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机构发展(通用8篇)
我国的金融机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早期的银行雏形——票号,到解放后央行体系的建立,再到商业银行的逐步融入扩大健全,最后成为了现在这种多形式金融机构的并存共进模式。我在本文中主要从我国金融机构的历史演进,以票号,央行,银行体系改革为脉络,最后介入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来分析金融机构的发展。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19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假设推算,在光绪三十二年的时候,日升昌每个分号平均年汇兑量是231万两。那么按一家分号230多万两,当时最少也有400家分号。因为有22家票号注册的时候,说他们的总分号有358家,还有4家没有注册。358家加上4家的总分号,那么最少也有400家。400家,一家230多万两,那就是8亿多两。
票号的兴起,甚至引起了一些朝廷大员的注意。山西巡抚申启贤在一份奏折中说,“西北诸省陆路多而水路少,商民交易势不能尽用银两,现钱至十千以上,即须马驮车载。自不若钱票有取携之便,无路远之烦,甚便于民。”
战争对票号最致命的影响是商路、汇路的断绝。当时许多官员的奏折都谈到了这种情况,福建方面说,“南北商船,闻风裹足”;江西巡抚说,“闻风鹤之警,舟楫不通”;安徽巡抚李嘉端形容长江水道当时的情况用了这样的话,“下游销路未通,而上游之来源已竭”。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甚至因为“外地商贾皆携货以归”而变得“民穷财尽”。这种局面,使得各家票号处于无生意可做,有生意也不敢做的地步。
票号代替政府收解银两、汇兑,而且他吸收了很多王公贵族的存款,就是大笔的存款,不是小额的,是大笔的。那么辛亥革命,清朝政府倒台以后,他的两大业务,一个汇兑业务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存款来源,甚至他贷出去的款,有一些王公贵族,比如说跟他们发生关系,长期建立的这种信用关系,贷出去的款收不回来,在战乱中对他造成的损失很大。在山西商人与清朝政府合作的早期,这种危机虽然已经存在,但是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相反,那时候由于汇兑官银、票号赢得了巨大的商业发展空间。从同治三年,1863年开始,山西票号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此后的10年时间内,票号数量从14家发展到28家,票号业务由经营民间银两汇兑,逐渐转为汇兑巨额公款为主。这些存放在山西商人手中的公款是不计利息的。通过汇兑和经营这种没有成本的资金,山西商人获得了很大的利益。由于与官场有了十分密切的往来,一些创业时严谨朴素的山西商人,此时也开始染上了一些官气。
山西商人一步步迈向了财富的顶峰。大德通票号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每股分红850两,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每股分红达到17000两。据当时的户部档案记载,到光绪三十二年,户部有三分之一的银两存在各家山西票号之中。
可见,从很早以有银行雏形起,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开始对其产生影响,包括政府,战争
对其的影响,可见,金融机构的发展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而单纯的内部战争与政府干预往往对机构造成的是消极影响,所以政府需要审时度势的对经济进行引导,同时给机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随着解放的脚步临近,中央银行的建立也变得尤为重要。我国央行体系的建立发展到目前为止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一、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与国家银行体系的建立(1948--1952年)
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国家银行(1953--1978年
三、从国家银行过渡到中央银行体制(1979--1992年)
四、逐步强化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1993年至今)
今天,央行进一步强化了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在实施金融宏观调控、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将更加突出。面对更加艰巨的任务和更加重大的责任,中央银行在履行新的职责过程中,视野要更广,思路要更宽,立足点要更高。特别是要大力强化与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职能,不仅要加强对货币市场、外汇市场、黄金市场等金融市场的规范、监督与监测,还要从金融市场体系有机关联的角度,密切关注其他各类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和风险状况,综合、灵活运用利率、汇率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金融宏观调控。要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实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研究、规划关系到我国整个金融业改革、发展、稳定方面的重大战略问题。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货币政策决策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金融业长期积累的金融风险仍然较重、改革与重组任务十分艰巨。在此情况下,中央银行要更善于擅于准确把握影响经济金融发展全局的因素,注意研究新情况、开发新工具、探索新方法、解决新问题,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做到识大局、讲宏观、懂技术、胆识兼备,充分发挥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的突出作用。
目前,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和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的保险业、信托业、证券业等非银行金融业通过近几年的加速发展,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定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似乎正受到过分的偏爱,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过快发展中已暴露出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问题如下:
一.基本功能定位和业务范围的界定不清。
二.业务发展总体水平过低。
三.资金运用渠道相对狭窄。
四.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服务水平不高。
五.内部控制十分薄弱。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也绝对不是某一方面能作用改变的,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是中国加入WTO的一项基本义务和承诺,也是中美协议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中美双边协议,加入WTO后,保险公司5年持股最多为50%,第6年起外资可持股51%;在证券业方面,外国金融公司允许在基金管理企业中持股33%,3年后增至49%,外国股票包销商可在合资承销公司中占33%股份。站在WTO门槛前幼稚的、需要保护的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资源和资金相对贫乏,技术与管理相对落后,在其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在全球经济化、竞争国际化、联系网络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在国外市场上缺乏参与竞争的优势,在国内市场上越来越遇到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一些功能齐全、信誉优良、实力雄厚、手段先进的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进入,必将使金融市场出现市场份额争夺的局面,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总体来说,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还是比较平稳的,虽然解放前的票号体系只是尝试,但是也暴露出社会面存在的许多问题,所以对社会的发展与关注是尤为重要的,在现行世界大背景下,我国若想谋求世界舞台上更多得发言力,那么经济的发展必将占据重要影响地位。政府不单单应只关注经济基本面的运行,还应该更多关注社会矛盾与因素,这样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只有关注到不同群体不同单位在社会中的运行,才能读懂经济运行的规律。
1上海发展社会医疗机构的政策背景和意义
1.1医疗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数量与结构性矛盾突出
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已达2 415.15万人,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达到387万人(占户籍人口27%)[2]。随着人口不断扩增、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导致的与周边国家、地区间的经济社会联系的日益紧密,全市医疗服务总需求增长显著,即使从数量上看,目前的公立医院也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近年来,上海“总部经济”发展良好,设在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470家,在沪工作和长期居住的境外人士已超过25万人,同时,海外留学生回国潮带来的留学归国人员创办企业潮,催生了3 000多家新兴企业,总投资额超过4.2亿美元。《2013胡润财富报告》显示沪上千万富豪已超14.7万人。全市高端医疗服务的需求日趋突显,但市场却缺乏个性化、精细化、质量与服务品质能与国际接轨的医疗服务,此外,城市人口持续老龄化衍生出的康复、老年护理、临终关怀等新型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持续放大。
1.2发展社会医疗机构有利于缓解医疗服务供需矛盾
与此同时,上海每千人口执业医师数已达到4人,每千人口床位数达到8张,其资源配置水平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3]。但上海90% 以上的医疗服务资源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目前上海三级和二级公立医疗机构分别为48家[4]和143家[5],另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245家[6]。从布局上看,每个区县都设置了至少一所具有一定规模的二级综合医院,每个街道(乡镇)都设置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市33家市级临床医学中心全都设在三级公立医院内,集中了一大批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医学专家。
经济学关于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决定了基于上海目前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水平,通过新建、扩建医院尤其是大型医院的方式来缓解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不足可能效果不佳,而且通过政府投入方式进行公立医院的建设、运营也必然会给政府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7]。因此,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医疗机构不仅有利于增加基本医疗服务总供给,有效满足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还有助于打破公立医院的行业垄断,对公立医院形成适当的外部压力, 有利于推动公立医院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从而形成公立医院与社会医疗机构有序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公立医疗机构主要定位于满足大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而社会医疗机构由于其资本并不源于税收,因此, 在满足社会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上具有公立医疗机构不具备的巨大优势和潜力。
1.3发展社会医疗机构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健康服务业
