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改革

中国政府改革（精选8篇）

中国政府改革 篇1

关于中国的政治遗产

中国传统政治的制度遗产

1、治道发达与政道贫乏：正统观与政责合法性；反贪官（地方）不反皇帝（中央）；天命

观与儒家“革命”思想。

2、皇帝制度与皇权专制：军权—君权—相权—百官。

3、中央集权与大统一：抑封建重郡县，分与合4、礼治社会与国家仪式：弄假成真的神圣与庄严

5、官僚体系与日常治理：发达的文官制与科层制

6、精英更替与政治稳定：精英主义，对社会组织化的警惕，消除可能的反叛者。关于由

封建而郡县、关于叔孙通为刘邦制朝仪

7、强势政府与弱势社会：资源垄断与榨取，官本位，权力大—责任小

8、厚黑传统与官场陋规：优伶化与太监化，派系—倾轧—高调—腐败

9、城乡分治与政治平衡：重农思想与文化一体

10、文化网络与基层秩序：绅士的半正式治理

11、泛道德化与制度虚置：标榜与名实脱离

12、差序观念与血缘泛化：乡土社会与公共规则的难以确立

13、王朝周期率与制度衰竭立率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近现代遗产

1主权：从抗日胜利到1970年代。

2民主共和国：人民主权原则，选举，代议，分权，宪法，政治。

3独特的政党体制：列宁主义政党，先锋论，灌输论，武装斗争论，民主集中制。

4个能主义制度与国家—社会关系：延安道路，个人依赖于国家并受到国家的全面监制。传统政治

党的领导

央地关系（结构功能）

论述：基层治理

中国政府改革 篇2

对于如何进行政府会计改革, 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以及文化环境, 他们都依据本国国情, 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方式。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推行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 采取了“一步到位”的方式, 从收付实现制一次改为完全权责发生制。加拿大采取了“逐步推进”的方式, 先从收付实现制逐步过渡到修正的权责发生制, 然后再由修正的权责发生制改为完全的权责发生制。美国则采取了“逐步扩展”的方式, 先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收入、支出、资产、负债项目实行权责发生制, 然后根据实行效果再逐步推广扩大到其他项目中。爱尔兰虽然没有改变收付实现制会计基础, 但他们通过在政府部门财务报告及有关会计报表中增加权责发生制信息, 来全方位地管理政府会计信息、资源信息以及政府业绩信息。

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的提高, 政府和市场的社会分工逐渐明晰, 政府机构职能从直接干预经济逐步转变为间接调控经济发展, 并开始把重点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方面, 政府在努力为市场竞争创造着良好社会环境。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 我国政府机构开始逐步建立绩效评价机制, 对政府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追踪问效, 并保证财政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随着我国公共财政管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建设与我国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会计的步伐也明显加快。但由于政府会计必须与一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相适应, 因此政府会计建设步伐和模式各国迥异。如何在借鉴、吸收国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建立适合我国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的政府会计, 已成为当前应当重点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环境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虽然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而良好的政府公共财政管理需要相应的政府财务信息作为支持。它要求政府会计不仅要提供有关财政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的信息, 还应当提供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及其变动情况、财政资金使用情况以及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等方面的信息, 以便为政府高效管理和决策提供有效服务。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我国的政府会计改革环境还存在较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

1. 我国目前支持政府会计改革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

政府会计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面广, 技术性强。实行政府会计改革发生的成本较高, 但通过改革能获取的收益却很难衡量。西方国家在政府会计改革之前, 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并积极争取立法机构的支持, 通过法律形式保障改革的实施。美国1990年的《财务主管法案》、1994年的《政府管理变革法案》、1996年的《联邦财务管理改进法案》;英国的《政府资源和会计法案2000》;爱尔兰的《财政与审计法案》;西班牙的《总预算法案》等法律, 对政府会计的职能、作用及采用的会计记账基础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 为推行政府会计改革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由此可见, 实行政府会计改革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通过一定的立法形式, 来保障改革的推进。

