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局腐败案例
今年以来，在市局和县纪检委的正确领导下，我局全体税干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省、市局和县纪检委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以“两权”监督为重点，通过创新机制，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加大源头治理力度，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政风行风评议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有力地
促进了全县地税系统的依法治税和从严治队，保障了税收任务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现将我局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及政风行风评议工作汇报如下：
一、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确定全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
为了使全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的放矢，市局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后，根据上级安排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局实际，经过充分研究，明确了我局今年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重点：一是进一步规范党员干部的从政行为，强化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工作。二是加大案件查办力度，严厉查处税务干部职务违法违纪行为，下大力气提高案件查办质量。三是纠建并举，不断巩固和扩大纠风工作成果，切实搞好民主评议行风工作。四是深化“两权”监督工作，进一步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
二、扎实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全面提升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圆满完成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各阶段任务。我局在保持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按照地方党委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着眼于提高能力、增强党性，认真解决党员和党组织在思想组织、作风以及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认真解决了不利于改革发展稳定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使先进性教育更加注重质量、讲求实效。春节期间，根据上级的安排部署，先后开展了上一堂党课、组织一次集中培训、举办一次专题讲座、搞一次形势报告、组织一次体会交流、举办一次知识竞赛、开展一次警示教育，进行一次向先进典型学习的“八个一”活动。我局还评出了“五大标兵”，作为全体党员的学习榜样，让广大党员从身边的榜样学起，努力在实践中增强党性，提高素质，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三、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制，建立起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领导监督机制
为了切实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摆上突出重要的位置，真正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我们重点实施了“一把手”工程，并于X月X日召开了由全体税干参加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动员全体税干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标本兼治，狠抓落实，把全县地税系统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推向一个新水平。局长XXX分别与各股、室、所、分局和稽查局的负责人签定了目标责任书，从而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一岗双责”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新机制。
同时，为有效解决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与征收管理工作相脱节的问题，我们还制定印发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任务责任分解书》，依据班子成员和各股、室岗位责任和业务范围，把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细化，分解到了局班子成员和各业务股室，真正做到了“一岗双责”。局班子和各业务股室都能把廉政建设和业务工作紧密结合，通盘考虑，同部署，同检查，有力地促进了全县地税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四、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遏止执法中存在的问题
关于土地腐败的内涵和范围界定目前尚无较为广泛认可的标准,但土地腐败问题成为各大新闻媒体报道的焦点,土地腐败案件占当年腐败案件比重从2000年的6.43%上升到2013年的29.14%,且不少案件涉案金额大,涉及多部门、多岗位、多人数,社会影响巨大,土地腐败与国企改制、重大工程腐败并称为“当代中国三大类腐败”,并被列为治理商业贿赂六大重点领域之一。因此,深入研究土地腐败,从根本上防治腐败行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目前学者们对土地腐败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从研究内容分析,主要包括土地腐败的表现、腐败的成因、腐败环节、腐败的后果危害和腐败的治理措施等,此外,很多学者选择该领域中的某个易发生腐败的环节进行论述如土地规划、土地批租、土地征收、土地出让等,从研究方法分析,运用了零容忍理论、成本收益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寻租理论、博弈理论、人际关系、公共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等方法。总体来看,目前学术界对土地腐败的研究成果不算丰富,与社会的高度关注形成一定的反差,并且大多数的研究均停留在土地腐败现象介绍、原因分析、治理对策的探讨,或是针对某一土地腐败环节进行剖析,很少从实证的角度进行研究,全面把握土地腐败的特点。为此,本文提出土地腐败定义为:土地管理者滥用土地资源与市场管理的行政权力谋取私利。本文从行为研究角度出发,构建腐败主体、环节、方式三维体系,并通过大量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研究分析土地腐败行为规律和特点,可为进一步了解土地腐败的一些真实情况提供帮助。
2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取
腐败问题研究的难点在于信息收集的全面性与真实性,我们很难收集某一行业和领域腐败实际发生的全部信息,只能通过已经发现或查出的案件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寻找规律,这是目前在无法获取完整腐败数据条件下的最优选择。本研究收集整理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新华网、人民网、检查日报等媒体刊登的案例和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中研究的土地管理领域的腐败案例,并采用案件指标分析法,从不同维度总结提取关键词信息分析案例。案件指标分析法是通过构建统计指标体系对每一个案件进行详细分析的方法,它能够更好地反映出腐败本身的一些特点。案件指标分析法是目前为止解决腐败问题信息不对称的最好方法之一,是揭示腐败发生规律、认识腐败发展趋势的有效研究工具。
为提高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典型性,本研究选取案件信息较为详实并具有典型性的117个案例,能较全面反映土地腐败的特点。此外,案例涉及23 个省份,地域覆盖面较广,提高了研究样本的随机性。在广泛收集案例的基础上,本研究根据研究目标构建了案例分析的指标体系,共有2 类一级指标、19 个二级指标,并根据指标对案例进行逐一分析提取关键信息构建案例库,如表1所示。
3 实证分析
一个完整的腐败行为可以从主体、客体、发生环节、方式、目的/动机、危害六要素进行描述,其中主体、发生环节、方式三个方面最能反映行为本质。因此,本文选取腐败主体、发生环节、方式3个维度构建土地腐败行为研究框架,通过对117个典型案件的指标统计和内容分析,总结出以下实证研究结果:腐败行为主体具有年龄段及职级集中、带病提拔突出、呈系统化、扩大化趋势等典型特征,不同城市、组织层级、职务级别、权力层级腐败主体其腐败程度不同,未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腐败行为环节上,土地管理腐败领域集中、环节众多、高发点突出,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最为突出。腐败行为方式表现为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
3.1 土地腐败行为主体
从上述腐败的定义我们可以得知,土地腐败行为的主体即拥有或影响土地资源与市场管理的行政权力者。以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腐败主体进行实证研究。
3.1.1 宏观观察
3.1.1.1 土地腐败主体年龄段集中性
作案时年龄主要集中在40-50岁之间,其次是31-40 岁,这两个年龄段占据75% 比例,这个年龄段腐败主体掌控的权力较大,处于事业高峰期,极易发生腐败行为。
3.1.1.2 腐败主体呈系统化、扩大化趋势
我国国土管理实行双重管理体制,土地管理体制隶属同级政府,这种管理体制为党政插手土地管理提供了制度条件。案例库资料显示:腐败行为主体地方政府占据38.9%比例,国土部门占据60%,其中国土部门一把手、二把手占据37.6%,其他职能部门占据21.6%,主要集中在土地登记发证、土地储备中心、土地规划与耕地保护、土地利用管理、地籍科等部门。由此可见,国土领域的犯罪主体已呈现系统化、扩大化的趋势,作为地方党政首脑的一些市委书记、市长,也时不时客串一下“土地爷”的角色。
3.1.1.3 腐败主体职级集中,带病提拔突出
