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吧（通用7篇）
满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纯朴、勇敢的伟大民族，世代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满族在历史上几度崛起，先后建立起渤海、大金、后金和大清王朝，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和兴旺发达作出了巨大贡献。
满族文化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积淀的，它蕴藏着满族共同的心理感情，表现着满族共同的风尚和志趣。
早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的先世慎人就在这片沃土上用慧心巧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春秋战国、秦汉、辽金、元明清各代，留下了绚丽的历史遗存和淳淳的满族民俗文化，如月映红，处处皆见。
满族源流。满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四千年前满族先人肃慎生息繁衍在白山黑水辽阔地域，先后建立了渤海、金、清王朝，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近现代无数满族同胞为反帝反封建、争取民主自由、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而捐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各兄弟民族一道奉献才智。
生产习俗。满族及其先人，世居白山黑水，以渔猎、饲养、采集为业，兼事农耕。在4000多年前就开始从事驯养和农耕生产，选择培育各种谷物和蔬菜，驯养用于生产、生活的各种畜禽。满族先民们在此间已能加工皮革，制造陶器，制作木器和粮食加工。到渤海时期冶铁、制造铁器技术不断提高，生产、生活工具和兵器普遍应用。并能纺纱布、绸、缝制鞋帽，编织筐篓，造出精美的灵石、兽骨、金银珠宝工艺品。到公元800元前后，出现了酿酒、榨油、造纸、制糖、制粉等手工业作坊。伴随着农耕手工业的发展，商贸交流、交通运输业也不断发展进步，形成了独特的满族交通工具。
生活习俗。满族世居东北地区，气候严寒，其生活习俗呈现出北方民族的地域特点。其服饰多长袍紧裤，喜尚毛皮。名目繁多的各种饰品，独具特色的男女鞋帽。时至今日风靡国内外的旗袍，具有浓郁的满族服饰特点。
满族先人的发式。男子梳辫发，女子梳两把头、旗髻等，发式繁多，风采宜人。
满族先人的饮食风俗，简单而又古朴。除多食猪肉外，山果、野菜、鱼虾、野兽也是他们的经常食物。满族还喜粘食，饮米儿酒。火锅、白肉血肠等膳食，以独特的风韵已被其它民族所喜欢，至今饮誉大江南北。先人们对餐具、酒具、烟具亦十分钟爱，样式繁多，极为考究。
满族居住。多依山作屋，傍水而居，并以口袋房、万字炕、地烟囱、三合院或四合院、照壁墙，成为近代满族房屋的基本样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房室陈设水平也不断提高。
文化习俗。满族及其先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灿烂文化。渤海时期就已开办学校，金代于1119年创制了女真大小字，清代于1559年创制满文。在习武方面也不分贵贱贫富，男女老少都习骑练射，成为“国俗”。
满族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先民们凭着智慧、情趣和想象能力创造了灿若群星的文学艺术作品。“八角鼓”、“子弟书”等曲艺戏剧，“蟒式舞”、“隆庆舞”、“腰铃舞”等歌舞以及书画、雕刻、剪纸、刺绣等极有民族风格和特色，成为中华文化宝库中重要组成部分。满族体育活动有民族特点，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军事活动中逐渐形成独特民族风格的传统体育游戏活动。崇尚习武骑射、角力巧斗、娱乐强身健体等风习长期流传。珍珠球今天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
礼仪习俗。满族的礼仪习俗突出地反映了北方的山林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满族的婚嫁中，仍可看见与鞍马、骑猎相关的古老风俗。随着社会发展变化，婚嫁礼仪也更加热烈隆重，生动反映这一古老民族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的婚嫁风貌。满族人十分重视生育，并严格教育子女，有系子孙绳、睡悠车、睡扁头等独具民族特色的习俗。满族有敬老祝寿的风俗，为老人跳动吉祥舞，吃长寿面，活动隆重、热烈。满族素以重视礼节著称。其日常礼俗是在原始的朴素的礼节仪式上发展与完善起来。可分为想见礼、辞别礼。在满族的生活中，还有本民族特色的节庆习俗，过春节、二月
二、清明节、端午节和颁金节等。
满族的丧葬习俗，古朴粗简。早期有树葬，后多为火葬、土葬。在丧葬仪式中，旗棺、红幡和插佛托等独具特色。
修谱。满族有修谱和祭祖的风俗，将族谱作为宗教血脉文献。通过修谱和祭祖，敦昭穆、光籍典、收宗族，增强族人的血肉感情，维系家庭的团结。本馆展出的族谱可分为谱书、谱单、影像等形式。满族人举行修谱多选为龙虎年，以示企盼子孙成才，光宗耀祖，此俗流传至今。
信仰。满族及其先世，皆曾有信奉萨满教的风俗。萨满祭祀即是从奉各种神灵，崇拜自然神祗、动植物神祗和英雄祖先神祗。分为野神祭、家祭、汉八旗烧香祭等。在古代社会中，萨满教是原始宗教，先民们把祭祀作为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大事。祭祀活动，不仅祭祀对象众多，而且仪式繁杂，有鲜明民族特征。金代以后，佛教、道教也成了满族人信奉的宗教。
满族的建筑
来源：山水旅游黄页 作者：未知 时间：2007-11-9 14:44:27 阅读：148次
“口袋房，万字炕，烟囱出在地面上”。这句俗语形象、集中的反映了满族民居独特的建筑风格。
“口袋房”，又叫“斗室”，因其形如口袋和斗形而得名。一般是3间或5间，坐北朝南，房顶用草苫，周围墙多用土垒成。门大多开在东边，也有的中间开门，称“对面屋”。进门便是伙房，又称外屋，西侧或东西两侧为里屋，即卧室。卧室筑有南、北、西三面构成的火炕，这是满族卧室的最大特点。火炕又称“转圈炕”、“拐子炕”、“蔓字炕”等等，满语叫“土瓦”。一般南、北为在炕，东端接伙房炕灶，西炕是窄炕，下通烟道。按满族习俗，西炕上供着神圣的“窝撒库”棗祖宗板，因此不要说堆积杂物，就连贵客至友也不能坐西炕。南炕温暖、向阳，一般由长辈居住；晚辈则住北炕。火炕既住人又取暖，深得满族群众喜爱。满族入关后，火炕在北方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推广。
满族的窗户分上、下两扇，高丽纸糊在窗户外面，糊之前，把盐水和酥油搅拌成的比较稀的糊状物喷在高丽纸上，这样就可以防止被雨浸湿。“窗户纸糊在外”这也是“东北三大怪”之一。
烟囱，满语称“呼兰”，建在屋侧，高过屋檐数尺，通过孔道与炕相通。除用空心木外，烟囱多用土坯或砖砌成。满族房门多为两层，内为两扇门板，有木制插销，外为单扇花格门，外糊以纸。
满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朵灿烂的奇葩。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 满族是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民族关系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民族, 她在自身发展繁荣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充分展示了这个民族所具有的优秀品质。现如今满族主要分布在东北三省, 其余散居在河北、内蒙、北京、天津、新疆、甘肃等地, 几乎遍及全国, 总人口至今已愈千万, 是我国第二大少数民族。满族的族源可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先秦时代的肃慎, 以及汉至两晋时的挹娄、北魏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北宋至明时的女真, 其统治时间之久远, 统治范围之广大, 统治程度之稳定, 足矣令历史上其他少数民族望尘莫及。满族长期生活在寒冷的地域, 面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现实, 满族人民不倦地探索着生存发展的方式和方法, 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满族文化。满族入关前是以渔猎为主的游牧民族, 立马弯弓, 崇尚骑射, 具有草原民族狂野的风貌, 入关以后满族人凭借自身独具的聪明才智很快便适应了农耕文化, 在保持原有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又充分溶入了汉族文化, 因而成为统治中国长久而稳固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国现阶段能够认识看懂并且会说满语的人真的是寥寥无几, 仅是东北农村个别村庄的少数老人才能做到, 这些老人又多数会说而不会写, 不夸张地说, 这些满族文化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综, 因此说抢救满族文化迫在眉睫。