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政治思想
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
授课目的:教育引导官兵了解掌握辛亥革命的历史背景及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发展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授课内容:学习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山的重要讲话以及辛亥革命的相关历史知识
授课重点:了解掌握辛亥革命的历史
授课方法:知识讲解、视频辅导、讨论发言相结合授课时间:2011年10月11日16时至18时
一、百年纪念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要时刻,在我国各地及台湾地区和海外侨胞分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隆重纪念活动,主要有:
(一)大陆的纪念活动:
1、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10月9日上午,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今天到现场参加纪念大会的一共有3000多人,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京的党政军群各部门的代表、在京的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各
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以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纪念大会还特别邀请了部分辛亥革命先烈的后裔,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的相关人士,各有关部门的一些代表,还有部分外国驻华使节和海外的来宾。纪念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主持。胡锦涛总书记作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先后23次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讲话的内容既回顾了历史,又分析形势,更展望了未来。
▲胡锦涛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强调指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虽然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它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探索了道路。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史册!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
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胡锦涛总书记解读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的关系,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辛亥革命后屡遭挫折的孙中山先生,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亲密朋友,毅然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胡锦涛总书记展望了未来中华民族复兴之路,强调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任重道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胡锦涛总书记对发展两岸关系的看法: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振兴中华的宏愿,应该成为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2、湖北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10月8日上午,湖北省暨武汉市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大会在武昌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等出席大会。由于辛亥革命始于武昌、始于武汉、始于湖北,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在首义之地举行纪念大会吸引全球华人华侨的眼光。
3、上海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10月9日,上海市各界人士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海与辛亥革命有着深厚渊源,孙中山先生曾先后二十多次到过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另外在孙中山先生故居中山以及曾经战斗过的广州、福建等地也分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
(二)台湾的纪念活动:10月9日,台湾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台湾领导人马英
九、行政院长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政府高层应邀出席,马英九上台致词时说:台湾建立自由民主社会,实现孙中山的理想,虽然这条路还很长,不过已经发芽生根。另外还先后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年回顾研讨会”“图片展”以及10日上午举行由70架军机进行的空中分列式以及在中正纪念堂举行的军事展演和战地操演等相关活动。
二、辛亥历史
三、辛亥人物
一、征途漫漫为救国, 平易近人显风范
任弼时, 原名任培国, 1904 年4 月, 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贫苦教员之家。任弼时在五岁的时候跟随着父亲在一起, 由父亲教授自己念书。在十二岁时, 任弼时前往湖南省会城市长沙考试, 并成功考入当时著名的师范大学附属高小。任弼时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到了“长郡中学”。在学校学习期间, 任弼时深受当时的五四运动的影响, 积极参加当时如火如荼的各种革命游行与宣传运动等爱国活动。少年时期的任弼时生长在一个社会生产水平相对落后但思想氛围相对活跃的湖南省境内, 原本是决定在毕业之后, 投身于祖国的工业建设, 走一条工业化救国道路。但是, 在成年之后所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令任弼时改变了自己的决定, 因为他认为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腐朽之社会制度, 那种兴办工业以强国的想法绝无实现之可能。因此, 任弼时在后来就自觉地走出了国门, 前往到当时的红色革命之国苏联去寻求自己心中梦寐以求的救国“真理”。任弼时毅然走上了一条终生为之奋斗的中国革命道路。
任弼时积极要求进步, 很快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广泛结识和团结各种进步人士开展革命活动。20 世纪30 年代, 任弼时与贺龙同志一起, 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和第六军团开始了震惊中外、可歌可泣的万里长征。在长征过程中, 任弼时同以当时张国焘为首的小集团进行了坚决彻底的斗争, 坚决拥护并贯彻执行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新核心的中共中央及其重要决策, 全力帮助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军团胜利会师, 从而保存了中国红色革命的火种, 并由此形成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坚力量。在中国红色革命时期, 由于党外存在着非常强大的敌人和党内存在着的消极因素, 中国革命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一革命过程中, 任弼时曾经两次被捕, 并受到了严厉的刑罚。在第一次受刑中, 曾经被国民党发动派施以老虎凳、膝跪铁链和头顶窑块等酷刑;在第二次受刑时, 敌人的电刑硬生生地在他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般大小的窟窿, 血肉模糊。每一次他都以惊人的毅力挺过来了[2]。
