条件与经济制度息息相关。大众永为贫乏所困苦，勉求温饱尚不可得，更说不上参加政治了。”所以说，当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满足时，才会有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当一个国家的贫富差距不再那么巨大，社会的矛盾冲突将会适量减少，当一个国家的状况日趋公平合理，这个国家推行民主宪政的阻力就会减小。

（二）培育个性解放，尊重个人价值，倡导自由平等的政治文化。王赣愚在1944年《自由论坛》中写到：“集团主义在政治上抬头，已使民治处处碰到暗礁，但都不会予以致命的打击。民治主张个人的解放，重视个性的伸张，这就是承认人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人是一切价值的决定者。”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个人能有资格来参与政治，尽量发展才能，社会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力量来进步。但是如果集团主义过于强大，不仅对于内部人员来时，这是一种压制，因为大家的意志需要一致，对于集团以外的人来说，力量悬殊过大，持有与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的那部分人，很有可能个人意志得不到实现，这对于民主宪政来说是很危险的。

（三）用法治思维来推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用法治思维来推动政治制度化，现代化，就是要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需要建立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另外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推进民主化，最大限度的保障公民的利益。

五、结语

在《政治学说史》中，萨拜因指出，近代以来的主流思想都是在洛克的财产权的基础上展开思考的。社会赖以维系夫人动机是普遍的自私，它的作用主要在于能为其成员的安乐和保障服务。综合王赣愚的政治思想，也可以看出他也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要想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政，必须首先发展经济，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了，政治文明的发展才有了切实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日）水羽信男抗战时期的自由主义：以王赣愚为中心[J].学术研究，2010（3）.

[2]王赣愚.中国的政治改进[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

[3]方敏.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想[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3（12）.

[4]聂红珍.“九一八”事变后民主宪政运动的特点分析[J].黑龙江史志，2009（19）.

宪法与宪政 篇4

所谓宪政，就是依宪法而政治，依宪法而治理。宪政就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保障人权是宪法的核心功能，宪法是人权斗争的产物。宪法对权（权力与权利）的分配可以说是权的第一次分配（基本分配），而司法则可以说是对权的第二次分配（矫正性分配）。以司法来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的落实是宪政的题中之意。本文所讨论的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条文的司法适用性，是指宪法规范可以被司法机关援用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主要是宪法中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它只有在公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且普通法律救济途径穷尽的情况下才启用。长期以来，我国司法界几乎没有“正典”的宪法司法化的实践。那么，是因为我国的宪法不能被司法化，还是因为宪法司法化在我国没有这种必要性呢？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本本中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适用中的法律才是真正的法律。法律如果不被适用就会成为一堆废纸而毫无用处。宪法作为法的渊源之一也不例外，它的生命力也在于其适用，而宪法的司法适用是宪法适用的应有之意。其次，随着我国宪政建设的不断深入，树立宪法的权威，增强公民的宪政意识，使“宪法至上”观念深入人心已成为宪政建设的基础性目标。要实现这些就必须切实抓好宪法的适用，使宪法走进百姓生活，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使百姓能切实感受到宪法的存在，感觉到宪法就在身边，感觉到宪法就是实实在在的法，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法。通过宪法司法化，可以纠正公权力主体和私人团体的违宪行为，防止和矫正公权力的滥用，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从而进一步维护宪法规定的制约平衡的权力结构体制，有利于促进宪政建设。再次，宪法司法化是解决公民“权利虚置”问题之必须。有些公民权利有宪法规定但尚没有转化为变通法律规范权利从而造成了“权利虚置”的状况。当面对“权利虚置”、立法滞后的现实，手捧宪法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以纠正违宪行为保护合法权利时，高谈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最后，宪法司法化客观上也使国家权力分配更为合理，使我国“大行政”“小司法”的现状有一定程度的改观。

二、我国宪政条件下宪法司法化的困境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司法机关在没有具体法律将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落实时，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的依据。它的前提条件是：应当由法律具体化的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没有具体化，当公民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需要直接依据宪法条文对公民基本权利予以救济。我国宪法上确实存在没有被具体化的公民权利，这也是学者们讨论宪法司法化的根本原因。主张宪法司法化的学者认为：宪法具有司法适用性，可以弥补法律漏洞，维护宪法权威，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那么，我国法院是否可以将宪法司法化呢？分析我国的宪法、宪政体制和宪法解释权的归属等问题，就可以找到它的答案。

