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

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精选8篇）

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 篇1

责任内容和要求：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二、组织本地区、本单位的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理论，学习党风廉政法规，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自觉性和拒腐防变的能力，促进廉政勤政。

三、认真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严格执行党中央、省委制订的《廉政准则》、《廉政守则》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真正做到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使领导干部切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律。

四、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方针，严肃查处违法违纪案件，严惩党内和干部队伍中的腐败分子，维护党、政纪的严肃性和党组织及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五、继续坚持“纠建并举”的方针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真抓好本地区、本单位的纠风工作，切实纠正部门和行业的不正之风。

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党风廉政监督制约机制和各项规章制度，有效地遏制本级和下属单位腐败现象的发生。

七、责任单位与责任人要认真分析目标现状，研究存在问题，制订具体措施，确定实施方法，明确实施时间，认真承担责任，精心组织落实。

八、在责任落实过程中，乙方单位以及属下副科以上的现职领导干部定期（年终）向甲方（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写出书面汇报。并向本单位干部职工公布。

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 篇2

(一) 责任政府的内涵

责任政府是善政的美好表现, 也是一种政治制度安排。责任政府, 作为一种新的行政执法理念, 是指具有责任能力的政府在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的过程中, 积极主动地就自己的行为向人民负责了;政府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 应该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实现权力与责任的统一。因此责任政府应该有以下特征:一方面, 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的本质就是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政府责任人在做出行政决策的时候应该时时刻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 责任政府是一种制度设计, 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规范, 并且是自觉接受社会公众监督的。总之, 它是建立在“主权在民”思想和代议制民主基础之上的一种政治原则, 最重要的是它是一种政府责任制度。

(二) 责任政府存在的理论基础

在近代的民主社会中, 政府需要对人民负责, 建立一个负责人的政府它存在五种理论依据, 即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责任伦理观、法治和宪政。所谓社会契约, 是指“政府存在于社会公众的期望中, 它必须遵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契约的结果, 因此, 政府在行使权力时, 不应忘记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责任。”[1]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探讨的就是政府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人民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政府, 政府就拥有了管理国家的权力, 与此同时也就有了对人民负责的义务。责任理论概念最初由德国著名哲学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于20世纪初提出。责任伦理是指从政者必须具备务实的态度, 为自己的言论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中, 都是由人来执行的, 所以行政人员的思想觉悟对责任政府的建设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法治理论认为,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一切党政机关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 在法律范围里活动。这样, 法律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民就会利用法律的武器来对行政权力的拥有者进行监督, 确保自己的利益不被损害。宪政理论认为, 必须在宪法许可分范围内实施有限政府, 对宪法的维护就是对政府责任的履行。[2]可见责任政府的建设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二、我国责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建设责任政府, 完善政府问责制度, 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国责任政府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 但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诸如上海钓鱼执法、山西王家岭煤矿事件以及毒奶粉事件等等都涉及到我们政府的责任的重大事件。可想而知一个负有责任的政府的最终目的不是找谁谁来做顶罪羊, 也不是一言堂, 严防死守, 最重要的是要保证民主政府和公民信任。下面我们将探讨一下我们在建设责任政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 “政府本位”、“官本位”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责任观念不足

“政府本位”是指在政府与社会的力量对比中, 表现出以政府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人民的利益是第一位的, 是不可动摇的。政府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是为实现社会利益而运行的, 所以政府应以“社会本位”作为价值取向。然而, 由于历史等多种原因, 政府成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社会各个系统地指挥中心, 这样就形成了以政府本位的国家行政模式。[3]这种模式模糊了国家和人民群众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中, 往往将领导的意志简单的等同于全体人民的意志, 甚至直接和人民的利益划为等号。更进一步说, 目前我们虽然已经确立了“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 但“政府本位”的思想观念依然是根深蒂固, 这一点成为我们建设责任政府的绊脚石。

(二) 责任监督体系不健全。所谓监督, 就是监察和督促的意思

责任政府的建设是离不开一个健全合理的监督机制。监督就好比是政府的一面镜子, 政府可以通过这面镜子进行纠错。监督可以大概分为两个监督, 一个是政府监督另一个是社会监督。政府监督主要是由政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司法监督等等。社会监督就包括, 新闻、网络媒体社会公众监督。虽然监督政府的途径有很多, 但是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监督的效果往往是不尽如人意的。

(三) 法制建设有待完善

责任政府是法治政府, 一个负责的政府就在执政理念中就应该包括“依法治国”, “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根据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逐步出台了很多法律法规, 唯独在政府责任建设方面的法律是比较欠缺。将政府所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用法律的形式规范下来并向全社会告知, 使政府部门和行政工作人员都有约束。

三、如何建设好我国的责任政府

(一) 转变政府职能, 明确政府责任

政府职能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这就要求政府以及行政工作人员在履行权利时, 将其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落在为公众服务上, 这也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第一, 政府管理思维的转变, 从“全能”转向“有限政府”, 从集体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从管制向服务的思考, 逐渐从社会控制者的角色向社会服务者的角色过渡。第二, “分权”是现代政府制度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国家权利不能集中于国家机构的某个部门或者一部分人, 而应当合理地分割成若干部分。在我国, 中央政府是主导, 地方政府是基础,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分工协作的关系。中央政府应适当地把一些职能和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 保证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和明确的权利。[4]除此之外, 具体到实处就是要明确各个部门和每一个职位的具体职责, 确保权力和义务的统一, 避免产出相互扯皮的现象。