由于满俗满语文化的特殊性, 要想做好满族文化研究, 就要做到多方收集、深入田野调查, 动用一切抢救手段。吉林省是满族人的聚集地, 特别是四平叶赫更是满族发祥地之一。叶赫历史悠久, 是清初开国皇帝皇太极生母孝慈皇后的出生地, 也是清末慈禧太后和隆裕皇后的祖籍地。吉林师范大学就座落于这块充满民族特色与学术氛围的土地上, 在满族文化的研究和抢救上, 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1年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被省社科规划办确立为省哲学社会科学满族文化重点研究基地, 以于鹏翔教授为首的一支集职称结构、学历结构、年龄结构合理的研究队伍, 为满族文化研究开辟了具有划时代的先河创举, 他们提出“以文化抢救为先, 以人才培养为要, 以科学研究为主, 以服务社会为宗”的多维并举的工作方针, 在学科建设上开辟了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满族文化研究方式, 通过征集、抄录、复印、拍照、摄录等方式把濒临灭绝的满语口语和满族民俗物品保存下来, 形成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其中满族谱牒堪称文化瑰宝。“古礼求诸野”, 了解满族民俗或者会说满族语言的人一般年龄都较大, 且居住于十分偏远的山沟里, 山路崎岖, 交通条件差,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腐朽有幸化神奇,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和忘我的工作精神热情, 研究所共抢救录制影音资料2000多GB, 时长达400多小时;征集、抢救了以满族为主的东北民间谱牒1200余部, 东北皮影2箱, 影辞68部280卷, 民俗文物5800余件, 萨满祭祀神词16部, 东北民间契约文书300余件, 整理孤本书近200本;组织申报旗袍制作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项。抢救萨满文化、满族皇家祭祖习俗、民间巫俗、关东大鼓、柞蚕文化、吉林单鼓、满族民间歌曲等濒危文化遗产。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 这些珍贵的文物经过集中、分类、整理、修复, 建成了“六馆五室”和“六个研究基地”。“六馆”为满族民俗馆、满族佟佳氏博物馆、东北谱牒馆、福文化博物馆、八旗谱牒馆、历史文物馆;“五室”为东北满族文物室、叶赫旅游开发展室、谱牒整理实验室、谱牒电化展室、满族资料室;六个研究分支基地包括伊通、叶赫、乌拉街、九台、宁安 (黑龙江) 、本溪 (辽宁) 。其中, 满族民俗馆收藏满族生产生活用具、服饰、萨满祭祀神器和扈伦四部遗址出土的清代民俗文物5000余件, 展品主要有:关于满族及其先民生产生活的渔猎用具, 如弓、箭、马具等;展现农耕习俗的各种生产工具和手工业工具, 如镰刀、二齿钩、三齿叉、墨斗、破篾刀等;反映满族家居生活的满族四合院、筒子房、万字炕的模型;清代具有“国服”地位的宽腰身直筒式的旗袍和旗头等其他有代表性的服饰;既有装饰性又有实用性的满族佩饰, 像搬指、如意、扁方、银钗等;独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满族刺绣, 以花样繁多的枕头顶、幔帐套、荷包为主;丰富多彩的满族饮食, 如苏子叶粘豆包和各类各样的家居日用器物;具有浓郁东北地方特色的狗拉爬犁模型、东北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和关东四大怪———吊悠车、摇蓝、大烟袋、窗户纸等的展示;神秘的满族祭祀法器———萨满神服、神帽、神鼓和腰铃等, 以及威武雄壮的八旗士兵的复原模型, 充分展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的生产生活和衣食住行等不同侧面。八旗谱牒馆是国内外惟一一所收藏、展示满族谱牒资料的专馆, 珍藏以《爱新觉罗宗谱》为代表的皇族谱牒, 以佟、关、索、马、齐、富、那、郎满族八大姓氏为代表的民间谱牒1200余份, 现已成为满族谱牒研究和满族民众寻根问祖的重要资料库。满族佟佳氏博物馆是全国第一所满族家族博物馆, 馆内珍藏满族佟氏家族契约文书、家族文献、家居陈设等文物3000余件, 为研究清代满族家族史提供了珍贵资料。东北谱牒馆自建立以来, 先后从满族的主要聚居地东北三省, 以及相邻的北京、河北等地抢救、收集各类谱牒1200余份 (包括谱单和谱书) , 如清皇室《爱新觉罗氏谱书》、满族名人后裔杨家将《杨氏家谱》、常遇春后裔《常氏家谱》、叶赫东城城主《金台石家谱》等;此外, 还收集抢救了大量与旗人生产、生活习俗、家庭祭祀密切相关的重要物件, 并以图片、文字、幻灯等多种形式, 分类、分区陈列、展示, 力图把八旗族人的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祭祀观念、祖先观念、伦理观念、生活禁忌等以立体、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满族资料室收藏《乾隆朝宫中档》、《明清档案》、《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等珍贵图书资料4万余册。近几年, 研究所于鹏祥教授通过对满族文化的抢救、整理和研究, 编著了《满文形体学原理》一书首次破解满文形体结构密码, 是满文及其所在形族、形系、甚至整个表音文字形体学研究的第一本专著,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 他主编的《满族石姓萨满祭祀神歌比较研究》一书是此领域的拓荒之作, 开辟了满语口语文化抢救与研究的新领域, 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5年该团队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大清史工程项目1项, 合作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 主持省部级项目48项, 获省部级科研奖励7项, 发表论文270余篇, 出版学术专著20余部, 形成了满语文、满族文化、谱牒文化三大系列丛书, 其中《满语句法学》、《满语语言学》、《满语词法学》、《满文形体学》等著作, 形成了语音、词法、句法、形体学的完备体系, 撰写出版第一套满语语言学系列专著, 于鹏祥教授及其团队还承担了吉林乌拉街、四平叶赫等满族旅游区的规划、设计与开发, 与白山、珲春等地合作进行了满族特色文化产品的研发, 推动了地方经济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多年来, 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所始终以“文化抢救、科学研究、服务社会”为理念, 形成了以收藏、展示、研究、服务等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机构, 在东北地方文献的抢救、整理、研究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得到了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目前, 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民俗馆以成为吉林省地方文化对外展示满族文化的重要窗口和平台, 东北谱牒馆已经成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东北谱牒重点研究基地, 以八旗谱牒为主的东北谱牒收藏和整理的中心, 地方家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收藏中心, 地方家族文化和社会生活展示中心, 地方家族历史, 文化研究中心, 地方文化交流、普及、传播基地。相信在“国际有影响、国内有特色、省内属一流”的既定目标指引下, 吉林师范大学满族文化研究定能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 促进民族事业发展, 振兴东北经济注入强劲的文化推力。
一、满族的语言
满语在语言学上属于阿尔泰语系。而今,由于我们当地满汉杂居,年岁大的满族人又所剩无几,所以绝大部分满族人用汉语交流。我的妈妈不识字,只会说些简单的满族话,比如说“仓房”,满语是“哈什”;“棉鞋”,满语是“乌拉”;“吃饭”,满语是“夫大州我”;“狗”,满语是“迷石”等等。现在,由于没有了语言环境,妈妈就连这样简单的满语也不说了,而是用汉语来与我们交流。目前,在我们当地能写出满族文字的人也几乎不存在了,满族的语言文字濒临灭绝的危境。
二、满族的服饰
满族人的服饰主要是一种带大襟的长袍。努尔哈赤在女真人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八旗制,因而满族人都是旗人,所以满族人所穿的带大襟的袍子又叫旗袍。那时候,男的女的都穿旗袍,只是女式旗袍比男式旗袍在领口上、衣襟上、衣裙上以及端缘部分加饰一些花边,显得更漂亮一些。现在在我们当地,男的已经不穿旗袍了,而女的不管是不是满族人,只要觉得自己穿旗袍合体漂亮,就会做一件穿上。尤其是逢喜庆的日子或者是外出办事的时候,旗袍便是首选的衣服了。虽说女式旗袍已延续至今,但是样式和做工与标准的满族旗袍相比却要简单得多。男式旗袍而今已演变成马甲,人们喜欢把马甲穿在小褂的外面,一方面用于前胸后背的保暖,一方面用以衬托自己的高雅。