第一，我国宪法中没有宪法司法化的规定。我国现行宪法第126 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虽然有人将所依照的“法律”解释为包括宪法、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等，但毕竟不明确，而且这里的“法律”似应理解为法

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保障及行使审判权之程序规则，而不包括以宪法规范作为裁决的依据。宪法规定得过于抽象、原则和概括，政治色彩太浓，导致宪法条文缺乏可操作性。第二，我国属于在陆法系的国家，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官在裁判案件时，一般遵循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即法律规定是大前提、待决案件事实是小前提、特定法律后果之发生是其结论。所以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做出的判决，无异于“法官造法”。而我国法院的现实情况却不容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首先我国法院在宪政体制中的地位和权限不容许其有这样的行为：我国法院相对于立法与行政来说地位相对较低；法院、法院系统内部及法官的独立性较差。其次我国现在的法官的个人素质也实难担当起“造法”的重任。我国现有法官的素质良莠不齐，专业素养与职业道德均在“建设”之中。第三，宪法的解释权不属于人民法院。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宪法的解释权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仅限于法律、法令的适用，不包括宪法规范的适用。因此，法院如果直接适用宪法做出判决，必然要对宪法条文进行解释，那么其行为本身已构成实质的违宪。对宪法解释权专属性的这种规定，使得我国法院行使司宪权又多了一道围栏。第四，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的司法适用并不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只有少数国家宪法规定宪法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但是这些国家大多建立了宪法法院，这种直接适用宪法的法院并非全是普通法院。并且他们遵循一定的原则：一是严格区分宪法诉讼与非宪法诉讼，防止司宪权的滥用；二是坚守“穷尽其他救济办法”的原则，即使当部门法缺乏具体规定时亦要尽量通过解释部门法的一般条款和具体概括的规定，或法言法语，将宪法规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注入其中，从而避免使用这一救济手段。由些可见，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宪法的司法化问题并不是容易解决的。

三、宪法司法化的实现是不可抵挡的潮流

纵观我国的法律，可以看到，从来没有任何一部法律对宪法司法化的问题做出过明确禁止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虽没有“正典”的但实际上的宪法司法化实践也是有的。由此可见，宪法司法化在我国现行的宪政体制下是有其生存的可能性与空间的。随着世界各国对人权保护的加强，宪法作为人权最重要的保护手段，其司法性适用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首先，从理论上讲宪法司法化的可能性表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宪法是法，具有规范性、意志性、物质决定性等法的基本特征，当然也具有法的司法适用性。“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是母法”不应该成为宪法不能司法化的理由。其二，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对于有些法律规范，公、私法这种学理上的划分对他们已经显得无能为力了。宪法正是这样一种情况。宪法实际上是公法和私法的共同基础，微缩着一国法律体系中私法和公法两者的内容。宪法的这种特性使宪法司法化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其三，对私人团体侵犯公民宪法权利违宪责任追究的必要使宪法司法化走进人们的生活不仅可能而且已成为现实。

其次，从我国宪法实践上看，宪法司法化有其生长的土壤与空间。看我国宪法实践的历史，宪法在审判中的引用问题涉及了这样几个司法解释：1955 年“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引用宪法作论罪科刑依据的批复”；1986 年“关于人民法院制作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法规性文件的批复”；1988 年“关于雇工合同„工伤概不负责‟是否有效的批复”。2001 年7月24日公布的“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这就是关于被众多学者称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的齐玉苓受教育权案的批复，这一批复的出现引起了国内宪法司法化研究的高潮。最高人民法院短短的几十字的批复让沉寂了许久的实务界与理论界看到了宪法在司法上适用的进步，看到了最高人民法院要触动这根敏感“神经”的决心，看到了中国宪法司法化蠢蠢欲动的根芽。同年8月发生了青岛三名中学生要状告教育部的案件，2002年1月出现了四川大学学生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的案件。这些案件的出现证明了宪法的司法适用已有了根基。宪政体制下对人权保护的加强，也是宪法走向司法化的动力之一。