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 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不完善, 财政领域的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和财政收支分类改革就是因为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 在推动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阻力, 影响了改革的深度和广度。由于我国的政府职能范围还没有得到完全明确界定, “政社不分、政企不分和政事不分”的现象依然存在, 公共财政管理体制在实施中也发现存在诸多问题, 政府机构普遍缺乏成本效益和投入产出观念, 政府财务管理不讲效益、不计成本的现象相当严重。虽然我国在1995年正式颁布了《预算法》, 但实际执行情况不是很理想, 依法理财、依法进行支出预算管理的氛围尚未真正形成。有的地方不按法定程序随意调整预算, 支出预算追加频繁;一些部门和单位不按规定执行预算和财政制度, 擅自扩大开支范围, 提高开支标准, 改变支出用途。政府财政预算约束力度比较低, 政府部门单位财务权力监督力度小, 公共财政支出膨胀程度比较严重。

2.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 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

据有关部门估算, 从1982年到1992年, 国有资产流失、损失高达5 000多亿元。另据估算, 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过程中,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至少6 000多亿美元。除此以外, 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也相当严重。由于历史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实行条块分割, 由各部门分散管理, 未形成统一综合管理, 难以统计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总量。当前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中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非转经”问题。由于政府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力度薄弱, 导致一些部门、单位或个人利用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从事经营性活动, 从中为自己谋求不正当利益, 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

3. 我国现行预算会计体系存在一定缺陷。

我国公共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与现行预算会计体系存在缺陷有一定关系, 在我国目前的预算会计体系内, 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预算会计、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并行, 具体实行过程中既有预算会计的特点, 又有财务会计的性质。但是这个会计体系既对国家财政预算资金运动的情况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又有许多收入、支出项目没有纳入核算范围, “以拨代支”的做法不仅无法提供准确的支出信息, 更谈不上详细地提供每个项目的成本以及每一会计期间的费用信息, 使社会公众根本无法了解政府项目或提供的公共产品总成本及平均成本, 难以进行公共选择与社会监督。

二、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具备的配套措施

政府会计改革涉及政府财政资金管理的各个方面, 要改善政府会计改革环境, 需要相关配套措施同时到位, 共同协调才能向前发展。我国实行政府会计改革, 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配套工作:

1. 要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规章制度, 进一步深化相关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政府会计是政府财政资金活动的综合反映, 先进、规范的政府会计体系应当以规范的财政管理活动为基础。政府会计改革与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收支两条线改革, 以及政府收支分类改革等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相辅相成。这些改革, 既对进行政府会计改革提出了要求, 也为进行政府会计改革创造了条件。在实施政府会计改革过程中, 我们应及时修改《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制定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 继续深化相关财政管理制度改革, 为建立新的政府会计制度体系创造条件, 为改革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2. 要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应对我国国有固定资产进行全面的固定资产清查。

政府会计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就是要准确核算反映政府拥有的固定资产, 对政府使用财政资金和占用国有资产进行整体考核。为此, 在实施政府会计改革工作之前必须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凡是通过国家财政资金购买的固定资产进行一次全面、深入的固定资产清理工作, 以保证国有固定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同时应根据2006年5月财政部发布的《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明确资产管理原则, 理顺管理体制, 规范配置程序, 强化使用管理, 加强处置管理, 完善收入管理, 加快推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向制度化、信息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也为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会计核算提供一定条件。

