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

2025-01-11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推荐11篇)

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 篇1

法定代表人(或代

表人)姓名:________职务: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性质:___________________工商登记核准号:_________________

经营范围和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在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代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职务: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诉人因__________一案,不服_________人民法院年月日()字第号行政判决(或裁定),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诉理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此致

___________人民法院

上诉人:

年月日

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 篇2

关键词:行政机关,行政权利,行政权力,非强制性,互益性

一、行政名词区分

本文主要论述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利, 为了更好的理解行政权利,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名词的不同:行政权利不同于行政权力、公民权利

首先, 明确行政权利的概念。行政权利是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及工作人员, 使其享有对某方面或领域的行政事务按照一定方式进行组织与管理的权利。

其次, 行政权利与公民权利是不同的。行政权利是法律赋予行政主体的权利, 为了让行政机关更好地实现其管理目标, 履行其职能, 而赋予的权利。公民权利指作为—个国家的公民所享有的公民资格和与公民资格相关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因此, 两者主体方面有着根本的区别。

最后, 行政权利不同于行政权力。下文对行政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论述。

二、行政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关系

(一) 行政权利与行政权力的联系

一方面, 行政权力以行政权利为前提, 行政权力又是行政权利的保障。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利范围内行使, 不得超越行政权利, 超越行政权利就会导致滥用职权的不良结果。当出现侵犯行政权利时, 行政机关可以通过行政权力来维护行政权利。

另一方面, 行政权利是行政权力的具体配置和转化形式, 两者本质相同。行政权利是特定行政机关依法享有的, 对某一类事务以特定方式进行管理的权利。行政权利是在某一方面具体化了的行政权力。因此, 行政权力与行政职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二) 行政权利和行政权力的区别

尽管行政权利与行政权力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但两者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存在很多不同。本文对其归纳如下:

首先, 行政权力是相对于立法权、司法权而言的一种国家权力, 属于抽象、宏观层面。行政权利是具体行政机关为履行其职能, 实现其行政管理目标而行使的权利, 这属于具体、微观的层面。

其次, 两者调整范围不同。行政权力调整国家行政事务方面, 调整范围广。行政权利在实践中主要体现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和行政协议等方面, 主要调整经济、科学等方面。行政权利的调整范围远远小于行政权力的调整范围。

最后, 强制性方面不同, 这是两者的最主要区别。行政权力具有强制力, 强制他人服从其命令, 并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 任何人不得抗拒或妨碍其运作, 否则会受到国家法律的制裁。而行政权利不具有强制性, 需要经过对方的同意或协商一致。

三、行政权利在实践中的具体体现

行政权利在实践中的最主要体现主要在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行政协议中, 从行政权利在这三种柔性的行政方式中可以归纳出行政权利的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行政权利在行使中具有非强制性的特点。首先体现在行政合同中, 这是一种双方行政行为, 订立时必须以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在行政指导中, 行政指导对行政相对人没有强制性, 相对人接受与否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 若行政对人不服从, 行政机关不能采取任何的强制措施迫使其服从。在行政协议中, 行政协议是一种以平等、自愿和协商为理念而形成的法律机制, 不同于单方面的命令, 具有非强制性。

第二:行政权利在行使中具有协商性或合意性。行政权利的合意性在行政合同中的体现, 在订立时必须以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共同协商一致为前提。在行政指导中, 行政机关通过说服、建议等比较柔性的方式, 指导相对人的行为, 行政相对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任意放弃或处分对其利益进行限制的行政指导, 在相对人同意接受时, 行政指导才对该相对人生效。在行政协议中, 行政协议是行政主体间基于平等合作、协商一致而缔结的职务协议。

第三:行政权利在行使中具有优先性。首先在行政合同中的体现, 因为行政合同的目的是实现国家利益、公共利益, 为了保障行政机关能有效的行使权利, 法律赋予行政主体许多职能上的优先条件。在行政指导中, 指导方的行政主体, 处于比相对人优越的地位, 依其所掌握的情报、知识等优势, 给予相对人一定的指导, 而相对人在掌握各种知识、信息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 在行政指导中行政机关具有优先性。

四、结语

行政权利, 与行政权力一起, 通过刚柔并用的方式, 更好的管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行政权利一方面让行政相对人以更积极的态度参加进管理国家事务中来, 激发行政相对人的积极、主动性, 从而有利于行政机关顺利履行行政职能和更好的实现行政目标;另一方面, 行政机关通过行使柔性的行政权利, 让相对人在合法的前提下, 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 实现互利共赢, 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胡建淼.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0.2.

[2]江国华.中国行政法 (总论) [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1.

[3]叶必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6.

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 篇3

关键词:行政文化;行政文化建设;功能及影响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1)08-0204-01

行政文化——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文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具有不同内容,在行政活动领域当中表现为行政文化。行政文化它是与行政文化息息相关的文化,它包含着人们对行政行为的态度和信仰,对行政态度的感情和价值观,也包含着人们所遵循的行政方式和行政习惯。行政文化进一步来说,它包括了人们的行政原则,思想,道德,观念,以及行政价值、行政心理和行政传统等等。行政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文明建设来说,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决策机制、神话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政治文明建设就是先进的行政体制文化、行政决策文化、行政法制文化建设。就精神文明建设来说,行政文化建设的目的是在党政机关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改造和丰富国家公务员的主观世界,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行政文化建设应属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因此,行政文化建设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行政文化一般功能

(一)引导功能。行政文化使行政系统中的群体有明确的正义目标,大家同心同德为这一目标努力奋斗。行政行为具有公共性。

(二)具有规范。功能。行政文化能够引导行政系统的运行,也能够约束行政管理者的行政行为,以至于使行政过线走规范化和程序化的道路。

(三)维系功能。在行政主体与行政对象之间,行政文化形成了他们之间的沟通的桥梁,促使上下形成了凝聚力。行政文化使行政系统中的个人与个人之间有一种广泛的信任关系。

(四)选择功能。在行政过程中能在价值和善恶冲突之间做出自觉和自愿的抉择,并确定采取何种方式 实现行政目标,而进一步依据行政文化的判断价值对行政行为动机进一步检验。