当前,上海正处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如能充分利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 优势发展社会医疗机构,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健康服务业、 强化城市综合竞争力、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完善城市功能,同时对于上海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率先实现经济转型,加快建设“四个中心”,早日实现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发展综合目标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2上海社会医疗机构近几年发展呈现的特点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上海的社会医疗机构已经成为上海医疗服务体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截至2013年底,社会医疗机构总数已经达到1 715家,其中医院212家、门诊部757家、个体诊所725家、独立医学检验所21家。拥有床位12 870张,其中老年护理床位3 069张(资料来源于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监督所)。
2.1专科医疗机构发展迅速
近年来,在这些医疗机构中涌现出了一批具有优势临床专科的社会医疗机构,已有一批著名的专家教授作为骨科、眼科、整形美容、口腔专科的学科带头人走进了社会医疗机构,这些专科的医疗技术水平、服务质量已经不弱于公立三级医院相同专科。这些医疗机构多采取与公立医院错位竞争的方式,大力发展公立医院发展相对薄弱的专科。以医疗美容领域为例,截至2013年底,各类医疗美容机构(含医院、门诊部)数量已经达到52家。
2.2集团连锁经营方兴未艾
近年来,社会医疗机构中开展第三方服务的机构也开始崭露头角,金域、迪安、艾迪康、达安等第三方医学诊断行业的龙头企业纷纷以连锁化经营的综合型诊断服务模式抢滩上海市场。目前,上海从事第三方医学诊断的实验室已经达到21家。联影—嘉定区域影像诊断中心的正式启用则标志着第三方服务机构已将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嵌合于医疗服务中。同时,以开展连锁经营为主要特征的专业健康体检机构也发展迅猛,以爱康国宾、美年大健康、慈铭体检为代表的专业健康体检机构已经成为上海健康体检市场的新兴力量。过去一直被公立医院“独家垄断”的体检市场,因人们健康消费意识的觉醒而面临上述体检巨头的强有力挑战。
2.3各路资本涉足社会办医
尽管由境外资本设立医疗机构非常不易,但由于上海医疗服务市场的巨大吸引力,近年来,外资背景的医疗机构数量还是稳定增长。继2012年中国台湾独资的禾新医院落户上海之后,德国阿特蒙集团(Artemed Group)、 银山资本也将在自贸区设立独资医疗机构性质的阿特蒙医院。目前,上海具有外资背景的医疗机构总数已超过30家。国内外一些投资银行、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如高盛、 美林、软银、德太投资(TPG)、联想、复星医药等也纷纷涉足社会办医。
3上海社会医疗机构发展制约因素
虽然从国家、有关部委到上海市出台的各项政策都鼓励、引导社会医疗机构,促其健康发展的取向是十分鲜明的,但无论是从对社会医疗机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层面,还是政策的落实层面,还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
3.1观念意识问题
在20多年的医改进程中,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在发展社会医疗机构这一具体问题上, 传统观念认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应该以公立医疗机构为主体,社会医疗机构起到拾遗补缺作用即可,如果各级地方卫生行政部门的观念止步于此,不能充分认识社会医疗机构的存在尚有助于促进公立医疗机构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提升服务水平,还能起到满足市民多层次医疗需求,特别是满足外籍居民和国内高收入人群对优质、个性化医疗服务的需求,并能促进经济转型,培育健康服务业的作用,必然会影响相关具体政策的制订和落实,必然会给当地社会医疗机构发展带来一定的障碍[8]。
3.2卫生规划问题
各类卫生规划对社会医疗机构的设置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公开的市级卫生规划,包括区域卫生规划、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大型医疗设备配置规划等,相对比较齐全,其中宏观、定性的内容固然必不可少,但相对而言其对医疗机构的布局、各类卫生资源的配置的导向作用不够明显,缺乏区域内社会医疗机构是否可以举办、 床位、大型医疗设备等资源配置额度的详细信息,因此无法为社会资本有效配置医疗服务资源提供明确具体的信息导向。相对而言,区(县)一级的卫生规划应该更为公开,更具可操作性,但事实上社会资本无法通过公开渠道了解所有区(县)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如此。由于不清楚规划是否允许社会资本在某一特定区域举办医疗机构,卫生规划客观上就很容易形成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玻璃门”。
3.3多点执业问题
真正落实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是扩大医疗服务有效供给、促进社会医疗机构健康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而当下,这一政策的落实却相当艰难,原因在于“公立医疗机构的限制”和“医师是事业单位人不是社会人,无法自主选择第二执业点”。现行政策环境下,卫生计生部门批准多点执业的前提是公立医院准许其医师增加执业地点, 一旦医师所在的公立医疗机构不同意,卫生计生部门就无法为其办理增加执业点的注册,所以卫生计生部门是否同意仅仅只是表面原因,真正的原因仍然在于公立医疗机构是否同意医师增加执业地点[9]。另外,由于作为个体的医师向所在公立医院提出多点执业时会顾虑所在医院的态度,而绝大多数公立医院考虑自身利益对医师多点执业的申请持消极态度,一般多不会同意本院医师(尤其是尚未退休的医师)多点执业。
3.4运营成本问题
公立医疗机构在建设及运行中都或多或少可以得到政府拨款,用于开办和运行的补贴,享有免税待遇,占用土地则属于卫生规划用地,由政府无偿拨给,用电、用水、 用气可以享受价格优惠。
相较于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要高许多。其在获得执业许可之前,必须完成诊疗场地的购置或租赁,其成本与一般商业企业完全相同,而用电、用水、用气等费用,虽然国家及地方政策均规定应与公立医疗机构享受同样的优惠价格,但由于社会医疗机构的上述费用往往由不动产业主代替公用事业部门收取,各公用事业部门又未建立相应的用电、用水、用气溢价部分的退费机制,绝大多数社会医疗机构实际并没有享受到政策规定给予的用电、用水、用气优惠。
尽管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社会医疗机构均已享有免缴营业税的待遇,但医疗机构还要缴纳相应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自制制剂增值税、车船使用税等,营利性社会医疗机构还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税种、税率与一般企业没有明显区别。以营利性医院为例,税收优惠期满后,各项税费的税率估计要达到25%,远远高于其他受政府鼓励投资的行业。而医疗机构具有资本密集、知识密集、人力密集的特点,风险相对较高,投资回收期也较一般企业更长,一般都在5到10年,又具有公益属性。目前的税收政策较少顾及社会办医的这些特点, 容易导致社会医疗机构更为专注短期财务目标,难以引导其规范执业、长远发展。另外,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允许由同一集团(法人)投资经营的数家社会医疗机构作为一个整体缴税,一些发展良好、意图做优做大的医疗投资集团(法人)在其发展扩张阶段,其整体盈利水平必然下滑,但是由于税收是由其旗下个别医疗机构独立承担, 所以集团整体的税收负担就比较重。因此,现行的这一政策不利于投资者发挥集团连锁经营的规模优势。此外, 由于社会医疗机构大多不是医学院校附属医院,其购置的进口医疗器械不能享受免征进口关税及增值税的优惠政策。
3.5技术准入问题
现有政策明确不得无故限制社会医疗机构的执业范围,但至今仍有部分地区的母婴保健技术服务尚未对社会医疗机构开放。一些社会医疗机构在申请通过医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审核时仍然遭遇“非技术壁垒”,究其原因是现行的技术准入标准不够客观科学。在部分专业技术评审中,专家评审组会要求申请单位提供“成功开展此类技术的证明”。既然尚未获得技术准入许可,那又如何提供“成功开展证明”。而这一要求恰恰成为社会医疗机构申请技术准入不可逾越的壁垒。另外,还有部分专业评审标准将医疗机构的规模、床位数甚至是否具有教学资质等条件作为能否准入的必要条件,从国际经验来看,上述标准与社会医疗机构是否具备可以安全开展此项技术的条件并无因果关系。
4进一步发展上海社会医疗机构的政策建议
4.1提高社会办医在卫生服务体系中作用的认识
在医疗服务领域中,举办公立医疗机构并保持其公益性,为人民群众提供质优价廉的基本医疗服务是政府履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满足患者多元化、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更可通过其发挥管理精细、高效的特长引发“鲶鱼效应”,促进公立医疗机构加快改革,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准,最终形成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医疗机构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人民群众的健康福利增进,政府满意的良好格局。因此,社会医疗机构的健康发展同样能使公众受益——具有公益性。所以,政府各部门无论从思想认识,还是到制订和执行相关政策,都应改变公立医疗机构是主体,社会医疗机构只是起到“拾遗补缺”作用的传统观念。
4.2推动政府部门卫生管理职能和角色上的转变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对公立医院实行“管办分离”的形式实现了出资者与直接提供者的有效分离。因此,无论是直接举办公立医疗机构,还是支持社会办医, 只要能切实使人民群众更公平地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有利于公平竞争,提高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扩大基本医疗服务的总供给,各级政府部门都应切实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这一原则一旦确定,政府可以尝试转换职能和角色,变“强制者”或“审批者”为“参与者”、“协调者”、“监管者”甚至“合作者”,通过公开招投标等方式购买相关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在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如果社会医疗机构提供的服务具有更好的卫生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效益,那么社会医疗机构完全可以凭借自身的实力,通过争取服务合同的方式向社会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甚至是公共卫生服务。政府部门则可藉此进一步强化监管职能,抑制社会医疗机构的不诚信行为,并引导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10]。
4.3强化鼓励与支持社会医疗机构的政策与管理创新
4.3.1强化各级政府的领导和协调作用。鼓励与支持社会办医单靠卫生行政部门一家,现实环境中恐作用有限。社会医疗机构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赖于各级政府给予的充分重视。因此,各级政府应加强对政府组成部门和政府工作部门的领导和协调,根据本区域内医疗卫生的实际状况强化鼓励与支持社会医疗机构的政策与管理创新,特别是出台实质性的支持和引导政策尤其重要。
4.3.2明确社会医疗机构在卫生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卫生规划方面,各类规划的编制应更为具体细致,更具可操作性,并进一步明确社会医疗机构在卫生规划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办医方向和规模,真正体现在调整和新增医疗卫生资源时确实优先考虑社会资本,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医疗服务行业,引导已有社会医疗机构灵活转型发展。
各类规划应公开区域内医疗资源的规划总量、分类规划数、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总量等信息,使社会资本及时了解区域内哪些地区、什么项目、哪类医疗资源、何种类型的床位、何种设备还未能满足规划。对于一部分尚无条件马上向社会医疗机构开放的领域和项目,建议在规划或发布的各类信息中可以参照自贸区的做法,列示负面清单。以便更好地引导社会力量在上述资源相对不足的区域和空间布局发展。
4.3.3切实降低社会医疗机构的运营成本。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专业性和复杂性,加上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执业筹备时间久、资金回收期长、税负偏重、水电气等平均负担较高等原因,社会医疗机构的运营压力较大。因此,建议对营利性医疗机构,其自产自用的制剂应考虑免征增值税 ;营利性医疗机构接受公益性社会团体、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的公益事业捐赠,符合税法规定的,不超过年度利润12%的部分,应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定予以扣除。
建议给予财务制度健全、核算准确的社会医疗机构在3年税收优惠期满后继续享有一定的优惠政策,其自用房产、土地缴纳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车船使用税等税收的地方留存部分,在恢复征收各类税收的6年内,实施先征收后部分返还的政策。凡社会医疗机构进口医疗器械符合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要求,应免征进口关税及增值税。
建议允许在同一城市连锁经营的医疗集团作为统一的纳税单位照章纳税,这一政策有利于引导社会医疗机构适时扩大规模,加强品牌建设,发挥集团连锁经营的规模优势。
建议公用事业部门建立相应的用电、用水、用气溢价部分的退费机制,使绝大多数社会医疗机构真正能享受到政策规定给予的用电、用水、用气优惠。