无论是对党的干部还是对人民群众, 任弼时从来都虚心相待、从不摆官架子。与人谈话时, 他总能以平等、商量的口气给人平易近人的感觉。即便是与犯了错的同志, 特别是青年同志谈话, 他也极少指责, 而是耐心指出错误, 讲清道理, 提出建议。他以诚相待、和蔼可亲的作风给青年革命者以及其他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次, 任弼时刚到中央苏区, 很多年轻战士认不出他, 连教他练习拼刺刀的战士也不认识他。这位战士在教了几次之后发现任弼时的动作总是不太标准, 于是有点儿失去耐性, 对任弼时瞪眼竖眉, 批评道:“你这样刺简直就是乱弹琴, 根本刺不倒敌人。”任弼时听罢丝毫不动怒, 反而连连道歉, 虚心接受战士的批评。此后他按照战士教授的方法勤加练习, 动作越来越标准。那位战士见状上前像对待新兵一样拍了拍任弼时的肩膀, 说道“:不错嘛, 进步很大, 再好好练下去一定能当个赤卫队模范队员。”话音刚落, 一名通讯员跑过来对任弼时说“:首长, 请您去开个会。”此时战士才知道眼前这位“新兵”原来是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顿时脸涨得通红, 低头紧张不语。任弼时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道“:不用紧张, 同志, 你不但是个优秀的战士,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官, 这些日子真是谢谢你啊!”[3]
二、剑指苍穹闹革命, 教育后辈勿骄纵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 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率领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任弼时先后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当时, 受中共中央委派, 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 任弼时奔赴国际红色革命中心莫斯科, 向斯大林详细汇报了中国共产党正积极开展的工作以及中国国内正在进行着的抗日战争形势, 从而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普遍关注与鼎力支持。任弼时从苏联回到国内, 立即又投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繁重工作中。为有效协助毛泽东领导的“大生产”运动与“整风”运动, 任弼时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之职。同时还受中共中央的委托, 开始全面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等相关工作。抗战时期, 任弼时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 共同组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书记处, 负责中共中央日常事务处理工作。中共第七届一中全会召开时, 任弼时出席会议, 并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后, 任弼时在百忙之中始终没有忘记他多年来从事的青年政治工作, 并将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首先严格践行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1947 年正是国共内战激战正酣之时, 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进攻。党中央果断决策, 撤离延安, 延安及附近解放区的学校也随党中央一起转移。当时任弼时的大女儿远志在读中学, 而小女儿远征还在读小学。任弼时的警卫员考虑到这两个女儿年龄还小, 不适合随部队一起连夜行军, 于是建议她们与母亲一起秘密转移至另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但任弼时坚决反对, 他意味深长地对警卫员说“:她们应该与其他年轻人一样锻炼锻炼, 我绝不希望把我的孩子惯养成革命‘娇’子。”就这样, 在父亲的安排下, 远志与远征两姐妹自己打好背包, 与学校的其他同学一起出发转移。党中央转移到陕北的米脂县, 任弼时没有来得及休息, 就受毛泽东委托研究土地改革问题。有一天, 他正与几位干部探讨土改分田地、斗地主的事宜, 小女儿远征手里拿着一个橡皮做的老鼠玩具跑进来让任弼时看。任弼时从远征口中得知, 这个老鼠玩具是分到田地的农民送给她玩的, 于是将远征拉到身边, 平心静气地对她说“:爸爸教过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你唱得很好, 但是更要做得好。这个小老鼠玩具也是农民斗争得来的胜利果实, 你应该把它送回去, 那才真的是做到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过了两天, 任弼时问起远征小老鼠玩具的事, 远征回答道“:我知道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 我早就把小老鼠还回去了。”[4]任弼时抱起远征, 欣慰地笑了。
三、组织建设不容缓, 青年力量建功勋
在任弼时早期的青年团工作实践中, 就十分重视青年团的组织建设工作, 并且在实践中产生了重要的成果, 后来走上全党的领导岗位以后, 也十分重视组织建设工作, 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丰富的关于青年团组织建设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范例。另外, 任弼时十分重视团干部的作风建设, 明确提出青年团干部不能做“青年官”, 要学会做群众工作, 不能用行政工作方法。目前在中国国内, 无论是在其研究的成果方面还是研究的力量方面都很较为弱小, 由于有关中国青年运动史尤其是中国青年团史的研究著述都极其罕见, 加上中国青年团属于中国的群众性团体。这一性质也决定了其在工作活动方面仍然是处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属地位, 并且多数工作活动是处于其中下层, 都不在其较为核心的层面。年仅十六岁的任弼时, 就在上海外国语学社积极加入当时在上海成立的进步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的共产党组织之下, 任弼时前往到苏俄进行专门学习。三年后, 任弼时顺利完成了自己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期三年的求学生涯, 从莫斯科启程, 于同年八月到达了祖国的上海, 并出席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会议, 并担任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江浙皖区委委员, 从此便开始了自己在青年团的工作生涯[5]。
新中国成立初,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了中央局会议, 任弼时在这次会议上受聘为“编辑员”, 也就是在团中央宣传委员会下设的编辑部工作。但是没过多久, 任弼时又加入团上海地委工作, 这也是团中央局之决定。当年, 任弼时出任团中央的俄文翻译之职, 这也是团中央局的决定。后又一次根据团中央局会议的决定, 作为青年团三大议案准备委员会重要成员之一, 他积极参与了青年团三大的筹备工作。以至后来, 相继担任团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组织部主任、代理团中央总书记职务、团中央局总书记兼组织部主任、团中央书记等重要职务。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 任弼时被正式调离团中央, 前往中共临时中央机关工作。任弼时关于青年团的工作思想都是来源于工作实践中针对一些具体问题提出的。在大革命时期, 面对“白色恐怖”,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任弼时坚定不移地带领青年团坚定跟党走, 发展壮大了团的组织, 切实加强团组织建设, 为团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及时纠正了团内出现的先锋主义与取消主义的倾向, 充分发挥了团的助手作用, 领导青年团建立了特殊的功绩。
参考文献
[1]蔡庆新.组织大家任弼时[M].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
[2]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M].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3]石钟泉.任弼时的故事[M].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
[4]任远志.我的父亲任弼时[M].外文出版社, 2011.