最后，宪法司法化的国际化趋势也为中国宪法司法化提供了契机。继1803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中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之后，许多国家先后将其宪法运用于司法实践，实现了宪法司法化。目前，世界上已建立了三种宪法监督体制：普通法院监督体制、立法机关监督体制、专门机关监督体制，在这三种体制中，宪法都具有司法效力。所以要使中国宪法与国际接轨，就必须顺应宪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不失时机地建立适合自己的宪法监督体制，以促进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

二

一、宪法与宪政的关系.宪法是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对比关系，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根本法，是治国安帮的总章程。我国古代虽然也有“宪”和“宪法”的词汇，但那是泛指典章制度或法令的颁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宪法[1]。现代意义上的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宪政也称“民主宪政”或“立宪政体”。宪政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状态或政治过程[2]。宪政有三个特征：①实施宪法是建立宪政的基本途径；②建立有限政府是宪政的基本精神；③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是宪政的集中表现。

宪法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宪法的生命；宪法是静态的宪政，宪政是动态的宪法。宪法的内容直接决定宪政的内容，立宪的目的就是宪政的目的。没有宪法就谈不上宪政，离开宪政，宪法就成了一纸空文。近代中国“是人治、而不是法治”；“是徒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政之实”[3]。清末以来的百年立宪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旧中国有过八部宪法，由于外国列强入侵加上国内军阀混战，立宪活动不是“流产”就是“夭折”，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实施；新中国有过一个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四部宪法，虽然都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人民大众意志，但很粗糙，内容过于“特色”化，极不完善，条文中包含许多不稳定的东西，大都是一些纲领性、政策性和口号式的规定，政治色彩很浓，缺乏可操作性的内容，与其说是一部宪法还不如说是一个政治纲领性文件。除了现行宪法外，大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二、推动宪政建设的几点思考

依法治国核心是依宪治国，只有严格依法办事，认真贯彻实施宪法，才能够推动宪政建设。宪政是一种完整的价值理念，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等是宪政的目标[4]。推进宪政建设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具备几个条件：有极好的经济基础，有一部真实、科学的宪法，有相应的宪法文化，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健全的宪法实施机制。这就需要各系统、各部门齐心协力，齐抓共管，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甚至是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法治建设的初级阶段，应当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和宪政意识。“12.4”是现行宪法颁布的日期，也是全国法制宣传日。我们要继续实施国家“四五”普法规划，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学法用法，每个公民都要自觉学习跟本人工作生活有关的法律法规，2004年的普法重点主要是《宪法修正案》和《行政许可法》。通过学习，使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使人人都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树立宪法意识，维护法律尊严，推崇

宪法至上。

（二）、贯彻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首先要加强立法工作，建立以宪法为核心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各行各业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制定宪法并且不断修改完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实施宪法，再好的法律不去实施也无异于一堆废纸，因此，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完善法律制度，健全法律体系，并狠抓落实[5]；其次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切实做到“四个一切”：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每个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允许用党内处分或行政处分代替国家的法律制裁。

（三）、完善最高权力机关的宪法监督体制。宪法监督制度最早源于美国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件[6]。我国现行宪法也有规定宪法监督制度，由宪法自身规定：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在宪法第5条中规定了“四个一切”，并在第62条、第67条中赋予了最高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但目前的这种宪法监督（违宪审查）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起不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宪法权威的应有作用，影响着人们对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心。胡锦涛同志指出：“一些不同程度的违宪现象仍然存在。要抓紧研究和健全宪法监督机制，进一步明确宪法监督程序，使一切违反宪法的行为都能及时得到纠正。”因此，权力机关应当肩负起宪法赋予的神圣职责，依法行使立法监督权，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宪法监督机构，名称可以定为“宪法法院”或“宪法委员会”，它是由全国人大产生，对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负责的与最高法院平行并列的专门机构。它拥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方面监督权。一方面，通过备案或者批准程序对各级国家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等进行合宪性审查，研究和处理有关宪法监督的具体事宜，包括解释宪法，有权改变或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对违反《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有权直接宣布为无效并加以撤消；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可以把审查监督权交给人民群众，鼓励单位和个人提出审查建议，尤其是对个案的监督，以制止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如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三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收容遣送条例》进行审查的建议后，国务院很快就废止了该条例，颁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条例》[7]。呼吁早日出台《人大监督法》，确保宪法的实施。