建议向社会公开各类医疗技术准入审核和设置标准, 进一步将专家评审流程透明化,以引导社会医疗机构通过加大技术投入获得卫生技术准入,同时放宽医保准入政策,吸纳更多符合条件的社会医疗机构进入医保定点体系,切实减轻社会医疗机构的运营负担。
建议政府部门对卫生行政部门组织认可的社会医疗机构学科建设项目予以必要的经费支持 ;对提供社区基本医疗服务的社会医疗机构,凡执行药品零差率政策的, 也实行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同的补助政策 ;并给予举办老年医疗护理、康复、精神卫生、儿科、产科等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不足的专科社会医疗机构一定的补贴,切实鼓励在医疗资源配置薄弱的基本医疗服务领域举办的社会医疗机构健康发展。
4.3.4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相关政策落地。鉴于当前各大公立医院也面临人手短缺的现实问题,加之公立医院的在职医师毕竟非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其基本福利仍由其所在单位保障,如完全不考虑公立医院的立场,是无法落实这项政策的。建议政府应有所作为,为在职医师的多点执业提供公立医院和社会医疗机构提供协商框架(或协议范本),协商的形式应为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医疗机构之间的协议,协议应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协议内容应包含医师在第二、三执业点的执业时间,在外执业期间发生医疗事故的处理主体等公立医疗机构、社会医疗机构以及医师均关注的内容。
[摘 要]郑州市绿城社工服务站作为全国第二家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经过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了独特的运作格局、创新了服务载体,但仍存在自主性独立性不强、筹资困难、服务半专业化、内涵建设不足、社会公信度低等问题。由此看来,官办社会工作机构要进一步发展,就要以民办非企业为发展方向,建立与政府的良好互动关系,拓展筹资渠道,加强专业化运作与内涵发展,并加大宣传以提高社会工作的公众知晓度。[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绿城社工服务站;义工社工化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培育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使其成为传递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中国内地第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产生于2003年2月,至今只有6年多的历程。专业社会工作机构作为一新生事物,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学界对社会工作机构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有诸多不足及未涉及的领域,需要通过大量研究对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发展路径等进行梳理及理性分析,从而为社会工作机构的培育和发展提供智力上的支持和指导,为相关政策和决策部门提供参考。本文拟以郑州市绿城社工服务站为例,分析官办体制内社会工作机构的运作特点及发展策略。
一、社会工作机构的内涵
社会工作机构是指依据社会工作专业价值观,凭借专业的理论和科学的方法技术,旨在为相关人群尤其是弱势人群提供一般或者特殊的关怀、护、物质和支持服务,以提高或者维持他们的社会功能的组织。从中国内地现有的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来看,其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社会工作机构的工作内容是在社会服务领域从事社会服务工作。(2)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助人自助的专业活动,其服务对象可以是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一般群众。目前在中国内地,社会工作机构主要针对的是社会弱势群体,如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3)社会工作机构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机构。在助人自助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工作机构不可能像企业一样开展大规模的营利性经营,否则就背离了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初衷。同时,社会工作对象的经济实力也不允许社会工作机构收取更多的费用。因此,作为一种服务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社会工作机构的服务往往是低偿甚至是无偿的。其收入仅仅是为了满足日常的机构运转和适度发展。其工作经费主要来自于政府、社会的捐赠。
(4)社会工作机构的核心理念是利他主义和助人自助,工作不但不以营利为目的,而且十分强调对受助人人格的尊重和潜能的信任。利他主义和助人自助的价值观是社工从事助人工作的动力源泉。(5)社工机构的主要成员由具有社会工作教育背景的人员构成,他们通过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专业方法和专业技巧,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组织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
根据社会工作机构的组建和发育的形式来划分,中国内地的社会工作机构主要有三类:一是官办的体制内的社会工作机构,如郑州市绿城社工服务站。这类社会工作机构在政府的框架之内,其资源来源于政府,受政府的领导。二是政府推动组建的非政府性质的社会工作机构,如上海的阳光社区服务中心、新航社区服务总社和自强社会服务总社等。这些社会工作机构是在政府主动寻求新的社会管理方式和公共社会服务方式下出现的,依附于政治框架之下,与主管部门紧密联系,不可避免地带有行政倾向,自治性较弱。三是民间组建的社会工作机构,如深圳的社会工作机构。这类社会工作机构由民间发起,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获得发展资源,与前两种社会工作机构相比,有较大的自主性。社会工作机构是传递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也是吸纳社工就业、推动专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社会工作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培育和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是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社会工作机构可以发挥专业功能和个性化服务功能,实现真正的个案服务和人文关怀,以弥补政府在某些方面的力不从心和工作不足。
二、郑州市绿城社工服务站的发展状况
1.绿城社工服务站的概况
2004年8月,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办事处为构建和谐社会、更好地服务居民群众,提出“社工进社区”的设想,并确定在丰乐社区试行。
根据居民的需求,2005年7月8日,青少年社工辅导站在丰乐社区成立。2005年7月20日,“社工进社区”试点工程正式启动,并在青少年社工辅导站的基础上成立了河南省首家专业社工服务机构——丰乐社区社工服务站。2006年2月28日,丰乐社区社工服务站更名为绿城社工服务站。
社工站发展初期组建了青少年社工服务部、长者社工服务部、机构义工服务部、社工综合服务部4个常设机构,目前的下属机构包括宣传部、项目部、外联部、文艺部和综合部,还设置了党支部和团支部。
社工站目前由3名专职人员、18名兼职人员构成,其成员的身份均是街道办事处的公务员或事业编制人员,工资由街道办发放。由于体制及资金限制,该社工站没有从社会上招聘工作人员,这对社工站的工作是一种制约。社工站作为专业的社工机构,秉承社会工作的专业理念和方法,为需要帮助的群体提供服务。在儿童服务方面,主要为贫困、单亲及留守儿童提供学习、心理、成长教育等服务。在青少年服务方面,对失学群体进行帮扶,主要通过专业社工带领受训义工深入贫困农村地区开展失学群体工作,也有针对特殊场合比如网吧内的网瘾少年开展社会工作。如小组成长康娱项目系青少年社工服务部与中小学义工部共同承担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培养青少年团结合作意识以及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社工站通过策划一系列活动为服务对象连接和提供资源,如与河南省妇联联合开展“社工进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活动,与河南省红十字会联合举办为灾区募捐活动及为白血病儿童募捐活动等。通过这些活动扩大了社会工作的影响及社会知晓度。但受人员的限制,专业化的持续的微观社会工作相对比较薄弱。
2.绿城社工服务站的特色与创新
第一,独特的运作格局。社工站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专职专业社工领衔、社工实习生助阵、义工协助参与”的具有本土特色的运作格局和“社工义工化与义工社工化”的特色道路。所谓“社工义工化”指的是有专业的社工背景,但以义工的身份参与各项工作,即“不拿薪酬的社工”。所谓“义工社工化”,指的是对没有专业社工背景的义工进行专业社工培训,使之成为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义工。实践证明,在专业岗位相对不足、社工职业化尚未启动的阶段,走“社工义工化与义工社工化相结合”的道路是较为符合省情的,为其他地区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第二,在国内树立了社工与志愿者联动的成功典范。社工的专业性使其善于整合社會资源,不仅帮受助者解决一时的困难,而且以助人自助为宗旨,注重让受助者自立自强。但志愿者在助人时带有较大的随意性,不能像社工那样提供有计划的、系统性的服务。实行“联动”后,志愿活动有了社工的引导,不仅提高了志愿者服务的专业水平,而且可以协调服务资源,让志愿者找到发挥个人特长及优势的门路。第三,率先提出了社工发展的“四化”方向,即专业化、职业化、网络化、社会化。目前,对社会工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提得最多的是专业化与职业化,而网络化、社会化则最早是由绿城社工服务站提出的。这里的网络化有两层涵义:一是社工服务信息的网络化;二是社工服务组织在地区与部门间呈横向与垂直网络分布。社会化指的是专业社工人才建设与专业社工服务的社会化。第四,促进了社区管理体制的创新,首次实现了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委员会、专业社工组织三大社区管理主体并存和共同参与的局面。传统社区居委会既要承担社区管理职能,也要承担社区服务职能,而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往往厚此薄彼,负担沉重。专业社工组织介入之后,协同社区开展服务,既减轻了社区负担,又提高了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弥补了传统社区工作的不足。此外,社工站还提供了许多政府或社区无法提供但又非常必要的服务项目,如社区青少年的心理辅导等。第五,创新了服务载体。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管理体制。绿城社工服务站正是这样一个平台,它以开放的姿态吸纳助人者、帮扶受助者,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参与与广泛的社会帮扶良性互动的局面。
3.绿城社工服务站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社工站经过4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许多有困难的个人以及部分弱势群体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受到了领导的关注与支持,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社工站作为河南省首家、全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家专业社会工作机构,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借鉴,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难。
一是自主性、独立性不强。社工站受街道办事处的管辖和领导,隶属于政府。但作为非营利组织的社工机构,在开展项目时如果过分依赖于政府的指导,受政府行政化影响,势必会失去其自主性和独立性,有碍于社工机构运作,并影响服务的有效性。二是筹资困难。经费不足是制约社工站发展的主要瓶颈。社工站的经费有两方面来源:其一,来自办事处。社工站的办公经费及活动经费由办事处实报实销,但办事处所能提供的资金毕竟是有限的。其二,来自企业赞助。这部分经费来源有限并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资金紧张,限制了社工站服务的开展,影响机构的日常运作,无法自主招聘所需要的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人员,也限制了必要设备的购置,不利于机构的发展。由于经费不足,许多已经开展的活动及项目不能按照原计划进行,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工作也因为资金问题而搁浅。三是服务呈半专业化状态,内涵建设不足。“社工+义工”的服务模式,是当前社工站发展的无奈选择。义工人员的参与,对推动社工机构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义工人员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与专业人员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而社会工作需要专业的、科学的助人方法,因此目前的服务模式会降低服务的质量与效果,甚至流于形式。社工站自成立以来,策划设计了很多活动,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受各方面的影响,社工站的工作以外塑形象的活动居多,内涵建设不足。四是社会公信度低。公信度是指社会对机构的认可及信任程度,体现着机构的诚信水平,直接关系着机构的筹款、生存和发展。社工站也面临着社会公信度不高的困境,还没有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主要表现在:社工站在筹资过程中由于民众的担心和不信任遇到各种阻力;社工站的信息公开度不够高,范围不够广,造成公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也影响了服务站的公信度。