腐败人员作案时主要集中于副科级、正科级、正处级这三个最实际接触事务的职级上,高达70%多,丁锐、 张秀智关于土地资源“实际控制力”的调查结果由高到低依次是:市、省、县区、中央、乡镇,表明现行土地实际控制力高度集中在地方(尤其市、省、县区)政府手中。这也解释了本文腐败行为发生时副科级到正处级占据80%比例的原因。
案发时副处级从9.4% 上升至13.6%,副厅8.7% 至13.6%,正厅3.6% 至6.5%,新增2% 副国级,由此可见,带病提拔比例较高,腐败行为查处率有待提高。
3.1.1.4 涉案金额多、涉及土地量大、影响深远
土地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土管管理腐败涉案金额多。本文117 例案件中,以整个案件为计量单位,案值最低为4.16万元,最高为111700万元,平均1023.56万元,且主要集中于100万-500万元,占据了31.4%,500万-1000万元的占据9.5%,而涉案金额大于1000万元的有25.8%,因此案值大于100万元的共占据了66.7%,足见土地管理腐败涉案金额之大。《法制晚报》记者曾统计并整理了2009-2010年30个发生在土地、城镇建设领域的腐败案件,其中涉案人员的平均涉案金额超过870万元。
此外,从腐败主体个人涉案金额来看,主要集中于100万至600万元之间,高达34.9%,100万-300万元几乎占据了所有案件的四分之一比例。而其中不乏有2000万元以上的,被称为“土地奶奶”的科级干部罗亚平,把手中的土地征用和审批大权发挥的淋漓尽致,采取造假套取土地补偿金、倒卖土地资源等方式,涉案总金额高达1.1亿余元。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任职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 万余元,共计受贿1.45亿元,社会影响巨大。
3.1.1.5 窝案串案多,案件潜伏期长
由于土地管理业务环环相扣,一人单独实施职务犯罪的难度加大,加之土地管理系统权力分散,规章制度约束,所以目前土地系统中职务犯罪窝案、串案现象愈演愈烈,腐败分子把持领导岗位,结党营私,把个人腐败转变成集团腐败,排挤和打击清廉务实的干部,形成劣币逐良币的政治生态。深圳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炬案,立案查处32人,其中涉及省内外厅(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10人。河北邢台土地腐败窝案中,省、市、县三级国土部门7 名“大员”,外加一县委书记,各自利用手中权力,环环相扣,织成了一张腐败的网,6000多万元被侵吞。窝案的腐败链条使得腐败更加难以查处,加上作案方式越来越隐蔽,因此案件的潜伏期较长,本文的117个案例潜伏期平均7.1年,潜伏期最长时间跨度达21 年,最短11 个月,潜伏期在7 年以上的占据了46%。
3.1.2 进一步微观观察
为全面了解腐败行为,借鉴李永奎工程腐败严重程度影响因素研究中分级分类变量,本文从四个不同维度、由高至低五个层级(1-5)对腐败主体涉案金额进行统计分析,其中城市层级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五线及以外城市,行政组织层级分为省、市、县、乡、村,职务层级1-10 级中每两级为一类,权力层级分为一把手、二把手、部门正职、部门副职、一般工作人员。
经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城市、组织层级、职务级别、权力层级其腐败程度不同,具体表现为:二、三、四线城市腐败案例较多,主要因为这些地区正值发展期,各类项目较多,但从腐败金额看,一、二、三线城市平均案值较高,城市较为发达,资金量集中;从组织层级看,市级最为突出,表现为“双高”现象(案发率最高、平均涉案金额高),主要基于市级行政部门主管项目的立项、审批、验收等权力,极易发生腐败。从职务层级看,5 级以下,即厅局级到乡科级,案发集中,超过90%比例,由此表明土地事务主要由地方办理控制,真正的权力也集中于地方,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尽管地方案发频繁,平均涉案金额1-6 职级远远高于7-10 职级,职级与涉案金额呈现一定的正相关;权力层级方面案发数量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党政、国土部门一把手、二把手及下属部门的正职,掌握大权,并以此进行权钱交易,且涉案金额也较高,其中二把手平均涉案金额最高,由此可见,掌控城建、规划等实际权力的二把手利用自身权力,实施腐败机会多,应特别关注,如表2所示。
3.2 土地腐败行为环节
3.2.1 土地腐败行为环节及腐败高发点分析
土地管理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七个方面:土地政策与法规的制定、地籍管理、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土地规划与土地用途管制、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执法与监督,有专家指出:土地领域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链几乎就有多长。从土地征收到土地的出让,从缴纳土地出让金到调整容积率、用地性质再到产权登记,从项目的规划审批到项目的选址,几乎每个环节都存在着众多权钱交易和官商合谋的案子。土地收储、土地拆迁、土地整理、土地测量、土地规划等由国土部门管理的事项中,任何一个环节都藏有大量权力寻租空间。本文运用指标分析法对案例库中117个案例提取关键词,梳理分类,总结出各领域的主要腐败环节及风险点。
3.2.1.1 地籍管理
地籍管理是土地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土地和城乡地政统一管理的基础工作,地籍管理为土地利用提供了信息支持,是土地利用的法律依据。学者们对地籍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地籍管理信息化,少有学者对地籍管理中腐败问题做专门研究,本文案例库中有15%腐败行为与地籍管理有关,因此,本文通过指标分析法提取关键词信息以寻找地籍管理中的腐败环节。地籍管理腐败主要集中于土地登记及地籍档案管理和土地权属争议等业务,其主要风险点分别为工程招投标、违规办理证件、更改地籍档案管理、协调用地关系等,其中违规办理证件案例最多,主要表现为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而违规发放相关证件或是乱收、贪污办证费用等。地籍管理涉及到国家重大经济利益,一旦腐败行为发生,将会造成巨额经济损失。广东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李劭,违规为14宗10万多平方米土地审批办理,造成国家土地出让金和税费损失共计1317 多万元。宣恩县国土资源局局长伍远斌,明知土地转让协议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仍违法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导致2007年宣恩县政府为收购此宗土地花费了230万元。地籍管理腐败环节和风险点,如表3所示。
3.2.1.2 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
2001年,我国土地出让收入仅为1286亿元,2013年首超4万亿元,达到4.1266万亿元,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4.26万亿元,14年间增长超过30倍,总额累计达20多万亿元。(财政部)审计署分别于2007 年、2009 年、2011 年对部分地区的土地资金做了审计工作,公告显示2008 年11个城市违规使用出让金83.7亿元。2010年11市变相减免土地出让收入19.61 亿元;11 个市的674.81 亿元土地出让收入管理不规范,未按规定纳入基金预算管理,占征收总额的20.1% ;11个市改变土地出让收入用途56.91亿元。2012年11 个市县共计97.19 亿元土地出让收入未纳入基金预算管理;12 个市县违规使用土地资金15.42 亿元。此外,据国土部披露,2013 年全国46个城市共欠缴土地出让金492亿元。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问题,因此找出土地出让腐败环节和风险点,对于根除土地供应腐败十分关键。本文对所收集的117个案例提取关键词信息,如表4所示。
通过上述关键词的提取分析,我们得知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主要集中于土地储备、土地供应和土地使用权转让、抵押、租赁,其中土地供应腐败最为严重,几乎所有的腐败案件均涉及土地供应,其主要风险点有:供地方式的确定,我国土地出让供地方式主要有划拨、招标、拍卖、挂牌,其中划拨方式可以大大降低成本,但划拨用地国家有明确的规定,因此许多用地单位钻制度空子或打擦边球,使用各种手段绕过招拍挂批地程序违规拿地。此外,在招拍挂公开拿地中仍有很多操作空间,比如设置排他性条件限制竞争、泄露土地出让信息、拍卖环节暗箱操作,合同签订中玩猫腻,以及最惯用也最掩人耳目的返还、减免、贪污、缓缴土地出让金及各种税费,如杭州原副市长许迈永在任杭州市西湖区区长、区委书记期间,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违规退还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00余万元。此外,土地转让也是腐败的重灾区,通过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从中获取巨额利润,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飞利用职权帮助其女儿,以180元每亩低价受让大亚湾土地3500 亩,在未交足全部的出让金、未按规定完成全部工业建设基础的基本开发条件等情况下,以380元每亩价格非法转让,其女儿获利2887.8万元。
3.2.1.3 耕地保护与土地资源合理利用
土地管理与耕地保护主要体现在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征用等业务。土地规划对土地管理起到龙头作用,土地用途管制通过对土地用途变化的管制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土地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其主要风险规划审批、规划调整和土地使用功能的改变,容积率的一个小数点改变,规划审批口子的放松,土地使用功能的变更,动辄涉及上万的经济利益。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是近年来政府极为关注的一大领域,耕地开垦、土地整治从项目立项、项目承接、施工、验收、工程款结算等都存在着巨大的腐败空间,土地整治项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验收标准,因此只要能拿到项目几个人合伙成立小公司即可开展此类项目,成本少、收益高、风险小,各大公司争先恐后承接此类项目,也因此导致土地整治类项目承接,施工到验收权钱交易成风。农用地转用与土地征收征用也是近年来各大媒体报道的热点,由案例关键词归纳得知,其主要集中于贪污征地补偿款和征地审批两个方面,多量土地、虚列补偿项目、虚拟征地补偿户、伪造征地补偿协议等种种手段贪污骗取征地补偿款,及“以租代征”集体土地,擅自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管理等为主要腐败环节。土地执法与监督中也有人知法犯法,在违法处理和监管巡视中收受贿赂,如表5所示。
3.2.2 不同业务领域腐败程度比较分析
通过对不同业务领域腐败程度的比较分析,了解土地腐败重点领域,针对性地防治腐败行为。