关键词 革命传统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努力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我们当前的一项极为艰巨而又紧迫的重要任务,必须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 [1]
1 革命传统教育的基本内涵
革命传统教育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培育和形成了一整套优良的传统和工作作風,它包括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公而忘私的雷锋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等等。其精神实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我党极为重要的政治优势和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2 革命传统教育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1 思想导向作用。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具有积极的思想引导功能。革命传统教育资源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它能给人以强大的精神动力,鼓舞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同时,它还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对大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有利于让大学生受到积极的思想感化,能够更加坚定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利于让大学生锤炼成良好的政治品格,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
2.2 情感调节作用。革命传统教育资源可以从心理、情绪、思想、行为等方面对大学生造成一定的影响,并通过他们自身积极的思想斗争和道德修养,"进行人的情绪调控、人的心理调适和人际关系调整",[2]从而达到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目的。
2.3 教育保证作用。首先,从教育内容上看,这些教育资源中有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题材,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其次,从教育对象上看,它们能够适合不同层次的大学生,从而为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提供了良好的机会。最后,从教育者方面来看,它们可以促进教育观念的改革,促进教学相长,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双向互动,以提高教学效果。
3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开拓存在问题及对策
目前在挖掘革命传统教育资源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对于这些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开发方式过于简单化和程式化,很多地方的开发还只局限于博物馆、纪念馆,设施陈旧,挖掘及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也大部分保存于当地的资料室,没能发挥这些资源的真正价值。其次,主题过于单一。对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挖掘和研究,大多数仅侧重于革命历史内容方面,而对于蕴含于其中的民族精神及革命精神的社会价值的开发和时代精神的弘扬是比较欠缺。最后,未能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缺少革命传统教育,受教育者很难认识到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性,甚至有人觉得革命传统教育内容过于枯燥,同他们的实际生活联系较少,这就导致一些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脱离正确的方向,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很难实现。
因此,利用革命传统教育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运用新对策和新思路,多角度、多渠道地把资源优势变成教育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些教育资源的优势,以增强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渗透力。
3.1 挖掘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精神实质,丰富教学内容,以增强教学的针对性。一是将革命传统教育中体现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勤俭节约、爱国爱民的内容,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体系中,让其成为培养大学生形成优良品质的宝贵精神财富。二是挖掘革命精神教育内容,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利用实事求是的求实精神,开拓创新的变革意识、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以及不怕牺牲的奉献精神教育大学生,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坚定大学生的理想信念。
3.2 创新教学形式,拓展教育功能,增强教育的实效性。一是创新教学方式,把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革命传统教育紧紧结合起来。我们要把课堂讲授和现场体验者结合起来,努力促进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与教学内容相适应。同时,组织大学生走出去,参观革命旧址、访问英雄人物,开展社会调查实践活动,参与挖掘、研究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使大学生通过自我参与、自我教育,充分体会蕴涵在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中所反映的文明成果、民族精神、爱国精神。强化大学生的道德感情,增强他们战胜困难的信心,不断提高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二是要积极组织大学生,把革命传统教育与校园活动和现实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纪念日、校园文化节,举办革命传统和革命斗争史的主题展览、读书活动、征文及演讲比赛等等;总之,我们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多角度、多层次地引导大学生感受传统,丰富校园文化建设内容,使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文化精神渗透到每一个大学生的心中。
3.3 在历史与现实、传统和现代中整合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以增强其教育效果。我们需要对历史博物馆、纪念馆、烈士陵园的布局及环境进行整合,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开发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以发挥这些资源的整体教育效应。并且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地方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育人作用,使其推进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先进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革命道德,以提高大学生的素质。
总之,努力把对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开发发展成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和陶冶高尚道德情操的重要场所,使他们能"在潜移默化受到教育,在主动参与中接受熏陶"[3],从而增强他们服务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件选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 张耀灿,陈万柏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描述的是从广州起义前夕到武昌起义胜利,清帝退位,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到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短短几年时间。从中既可以看出革命党人对民主、自由等新兴思潮的追求和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坚定决心,又可以看出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一是没有真正掌握绝对的武装力量,缺乏强有力的军队。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南方有17个省相继独立,但是这些省的真正权力还是掌握在拥有军队的地方军阀手中,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掌握军权,也就丧失了在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二是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性。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为了促使清帝尽快退位,在未征求他人意见的前提下,向公众提出了“谁让清帝退位,就将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他”这个观点。然而,袁世凯作为清朝和革命党之间的中间人物,左右逢源,两头得利,利用革命党的势力,来逼迫奄奄一息的清朝结束政权,同时又堂而皇之的面向公众剪掉辫子,就职大总统。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想过要建立共和,践行三民主义,而是背道而驰,复辟称帝。三是革命党虽然提出了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的口号,但是并没有提出长远的发展目标,对于国情、社情的了解并不充分,提出的指导思想也不符合当时中国实际情况。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积贫积弱,人民穷困潦倒,此时解决人民的温饱,争取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乃当务之急。而在全国局势混乱的前提下,真正的全民民主并不能够实现,陆续而来的是全国军阀混战和列强的进一步入侵。
辛亥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遭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进步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道路仍然是曲折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夺取革命果实而导致封建复辟,日本军国主义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加剧了中国主权沦丧。但是在革命跌入低潮,革命党人陷于苦闷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新的世界观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正是在辛亥革命10年后,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科学地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认识到人民是力量的源泉,胜利的保障,是历史的主人,自觉地最大限度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才能有效地唤起人民,并将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使之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力量,终于使复兴的理想得以实现,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变。
中国是一个长期受封建主义统治的国家。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如果从秦始皇算起,到辛亥革命也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虽如此,也有人起来反抗,但是,往往在专制了旧的皇帝之后,建立的却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辛亥革命发动时却与以往不同,要在人们的意识中彻底否定君主制,确立民主共和的思想,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而孙中山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专制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而这一切要做起来又谈何容易呀,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每一次的革命都会遭受到各种反动势力的压迫。我们的革命前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勇敢的去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为中华民族的未来奋斗。孙中山等革命前辈当年舍生取义的闹革命到底为了什么呢?我觉得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民族的强盛,为了人民都能过上好日子。这种为人民服务、为祖国奋斗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人们遗忘。作为一个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更是被这种精神感染,认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使命。
起义的枪声已经渺远,辛亥革命带给古老中国的变化却是巨大的。时至今日,其影响依旧可见。辛亥革命是第一次彻底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封建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当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意气风发地跨入新世纪的时候,回顾中国人在上个世纪走过的艰难而曲折的道路,怎能不对前人在那黑暗年代创立的不朽业绩肃然起敬?