二、对机关内部事务的管理活动的作用

(一)对行政观念的影响。人的心理活动、精神状况和道德要求对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感知、分析、判断和推理等等一系列行为和活动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对行政组织形式的影响。行政组织中存在着管理需要,存在着行政条件和资源状况等因素制约着人们的选择,行政方式、组织制度和管理模式的认同与否,行政主体决定着这些因素。

(三)对行政风气的影响。行政文化能被符合并能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状况下,能够在观念层次上引导良好的行政风气,以及良好的行政风气的养成和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进一步以简便的方式改变人的气质和习惯。

三、对国家事务及社会公共管理的作用

(一)保障廉洁的行政行为氛围的前提。社会利益的集中体现廉洁的行政是基础,廉洁行政行为也是行政组织以有效运作和行政组织长期存在的根本所在。廉洁行政的保障是法治,廉洁行政是行政文化的心治。

(二)高效行政的必要条件。行政效率的有无与高低在于人的思想、作风和精神等主观因素。行政人员的搞行政思想为争取高效行政因而具有高效行政思想、为高效的行政的奋斗精神,一切从实际出发,事实求是的作风是行政文化高效行政的有力保障。

(三)民主行政的前提。民主行政会直接受到行政文化的影响,行政执行人员为达到行政目标,必须依靠一定的民族手段和民主方式,需依赖文化传播的方式宣传和灌输民主行政的观念,以便实现民主的有效性。

四、对行政行为、观念、体制的影响

行政文化通过人们行政意识、行政心理、行政思想、行政习惯对行政决策是否科学果断和可行性的影响很大。在行政过程中行政者要有自觉地行政意识和自觉进取行政思想的人,进而能够成为独立思想的,独立思考当机立断和坚定及灵活的执行者。民主型、明朗型的行政文化氛围会使决策者胸襟开阔,公平正直,坚持原则,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和综合性,从而形成廉正健康的行政风气。行政文化以及行政文化的建设从多方面影响行政体制,文化心理、文化传统、社会制度、政治状况、历史条件、地理环境、民族特性、经济水平等对行政体制发生很大的作用。

五、行政文化建设的意义

(一)现实需要加强行政文化建设,是适应职能转变、改进管理方式、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培育服务型、有限责任型、法治型和廉价效能型行政理念,是形成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及建设高素质公务员队伍的内在要求。

(二)行政理念的核心是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在指导思想上必需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行政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求真务实,推进行政道德文化建设,贵在经常和坚持;坚持与时俱进,提高公务员行政本领,提高行政成效;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与各方面协调,多方筹措资金,搞好党政机关文化设施建设。

总之,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和意义是广泛的、深远的,现代化行政管理是行政文化建设的依托,形成自觉的行政意识和科学的行政思想,正确的行政价值和行政理想,健康的行政心理及高尚的行政道德,继承我国优秀行政文化和大力弘扬优秀行政文化为前提,同时合理借鉴外来的行政文化积极吸收中外现代文化中的合理的行政文化因素,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行政文化及行政文化的建设创造更好的条件,这对提高行政管理的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

参考文献:

行政上诉状 篇4

法定代表人:朱XX

被 上诉 人:常德市澧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李XX 澧县县长

上诉人因澧县人民政府申请先予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拆迁我厂一案,不服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常行立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不予受理的裁定,现提出上诉:

一、上诉请求

依法撤销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常行立初字第2号行政裁定书。

二、上诉理由

因澧浦南路建设项目需要,1月6日澧县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依法征收澧浦南路建设项目国有土地上房屋的通告》(简称通告),征收澧浦南路辖区内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内国有土地上房屋。我厂在上述项目建设规划用地范围开办有铝制品加工厂,为个人独资企业,我厂有部分国有土地上房屋在被征收范围内,因双方未能在征收补偿事宜达成共识,澧县人民政府违背自己征收《通告》的原则,20xx年7月21日作出了严重损害我厂合法权益的《关于朱良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简称征收补偿决定),房屋补偿总额只有3846568元,搬迁、临时安置、房屋装饰、装修和机械设备及铝灰原材料均未进行依法评估确定补偿金额,就责令我厂在《征收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必须从被征收房屋中搬出,逾期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人不服澧县人民政府对我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按照澧县人民政府在《征收补偿决定》中告知的权力和期限,于20xx年8月9日向常德市人民政府申请了行政复议,常德市人民政府未能在行政复议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澧县人民政府就申请澧县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拆迁我厂,而先予执行也未进入诉讼程序,澧县人民政府严重违反了《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6条的规定。澧县人民政府申请澧县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拆迁我厂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不符合行政强制执行的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先予执行的法律规定。

1、澧县人民政府对我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中,责令我自本《征收补偿决定》送达之日起15日内,必须从被征收房屋中搬出,逾期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顾名思义,这是典型的澧县人民政府具体的行政行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湖南省澧县人民政府向湖南省澧县人民法院提起先予执行申请不是具体的行政行为,于法、于理,于情不符。

2、澧县人民法院20xx年9月27日先予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拆迁我厂的前一天,澧县人民政府对我厂工人及亲友14人强行抓到澧县人民政府指定的本县长城宾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长达三天之久,超过了48小时的时限,行政执法人员回机关后在24小时内又没有补办批准手续,其中对我年迈70岁的父亲和兄嫂共计4人上了手铐,严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简称行政强制法,第3章的一般规定,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7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这是澧县人民政府严重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限制的行政强制措施具体的行政行为。无故非法拘留我的妻子朱晓华和兄长朱良平,这是澧县人民法院在先予执行过程中采取的严重违法司法拘留行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忽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3、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我起诉澧县人民政府申请澧县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拆迁我厂一案,明显缺乏法律依据。我的起诉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的受案范围的规定。