三、满族的民居
七十年代时,我们这里的住房大都体现了满族住房的特点。满族的传统住房大门都朝南开,居室一般分为三间,即西间、中间、东间。西间的屋称为西上屋,中间称堂屋,东间称东下屋。在西上屋搭设有三面炕,即所谓的“圈炕”,分别朝向南、西、北三面。住在炕上的人也有说法:小辈份的人住在南炕上;西炕一般不住人,还忌讳小辈的人和妇女坐,只有亲戚朋友来了才住在西炕上;辈份大的人住在北炕上。而且炕与炕之间都有一个横杆,叫“满杆”。横杆上挂有一块颜色比较深的布,用来遮挡睡在各炕上的人,叫“满布”。满族的住房,过去一般院内都有一影壁,是供神用的,叫“索伦杆”。在我家里,如果有人站在妈妈身边很碍事,妈妈就会说:“离我远点,别影壁似的。”我想这话就是从“索伦杆”那里得来的。
四、满族的风俗
满族人有一个不吃狗肉的风俗习惯。我的妈妈这么多年来就从来没吃过狗肉。而今,当地年岁小的满族人已经不讲究这些了,汉族人家杀狗,他们也跟着吃起狗肉来。满族人死后出殡是要从房屋的窗户抬出去的,这一点我就亲眼目睹过。我的舅舅去世时就是从窗户抬出去的。即便是在冬天,窗户都已糊好,也要把故去的人从窗户抬出去,而且最好是西窗。在饮食上,当地人至今延续满族的一些传统风味美食,比如酸菜炖猪肉粉条、火锅、白肉血肠等。白肉血肠这一道菜在杀年猪的时候是最常吃的菜,不管是满族还是汉族,餐桌上都常见这一佳肴。现在,满族人许多节日的过法都与汉族人一样,比如春节、二月二、端午节、中秋节等等。只不过在这些节日里掺杂了一些满族的节日习俗。记得我小时候,每年的除夕夜妈妈都要包素馅的饺子,以示一年的“肃静”,而且在饺子里还包几个“硬币”,在接财神的时候就煮饺子吃,谁吃到包有“硬币”的饺子就表示这一年会顺顺利利,有钱花。
在我们当地的居民中满族人占绝大多数。生活在小乌斯力村、卡伦山村、五道沟村的满族人至今还保留着本民族的一些文化风习,他们也影响着身边的汉族人。满汉杂居,促进了相互融合。
一、巴克什群体的产生及其特点
巴克什,亦作榜式、把式、榜什等,其缘于蒙语。《清文鉴》释为“儒”,或为汉语“博士”一词的借音。《清文总汇》释为:前辈贤哲之先生,乃尊称;读书人。清人笔记《听雨丛谈》说:“巴克什„„乃清语文儒谙悉事体之称”1。从上述解释看,巴克什,乃有知识之人,即文人。但有关巴克什的具体情况,史籍中未见明确记载,仅见“巴克什”一词在《满文老档》中曾频繁出现。如:乙卯年(1615)十一月,“为记录仓库粮食的出入分配,任命了十六名大人和八个巴克什”2。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下令在八旗中设立学校,选出八位巴克什分别为各旗师傅,他在下达的指令中说:“钟堆、博布黑、萨哈连、吴巴泰、雅兴噶、阔贝、扎海、洪岱,选为这八旗的师傅的八巴克什。对在你们之下的徒弟和入学的儿童们,能认真地教书,使之通文理,这就是功”3。七年二月,他派“备御三人、巴克什四人随方吉纳去清查新来的户、人口、男人的数”4。八年四月,努尔哈赤谕:“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5。同年五月,努尔哈赤又命巴克什把他赏赐的档子分写成八部,给每旗一部,他说:“要把一部档子写成八部。革职时,八部档子一齐注革。登记官职时,八部档子同时登记。如果那样,你们巴克什是好的”6。可见太祖时,巴克什并非官名,而是对文职人员的通呼。这些人读书识字,能写会算,充斥于后金政权各个机构中,例如,负责管理帐目、记录档册、教授儿童等事宜。巴克什地位不高,天命八年(1623)正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下达指示:“„„受命工作的巴克什、工匠、台的的哨探、养猪的人、„„这些人仅限自身免于纳粮”7。努尔哈赤把巴克什与工匠、哨探、养猪人等相提并论,可见其地位不过是后金的最下层小吏,只有当他们建功立业时才能晋升官阶。
此外,“巴克什”还是一种赐号。天命时,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实行绥抚政策,满族(女真)中一些兼通满、蒙、汉语之臣,频频出使,传宣汗谕,招纳降服,被赐号“巴克什”,如武臣赐号“巴图鲁”,乃属荣誉称号。据不完全统计,太祖、太宗时,赐号“巴克什”:有额尔德尼
8、达海
9、武纳格
10、额克星额
11、希福
12、库尔缠
13、库拜
14、硕色
15、尼堪
16、达雅齐塔布囊
17、龙什18。
天聪五年(1631)七月,皇太极设六部并谕令:“文臣称巴克什者,俱停止,称为笔帖式,如本赐名巴克什者,仍其名”19。
显然,天聪五年之前,巴克什具有两种含义,一是对一般文臣的称呼。二是作为荣誉称号,赏赐给有突出贡献之文人。无论一般文臣还是赐号巴克什,他们都是在后金政权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共同构成了满族形成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只不过他们所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一般文职人员,由于职级低下,故史不见经传,但不能否认,他们承担着后金(清)政权各部门中繁杂具体的文职工作,是职能部门正常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赐号巴克什,因其担当的职责重要,其业绩和作用突出,所以受到重视,尤其是达海、额尔德尼、希福、库尔缠、硕色等人对后金(清)时期的文化及政治有过重要建树,成为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
赐号巴克什具有共同特点。除政治上可靠外,都兼通满、蒙、汉语,是后金(清)在处理与蒙古、朝鲜、明朝诸多事务中亟需的人才。如: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20。希福也“世居都英额,再迁哈达。太祖高皇帝既灭哈达,希福从其兄硕色率所属来归。以通满、汉、蒙古文字,召直文馆。屡奉使诸蒙古部,赐号‘巴克什’”21。达海“先世居觉尔察,太祖时来归。„„达海幼慧,九岁即通满、汉文义。弱冠,太祖召直左右,与明通使命,若蒙古、朝鲜聘问往还,皆使属草;„„天聪五年七月,赐号‘巴克什’”22。
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大多是海西女真人。历史上,海西女真与蒙古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16世纪中期,居住在呼兰河、汤旺河流域的海西女真人分别迁到乌拉、辉发、叶赫、哈达河畔,他们与当地金代女真人后裔,以及蒙古土默特姓人杂居共处,分别形成乌拉、辉发、叶赫、哈达四部。其中叶赫部,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其始祖为蒙古人,本为土默特氏,14世纪中期灭掉原居住扈伦地区的纳喇部,占据其地,遂改为纳喇氏,并受当地纳喇氏女真人风俗的熏陶,使用女真语。16世纪后期,哈达部沿哈达河(今辽宁省西丰县小清河)一带居住,南与辽东地区汉族相邻,西与蒙古科尔沁部接壤,在日常交往中,哈达部女真人逐渐学会使用汉语和蒙古语。前文中提到的都英额地方,据《盛京通志》载:都英额在兴京(辽宁新宾永陵)东北一百五十里、开原东南二百一十里。据此,可知都英额应属哈达部。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原因,一些海西女真人兼通满、蒙、汉三种语言。太祖时,赐号“巴克什”,除女真人(满族)外,还有蒙古族人,如武纳格,“姓博尔济吉特氏,其先居叶赫,后隶蒙古正白旗。太祖高皇帝创业兴京,诸蒙古向化,武纳格率七十二人来归。有勇略,通蒙古文及汉文,赐‘巴克什’号”23。
赐号“巴克什”在天命年间居多,以后渐少。根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在顺治五年(1649),原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以赞理机务忠勤懋着,授三等男,赐‘巴克什’号”24。以后则未见。
巴克什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明代东北地区女真人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为父祖复仇,随后兼并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攻占辽东,定都沈阳。在几十年征战中,努尔哈赤意识到,武将们驰骋疆场,南征北战,同时,儒臣也必不可少。他需要他们参与谋划、记录档册和史事、发布政令、军令及公文、开展
教育,培养人才。特别是后金政权建立后,处于三大敌对势力包围之中:南有明朝,东有朝鲜,西有蒙古。后金为剪除进攻明朝的后顾之忧,先后征服了漠南蒙古和朝鲜。在与蒙古及朝鲜的频繁交往中,后金政权亟需一批兼通满、蒙、汉语的儒臣。当时努尔哈赤身边不乏汉儒生,如龚正陆、宁完我、范文程等。但努尔哈赤不信任汉人,尤其到了晚年,其仇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理日益加重,认为“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25,于是,一批满族文人受到努尔哈赤的提拔和重用。