(二) 加强监督是实现责任政府的有力保障

孟德斯鸠说,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阿克顿勋爵也说, “权力的滥用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现阶段, 监督体制不健全, 由于存在大部分行政机关职能交叉, 使得监督比较乏力。所以我们要努力争取形成更加全面、有效的监督机制。首先要实现人大的有效监督, 就要加强人大的行政伦理道德观建设, 提高人大监督的意识, 完善审查和评议制度, 保障人大的咨询、调查、弹劾、罢免等权力的实施。其次要加强群众监督和社会舆论监督。要打造一个透明的阳光政府, 就必须要集思广益、广开言路、自觉的接受广大社会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群众监督是各种监督的基础, 应当维护群众的监督权, 让群众更好地行使自己监督的权利。舆论监督也是监督的重要一环, 尤其是微博微信等网络传播模式的兴起, 这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失责的事件被网络媒体第一时间的曝光, 就比如在2011年11月16日上午9时40分许, 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一大翻斗运煤货车与当地幼儿园接送车迎面相撞, 事故已造成20人死亡, 其中18名幼儿。据媒体报道, 发生事故的校车核载9人, 但实载却达到64人。此事件在网络媒体上第一时刻被曝光, 给人以有最直观, 最及时的了解。因此我们要进一步提高舆论监督的稳定性和真实性, 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在责任政府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为建立阳光责任政府保驾护航。

(三) 树立法制观念, 加强行政法治化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构建责任政府, 首先要树立法律至上的权威, 把政府的行政行为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之中, 把依法行政落实到实处。同时推进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的建设也是构建责任政府的前提和必由之路。具体来说, 要健全和完善我国的法治建设首先在行政立法的过程中中广泛征求名义, 发扬民主精神, 通过民主决策进行行政立法, 进一步规范政府责任。其次在执法的过程中要建立一套科学并且可行的行政执法责任制, 这就要求作为政府主体的公务员在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必须铭记法律至上、程序正当、权责一致的原则。[5]最后还需要考虑, 在有了法律制度的规范, 以及完整的政府责任体系后, 我们需要将这一套理论付诸实践, 这时我们就需要发挥行政公务人员的主动性。所以行政公务人员的行政伦理素质很重要, 只有提高行政人员群体的素质, 加强法律意识的培养, 引导行政公务人员自觉的按照法律规定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 做到依法行政。同时, 法律知识的普及, 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改变中国公法的传统观念, 建立平等的现代法律观念。

摘要：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公共事件频发, 不仅仅与我们国家的体制和机制有关, 我们还不得不考虑的政府的责任问题。自2003年非典事件以来, 公共事件频发, 建立责任政府的呼声不断, 于是中国政府开始进入责任政府建设阶段。由于起步较晚, 我国责任政府体系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本文就对我国当代责任政府的建设进行了反思, 并提出了一些符合实现情况的建议。

关键词：责任政府,政府本位,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2]杨开峰, 吴剑平.中国责任政府研究的三个问题[J].中国行政管理, 2011 (5) , 106.

[3]徐真.我国责任政府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N].四川省社会主义学报, 2011 (1) .

[4]沈鑫.论责任政府建设及其实现途径[J].企业管理, 2010, 41.

落实政府责任 建设教育强市 篇3

“忧则兴，预则立”。面对教育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期盼和需求之间的差距，要有危机意识。2015年，要紧紧围绕“打造黄冈教育品牌、率先建成教育强市”的总目标，坚持人民满意宗旨，把握立德树人方向，紧扣改革创新主线，力争在高昂市区龙头、促进均衡发展、提高质量水平、确保安全稳定上取得新突破、实现新跨越。

以强化保障为支撑，落实教育优先发展

各级政府一定要把保障教育投入作为公共财政建设的重中之重，真正落实好教育优先发展战略。

财政投入要足额落实到位。教育投入不足、预算留有缺口是滋生教育乱收费的重要原因之一。各县市区要优先保障教育所需资金，依法落实教育投入“三个增长”和“两个提高”的要求，足额征收教育“两费一金”并全额用于教育，不断提高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2015年，我们将调整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教育工作考核内容，重点考核地方教育投入及投入增长比例。

教师待遇要全面保障到位。教师待遇问题，是近年来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领域，决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按现有政策标准保障落实到位。这既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教师的合法权益。今年，将重点督办高中教师、中职教师、退养民师、新机制教师待遇保障问题。

项目资金要主动争取到位。教育项目建设是改善办学条件，推进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山区、老区来说尤为重要。各地要充分利用国家和省政策机遇，认真抓好教育项目的规划、储备、申报等工作，尽最大努力在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普通高中改造、教师周转宿舍建设等方面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以支持黄高为核心，重整黄冈教育品牌

黄冈中学被誉为“普通中学的一面旗帜”，是黄冈教育品牌的核心，是黄冈城市亮丽的名片。

切实凝聚全力支持黄冈中学发展共识。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围绕打造教育品牌、建设教育强市目标，作出了支持黄冈中学发展的重要决定。相继制发了《关于支持黄冈中学发展的意见》和《关于支持和促进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2013年11月全市教育工作会上，刘雪荣书记用很大篇幅着重强调了黄冈中学的发展问题。今天，市政府再次强调支持黄冈中学发展的问题，这表明了市委、市政府支持黄冈中学发展的坚定决心。希望各县市区与市委、市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形成支持黄冈中学发展的共识和合力。

彻底扭转市县优质生源招生混乱局面。为进一步规范全市高中招生秩序，市教育局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讨论，多方听取意见，制定出台了《黄冈市2015年优质高中招生工作方案》。新的招生政策要求，从2016年起，省级示范高中招生实行全市统一提前预录和中考选拔录取相结合模式，各学校一律不再单独提前预录。预录工作由市教育局统一组织，实行统一分配预录计划、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录取。这对于打破制约我市高中招生瓶颈、减少优质生源外流、规范招生秩序具有重大意义，体现了教育公平公正，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达到市县共同发展目的。