三、从绿城社工服务站谈官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对策
1.以民办非企业为发展方向[HT]尽管我们在大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以逐步确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但由于不同地区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力度不同,给社会让渡出来的空间也不同,所以不同地区培育和发展社工机构的方式会有差异,不能完全按西方社会非营利组织的标准来培育和评判我们的社工机构。在目前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借助于政府力量和资源优势来推动社工机构的创建及运作可能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但从长远来看,具有官方背景的社工机构包括绿城社工服务站应以民办非企业为发展方向,独立于政府之外自主运作,以保证社工机构的独立性和完整性,这将有助于社工机构的运作以及所提供的服务的有效性。2.建立与政府良好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政府的支持。在中国内地,社工机构是在政府理念转变的背景下产生的,是政府根据社会结构的变化主动调整自己的管理职能、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产物,社工机构发展空间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社工机构运作所需的资源还将依赖于政府。社工机构的发展要获得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开展政府所需要的服务项目并高效高质量地完成这些项目。另一方面,又要保证社工机构的独立自主性。这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一是政府的治理理念和方式进一步发生变化,让社团自主运作,政府退出其强势角色,推动社团的成长和发展;二是推进社工机构的专业性发展,进一步提高其服务功效,增强社工机构独立运作的可能性;三是拓宽社工机构的多元化筹资渠道,从而有助于机构的独立运作。
3.拓展筹资渠道
如前所述,资金问题是困扰绿城社工服务站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通过积极争取政府的“购买社会服务”项目筹集资金,通过开展收费服务项目筹集资金,通过与企业合作的途径争取企业的赞助费,通过开展活动项目进行社会筹资,以及接受个人捐赠物质、现金等。
4.加强专业化运作与内涵发展
社工机构在专业社工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对现有义工和社会工作人员应采用岗位培训、知识更新培训等形式,使之逐步成为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只有拥有了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化的项目才能开展起来。另外,社工机构在项目运作上要宏微并济。既要注重扩大规模,又要把项目做精做好,规模效应与精品案例双管齊下,在项目运作上更加凸显专业特色。社工机构在策划开展活动时,要在具体的案例上下工夫,争取做出一批精品案例。
5.加大宣传以提高社会工作的公众知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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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试论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摘 要: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并且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及有关组织的高度重视。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目前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是我国迫在眉睫需完善的问题。因此,阐述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历史及现状,分析了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今后发展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些建议,希望能用科学化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在福利机构中的生活质量,因为当今的老年人,已经不仅仅需要解决温饱和安居问题,而是在他们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下,如何更高层面的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问题。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5-0202-02
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并且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及有关组织的高度重视。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目前,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建设在我国迫在眉睫。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类型可以划分为特殊护理院、护理型养老院、康复保健型养老院和老年公寓等。
一、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历史及现状
(一)我国古代的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首先,孤独园与悲田院。这是我国古代最早的国家养老救济机构,设置于南北朝时期。“孤独园”既收养无家可归的孤儿,也收养无人赡养的老人,并且负责为老人料理后事。这一由官方首创的救济赡养机构成为后世仿效的榜样。悲田院起始于唐代,起初称为“病坊”,设在长安、洛阳,是国家对贫苦无依老人的救济机构,专门收容无家可归的老年乞丐 [1]。
其次,是福田院和居养院。“福田”的含义源于佛经,意思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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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可得福报。宋代继承了前代设立国家救济机构的做法,在京城开封设立城东和城西两个福田院,负责收养鳏寡孤独的老人与孤儿,以及城中衣食无着的饥民。宋徽宗时期,老人救济收养机构发展最为迅速,其后,居养院在各国各地纷纷设立,甚至普及到县城。
再次,是养济院与粥厂。明清时期承袭宋代的国家救济收养老人的传统,在京城和全国各地广泛设立养济院、资善堂、粥厂等机构。明王朝对孤寡无依的老人的收养十分重视。当时的北京分为宛平、大兴两县,分别设有养济院各一所,其管理较宋代规制更为严密。清代收养救济老人的机构称为广局,规模较明代更大。在清代北京的救济收养老人机构中,最为著名的有设于广宁门外的普济堂粥厂和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粥厂。除了上述两家救济机构外,北京正阳门外的朝阳阁粥厂、宣武门外的寿佛寺粥厂也都是较大的慈善机构。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陷入长期的战乱和动荡之中,老年人的生活缺乏保障,除了有教会办的养老院与国民政府零星的救助外,基本没有系统的养老政策和养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状况得到了改善。
(二)我国20世纪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状况
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农村把养老机构改称为敬老院,集中供养“五保”户;城市把养老机构改称为社会福利院,收养城市中的“三无”老人[2]。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日益加剧,养老机构逐渐走进社会公众的视野,其性质由原来的“供养型”开始向“福利型”转变,收养对象也由最初的“五保”、“三无”老人发展到了面向全社会的老年人群体,而且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作为老年人长期照顾的一个环节,养老机构与社会居家养老的互补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养老机构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我国的养老机构按照所属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卫生部门主管的、以医疗护理为主的老年照顾机构,如老年医院、老年保健院、老年护理院等,主要是以治疗、医疗护理和康复保健为主的服务;另一类是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以提供生活护理照料为主的老年照顾机构,如老年福利院、老人院、老年公寓等,主要是为那些由于各种原因而不能居家养老的老年人提供的一种服务机构。在民政部门主管的养老机构中,按照机构所属行政级别的不同,又可以分为老年社会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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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院(省、市、区级)、敬老院(街道、乡、镇级)、养老院或老年公寓(社会、企业、个人办)等几种类型。在养老机构的功能划分方面,我国养老机构并不像国外那样按照机构的功能进行分类,而是在机构中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需要护理的级别进行一定的分区护理,即混合型的机构照顾。也就是说,在机构中包含了特殊护理、护理型养老、康复保健型养老等方面的内容。这种分类方法,既有其优点——可以满足老年人在同一养老场所的持续性照顾,又有其缺点——由于功能的不清而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二、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
进入21世纪后,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剧、“421”家庭结构的到来、人们养老观念的逐渐改变等原因,养老机构有了迅速的发展。这体现出了我国老年福利事业的巨大进步。但是,在这种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了很多问题。
(一)养老机构服务供给能力不足
虽然我国的养老机构得到了大力的发展,但与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数量相比较,仍有着很大的缺口。一般而言,在发达国家中的养老机构的床位数为老年人口总数的5%左右,即使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也为2%—3%之间[3]。而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数在总体上为老年人总数的0.84%。根据统计,2012年末,辽宁省城乡各类养老机构达到1 591家,养老床位总数达到20万张,新增床位2万张,同比增长11.1%,这才使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达到了27张[4]。由此可见,养老机构从总体上与老年人的需求还相距甚远。而与此对照的是,一方面,由于收费太高或服务太差使得养老机构床位还存在大量的空置;另一方面,养老机构入住的老年人结构不合理。很多健康老人长期占用了有限的床位,造成一部分身体状况较差、急需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排队等候。对于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就是在今后的时期中,应该进一步加大投入发展的力度,特别是运用各种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方力量大力投入,建设一批适应老年人需求的养老机构。其中,为了达到与居家养老相互弥补的目的,根据我国老年人口的高龄化趋势,应当重点发展建设护理型养老机构。另外,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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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高机构的服务质量、控制高档的养老机构建设,降低服务费用,增加入住率。除此之外,就是对那些真正对机构服务有需求的老年人优先照顾,而对那些有一定生活自理能力、可以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尽可能使他们在社区中享受居家养老的服务,以达到充分、有效利用社会资源。
(二)养老机构功能结构单一