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巴克什应运而生。他们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是满族文化的先驱。他们不负众望,用其知识和智慧在清开国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二、巴克什的历史功绩
后金时期,凡缮写对明朝、蒙古、朝鲜文书,奉使周边地区和邻国,登记档册,收纳章奏以及联络汗与诸贝勒事务等文职工作,均由巴克什负责。除上述日常工作之外,赐号“巴克什”更承担了艰巨而重要的任务,对满族文化的崛起及后金政权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满族文化的先驱。努尔哈赤兴起前,东北各部女真人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文化落后,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典籍。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事业的发展,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对文化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展民族文化首先要解决语言文字问题,其“时满洲未有文字,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26。操女真语而书蒙古字,这种语言和文字的矛盾给努尔哈赤内政外交带来诸多不便,也是发展民族文化不可逾越的巨大障碍。
女真人原有文字即女真字,它始创于金朝初年,有女真大字和小字两种。随着金亡元兴,在女真地区,先是蒙古文和女真文并行,尔后女真文衰落,至明朝中期已渐失传,临近蒙古地区的女真人改用蒙古文。努尔哈赤兴起后,对内,向女真人发布军令、政令、记注政事使用蒙古文;对外,与明朝、朝鲜的文移往来也使用蒙古文。创制与自己母语相和谐的文字迫在眉睫。于是,努尔哈赤于已亥年(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齐噶盖仿蒙古文创制文字,于是,一种新文字—满文诞生了。初创满文没有圈点,故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老满文在女真地区推行33年,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初创,缺乏经验,老满文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天聪六年(1632)三月,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改进老满文,指示:“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犹易通晓,若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27。达海受命对老满文“酌加圈点,分别语气。又以国书(满文)与汉字对音未全者,于十二字头正字之外,增添外字。犹有不能尽叶者,则以两字连写切成,其切音较汉字更为精当。由是,国书之用益备”28。改制后的满文称为“新满文”,或“有圈点满文”。巴克什额尔德尼、扎尔固齐噶盖及巴克什达海用智慧和心血创制和完善了满文,达海尤其“以增定国书,满洲群推为圣人”29。达海是太宗时文馆领袖,改进满文后不久病逝,年仅38岁。这位“圣人”死殓时“求靴无完者”,找一双完好的靴子都没有!其一生可谓勤敏清廉。
满文自创制之日起,即在女真地区广泛推广使用。巴克什又承担起传授满文的责任。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一日,努尔哈赤指示:作为八旗师傅的八位巴克什,无须涉足他事,专心教习子弟,使之通晓书文便是功30。满文的推广和学习很快取得了成效,《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七月十九日条载,“每牛录各派十人写档子”31。若按照《满文老档》天命六年(1621)二月记载的230个牛录计算32,八旗应有2300人写档子。可见,从已亥年(1599)创制满文,到天命六年(1621)仅20年时间里,已有相当一部分女真人掌握了老满文。至太宗时,更以行政手段强化满文的使用,使满文功效得以充分发挥。太宗命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用满文记注政事,撰写诏令、庆贺表文及其它文移等。设立八旗学校,令八旗子弟学习满文。
满文的创制与颁行,促进了满族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对一个民族而言,没有文字,就不可能形成本民族文化,更不可能推动文化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留在原始的口碑阶段。所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等人创制满文为满族文化兴起和发展开拓了道路。满文之创制解决了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文字障碍问题,推动了满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巴克什用满文译书、记录政事、编写历史,又是满族文化崛起和发展的突出标志之一。至天聪六年(1632),达海等人已译成的汉文典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天聪十年已完成的《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奇实录》,应是满族文化史上第一部史学的开山之作。尽管有汉儒臣参与编修,却是以满洲巴克什希福、笔贴式刚林等人为主,以巴克什额尔德尼、达海、库尔缠所修《老满文档册》为蓝本,用满汉文写成,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这时期,用满文记事的档子、各种文件,汇编成后来的《满文老档》,记述了自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至清崇德元年(1636),共30年间,太祖、太宗两代人艰难创业的历史。它是满文化的重要遗存,是我们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珍贵史料。
巴克什创制满文、传授满文、翻译典籍、记述历史,实具开创满族文化新纪元的意义,开满文化发展之先河,成为满文化之先驱。
满汉文化交流的使者。巴克什兼通满、蒙、汉语,与汉人交往频繁,翻译汉文典籍,为满汉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贡献。太祖时期,巴克什职司尚未明确划定,只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分工:达海负责翻译汉文典籍、缮写对明朝及朝鲜方面的文书,办理交涉。额尔德尼、库尔缠等记注国家军政大事。
太宗即位后更定官制,天聪三年(1629)四月,设文馆,分定文臣职司:“儒臣分为两直,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33。太宗置文馆,其主要目的有二:一是通过翻译汉文典籍,借鉴汉族的政治、军事经验。二是记注本朝政事,总结执政之得失。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等人已译成《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正在翻译的有《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大乘经》。
巴克什翻译汉文典籍为在满族社会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首先。清(后金)统治者从汉文典籍中吸取统治经验。皇太极执政时,一面力图维护满族传统文化,一面倡导汉文化,仿明制建政;崇儒家而求思想划一,接受并宣扬“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思想;按儒家的伦理道德变易满族的陋规恶俗。其次,汉文典籍也是满族人学习文化的教材,这使得汉文化在满族社会得以广泛传播并产生影响。如忠孝节义观念在满族人思想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喜欢《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视其为神加以崇拜,广建关帝庙。同时,一部《三国演义》也成了满族人的军事教科书,从中汲取军事营养,指导战争。清初,巴克什译汉文典籍,其意义之重大,正如《清太宗实录》中所说:“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34。