4、澧县人民政府申请澧县人民法院先予执行行政强制执行拆迁我厂,实际上是澧县人民政府的行政强制执行具体的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3款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澧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征收补偿决定》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了澧县人民政府申请澧县人民法院对我强制履行义务的内容。澧县人民政府申请澧县人民法院对我厂先予执行就是强制履行义务的行政行为。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忽视了《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3款规定:在事实上澧县政府在执行现场,动用了全县各个执法部门几百人的队伍参与,当时澧县县委副书记陈昌玉等县级领导亲临现场组织指挥。澧县政府出钱又出力,在当时轰动全县,反映强烈,众所周知!

综上所述,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本案,忽视了以上一系列法律规定,应予撤销。

此致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澧县铝制品加工厂

法定代表人:朱良淮

行政上诉状案例 篇5

被上诉人:xxxx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以下简称车管所)

负责人:郑xx 所长

案由:行政处罚及行政赔偿纠纷

上诉请求:

1、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xx市兴庆区人民法院xxx年三月十九日作出的(xxx)兴初字第10号行政判决书中的全部判决内容 ;

2、请求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①撤销被上诉人车管所违法注销原告依法取得的汽车驾驶证的具体行政行为;②判令被上诉人向上诉人赔偿因被上诉人车管所违法注销上诉人驾驶证而给上诉人造成的经济损失40640元;

3、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上诉理由:

一、一审认为上诉人两次使用谭xx姓名办理驾照,“其过错责任在原告”的判决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论述:“原告在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时,在明知其母亲将其姓名错误登记为其哥哥谭xx的姓名时,未及时更改,仍然以错误登记的其兄谭xx的姓名向被告申领了机动车驾驶证,并且长期使用。在换发新的机动车驾驶证时,仍然未予更改姓名,造成车管机关核发了原告兄弟二人同名即‘谭xx’的两本机动车驾驶证,其过错责任在原告。”对此观点,上诉人不能苟同。上诉人认为,使用姓名是公民的权利,公民可以起这样的名字,也可起那样的名字。可以认同他人为自己起的名字,也可以不认同他人为自己起的名字而申请变更为自己认可的名字。本案上诉人“在明知其母亲将其姓名错误登记为其哥哥谭xx的姓名时,未及时更改”,“长期使用”。并没有错,这只能说明上诉人对谭xx这一姓名的认可,愿意和其哥同名,因为上诉人这样使用名字没有侵犯他人的姓名权,更没有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而是自己行使私权的表现。所以,并不违法,也不违犯社会公德,因为,上诉人虽与自己的哥哥起了相同的名字,但是公安机关为上诉人编制设定的身份证号码是不一致的,这是极易区分界定两个相同姓名民事主体的法定标准。

“在换发新的机动车驾驶证时,仍然未予更改姓名,造成车管机关核发了原告兄弟二人同名即“谭xx”的两本机动车驾驶证,其过错责任在原告”.这也不能认为上诉人错了。只能说明上诉人认同了继续延用谭xx姓名这一客观事实。

二、一审混淆了事实,导致论理错误。

一审在本院认为部分的第二个论点是,上诉人申请变更驾照姓名时出据的身份证明与公安厅记载的名称不一致,被上诉人撤销驾照的行为是合法的。对此,上诉人认为,一审混淆了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区公安厅警务平台“公安综合查询系统”中记载的上诉人的曾用名叫“xxx”是一个法律事实,上诉人在变更驾照姓名时向被上诉人出据的身份证明证实上诉人曾用名叫“谭xx”又是一个法律事实。两个法律事实是不同的法律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两个事实,“xxx”“谭xx”这两个姓名上诉人都使用过,都是上诉人的曾用名。一审将两个事实认定为一个事实,就是认为上诉人的曾用名是“xxx”而不是 “谭xx”,xx县公安机关出具的谭xx为曾用名的证明是假的,所以,被上诉人撤销上诉人的.驾照是合法的。上诉人认为:一审仅仅因为xx公安机关出具的上诉人的曾用名是谭xx的证明与“公安综合查询系统”中记载的曾用名为“xxx”的名字不一致,就认为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驾照的注销行为是合法的,没有法律依据。审查一个具体行政行为要先看这个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程序合不合法,然后,要审查这个具体行政行为的实体即注销行为有没有法定的注销情形,如果有了注销的法定情形且注销行为程序合法,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才算是合法的。本案中,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驾照的具体行政行为程序上违法(没有在作出行政处罚之前告知上诉人作出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和上诉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实体上没有法律依据,这个具体行政行为怎么是合法的呢?仅仅因为两个曾用名证明材料不是同一个曾用名,由被上诉人注销上诉人的驾照,就认为注销行为是合法的,上诉人认为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三、一审认为:上诉人申请变更驾照的姓名是合法的,“也应当首先注销向原告核发的姓名为谭xx的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对的。

如果说上诉人变更姓名的请求是合法的,就不应当注销,而应当变更姓名就行了,根本不需要注销驾照,要说注销的话,只能注销驾照上的名字。

综上所述,一审认定被上诉人对上诉人驾照的注销行为合法而维持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故特提起上诉,请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赔偿上诉人的经济损失。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谭xx

行政赔偿上诉状案例 篇6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陈永,局长,住所地: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36号。

上诉请求:撤销(xxx5)海行初字第3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发回海淀区人民法院重新审理本案。