经分析可以看出土地规划与用途管制、耕地保护与土地整治案件数明显高于其他领域,案发较为频繁,其中土地供应平均涉案金额最高,达4313 万元,土地供应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雷爱先总结了土地供应过程中易产生腐败的环节及形成原因,并提出治理土地供应腐败的政策建议。黄涛、袁柏顺从制度性与法律出发,挖掘土地出让领域立法之缺陷,并从制度和立法两方面提出了建议。由此可见,土地供应作为土地腐败的重点领域,我们应特别加以关注。另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一点是农用地流转与土地征收征用领域,土地征收征用事关广大劳动群众及社会稳定,近几年各种征地纠纷在各大媒体频现,此领域平均涉案金额高达1977万元,且主要表现为虚列补偿项目、伪造征地补偿协议等手段骗取征地补偿款甚至直接贪污挪用补偿款,此领域的监督问题,成为国土管理的重中之重。
3.3 土地腐败行为方式
土地管理腐败行为方式的研究利于掌握其作案手法,从而有效防治腐败行为。当前土地管理腐败手法方式主要表现为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
一是作案手法上具有隐秘性。通过虚构征地资料、倒签时间等方式违规办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开假发票、假证件和收条等手段,及利用较为专业土地规划手段,使容积率的细微调整难以察觉。
二是腐败手段上具有隐蔽性。为避免被发现,很多腐败人员在进行腐败交易时,往往会找出很多方式掩盖,如虚开借条、借钱买房、借车改之名借钱、低价购买房屋或低价订房再转手卖掉赚差价、投资房地产公司合作开发等手段,以及及各大节日、出国培训、子女婚庆、生病住院等种种理由受贿索贿。如原阳新县国土局副局长冯力兵为掩盖家庭财产来源问题,虚开一张30 万元借条;浙江丽水市原国土资源局局长叶杰耀以低价购买房屋,购房总价与市场价格差额高达40多万元等,此类案件众多。
三是腐败行为上具有多样性。主要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直接方式表现为直接插手操作相关业务,主要集中在地籍管理、土地规划、土地出让、土地审批等领域,如调整容积率、改变规划、违规办证、泄露拍卖信息、亲自批示、打批条等,原正阳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兼局长李兰超,一支铅笔打批条,违反规定办理土地登记手续和国有土地使用证,造成381万元国有资产流失。间接方式主要有以暗示、授意、打招呼、下指令、组织协调、施加压力等,主要集中在获取土地使用权、土地出让金的减免与返还、土地审批、土地整治项目承接等业务,且一般发生在职权较高的国土部门主管及党政机关一把手等身上。
4 结论与启示
土地腐败成为近年来腐败的重灾区。本研究从实证角度出发,在系统收集的土地腐败领域117个案例的基础上,运用指标分析法构建指标分析体系对案例逐一进行剖析,并构建腐败行为主体、行为环节、行为方式三位一体的逻辑结构研究土地腐败行为,寻找土地管理腐败的特点和规律,有助于我们了解土地管理领域的一些真实情况。
通过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土地管理领域腐败行为主体具有年龄段及职级集中、带病提拔突出、呈系统化、扩大化趋势,集团式、坍塌式腐败突出,腐败示范效应强等典型特征及不同城市、组织层级、职务级别、权力层级腐败主体其腐败程度不同,未呈现明显的正相关。腐败行为环节上,土地管理腐败领域集中、环节众多、高发点突出,其中土地供应与市场管理最为突出。腐败行为方式表现为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这些规律有些方面和我们以前的判断相似,但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能以实证的方式为此提供真实依据。
迪克斯—耶茨丑闻据说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这一丑闻源于关于政府在美国社会中的拨款作用的持久争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1933年在罗斯福政府的敦促下，国会设立了田纳西峡谷管理局，它拥有“在田纳西峡谷获得建设和经营水坝的权利；制造硝酸根和肥料，生产电力和出售电力的权力；控制洪水、退耕土地、开发航运，以及在该流域发展经济和当地居民社会福利的权力。”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成为当地大城市的廉价电力来源。
在1952年的总统竞选中，艾森豪威尔总统许诺不出售田纳西峡谷管理局，不过，他明确表示，他认为私人部门应当满足整个国家未来电力的需要。早些年，孟菲斯市同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曾达成一个长期协议，由后者供应其未来的电力需求。到50年代初，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意识到，如果其电力生产能力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它便不能满足其所承担的电力供应责任。
为此，杜鲁门总统要求国会拨款提高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生产能力。但是，到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时，他的政府明确表示强烈反对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扩大其作为这一地区电力来源供应者的作用，因为私营电力公司抱怨说，在田纳西峡谷管理局得到联邦补助的情况下，它们没有能力与之竞争。而如果政府能够让私营公司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的话，就有可能为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伙伴关系的新时代铺平道路。
艾森豪威尔政府接受了这一看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1953年初，预算局起用第一波士顿电力公司副总裁兼董事阿道夫·温策尔作为无偿顾问来检验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电力生产和利润。该公司是一个专门对公共事业提供财政保险的公司。温策尔在对预算局提出的报告中不仅强烈反对进一步增加政府的电力生产，而且建议把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系统出售给私人公司。温策尔的建议大大超出了预算局的设想。在预算局要求温策尔来进行调研时，它已得知温策尔和第一波士顿公司为在全国的私人发电设施的建设进行资助。预算局的官员显然从未考虑到如果联邦政府结束联邦电力生产，第一波士顿公司可能从中受益。
1954年初，核能源委员会宣布，它同一些私人电力公司财团达成了一个协议来满足其未来的电力需求。这一协议解除了其对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电力供应需求，使它可以满足它对孟菲斯市和其他地区的合同义务，从而使田纳西峡谷管理局不再需要扩大电力生产能力。当公共政策游说集团得知这一消息后，它确信这是解散田纳西峡谷管理局的第一个步骤，而在此时，公共电力已经在全国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亚拉巴马州民主党参议员莱斯特·希尔是田纳西峡谷管理局最积极的支持者，他对这一协议非常恼火。他在参议院会议上宣布，第一波士顿公司的副总裁兼董事温策尔曾就迪克斯－耶茨合同对预算局作过咨询，而电力财团同第一波士顿公司签订了合同来安排对这一项目的资助。国会开始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包含了一系列关于利益冲突的指控和反指控，掩盖事实和党派相互中伤。共和党的批评者把这一丑闻作为大公司已经把触角伸到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证据。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艾森豪威尔本人于1955年7月宣布取消原子能委员会的合同，但是电力财团——密西西比峡谷电力公司立即起诉联邦政府中止协议，赔偿法庭裁决该公司应得到187万美元的赔偿。
然而，最高法院在田纳西峡谷电力公司案上推翻了赔偿法庭的判决，现代利益冲突规则的支持者因此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在司法部因证据而不准备起诉温策尔违反刑事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仍然认定温策尔的介入使联邦政府有理由中止合同，因为温策尔已经违反了联邦政府的《利益冲突法》。司法部不起诉温策尔并没有使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感到为难，因为第一波士顿公司已经得到了合同来资助对密西西比峡谷电力公司发电厂，温策尔在原子能委员会与电力公司的合同中有直接利益。厄尔·沃伦法官的话令利益冲突规则的支持者大受鼓舞：
“法律并没有详细说明存在着作为犯罪因素的腐败，或由于被告的利益冲突政府遭受了任何实际损失。这一忽略表明法律因此不仅针对不诚实，而且针对诱导不诚实的行为。这一广义的禁止体现了对下述事实的承认：当具有最良好动机的人的个人经济利益受到他们以政府的名义进行的商业交易的影响时，甚至他们也会做出不公平的判断，从而带来损害。”
五、围绕试验战术战斗和攻击机的调查
肯尼迪政府虽然没有受到重大的道德丑闻的困扰，但是在肯尼迪政府期间也发生了一些引起批评的事件。
肯尼迪雇佣了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担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把自己的主要任务看作是控制国防开支，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结束武装部队的各个兵种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方法的一部分，在空军和海军不情愿的情况下，国防部决定购买一架试验战术战斗和攻击机（TFX）供空军和海军共同使用。波音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是争取得到政府合同的主要竞争者。
1960年初，通用动力公司遇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但是由于该公司是得克萨斯福特沃思地区较大的雇主之一，如果它遭到破产，地方经济和得克萨斯州都会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鉴于此，一些银行提供给通用动力公司2亿美元的贷款使它维持偿还能力，其中的主要部分是福特沃思的大陆银行提供的。在这种情况下，通用动力公司急需TFX的合同。当空军理事会和系统资源选择委员会由于波音公司更好的设计和更低廉的价格而把合同给了波音公司时，国防部的高级文官拒绝了这一建议，而把合同给了通用动力公司。虽然联邦法并没有要求把合同给价格较低的投标人，但是激烈的争论很快围绕着这一决定而爆发出来。