人民群众不仅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主体,而且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在现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们的历史使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能变。我要永远都要把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断地学习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发现和从事适合自己的为人民服务职业,把人生事业建立在牢固的为人民服务的基础通过为人民服务而勤劳致富永远是人间的阳光大道。这条道是人间正道,走为人民服务之路大有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他只要有了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道德和实际行动,那就必定会成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从我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勇敢的面对学习生活中的困难,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变成自觉的行动和目标,为我们的国家民富国强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总之,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还要牢记革命先行者的信念,不断提高国家综合实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改善民生,使社会更加美好和谐,这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要教育意义所在。辛亥革命是所产生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它所留下来的宝贵的历史教训,也为后人提供重要的经验教训。
今天,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缅怀和宣传孙中山等革命先辈致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中华振兴的业绩,对于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对于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的联系和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早日实现;对于调动和激发全国各族人民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坚定不移地推进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应继承辛亥革命所留下的珍贵历史遗产,学习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时俱进的高尚品格和勇敢无畏百折不回的坚强意志,把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昨天晚上,党支部组织了党员和我们积极分子一起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电影——《辛亥革命》,真的很震撼。
之前也写过关于辛亥革命的思想报告,对于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也并不陌生,从初中到现在,课本上就提过很多次,但对于它从来没有过透彻的认识。以往,我们都是背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领导人物,以及他们的历史意义。我想很多学生,尤其是文科生可以很轻松地背出辛亥革命的发生背景及意义,而那些伟大革命先辈的精神,我们却很难轻易地说出。昨天,《辛亥革命》这部电影把那段历史立体化地展现在了我的眼前,对我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的名字,顿时感到肃静,仿佛我也感同身受了。
在一个灰天暗地的世界,秋瑾手戴枷锁,带着脚铐走上了断头台。这是电影的开头。秋瑾并不畏惧生死,她看着满街看热闹的麻木的或许无可奈何群众,还有那些无知的清政府官员,大义凛然地说,“我此番赴死,是为革命,中国妇女还没有为革命流过血,当从我秋瑾始。纵使世人并不尽知革命为何,竟让我狠心抛家弃子。我此番赴死,正为回答革命所谓何事。”革命为何事,“革命是为给天下人造一个风雨不侵的家,给孩子一个温和宁静的世界,纵使这些被奴役久了的人们早已麻木,不知宁静温和为何物。”
对,这就是革命,与国家共存亡,为国家谋出路、谋前途。林觉民说,“革命是个天下人谋求幸福”。正如后面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革命,不只是生命,革命更是命运,国家的命运。
革命必须要流血、会牺牲,当秋瑾在听到有人说这两个孩子就要失去了母亲,她看着手中孩子的照片,眼里噙着泪说,“我的死是为了所有的孩子。” 今天的我们其实不就是她当年说的孩子们吗?在享受幸福生活的同时,我们这一代似乎快要忘记那些流过鲜血和牺牲的革命先烈,是他们用宝贵的生命坚定的信念换来了我们今天的欢笑和幸福。战争的场面看着让人揪心,在这个大体和平的世界,我们应该不会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但在建设社会主义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中,我们更应该学习并牢记辛亥革命这种精神。那个精神让他们勇敢的抛弃家中的妻儿和一切,那个精神让他们忘了自我。影片中的开始又讲述了孙先生为了革命做的募捐准备,革命党人先后发动了多次起义,秋瑾、徐锡麟等一批革命党先驱先后牺牲,革命陷入低潮。孙中山再次在海外召集同盟会骨干,组织力量准备在广州发动起义黄兴与徐宗汉假扮夫妇,秘密潜入广州。然而广州之战终因革命党人寡不敌众而告负,林觉民等一大批革命骨干壮烈牺牲,黄兴也身负重伤。徐宗汉等冒死收葬了烈士遗体72具,葬于广州城外的黄花岗。
经过这次的起义,清政府对革命党人进行了血腥镇压,同时积极寻求与帝国主义的卖国交易。
在四川,清廷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行为,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湖北新军被紧急抽调前去镇压。在武昌,新军当中的革命党名单泄露,湖广总督瑞澂开始对名单上的革命党人逐一捕杀,革命形势十分危急,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愤然打响了革命第一枪。经过一夜激战,武昌起义的革命军攻占了总督府,黎元洪被革命军将士紧急推为军政府都督。
武昌起义成功,举国震惊,消息传到美国,孙中山和同盟会成员欢欣鼓舞。立即派黄兴和徐宗汉赶到武昌战场,大大振奋了革命军士气。不惜以热血和生命保卫飘扬着革命红旗的武汉三镇。经过这么多血与火的洗礼,黄兴和徐宗汉的感情不断升华,两人决定结为革命夫妻继续比并肩战斗。
被革命的风雨吹得飘忽不定的清廷只好请袁世凯出山,率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世凯一方面镇压革命军,另一方面仍试图在各方势力的博弈中,暗地里通过革命党人汪精卫传达与革命党和谈的愿望。
而在革命的危急关头,孙中山奔赴海外,力排众议,最终说服西方列国财团,不再借贷款支持清廷。
经过革命人的努力,传来了多省宣布独立的消息自此,革命形势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最后经过艰难谈判,双方达成共识,支持建立共和政体;经过十八省代表的公开民主选举,孙中山被推选为首任大总统。孙中山表示,只要袁世凯敦促清帝退位,他即可让位,由逼退清让位的人,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我们知道,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封建帝制,发动11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了再起义,越挫越勇,百折不挠,历尽磨难,其坚定的爱国信念,深深地感动我们。影片中像林觉民、熊炳坤、徐宗汉„„他们的精神也发着他们应有的光和热。林觉民的一封《与妻书》,写尽了他的抱负与革命的决心,悲伤亦那样有力量。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一件件忘我牺牲的事迹,一幕幕不能忘记的场面,深烙在心底!