事实与理由:上诉人为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京工商行赔不字[xxx4]03号《不予行政赔偿通知书》中的不法决定,不服xxx5年2月11日,海淀区人民法院作出的(xxx5)海行初字第33号《行政赔偿裁定书》:在对法痞:孙建提出控告的同时,提出上诉如下:

一、该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第一页认定上诉人,住历山育才新村8号,这是错误的。这是“公安体制的个人身份信息有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又认定被上诉人的法定代表人:杨艺文,也是错误的。 因为早已变成了陈永的。这又是谁不与原审法院衔接所造成的错误呢?又认定被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徐晴,又是错误的。因为徐晴是一个涉嫌渎职侵权犯罪的,受刑事控告案件的当事人。见另行的控告文。这是强烈要求移送,和应当迅速依法追究其双开等行政、刑事责任的当事人。即原裁定连当事人的身份,也未查明、就下裁定,这是涉嫌枉法裁判犯罪的。这也是与上诉人有关的许多行政、民事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继续、持续的。即人民法院的办案均是不讲真实、合法的乱办案的。这种办案的法官是比土匪更可恶的法痞。这种“人民”法院就是亡党、亡国先兆的“汉奸、伪”法院。特请求二审坚决予发回重审,以纠正之。

二、该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第一页倒数第二段又认定:xxx3年10月14日,被上诉人作出复议决定:认为上诉人不符合受理条件,且已有朝阳工商分局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驳回上诉人的复议申请。

上诉人主张:这是海淀区“法匪、伪”法院系列涉嫌枉法裁判犯罪案件纵容的违法行政、涉嫌犯罪的情节之一。因为朝阳工商分局与本行政赔偿案件相关的行为、不查超范围经营的行为,已被一、二审行政判决要求履行查处的法定职责,而且,自xxx4年9月19日以来,朝阳工商分局又已在立案、重新办理之中的了。(上诉人可以提供新证据证明的。)。那么,被上诉人原纵容的不支持朝阳工商分局履行上诉人投诉的查处某企业超范围经营行为的“复议决定”。是怎么一回事?该负种法律责任呢?请求二审予以查清,并追究相应的责任。包括承担本案的国家(行政)赔偿的责任。即被上诉人的复议行为,也已是被纠正错误了的。即已被自然确认为违法了的,即被自然撤销了的。

三、原一审《行政赔偿裁定书》又认定:上诉人诉称:生效行政判决书自然撤销了被上诉人与本案相关的不予支持部分。从不予支持到被撤销时止的,被加重的损失,就是本案诉请被上诉人赔偿的内容。如, 11个月期间的食宿、房租费 10450元,时间损失费每月5793元的五倍338615元等,共计363865元。本院认为:上诉人提起的本行政赔偿之诉,所主张的行政违法行为尚未被行政机关或者人民法院确认为违法。是不符合起诉条件的。

上诉人主张:另案生效的1142号《行政判决书》,的确是撤销了本案对应的被上诉人的复议行为的,即对应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并已有朝阳工商分局在重新办理中的。这是符合起诉条件的。

特提出上述上诉请求。

此致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张xx

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 篇7

业主:南方科技大学建设办公室

建设地点:广东深圳

设计单位: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用地面积:0.58 hm2

建筑面积:1.03万m2

结构形式:框架

材料应用:铝板,涂料

项目负责人:钟乔

建筑设计:黎靖,张甜甜,冯茜

结构设计:汤凯峰,马海英

给排水设计:张永峰

暖通设计:马亚翔

电气设计:汪清

设计时间:2010年

建成时间:2013年

图纸版权:筑博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摄影:钟乔,唐杨

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大学的校园充斥着“政”大于“学”的风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根深蒂固地影响并还将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学子新建校园受此影响,“大轴线、“大广场”的规划模式成为主流,而校行政办公楼往往“理所当然”地被置于轴线的中央或者末端,俨然一副“太和殿”的架势。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的规划设计初始,有识之士就大力提倡“共享、融合、开放”的基本概念,打破学科分割、追求交流互动、氛围自由、促进集中和跨学科合作是规划的基本原则。但“集权”思想又无时无刻不以其巨大的隐形控制力阻挠着开放校园的设计与建设。新行政办公楼的设计正是在这样的夹缝中挣扎、抗争的产物。

背景

2010年,朱清时院士出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提出“去行政化”的新型办学思想这一办学理念呼吁更加开放的校园和建筑。学校总体规划几经易稿,最终确定以“反规划”的设计手法取得校园布局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但行政办公楼还是被安排与校图书馆信息中心和会堂共同作为学校的前区形象,并且处于会堂与图书馆的中间位。

策略

以一种开放、谦虚、具有亲和力的姿态体现“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是设计的关键策略。让办公回归到仅仅是“办公用房”这一纯粹而简单的概念体系,剥离办公与“行政”的潜在关系

手段

1.强调建筑地域特点

从南方湿热性亚热带气候特征出发,以传统的“天井”建筑为模型我们希望通过小尺度的“井院”、底层架空、导风入室、外遮阳等传统手法创造舒适的办公环境小气候。3个相对独立的“井院”式办公建筑簇拥成团,窄小的“井院”同时起到提供长时间的公共阴影空间和拔风的双重作用,避免了大院落所带来的交通流线长以及院落在日晒下可观不可用的弊端。

2.“捷径”的介入

强调图书馆信息中心才是现代大学的精神核心,插入两层的全开放公共步行系统游走于3个“井院”之间,形成类似街道的“捷径”。首层捷径联系校前广场和图书馆信息中心,并设置咖啡厅和餐厅等公共服务设施;二层捷径联系会堂的地景式屋面和图书馆信息中心。捷径带来的大量穿越性人流和建筑间提供的舒适的阴影遮蔽空间极大地提高了办公建筑所处环境的公共性,让学校的行政事务变得开放和平易近人,将教授和学生的关系消解成平等的“街坊”、“邻里”关系。