二、（四）、落实“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宪法原则。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要带头遵守宪法，为其他团体组织和全国人民树立一个良好的“守法者”和“护宪者”的形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需要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要依法领导依法执政，实现党和国家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坚持党的领导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关键是党要怎样领导和执政，才能得到社会各界的拥戴，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最近出台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是党依法领导、依法执政的良好表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尤其是要约束好县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坚决惩治腐败案件，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姑息。这样才能巩固执政地位。

（五）、要建立有限和有效政府。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不是万能或全能的，其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8]。政府要有一定的工作效率，有效政府是指政府能够为社会发展提供切实的保护，决策正确、措施有力。3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我国未来十年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行动纲领。政府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保护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真正民主的国家是权力受到限制的国家，法治社会既不允许有权力无限或权利无限的组织或个人，也不允许有不受宪法规范的权力或权利，任何一部宪法都是限制权力的宪法，政府的公共权力是人民

群众赋予的，公权不能侵犯私权，如果政府的权力被滥用，公民的合法权益就没有保障，政府的权力受到制约就相当于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和确认[9]。要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公民权利至上是现代宪政以及行政法律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现代法律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公民权利，应“打破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传统关系的格局，要使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克制其成为治人者的强烈欲望”。对人民群众来讲，“法律不禁止的就是自由”，对政府机关来讲，“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就是禁止”[10]。

宪政的伦理基础 篇5

多元论或多元主义(Pluralism)这一概念常见于法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政治多元论(PoliticalPluralism)也称多元国家论，不仅在二十世纪初期给欧美政治理论界以巨大影响，其后也曾在日本及中国学界风靡一时。多元国家论相对于一元国家论而提起，围绕“主权”的论争构成其理论的核心，不管从国家、社会、个人三者的关系还是从法与国家的关系来看，还是从冷战后世界格局下国民国家(NationState)本身是否依然具有正统性的角度来说，都有必要重新探讨这一理论的意义及其得失。另外，如果重新思考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政治多元论也是不可忽视的理论之一。[1]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政治多元论的议论，大多是围绕着罗伯特?达尔(RobertDahl)的思路，而鲜有人言及二十世纪上半期那场席卷东西方政治理论界的多元主义思潮。这大概说明喜新厌旧、不求甚解的毛病不独是当今中国学术界特有的现象，西方学术界也难逃其咎。因此，本文围绕着萧公权的英文著作《政治多元论》(PoliticalPluralism：AStudyinContemporaryPoliticalTheory，1927)对政治多元论的渊源及其研究的追述与阐发，除了为那些认真思考着人与社会、法与国家、伦理与政治等关系的人们提供些许的帮助之外，对那些一味热衷于所谓国外最新理论的学界追星族们或许也能有些警示与暗示的作用。

一、《政治多元论》的写作背景

有关“派阀”、“利益群体”以及党派的多样性等话题，在美国建国初期的.《联邦党人文集》中已初露端倪。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乡镇(Township)组织和精神以及结社问题也有很多评论。二十世o初，本特利(A.F.Bentley，1870-1957)开始用利益集团的概念分析美国的政治现实。19开始，政治多元论在美国大为流行，对一元国家论形成驱逐态势。当时政治多元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狄骥(LéonDuguit，1859-1928)、英国的巴克(E.Barker，1874-1960)、菲吉斯(J.N.Figgis，1866-1919)、拉斯基(H.J.Laski，1893-1950)、柯尔(G.D.H.Cole，1889-1959)以及美国的福利特(M.P.Follett，1868-1933)、杜威(J.Dewey，1859-1952)、麦基弗(R.M.MacIver，1882-1970)等。其中，拉斯基、福利特等人意识到多元论本身的不足之处，从而积极致力于拯救作为规范命题的多元论。1920年代中期，“多元主义”与“多元理论”的术语已经在学界通用，作为一种带有批判色彩的政治理论，与固执于国家(state)观念的保守政治理论之间形成对峙局面。因此，美国政治学史上围绕政治多元论的论争，正是作为政治理论的根本问题而登场的。[2]