1963年10月，媒体报道海军部长弗雷德·科思“利用海军部的官方设施和海军部的快艇红杉号来拉私活”。第10939号行政命令规定总统任命的所有级别的高级官员都不得担任“任何政府外的职务，或进行其他与充分和恰当地履行其公务或职务责任不相容的政府外活动。”然而，更严重损害科斯名声的是关于他违反利益冲突原则卷入了TFX合同的传闻，这最终迫使他辞职。在成为海军部长之前，科斯曾是大陆银行的负责人，正如上文所介绍的，大陆银行是向通用动力公司贷款以维持其运行的主要银行。在科斯就任海军部长时，联邦道德规则还没有要求科斯出售其所持有的大陆银行的股票。然而，当公众了解到科斯没有资格就TFX作决策时，他受到了国会的严厉批评。虽然科斯否认他曾在两件有争议的事情上犯有过错，但是肯尼迪的白宫不愿为了保留他的政府中职务而进行持久的努力。1963年10月科斯辞去海军部长的职务，表示他愿意重返私人部门。
国会于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止了TFX项目。1970年参议院对整个TFX事件进行了调查，认定科斯在职期间，国防部同通用动力公司签订了16项合同，同波音公司仅签订了2项。不过调查显示，科斯在决定给予通用动力公司合同中没有起重大作用。在以后的一些年中，TFX一直受超支和技术问题的困扰。
六、威尔逊出售公司股票
艾森豪威尔在当选一个月后任命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为国防部长。威尔逊是许多被提名进入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阁的著名商界人士之一。不久，根据规则，威尔逊通知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他拥有39479股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份，因为从上世纪40年代后期起，参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要求被提名担任国防部高级官员的人出售他们与国防工业公司有关的价值大于1万美元的股票。然而，联邦法律并没有要求联邦官员依照利益冲突规则出售任何财产。威尔逊通知委员会他不打算出售这些股票，但他将不参加任何同通用汽车公司有关的决定。威尔逊提出的条件不能使委员会的一些成员感到满意，但是，如果威尔逊出售股票，他必须为自购买股票以来其价值的增长部分支付一大笔税款。
参议院委员会为此举行了听证会，在会上，当一位参议员向威尔逊询问，如果他不得不做对通用汽车公司不利的决定时他将怎么办，威尔逊回答说，他相信，“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之亦然。”威尔逊的声明使全国舆论哗然，批评者以此为证据证明大公司觉得它们能够得到它们想要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得到的任何东西。白宫和威尔逊除了让步之外别无选择，结果威尔逊出售了通用汽车公司的全部股票。事实上，尽管利益冲突规则并没有要求联邦官员和雇员出售相关股票，但是许多被提名者为了避免争议，自动出售了它们。
七、谢尔曼·艾德马斯丑闻
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另一大丑闻是关于谢尔曼·艾德马斯的。艾德马斯是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助手，曾担任新翰布什尔州的州长。1958年初，报纸报道他以一个面临被撤销执照的航空公司的名义同民用航空董事会达成了一笔交易，而行政法禁止这类同联邦规章机构的评判项目有关的合同。
如果是仅仅如此，艾德马斯还可能过关，但他随后又被众议院法律监督特别小组委员会揭露出新的问题：他曾允许新英格兰工业家伯纳德·戈德法因替他支付了波士顿希尔顿饭店的1628.28美元的帐单。一位国会调查人员在国会听证上作证说，他得到信息，戈德法因由于同艾德马斯的密切关系，“至少在两个规章委员会上得到了优待”。艾德马斯此后发表一项声明，承认他曾经从戈德法因那里接受饭店的食宿支付，并以戈德法因的名义向规章机构提出过询问，但他否认他得到的好处与戈德法因得到合同相关。
报纸很快又报道艾德马斯从戈德法因那里接受了“价值700美元的骆马绒大衣和价值2400美元的东方地毯”。1958年6月17日，艾德马斯接受了国会调查委员会的询问，600名听众和记者旁听了这一前所未有的过程。在整个听证会上，艾德马斯否认犯有任何错误或采取过不适当的做法。在听证会即将结束时，他承认“如果他能使时钟倒转，他会更谨慎一些行事”。
政党政治最终决定了艾德马斯的命运，9月共和党在缅因州的大选中遭受惨败，作为艾德马斯丑闻的直接结果，民主党在竞选中节节胜利。1956年9月22日，艾德马斯辞去了其在白宫的职位。
八、博比·贝克丑闻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博比·贝克成为当时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的得力助手。同约翰逊的密切关系使贝克得到大量权力和特权，直到1963年他因丑闻而成为阶下囚。1963年一个自动售货机公司对他提出了民事诉讼。这家公司由于没有得到自动售货机合同，而指控贝克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来促成一家他在其中有财政利益的公司得到了合同。调查的结果显示，贝克在担任约翰逊的助手期间因从事律师服务而得到了200万美元，这笔钱中的一大部分来自一些集团和个人为其向政府部门游说而付给贝克的公司的报酬。1967年1月，联邦法庭判贝克犯有逃税、偷盗和欺诈政府罪。贝克在整个调查和起诉期间，从未暗示约翰逊参与了其犯罪活动。但是上世纪60年代贝克的丑闻和围绕国会议员的其他道德争论迫使国会更加严密监督国会议员遵守道德规则。
九、赫博特·克洛茨的辞职
赫博特·克洛茨是约翰逊政府的助理商务部长。据说克洛茨依靠内部消息购买了德克萨斯海湾硫磺公司的股票，为此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在克洛茨购买股票之前，该公司已经在安大略附近发现了价值20亿美元的锌、铜和银矿藏储量。保险和交易委员会指控该公司的高级雇员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前购买了数千股公司股票。在公司宣布这一发现之后，该公司的高级雇员进行的股票投机造成了市场混乱。
克洛茨在一个获得内部信息的朋友的强烈建议下购买了该公司的股票。克洛茨事后否认该朋友向他提供了具体的信息。克洛茨所购买的股票价值在上述发现被宣布后从最初的每股 29.7美元一下子上涨到大约70美元。虽然没有为克洛茨定罪的证据，但1965年4月，克洛茨向约翰逊政府提出了辞呈，而媒体报道说是约翰逊政府要求他辞职。
十、司法部长埃德温·米斯的丑闻
上世纪80年代中最引人注目的被指控为不道德行为的案例之一是关于埃德温·米斯的。米斯从1981到1984年担任里根总统的律师，1984—1988年担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并于1988年在对其道德的一片谴责声中辞职。他辩解说，自己是党派斗争、不忠诚和野心勃勃的下属和过分热情的检察官的牺牲品。
1984年初，里根总统提名米斯担任司法部长，但是他很快被揭发出他的一个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为他从加州调到华盛顿工作提供了财政帮助。这导致司法部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来判定这一资助是否违反了刑事法。1984年9月，独立检察官做出了没有足够的证据定罪的结论。在独立检察官提出其报告后，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要求政府道德办公室判断米斯是否违反了11222行政令中规定的行为标准。当该办公室主任戴维·马丁1985年1月向参议院道德委员会表示，行政令中的行为标准本质上是“理想目标”，而不是实际标准时，他的话激起了轩然大波。马丁同时还判定米斯没有违反任何行为标准，这一判决不仅令米斯的批评者大为愤怒，而且使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官员担心这将使各个机构更难约束雇员的不当行为。
米斯在1985年被任命为司法部长之后，成为另一个与利益冲突争论相关的被攻击目标。米斯没有准确地申报米斯伙伴公司的财产，他最初在申报中说这是财政管理公司的财产。但米斯为自己辩解说，他犯了一个诚实的错误，并批评政府道德办公室没有发现这一并非故意的错误。在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另一名独立检察官麦克梅被任命，1988年7月5日，麦克梅提出了关于米斯的调查报告，报告声明他相信米斯在两个情况下违反了法律，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因此决定不对他进行起诉。在独立检察官提出其报告之后不久，米斯辞去了其司法部长之职。
而新的政府道德办公室主任弗兰克·尼贝尔克改变了道德办公室在执行11222号行政令中不当行为标准的立场。9月12日，政府道德办公室以道德办公室主任尼贝尔克的名义向联邦各部门发了一份备忘录，它实际上是提醒政府雇员米斯是一个道德方面的反面样板。尼贝尔克并不是因党派偏见而蓄意捉住米斯和伤害里根政府的，他曾是尼克松总统任命的华盛顿特区的上诉法庭法官，在过去的18年中作为一个严格执法的法官享有很好的声誉。备忘录说，“鉴于米斯先生用这样一个公开的方式提出关于他被定罪的声明，以至于引起对于道德标准作用的真正困惑，我认为道德办公室在这些问题上保持沉默是不适当的。”
备忘录特别强调独立检察官报告中提到的关键问题是米斯利用其官职来向沃利奇先生提供好处。米斯在两个重要的情况下向后者提供了帮助。首先，米斯在沃利奇的紧急请求下要求白宫的工作人员去了解一项采购计划，目的是确保沃利奇与陆军之间的一项合同。第二个情况是，1986年5月底或6月初，米斯作为司法部长给国家安全助理打电话，要求他就某一管道项目会见沃利奇。这发生在米斯已经得知沃利奇受雇于拉帕波特，正在帮助他获得对这一项目的政治风险保险之时。此外，米斯曾让沃利奇帮助自己决定司法部的人事选择，请他面试了一些候选人。备忘录说，虽然政府中的个人在咨询成为制度化时，可以偶然向私人部门作咨询，但政府的正常决定由非政府中的个人来做显然成问题。
与此同时，米斯在白宫和司法部工作时从沃利奇那里得到了大量实物和好处。这些好处包括米斯免除了法庭付给沃利奇在独立检察官斯坦在调查米斯期间作为米斯的律师的费用和实际律师费之间的差额；在就米斯的任命举行听证会期间为他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帮助米斯夫妇在一家地方银行得到当日无担保贷款；为米斯夫妇前往以色列在他们的儿子墓前植树纪念而支付旅费，以及资助米斯购房的分期付款。
备忘录的目的是告诫政府官员和雇员，仅仅避免犯罪行为并不是公共服务的标准，他们还必须履行道德标准所赋予他们的责任。
1989年1月一份关于米斯的司法部的报告做出了如下结论：米斯“参与了对任何政府雇员都不可容忍的行为，特别是由于他是司法部长”，如果米斯仍然是国家执法的第一号官员，总统会批准采取惩罚行动。这一报告是司法部职业责任办公室提出的，它发现前司法部长米斯违反了许多部门规则和1965年关于政府道德标准的11222行政令。（待续）
供稿部门：纪委监察室 供稿时间：2010-4-15 阅读次数：
前 言
高等院校在人们心中原本应该是一片圣洁之地，担当着“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的教育工作者也应该是品德高尚、甘于奉献的楷模。然而，近年来发生在高等教育领域的职务犯罪案件如同笼罩在这片“圣坛”上的阴影，令人心头沉重。据统计，发生在高校及教育领域的腐败案件近年来成上升趋势，其数量之多，金额之巨，情节之恶劣，涉案人员职务级别之高，让人触目惊心！这些案件同时也为高教工作者敲响了长鸣的警钟！
为加强我校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现选登发生在高校的部分典型案例，以此作为“警示”。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够从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