3. 要加强政府会计管理机构的组织建设, 建立政府会计职业化管理体系和继续教育机制。

西方国家把政府会计管理作为财政管理的基本业务, 设有充实的机构和人员。而我国在这方面配备的人员力量还相当薄弱, 因此应当在改革中切实加强和充实这方面的人员。政府会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业领域。如果政府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改革后, 在会计核算处理方法和信息报告方面要比传统的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复杂许多, 对政府会计人员业务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 要确保政府会计改革落实到位, 必须加强对政府会计人员的管理和培训。西方国家对该领域的从业人员, 都实行职业化管理, 并以法律形式对从业人员应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进行规定, 保证政府财政财务管理者的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 保证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水平。美国在这方面的做法是, 成立了一个专门为政府财务经理、会计人员提供培训、考试的服务机构———美国政府会计师协会 (AGA) 。该协会有权颁发政府财务经理证书 (CGFM) , 获得该证书则表明具有从事政府财务管理相关工作的技能, 有助于增强证书持有人的就业竞争力。英国也特别重视政府财务人员的管理与培训工作, 也有专门负责政府会计人员资格认证及后续教育的机构———英国特许公共财务与会计协会 (CIPFA) 。该机构是英国负责地方公共部门政府会计准则制定以及职业培训的专门机构, 也是英国唯一面向公共部门制定准则和组织培训的机构, 其在英国公共部门的影响很大, 组织了大量专门面向公共部门的政府会计职业培训, 英国大部分公共部门的财务总监通常都是经CIPFA认证的“特许公共财务与会计师”。我国目前这方面管理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政府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相对于企业会计人员比较低, 有些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人员甚至是由单位的“富余”人员担任, 完全不具备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所以我国应通过开展定期培训和研讨, 尽快提高政府会计从业人员素质, 实行职业化管理。

4. 要积极研究开发政府会计信息技术支撑系统, 为改革提供技术保障。

实施新的政府会计准则体系, 必须以电子化的信息系统为技术支撑。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 建设先进的政府会计信息系统, 既是政府会计改革的技术支撑, 又是提供科学有效信息的平台。进行政府会计改革的国家大多建设了这样的系统。如美国地方政府开发统一的政府会计信息系统, 财政部门通过该系统能监控政府各部门每一笔收支明细情况, 并自动记入相应的账户。美国联邦政府也十分重视政府会计信息系统的建设和改进, 对各部门使用的系统进行了调整, 目前联邦政府会计系统已由原来的15个减少到5个, 大大提高了统一性。所以我国应当在“金财工程”的系统框架下, 及时研究开发政府会计管理信息系统。政府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以政府会计准则为依据, 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支撑, 能够同时满足国库集中收付和会计核算的业务需求, 在该系统中自动完成、实现各单位编报资金用款计划、提交支付申请、形成会计记录、生成会计报表等过程, 满足财政部门和各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的核算要求。

参考文献

[1]赵西卜, 王彦, 王建英.我国政府预算会计体系和政府财务会计体系实现方式的思考[J].财务与会计, 2007 (12) .

[2]刘用铨.公共财政管理与政府会计的改进[J].财会月刊, 2007 (2) .

[3]海南省财政厅课题组.关于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研究报告 (一) ——政府会计的结构和主体模式[J].预算管理与会计, 2007 (4) .

[4]王东伟.我国政府会计改革战略框架初探[J].预算管理与会计, 2007 (9) .

“中国通”眼中的中国改革 篇3

三十多年后，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将邓李间的这番话收录进历时10年打造的著作《邓小平时代》中。

自1978年1月起的14个月内，邓小平频繁出访，所到国家超过了他一生其他时间出访的总和，也包括大获成功、最受瞩目的访美之旅。当时，47岁的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正在打磨着日后为他赢得“日本通”赞誉的新书《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当更多热络的目光投向“日本奇迹”之时，傅高义明显地感受到中国正在酝酿着某种惊人的变化。

近日，年届八旬的傅高义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这位“中国通”坚持尽量用中文来讲述他所研究的中国改革。在傅高义看来，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所找到的这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已给中国带来了令人惊奇的面貌变化，迄今还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中国通”眼中的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将邓视为转型过程的“总经理”，而非中国人常说的“总设计师”，因为“英文中的‘architect’是要给出具体蓝图的。”

在这位“中国通”看来，中国当时的变革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邓小平一方面指出大概方向，另一方面按照实际情况来做。“他是全面的领导，让很多人研究和讨论，也考虑了很多，面对各种想法，”傅高义说到此处一拍大腿，“最后由他拍板。”