3.以“表皮”包裹

由于3组小型建筑群的组合与周边图书馆信息中心和会堂的大尺度体量存在不可调和的视觉矛盾,同时由于建设过程中来回易稿导致建筑立面相对混乱和尴尬的实际局面以及抢工造成的较大施工误差和粗糙性,我们决定用一张连续的、轮廓相对简洁的表皮同时包裹整个建筑群,使之与图书馆信息中心和会堂建筑在外观体量和尺度上协调一致浪漫的表皮一方面起到整合体量的作用,另一方面则起到外遮阳和遮丑的实际作用。表皮的设计围而不挡,透而不露,形成干净界面的同时,带来建筑和街道等公共空间之间过渡性的模糊灰空间

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之区别 篇8

关键词 行政确认 行政许可 区别 联系

一、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的区别

行政确认与行政许可的主要表区别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二者目的不同。

行政确认制度的目的具有多样性,主要包括:首先,对某种不明确的事实或状态予以明确,预防和解决纠纷。比如公安机关对当事人交通事故的认定,利于当事人侵权损害赔偿争议的解决。其次,方便行政机关进行科学管理。行政机关将确认结果作为进一步管理的前提,也可以通过确认掌握一定的信息,为作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比如对文物保护单位的进行认定后,则可给予特别保护,不允许被污染和破坏。再次,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通过法律上的承认,相对人的资格或权利义务受到认可和肯定,从而具有了公信力,可以申请各种需要取得而尚未取得的权利,或在相关领域就业。最后,节省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行政确认相当于国家以其公权力作出判断,公民则不需要花费人力、物力、财力等对一些复杂的、不易判断的事项作出判断,比如某种食品的质量是否达到一般的标准。行政许可的目的则比较单一,主要目的在于控制某种行为所带来的危险,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公共利益。

(2)二者的羁束性不同。

行政确认行为具有严格的羁束性。法律在事先即对行政确认的范围、形式、程序、方法作出具体规定并对某种确认所遵循的技术规范作出规定具体标准,行政主体只能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技术鉴定规范进行确认。相对而言,行政许可没有如此严格的羁束性,行政机关在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时,还需要衡量相关的多种因素,比如对于一些存在数量限制的许可,一旦达到既定数量,即使申请人符合各种条件,亦不能被许可。

(3)所针对的事项不同。

行政确认针对的是某种事实、资格或权利义务关系。对是否存在、是否具备和权利义务处于何种状态作出判断。行政许可针对的只能是行为,也就是说只能对行为进行限制或禁止。虽然解除禁止或限制的条件可以表现为赋予某种权能、给予某种资格甚至加盖检验、检测、检疫印章。豍

(4)法律效果不同。

首先,行政确认是对相对人是否具有某种法律地位、法律关系以及法律事实是否存在的宣告,行政确认本身并不直接设定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也不会直接导致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变更或消灭。而行政许可直接设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了直接的法律效果。一旦获得准许,被许可人必须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权利义务,否则受到制裁,行政机关还要依法对其监督检查。豎其次,不经确认或没有被确认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必然不能从事某项活动;而从事未经许可的行为,将发生违法的后果,当事人会受到严重的制裁。

(5)行为方式不同。

从行政确认的行为方式来看,既有依申请的确认,也有依职权的确认,而行政许可只能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联系

行政许可和行政确认的联系主要表现为:

(1)二种行为往往前后相连。一般来说,先有确认后有许可,行政确认是提出行政许可申请的条件之一。比如,律师执业的许可申请,必须提交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而颁发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即为行政确认。在某些领域,先有许可后有确认。比如,根据《动物防疫法》第51条规定,设立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机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申请动物诊疗许可证。申请人凭动物诊疗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登记注册手续,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从事动物诊疗活动,这里的登记注册即为一种行政确认。

(2)二者有时“重合”。由于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都是行政机关进行管理的一种手段,对于某种行为是否设定行政许可,是立法者基于国家需要,进行利益衡量的结果。所以,立法者为了加强控制,可能对于某些之前由行政确认就可以完成管理的事项设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向行政许可转化则成为可能,反之亦然,这也是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两种行为密切联系的原因之一。继而言之,假如设定许可的表现是没有对有关确认主体和程序的规定作任何改变,只是规定了不进行确认则不得从事某项行为,则此时行政确认和行政许可发生“重合”。比如,《动物防疫法》第59条第4项规定,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这里的检疫显然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而对该法第77条分析可知,这里的检疫具有许可的性质,即只有经过检疫,才能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输入动物、动物产品。行政机关的检疫行为,具有了双重性质,但其又不完全符合其中任何一种行政行为的特征。

注释:

比如煙草的专卖许可,形式上是赋予了烟草专卖的许可权,实质上允许进行与烟草专卖产品有关的生产、销售、进出口等行为。又如,对动物附有检疫证明,实质上是允许对动物屠宰、经营、运输等行为。

参见《行政许可法》第六章相关法条。

参考文献:

[1]杨解君.行政许可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1.