从美国、日本及我国香港地区的养老机构的类型情况可以得知,养老机构的类型划分主要是根据老年人的身体和经济情况来确定机构的服务功能。而我国的养老机构并没有统一、严格、科学的分类,基本上按照设施规模、所有制形态、行政级别等分类,是“大统一”的混合类型,将生理、心理状况差异较大的老年人混合居住在同一家机构。这种分类方法尤其满足老年人在同一养老所持续性照顾的优点,但不可避免的是由于功能不清而造成资源的浪费。当然,我国养老机构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缺乏西方国家的那种对服务功能与类型的细化。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应当以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和体系化为我们的发展方向,将我们的养老机构分类为多层次的单一型和复合型,为老年人提供可选择的机会,以适合不同需求老年人的机构养老生活。这既可以满足一些老年人愿意在同一生活场所养老的需求,又可以避免服务资源的浪费。
(三)机构设施高档化、收费偏高
目前,我国养老机构的收费状况每个城市各有不同,如大连市是按照市、区县民政部门颁发的等级机构标准进行收费。老年人专门护理费实行面议的较多。社会办养老机构,自主定价,收费标准报价部门确认。根据笔者对大连养老机构收费标准的调查可以得出养老机构的收费标准超过了大部分入住老年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但养老机构也有其自身的苦衷。如资金多为依靠民政局等上级部门拨款,资金来源单一且严重不足,虽然偶尔能够获得企业等社会各界的资助,但资金运转依然十分困难,而降低收费无疑会危及机构的生存。一方面是政府财力的投入不足、财力供给方式存在弊端;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政府办养老机构由政府包办,在组织上、经费上对政府有着高度的依赖性,造成一部分政府办养老机构习惯于行政指令,习惯于“等”、“靠”、“要”,缺少主动寻找服务市场的意识,难以适应养老服务市场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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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而且政府的财政拨款多数用于建设设施、增添设备等,资金利用效率低下。虽然养老机构表现出资金短缺,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一些养老机构在制定发展标准时,又过分强调了硬件方面内容,在设计和服务方面上片面追求高档化、宾馆化,甚至为老年人服务的一般护理器也追求从国外进口,造成机构运营成本过高,入住费用自然也就随之提高。这样的高档次养老机构建的过多,超出了老年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好的设备、好的硬件环境固然能为老年人带来好的生活,但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最本质要素是在软件方面,是为老年人服务的理念与高素质的服务队伍。因此,养老机构应该在软件建设方面进行努力,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硬件的好与坏。
(四)管理体制不完善、养老服务资源缺少整合
如上所述,我国的养老机构按照所属部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卫生部门主管的,另一类是由民政部门主管的。这种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割,造成了民政、卫生等不同部门制定的政策只能在本系统内实行,资源难以互换共享,甚至有时出现相互冲突的问题。从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老年人福利事业的发展已经走向了医疗与福利紧密合作的方向,是独立职能的社会福利部门或卫生、福利二合一的部门管理。而我国在中央集权的体制下,又受传统福利模式的影响,老年人福利政策和管理的部门往往在调配资源方面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面对养老服务业快速发展的形势,改革、调整管理体制势在必行。从养老机构自身的管理经营而言,我国的养老机构在经营理念上虽然已经从“救助型”转为了“福利型”,但这还远远不够。养老机构虽然是公益性、非营利性组织,但在经营管理中应积极学习、借鉴现代企业管理的经验,不断提升经营管理理念,将养老机构的经营理念进一步转变为“福利经营型”。在资源的拓展与整合方面,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开发和利用现有的资源,把社区的资源利用起来,加强与社区医疗机构的资源整合,加强与社区老年人的互动,扩大养老机构的服务半径,增加服务内容,扩展服务形式,把养老机构变成老年人的长期照料中心、短期照料中心、日间照料服务中心、上门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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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养老机构管理与服务人员素质低,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
一方面,由于社会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不太看好养老院工作人员的工作,对养老机构的印象普遍偏低,一些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无法引进养老机构;另一方面,由于机构缺乏经费,为了控制或降低人力成本,服务人员多为聘用下岗人员或外来务工人员,待遇普遍较低,缺乏吸引力,人员文化素质较低,且绝大多数未接受过专门的训练,而且流动性很大,由此造成服务队伍的不稳定,大大影响了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而且,养老机构在制定发展标准时,又过分强调了硬件、医疗等方面内容,忽视了按照具体的服务对象制定不同的指标。因此,造成了养老机构的“医疗服务模式”,而不是现代社会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使得机构提供的服务多集中在最基本的生活照顾与护理方面,缺乏对入住老人进行个性化的、特殊精神和心理需求的认识和服务。
小结
通过以上对我国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的分析,并针对性地提出今后发展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的一些建议,笔者希望能用科学化管理方式进一步提高老年人在福利机构中的生活质量。因为当今的老年人,已经不仅仅需要解决温饱和安居问题,而是要在获得基本生存条件下,满足更高层面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方青,赵怀娟.老年社会工作[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2] 仝利民.老年社会工作[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311.[3] 陶立群.中国老年人社会福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14.[4] 学习文选.大连市老年学学会编印(内部资料),2013:9.[责任编辑 李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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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双聚焦”发展战略研究为例
陈根山 来源:浙江在线(作者江南农村商业银行横林支行副行长陈根山)
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生存,要么具有成本优势,要么实行差异化发展战略,取得在细分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目前,农村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无论是在品牌、规模和成本等方面,还是在技术、产品和服务等领域,都无法与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相抗衡。这一特点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当今金融市场高度同质化的时代背景下,唯有充分认清和把握自身在市场竞争中所处的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坚持走既不同于国有商业银行和其他股份制银行,又不同于已经或即将进入该地区外资银行的发展道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发展主要得益于区域内“三农”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作为农村金融机构必须根植于区域经济与传统优势,选择“双聚焦”发展战略,即在客户定位上聚焦于中小企业和“三农”板块,为农村经济和中小企业服务,牢牢占据农村金融市场的主阵地。
一、“双聚焦”发展战略的理念内涵
“双聚焦”发展战略即集中型战略,是指把经营战略的重点放在一个特定的目标市场上,为特定的地区或特定的对象提供特殊的产品或服务。即指企业集中使用资源,以快于过去的增长速度来提高市场份额。农村金融机构的战略定位—“双聚焦”发展战略:聚焦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即在服务对象上,定位于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实施“双聚焦”发展战略即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分散经营风险,又有利于扩大市场占有率,支持“三农”发展,支持中小企业,支持地方经济,实现农村金融机构可持性发展。
(一)“双聚焦”发展战略的定位分析
一是市场定位:严格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规范要求,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保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区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二是客户定位: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宗旨,以区域内农民、居民及农业龙头企业、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流客户,适度关注中高端客户,努力争做区域内最佳中小企业
服务银行。三是业务定位:坚持以传统业务为主,加快业务创新,着力开发中间业务产品,营造竞争优势。
(二)“双聚焦”发展战略的具体内容
一是在经营空间上,以中国广大农村为目标市场,专注于区域内中小企业和“三农”业务市场。二是在经营范围上,强化特色服务与产品的开发,扩大对城乡的金融供给,提高区域内城乡金融供给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有所作为。三是在经营模式上,建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进程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四是在银行品质上,全力打造具有良好创造力、核心竞争力现代商业银行。五是在根本目的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缩短城乡差距,促进共同富裕。
二、“双聚焦”发展战略的选择依据
深入细致分析农村金融机构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是正确制订战略的重要基础。农村金融机构选择“双聚焦”发展战略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一是从区域经济发展来看,随着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对于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发展的政策性倾斜,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对金融服务有着更大的需求,这是农村金融机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二是从农村金融发展来看,农村金融机构一直是中小企业和涉农产业主要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随着中小企业和涉农产业的成长,积累了大量的客户资源,确立了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地位。
三是从自身业务发展来看,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区域性金融机构,短时间内还难以与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竞争大企业,但在中小企业和涉农经济方面,却具有人缘、地缘、情缘等天然优势,可以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带动业务规模的加速扩张、经营效益的迅速提升。
同时,农村金融机构定位于“双聚焦”发展战略,在兼顾政策性义务(服务“三农”)的同时,把业务发展的主体放在满足该区域内广大中小企业和城乡居民的金融服务需求上。这样,不但可以使农村金融机构在区域迅速找到适合自己特征的客户群体和市场份额,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市场定位。更为有利的是,在区域金融竞争中,与其他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形成既分工协作、又有序竞争的格局,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
三、“双聚焦”发展战略的分析研究