《财经国家周刊》：1973年5月您第一次随美国代表团访华，这个国家给您留下哪些第一印象？

傅高义：我自1961年开始学习中文、研究中国，一直很想到中国看看。我曾在香港做研究，与很多中国内地过去的人谈过话，了解大致情况，所以第一次到中国并没有多大惊愕。

行程安排我们去了北京、广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与现在相比，那时的中国非常穷，也很保护它的秘密。

我们每天早上八点开始活动，但我一般六点半就上街看看。当时人们都还很怕，不想跟外国人谈话。记得当时我去北大，一个20来岁的军人给我们讲话，还都是文革时期的口号。和我同行的一位麻省理工大学的教授问一个工农兵学生有关技术的问题，后来他告诉我，这个学生还是高中水平，不是大学水平。

《财经国家周刊》：五年之后，邓小平在1978年第一次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您和美国学界当时对中国正在展开的宏大改革的可能性有所关注吗？

傅高义：记得1979年1月《时代》周刊的封面照片就是邓小平。当时美国已经预期中国会发生很大改变，但并不知道具体会怎样改变。

其实在三中全会后，美国马上就都觉得中国的情况改变了，特别是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以前美国人觉得共产党是红色的、可怕的，但邓小平很爱开玩笑、还戴牛仔帽，展示出他是一个人，美国人对他的印象非常好，觉得他很了不起。在华盛顿，他还专门为与中国有关的学界、商界人士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并特意选了由美籍华裔设计师贝聿铭设计的美国国家美术馆一个展厅。这也是我距离邓小平最近的一次。但由于场地不适宜演讲，扩音不好，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专家只能借机聚在一起聊。我们当时都认为，与尼克松时代中国的封闭比起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而且预计中国还会有更多开放。

《财经国家周刊》：如何评价邓小平的成就？

傅高义：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中国的领导人都在想，中国人应该富起来，国家应该强大起来。但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没有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是邓小平开始实现这个目标，和他的同事找到了这样一条路。不论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中国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这个过程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第一次出行就是去深圳，这表示要走邓小平的道路。

中国改革新阶段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从未停止。随着全球形势的改变，中国当下出现的众多问题，并非只用简单的答案就能解决。傅高义认为，邓小平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在现阶段仍然适用。

《财经国家周刊》：您今年年初再访中国，现阶段中国改革面临哪些挑战？

傅高义：首先是环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在邓小平时代还没有出现。邓小平是一个自信、大胆的人，也了解情况、脑筋清楚，知道怎么做是对的才会大胆去做。但现在很多人够大胆但不够了解情况。比如大城市汽车太多；重工业发展得太大；水资源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第二是腐败问题。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普通百姓求医、孩子求学、求职等等都要送红包。

再比如土地问题，土地总是被低价拿走，中国应该建立更好的土地征收和转让制度，保护农民利益。

《财经国家周刊》：邓小平曾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蚊子飞进来。如何看中国现阶段改革和反腐间的关系？

傅高义：上世纪80、90年代，很多干部不想做事，做事反而受批评，所以出现了不做事，或者表面做但实际不做的情况。邓小平认为，如果有点小错误就给处分，谁敢做？这是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

现在情况不同，敢做事的人很多，但问题在于对财富的贪欲太多，此时就要提高（政府的）透明度。

反腐非常难，不可能一下都做到。但我听说现在官员都要有财产申报，虽然暂时还未公开，我估计几年之内这一制度将会陆续实施。同时，纪律委员会也要实施更严格的制度才能解决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现阶段的改革和发展依然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吗？

傅高义：当然需要。中国面临很多新的问题，而且全世界的情况也改变了，不能简单给出答案。有人认为中国以前用美国做模范，也有人认为非洲要以中国做模范等等，我认为都不太适当。邓小平说得非常好，只要能在这里适用，全世界都可以学。面对某些问题，先看看全世界怎么做，再按照我们的情况来选择怎么做，这才是最好的做法。

美“重返亚太”的影响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说，一个大洋应该能容得下两个大国。中美之间的关系，牵动世界利益格局。傅高义在采访中直言，中美关系现在有些紧张。