[2]肖金明.行政许可要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

房屋拆迁行政上诉状 篇9

被上诉人李*芬(原审原告),女,汉族,**年*月*日生,现住邯郸市邯山区干河沟东街*号。

被上诉人李*芳(原审原告),女,汉族,**年*月*日生,现住邯郸市丛台区沁河路101号沁园小区*号楼*单元*号。

被上诉人李*芹,(原审原告),女,汉族,**年*月*日生,现住丛台区青年路*号楼*单元*号。

被上诉人李*萍,(原审原告),女,汉族,*年*月*日生,先住邯郸市邯山区渚河路*号*栋*单元*号。

被上诉人邯郸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住址:邯郸县东柳林大街*号*楼。

法定代表人李*芳,该公司经理。

被上诉人汲*华(原审第三人),女,**年*月*日出生,现住邯郸县兼庄乡东柳林村。

上诉人因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纠纷一案不服邯郸县人民法院邯县民初字第1317号民事判决书,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邯郸县人民法院(2010)邯县民初字第1317号民事判决书。

2、依法驳回原告的起诉。

3、判决被上诉人(原审4原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一、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

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争议的4间房屋是李*兴和汲*华的夫妻共同财产不符合实际情况。原告提供的证据五即本案争议房屋的房产证没有提供原件,也没有去房管局调查该房产证的真实性,而是根据宅基地登记表予以认可房产证复印件的真实性,该认定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本案的事实是,本案争议的4间房屋原是土坯房,1986年11月,上诉人的父亲李*兴去世后,该房屋破旧不堪,长年失修,房屋房顶漏水,该房屋已没有使用价值。上诉人为了让母亲汲*华住上新房,于前后对该房屋进行了翻修。该事实有当时翻修房屋的施工人员李*海等10人及街坊邻居和亲朋好友作证。原审法院不调查清楚事实真相,仅凭一张房产证复印件即认可该房屋为上诉人父母的共同财产,缺乏事实依据。因此,上诉人的父亲的遗产已经不存在,该经过上诉人翻修的4间房屋的产权应当依法归上诉人所有。

二、原审4原告与本案没有利害关系

本案的案由是房屋拆迁补偿协议纠纷,按法律规定,必须是本案的厉害关系人才能起诉要求确认本协议无效。原审4原告对本案争议的4间房屋享有共有权还是继承权,必须先进行确权之诉或继承纠纷诉讼,才能确认原审4原告是否对本案具有厉害关系。根据法律规定,没有证据证明自己于本案有厉害关系的,法院是不应受理的,已经受理的应当依法驳回起诉。

三、原审判决超越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

原审第一原告和原审第二原告的诉讼请求是责令原审第二被告补偿其20520元补偿款。而原审法院判决原审第二被告补偿原审第一原告和原审第二原告拆迁补偿款分别为40647.89元。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审理案件,应当在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内作出判决。而本案的一审判决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违反了法律规定。

四、原审原告的两个诉讼请求自相矛盾,应当依法驳回。

原审原告的第一项诉讼请求是确认拆迁协议中有关原告财产部分(约328800元)补偿协议无效,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责令第二被告补偿4原告房屋拆迁补偿款共计328680元。第一项诉讼请求是确认之诉,第二项诉讼请求却是违约责任,两项诉讼请求自相矛盾。确认合同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应当是相互返还财产,而违约责任的前提是双方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原审4原告和原审被告没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哪里来的违约责任啊?因此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自相矛盾,应当依法驳回原审原告起诉。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而且原审判决超过了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范围,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撤销原审法院的判决,驳回原审原告的起诉,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此致

邯郸市中级级人民法院

行政诉状(共) 篇10

原告:李玉芳,女,汉族,资中县人,出生于1981年12月9日,家

住资中县狮子镇坊家铺村1组13号

被告:资中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胡志勇职务:局长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在10日内为原告女儿李忻办理户籍登记;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原告李玉芳和饶显志于2003年8月18日在资中县狮子镇人民政府办理结婚登记(川资狮2003字第111号)。于2007年11月19日生育,女,取名李忻,现年7岁(未上户)。

原告多次到资中县公安局狮子派出所申报出生登记,该所以各种理由搪塞,拒不进户籍登记。原告在2014年7月4日再次来狮子派出所,一位自称是王所长,说是县上规定,下午3点50分又在资中县公安局户政科办公室,一位办公室办公负责人自称姓吴,警号083066,说你手续不全,你找计生办。我说上户是你们公安局的事。原告2014年7月4日以邮政特快专递的形式寄送李忻户籍申报书、出生医学证明、户口本、离婚证等相关材料,派出所收到没回答。2014年7月9日下午3点去派出所问,有位警官说不关他们的事,王所长不在。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国发《1997》20号,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之规定,进行公民户籍登记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同时依据该条例第二条之规定,户口登记实际申报登记制度,即婴儿出生后只要提出户口登记申请,公安机关应予以登记。被告以需计划生育罚款票据为前提才予以登记的做法违反该条之规定。户籍登记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罚款是两层法律关系,不能混为一谈。被告不为李忻办理户籍登记的行为,属不履行其法定职责,为行政不为。为维护被告的合法权益,特诉来你院,望支持原告诉请。

此致

资中县人民法院

具状人:李玉芳

行政机关行政上诉状 篇11

关键词:行政伦理妥协;价值冲突;价值选择;公共利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1—7287(2009)03—0075—04

现代公共行政是一个追求普遍善的领域,围绕其目标形成了以公共利益为核心、以组织利益及个人利益等为补充的价值谱系。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是公共行政人员在公共价值追寻过程中,为了维护更高的价值目标,在价值冲突时不得不作出牺牲某些特定行政价值的一种抉择,是对最高善甚或基本善的暂时放弃。在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规范中,行政伦理妥协几乎没有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迂回策略选择,行政伦理妥协严重冲击着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信仰。

一、行政伦理妥协缘起考辨

行政伦理妥协是行政活动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现象。从终极意义上讲,行政伦理妥协的存在是由社会矛盾存在的客观性所决定的,它源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尤其对公共行政系统而言,它是一个运用公权力的领域,行政活动与其他主体的行为相比,所涉及的面更广,要调解的利益也更复杂。