四川省部分高校教材采购中职务犯罪案件
2004 年 2 月以来，四川省检察机关根据 9 个书商交代和检举的线索，从调查高校教材购销问题入手，统一部署开展了查处高校职务犯罪案件的专项行动。成都市有关区检察院、绵阳市检察院相继侦破了发生在辖区部分高校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案件。截止中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派调查组进行调查时，总计涉及 10 所高校和 2 所中专的 51 起案件，共 42 人（含书商行贿案 9 件 9 人）
成都、绵阳两地涉案人员职务为县处级干部的有 13 人，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人员 14 人，涉案总金额 1000 万元左右。涉案金额较大的有西南科技大学教务处处长等 3 名犯罪嫌疑人，涉嫌贪污 168 万元案；电子科技大学教材发行中心科长，涉嫌受贿 120 万元案；电子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副院长，涉嫌贪污 100 万元案；西南民族大学教务处处长，涉嫌贪污受贿 105 万元案（含价值 10 余万元捷达轿车一辆）。目前正在侦察的案件有 15 件，侦查终结移送起诉有 31 件，开庭审理 5 件，其中一审已作出有罪判决的 2 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招生索贿案
2004 年 8 月初，一名广西的考生家长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是一位自称是北航赴广西招生联络员的人，却要求这位考生家长必须先交 10 万元，才能拿到通知书，否则就要退回档案。该家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后，第二天就发现自己的孩子被退档。无奈，这位家长只能被迫口头同意对方的要求，表示愿意交出 10 万元。经查，向考生家长索取高额费用的庞宏冰、刘天平和高峰三人均系北航教职员工。其中庞宏冰原是北航计算机系副教授，现为北航天宏电子科学技术有限公司经理，刘天平是北航天宏公司的一名员工，高峰是北航汽车工程系教授。据庞宏冰本人交代和广西公安机关查实，在该年的招生中，庞宏冰等人总共收取考生额外费用 55 万元。月 16 日，在央视播出的《焦点访谈》节目中，北航校长李未就招生丑闻公开表示道歉。
广东商学院原设备科长黎明芳受贿案
广东商学院设备科科长黎明芳被群众举报受贿。经查实，黎利用其负责教学科研设备采购、验收的职务之便，于 1996 年 12 月至 2001 年 2 月收受电脑商贿赂 3.52 万元。拔出萝卜带出泥，该案牵扯出原广东省高教厅设备后勤办一连串蛀虫，包括主任陈冰峰、副主任张锡源、何启刚这三名处级干部在内的 6 名高教系统干部。他们利用负责学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的职务便利，在为省属高校统购教学仪器设备时大肆收受 “ 回扣 ” 等好处费 370 万余万元。
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受贿案
—— 身居要职，成为追逐焦点
2001 年，经过三校合并的南京财经学院，正式开始大规模建设仙林新校区，时任经济学院副院长的刘代宁，担任该仙林校区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常务副主任等重要职务，负责所有工程的规划和招投标工作。2003 年，经教育部批准该学院正式更名为南京财经大学，刘任副校长。大权在握的刘代宁，自然成为众多建筑安装公司、绿化公司、建筑材料厂纷纷追逐的对象……。
据检察院指控，2001 年春节前至 2004 年 3 月间，刘利用职务便利，为江苏某建设公司等单位在承揽工程、追加工程量、结算工程款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收受 28 人财物共计人民币 161.7 万多元、3000 元美金、另外还有超市购物券、金条、手表、手机、字画等财物。调查发现，刘代宁被指控的绝大多数受贿记录，时间均发生在春节前、中秋节前、端午节前。借逢年过节之机，谋求利益求他办事的人就会以过节 “ 拜访 ” 的名义前来行贿送礼。记者细数了刘代宁被检察院查明收受贿赂的次数，竟然高达 78 次，大到一次 10 万元，小到一次 1000 元，三年内刘不费吹灰之力，成为 “ 百万富翁 ”。
2004 年 4 月底，刘代宁被监视居住，5 月 25 日 被刑事拘留，6 月 4 日 被批准逮捕。
湖北美术学院原副院长李泽霖受贿案 —— 夫妇收取黑心钱，取之有 “ 招 ”
李泽霖，1985 年开始担任湖北美术学院副院长，1990 至 2000 年分管学院招生工作。分管招生工作期间，李泽霖利用职务之便，在学生身上大捞 “ 油水 ”，数十次单独或伙同其妻收受 25 名考生家长的贿赂和礼金共计 25.5 万元。2001 年 8 月 8 日，李泽霖被湖北省检察院批捕。2002 年 3 月 5 日，李在武汉市中院受审，一审被判刑 5 年，并处罚金 2 万元；其妻雷维宁被判刑 3 年，缓刑 5 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吊胃口，引鱼上钩 ” “ 借关系，金蝉脱壳 ” “ 演双簧，暗渡陈仓 ”
案发后李泽霖后悔地说： “ 我亵渎了我的职务。以前很多家长给我送钱，我都拒绝了。但收下第一笔钱后，我觉得没什么，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在 2000 年，我共录取了 14 名成绩不够线的考生，共收家长的贿赂 18.1 万元。” 李泽霖在《我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忏悔说： “ 我违法违纪，不仅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更重要的是给党的教育事业抹了黑…… ”。
同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吴世明严重违法违纪案件
—— 吞下 “ 糖衣炮弹 ”，牺牲学校利益
吴世明，研究生文化程度，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 年 1 月任浙江大学副校长，1993 年 1 月兼任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1998 年 12 月任同济大学副校长，2000 年 4 月任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
1995 年 1 月至 2000 年 2 月，吴世明利用担任浙江大学副校长和浙江大学组建的宁波智达房地产开发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职务的便利，多次出具委托书，授权刘某（女，原私营建筑业主，已捕）代理行使智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职责，使刘以智达公司的名义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贷款；还在刘夫妇离婚过程中以转让公司利益为条件，牺牲校办产业的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1996 年初至 1999 年底，吴世明先后四次收受刘某贿赂共计人民币 8 万元、美元 2 万元。
2003 年，吴世明被浙江省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以受贿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 5 万元及受贿所得。
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受贿
—— 泪洒仕途末路
2002 年 1 月 22 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宣判：陕西教育学院原院长高安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受贿赃款人民币 2 万元予以没收。
高安民出生在陕西乾县的一个穷苦的家庭，曾背着包谷面和发糕，苦读六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陕西师范大学，后留校任教。由于教学认真，工作努力，受到学生的好评，一时成了陕西师大青年教师学习的楷模和榜样……
1995 年 2 月，高安民上任陕西教育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面对成绩和赞扬，他飘飘然起来，并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得火热。财务处会计李虹，施展女人的媚术，使高安民和自己关系异常的火热。在李被高提拔为财务处副处长之后，李为报答高 “ 知遇之恩 ”，于 1998 年 1 月行贿 2 万元，高理所应当地收下了。为捞回自己 2 万元的 “ 损失 ” 李将罪恶的手一次次伸向了公款……
2001 年 8 月，高安民 60 岁的生日是在陕西省纪委对他的审查期间度过的。面对办案人员给他准备的生日晚餐，他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陕西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化勇受贿案
—— 欲望让他坠入深渊
王化勇，1999 年 10 月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同年 11 月，又兼任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主任。2001 年 6 月起任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在担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设备处处长和杨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期间，王化勇利用职务之便，在招投标及设备采购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共收受贿赂 101000 元。2003 年 4 月陕西省纪委对一起腐败案件审查时，发现王化勇有收取他人现金的嫌疑，5 月22 日 对其“ 双规 ”。案件查清后，已开除其党籍，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王化勇在一份 “ 悔过书 ” 中，这样写到： “ 权是个什么东西？有权就有力，有权就有利，但权也是双刃剑，处置失当就是祸！党和人民赋予我权利，我本该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而我却在履行这一职责时走了样，为自己捞私利。现在想想，钱又是什么东西？现实生活中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一切只为了钱是万万不能的，不义之财千万不能要，否则明白时，后悔已经晚了！”
广东某高校体育特长生招生受贿案
李兆森，案发时任某知名高校体育部副主任，主持体育部全面工作和分管招收体育特长生的工作，该校“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培养教师，1999－2000校级十佳教师，1997－2001年全国优秀国家级裁判，曾担任第九届全运会比赛副总裁判长、2001年全国田径大奖赛（中山）总裁判长等职务。