全力夯实教育事业发展的保障和支持

加强工作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空前重视教育事业发展，书记、市长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教育工作，亲自过问每季度教育主要发展指标的督办情况，并签批具体意见。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强领导，形成对等的重视，不能上热下冷，要切实履行发展教育事业的职责，把教育这个最大的民生事业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来抓，确保教育发展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充分保障，充分发挥各级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形成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强化教育督导考核。要加强和改进对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教育工作责任考核评价体系，促使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教育工作切实落到实处；要继续加大教师工资待遇和年度重点工作推进落实的督查力度，确保教育事业发展推进有序；要扎实抓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准备工作，确保今年县县达标；要深入开展中小学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示范县（市、区）创建活动，推动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常态化、制度化；要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监测与指导并重，逐步形成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

狠抓党风廉政建设。根据“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教育系统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都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的要求，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坚决防止只管事、不管人，只重才、不重德，只抓业务、不抓思想政治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等现象。

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 篇4

预防，进一步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一、抓住关键环节，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

我们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事关行政能力建设、事关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事关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龙头工作纳入工作整体格局中，通盘考虑，坚持一手抓发展不放松，一手抓党风廉政建设不动摇，真正做到“三个不忘”和“四个一起”，即研究工作不忘党风廉政工作，汇报工作不忘党风廉政工作，分析形势不忘党风廉政工作；每一个领导都把党风廉政建设与各自分管的业务工作捆在一起，做到一起布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主要突出了“五抓”：一是抓组织领导。针对2008年责任制工作重点，以市政府成立了责任制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2008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安排意见》，明确了反腐败工作的任务、重点和具体措施。先后三次召开会议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听取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汇报，并布置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从组织上保证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各项规定的工作落实。二是抓责任分解。及时印发了《2008年***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分工》，实行牵头部门责任制，明确了牵头部门和承办单位，建立了“市长负总责、副市长分管、职能部门牵头、单位协办”的分工协作机制，并层层签订了责任书，从而形成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网络。同时要求各县（区）、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对科级以上干部进行责任分解，体现“谁主管、谁负责”、一岗双责，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搞好个人廉洁自律的自觉性。三是抓责任考核。根据反腐倡廉主要内容增加变化的情况，把两个《条例》的学习贯彻和“四大纪律、八项要求”落实情况的督查以及廉政建设建章立制等任务纳入到2008年两县、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和城区各镇（乡）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责任考核之中，为两县、市政府各部门、直属机构和城区各镇（乡）制定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目标，落实好全年反腐倡廉各项工作任务打下了基础。四是抓责任追究。市监察局进一步加强与人事、信访以及执法执纪部门的联系和沟通，拓宽责任追究案件线索，充分发挥办案合力，力求“一案双果”。五是抓督查落实。7月份，由市政府领导带队，抽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人员组成专门检查组，对两县、市政府各部门及城区镇（乡）上半年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进行了检查考核，通过督促指导，保证了责任制工作的整体进度。8月份，专题听取了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征用农民土地补偿情况、市建设局关于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城镇拆迁补偿情况、市教育局关于贯彻义务教育阶段“一费制”准备和“三限制”落实情况的汇报，并做了进一步的要求，推动了牵头任务的落实。

二、突出工作重点，确保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成效

一是积极做好两项清理工作。把清理拖欠公款、清理公款购买个人商业保险工作作为工作重点，统一下发了清查登记表，实行个人申报、财务人员审核、财务负责人把关、单位主要领导确认签字层层监督制度，本着自纠于先，关口前移原则，要求党员干部认真自查自纠。同时，为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2008年把农民粮食补贴、各级转移支付资金以及各类涉农扶贫资金发放情况纳入清理工作范围，要求各县（区）、市政府各部门、城区各镇（乡）认真清查自纠。市监察局依据自查自纠情况进行重点核查，对发现的问题按照规定及时进行处理。全市***人拖欠公款***.*万元，已偿还**.*万元；在申报清理的****人中，未发现用公款为个人购买商业保险的情况。二是做好“节日病”的防治工作。在各大节日到来之前，专门下发文件，重申严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车私用，严禁购买、赠送、收受有价证券礼金等规定，并通过新闻媒介向全市公布纪律规定和举报电话，节日期间组织人力进行明查暗访。三是开展部门费用开支检查工作。对业务招待费等费用进行检查，督促单位加强财务管理，控制财务开支，杜绝违纪现象发生。

三、完善工作机制，以查案成效取信于民

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 篇5

金东日/朱光喜

 2013-05-02 14:48:39

来源：《学习与探索》(哈尔滨)2012年10期

【内容提要】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及对其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是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因此，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基本责任就是进行制度体系的建设，包括制度结构的完善、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以及有效地执行制度并使自身发挥示范作用。然而，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与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和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反而会刺激甚至鼓励其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充分的活动空间，而且政府自身的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也会推波助澜甚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关 键 词】诚信社会建设/政府责任/政府的局限性/制度体系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12)10－0034－05

近些年来，一个备受民众诟病和忧虑的问题就是社会诚信的严重缺失，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等多个视角提出了相应的解决路径。①尽管这些讨论的视角不同，但却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诚信社会的建设离不开政府责任的履行。②这个共识的基本依据有两个：其一，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和经验来看，无论是欧洲模式的国家主导型诚信建设机制还是美国模式的市场主导型诚信建设机制，都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1]；其二，由于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程度，因而社会诚信的重建不可能自然完成，必须依靠政府作用的发挥。换言之，如果某种问题已经成为关涉全社会并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么该问题的解决就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到底应该或必须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是否有了政府的重视或全面负责就可以建设好诚信社会呢？这些问题在学界的讨论中并没有深入展开。如果仅仅是意识到政府对于建设诚信社会的重要性，而没有从导致诚信缺失的原因出发并由此在具体层面上界定政府的基本职责范围，就找不到建设诚信社会的具体途径和着力点。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如下基本事实：曾经存在过的和正在运行着的中外各种全能型政府大都为建设全新的社会秩序而作出了种种努力，但他们却都屡遭失败，这又是为什么呢？在探讨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至少要承认从这一事实中引申出的命题：在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局限性或不可逾越的界限。