1.行政价值目标的多层次性

公共行政人员多元的价值追寻源于其角色的多样化。公共行政人员活动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扮演着两种相异的角色。在私人生活领域扮演的是功利性的角色,以追求效应和实际利益为目标;在公共行政领域扮演的是表现性的角色,旨在倡导社会制度与秩序,彰显社会的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即使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公共行政人员同时既是公众的受托者,也是组织的成员。每一个角色都同时拥有相应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作为角色承担者无法推卸的责任。多元的角色扮演使得公共行政人员在价值追求中出现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公共利益负责还是对公共组织负责;忠于本位职责还是社会职责;维护个人正当权益还是公共利益。通常情境下,这些价值目标都是善的,它们的指向是一致的。假使行政人员有能力同时履行不同的职责,抑或这些职责之间相互兼容,那么即使价值多元也不会引起价值的冲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往往无力同时履行这些职责,所追求的价值也时常不能兼容,公共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过程中总是要作出自己的选择,暂时放弃一些价值目标。特别是在某些时候,公共行政人员也认为自己不得不采取违背职责的行为。就目标善的层次性而言,被妥协的价值往往比所选择的那些价值目标来得更高,受益面也更大,这正是行政伦理妥协择小善弃大善甚至趋恶避善的内涵。

2.政策资源贫乏对价值追求的束缚

政策适用范围包括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冲突的协调;对不同群体、阶层、个体的利益区分;也包括对内外事务、突发和偶发事件的处理。政策本身是为了追求新利益、实现公共目标,并对不同政策目标的不同利益进行区分、协调。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政策总是表现为对既得利益者和利益争夺者之间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总是反对社会利益结构的调整;而利益追求者通常都支持对现存利益结构的调整,希望借此增加利益存量。政策目标的实现以政策资源为基础和前提,权威资源、人力资源、财物资源、信息资源等政策资源是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资源的丰富程度不仅构成了行政人员所能企及的行政价值的外部条件,还影响着对利益受损者的补偿。由于资源和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公共行政人员所追求的公共利益通常只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要,而对少数的受损者无法给予充分的补偿,致使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总是有些群体获利而另一群体的利益蒙受损失。因此,当政策资源不足以顾及普通大众时,必然会面临着对少数群体的利益放逐,使他们承担着社会进步的代价。

3.追求目标的善而不得不采取必要恶的手段

目的与手段是互为规定、相互融通的整体。目的内在要求有相应的手段,而手段只有从目的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在现实的场域中,手段与目的之组合关系有4种:目的善手段善;目的恶手段恶;目的善手段恶;目的恶手段善。关于后两者,目的决定论和手段决定论有着不同的见解。目的决定论坚持目的是终极的,为实现目的可以不考虑手段正当与否,而手段决定论者则认为目的是不断变动的,目的不但不能证明手段,反而可能因为手段而改变目的之属性。然而,不论是目的决定论还是手段决定论都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绝对化、孤立化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暂时的,都只不过是无限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目的也只不过是实现更高目的的手段。理想的行政选择应是以善的手段谋求善的目的之实现。手段选择的善有两个基本依据:终极价值的目的性与现实效用性,即手段的选择应该符合效用性和道德性统一的原则。手段不仅应当是有效的,而且应当是善的,不仅应当有利于当下直接目的的实现,还要有利于长远乃至终极目的的实现。

然而,现实生活是复杂多变的,行政人员难以总能从备选的善的手段中择其一以实现目标,有时甚至只有采取必要恶的手段才能保证善的目的的实现。第一种情形如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只能采取以恶制恶的方式对它进行规制;第二种如行政处罚,备选的手段都是恶的,为避免行为的放任而导致更大的恶果,只能选择必要的最小的恶作为手段。上述两种情景所运用的手段似乎都是恶的,然而对手段的评判必须与目的相连,绝不能孤立地裁决。公正或正义的规则完全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特定的状态和状况,它们的起源和实存归因于它们的严格规范的遵守给公共所带来的那种效用。因此,在特定的情境下,公共行政人员不得不采取必要恶的手段以实现公共利益,当然,这些手段只能是暂时性的、策略性的。

二、伦理妥协对行政系统的冲击

对公共利益的追寻是公共行政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前提,也是公共行政从业者体现其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人员“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确有其存在的客观性,但对至高之善的暂时放弃,却真切地威胁到行政系统的运行。伦理妥协作为一种自由裁量的行为,若处理不当,则存在着向低处堕落的风险。

1.威胁行政系统的良性运行

社会分化出专门的行政管理系统,表明行政管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有其特有的、预先被规定的功能,这就是社会对行政管理的合理期待。权力的委托转让,不仅以相应的监督为条件,亦以相应的期待为前提。一方面,公民通过委托授权,期待公共行政人员有效地履行职责,维持社会的良序,使民众过上公平、自由、人道的生活。另一方面,组织

为了有效发挥自身的功能,要求成员有组织性、忠于职守,经由行政活动,满足社会的需求和组织的期待,提升公众对行政组织的认同。就行政人员自身而言,当他们选择公共行政作为自身职业时就隐含着一个逻辑前提:承诺对委托人负责,切实维护公众的权益,无论是社会、组织还是公共行政人员自身的期待,无一把伦理妥协纳入其行为选择的范畴。行政活动总是力求最高之善,然而在行政价值抉择的现实困境面前,行政人员不得不放弃特定的价值目标,弃大善择小善,甚至避善趋恶,这是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理想背道而驰的。虽然这种抉择有其客观的合理性,但总是难以让利益相关者认同,致使行政人员产生心理矛盾。当其历经艰辛努力追寻的结果连自己都难以接受时,就可能产生角色失败感,威胁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行。