(一)“双聚焦”发展战略具有环境的适应性。一是各级政府对农村工作十分重视。近年来,中央连续出台了关于“三农” “中央一号”文件,回顾这些“中央一号”文件,其核心思想就是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通过一系列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措施,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二是新农村建设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机遇。农村经济发展正驶入快车道,具体表现在:第一产业占比呈逐年下降态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兴未艾,高效规模农业和种养殖业快速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明显加快,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初具雏形。三是区域内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作为立足当地的农村金融机构,农村金融机构应继续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城乡联动,拓展业务空间,扩大区域优势,形成分布合理、优势互补、协同作战的城乡金融布局。
(二)“双聚焦”发展战略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农村金融机构”双聚焦”发展战略是以增长战略为主线,加速推进业务发展为目标。”双聚焦”发展战略目标与农村金融机构的目标市场定位、支农发展目标等是一致的。一是市场目标。农村金融机构要严格按照现代商业银行的规范要求,着力推进制度创新、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保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区域经济的市场定位。二是支农目标。遵循安全性、效益性、流动性的经营原则,紧扣为农、支农、便农的服务方向,增加支农贷款的投放比例,扩大支农贷款的覆盖面,科学量化农业贷款的考核指标,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营销激情,做大做强做优农村金融机构的品牌。
(三)“双聚焦”发展战略具有竞争的优势性。一是具有丰富的关系资源优势。农村金融机构的员工绝大部分都是本地本土人,这使植根于本土业务的农村金融机构具有人脉优势。二是具有“决策迅速,经营灵活”优势。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地方性本土银行,与国有银行相比决策链较短,能够对客户需求和市场变化迅速作出反应,这对资金需求迫切的企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三是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优惠。农村金融机构除了享受国家目前所出台的多项扶植政策外,地方政府在实际操作中也给农村金融机构诸多便利。
(四)“双聚焦”发展战略具有预期的收益性。农村金融机构实施”双聚焦”发展战略后,将在优化资产组合的基础上,改善收入结构,提高盈利能力,实现经营效益最大化。一方面,创新支农机制,大力拓展农村金融市场,使之成为业务发
展支撑点,种养殖业、农业龙头企业是农村金融机构大量、相对稳定的客户群体。另一方面,及时转变观念、调整思路、采取对策,进一步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营销和服务,充分利用农村金融机构的地域优势,为具有不同金融需求的中小企业量身定制特殊信贷政策,力争使业绩优良的中小客户成为稳定的客户群和利润源。
四、“双聚焦”发展战略的实施措施
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对中小企业和“三农”经济两大市场进行客户细分,找到创造核心价值的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产业、重点客户,并遵循市场化的原则,不断对客户价值进行分析研究和分类管理,进一步增强农村中小金融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一)创新小额农贷业务品种。小额农贷发展至今已呈现出与农村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诸多矛盾,农村金融机构应要加快业务创新,积极扶持“科技农业”、“生态农业”、“特色农业”等新型农业产业化企业,促进农产品升级换代,才能保证小额农贷持久旺盛的生命力;着重推出“大学生创业贷款”,解决大学生创业融资难问题,支持和帮助大学生到农村创业;推出“农业科技贷款”,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金需求;推出“生态农业贷款”和“特色农业贷款”,大力支持发展节水农业、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二)创新企业金融服务品种。深入研究中小企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和风险特征,坚持以风险控制、贡献度和成长性为核心,制定中小企业客户细分标准,探索建立专门服务中小企业的经营管理机构和人员队伍,积极创新小企业服务模式。农村金融机构根据业务发展情况,积极推广发放存单质押、银行承兑汇票质押贷款;开办置业按揭贷款业务,拓宽资金营运渠道,降低资金运用风险;开办原材料、应收账款、仓单等抵质押业务;以信用等级评定、风险定价为基础,以有效资产抵押为基本前提,优化企业增量贷款的投向结构,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建立有效的贷款审批机制。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尽量实现贷款产品和运作流程的标准化,简化贷款手续,减少审批环节,缩短审批时间,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改善服务;要设计专门格式的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申请书和调查、审批报告。在调查审批中重点审查企业还款能力、主营业务现金流、信用记录等,考察主要经营者的品质、能力、业绩及个人资信情况。要注重现场调查核实,不
单纯依赖财务报表,要通过信贷人员的尽职调查。
(四)建立高效的经营管理体制。加强市场营销的研究和分析,采取相应策略,尽快提高市场营销的综合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是农村金融机构十分迫切的问题。一是在组织机构方面,针对不同的客户群,按三农业务客户、公司业务客户、个人金融客户划分部门,对同一客户资产、负债和中间业务的营销全部纳入同一部门推进和管理。二是在业务管理方面,应尽快改变主要依照行政级别确定各级行经营定位和业务授权的做法,减少经营管理层次,提高整体效能。三是在部门协调方面,以提高市场营销综合竞争能力为导向,强化跨部门协调及相互支持,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的综合竞争能力。
(五)加强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培育信用风险管理文化,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推行涵盖事前监测、事中管理、事后处置的全过程风险管理行为。坚持以人为本,持续推进合规文化建设,持续推进操作风险的日常监测,逐步实现自我约束与内部监督的流程化、经常化、制度化,形成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和操作风险防控氛围。风险管理的过程同样是创造价值的过程,风险管理的任务就是寻找业务过程的风险点、衡量业务的风险度,积极寻找、发现防范风险的办法,在克服风险的同时从风险管理中创造收益,以此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业务快速发展和内部控制机制建设。
美国、英国、德国等的科技中介机构,都对本国的技术创新及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国家的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和促进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值得我 们借鉴和思考。
一、科技中介机构的重要作用
科技中介机构是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促进技术创新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科技中介机构是促进科技成果商业化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工具,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对提高本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有着日益重要的影响。
科技中介机构是各种创新主体的粘接剂和创新活动的催化剂。在一个日益以技术为驱动力的市场经济中,高效率的科技中介机构的存在,能大大活跃和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从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提高整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科技中介机构活跃于技术需求者与持有者之间,它们沟通机构间,主要是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间的技术流动,促进创新体系内各参与主体间互动,并通过进行技术搜寻、评估和传播,实现创新体系内在的有效联系。
科技中介机构能为创新主体提供实现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各种技术服务。科技中介机构确保技术诀窍在体系内广泛传播,并能对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空洞提供补偿作用。所谓科技中介服务,是指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中介方以知识、技术、经验、资金和信息等到为创新主体提供实现技术创新和应用的各种技术服务。
二、科技中介机构发展的环境和条件
1.有序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及健全的法制环境。
美德等国家长期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律为科技中介服务奠定了稳固坚实的制度环境基础。这些政策法规包括关于知识产权的法案、反垄断法、破产法、劳工法、资本市场规范法以及研究开发和技术转移政策等。
2.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创新能力和意识。
积极推动大学和研究机构参与技术创新。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科技中介流的大小取决于技术成果生产方的供给量,以及需求方的需求量。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从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需要出发,积极推动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参与技术创新,加快这些机构的研究成果向企业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获取政府研究开发投资的最大回报。在美国,大学每年共产生5000多项专利,技术转移收入约为3亿美元,美国市场上价值4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归功于大学技术专利的许可经营。美国的700多家联邦实验室与拥有巨大的成果储备。仅在能源部,每年就有近2000项发明,800项专利申请。
3.有利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
制约技术创新和科技产业发展的一切经济、社会、文化因素,都间接地影响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社会是否建立起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文化也直接关系到科技中介机构的自下而上环境。4.中介机构本身较好的信誉和服务质量。
良好的信誉和高质量的服务是中介机构自下而上发展的基础。中介服务作为一个后生市场,其发育必然依托于主市场的完善。在美德等市场经济发达、法制健全完善、社会理性化程度高的国家,科技中介机构受到市场竞争、法律约束和待业自律三方面的共同制约,促使它们必须守信誉、重质量,在规范下运作。
三、科技中介机构的特点
1.机构规模一般不大,但对经营管理者和专业售货员的素质要求很高。需要具有技术、营销、法律专长和良好的企业关系的人组成的团队才能胜任。大都具有理、工、商、法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专长,有博士学位者则相当多,而且大都曾有在企业工作的经历。每一个专业人员都能独自负责某一技术转移项目的全程服务,包括发明评估、市场及技术评估、与外聘律师联系进行专利申请、许可协议谈判、被许可方的运作绩效监督等。
2.经营主体多元化,且日益强调企业化运作。
3.兼营性机构或公司形式居多,科技中介服务只是其众多服务项目中的一种。
4.以区域融合或连锁经营为特征的网络化发展。5.服务方式不断创新。
四、政府的重要作用
1.制定相应的法规与政策,为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美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促进科技中介机构的发展。二十年前主导的观念是,拿了公家的钱搞科研,科研成果自然完全属于公家。按这种看法,如果个人或机构通过技术转移而自己获利,就出现所谓利益冲突问题。近二十年来,美国国会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来消除影响大学和联邦实验室向私营企业技术转移的阻碍,为技术转移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环境。
2.设立技术转移监管和促进机构。在美国,凡是拥有联邦实验室的政府部门或机构,都设立了技术转移办公室之类的联邦技术转移促进协调单位。按照法律要求,这些部门和机构每年要至少将其研究开发预算的0.5%,用于支持下属实验室的研究与技术转移办公室的工作。美国农业部最突出,其研究开发预算的近一半用于农业技术的扩散与推广。在法国,政府对科技中介服务的促进和管理,主要通过国家创新署(ANVAR)进行。
3.直接资助建立科技中介机构和网络。