对政治多元论展开系统攻击的是埃利奥特(W.Y.Elliott)。他把政治多元论者的言论视为对国家主权(statesovereignty)的侵蚀。在他看来，多元论与工团主义存在密切关系，是以詹姆士、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代言人。为了拯救政治科学与自由主义，他对实用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他认为实用主义不仅不是一种明晰的哲学，相反，作为涵盖理论与实践的世界史的一种模式，带有霍布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墨索里尼的哲学。它是对合理主义和立宪民主国家的反动，难以构成行为规范的基础。在他看来，即使实用主义适于自然科学的需要，但引入社会科学领域的时候，却有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辩护者，从而威胁到自由主义的存续。[3]

与埃利奥特(W.Y.Elliott)的看法相反，卡特林(G.E.G.Catlin)则对政治多元论的立场持赞赏态度。

宪政关系研究 篇6

(一) 规范财政分权的宪法基础与法律匮乏

导致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不和谐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就其法律层面的原因来说, 它无疑是规范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宪法基础与法律的匮乏所致。目前, 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对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限与职能作出明确的界定, 也缺乏协调与争议的解决机制。这种宪政上的缺失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相关的财税立法, 使预算、国债、税收等法律制度, 因不能彰显宪政精神而得不到健全和发展, 从而会影响赤字、债务和财政危机等经济问题的解决。

(二) 我国财政分权法治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财政分权法治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有两个方面:一是对财政分权的性质、内容和意义的认识模糊不清, 如认为财政分权主要是一个财政政策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财政分权就是权力越分散越好, 这些观念将导致对财政分权法治化的忽视和担心, 并在实践中引发地方权力的膨胀;二是财政分权主要是分配税权, 而关于税收立法权的划分是分配税权的首要任务, 向地方下放税收立法权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上的分权, 因而影响了政府对财政分权立法的决心。

二、我国现行财政分权体制问题根源透析

(一) 权力层面

集权与分权的反复导致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失衡。对于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而言, 利益主要表现为事权和财权, 而各个历史阶段根据事权与财权的不同划分, 中央、地方关系也一直处在集权与分权的不断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之中。建国以来的分权实践证明, “集权→分权→再集权”的循环使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关系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失衡状态, 影响了体制变革时期权力分配的效果。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往中央与地方权限的划分往往只是注意行政权力的划分, 而忽视了立法权和经济权力的划分。过度集权和过度分权都是不利的, 只有保持集权与分权的平衡, 才能使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规范和有序。

(二) 利益层面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 财政自利是政府作为“经济人”的一种必然现象。所谓财政自利, 简单地说就是制定的财政制度和规则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 有利于本级政府而不利于下级政府的财政现象。财政自利不仅可以发生在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 而且也发生在政府之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成为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的主体, 从根本上讲, 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二者是一致的, 但二者并不是完全一致:中央政府致力于国家整体利益的追求, 地方政府则努力寻求地方利益, 处于整体地位的国家利益和处于部分地位的地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三) 法律层面

在我国, 虽然中央政府确实给地方政府下放了不少权力, 但在放权过程中总会出现一些中央政令执行不畅、中央权威受到挑战的不正常情况, 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给予地方的权力并没有从法律的意义上加以保障, 行政性放权与行政性收权经常交替出现, 从而造成“中国对中央与地方的权限调整, 基本属于政策性调整。权力的放、收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一般来说, 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国家都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权。但是, “宪法的性质要求, 宪法条款仅能勾勒宏伟纲要、指明重要目标, 并从目标本身的性质中, 推断出组成那些目标的次要成分。”因此, 在实践中难免出现中央与地方权力实际界定不清的情况。当前在我国现行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模式中, 存在着法律制度保障问题。