二战之后，亚太地区形势安定，美国在这一地区实力雄厚。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区力量有所变化。诸如“中国强大还是美国强大”、“小国家应该听谁的”讨论，伴随着地区紧张局势而起。傅高义认为，中美双方有共同利益，应该把比较安定合作的局面发展下去。

《财经国家周刊》：怎么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第一任期内着力打造的“重返亚太”战略？

傅高义：白宫、国务院在阿富汗、伊拉克等问题上花费了太多时间，这不正常，因为我们最大的利害关系应该在亚太地区。但“重返亚太”这个说法不太适当。首先，美国本来就没有离开这个地区；第二，这个提法对中方有欠考虑。中国也知道我们其实并没有离开过，因此这样的说法让有些中国人担心美国如此一来是要遏制中国。

《财经国家周刊》：中美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

傅高义：中美之间虽然会有利益冲突，但也应该有合作。我们和欧洲人也有竞争和合作。中美如果能互相理解，提高互信是完全可以的。奥巴马知道应该与中国保持好的关系。习近平是很聪明的人，也善于与外国人打交道。

中美军方应该增加交流，提高信任，避免冲突。两军关系还没有恢复到八十年代的水平，军队交流非常必要。

《财经国家周刊》：您在书中提到，如果邓小平还活着，一定会赞成“要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和平发展”，为什么？

中国政府改革 篇4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本文回顾建国60年以来政府机构变革的历史进程,总结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已经取得的经验和成就,同时结合中共十七大的报告,探究这60年改革之路上存在的问题及今后努力的方向。由于政府机构改革或者说组织结构的调整是非常复杂而又成本巨大的变动,其结果又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主张在政治改革及机构变动的过程中,应该在理论研究上提倡积极的探索,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必须强调小心谨慎地进行。但无论指导思想还是改革实践,都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同时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领域中各个方面的改革。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新的政府机构开始,总共60年的时间里,有过多次的改革和变化,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个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相应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府机构也总是不可避免地需要按照实际的情况进行变动。其中的成就和经验,值得思考和总结。

一、新中国60年来政府机构改革概况

1.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机构的初创

建国初期,在这里指的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中国现行政府机构的基本架构,可以说是这个时候形成的。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以中国共产党在华北解放区建立的人民政权为基础,以服务于在全国范围打倒和取代国民党政权为首要任务。之后,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必须紧缩编制、精简机构的指示》,12月政务院通过《关于调整机构紧缩编制的决定》。据此政府机构开始调整,主要是:紧缩上层机构、减少层次;充实基层政权和新建的组织机构;合并分工模糊而性质类似的机构。中央和大区的两级党政机关编制减20%,省一级党政群机关也缩减10%,精简后的编制名额都充实到基层和新建单位。1953年10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继续部署精简机构、整顿编制的任务,又撤销一批重复设置的机构,削减机关内部层次,紧缩人员编制并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基层单位。

随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中国首部宪法产生,以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即国务院的成立为标志,基本上建立起了新的国家机构和政府管理体制。因此,1954年底开始较大规模的机构精简和人员调整,努力划清各个部门的业务范围,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关系,合理设立机构和安排人员。[1]这次调整,不仅精简了一些机构和许多人员,而且原则上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机关内部实行三级制,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行政设置实行两级制,同时整顿国家机关的附属机构,将其从行政序列中划分出来,改为企、事业单位。综观建国初期中国政府机构的初创及调整思路,纵向上主要考虑中国传统的区划和地方行政,设立了包括中央、省、县、乡的四级行政层次;横向上主要学习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按职能划分不同的工作部门。同时,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事务的管理权不断向中央政府集中,表现在机构变动上,国务院到1956年底,已有工作部门81个。

2.十年探索时期政府机构的变动

然而,在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条件下,各级地方政府及企业主动性和积极性难免受到的影响。因此,1956年开始到1965年的十年中,又先后进行了两次改革的探索,内容主要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权力的划分。