由此可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何解释看似悖论的现象：一方面，政府必须承担建设诚信社会的责任，即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政府在建设社会诚信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某种局限性，政府不仅不能有效解决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其自身反而会成为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之一。这正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政府作为的定位，以期对建设诚信社会寻找正确方向有所裨益。

一、诚信社会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过程中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为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弄清楚当前社会诚信缺失的原因。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政府必须着手解决和可以有所作为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作出合理的判断。

诚信缺失的具体表现虽然各不相同，但其共同点都是违背了诚实、守信、践诺、履约的社会交往规范，说到底是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机会主义行为究竟是怎么在中国产生并蔓延的？中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化，传统的“单位制”社会迅速解体。转型之前国家控制着各种大小不

一、级别不同的单位，单位则控制着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政治生命、发展前途甚至是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因而社会主体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很小。但在转型社会中，社会主体作出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被急剧拓宽了。首先，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迅速转型。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因而社会主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所作的努力通常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在信息本身不可能完全对称的情况下，谋求利益最大化本身就增加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其次，社会结构由整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的特点是社会构成要素的增多和各社会群体间的差异扩大。一方面，诸如职业群体、社会阶层等社会构成要素比以前迅速增多；另一方面，不同职业群体、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甚至是职业群体、社会阶层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状况和发展需求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社会构成要素之间的利益关系异常复杂，不仅相互之间信息不对称，而且很多交往行为都是一次性或有限次数的博弈。这种利益关系的复杂性不仅增强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而且使传统道德赖以产生作用的“熟人社会”逐渐消失。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彼此之间依靠血缘或地缘相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约束人们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但在社会分化所形成的“陌生人社会”里，血缘或地缘就难以发挥约束作用。因此，转型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市场经济和社会分化造成了社会主体失信的机会主义行为空间的增大。

与此同时，在转型期，有效的制度约束体系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单位制”模式的硬性约束体系解体后，在众多领域都留下了制度约束的空白。虽然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许多法律、法规和政策已经出台，但仍有很多方面存在法律漏洞。近年来许多“应急型”出台的法律法规就是很好的证明。例如，关于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慈善事业监管的制度都是在出现问题并导致社会产生强烈不满的背景下紧急出台的。另外，还有很多制度虽然形式上存在，但其内容存在诸多缺陷或者难以得到有效执行，成为了文本上的制度而不是行动中的制度。如《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执法机关可以对企业缺乏诚信的行为处罚，但规定的惩治力度远远不够，加之执行走样，以至于企业失信成本过低，“毒奶粉”、“瘦肉精”、“染色馒头”等现象屡禁不止。显然，对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有效约束的制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

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空间增大且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体系是当前中国社会诚信缺失的重要原因。从这个原因出发，可以对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的责任界定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要完善制度结构。制度结构的完善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情形中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都有相应制度规则的约束；其二，每一项制度要有具体的实施机制，实施机制的作用在于对遵守制度行为的激励和违反制度行为的惩罚以维护制度本身确定的行为准则，因为没有实施机制的制度是不完整的制度；其三，为了使各领域的基本制度体系及其实施机制切实起到约束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特别要重视专门的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即制定对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信息及信用记录的征集、使用、披露、保护、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方案。

第二，制度结构的完善只是制度体系的外在形式，更重要的是制度内容的合理化。一方面，建立制度的目的是约束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增加社会主体交往行为的可预期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但另一方面，如果制度内容本身不是增加了社会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而是降低了行为的可预期性、不是降低了交易费用而是增加了交易费用的话，那么，不仅不会起到约束机会主义行为的效果，反而会进一步诱导和刺激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因此，制度内容的合理化是制度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这就要求制度的内容必须符合必要、清晰、协调、稳定、公平的要求。必要是指制度本身是为了满足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而不是徒增繁文缛节；清晰是指制度的内容确定、明晰而不是含糊不清；协调是指制度与制度之间相互衔接而不是互相冲突；稳定是指制度要前后连贯而不是变换不定；公平是指制度的对任何主体一视同仁而不是因人而异。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制度才能使社会主体不仅在主观上知道要怎样做、不能怎样做，认可和接受这些规则，而且在客观上也能达到遵守制度比不遵守制度更符合利益最大化标准的效果，进而增加社会主体行为的可预期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以进一步约束其机会主义行为。

第三，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合理的制度内容还需要强有力的有效执行。制度的有效执行就是政府要让制度所确立的约束规则能够完全作用于制度指向的每一个社会主体。制度如果没有被有效地执行，要么导致制度形同虚设、有制度等于没有制度，要么导致制度变异，使“好”的制度变成“坏”的制度，结果是鼓励和刺激了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制度的有效执行要求执行主体明确、程序公开、内容真实、标准统一。主体明确是指制度有明确的执行者且执行者的责任明确；程序公开是指执行的过程对外透明并接受监督；内容真实是指制度规定的要求不被增加、减少、篡改或替换；标准统一是指在相同的情形之下采用相同的标准，不因人、因事而异。

第四，由于政府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制度的执行者，要求其制定的各种制度能够有效执行和被社会主体所遵从，还要求政府自身首先发挥示范作用，即政府自身应该自觉遵守各种制度，以诚信政府的形象树立起公信力。从行为主体的角度看，社会诚信由政府诚信、包括企业及事业单位在内的法人团体诚信和个人诚信三个部分组成。三者中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位置或许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三者中，政府诚信是建设社会诚信的关键[2]。