三、进一步完善财政分配的对策

在政府权力之上有一套法律对政府权力进行规限, 在法治下行有限政府, 才构成宪政。理论与经验表明, 确保财政管理体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寻求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法律依据。

(一) 加强我国财政立宪的进程, 确立分散集中式为长远目标

我国政府财政权的滥用不是仅仅通过对一般法律 (包括预算法、税收基本法等) 的完善就可以解决, 必须从宪法入手, 进行财政立宪。

1. 当前我国财政立宪的重点内容

其一, 确立中央和地方的宪法主体地位。首先, 中央权力机关和中央政府作为宪法关系的主体是没有疑问的。其次, 赋予地方财政上独立的宪法地位。地方权力机关和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 也具有公法人地位, 是宪法关系的主体之一。地方并不是中央的附属机构, 它应当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 享有适当的地方自治权。

其二, 宪法中增加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的规定。尽管现行宪法对财政权作出了符合宪政原则的基本界定, 而且《立法法》对财政、税收的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等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但是, 总的来看, 我国目前的分税制对政府间事权和支出的划分不够清晰、可操作性不强。

其三, 税收入宪。税收的集权与分权是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确立、调整的重要内容。税收应是政府依照宪法和法律预先设定的规范筹集财政收入的特定分配关系, 是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法律规范。税收入宪既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也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

其四, 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在宪法中的法律地位。宪法是国家权力的来源, 财政转移支付权是国家政治经济权力的一部分, 它同样源于宪法。因此, 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在宪法中的法律地位, 这是公平观在宪法中的体现。不同地区的人民理应享有均等化的公共物品和服务, 国家应从宪法层面予以确立和保障。

其五, 在宪法中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立法权与监督权。财政权力是行政权中非常重要的一种, 由于行政权固有的扩张性和自由裁量性, 财政权力要接受必要的限制和监督。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权力机关, 也是最高财政权力机关, 和西方议会制度相比, 我国的权力机关对财政权的监督力有限, 因此要充分发挥我国权力机关在立法中的作用, 必须重视和加强全国人大的财政立法权和财政监督权。

2. 我国财政立宪的方式

财政立宪的基本方式有两种, 一是分散式, 二是分散集中式。分散式是将有关财政的事项分散在宪法的不同章节中予以规定;分散集中式是将有关财政的事项分别在不同的章节和专门的财政章节中予以规定。

我国的财政立宪可分步进行。第一步, 采用分散立法的形式, 进行税收立宪, 在“人民代表大会”一节中增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税法的专属权力, 实现税收法定原则入宪。同时, 加快立法, 完善预算法, 尽快改变国库、国债和中央与地方财权划分无法可依的状况, 整顿财政秩序。第二步, 待条件成熟时, 考虑设置专门的财政章节, 即以分散集中式为长远目标, 最终实现完全的、充分的财政立宪。

(二) 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着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财政分配并不仅仅是政府财政问题, 只有继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转变政府职能, 财政分配领域问题的解决才能真正有所突破。积极培育市场力量,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只有进一步深化政企关系改革, 积极推动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和个人的发展壮大, 才能造就出可以约束政府的强大外部市场力量, 真正有效地保证政府财政分配活动体现社会民众的意愿和要求。

进一步理顺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 完善转移支付体制。国际经验表明, 事权和财权 (或财力) 应该是统一的, 而统一的依据就是各级政府的地位和职能。规范转移支付体制, 在科学、合理的基础上使之法治化, 真正实现其调整地区失衡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

(三) 合理控制财政分配规模, 不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合理控制财政分配规模, 进而调整和规范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 优化国民经济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在处理“三者关系”问题上, 要统筹兼顾, 防止畸轻畸重。结合当前财政增收较快、宏观税负较重的现实, 通过适当降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使其与经济增长速度相适应, 以利于增加企业和居民的收入, 提高收入的使用效益。进一步优化财政资金分配的结构。要转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的分配局面, 有效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的膨胀。为此, 必须进一步调整现行分配结构, 尽快使财政资金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 同时相应削减行政经费和一般事业经费支出, 从而真正把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 加强财政资金分配的预算管理, 提高资金使用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