有人说,若是生在100年前的乱世,我也会向他们一样不顾性命参加革命。也许,我们可以这样遐想,可是遐想之余,有没有想过在这个生活条件优越的社会,我们会像孙中山先生那样不畏艰险困苦,不畏挫折,为了自己的信念、信仰而坚持到底呢?我们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孙中山先生那样无私呢?这在现实社会中,不要说什么大总统的位置,更不要说牺牲生命,有多少鸡皮蒜毛之事又让多少人为之斤斤计较,耿耿于怀。
敬爱的党组织:
百年前的中国,武昌城一个偶然的擦枪走火的事件,竟然引爆了一场结束二千前君主专制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封建帝制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的复国运动,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民主共和的旗帜。这是一件有着破天荒意义的大事。作为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的帝制,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观念深入社会中上层人士思想中。在此之前的中国的历次起义都是以一个朝代代替另一个朝代而结束,但辛亥革命却彻底推翻帝制。
沿着革命先烈的遗迹,我们翻开历史的书页。我们似乎听到辛亥革命起义的号角声,闻到爱国战争的炮火硝烟,看到了一代爱国者在救国道路上的奋斗,震撼于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之际誓与强敌奋战到底的气概,他们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战的英姿,和炙热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情怀......勾勒出一幕幕令人动容的画面。
靠窗坐着,偶尔出神的想想,一个个革命先烈正义凛然的熟悉面孔,一声声激愤人心的爱国口号,一道道饱含沧桑的岁月深沟,都好像把我们带回了从前,一瞬便逝去的时光,在眼睛闭合与睁开的瞬间,犹如隔世。历史的那段记忆,都跟随季节一起流进了脑海最深的那个地方。
温总理曾把“天下最大事,莫非万民之忧乐。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为他的座右铭,句句表真意,点点露深情。我想,在我们心中,在中国人心中,总有这样一位“平民总理”的形象,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总出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用心解读着“人民”,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这是一个国家的形象,这是一个民族的形象,这是一个执政党的光辉形象。
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以袁世凯上任大总统而结束,虽然它未能将历史的任务完成,但是它**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颁布了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其在社会生活方面的改变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如此巨大,理应拥有我们的纪念,但是我们大学生究竟该如何去纪念它呢?
首先,我们应该主动走进图书馆,进入百度,通过广泛阅览相关资料让历史客观的重现,并且在不带任何个人主观因素的情况下正确评价它,可以深入地了解其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地位,方能产生一种将其纪念并且传承 1的主观意识。
其次,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应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素质,积极进取,好好把握在大学里各种可以学习的机会,不断整顿自己,开拓进取,虚心求教,寻求改变,就如孙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仍需努力。”我们理应在努力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外的动态,反对一切分裂行为,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自觉担负起新时代振兴中华的重担,勿忘国耻,热爱和平,追逐梦想,奔向远方。
如今的我们或许还没有能力将伟大的历史使命进行下去,但作为一个伟大民族的继承人,我们必须努力完成学业,在将来的工作岗位上争做先进个人,做个合法公民,为我国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贡献!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的我们,未来国家建设生力军的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为把新时代建设的更加美好繁荣出一份力而做好准备呢?是的,我们正用行动证明着,我们不是垮掉的堕落的一代。浩瀚的自愿者队伍中有我们活跃的身影,自主创业的人群中有我们奋斗的汗水,同时我们正努力地改正自身的缺点。2011年,在这个众多历史事件都将迎来周年庆的时候,我们将继续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要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艰苦奋斗,对工作精益求精,不计较个人得失,我们立志要有烈士们的精神和意志,用我们的知识去建设祖国,用我们的勤劳,汗水和创造力去保卫祖国,使我们这拥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祖国昂首前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一
1927年春夏, 蒋介石、汪精卫反动集团相继背叛革命, 实行“分共”和“清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 国内政治局势急遽恶化。在严峻的现实面前, 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阵线缩小了, 而且革命的主要力量遭到极大摧残, 革命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不完全统计, 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 被反动派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共产党员的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6万余人骤减到不足1万人。原先表现得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也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 显得冷冷清清。
1928年10月7日, 毛泽东率领部队到达井冈山, 随后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面对共产党人艰苦创立的这块根据地, 国民党反动派视为眼中钉、喉中刺。不仅在军事上频繁发动“会剿”, 而且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为此, 井冈山根据地的工农红军不仅要应付频繁的战争, 还得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这样描述部队艰难的物质生活:“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 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 除粮食外, 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 还是难乎为继。……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 官兵病的很多。”[1]65不仅如此,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尤其是在根据地开创之初, 群众对部队还不了解, 误把工农红军等同于旧军队旧军阀。“群众毫不懂红军是什么东西, 甚至许多把红军当做土匪打。”[2]369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下, 如何教育和动员广大群众加入革命队伍, 如何激发和保持工农红军高昂的革命斗志, 是摆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前的一大难题。
另外,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由于部队人员来源多样, 构成复杂, 因此部队中夹杂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工农红军, 让部队树立良好形象, 让群众衷心拥护部队, 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又一难题。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在如此复杂、恶劣的环境下开始的。
二