二、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的局限性

与上述诚信社会建设中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政府的这些责任会得到充分的履行吗？进一步说，如果政府尽心尽力实现上述政府责任，诚信社会是否就能够实现呢？这种疑问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杞人忧天，因为这种疑问将告诉我们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政府作为的范围界限或局限性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政府的局限性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制度边界的有限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的事物、新的领域、新的社会关系不断形成，因而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发生的范围和形态是无穷无尽的。由于政府理性的有限性，政府不可能设计出天衣无缝的制度结构，总会存在一些遗漏的领域。同时，由于制度总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会制定，并且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因而从逻辑上讲制度就总是落后于实践的。另外，出于自利性，当制度将约束或影响到政府自身的利益时，政府可能会拖延甚至阻止制度的制定。因此。政府制定的制度约束体系总是难以完全覆盖全部社会主体的所有机会主义行为的，总会为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空间。

其次，不合理的制度。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经常会制定一些内容不完全合理的制度。具体表现为：(1)不必要的制度。由于行政权力的惯性以及行政理念没有从管制向服务彻底转变，一些国家机关出台本来不需要的制度，造成“制度过剩”，这些不必要的制度突出体现在诸如行政许可、审批、备案、检查、评估等方面。(2)不清晰的制度。一些制度没有提供确切的行为指南，也就是对社会主体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没有界定一个可预见和预期的框架，或者是由于考虑不周全，对制度的规定有多种理解和选择，这突出体现在诸如“临时政策”、“红头文件”等形式的制度中。(3)不协调的制度。不同国家机关之间没有从整个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出发，而仅仅是从本部门的立场和利益角度出发，造成相关部门针对同一问题出台的制度在内容上相互冲突、相互矛盾。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政出多门、制度打架的现象。(4)不稳定的制度。由于前面的制度存在问题或者出现新的情况，不考虑制度的衔接问题就突然停止、另起炉灶，甚至是反复地改弦更张，出现制度“急转弯”、“烤烧饼”的现象。(5)不公平的制度。在没有充足的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制度在分配权利和利益时随意偏袒特定的地域、行业、群体，搞所谓的“政策倾斜”，甚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形成部门保护主义或者地方保护主义，扭曲了成本和收益在社会主体之间的分配。这些不合理的制度，一方面会使社会主体无所适从，对自身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社会主体没有稳定的行为预期；另一方面还会直接增加相关社会主体的制度遵从成本，导致遵从制度的收益明显小于损失，甚至为了遵从制度而投入大量的“沉没成本”。这样的制度不是增加而是降低了行为的可预期性，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交易成本，导致遵守制度不如不遵守制度，因而会刺激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3]。

最后，即使是合理的制度也可能难以得到有效的执行。由于政府自身的有限理性和自利性，导致一些本来合理的制度被扭曲执行。具体表现包括：(1)选择执行。一些制度的执行涉及多个部门，由于执行主体不明确、责任不清，导致这些执行部门在执行时对制度的内容进行选择——有利于本部门的就执行，不利于本部门的就不执行，或者出现不同部门之间“推诿扯皮”现象。(2)秘密执行。一些制度的执行主体在没有事先明文公布制度规则的情况下就开始执行，有的甚至是故意隐瞒制度的规定，在执行时用“按照有关规定”来作为依据。至于“有关规定”是什么则不公开。这也就是所谓的制度隐藏。或者在执行制度时没有合法理由而不透明公开，诸如“钓鱼执法”、“秘密执法”等。完全违背了制度的本来意图。(3)虚假执行。由于涉及执行主体自身的利益。执行主体在表面上执行了制度，但实际上是故意不执行或变相不执行——该处罚的不处罚、该奖励的不奖励，这也就是所谓的阳奉阴违式执行。(4)附加执行。执行主体在执行的过程中对制度加入一些原本没有的内容和规定，也就是所谓的搞“土政策”。(5)替代执行。执行主体在执行时完全篡改制度本来的规定，也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差别执行。在执行时不按照规定对同样的情况采取同样的标准，滥用自由裁量权、甚至是公开违法对不同对象采用差别性、歧视性标准。这些执行情况完全违背了制度有效执行所要求的主体明确、程序公开、内容真实、标准统一的要求。其结果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制度落空，形同虚设，即有制度等于没有制度；另一种是制度变异，本来合理的制度变成了不合理的制度。无论是制度落空、还是制度变异，事实上都为社会主体的机会主义行为创造了空间，甚至是鼓励了社会主体的这种行为。

以上三点说明了聚焦于制度及相关政策上的局限性。但如果把目光稍微转移到政府得以存在和运行的体制框架上，那么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局限性就更加严峻了。这也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最后一点——最根本的局限性，即当今中国的体制缺陷。

信任指的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它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从已有的证据进行推断，而且借助各种符号来得到控制[4]1。可以认为，诚信是通过积累信任的行为形成的，这就是在“熟人社会”(“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也是不信任的前提”[4]25)中通常容易建立诚信关系的主要原因，也是政府官员的几次“谎言”而使老百姓不信任或以怀疑的目光看待整个政府的原因。但是，“熟人社会”是小圈子，不可能覆盖大规模的社会。就是说，在大规模的社会现实中不可能通过“圈子”内的“自然”积累来维系诚信，而只能通过健全且可信任的机制来确认并维系诚信。那么，这种机制指的是什么？如何建立并继续维持下去呢？