通使蒙古、朝鲜。太祖太宗时期,巴克什除在文化上做出突出贡献外,还充当了联络漠南蒙古诸部及朝鲜的使者,他们主要是额尔德尼、硕色、希福、索尼、库尔缠、达海等。后金兴起后,位于后金右翼的漠南蒙古林丹汗等,与明朝缔结了共同抵御后金的盟约,只有征服漠南蒙古,才能解除后金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决意征服漠南蒙古。此时一批长于蒙语之人来归,自然受到器重,他们奉命出使蒙古诸部,传递书信、宣布汗谕,绥服蒙古王公贝勒,与他们谈判,和他们盟誓,成为后金实行对蒙古诸部政策的得力人物。如天命初年,经过对漠南蒙古喀尔喀五部的笼络、瓦解、联姻、军事等手段,终于使其在政策上发生重大变化:由联合明朝抵御后金,转变为联合后金(清)对抗明朝。天命四年(1619)十一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额尔德尼、库尔缠、希福和大臣绰护尔、雅希禅五人携带书信和誓词与之会盟。双方在冈干塞忒勒黑处,杀白马、黑牛,烧誓词,对天盟誓:“合谋并力,与明修怨”,违背盟誓者“溅血、蒙土、暴骨以死”35。
皇太极即位之初,形势严峻,明军坚守辽西走廊一线,固若金汤,能否彻底解决漠南蒙古,就成为打开局面的关键。巴克什们为绥服蒙古,奔走于长城内外。天聪二年(1628)九月,皇太极率军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命希福前往科尔沁部征调军队。然而科尔沁诸贝勒俱不奉召,土谢图额附奥巴虽率兵启程,却擅自掳掠,未遵约与后金军会合。希福返回向皇太极汇报,皇太极大怒,复令希福率壮士8人前去邀奥巴,而奥巴率所部侵掠察哈尔边境,掠毕即回,又不来会36。十二月,皇太极派巴克什索尼等携带他的信赴科尔沁谴责奥巴。索尼至科尔沁,秉承皇太极旨意行事,待奥巴表示服罪并欲亲往沈阳,袒肉以谢时,索尼等随机应变,对奥巴温言抚慰说:“汝果引咎往朝,即弗获免罪,以远来故,当必悯怜,加以礼貌”37。翌年正月,奥巴至沈阳谢罪,皇太极又令希福、库尔缠重申原信中责问之意,奥巴“俱服罪”,自请处分38。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未发生违约之事。科尔沁诸贝勒的驯服之难,从上述曲折,可概见一斑。同时,也可见巴克什们在通使蒙古的途中不辱使命,奔走劳碌的身影。在蒙古衙门建立以前,文馆中的部分巴克什独自承担出使蒙古,具体执行最高统治者对蒙古政策的各项任务。其后,他们仍以娴于蒙语和丰富的经验会同蒙古衙门(后改称理藩院)、都察院的官员同赴蒙古处理重大问题。崇德元年(1636)十月,内弘文院大学士巴克什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巴克什尼堪,会同都察院承政阿什达尔汉等前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等地,清查户口,编制牛录,同蒙古王公一起审理罪犯,颁布法律,禁止奸盗39。
经过太祖、太宗两代人的经营,漠南蒙古各部列为清之外藩,完成了从北方对明朝的包围。满洲巴克什们为此殚心竭力、出生入死,做了大量繁剧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朝鲜是中国近邻,与明朝友好。在明清(后金)斗争中,朝鲜坚定不移地站在明朝一边。万历四十七年(天命三年,1619),在萨尔浒战役中,朝鲜派兵协同明军进攻后金,结果明朝惨败,全部朝鲜援军包括都元帅姜弘立等将官投降后金。太祖、太宗十分清楚朝鲜是后金(清)征明的又一后顾之忧。太祖曾多次派使者投书,希望以政治手段改变两者间的关系。至太宗,先后两次伐朝鲜,分别与之订“兄弟之盟”、“君臣之盟”,彻底征服了朝鲜。在后金(清)与朝鲜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巴克什们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沈阳状启》是朝鲜王世子一行做为清朝的人质,在滞留沈阳期间,由随行的侍讲院宰臣、讲官等向本国承政院呈递的情报的誊录。在崇德二年(1637)到顺治元年(1644)的“状启”中,皮牌(希福)、匿汉(尼堪)、加利(刚林)、卢时(罗硕)等巴克什及汉大学士范文程的名字频繁出现。他们到世子馆所或传宣意旨或办理交涉事宜,承担起清对朝鲜的外交事务40。他们忠实地履行职责,为巩固中朝和平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在军事上的功绩。巴克什不仅是儒臣,又是武将。他们文武兼备,因文才受到重视,也积极参加后金(清)的军事实践活动,屡立战功,因武功得到提拔。天命八年(1623)四月,(管)粮的巴克什库里、纳泰、达扬阿、罗济由千总升为备御41;天命十年(1625),武纳格因“勤勉治政,能管辖兵”而升为三等总兵官42;库尔缠和尼堪因“能完成任务,不违背指示”而为备御43;额克星额则提拔为副将44。太宗时期一些巴克什更是身居要职。巴克什在军事活动中,一是随军出征,利用他们兼通多种语言的特长,做沟通交流、安抚招降等工作。以达海为例:天聪四年(1630)正月,他随军征明,至沙河驿,以汉语谕降其众;至永平(今河北卢龙),乘夜攻其城,克之,太宗命达海执黄旗登城,谕官军百姓薙发来降;时贝勒阿巴泰等率明朝投诚副将孟乔芳等自永平入见,达海承旨慰劳之;先是,三屯营、汉儿庄俱已归顺,既而明兵袭三屯营,太宗虑汉儿庄降人复叛,令达海与启心郎穆成格等率兵前往侦查,仍以汉语谕之,遂抚定汉儿庄45。二是巴克什带兵作战,又是战场上的悍将与勇士。天命七年(1622)二月初八日,额尔德尼和达海迫使戚家堡投降,带来400人,牛马70头、驴40头46。三月二十二,额克星额出征镇江(今辽宁省丹东市附近),俘虏了700人47。天聪七年(1633),武纳格同贝勒阿巴泰等攻山海关,俘获人、马、牛以归,明军追击,武纳格力战却之。事后太宗对诸贝勒大臣称赞说:“武纳格所在建功,今又为殿败敌。人臣为国,当如是也。”48库尔缠、尼堪等人还跟随太宗和诸贝勒出兵朝鲜。崇德二年(1637)正月,清军克朝鲜国都,尼堪和参领吉思哈等奉旨率部分清军退出朝鲜,途中有朝鲜兵于吉木海列营抗拒,尼堪率师进击,大破之,斩其平壤巡抚49。
清朝以武功定天下,这其中也有巴克什的一份功劳。
巴克什们由于忠诚和杰出的贡献,受到太祖、太宗的重用和信任,君臣之间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太祖时,巴克什额克星额官至副将,他在立誓中说:“我父在(我)年幼时抛弃离去。汗爱养了。如果不勤勉汗委任的公正的事务,邪恶地管辖禁令,在汗知道前,天先知道,将身死。”50额克星额的誓言表达了他对太祖的感激之情和对汗的忠诚之心。天聪六年(1632)达海病逝,其病危时,太宗对侍臣垂泪说:“朕以达海偶尔疾病,犹冀其痊愈。今闻病笃,深轸朕怀。”51太宗时,巴克什尼堪官至理藩院承政,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三、巴克什的消亡
巴克什是在清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创建后金政权的历程中,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至清入关前,尤其是后金时期,巴克什们独当一面,承担起全部文职工作。他们撰制满文、翻译汉文典籍、记注政事、编写历史,对传播汉文化,促进满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同时又能披甲执锐,或单枪匹马或带领属员出使蒙古、朝鲜,传宣圣谕,招抚降众,责任重大而繁难,甚至是出生入死。这一时期舞台上的巴克什,亦文亦武,显尽英雄本色。然而,随着清(后金)政权的蓬勃发展,到天聪末年,在政治或军事舞台上巴克什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作为第一个满族文人群体—巴克什销声匿迹了。这是为什么?迄今,这个问题被忽略,没有人作出回答。应当指出,巴克什的消亡同其出现一样,是满族文化初创时期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试作如下论证。
剖析巴克什消亡的原因,概括地说,主要有内在与外在两个方面的因素。
其内在原因,是巴克什自身文化底蕴不足,不能适应满族文化发展的需要。巴克什是满族早期文化的代表。他们及其先人世代生活在东北广袤的平原和崇山峻岭之间,以渔猎经济为主,后过渡到农业,比之汉人,仍欠发达。民族习性,善骑射,尚勇武,但文化落后。在满族形成前,散居东北各地的女真人没有文字,没有教育,更无文化典籍,有的只是口碑传承文化。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巴克什,其自身文化水准自然不会高。在文献中多记赐号巴克什“兼通满蒙汉文字”,所谓“兼通”不如说“兼懂”更准确些。巴克什懂汉文,对汉文化有所接触,但了解不深。巴克什中应以达海的汉文化水平最高。在朝鲜人李民寏着《栅中日录》中,把大海(达海)注为“华人”52。李民寏误认达海是汉人,可见达海汉语水平很高。而有些巴克什汉文水平则很差。天聪六年(1632)九月,内三院汉儒臣王文奎在《条陈时宜奏》中称:“自大海弃世,龙识革职以来,五榜什(巴克什)不通汉字”53。可见巴克什总体文化素质不高。太祖时期,后金政权是满族的单一政权,这一政权的文化含量很低,努尔哈赤诸子及众将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唯有皇太极“仅识字”54。在这样一个重武轻文的民族里,兼通满蒙汉语的巴克什为数很少,也算是难能可贵了。他们应运而生,承担起后金政权的全部文职工作,辉煌一时,对后金政权的建设尤其是满文化的崛起做出了重大贡献。至太宗时,社会形势巨变。清政权已由后金时单一的满族政权改建成满蒙汉联合政体,整个东北地区以及内外蒙古“远迩诸国,在在臣服”55。此时,太宗皇太极需要的是,能为他建立封建国家政体和入关夺取全国政权献计献策的人才,并且是大量的优秀人才。而巴克什由于自身文化水平低,不具备谋划军国大政的素质,其人数又少,所以,无论是巴克什的数量和质量,都已经不能满足皇太极的需求,而逐渐被汉儒臣所取代,致使巴克什在舞台上的身影日渐减少,至清入关后,则基本消失。唯有顺治五年(1649),大学士刚林被赐以“巴克什”号56。刚林之后,巴克什遂告绝迹。自身文化水平低下,终被汉儒臣和新型满文化代表所取代是巴克什消亡的根本原因。