井冈山根据地创立初期, 革命队伍中蔓延着“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悲观思潮。“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 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 而产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1]100针对右倾悲观思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和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为驳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右倾悲观思潮, 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两篇文章, 有力批驳了右倾悲观思潮, 使全党全军坚定了革命理想和信念。在当时革命低潮的情况下, 除了要使大家树立革命理想和信仰外, 更重要的是要使大家能够坚定革命信仰, 为此, 开展革命形势的教育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让战士们了解革命形势, 统一思想认识, 坚定革命信心, 1927年9月20日, 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操场对部队进行革命形势的教育。陈士榘回忆了当时的情形:“……毛委员叉着腰, 继续讲, 当前中国的革命形势正处在低潮时期:我们给中国革命算个‘八字’, 新的革命高潮一定要到来, 而且很快就要到来。……中国是一束干柴, 只要点上一把火, 革命烈火就会燃烧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 光明就在前头。”[3]39曾志回忆说:“那时我们开会学习, 首先是讲形势, 讲国内国外形势。从现在看来每会必讲形势, 未免有点形式主义。但在那时, 这种形式对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是很有益处的。”[2]67毛泽东和边界党利用一切机会对部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 对部队开展革命形势的教育, 极大地鼓舞了部队官兵坚持革命斗争的信心。
红军刚上井冈山时, 党的基础还不牢固, 加上红军队伍中的士兵来源复杂, 因此部队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旧军队的思想作风。其典型表现就是军队中雇佣思想浓厚。不仅如此, 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主义思想也有相当的市场。“雇佣思想不肃清, 积极活动分子便无由增加, 革命的重担便始终放在少数人的肩上, 于斗争极为不利。”[4]86因此, 开展红军宗旨和任务教育就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内容。1928年3月, 毛泽东在桂东县沙田给部队上政治课时指出:我们这支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 是为人民的解放而打仗的。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主要有:一、发动群众斗争, 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 武装农民, 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再次强调指出红军的任务:“红军绝不是单纯地打仗的, 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 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项目标, 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 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4]79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和边界党还非常注重利用党内各种会议对党员干部进行理论教育。1929年9月6日, 《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对党的理论教育作出规定:“各级党部须规定每周每月的节 (集) 会期, 按期开会, 使同志多讨论党的政策和路线及实际工作 (等) 一切的问题”;“注意支部会议, 使党的正确路线深入下层组织, 使支部也能认真争取广大群众。”[2]同年12月, 《古田会议决议》也强调, 要充分利用党内各种会议开展党的理论教育。此外, 毛泽东和边界党还编辑和出版了各种党内刊物, 以进行党内教育和加强党的建设。王紫峰回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政治理论教育:“政治课主要是讲红军的性质、任务、宗旨, 讲红军是工人、农民的军队, 是保护工人、农民利益的, 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3]195另外,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党内把开展团结教育也作为当时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三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给我们留下的许多宝贵经验, 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
第一,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体现时代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取得成功, 首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它始终立足于革命战争的时代背景, 尤其在内容和方法上, 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围绕革命战争环境下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 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 从而有效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由此可见, 在新时期必须体现时代感是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面对当今世界呈现出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网络化等趋势和特点, 要与时俱进地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理念、内容、方法、手段、机制等。
第二, 必须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 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建立了党代表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纪律制度等一系列思想政治工作制度, 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制度建设不仅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的一个突出特色, 也为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建立科学、完备、有效的制度, 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 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当前, 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更加复杂和严峻的挑战。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要抓紧建立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 把我们倡导的思想道德原则融于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之中, 使自律与他律、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有机地结合起来。”[5]3在今后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深入探索建立一整套科学、完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是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责任。