社会诚信说到底是关于某种社会行为基本准则的信念及行为主体普遍遵守这些基本准则所形成的社会状态。如果不遵守这种基准，行为主体将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由此可以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为了建设这种社会状态，需要两种机制的支撑，即上述信念能够维系的机制和遏制机会主义行为(包括不遵守基本准则将受到某种惩罚的威慑力在内)的机制。在现实社会中，安排这种机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有一个始终保持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即除了上述已经考察过的政府之外)，以及促使这种社会群体健康生存和有效运行的社会环境。从人类发展的历史及现实来看，这种主体群主要有知识界、宗教界、言论界，③其共性除了承担上述社会功能之外，就是独立性。如果这些群体依附于权力或财力的掌握者，就难免替自己的这些“靠山”说话或有为他们谋利的嫌疑，因此得不到广泛的社会信任。尽管这些主体群也存在可信度问题，但至少因其角色要求和其领域的开放本质(主要是指其运行基准及据此监督的公开性)在守护社会良知及培育和呵护人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例如言论，除了言论所具有的揭露谎言或欺诈行为以及越是充分的理性讨论越接近事实真相的通常道理以外，还由于言论面对的是整个社会，即其面对的是社会良心。我们知道，虽然不能说回避直面社会良知的全都是“坏的”，但直面社会良知则至少要以符合社会良知的面目来装点自己。因此，即便一家言论偏向于自己的立场而歪曲事实，不仅其他倾向的言论也会反驳其偏向，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不诚信的言行的生存空间必将缩减，整个社会成员无论参与讨论与否都将在言论报道和理性讨论中受到宝贵的诚信教育。这就是公共言论(直面社会而进行的公开言论在本质上都是公共言论)乃至其他上述主体群存在的价值所在。

由于体制的问题，这种意义上的主体在当今中国尚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从本文主题的角度来看，当今中国的体制特征可概括为政治行政化和行政政治化。这不仅破坏了合理性、法制进程及程序等，还不利于追究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责任[5]。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社会中最积极且最具能量的政治与行政合为一体(即“政治上位的政治与行政一体化”体制)并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导致几乎没有给上述主体群基于独立性而发挥自己应有功能的空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中国政治传统的特征(例如“家产官僚制”、“家天下”、“学而优则仕”、“胜者为王败者寇”等)和官场上的种种“潜规则”，那么秉持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的群体能够生存的空间就是可想而知的了。由于上述中国的体制特征，完全依靠政府来建设诚信社会也是不现实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诚信社会建设既离不开政府，但也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因为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存在着明显而难以逾越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政府自身理性的有限性和自利性导致政府的责任难以充分履行，表现为政府供给的制度约束体系存在边界的有限性、内容的不合理性以及执行的失效，这不仅难以发挥约束社会主体机会主义行为的作用，反而会刺激和鼓励其机会主义的失信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府的责任和定位被扭曲，政府不仅不能为建设诚信社会所必需的以专门从事呵护和培育人性以及守护社会良知等为己任的强大主体群提供活动空间，而且其自身强势和渗透及运行逻辑对诚信缺失的社会风气还会起到推波助澜甚至“模范带头”的作用。

结语

当前中国社会的诚信缺失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因素，因而重建社会诚信已成为当务之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是适宜的，但自进入21世纪之后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已经表明，经济既不是发展的唯一衡量尺度，也不能在没有其他领域支撑的条件下持续发展。而社会诚信正是包括经济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正常运行所必不可少的前提，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已经讨论的内容及与此相关的中国现实情况来更具体地考虑这一问题，社会诚信显然不只是关涉人际关系或伦理道德这么简单，法制进程、政府角色与责任、社会各种机制的完善以及充分、有效地运用社会资源等等，都与之具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政府在诚信社会建设中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但是到底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还需要进一步界定；不仅如此，还需要充分认识政府责任的内在局限性。只有对这两个问题有清楚的认识，才能对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作用有合理的预期，从而为如何建设诚信社会找到有效的途径。

实际上，诚信社会的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政府之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一方面，需要社会的有效参与和监督来促进政府自身责任的充分履行；另一方面，社会自身还需要发挥政府根本无法发挥的功能。这就需要政府给这种主体群提供可发展的空间，而且拓宽与维护这一空间本身就是建设诚信政府的重要社会条件。由此，中国诚信社会建设必然是一个牵涉体制与制度、政府的意志与行为、社会主体群的觉醒与自律等广泛领域的巨大社会工程。

注释：

①参见杨中华《诚信问题的政治学维度分析》，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杨瑞龙《关于诚信的制度经济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王利明《关于诚信的法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焦国成《关于诚信的伦理学思考》，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②不仅众多学者在学术论文中指出政府在建设诚信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各种媒体和新闻评论中也广泛强调这一点，在舆论上形成了共识。

③这里所说的知识界并不是简单地指有学历或知识的知识分子，而是指以独立的人格梳理和创造新的知识且积极关注社会公共问题，以理性的态度批判社会不合理现象且秉持良知代言时代精神的群体；宗教界和言论界也不是简单地以从事“职业”为判断标准的概念。虽然在现实中我们难以寻觅完全达到这种“标准”的人，但作为逻辑分析所需要的概念，同其他社会科学上的学术、概念一样，是不可否认其实在性的。

【参考文献】

镇政府廉政建设管理责任书 篇6

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轨道的重要保证。根据中央、省、州、市纪委的要求，结合本乡实际，现就如何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责任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深入学习

1、建立健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领导机构。成立＊＊乡纪律检查委员会。领导小组的职责是：（1）领导制定了工作计划、部署工作；（2）研究决定重大问题；（3）协调行动，指导工作；（4）组织领导检查工作；（5）领导责任考核和责任追究。办公室的职责是：（1）负责处理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2）了解、掌握、综合工作情况；（3）对政策性或生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4）督促落实领导小组的决定。

2、进一步提高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重要意义的认识，清楚其总体要求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和中央纪委、省纪委第七次全会、州纪委四次全会精神，加强反腐败三项工作，坚持标本兼治，注重治本，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狠抓工作落实，努力夺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的实际成果。我们把此项工作列入乡党委、乡政府、村支部、村委会的重要议事日程。为此，我们始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承担起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应负的责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其它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把“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到实处。