其外在原因是,后金(清)政权的文化内涵发生重大变化及大量汉族儒臣加入后金(清)政权。太祖时,后金是满族的单一政权,文化也是由女真向满族过渡的单一的粗俗文化,巴克什正是这种文化的代表,此时,历史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广阔空间。太宗即位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变单一的满族政权为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他一改其父努尔哈赤排斥甚至敌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政策57,广泛吸纳大批汉官、汉将及其知识分子加入清政权。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明朝的士大夫与儒生即知识分子纷纷弃明归清。特别是在明清(后金)战争中,更有一批又一批汉官汉将自愿投诚投降,有的被俘而后降。太宗一律接纳,授予官职,给以特殊待遇。如,天聪五年(1631),后金攻取了大凌河城(今辽宁锦县),收降汉官达150余人58。七年,明将孔有德、耿仲明率一万余人、各级将官100余人,航海归降59;第二年,又有明将尚可喜率领近万人归附后金60。崇德六年—七年(1641——1642),明清于松山、锦州一带展开战略决战,攻取了塔山4城,前后有数百名汉官汉将降清61。清入关前,加入清政权的汉官及知识分子以千计,而其降清(后金)的士卒则以万计、数万计;从战争中及从关内掠来的与投降的汉人(其中也有儒士),则以十万、数十万计!凡降清(后金)者,太宗皆量才录用,原在明朝有职务的,一律按原官原职甚至超过原级别授予新职务。其中,有不少是高级人才、高职务的汉官,被选拔到中央机构,进入统治集团,直接参与国家军政决策。如天聪十年(1636)三月,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范文程、宁完我、马光远、高鸿中、鲍承先、王文奎、高士俊、李栖凤等一批汉官、儒臣被选入内三院任职,成为统治集团的成员62。他们以深厚的儒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干而受到太宗的宠信,充当了他的心腹和可靠的谋臣。汉官儒臣大批加入清政权,产生了两个重大的历史后果:其一,从民族成份上说,打破了满族贵族一统天下的政治格局,促使清(后金)政权的体制发生重大变化;其二,从思想与文化的意义上说,又打破了满族巴克什(后改称笔贴式)在清(后金)政权中的主导地位。汉官们既是官员,又是熟读经书,具有高深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至于没有任官职的儒生,亦出身于知识阶层,称读书人,具备相当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清政权,同时改变了该政权的文化构成成份,把汉文化带进政权内部,并进入满族社会。当后金政权进据辽沈地区即辽东地区,置身于广大汉人的生活环境,亦推动汉文化逐渐起到主导作用。于是,满族文化与汉文化开始融合,形成满族文化的“汉化”趋势,这在满族社会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上自满族王公贵族,下至满族平民,普遍讲汉语,仿效明朝服饰,喜穿汉人服装,而满语、满族服饰渐被本族人轻视。就连巴克什达海、库尔缠这样着名的满文化的代表人物,也一心向往汉文化,甚至屡次劝太宗改变满族衣冠,效法汉人服饰。可见满文化“汉化”已成一种时尚,表明其发展趋向大有不可逆转之势。这一文化现象,生动地证明汉文化不仅在清政权内部,也在满族社会生活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文化的主导地位。
做为最高统治者,太宗比其父努尔哈赤更向往汉文化。他深知汉文化博大精深,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欲建立对汉人的巩固统治,特别是将来入主中原,一统天下,必须依赖汉族地主阶级与士大夫阶层及其汉文化,否则,就难以立足。因此,他确立了“以汉治汉”的战略思想,如上已指出,他大量招收汉官儒臣,壮大其政治实力;同时,他倡导汉文化,令达海等翻译汉文典籍,颁行国中,做为治国的准则和学习文化的教科书,仿明制建政,举行科举考试,录取成绩合格的满、蒙、汉生员;接受儒家重本抑末的思想,以农为本,发展农业经济。他还用汉族的传统文化,倡导移风易俗,改革满族的陋习恶俗等等。太宗的这些主张和政策及具体措施,大大加快了满族的“汉化”进程,也推进了满文化的改造,将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当汉文化有取代满文化之势时,太宗又极力维护满族的民族传统文化。他命达海改制满文,不遗余力地推行满语的实际应用。天聪八年(1634)四月,他下令:“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按他的说法,如“一等总兵官为一等昂邦章京、二等总兵官为二等昂邦章京”等等,他要求今后“毋得仍袭汉语旧名,俱照我国新定者称之。若不遵新定之名,仍称汉字旧名者,是不奉国法,恣行悖乱者也,察出决不轻恕”63。他又特别强调民族服饰、骑射亦不得废,亦不能更改。他力图维护本民族的独立性,不致被汉族同化,同时,又倡导汉文化,将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各自发挥其作用。他的主导思想,是在保持民族传统文化的前提下,适当吸收汉文化,用以促进本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主观意图如此,但事物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制定并实施上述各项民族政策与文化政策,从形式上看,确是维护并保持满族文化的诸多特色,而其内涵却包容了汉文化的内容。汉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强大的穿透力,向满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显示出她的影响无处不在。
太宗时期,是满汉文化合流,满文化渐趋“汉化”的时期。巴克什在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中,仍有发挥其作用的空间。然而,涌入清政权的大批汉官儒臣已经取代了他们的部分职责,如起草国书、皇帝谕旨、诏令等,已改由汉官负责,尤其是对明的具体政策、策略,以及相关的文移往来,非汉官莫属。至太宗后期,巴克什不再占主导地位,已显示出让位汉儒臣的明显趋势。清军入关后,满族文化转型,确立了以儒家为指归的统治思想。在转型的大潮中,满族文化早期的代表—巴克什终被历史淘汰了,取而代之的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新一代满族文化人。
参考文献: 1(清)福格《听雨丛谈》卷8,页181,中华书局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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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清史稿·达海传》卷228,页9256。23《满汉名臣传》卷2,页20。24《满汉名臣传》卷1,页17。25《清太宗实录》卷5,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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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42。3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24,第二分册,页7—8。33《清太宗实录》卷5,页11—12。3451《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
35《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6,页33—3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12,页15。36《清太宗实录》卷4,页20—21。37《清太宗实录》卷4,页31。38《清太宗实录》卷5,页2。
39《满汉名臣传》卷3,页53、69。40《沈阳状启》,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
42《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153。4450《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9,第三分册,页228。45《满汉名臣传》卷3,页57。