据李兆森交代，2000年9月-2001年9月间，他先后多次收受学生家长张某、李某等8人的贿赂款共13.3万元，并在招生时为这些学生开了“绿灯”。因为李作为学校体育部主管招收体尖生的负责人，在招生时有最后的决定权，只要送了钱，李就会利用他最后决定名额的职权给予“关照”。
一位网球特长生的母亲为了让女儿顺利地通过录取关，千方百计找到李兆森，硬是塞给他两万块钱。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说：“当时我不愿收她的钱，但她母亲又说如果我不收就表示不录取她，我推辞不了，只好收下这两万元人民币。”
为人师表的李兆森一开始对送来的贿赂款还半推半就，但不久就开始心安理得，竟然打电话催中间人补上“拖欠”的贿赂款。2001年，李兆森到辽宁鞍山招生，认识了一位专门推荐体育特招生的中间人。中间人要求李帮忙招进3位学生，并许诺每招一个就给2万。2001年5月，这位中间人到广州请李吃饭，席间给了3万元，说录取后再给3万。后来这3位学生都如愿“考”上了，但许诺的另外3万迟迟没到位。李兆森自然不愿“吃亏”，于是几次打电话催中间人补上“拖欠”的3万元，一直到案发。令李兆森没想到的是，这位中间人后来在接受检察机关的调查时说：“实际上我一开始就想好了只给3万，但又怕他不出力，所以才许诺再给3万的。”
除了利用招生受贿以外，李兆森也不放过其他“发财”的机会。2000年10月至2002年1月间，利用采购校服的机会，李又先后多次收受了广州某针织厂的贿赂款9.1万元。
检察机关指控，2000年9月至2002年1月间，李在招收体育特长生时，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贿赂款224000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76000元，赃款224000元予以没收。
对外经贸大学原基建处处长高小栋挪用公款案
高小栋，于1988年5月开始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基建处处长，1993年被任命为学校具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总经理。
1995年3月至1997年11月，高小栋利用职务之便，私自将经贸大学应支付施工单位的学校主楼教室改造、家属活动中心工程的工程款人民币42.2万元截留，分别转入由高小栋与他人个人注册成立的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和北京龙祥辉科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帐户内，并以材料费等名义用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在高小栋所在的经贸大学平帐后，将上述款项据为己有。
高小栋在担任北京龙宇建设工程公司总经理期间，还于1995年3月，以工程备料款的名义，将应支付施工单位工程款用对换支票的方式，从经贸大学支出公款人民币25万元据为己有，用于个人购买轿车一辆；1996年1月，高小栋伪造公司与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中介协议书，于1997年1月、1998年6月，以中介服务费、维修材料费的名义，两次将公款人民币30万元转入北京龙祥辉科研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及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帐户内，并用北京五圣城科贸有限责任公司的发票在高小栋所在的经贸大学平帐，将该款据为己有。
高小栋还用职务上的便利，自1995年1月至1999年5月，分别向承建经贸大学学生宿舍楼和食堂工程的某建设工程公司项目经理汤某及龙宇公司分公司经理史某、李某索要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0.5万元。
另外，高小栋在1994年12月私自将经贸大学的公款人民币100万元挪用给王某个人用于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此款案发前已全部归还。
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认为，高小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非法手段侵吞、占有巨额公共财物；向他人索取贿赂；挪用本单位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情节严重，其行为已分别构成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依法均应予惩处。而且高小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向他人索取贿赂，应从重处罚。鉴于高小栋所犯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的案款均已追回，未造成较大损失，根据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数罪并罚判处高小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追缴在案的受贿款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
在陕西经贸学院发生的腐败案中，违规收费、截留、私分、私设小金库、挪用公款、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 “ 一应俱全 ”，涉案总金额高达６１５万余元。
１９９９年３月，该院院长樊光鼎离任。此后，反映该院领导经济问题的举报信像雪片一样飞向纪检、司法机关。后经检察机关查明 ——
１９９６年７月，原陕西工商学院、财专、商专三校合并为陕西经贸学院，工商学院成教处原副处长王宝玺被任命为经贸学院成教院副院长并主持工作。１９９６年至１９９９年，王指使财务人员将陆续收回的原工商学院成教处应上交的 “ 办证费 ” 等公款不入账，然后私分。
１９９６年７月，原工商学院成教处账上有公款现金近５万元。王宝玺提出用此款为成教院购置教学设备，经请示院长、书记同意后，王将该款领出以李某名义存入银行。１９９７年７月，王以购买礼品为由，取走９０００元现金据为己有。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王从原工商学院成教处汉中教学点收回学生管理费及提档费共计８．４万元。之后，王宝玺将其中２万余元入了财务账，并将余款６万余元中的３万余元中饱私囊。
１９９６年９月，陕西经贸学院财务处原处长王永臣、副处长张景龙、尚建民三人违反规定，将银行按期支付的 “ 代办费 ” 私设 “ 小金库 ”。１９９７年至１９９８年，王永臣授意张、尚二人分两次从 “ 小金库 ” 中领出现金２．８万元由３人私分。１９９８年６月至１０月，经贸学院财务处出纳田某两次领取代办费３５万余元，王永臣将其中８．５万元截留，并将其中６万余元由３人私分。
原任陕西工商学院学生处处长的李俊在三校合并后，任经贸学院学生处处长。与他同案受审的庄长捷原为工商学院学生处毕业分配办公室主任，后任经贸学院团委副书记。李俊、庄长捷在陕西工商学院学生处工作期间，于１９９６年将当年向应届毕业生收取的 “ 教育补偿费 ” ４９万元中的１６万元隐瞒截留，两人先后私分１０万元，各得５万元。
陕西经贸学院腐败案中，涉案人员中处级干部１１人，科级干部１２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省教育系统最大的团伙经济案件。
基建采购招生是腐败“温床”
基建是当前高校职务犯罪中的重灾区。一些不法建筑商为了承揽高校基建工程，把眼睛盯在高校主管基建的校、处级领导干部身上。为揽到工程，千方百计地拉这些人“下水”。
延安大学原校长惠延德就是一个被拉下水的正厅级干部。惠延德在榆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任党委书记时，一位建筑商为承揽工程，多次给其送钱，惠延德都拒绝甚至将钱从家里扔出。但对方并不死心，仍不断拉拢腐蚀，最终将惠延德拉下水。惠延德后来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插手基建工程，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收受了62万元的资金。
采购是高校领导腐败的又一个“温床”。各高校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物资采购活动，包括采购大量教学书籍、大型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基建维修材料等。个别当事人在大宗物资采购过程中，利用职权收受回扣，为个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后 记
吴 涛 詹奕嘉 金悦磊
一项生猪养殖专项补贴，令一个农业大市8个县（区/市）的畜牧局在任或原任局长被立案侦察。
广东省梅州市检查机关2015年查办“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建项目中央专项补贴“职务犯罪，截至7月初立案侦察31件31人，涉及专项补贴资金超过7000万元。
连一头猪都没有就骗补50万元
日前，记者在梅州市蕉岭县三圳镇福北村村道旁见到，一间数百平方的石棉瓦房大门紧锁。越过近2米高的围墙往里看，既没有一头生猪，也闻不到一丝养猪场常有的味道。然而，在申报生猪补贴的材料中，这处院子名为“福生养猪场”，规模为“每年出栏超过2000头猪”，获得了50万元的国家补贴资金。
“今年3月，我们拿着补贴登记的名单在村里找这个养猪场，可怎么也找不到。”蕉岭县检察院一位办案人员说，他们在附近询问了许多村民，没有任何一个村民听说村里有一个所谓的“福生养猪场”。
这条案件索引起检察机关对生猪补贴可能存在弄虚作假问题的关注，继而掀起了一场打击生猪补贴职务犯罪的反腐风暴。
据梅州事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永平介绍，截至2015年7月初，梅州查办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专项补贴系列案31件31人，初步统计涉及资金7000万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他说：“这是梅州检察机关历年查办案件中办案规模最大、查处范围覆盖最广、查处人数最多的系列案。”
值得关注的是，梅州市下属的梅江、梅县、兴宁、平远、蕉岭、大埔、丰顺、五华等8个县（市、区），都有在任或原任畜牧局长被立案查处。其他犯罪嫌疑人还包括县级畜牧局副局长9人、农业局局长12人、农业局副局长2人、发改
局局长1人、畜牧股股长5人。
李永平说，立案查办的涉案人员多是县级畜牧、农业、发改等项目补贴主管部门领导，具有较集中的项目分配权和审批权，其中多数涉嫌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少数涉嫌受贿和贪污。其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涉案金额从30万元到150万元不等，贪污、受贿涉案金额（含非法所得）从5万元到60烟元不等。
编造材料瞒天过海，权数交易蚕食惠民补贴
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些腐败案件中，骗取补贴的方法的基本手段都是先按照政策标准编造材料、瞒天过海，然后在资金下拨后以多种方式共谋分食。