3、党政一把手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一把手亲自抓，是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成败的关键。因此，我们时刻以改革、发展、稳定为大局，充分认识到自己作为主要负责人的职责，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认真担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

二、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责任制的自查工作，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落实。

1、我们每季度，利用乡政务公开和村务公开，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进行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2、利用每周星期五的学习时间，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等知识，让全乡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学习，促使每位同志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作出好成绩。

3、严格按照乡党委、乡政府制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计划执行。

4、加强考核制度建设（1）领导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情况。（2）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方面的情况。（3）遵守政治纪律、法律、法规的情况。（4）遵守廉洁自律规定的情况。（5）领导履行职责的情况。

三、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加强监督检查，确保政令畅通政治纪律是党的各项纪律中最重要的纪律。严明纪律是贯彻党的路线。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重要保证。我们党委和每个党员都必须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乡纪律检查委员会要对党员干部遵守和执行纪律的情况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其它纪律的情况加强监督检查，严肃查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其它纪律的行为。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政府行政责任 篇7

1、地方政府缺乏生态意识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 各地政府都在努力发展经济, 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评价也是参考各地的GDP发展水平。所以, 导致很多地方政府官员都重经济发展指数, 而忽略生态文明建设,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在发展地方经济的过程中, 很多地方官员纵然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 只要有利于促进GDP增长, 就默许这样的企业发展, 走了“用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发展”的错误道路。出现这样问题, 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缺乏生态意识, 没有认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只重视眼前的利益忽视了长远的发展。

2、对地方政府考核标准的标准不完善

现行的对政府考核的标准很少将生态文明建设标准纳入考核体系之内, 关注的只是地方经济发展的速度。所以在推动地方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加大物质投入力度, 而且还应该建立起相关的制度。有的学者提出了绿色GDP概念, 将绿色GDP指数纳入到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体系之中。通过这种制度建设, 促进地方政府官员形成生态文明意识, 从根本上实现变革, 促进地方生态环境的建设。

3、生态保护法规建设滞后, 相关制度执行不到位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法律是其中最为有效的制度保障, 对于阻止生态环境破坏和合理开发生态资源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 与生态文明建设配套的法律制度建设却不到位, 而且政府在贯彻和落实的过程中也没有严格按照相关政策和法规执行。有的专家进一步指出, 虽然我国已经有了环境保护的相关法规, 但是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地方政府在贯彻和执行上甚至出现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的情况, 特别是缺乏刑事责任, 所以一些企业对于生态环境问题也不够关注。最后, 我国现有的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过于零散, 而且缺乏实用性, 特别是像我国这种生态资源大国, 缺乏系统的环境保护法规是很难实现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的。

二、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责任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政府应该发挥其主导作用, 树立起科学的发展观念, 促进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解决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 具体而言可以采用如下策略:

1、制定科学的生态文明建设规划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政府需要在宏观上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 按照自然规律办事, 走可持续性发展之路。同时, 各地方政府也必须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根据地方的实际, 制定出符合地方发展特点的规划, 以促进地方各种生态资源的合理开发与运用, 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

2、推广生态文明教育, 提高民众生态意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程不仅仅是政府一方的责任, 还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力量共同的完成。然而, 我国人口众多, 整体素质较差, 环保意识薄弱, 所以政府必须开展生态文明教育, 提高群众的生态意识。具体而言, 可以通过如下策略:第一, 开展生态文明普及宣传活动, 发放传单, 制作公益广告。第二, 加大对高校有关生态、环保专业的投资, 培养专业化的环保和生态人才, 为生态文明建设积累资源。第三, 制定行政规范, 引导群众自觉的保护环境, 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3、完善相关法规和政策, 加强执行力度

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完善与否会直接影响到人民对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态度, 政府只有不断完善相关法规, 加强对生态建设的法律保障, 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虽然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困环境保护法》等关于环境方面的法律, 但是有关生态和环保的法律体系还没有建设起来, 例如对燃油税和环境税等议案还没有最终立法。同时, 政府还应该加强执行力度,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 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4、开发生态经济, 加大对环保产业的投入

近些年来, 我国政府开始加大对环保的投资, 但是却存在着盲目投资的问题, 对环保和生态方面的技术重视程度不够, 这些都影响了环保产业最新科技的推广。所以, 政府应该统筹管理与科技投资, 建立完善的生态经济研发体系, 鼓励环保科技创新, 给与足够的经费和政策支持, 并且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 形成一条新的生态产业链。

5、加强政府生态治理的综合协调能力

生态系统由各种因素构成, 各种因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为了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政府应该不断提升自身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协调能力。考虑到各地自然条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 政府部门应该建立起一个动态的环境保护系统, 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协调各个机构之间的关系, 提升政府部门整体协调能力。

三、结语

总而言之, 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积极发挥其职能, 认真的履行自身的责任, 加强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调控, 提供市场监管、社会服务等职能, 转变自身的职能, 全力加强生态建设, 将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统筹发展, 提升我国的国际形象。

摘要：当今世界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环境问题, 而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之中的发展中国家, 环境问题也显得十分的突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是和谐社会发展的题中之义, 也是人民享有人权的一个标志。但是我国由于经济基础较差, 人口数量较大, 所以环境污染问题变得十分的严重。虽然近些年来在综合治理之下, 环境有所改善, 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政府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文将初步研究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行政责任

参考文献

[1]李亚.论经济发展中政府的生态责任[J].中国林业, 2005;11

[2]李良美.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及其理论意义[J].生态环境与保护, 2005;6:53

公共管理中政府生态责任分析 篇8

政府生态责任是指政府在对生态环境的开发、保护以及对损害生态环境行为约束等责任。由于人对自然关系的依赖性以及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环境及其所有资源都是作为人的生产条件或劳动对象存在着。在工业化社会里，企业的第一要务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且在攫取资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影响和破坏。而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部门，不可能放弃经济发展一味地追求环境效果，关键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政府生态责任要解决的问题是生态资源的合理配置及生产生活废弃物的妥善处理。