开始是中央政府“放权”。1956年5月,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国家行政体制的改进。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要求各地讨论并征集意见。1957年11月,国务院连续颁发《关于改进工业体制的决定》、《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和《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等文件,1958年9月又有《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等。一系列文件的主旨,试图将一部分行业管理、企业经营的权限,下放地方政府和工矿企业,以发挥地方及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而国务院的工作部门在1959年底也相应减少为59个。同时,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广泛开展,农村设置的乡级基层政权,被“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所取代。

这是中央政府首次大规模向地方放权。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1960年冬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重新强调集中统一领导,将下放的权力适当收回。同时,开始精简中央机关和事业单位,国务院的各个部门撤销、合并了司局机构89个,达总数的15%,合并事业机构111个,占总数的26%。人员编制方面,中央各部门和在京的直属事业单位先后精简了8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0%。十年的改革探索,以中央政府“收权”而告结束。

3.“文革”时期政府机构遭受的严重冲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随之而来的“造反”和“夺权”,导致政府及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受到冲击甚至破坏。由上海“一月风暴”成立所谓的“革命委员会”开始,实行党政合一体制,下设若干以功能区分的大组(如:办事组、宣传组、生产组等),各组下属再分若干小组,废除原来所有的机构名称和职位称谓,形成了“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的组织体系。这场由地方开始的所谓“革命”,应该说是反映了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于传统官僚机构及习气的厌恶,以及迫切希望改革的良好愿望,但实践中立即影响到中央政府的机构裁并和运行无序。到1970年初,国务院机构由79个裁为32个,其中13个部门还是划归“中央文革”及军队领导。各级人员的裁减,导致全国从中央到省县各级机关,总共下放干部117万余。[2]各级政府的机构、尤其是人员,都遭受了极其不正常的严重冲击甚至伤害。

4.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府机构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可以分为5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应该追溯到1976年10月,国家开始摆脱“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面临崩溃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及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中央政府层面的机构改革主要是开始国家机构正常的行政运行及经济恢复工作,包括安排许多老同志重新回到领导岗位。到1981年,陆续恢复和新增了48个部门,国务院共有部级行政机构100个,达到共和国历史上的最高峰。同时,在基层开始了农村的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和相应的机构改革,主要表现在农民自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影响迅速扩大,“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和机构自然已经无法适应,需要进行改革,广大农村重新设置了乡镇政府。

第二个阶段,1982年开始的改革重心,在于工作效率的提高和人员结构的合理。随着三中全会之后机构的增加和人员的繁多,以精简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成为必然。中央政府主要考虑机构和人事对效率的影响,从职位设计、人员数量结合干部年龄等诸多方面着手改革,以达到精简领导班子、提高机构运行效率及干部年轻化等目的。此次改革成效显著,国务院剩下61个部门,机构改革精简人员的力度和效果,至今看来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

第三阶段,1988年国务院进行的机构改革,指导思想为“政府职能转变”。依据是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的政治报告,提出要围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这个中心环节,加快建立和培育社会主义市场体系,逐步建立起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基本框架。这次政府机构改革,国务院部委由48减少到41个,直属和办事机构从22个减到18个,非常设机构由75减到44个,人员也精简近万。但本来有待深入的改革,在1989年春夏之际停顿。而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政府机构变动,可以看成是1988年改革的继续,因为重点仍然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并提出了以“政企分开”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中心内容。

第四阶段,1998年开始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根据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明确此次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这次改革突出的成果是:撤销了所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专业经济部门”。实际上说明原来国家进行资源配置的载体,挤占了市场在这个方面的功能;或者说改革之后的政府,不应该再拥有具体的经济管理职能。

第五阶段,2003年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旨在促进各部委之间的协调运转以及机构的清廉高效。当时中国面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几年的实际需要,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包含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协调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政府将改革重点置于体制改革,即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流通体制改革的推进、以及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等。因此,改革明显推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中共十七大之后相应的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可以视为第五个阶段的延续。主要依据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及温家宝为政府首脑的国务院,继续坚持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进一步明确了今后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体表现在机构变动上,就是搞“大部制”。[3]