46《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36,第二分册,页114。47《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第二分册,页139。48《清史稿·武纳格传》卷230,页9305。49《满汉名臣传》卷5,页125。
52《栅中日录校译》页27,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53《天聪朝臣工奏议》页22,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54《建州闻见录校译》页44,辽宁大学历史系编印。55《清太宗实录》卷61,页30。56《满汉名臣传》卷1,页17。
57《清太宗实录》卷1,页10;卷22,页22。58《清太宗实录》卷17,页29—30。59《清太宗实录》卷14,页16—17。
语言文化交流吧
打造涉外首家语言文化交流平台
目标：
充分利用涉外优秀外教资源，为学生打造一个提升口语，了解异域文化的场所。
为外教及国外友人提供一个休闲休息的场所，营造文化氛围。
为老师及学生提供一个读书交流的平台，拉近学生与老师的距离。
背景：
伴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化的进程加快，会一门外语尤其是会多门外语的人才，成为众多企业所争抢的对象。因此，提高英语水平，不仅是学校老师，更是我们学生所迫切需要的。同样，学校也是紧跟国际化步伐，积极向国际化靠拢，先后在外国语学院以及国际学院聘请英语及西班牙语外教，让学生能更加全面的了解自己多学的语言，激发学习兴趣。但问题是，外教与学生的交流仅仅是上课的时间，而每节课能够练习口语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西班牙语中心有一些是德法混血，旅法留学的西班牙籍外教，他们往往精通多国语言,但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使得他们掌握德语法语的技能并没有合理的得到利用。如何更好的利用学校的优势资源，为外教与学生建立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 内容：
创建“语言文化交流吧”，集中整合学校外教资源。周一至周五晚上均有活动。周三与英语俱乐部合作，举办英语角活动，作为最主要的活动，我们将会邀请英语外教即西班牙外教共同参与，成为一个学生定期提高英语口语的机会。周二与西班牙语中心联合举办西班牙语角，让二外学习西班牙语，及西班牙语爱好者有一个更加全面了解西班牙语的机会。周四联合日语社举办日语角，让众多日语爱好者齐聚一堂，畅聊日语及日本文化。周五举办韩语角，在这个平台让更多人了解韩语了解韩国思密达。周一读书会，我们会提供时下最新的以及图书馆没有及时更新的图书，供大家阅读学习与交流。
亮点：
1、低成本运营，学校免租一年，让我们可以不用在成本上投入大量资本。
2、低成本高效宣传，“语言文化交流吧”是一个服务学生学习语言的场所，是一个让学生练习口语的平台，只需老师与学生相互告知，那些希望提高口语的同学便会慕名而来。
3、大量潜在客户，涉外内街二楼是一个人流量少，但潜在人群巨大的商场。由于位置方便，只要有一定的知名度，那些想学习语言的学生便会络绎不绝。
4、物美价廉，由于成本很低，我们的饮品完全可以做出比同行业低的价格，借此来吸引更大的人群。
5、合作化经营，提高产品质量，目前已经与北京大喜事咖啡合作，只需缴纳一定费用，便可得到他们的全套设备，技术指导与培训，力求做出好喝的咖啡与果汁。
财务：
初期投入成本如下，主要由三名合伙人共同出资
前期投入费用金额备注
墙面装修费用3,000对门面内部刷漆，贴墙纸等
固定资本10,000咖啡机，果汁机以及座椅板凳
各种资格证明、证书1,000卫生许可证、工商相关证书
其他费用6,000人员培训、工资等
其他不确定支出2,000
合计22,000
为此, 笔者将个人多年来对于满族祭祀舞蹈的文化研究整理成文, 以作引玉之砖。
具体而言, 满族祭祀舞蹈的文化, 可以分解为以下四大层面予以解读——
一、满族祭祀舞蹈的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也是一个民族各种艺术的生命与灵魂。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任何艺术, 无不首先以民族文化为智力支撑与动力之源。对此, 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家、艺术家, 早就有十分清醒的认知。俄国19世纪作家赫尔岑明确指出:“诗人和艺术家们在他们的真正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不问他们创作了什么, 不管在他的作品中目的和思想是什么, 不管他有意无意, 他总得表现出民族性的一些自然因素。总是把它们表现得比民族的历史本身还要深刻, 还要明朗。” (1) 我国现代文学巨将鲁迅也明确指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 有地方色彩的, 到容易成为世界的, 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 即与中国之活动有利。” (2) 鲁迅所说的“地方色彩”, 也就是“民族色彩”, 因为地方文化是民族文化集合体中最基本的构成部分, 地方文化特色愈浓郁, 民族文化特色就愈鲜明。
满族祭祀舞蹈是典型的满族舞蹈, 民族文化是其基因和支撑。这种民族祭祀舞蹈, 原是满族祭祀天神时所跳的满族舞。
满族向来信天、敬天、祭天, 把天神视作万物的主宰。除了敬天神以外, 满族还敬神树, 因此祭祀神树的舞蹈《野人舞》便同样充满满族民族特色。该舞为表现古代久居深山的满族先民巴拉人爱情婚俗的大型集体舞蹈, 已由祭祀舞向民间舞普及。全舞共分“开门红”、“满堂红”、“二鼓点”、“整阵容”、“喜火乐”五段, 以“举天抓地”、“捧乳”等舞蹈语汇和披发、豹皮裙、柳叶裙等野人服饰, 展现了氏族社会人们爱情生活的野风野味, 其民族文化特色, 十分鲜明。
二、满族祭祀舞蹈的宗教文化
萨满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满族”一词系通古斯语的音译, 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 后成为萨满教巫师的通称。
满族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赫哲族、达斡尔族的民族宗教。
满族形成于原始社会后期, 带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特点。相信万物有灵和神灵不死, 认为世界为“三界”:上界为“天堂”, 诸神所居;中界为地面, 人类所居;下界为“地狱”, 鬼魔和祖先神所居。有全氏族参加的宗教仪式和宗教节日。满族为可以通神的氏族萨满神的代理人与化身。
因此, 满族祭祀舞本身, 就是满族的一种典型的宗教舞蹈, 具有丰厚的宗教文化内涵。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 其历史与人类文化史一样悠久, 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化密不可分。当然, 宗教与艺术毕竟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正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 又是对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感情。” (3) 因此, 满族祭祀舞蹈中的宗教文化, 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三、满族祭祀舞蹈的音乐文化
同我国古代“乐舞”一体一样, 满族祭祀舞也是“歌舞”合一的, 因此满族祭祀舞中的音乐文化含量, 也相当丰富。但是, 满族祭祀舞的特点是:“舞者不歌, 歌者不舞”, 即:“两个人相对而舞, 旁人拍手而歌。” (4)
这种音乐, 其实是一种“歌伴舞”, 歌词内容与舞蹈内容相一致, 其节奏也与舞蹈相吻合。可以说, 满族祭祀舞蹈中的音乐, 体现出与整体舞蹈的和谐一致性。其音乐又以满族民歌“朱春”为主体。
四、满族祭祀舞蹈的舞蹈文化
满族祭祀舞蹈作为满族的一种民族舞蹈, 以舞蹈文化内涵为其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舞蹈文化的内涵, 也是极其丰富的:
在舞蹈内容上, 融祀神、祭祖、狩猎、仿兽、婚恋、嫁娶、野合、生殖崇拜、战争等为一炉;在舞蹈形式上, 集独舞 (满族“跳神”) 、双人舞、组舞、群舞为一体;在舞蹈语汇上, 囊括人体各部位的舞姿;在演出场所上, 既有家庭祭祖场合, 又有民间祭祀仪式, 更有宫廷祭祀大典……
综上所述, 可见满族祭祀舞蹈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文化品位也相当之高。可以说, 它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亟待传承与保护。
参考文献
①[俄]赫尔岑.往事与沉思[J].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P27.