二、生态责任未受重视的原因

(一)生态责任中的角色分析

如果将整个社会简单划分为企业、公众(主要指居民)和政府三大部分，政府又是由要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人组成的，那么，社会可以划分为企业、公众和政府官员三个利益集团。由于公众是分散的，造成的污染一般为家庭生活垃圾，相对于成规模的企业来说，其污染后果是很小的；作为追求利润的企业来说，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工业化生产会不断扩大规模以追求更大的利润，所以会持续地加剧环境污染相对于个人，企业是主要污染源。

政府作为社会运行的核心部门，可以利用政策的制定来主导社会潮流，在一定范围内预测企业的污染行为并提前制定出约束方案，在污染事件发生中提供情报和技术服务，在污染发生后行使惩罚权达到震慑目的。政治地位的升迁是官员的共同追求。在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幅度作为衡量官员升迁的主要标准时，增加行政区域内的GDP就成为大多数官员的普遍偏好。在工业化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主要依靠工业企业的发展。所以，在污染和企业发展中，官员一般倾向于支持企业而忽视环境。由于公众对于污染的程度、规模以及后果等信息不详尽，无法有效地履行监督。

(二)经济效率目标导向在环境核算中的偏差

在现阶段，我国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方大多处于经济不发达的中西部，而当地政府的财政预算多是小于政策执行成本，那么，即使中央政策要求加强地方政府生态责任意识，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但在预算不足的条件下，官员会偏好于选择更有利于自己和当地的政策。由于官员的任期与环境收益期并不一致，作为一任政府，为生态治理投入巨额资金，回报却很可能在下一任政府或更久出现。在有限预算前提下，官员治理会选择回收期更短的经济项目。所以用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程度指标与官员的考核指标是有严重缺陷的。

(三)第三部门的弱势

所谓第三部门是除政府、企业以外，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公益组织。在公共管理理论中，第三部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在社会活动的许多领域，第三部门都能发挥与政府相当的管理与监督作用，特别是带有公益性质的民间环保组织在生态公共管理中能发挥积极的作用。据《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蓝皮书》指出，我国民间环保组织主要有四种类型：即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民间自发组成、学生环保社团、港澳台及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等。在现有的2768家环保民间组织中，由政府部门发起成立的占49.9％，民间自发组成的占7.2％，学生环保社团及其联合体占40.3％，港澳台及国际环保民间组织驻大陆机构占2.6％。由政府发起的占一半，在与政府的利益交锋中，第三部门的独立性是大打折扣的。而且严格的政策管理规定，使注册成了很多民间组织最头疼的一个问题。调查显示，草根环保组织中只有29.5％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注册为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10.7％的组织以公司的名义在工商部门注册，9.8％的组织挂靠在机关、事业单位内部，3.6％的组织注册为二级社团。这些组织在法律意义上尚且没有“正名”，在分担政府社会责任与保护生态时就没有足够的权威。民间环保组织还一直面临着经费不足的压力和挑战，76.1％的环保民间组织没有固定经费来源。由于专业人才匮乏、基础薄弱，环保民间组织参与环境政策制定和实施社会监督的能力不足。在我国目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条件下，公众参与民间环保组织活动热情不高。由于我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的历史较短，参与国际民间环境交流合作的渠道有待建立，能力有待提高。

三、如何强化政府的生态责任

工业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与生态环境相矛盾的情况。生态环境是有一定的自我恢复能力的，关键在于人类的开发利用速度是否大大超过了它的恢复速度，这个临界点需要政府来捍卫。但是对于官员的测评中少有关于生态的指标，也就意味着他们对生态的保护只会增加任期内的政府成本而先有收益，必然会导致对生态的轻视。强化政府生态责任就要从制度着手，讨论并制定措施。

(一)“最低安全标准”——借鉴国际经验量化生态责任

由于计量困难，生态环境效益在成本效益评估时不可避免地被大大地低估了。除了严重的生态破坏事件，政府对生态责任的承担并不能像政治责任、行政责任等一样的明显。世界银行在上世纪90年代曾提出一种“最低安全标准”(SMS)分析方法。SMS是一种可将以前不注意或考虑很少的环境问题引入成效分析中的决策方法，是任一项目都必须满足的非经济『生指标。当用于开发项目评估时，SMS分析通过确定项目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满足的环境、社会或另一些标准，而对经济性的成效分析进行约束。如果某项目需要完善以便满足SMS标准时，则相应的改造费用在成效分析中都将自动地转为项目成本。如项目经改选还不能满足SMS时，该项目就应放弃而去支持其它的环境与社会性投资。因此，与SMS分析相结合的成效方法是一种约束性的经济最优化方法。探讨将生态责任纳入官员考核指标从而引导官员做出倾向于生态保护的举动，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操作性。

(二)制度供给实现恩威并举

在我国，已经制定出了关于环境保护的各种规章。因为污染和过度开发等问题受到处罚的企业不是没有，但效果并不明显。外部性的普遍存在使得企业的生产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企业活动造成的对生态破坏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并没有计算到企业产品成本中去，即使企业因为某个污染事件受到处罚，只要这个成本低于用于环保投入而增加的边际成本，企业仍会倾向于继续破坏生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将外部成本内部化，可操作性的方法就是征收环境税，并采用超额累进税制等进行规范。环境税通过使外部效应内部化的机制影响企业平均可变成本，如果环境税税率等于或高于外部效益造成的成本率，企业利润将受到影响，间接调整产品生产能力。降低生态破坏的规模。企业为了获得与以前同样的利润率，就要想办法加大对环保设施的投入，以降低环境税率，从而达到企业自觉注意生态保护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