第三,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之所以能够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 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将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始终坚持群众路线, 相信群众, 依靠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他们进行调查研究, 了解群众的利益需求;实行土地革命, 解决群众的土地问题;推行工商政策, 保障群众的经济生活;开展文化运动, 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发动政治运动, 扩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建立民众政权, 实现群众的政治权利等, 从而建立了鱼水相依、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群众路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的另一个突出特色和重要原则。在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中, 坚持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就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当今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 在知识经济时代, 人是最关键的因素, 它既是知识的接受者, 又是知识的创造者。只有真正坚持以人为本, 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不断适应当今时代发展要求, 焕发出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第四,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注重实效性。必须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也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问题, 可以说是我们今天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的重要问题。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假”、“大”、“空”, 高呼口号, 做表面文章, 流于形式等, 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缺乏实效的突出表现。思想政治工作一旦缺乏实效, 也就失去了它原本的目的和意义了, 甚至还会产生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问题, 是我们要高度重视和注意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讲究实效性, 还包括讲究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效率。这是衡量思想政治教育实效实现程度的标准。社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 把效率提升到重要的地位。选择正确的方法, 争取最佳效果, 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6]356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上) [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3]星火燎原编辑部.星火燎原 (井冈山斗争专辑) [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6.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5]中共中央宣传部政策法规研究室.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新探索[M].北京:学习出版社, 2000
法国大革命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舞台,其理论先导——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等伟大启蒙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都先后登场并伴随着那场伟大的革命。十九世纪末,被誉为“东洋卢梭”的日本学者中江兆民,虽不欣赏这出法国“革命戏剧”,但对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先导表示赞赏,他把法国革命比作一出大型戏剧,在这出戏中,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哲学家是剧作家,西耶斯、米拉波、韦尼奥、罗伯斯庇尔及丹东等伟大的革命者则是戏中的演员。
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前夕,反动的封建贵族和僧侣是专制制度的当然维护者。绝大多数大资产阶级也并无意取消君主制度,有的希望改良,实行开明君主制;有的试图把孟德斯鸠的纲领付诸实施。小资产阶级及下层民众的革命性更强,希望实行平等的民主共和制,然而他们的思想并不在议会中占统治地位。大革命武装冲突爆发以前,各阶层利益的冲突已经在各种学说中反映出来了。贵族出身的孟德斯鸠企图调和资产阶级与封建制度的矛盾,伏尔泰、爱尔维修、霍尔巴赫是金融家和大资本家的代言人,卢梭是小资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代言人。
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影响最大,他们的私有财产理论、分权和制衡理论对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切实的影响。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成了第三等级破除旧制度、建立资本主义新制度而进行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最早的君主立宪派为法国大革命确立了胜利的基础,他们是法国大资产阶级、自由贵族利益的代表,其原则都是以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政治哲学为指导的,法国制宪会议一度想采用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方案。伏尔泰、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对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革命者——米拉波、拉法耶特、西耶斯、布里索、罗兰夫人、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等都曾先后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法国大革命初期,引证孟德斯鸠著作的不仅有吉伦特党人,而且也有以马拉和罗伯斯庇尔等为首的雅各宾党人。参加过北美独立战争与大革命的法国将军拉法耶特,是最早同第三等级代表共同行动的贵族代表之一,深受启蒙思想家的自由主义与君主立宪思想影响。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的三级会议上,拉法耶特主张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企图把这一制度建立在美国的宪法之上。吉伦特派的主要领导人布里索也曾受孟德斯鸠影响,主张法治,希望在法国实行美国式的宪法。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也曾受到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政治主张的影响。罗伯斯庇尔称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是宏大的政论工程,后来还把它誉为“革命的引言”。
但由于法国封建等级制度比较严格,资产阶级贵族化的程度不及英国,在法国大革命初期,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君主立宪这个纲领,所以资产阶级不得不联合下层民众共同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正如当代德国学者库诺所说:“如果说英国革命首先是英国富有的资产阶级为了推行其特殊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所进行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斗争的话,那么法国革命则是中间阶级和下层人民为改善生活条件而反对封建主义的余孽和‘旧制度’这种障碍所进行的斗争。”(库诺:《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零零六年版,114页)法国大革命最后走的并不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道路,而是采纳了卢梭比较彻底的革命学说,走上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激进革命道路。
法国大革命过程中的吉伦特派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因而比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贵族更具革命性,首先将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建立了共和制度,成立了法兰西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一七九二年九月二十二日)。雅各宾派是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革命性更强,他们是卢梭哲学的信徒,制定了法兰西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一七九三),把法国大革命推到了最高点。法国大革命实践的上升路线,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的政治哲学是前后相伴而行的,卢梭的政治哲学最终在大革命高潮时期走上最前台。一七九零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国民议会的大厦中,卢梭的雕像与富兰克林、华盛顿的雕像并列树立在一起。一七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卢梭纪念碑在日内瓦揭幕。一七九四年七月二日,卢梭的遗骸在其逝世十六年后被隆重迁入巴黎先贤祠,作为“自然与真理之子”,受到当时的革命者和后人的无比敬仰。