2.削弱政府的合法性

合法性是探讨事物之所以具有“正当性”的“基础”或其“来源”问题。政府合法性问题也就是“政府正当性的基础或来源”问题。任何政治统治的存在都必须具有合法性,其基础一般包括意识形态、制度规则和有效性3个方面。我国近几十年的历史经验显示,意识形态在维持国家的合法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解释能力日衰,而新的意识形态尚处于建构过程中,政府行为的制度规范和有效性程度对维持和提升其合法性就愈发重要。在市场经济发达、公民社会崛起的现代社会,彰显公共性、承担公共责任、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政府获取合法性的优先选择。行政管理活动是政府求证自我价值的过程,政府必须通过对社会需求的满足来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如果政府在社会公共管理过程中,不能满足社会与公民的社会需求,或者说不能根据社会与公民对政府的需求来确定自身的价值选择,那么,即使它是合法的政府,也同样会面临生存危机。行政伦理妥协的择小善弃大善、趋恶避善的行为选择无疑都与公众的期待相背离,致使公众对其信任度下降。合法性作为公众对政府的主观性感受与潜在心理预期,信任的危机就是合法性的危机。缺乏合法性的政府是无力的政府,这样的政府的政策执行势必是低效的。

3.存在向低处堕落的潜在风险

行政伦理妥协作为公共行政活动中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即使其有着充足的理由,亦仍非一种满意的决定。行政主体在作出伦理妥协的决定时就意味着在相互冲突的伦理准则间进行了选择,在实现了某种行政价值目标的同时也牺牲了其他的价值目标。在抉择时如何对价值目标进行优先排序,更多地体现为公共行政人员的自由裁量。自由裁量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行政行为,其行为的选择主要源于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体自觉。一个行政人员需要“一些基准尺度,将那些进入他的行政活动范围内的各种不同的且经常是冲突的对抗性价值观联系起来”。法律、法院和被授权的当局都不会给你这些基准尺度,它们在本质上实在是太笼统了。易言之,法律只是为自由裁量行为制定了行为的框架,而公共行政人员享有充分的自主,正是这种自主性使得伦理妥协存在被滥用的风险。行政价值的追求要求公共行政人员作出积极的努力,减少伦理妥协的出现需要公共行政人员的辛苦付出。然而,对于缺乏伦理自主性的公共行政人员而言,伦理妥协为其“懒政”提供了合法的外衣,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权力的失控是腐败的本质所在,但假借伦理妥协的名义而进行的腐败行为却难以界定。行政人员自主性的缺失和监督的困难使得伦理妥协向低处堕落的风险始终存在。

三、行政伦理妥协的超越

伦理冲突是伦理存在的根据,是伦理产生的原因。在伦理冲突发生时,公共行政人员在伦理选择时往往处于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处境。如果无法解决伦理冲突,合伦理的行为就无法得以切实地实现。然而,行政活动中的伦理妥协所具有的破坏性及其向低处堕落的可能性使得我们必须要超越行政伦理妥协,通过内塑自身、外设条件减少行政伦理妥协的出现。

1.行政价值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

行政生态学认为,任何行政制度和行政行为都不能只是从行政本身做孤立的描述和比较,而必须进一步了解它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易言之。行政价值的追寻都与行政体系所处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习俗等环境息息相关,这些外在的环境为行政系统划定了价值追求的疆域。然而决策的制定和实施是政策主体、政策客体及其与政策环境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政策系统的运行表现为一个系统的不断输入、转换和输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行政活动产生影响的经济水平、价值取向、政治体制等都在不断变化,原有因条件限制而不得不做出的伦理妥协现时不一定仍需要。因此,要以动态的眼光认识行政伦理妥协,根据环境的变化对价值目标作出调整。特别是当原有的阻碍因素已消除时,不应以妥协的价值作为行政活动的目标。当然,环境只是行政价值追求的外在限制,人们在尊重客观环境的前提下,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造环境,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给行政价值追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2.防止虚假的价值冲突

公共行政活动的目标通常是多层次的,这些目标有些是兼容的,有些是相斥的。明显的兼容和相斥的价值目标对行政人员而言都不难选择,关键在于如何处理那些貌似相斥但事实上是相容的价值目标,如民主和稳定,它们并非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而是可以达致双赢的正和博弈。对这些虚假的冲突,行政伦理妥协丝毫没有存在的合理性。行政人员必须端正自己的认识,创造条件保证这些价值目标的同时实现。另一种虚假的价值冲突是没有处理好原则和策略之间的关系,致使行政人员在行政过程中孤立地抓住原则的坚定性而忽视了策略的灵活性。在执政过程中,执行者要坚持稳定性与可变性相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要善于变通,根据不同时间、不同对象、不同地点、不同条件、不同需要而变通政策,使执行的政策能适应实际情况,取得预期效果。原则的坚定性强调行政价值应“以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为最根本的评价标准。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策略的适当变通不仅不会妨碍政策目标的实现,相反,只有坚持灵活性,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政策不被教条化和僵化,确保价值目标的实现。

3,提高公共行政人员的个人素质

人是行政活动中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就公共行政人员而言,其个人的素质包括业务能力和伦理境界。业务能力包括政治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和心理素质。良好的政治素质要求公共行政人员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行政人员必备的基本条件,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成为掌握业务知识与管理科学的“双内行”;公共行政人员的能力包括洞察力、预见力、决断力和应变力,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必须具备信息获取能力、利益整合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良好的心理素质对公共行政人员而言至关重要,尤其在面临价值冲突时,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决断的气质和竞争开放的性格显得尤为重要。公共行政人员所具备的业务能力只是其实现行政目标的可能维度,在这可能的基础上究竟能实现哪一层的价值目标,取决于他们的伦理境界。行政人员的道德价值坐标包括3个主要的向量:其一,行政人员必须建立起对公共利益的信仰;其二,行政人员必须对其执掌的公共权力以及自己的定位有着充分的自觉;其三,行政人员必须确立无私奉献的价值目标。作为一个职业而言,公共行政的特殊性在于从业者必须把公共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作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良好的个人素质不但拓展了行政价值的空间,更是超越了行政伦理妥协的内源基础。

参考文献:

[1]特里·L·库珀,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M],张秀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2]高兆明,存在与自由:伦理学引论[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1.

[3]休谟,道德原则研究[M],曾晓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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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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