二、60年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成就和经验

在政治上由中央集权的中国,行政机构的改革理所当然的可以视为政治发展和变化的核心内容。60年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只有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原则下,才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向前发展。任何试图脱离这些原则的政治改革,不论其口号如何响亮或主观愿望多么良好,都不能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有益的成果,最为典型的事例,就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灾难。因此,中共十七大提出,要沿着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回顾中国政府机构改革60年的进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成就和经验。大致说来,新的国家政权机构在战争废墟上初创,比较彻底地改造了旧政权及机构,为中国新社会的建设,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只是由于面临任务繁重却经验不足的境况,难免在建立各级政府机构的过程中,出现机构繁多、层次复杂却又分工不清、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状况自然会长期影响此后的机构和人员的变动;而经济建设和文教事业等新建部门和基层政权,又缺乏足够的人才,使得政府机构体系一开始就会呈现为上层庞大、下层乏人的“头重脚轻”格局。随后一个阶段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包括“放权”和“收权”两个反向的内容,而中央对地方权力的收放,基本根据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也就是说,当经济运行亟待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之时,中央政府就对地方适当放权;而国民经济发生严重问题时,中央政府就收回权力,以求更加充分、有效率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力量度过难关。在中国这样大一统的集权制国家当中,如何进行中央和地方分权的探索,至今仍然需要努力,但是这个十年的机构改革和放权探索,表明了共产党人执政不久,就对中国传统政治如何进行适应现代需要的发展,曾经有过的决心和实践,尤其对此后的政府机构设置和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启示。至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各级政府都基本上处于动荡之中,甚至本身能够继续存在与否都成为问题,当然也就谈不上改革了。因此,真正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改革探讨和取得成果,主要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首先,是建立了正常的干部离退休制度。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这是中国一个极其突出而又长期没有能够解决的问题,也是导致全国范围在整个20世纪政治非常混乱的重要因素。从清朝灭亡,经过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直到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的第一代领导人,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人们试图进入国家行政体系或者说权力机构,主要依靠暴力手段或吹牛拍马。而1982年的改革,在大幅度减少政府工作部门和领导职数的同时,特别是邓小平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努力并带头放弃领导职务终生制,对于干部正常离退休制度建立的贡献很大,就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具有标志性意义。之后试行的公务员招考,[4]表明国家的干部选拔和进入公务序列开始建立制度,与此同时干部考核、晋升、奖惩等各个方面也逐步进行规范。可以预期,正常的干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中国以后的政治发展和政府改革过程中,意义同样不可估量。如果联系60年来的机构变动,则可以看到大多时间总是在“膨胀—压缩—再膨胀—再压缩”中循环,具体到国家干部或者说公务员个人,也是少则数万,多则上百万的人员,在数年一次的“增加—精简—再增加—再精简”的动荡中,干部个人的升迁和发展甚至身份变化都处于缺乏可预期的境况。这对社会生活的稳定和国家政局的发展,以及各个领域的人才成长和有序培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及混乱状态,难以描述。如果从这个意义上看,60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大体上可以分为前后两个30年,其中后30年改革比较稳妥、符合人的发展需要、更具有现代意义。

其次,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是机构改革关键的理念。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政府变动,基本上没有摆脱整合机构、精简人员等,或者中央政府根据自己认定的需要,对地方进行权力的收和放。只有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开始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中国共产党十三大报告当中又明确肯定“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直到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主要表现在1988年开始的几次政府改革和机构变动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试行,20多年来“转变职能”一直是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核心理念。尤其20世纪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突出强调“职能转变”,建立“服务型政府”,如果说政治和行政学的术语看来比较抽象,但没有影响这些话语成为报刊中和社会上流行的词汇,表明“职能转变”作为机构改革的基本理念,自上而下已经牢固确立。尽管“服务型政府”的提法,与单一型国家集权传统和政府机构作为强制权力的观念,是否存在差距,以及许多相关认识问题的解决,都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但是,这也足以说明,经过20年的努力,确立了“职能转变是政府改革机构改革关键”的理念,尽管步履艰难,却具有积极的现实作用和深刻的现代意义。