②鲁迅.致陈烟桥[J].鲁迅全集[M].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P391.
③[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P453.
一、尚武与体育精神蕴藏在难得一见的满族游戏中
满族是中华民族中一个人口众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以辽宁省为最多，其余散居于河北、新疆、宁夏、山东、北京等祖国各地。东北是满族的发祥地，严寒的气候和常年的征战，使得满族必须具有强健的体魄，以使种族能在严酷的自然与连年的战争中生存和发展。因此，在满族传统游戏中充分体现了体育成分与尚武精神。这在当代满族“莫勒真”大会上的游戏项目和比赛项目中可以得到印证。满族的“莫勒真”大会，是一种兼有文艺和体育比赛的盛会，“莫勒真”即为满语比赛之意。
崇力、尚武、骑射是满族先民女真人的重要文化特征，女真人以擅长骑射著称于世，这当然与其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同时也具有军事上的意义。努尔哈赤起兵统一女真各部，直到八旗入关建立全国政权，精于骑射可谓是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清朝历代皇帝的大力倡导，更使满族骑射蔚然成风，一代一代的传习下来。在继承骑射文化过程中，清朝还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在八旗军营中，骑射是最重要的操练项目；满族人参加科举考试，首先要试马步箭，合格后方可入考场；各类八旗学校，包括皇子读书的尚书房和宗室读书的宗学，骑射也是一项基本课程；而且皇帝还特别拣选“十五善射”为侍从,更使善骑射者荣耀非凡。骑射在清代关外的满族中一直被保留下来，虽然满族农耕文化在不断发展，但骑射在渔猎和军事上的作用依然是非常重要，特别在民间重视骑射的传统仍然很盛行。一般人家五、六岁的幼童就用榆、柳树枝制成的小弓箭练习射箭,甚至在婚娶仪式中弓箭也一直是不可缺少的仪式内容。到了清代的中晚期，骑射已成为满族的一项体育项目，这样就演化为以崇力，尚武式的体育活动更具有文化的内涵了。
二、当时婚配生育习俗，是一种开放、透明和男女平等意识的体现
先说满族的婚配习俗。满族小伙子如果看中了那个姑娘，他便会去了解姑娘家的住处，一旦得知便请媒人到姑娘家去说亲。求亲要去三次，每次去都要拿一瓶酒。媒人在与姑娘及家人交谈间，多有试探之意。姑娘的想法，无论同意与否要到第三次再告诉媒人。姑娘的父母如果同意，男方的家人才能到姑娘家去“看门户”。“看门户”时，可以把姑娘前后上下左右打量端详。如果满意就赠给“如意”或是钗、钏等信物，作为定礼，这被称作“小定”。之后，男方家人要选择吉日再与亲友一起到姑娘家去“问名”。这时姑娘家的亲友要在门前迎接前来问名的人，并准备一些土特产来招待前来“问名”的人。男方“问名”的人进屋后，要坐在右侧，由男方家长致求婚词；之后再致词，双方都同意即为订婚，接着双方开始喝茶，然后商议“过礼”和婚期等事宜。
再说说满族生育习俗。妇女怀孕，在满族看来是一件吉祥的事。因此全家人对孕妇都要给予特殊的照顾；婆婆不但要向儿媳妇传授一些保胎和生育保健知识，还要向她提出一些有关方面的规矩和要求。比如，怀孕后不要参加婚礼，不能侍奉祖先神；怀孕五个月后，不能到马棚，不许骑马；不许到其她人的产房，不要接觸和议论难产，不要大声说话和大笑，坐着的时候不许扭身子等。
在早时代里，满族的相亲习俗是透明的开放式的，是以青年男女双方自愿为基础的，这与今天的男女恋爱方式是比较接近的。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婚姻观念。而对满族的生育习俗与理念，细究其中内容就会发现，则符合生育方面的生理心理科学的，是进步的生育观。
三、萨满教仪蕴涵诉求着天、地、人和谐相处的意识、观念
满族信仰萨满教。过去凡治病、祈求风调雨顺、庆祝五谷丰登、庆贺娶妻生子、为死者送葬等，都要请萨满“跳神”。跳神时萨满都戴社帽，穿神裙、神鞋，手持社鼓，腰系腰铃，吟唱并舞蹈，以驱灾避邪祈福。神帽以铜条或铁条为架，帽顶前侧有一铜制的鹰。神鼓是在木制的鼓枢上蒙以羊皮，鼓枢四周镶有八组小铁环。腰铃是作若干喇叭型的铁铃挂在一条宽腰带上。其中，神鼓和腰铃是萨满必不可少的，萨满以此来调整韵律和唱词。“跳神”时，萨满左手拿鼓，右手以鼓杖击鼓面，同时手振鼓身，使鼓上铁环沙沙作响，边唱边舞，腰铃随萨满舞蹈动作左右摇摆，铛铛作响，萨满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招来“神魂附体”。
在萨满文化方面，满族人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传统。萨满教是普遍存在于女真人中的一种比较原始的神灵信仰，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职业萨满，尽管他们祭祀的神祗不尽相同，祭祀的程序仪式各有特点，但是在祭天祭神，祈福平安繁盛这些方面却是一致的。从清太祖起兵并建立八旗制度以来，满族萨满教便分成了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两种形式。宫廷萨满设立“堂子”即神堂。当清兵入关之后，清统治者在紫禁城附近及坤宁宫设立“堂子”，宫廷萨满祭祀的神祗、参加祭祀的人员、祭祀用的器物与牺牲、祭祀程序与祝辞,均有较详细的规定。到乾隆年间则更明确地制定了《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用以规范宫廷萨满祭祀。而民间的萨满教由于八旗制度的建立使原来的部族状态逐渐被打乱，同时也由于清太宗皇太极的不提倡，而受到了一定的打击，但是流传久远的萨满教文化并没有因此而灭绝。那些随军入关的满洲人，尤其是上层官员家庭，萨满祭祀仍然盛行，其形式介于宫廷萨满和民间萨满之间。民间的萨满教在留居于东北的满族人中也较普遍存在，虽然这部分人被编入八旗，但家族形式并未被完全打破，仍然按照旧有的萨满教祭祀形式活动。这可以从至今仍能搜集到的大量不同家族的萨满神本中得到证明。甚至在现在吉林长春满族石姓、关姓家族尚能演练萨满祭祀的全过程。
萨满教在满族历史社会生活中的广泛盛行，既是旧时代社会生产力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写照，也反映了人们从神秘未知到向往天启已知的渴望，在其迷信愚昧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对生活理想愿望的寄托和诉求，是求得天、地、人和谐相处的一种表达，是对社会、家庭与未来美好生活的热烈追求与向往。
（作者单位：东陵区（浑南新区）文化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