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和一场伟大的革命实践走到一起,需要理论者和实践者共同的趋向运动,一头热是不行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二年版,209页)卢梭的政治哲学之所以走上法国大革命前台,为激进的革命党派所采用,正是体现了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共同趋向运动。卢梭的政治哲学更能满足激进党人和下层民众的革命利益诉求。罗伯斯庇尔等雅各宾党人在实际的斗争中迫切需要一种更革命的卢梭式的政治理论,卢梭的政治哲学恰恰反映了法国社会处于被压迫最深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实际政治要求,最根本的一点是,卢梭的政治哲学反映了下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具有内在的激进革命性。这样,连接他们的就是一种共同的需要,也就是一种客观的实际。
法国启蒙哲学家共同使法国人民相信,共同的利益与人类的幸福会主宰着未来的理想王国。卢梭的热情、感性哲学恰恰是填满理性与革命之间鸿沟的重要步骤。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既看到了卢梭政治哲学能够鼓动起行动的重要特点,也看到了与理智启蒙哲学对抗的卢梭政治哲学是如何转换为革命的哲学的。而把卢梭看成是浪漫主义运动杰出代表的施米特,更是直接说出了卢梭政治哲学对于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影响,他说:“尽管浪漫主义有主观上的优越感,但说到底它只是其时代和环境的积极趋势的伴生物。卢梭的历史意义在于他把十八世纪的观念和论证加以浪漫化;他的抒情主义有益于大革命,有利于在他那个时代一场获胜的运动。”(施米特:《政治的浪漫派》,冯克利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零零四年版,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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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没有卢梭也会发生法国大革命,但法国的旧制度同样会培育出类似卢梭的人物及其思想,法国大革命同样会达到假设没有罗伯斯庇尔那样的高点。理解卢梭政治哲学走向大革命舞台的最高处,首先就要从造就卢梭政治哲学的社会基础以及个人生活入手,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善感性的力量。
卢梭出生于日内瓦一个小手工业者、新教徒家庭,自幼丧母,由其姑母抚养,从十六岁便离开家乡,到处漂泊,当过仆人、学徒、家庭教师等,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靠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能力和长期勤奋的自学,曾一度在法国旧制度下得过志。一七五零年,因《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大获成功,却遭到了“百科全书派”的伏尔泰、狄德罗、孔狄亚克、达朗贝尔等朋友们的攻击。一七五二年,卢梭的歌舞喜剧《乡村占卜者》上演成功,使其完全成了一个受欢迎的时髦人物。然而,他从没有像“百科全书派”的朋友那样接受过王室和贵族的馈赠、年金。路易十五曾有意颁发给他一笔年金,卢梭为保留独立人格而拒领。他说:“我也摆脱了这年金本会让我戴上的枷锁,否则,我将与真理、自由、勇气永诀了。那日后还怎么去奢谈独立和淡泊呢?”“人们拥有的金钱是自由的工具;追逐的金钱则是奴役的工具。”他觉得,“做一个自由的、有道德的人,不屑于财富,不畏人言,我行我素,比什么都更加伟大,更加美好”(卢梭:《忏悔录》,陈筱卿译,译林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313页)。
自此以后,卢梭政治哲学的每一步进展,都是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分离,都引起封建政府、天主教会的打击,甚至引起一些不明事理的民众的误解与人身攻击,他就这样一个人走上了对那个旧制度和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道路。一七五五年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控诉了私有制的罪恶,激起了人民对古希腊美好社会政治状态的抽象复归愿望,人民以之对比现实法国的黑暗政治,更是激起了假如再回到从前那美好状态的愿望和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一七六二年的《社会契约论》把美好的人民主权国家预悬在前方,激起了人民对美好社会政治生活的热切向往。《爱弥儿》则告诉人民如何培养一个理想社会的新人,如何改造旧社会和旧制度。一七六四年,伏尔泰匿名发表《公民们的感想》,再次猛烈攻击卢梭的私生活,揭露他抛弃亲生子女的行为,要求对他处以极刑,使他成了罪人。一七八二到一七八九年的《忏悔录》、《对话录》、《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从严格的个人解剖、辩解、独白转为对法国旧制度的控诉与批判,使卢梭这个善感性的、善良的、富有才华的被迫害者形象更加受到人民的同情,更加激起人们对旧制度的愤怒。有一位读过《社会契约论》的新教牧师穆尔图,在致卢梭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公民说,‘您的书是自由的武器库。少数人感到恼怒并撕毁了它,而多数人却兴高采烈’。大家贪婪地读着《Contract Social》(社会契约论)。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这部著作中以极大的力量显示了您的天才。多么深刻的思想!何等犀利的笔锋!您甚至远远超过了孟德斯鸠!您的书必然使现在和将来的一切暴君胆战心惊;它在所有的人心中唤起了对自由的热爱。”晚年的卢梭退隐乡间,他说:“我就这样在世上落得孑然一身,除了我自己,再没有兄弟、邻里、朋友,再没有任何人际往来。最合群、最富爱心的人啊,竟然被众口一词地排斥在人类之外。”(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译林出版社二零六年版,1页)一七七八年,卢梭在生活贫困、身心极度痛苦中突然去世。正是这种坎坷的人生经历铸就了卢梭那苦大仇深的、悲壮的情感哲学,唤醒了下层民众的阶级感情;同时,他也以善于雄辩的理论鼓动起了人民向旧制度这个迫害者勇敢进攻的力量。
卢梭不妥协的、善良的人格力量和道德形象成了法国大革命激进的实践者尊崇的典范。对卢梭的尊崇,使得罗伯斯庇尔对许多百科全书派思想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卢梭是“自由与平等的诚实而坚定的信徒”,百科全书派是“最值得我们尊敬的让·雅克的残忍的压制者之一”。马拉的姐姐曾经指出,孟德斯鸠和卢梭对马拉的影响比别的思想家更大。马拉在一封信中称卢梭为“真理和自由的倡导者、恶劣习俗的讨伐者、人道主义的保卫者和人民神圣权利的复兴者”。
《社会契约论》是卢梭政治哲学思想的集中反映,其中的民主共和国理想、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观、契约论、注重立法的思想、强迫自由的思想、对道德和政治紧密结合的强调、主权在民和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的思想、公意理论、公民宗教、公民节日的方案等在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实践中被革命者所采用;《人权宣言》在很大程度上直接继承和体现了卢梭的理论精神和政治理想。德国学者库诺把卢梭看成了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同时他也看到《社会契约论》与法国大革命存在着直接联系。
《社会契约论》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即使是对卢梭政治哲学怀有偏见的思想家也都承认这一点。不过他们从中得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如罗素就认为,卢梭是那种与传统君主专制相反的伪民主独裁的政治哲学的发明人,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他承认,《社会契约论》“成了法国大革命中大多数领袖的‘圣经’”,“它在实际上的最初收获的是罗伯斯庇尔的执政”。罗素对卢梭政治哲学的这种评价成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者的典型看法,即卢梭和罗伯斯庇尔,一个是暴民专政的思想源泉,一个是暴民专政的实践领袖。英国自由主义者伯里也认为,按照卢梭的观点,对正义或不正义的解决需要大多数人的意志来决定的普遍意志,但能否保证大多数人将总是正确的,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政治理论就提供了大多数人对少数人施行暴政的可能性。此后,还有波普、杜威和伯林等英美哲学家都有类似的看法。这种对卢梭政治哲学影响的评价,也在我国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硬把卢梭和希特勒捆绑起来,或硬要卢梭转身成为最强烈的国家主义者,此等说法多少忽略了卢梭政治哲学的最基本的动机。最好还是用卢梭自己的话来回答这些指责,他说:“如果……政府有权牺牲一个无辜者来为公众谋福利,我就把它看作暴君政治所捏造的最可诅咒的准则之一,是不能再大的谎言,是万分危险的容忍,而且与社会的基本准则是直接矛盾的。”(卢梭:《论政治经济学》,王运成译,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二年版,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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