各国政府对科技中介机构的资助主要集中在技术转移和孵化器方面。其中以技术转移类科技中介机构最多,技术企业孵化器也是受到政府资助较多的科技中介组织。政府资助的技术转移类中介机构大都是非营利性的,以推动政府资助的研究成果向企业的技术转移为主。如美国政府支持运营的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联邦实验室技术转移联合体。瑞典政府从1999年启动国家小企业技术转让计划(TUFF),这一计划由瑞典创新局联合地方政府共同实施。其目的是要促进瑞典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和中小企业间建立技术服务关系。4.在政府工作中充分利用科技中介组织,甚至自身也扮演科技中介角色。在英国,为了改善产学研的联系,英国贸工部1997年发起实施了法拉第合作伙伴计划。
5.科技中介服务的内容是技术成果,目标对象是愿意将成果商业化的企业。只有当一个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能不断生产出有商业化潜力的科技成果,并且有企业愿意投资把这些成果转化成新的产品、工艺和服务(即所谓技术创新),科技中介业才能兴旺发达。
在保证科技中介服务发展的供需条件上,政府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多发达国家,制约科技中介服务发展的障碍不是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成果产出不够,而是企业,特别是小企业技术创新需求低迷。
为了支持小企业技术创新,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金融政策。主要是解决小企业技术创新所需的资金,措施是贷款担保、信用及风险担保、设立风险投资基金、设立小企业技术创新把持资金等。
-财税政策。如给予企业研究开发税收优惠、给予创新型高风险企业投资人税收减免等。
-政府采购制度。美国政府每年有多达2000亿美元的采购计划,其中至少20%必须用于购买小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庞大的采购为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大而稳定的需求,并由此确定了中试生产设备和使用新技术所需的设计、试验技术标准。
-技术支持政策。为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服务,如实施了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制造技术推广伙伴关系计划和小企业信息服务计划。
德国政府在新技术的应用政策上,也向中小企业倾斜,一旦被认定有市场价值的技术成果,政府作为中介人首先考虑向中小企业转让。法国政府每年通过国家创新署(ANVAR)向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无息贷款,以提高企业采用新工艺和新技术生产新产品的积极性。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投入,政府还采取退税办法予以优惠。
五、主要国家科技中介机构概况和典型介绍
(一)主要国家科技中介机构概况
1.美国科技中介机构概况。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提高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比例,增强其国际上经济的竞争力,加快国家实验室、大学和私人研究机构的科研成果向社会和工业界的转移,以美国舰空舰天局(NASA)技术转移系统为基础,并和国防部、商务部、能源部等17个联邦政府部门合作,建立了 3 全国性的技术转移计算机网络(NCTN)将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开发的有工业应用前景的技术成果并入这个网络。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让联合体(FLC)成立于1974年,是一个由700多家联邦实验室及其上级部门所组成的全国性技术转让网络组织。1989年经国会批准,成立国家范围的技术转移机构-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
2.英国科技中介机构概况。英国提出知识密集型行业服务的概念(T-KIBS)
T-KIBS机构定义为:业务极大地依赖于专业知识与专门技术,提供知识型的中间产品和中间服务的一个团体或一家公司。T-KIBS定义的内涵与我国通常所说的科技中介机构相近。
英国科技中介机构的来源,可分为起动公司、衍生公司、合资公司和市场化运作的公有机构。科技中介机构的结构,可分为政府层面、公共层面和私人中介公司。科技中介机构的类型,可分为科技园区型的中介机构、专业协会型中介机构、慈善(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和营利性科技中介机构。
3.日本科技中介机构概况。在日本各种各样的中介机构不下千余个,归纳起来有两类,国立公立机构和民营私营机构。主要做法分为委托开发、开发斡旋、独创性研究成果育成事业和支援成果专利化。政府对科技中介机构提供法律、资金和风险等支撑。
(二)国家资助设立的科技中介机构
1.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是1989年经国会批准成立的国家范围的技术转移机构,有110名全时工作人员。NTTC的经费主要来自航空航天局(NASA)、能源部、联邦小企业局等其他政府部门和机构也提供部分资助。NTTC的主要任务是将联邦政府每年拨出700多亿美元资助的国家实验室、大学等的研究成果迅速推向工业界,使之尽快成为产品,增强美国工业的竞争力。
美国国家技术转移中心(NTTC)主要服务内容是技术转移“入门服务”、“商业黄金”网络信息服务、专业培训服务和发行技术转移出版物服务。
NTTC在全国建立了六个区域技术转移中心: ①南部中心-南部技术应用中心; ②中部技术转让中心(MCTTC); ③东北部中心-技术商品化中心;
④中大西洋区中心-大西洋技术应用中心(MTAC); ⑤中西部中心-大湖工业技术中心; ⑥西部中心-区域技术转移中心。NTTC及区域技术转移中心工作范围:-技术转移信息网络;
-为用户寻找技术,并帮助技术发明单位与用户建立联系;-为用户做技术需求评估;-技术创新过程的形势分析;-市场评估;-经济可行性研究;
-开展技术成果商业化策化,确定商品化任务;-推动合作双方谈判并签署技术转移协议;-寻找资金的咨询;-为企业提供诊断服务;
-向从事商品化的管理人员提供培训。
2.美国联邦实验室技术转让联合体(FLC)成立于1974年,是一个由700多家联邦实验室及其上级部门所组成的全国性技术转移网络组织。成立FLC最初的主要目的是推动国防部系统研究成果向工业部门和地方的转移。
1986年国会通过的《联邦技术转移法》,要求大部分联邦政府的研究机构也加入该联合体,并正式向FLC授予特许状。FLC的宗旨是要为缔造联邦实验室技术、特长与市场需求间的联系开发策略和创造机会。FLC现有700多个成员,几乎所有雇员中10人以上的联邦实验室、中心及它们所隶属的联邦部门和机构都是FLC的成员。FLC的运转经费来自各联邦实验室的预算抽成,在第一财年的一开始,各实验室划拨其所得预算(包括管理费用)的0.008%用作联合体的活动经费。
3.美国国家技术信息中心(NTIS)主要任务是整合国家相关研究计划、各类实验室以及大学专利、技术发明、可转移技术,建立资料库,为中介机构提供信息查讯问服务。
4.香港生产力促进局(HKPC)
1967年依据法律成立,工作目标是提高香港的生产力,并鼓励 香港工商界采用更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理事会成员包括1名主席及22名委员,来自资方、劳方、学术界、专业团体和关乎生产力事务的政府部门。雇用约600名顾问及员工,均训练有素,各具专长。每年为超过四千家公司提供各种服务。收入来源,部份是政府资助,其余来自服务收费。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为工业及商界,提供范围广泛的服务,包括产品开发、顾问、培训及技术转移。大量投资在新技术及内部培训方面,使员工有更优越的表现。服务顾客的能力,全靠员工有广泛的专业技能,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对工作的投入与热诚。鼓励员工接受训练,提高其个人能力,内部组织极具灵活性,鼓励不同部门本着顾客为先的精神,充分合作。积极满足客户要求,致力提供专业及高效率的服务,提升企业在本地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局全体专业顾问,均以令顾客完全满意为服务宗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2001年服务收入3.426亿港元。
5.日本中小企业事业团隶属于日本通产省,本部在东京,在日本各大区均有分支机构。
其主要职能是:
-对企业现代化发展的投融资;-人才培养;
-对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和信息指导;-中小企业业主的退休保障;
-帮助中小企业稳定经营、防止企业破产等。
(三)大学和研究机构创办的科技中介机构 1.美国大学技术许可办公室(OTL)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贝尔-多尔法案》(专利与商标修正法)以来,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对技术转移表现出越来越高的积极性。各研究型大学通过建立技术许可办公室,积极推进技术创新成果向私营公司的技术转移。目前在研究型大学已建立了240个技术许可办公室。
美国大学技术转移活动的高涨有三方面原因:
①1980年《贝尔-多尔法案》的实施。《贝尔-多尔法案》被誉为促进“大学技术转移的大宪章”。几乎所有的研究型大学都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了技术转移工作; ②生物技术等新兴产业对学术研究及由它产生的专利的依赖; ③一些赚了大钱的技术对大学形成的吸引力。2.德国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FhG)
FhG是德国久负盛名的研究机构和应用研究组织,拥有56家研究所,雇员11000人,研究经费约为9亿欧元。FhG研究项目基本上是针对企业的创新需求安排的,它的任务就是要通过进行面向市场和需求的应用研究,架起联系基础研究和工业开发的桥梁。FhG可以视为一家特殊的技术转移机构。
(四)各种协会设立的科技中介机构
1.德国工业研究联合会(AiF)是全德工业合作研究机构的总部,包括30多个行业的105家工业合作研究机构。这些工业合作研究机构的成员均是企业,主要是中小企业。1994年,105家工业合作研究机构的总预算5.15马克,其中2亿马克来自联邦政府经济部。
2.德国工程师协会(VDI)成立于1856年,是欧洲最大的工程协会,拥有正式会员(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约13万人,主要从事技术的发展、监督、标准化、权利保护和专利方面的工作。VDI还承担工程师的培养、继续教育以及向政府、议会和社会提供咨询的任务,近期又增加了技术转让的工作。
(五)民间独立的科技中介机构 德国史太白经济促进基金会(StW)(1)StW历史和组织形式
StW是民办官助全国性技术转移组织,私营企业。成立于1971年,总部设在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市,基金会主席由州政府科技协调官兼任。基金会的基金最初是私人出资,以后政府也注入资金。StW在40多个国家有分会(分公司),包括专兼职人员在内共有4000多人,StW发展到现在已成为是全世界最活跃的技术转移机构之一。
基金实行公司化运作。设立德国史太白技术转移有限公司,该公司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参股公司;-第二部分是子公司;
-第三部分是技术转移中心(480多个)。
StW技术转移中心有8个中心设在大学;193个中心设在专业学校;26个合作教育中心:9个专门中心;有100多个与企业有关的中心。StW实际技术工作是在各技术转移中心进行。
(2)StW技术转移中心运作方式 StW推行10项原则:
①利用已有研究开发基础设施; ②为顾客谋利益;
③作为政府与企业联系界面; ④有用性; ⑤通用性; ⑥全面服务; ⑦非集中化和级别平等 ⑧精炼的机构; ⑨国际化; ⑩财务独立。(3)StW服务项目
①咨询服务,是中短期的项目; ②科研开发,是中长期的项目; ③评估; ④培训;
⑤StW国际合作。
StW所有技术服务项目都是有偿的收费没有统一标准,一般要与服务对象商定。
(4)StW业绩
2000利润1.744亿马克,约7.20亿人民币,完成项目19630多个,员工3929人,技术转移中心436个。2001利润1.759亿马克,约7.28亿人民币,完成项目21253个,员工4111人,技术转移中心新建58个,共有470个,遍布40多个国家。
2.日本民营私营机构
①先进科学技术孵化中心②关西TLO公司③东北技术使者④日本大学国际产业技术商务育成中心⑤早稻田大学外联推进室⑥筑波联络研究所
(六).商业化的科技中介机构
英国技术集团(BTG)原来是国家所有的科技中介机构,于1949年建立,主要负责把政府资助的科研成果转化到市场上去。1991年被私有化,卖给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风险投资公司。有180名职员,多半是科学家、工程师、专利代理、律师和会计师。
在2000,该公司收入达3720万英镑,除去给技术发明方的分成,收益2180万英镑。是 6个典型的、经营规范的股份制科技中介的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世界各地的大学、研究机构和企业寻找具有市场前景的技术,帮助技术发明人申请专利,进行技术转让评估和实施专利授权。
BTG整个业务工作程序:
-评估。每年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司、大学和研究机构等预选400项技术和专利,从中筛选和评估出100项具有较大市场价值的技术项目,帮助实现专利申请或实施专利授权。
-市场化。BTG目前拥有8000多个专利,400多个专利授权协议。把这些科技成果和专利变成实实在在的市场产品,是BTG的主要目标。
-监督。合同签订,BTG有配套的监督组织和人员来监督合同的实施,对违反合同者,可寻求法律手段。
-分享利润。主要是通过专利授权的方式与专利所有者、授权生产企业一道共享专利产品市场利益。
BTG开拓业务特点:
-不急于求成,着眼于长期的技术转移;-独辟蹊径,开发非核心专利;-扩展已有专利的价值,获得源源不断的市场利益。
六、我国科技中介机构存在问题及对策(一)存在的问题
①科技中介机构所发挥的中介功能较弱。
②科技中介体系本身发育尚不健全,保障科技成果有效转化所必需的一些服务环节,无法承担或无相应的机构承担。
③科技中介机构数量少,人员素质低。
④国家税收政策对科技中介机构所从事的优惠力度不足,覆盖范围较窄。
⑤国家对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的宏观协调程度不高。(二)政府部门及科技中介机构应采取的对策