自2007年开始，我国出台扶持生猪规模养殖政策，对符合规范化养殖、需要扩建的养猪场进行资金扶持。2014年，广东省的补贴资金规模达1.2亿元。据梅州市畜牧局局长魏祥灵介绍，梅州是农业大市，每年生猪出栏约250万头，每年广东省下拨给梅州市的生猪补贴额度约1000万元。这项补助一年申请、发放一次，其标准按照每年出栏猪头数分为15万元、30万元、50万元和80万元4个档次。
按规定，生猪补贴须经过申请、审批、公示、验收等多个环节，县级管理部门上报后还有省市两级审查。但现实中，上报哪个养殖审核验收是否合格，基本都是由线一级管理部门说了算。地市一级部门基本上仅从程序方面审查材料，到省一级就更不可能逐个项目实地审查，多数情况下根据上报名单下拨资金。因此，生猪补贴事实上是县级主管部门“一支笔”审批。
在此次系列案中，立案数量最多的一个县级单位—兴宁市，2015年4月以来已立案侦察院相关职务犯罪窝串案10件。兴宁市检查院一位办案人员感慨说，从规章制度看，好象各种监管措施都有了，但因为县级管理部门“一支笔”式的审批，规定几乎成了摆设。
“从表面上看，申请材料厚厚一沓，做得很详细，完全看不出问题。因为这些材料就是对补贴标准造假填的，而不是按照实际情况填的。如果不到现场核查，根本发现不了问题。”兴宁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说，他们跑遍了全兴宁30多个获
得补贴的养猪场，是在实地才找到犯罪线索的。
据梅州市检察机关有关办案人员介绍，骗取生猪补贴的主要方式是编制造假申报材料：有的根本没有养猪场，有的达不到标准夸大数字，有的是新建养猪场违规申报等。
这些虚假材料之所以能顺利过关，审查验收人员玩忽职守是重要原因之一。如蕉岭县三圳镇福北村虚报有“35亩养猪场”，当有关部门进行审查时，申报者就将工作人员“忽悠”到另一家去。而审查人员也不辨真假地通过了。除此之外，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刻意参与材料造假、违规申报。如兴宁市畜牧局一干部拥有一家养殖场的股份，该养殖场并不符合补贴的标准，他就自己编造了申报材料骗取国家补贴。
还有畜牧局领导涉嫌收受贿赂后渎职。兴宁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赖建华说，在一个案件中，达不到补贴标准的养殖场主人为获得补贴向畜牧局领导行贿，双方谈好了价格，等补贴资金下来后，就按照约定给畜牧局领导送钱。“国家的惠民钱就这样被私人吞食了。”他说。
信息公开要具体到位，外部监管要制衡
目前，梅州“生猪补贴”职务犯罪系列案仍在进一步侦察中。有关人士认为，生猪补贴如此大面积地出现审批的缺陷，亟须细化信息公开，加强外部监管。
事实上，近几年来，广东肇庆、韶关和阳江等地已出现过类似的“生猪补贴”腐败。广东省检察院提供的资料显示，肇庆市宁县畜牧兽医局局长邱谋等人涉嫌玩忽职守造成国家项目资金损失455万元，韶关市多个区县畜牧、发改部门工作人员在生猪补贴审批过程中涉嫌违规审批、以权谋私和权钱交易等。
赖建华说，生猪补贴等惠农项目资金虽也按照规定公示，但往往局限在相关部门官方网站、地方媒体等少数渠道，农民不可能天天上网、盯着这些网站，相关宣传资料也没有做到进村入户，信息公开不到位导致信息不对称，留下了违规操作的空间。
有检察官呼吁，有关部门不能仅仅把相关政策放到官方网站上，而应该把涉
农政策的宣传推进到乡镇的党委和政府，村“两委”乃至村民小组，让广大群众对有多少扶持政策和资金、能给什么人、都给了谁、给了多少等情况都能请清楚楚明明白白。
一、案件概述
2001年至2009年，许宗衡利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市委副书记、深圳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市长的职务便利，为深圳市顺嘉高新建材有限公司、深圳市龙岗区区委原书记余伟良等九个单位或个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承揽工程、职务升迁等方面谋取利益，先后多次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318万余元。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许宗衡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许宗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鉴于许宗衡在案发后主动交代了有关部门尚不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具有坦白情节，认罪态度较好，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对其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二、个人思考
（一）权力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
作为一名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加强党性锻炼，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牢记党的宗旨，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安排，顾全大局，坚决执行区委、区政府的决策和战略部署，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对待党的事业。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各项纪律，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反对奢侈浪费行为，厉行节约，严格财务管理，严格按章办事，精减一切不必要的应酬，大力控制公务接待的支出。在具体工作中，以职责为已任，不借工作之便向基层吃、拿、卡、要，不以权谋私。
廉洁奉公是对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在廉洁自律方面，自觉按照“八荣八耻”和“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时刻做到慎权、慎独、慎言、慎微，始终保持清政廉洁的作风。
以权谋私现象产生的原因首先从思想意识方面看 ,是个人利己主义在作祟。改革开放以后 ,领导干部面临的诱惑和考验增多 ,再加上近年来思想政治工作出现了弱化的趋势使一些人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思想观念、理想道德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于是一些人千方百计从工资之外捞外快、赚好处 ,直至把手中掌握的权力当作是捞取钱财的资本。其次从体制方面看 ,权力结构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现在 ,我们一些地方和单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 ,致使一些领导者的权力不受任何限制 ,随心所欲 ,为所欲为 ,最后滑入腐败的泥潭。再次从制度方面看 ,是民主法制建设滞后、监督不力的结果。民主与法制是治理国家必需的控制性因素 ,任何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近年来 ,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日臻完善 ,但无论法律的数量、执法的状况、公民的民主法律意识 ,都离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 1
要求存在着差距。同时 ,法制建设的滞后 ,又是造成监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凡此种种 ,使有些人较容易地从自我放纵到为所欲为 ,走上腐败堕落道路
（二）权力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近些年来，权利腐败逐渐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且规模、手段不断更新。从过去单一的买官卖官、贪污受贿发展为权钱交易、蚕食社保基金等新的贪污腐败，给人民群众的权益和公共利益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吏治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吏治的腐败又集中体现在买官卖官方面。因为权力腐败的存在不仅破坏了政治领域的公正原则，继而破坏了市场领域的公平原则。
（三）权利腐败的主客体趋向法人化和集团化
公职人员的腐败已经从个人作战向联合结伙作案发展，最后形成区域性的集体腐败，例如，厦门特大集体走私案涉案人员之多，作案活动猖獗，令人震惊，当今权利主体集体腐败的现象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也给这类犯罪的查处带来了新的困难，这类犯罪的隐蔽性和调查审理的阻力也不断加大。腐败群体之间相互包庇保护，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链条。如果不能很好的遏制群体性腐败的蔓延，将危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蓬勃发展
（四）权力腐败的范围扩大程度加深
行政权力本来是人们为获取“公共物品”而设置的，但是当其异化以后，安即在为公众提供“公共物品”的幌子下，大肆为掌握和行使其权力的人提供“私人物品”。掌握和行使权力的人运用权为为他们自己谋取金钱、财物，甚至美色。行政权力的异化，原因在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种腐朽思想，投射在社会价值观上，就逐渐演变成为“有利可图，又为何不图”的投机想法。以这种观念为指导原则，一些不法之徒利用自己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或职位，抓紧哪怕一刻的时机，捞取大量的不义之财，最后受难的还是老百姓
三、讨论总结
法纪是每位公民、每位领导者都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违纪违法者必会受到追究。许宗衡等人对党纪国法明知故犯，明明知道有纪律、有规定、不能做的事情也在干，千方百计摆脱纪律和法规的约束。他们忽视了国家法律的存在，为了个人以及小集团的私利，滥用职权，致国家以及民众的利益于不顾，严重的败坏了社会的风气。他们的行为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他们的行为对党、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都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KN公司成立于1997年,于2001年成功上市,是我国知名的酒店连锁企业之一,其业务范围已经拓展到了运营不同层次的酒店,同时提供餐饮服务。随着旅游业的兴旺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酒店行业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KN公司也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T公司成立于2004年,也是一间酒店企业,业务范围与KN公司基本相同。由于行业发展环境比较良好,最近几年T公司发展迅速,现在已经在全国多个大中城市设立了旅馆以及经济酒店,并向行业内其它酒店企业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KN公司就是T公司的客户之一,每年要向T公司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管理费用。