①提高对发展科技中介机构重要意义的认识,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
②构建政府资助的中介机构与民营中介机构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服务体系。
③制定与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和措施。④提高科技中介机构的服务效果。
⑤大力扶持技术经纪人队伍,帮助培训人才,开发技能。⑥加强技术中介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三)加强北京技术中介机构建设的措施。
1.落实全国科技中介机构工作会精神,加强技术中介机构建设,是今年的重点工作。技术中介机构是首都经济创新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2.要努力创造环境,按照《北京技术市场条例》中鼓励技术中介机构发展的规定,推动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
3.要加强北京技术市场协会的建设,认真履行《条例》赋予协会的权利和义务并积极参加在中关村的试点工作,积极发展会员,筹建专业分会。
4.按照组织网络化、功能社会化、服务产业化的方向,注意扶持和培养一批大型骨干技术中介机构,并积极扩大队伍和分类管理。
5.培训作为促进技术中介机构发展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按照新颁布的《北京技术经纪人培训大纲》,制定资格考核标准,组织编写教程,并探索高级技术经纪人的培训。
关键词: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
基层疾控机构在日常工作中生成的科技档案具有重要价值, 这些档案将成为基层疾病预防和控制工作的宝贵参考。在深入推进医疗卫生服务的今天, 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尤为必要。
一、基层疾控机构档案管理工作的特点
基层疾控机构主要从事疾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 生成的档案属科技档案的范畴。每份一般档案包括新生儿的防疫信息或是关于患者的性别、年龄、发病时间、就诊医院、就诊过程、就诊效果、持续时间、健康状况、居住区域、流动性质等信息。基层疾控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疾病控制过程中需要经常查阅相关信息, 所以科技档案管理具有信息量大、维护严格、使用频繁的特点。
二、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方向
针对以上特点, 推进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应以提高保存质量、发挥科技信息的潜在价值、完善管理标准为主要方向。
第一, 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应提高保存质量。在基层疾控机构, 生成的科技档案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我国疾病控制工作近年来持续发展, 比如对很多流行病的控制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实践当中, 对疾病控制的研究需要一定的年限才能获得更加客观的指导依据。以流行性腮腺炎为例, 对部分省市、区县内流行情况的研究一般要考察近五年的疾病爆发与控制情况, 要针对疾病案例的档案分析与统计得出结论。所以科技档案的保存和使用是持续的, 完整、系统的档案管理将为疾病控制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但是目前科技档案管理很大程度上沿用传统的管理流程, 档案反复使用中难免发生信息遗漏、丢失的问题, 所以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提升管理质量, 细化档案分类, 规范管理流程。
第二, 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应发挥档案信息的潜在价值。基层疾控机构收集和管理的原始档案属于一次信息的范畴, 如果对档案信息加工分析, 将形成有价值的二次信息。通过对科技档案的查阅与研究, 基层疾控机构可以有效地发现所属地区范围内疾病发病的特征, 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预防措施。例如, 在儿童计划免疫工作中, 偏远地区流动人口较多, 流动儿童较常住儿童的免疫工作更加困难, 通过研究近几年地区人口分布和发病情况, 疾控机构可提前加强对流动儿童的管理, 提高接种率, 降低发病率。大量的科技档案在查询和使用时存在不方便的问题, 即使有的地区已开始实施科技档案的信息化管理, 信息化建设的程度也有待发展, 这样才能实现高效检索和信息加工。例如, 有的地区运用EXCEL软件统计不同疾病的发病和控制数据, 但是独立的数据统计尚未形成以信息系统为主导的数据库存储, 在大量数据统计和分析时仍然存在不便, 所以信息化管理的深度发展才能为档案信息潜在价值的发挥创造有利条件。
第三, 科技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应完善管理的标准。随着科技档案的不断积累, 不同年限、疾病类型的档案在使用频率、应用价值方面也会逐渐产生分化。如果完全采用同样的方式保存, 将会占用不必要的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 并导致人力、物力、财力的加大投入。基层疾控机构目前对科技档案的管理标准比较模糊, 除基本管理要求外, 在使用年限、信息化建设标准、使用权限、更新和维护等方面都缺少详细和严格的管理标准, 这是今后建设中急需发展的工作。
三、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发展的举措
为进一步发展科技档案管理工作, 基层疾控机构应注重采取以下举措:
第一, 重塑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的流程。立足科技档案管理的长远发展, 基层疾控机构应全面规范新档案生成、档案借阅查询、旧档案维护、阶段性档案统计分析等工作的流程。在新档案管理方面, 应同时建立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 将必要的纸质档案扫描存档, 改进现有的档案分类;在借阅查询方面, 查询者应认真填写借阅信息, 明确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 便于日后发现问题时寻找责任人;在旧档案维护方面, 应确保纸质档案的保存质量, 定期对旧有档案维护更新, 对新近年限和时间久远的档案区别保存;在阶段性档案统计分析方面, 管理人员应根据地区实际情况, 对重点疾病控制工作的相关档案进行统计和分析, 生成统计报告, 为基层疾控工作提供参考。管理流程重塑后应立即公示, 带动基层疾控机构各部门尽快进使用新的管理流程。
第二, 推进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在保存独立的EXCEL等文件的基础上, 基层疾控机构应建立高效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为所属地区的新生儿童、各类疾病的发病人群制定专项管理卡片和配套电子档案。信息化平台应涵盖信息录入、分类查询、统计分析、提示预警等功能, 依据未发病人群、发病人群的详细信息创建分类统计, 如性别、年龄、疾病控制过程、防疫情况、人群类型等, 都应作为重点统计分类的对象, 确保新生成档案和数据库的直接关联。如果出现防疫、疾控指标波动的情况还可由系统做出提示, 管理人员依据不同的周期生成统计报告, 形成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相并行的管理方式。
第三, 制定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管理的标准。遵循严谨的管理标准是提高工作效率、节约资源、防止管理漏洞的保障。在流程规范、信息化建设发展的同时, 基层疾控机构应对档案生成的时效、纸质档案和电子档案的文本形式、数据库标准、借阅人员的登记和权限、档案定期维护的时间、维护的具体内容、统计报告的生成周期、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范围等做出详细规定, 使现有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四、总结
我国疾病控制工作成果的取得需要依靠基层的努力, 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流程规范、信息化建设、标准制定等系统建设, 有助于提升管理质量, 为我国新时期的疾控工作创造更强大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郁平、陆书君:《应加强对基层疾控机构科技档案的管理》, 《浙江档案》, 2010 (06) 。
一、科学整合资源,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原两部门在服务经济发展、服务民生改善中有不少资源可以优化重组、充分利用,如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是满足各类人才和劳动者充分求职就业的重要平台,人事培训考试、劳动培训机构是提高各类人才和劳动者能力素质的重要阵地,人才网站和劳动力网站已建设成为不可或缺的现代传媒无形市场,这些资源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人的系统保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原来囿于体制机制上的原因,各自为阵、单打独斗多,在资源共享、交融互惠上还做得不够,缺少资源的沟通利用,鲜有同频共振的合作提高。机构改革中,我们要对这些同类相融的服务性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实现机构统一管理、资源互相利用、内容融会贯通,把规模做大做强,实现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相互促进、硬件与软件同步提高、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把相关机构建设成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系统的窗口行业和优质品牌,更全面系统地为各类求职者创造机会、提供平台,更有效有为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优质的培训服务,更快捷便利地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二、统筹整合责权,实现社会保障的整体提升。原两部门作为政府部门,有着各自的职责和权利,正是由于其职责和权利有着相通相近之处,机构改革中才整合成一个部门,其服务经济、保障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使命始终没有改变,整合后的人社部门,更是一个承载着更大社会责任、行使着更广职责、履行着更重任务的社会保障部门,更是一个被百姓密切关注、关切的与之紧密相连、息息相关的民生部门,是党和政府紧密联系群众的窗口部门。我们要以此思路,拓宽视野,统筹整合相关责权,坚持以民生为本、人才为先的指导原则,加强基础性、日常性工作任务的有效落实,在为民服务的点滴行为中体现政府部门关爱民生、服务群众的宗旨,全力做好社会保障这篇大文章,不断创新进取,以“五险合一”为平台,加快实现社会化保障的信息化、规范性建设,不断提升社会保障整体水平。
三、合理整合模式,实现大部制运行的有机统一。实行“大部制”,面临着领导班子需要磨合、管理机制需要完善、工作内容需要充实、服务手段需要改进等诸多现实问题,如何有效整合管理模式,努力实现大部门运行的高效优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由于当前职责任务繁重,时间紧促,如果不加快管理模式的有机整合和思维方式、配合协调的有效磨合,势必影响到工作的整体进程,影响到任务的完成。首先应从规章制度入手,建章立制,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适应大部门管理要求,出台相关措施规定,保证政令畅通,工作顺利开展;其次应从事业发展着眼,以有利于高效快捷运行为原则,科学设置内设科室,明确职责,领导分工,层级管理,建立和形成良好的工作运行机制和习惯;再次应从优化提升出发,摒弃不适时宜、束缚发展进步的体制机制,学习借鉴先进经验做法,大胆创新,适应大部门工作机制,建立完善会议、请示报告、考核检查等工作制度,实现以制度管人管事,优化提升新部门运行水平。
四、坚决整合队伍,实现系统干部的无痕对接。机构整合后,人社部门机构、队伍更庞大,业务分工将更细致,责任目标将更明确,如何加强队伍建设,以此促进机构有效整合,同样是摆在人社部门领导班子面前的一大课题。完成机构整合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实现人员管理交叉融合、领导分工交叉融合、职责业务交叉融合,要实现这些目标,首要的是人员要交叉融合,如果还是各干各的活,业务交流又相对较少,要实现真正融合就成了一句空话。民生部门应有“民生”形象,人民群众油然而生、感同认知的良好形象,我们要以人员融合为契机,切实下大力气加强系统干部队伍建设,坚持干部使用“一碗水端平”,在机制上采取原人事、劳动部门干部交叉任职办法,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干部不同岗位锻炼,达到干部“强身健体”、增强“造血”功能的目的,不断提升干部政策理论水平、实际工作水平和开拓创新能力,树立人社部门干部锐意进取、精干务实的形象;要加大思想教育力度,确保系统干部在处理各类问题上做到公平公正公开,不徇私舞弊,严格要求,严肃纪律,树立人社部门干部严守纪律、公正廉明形象;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关注社情民意,了解群众疾苦,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热点敏感问题,真心实意办好事,尽心尽力解难事,树立人社部门干部热心为民办事、真心为民服务、诚心为民解难的可亲可信、有为有位的形象。
机构整合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解决所有问题,需要下长功夫、细功夫,用心、用力,温火淬之,方可在固基本、强基础之中打造出一流的部门团队,实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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