M公司成立于2007年,是一间客运服务公司,主营业务是向客户提供交通运输服务,拥有自己的车队,不过因为成立时间比较短,与规模较大的客运公司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所以M公司的业务量一直在低位徘徊。从成立开始,公司就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2009年4月KN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表决了并购T公司的星级酒店以及服务业务,收购M公司的优良资产。M公司由于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已经接近破产,公司债务负担非常沉重。但KN公司评估之后,确认M公司的客运业务属于优良资产,之所以经营业绩不理想主要是因为内部管理效率低下。如果收购之后能够改变管理模式、提升管理效率, 那么该项业务能够成为KN公司新的业务增长点,实现理想的经济收益。
基于本文的研究角度,下文的分析中提到的税收成本仅指所得税成本,暂时忽略其他税种成本;而且对比税收成本时,也只是比较存在一定关联性的成本。KN、T、C之间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因此,收购按照25%计算所得税。假定每间公司在并购之后都保持正常经营,而且不会发生任何资产或者股权事项的变动。
二、税务筹划方案
(一)KN公司对T公司的并购2009年底,KN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120000万元,股本总额为240000万元。KN公司主营的酒店业务当中有两项重要资产:资产D估价107000万元;资产E估价153000万元。2009年底,T公司的资产总额为690000万元,公司原始注册资本为600万元,KN公司将收购T公司下设的2间分公司与8间子公司,具体情况见表1。
单位:万元
收购过程中,KN公司需要将资产D与资产E作为置换对象移交给T公司,T公司则将上面这10间公司的股权转移KN公司。资产D与资产E的估价总额为26000万元;通过表1计算出T公司资产估价总计3052998万元,所以KN公司不但要将资产D与资产E置换给T公司,还需要补偿T公司45298万元的价值差额。KN公司采取何种方式补偿价值差额就存在一定的所得税筹划空间,具体选择方案如下:
(1)方案A:KN公司除了置换资产之外,直接支付T公司45298万元现金。细化KN公司对T公司的收购过程,可以分为资产与股权两部分。这两类收购如果达到了税法的相关要求,可以按照不同税率计算纳税金额。因为KN公司是用自有资产D和资产E与T公司进行了资产置换,因此,KN公司的股权支付金额没有达到税法要求的75%,所以也就无法享受优惠税率,只能按照一般的方法计税。
KN公司会收购T公司旗下的分公司1与分公司2,这两间公司的固定资产比率分别是68%与75%,根据常规的税务处理,税基是以其评估价值计算的。固定资产的折旧时长为10年,预计净残值率是5%,如果以4%作为折现率的话,那么折旧情况如表2所示。不难看出,收购这两间分公司之后可以为KN公司抵减掉4332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单位:万元
相应的,T公司也得到了KN公司的资产D与资产E,其中的固定资产比率是81%与75%,根据常规的税务处理,税基是以其评估价值计算的。固定资产的折旧时长为10年, 预计净残值率是5%,如果以4%作为折现率的话,那么折旧情况如表3所示。不难看出,得到资产D与资产E能够为T公司抵减掉16935万元的企业所得税。
单位:万元
总之,方案A中KN、T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总额是:2750062418.75-(4332-16935)=68651.75万元
(2)方案B:KN公司把资产D与资产E独立出去,组建为子公司F,KN公司拥有F公司100%的股权,除了转让股权之外还要支付T公司45298万元估价差额。如图2所示:
KN公司将资产D与资产E独立组建子公司F,但是仍然维持D与E原有的经营模式,KN公司拥有F公司100%的股权。相关法规对这类企业分立业务有明确的规定,KN公司基本上符合要求,最重要的考察指标就是其股权支付额是否达到了交易总价的85%,如果达到了就能够享受税收优惠,F公司也可以根据分立之前的税基确认税项,而且暂时不用申报所得税。由于KN公司拥有F公司100%的股权,所以符合超过交易总价85%的规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KN公司用F公司的全部股权与T公司进行股权置换,其股权总价占到了交易总价的85.2%。按照T公司拥有各子公司的股权情况来看,部分没有超过法规限定的75%的要求, 所以不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如果以T公司为立足点分析的话,T公司收购了KN公司的全资子公司F,其分公司由于不是独立的法人企业,所以不可以作为股权支付计价,这部分支付占到了交易总价的16%,也就是T公司未能达到股权支付超过85%的法规要求,无法享受税收优惠。所以,KN公司还要按照普通纳税操作核算企业所得税,与方案A的计算方式相同,税额是27500万元。
KN公司对T公司1~3子公司的股权交易比例都超过了85%,因此,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这3间子公司也可以按照以前的税基核算税款,暂时可以不申报所得税,这样就可以实现税金的延期缴纳,实际税额为:
也就是说T公司应纳所得税额为26033.75万元。
总之,方案B中KN、T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总额是:27500+ 26033.75-4332=49201.75万元
(3)方案C:KN公司把资产D与资产E独立出去,组建为子公司F,KN公司拥有F公司100%的股权,除了转让股权之外还要支付T公司45298万元估价差额;T公司把分公司1、2独立出来和其它8间子公司的股权组建公司G。KN公司则相当于以F公司以及现金购买T公司对G公司的100%控股权。如图3所示:
方案C与方案B其实有些类似,KN公司的操作都是一样的,不同之处就在于T公司也进行了公司分立处理,进行了股权转换。KN公司购买G公司的过程中,股权交易超过了交易总价的75%;而T公司分立子公司之后进行的交易同样可以看作是股权交易,综合计算,这笔交易的股权支付比例已经超过了交易总价的85%,所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
T公司对分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进行的分立处理,和方案B中KN公司对资产D与资产E进行的操作相同,所以符合税收优惠要求的条件。也就是交易双方的子公司暂时都可以不用申报所得税。KN公司完成上述操作之后,其税基为55623万元。方案C中KN、T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总额是9261万元。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通过表4对比分析这三个方案的所得税成本。不难看出,方案C是并购双方的最佳选择,其产生的所得税最小,并购双方的实际收益最大。
(二)KN公司对M公司的并购KN公司认为M公司当前的客运业务具有很好的市场潜力,因此,收购了包括房产以及车队在内的相关资产,但是并不打算改变这些资产的用途,仍然会保持之前的业务操作模式。KN公司计划凭借自身在业内良好的口碑发展客运运输业务,从而进军旅游业。KN公司可以选择不同的并购模式,或者直接收购M公司资产,或者进行吸收合并。如果KN公司仅仅把M公司旗下的优良资产收购过来,那么收购活动完成之后,M公司就只有申请清算倒闭;如果KN公司将M公司合并过来,如果符合税收优惠政策的要求,M公司就能不缴纳任何所得税,而且也不用马上清算,其所有的税项事务都转由KN公司负责。
单位:万元
KN公司同样可以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现金或者股权都可以。KN公司当前的现金流非常稳定,因此具有现金支付能力;如果选择股权支付的话,就要发行一定数量的新股,这样势必提升非税成本。
(1)方案A:KN公司购买M公司的优良资产,以5300万元现金支付,之后M公司清算倒闭。
KN公司的这种行为是资产收购行为,因为直接用现金支付所有价款,所以M公司需要按照普通纳税要求计征企业所得税,之后进行清算。通过转让固定资产,M公司获得了1300万元收入,之前4年产生了1878万元亏损,所以按照相关规定可以进行利润抵减,不过仍然存在578万元的差额,故此M公司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
KN公司因为收购行为要以5300万元作为税基,评估值为6600万元,预计净残值率是5%,则具体的减税效果为: 1300*0.95*10%*25%*8.1109=250万元。
不难看出,方案A下KN公司M公司都不用缴纳企业所得税,同时KN公司还可以实现250万元的抵减税额。
(2)方案B:KN公司以新发股权换取M公司股东当前拥有的股权,新发股票共计210万股,面值10元,也就是选择了将M公司吸收合并。当前,M公司的净资产估价是2100万元,KN公司以同等价值的股权进行了股权置换,整个过程不需要支付任何现金。
KN公司的这项业务操作实现了股权交易占总价的100%,所以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同时M公司也可以按照原有的税基计算税项,其所有的涉税事项由KN公司全权负责。M公司原有股东也可以不用支付任何所得税。M公司之前年度的亏损自动转入KN公司,亏损抵减额为:2100*4.3% =90.3万元,节税额为:90.3*25%=22.575万元。
不难看出,方案A是更优选择。其实,这与常规的理论结果存在一定差异,通常情况下,应该是方案B更优。之所以出现这种不符合常规的现象,主要是因为M公司的亏损过多,虽然方案B也能实现一定的节税额,但是与方案A的直接节税效果相比就差了很远;另外,因为M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所以即使清算也可以不用缴纳所得税,因此导致了方案B无法显示其优势。
三、案例总结
(一)衡量税务筹划的成本与收益企业在看重税务筹划收益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对筹划成本的核算,自然要在收益大于成本的时候才会实施业务。税务筹划成本有很多种,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进行税务筹划而直接投入的人力成本、咨询费用、调研成本等。间接成本是指可能产生的机会成本与税务风险。 机会成本是企业选择了此方案而放弃彼方案可能造成的收益损失;税务风险则是企业进行税务筹划过程中,可能存在无意识的违反税法要求的操作,导致企业在未来会受到主管税务机构的审查并调整纳税,还有可能遭到警告以及罚款等处罚。衡量成本与收益应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 从而更加全面地对比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结合企业的发展战略与运营规划作出最符合自身条件的选择。
(二)防控税务筹划风险税务筹划风险虽然不会直接影响税务筹划的效果,但是却对企业未来的运营有极大威胁,因此,必须做好相关防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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