再次,构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与之前的计划经济和集中管理不同的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政府改革过程中,经济管理部门组织结构的变化最大。在20世纪末的机构改革当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企不分”得到解决,而且这种改革不仅有利于完成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使中国政府机构本身能够随着国际经济制度变化和发展而进行模式转变,使之顺应世界潮流和国际接轨的客观需要,为今后进行更加深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组织的基础。当然,就世界范围来看,各国政府的机构设置和变化,除了受到国家性质和政治体制的影响之外,其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以实现特定的国家职能为第一目标。改革以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政府管理部门机构,几乎全部被撤消,而新中国建立60年以来,国务院的机构设置,变动较多的就是经济管理部门。尤其是1987年的改革开始之后,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变革,代表了国家领导人对经济活动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变化。也使我们认识到,政府的机构改革,既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顺应国际经济制度、发展模式转变的时代潮流的表现,更揭示了,政府和其他组织一样,也有自身的生命周期和生长规律,这又为今后必须坚持政府机构的进一步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毫无疑问,中国60年来尤其是三中全会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成就和经验方面还能够举出许多的事例,或者说也可以有其他形式的总结和表述。只是我们认为以上三个方面,即健全合理的干部制度、符合现代发展要求的政府理念、以及行政机构建立的目标及运作的模式,才是一个现代国家政治的有形载体———政府的核心和灵魂。

需要说明的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最早是从农村经济政策入手,自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开始。因此,就政府机构改革而言,中国基层政权的机构改革,起步早、变动大。主要表现为人民公社迅速被乡镇政府所取代,而且党委、行政、人大等机构逐步齐全,人员也不断增加。同时,在提倡和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过程中,各地都涌现出一大批原本并不存在的处于省和县之间的地级市政府,并且在开始的时候,党委、行政、人大、政协等班子和机构就配备整齐„„但是,这些地方政府和基层政权的机构改革,本文基本没有涉及。主要理由在于,[5]有些是原来没有的机构,如地级市,今后政府改革和机构精简将会首当其冲,甚至取消也已是可以预见的事情。[6]我们讨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以地方政府甚至乡镇政权的变动作为典型案例,代表性和说服力都将显得不足;[7]中国的国家大一统传统和政治单一制度原则,看来还是会继续发生影响并且必须坚持,所以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探讨,主要应该着眼于中央政府。因为,改革不仅在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角度,就不是自下而上的,并且机构改革实践过程中的自上而下,现实意义和影响力度,当然更大。中共十七大之后的“大部制”机构改革,正是如此。

同时,由于旧体制的“惯性”存在,其长期的影响也不可忽视。这种“惯性”就是制度经济学所说的“路径依赖”,用我们熟悉的话语就是广大干部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难以适应新的发展和形势变化,这在60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当中,也明显可以看出。不仅表现在思想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及市场经济、怎样判断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正确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公有制为主体、政府如何管理国有企业才是坚持公有制,等等。而且,改革实践中也会有“惯性”,如各级政府机构以及官员行为习惯的改变和传统利益格局的变动,包括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而政府改革和转变职能的趋势应该是“削官员的权,去部门的利”。但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要求,部门外的个人合法利益应当得到保护,尤其必须避免类似“李华基事件”的发生。并且,有时改革本身的思路和方法,也难以摆脱“惯性”。比如,每当进行改革的初始,通常是考虑或设计一些典型的试验,希望取得经验后,再全面推广。但是,这些具体的试点(如下文将提到的湖北随州市的改革),是否能够在理论研究中,足以代表和考察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整体情况,姑且不论,而实践意义及影响也比较有限,所以说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改革只能是典型的个案,不具有什么标志性意义。毕竟,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何况在学理上,改革也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指导并进行,尤其在我国这样有上千年大一统的单一制国家当中,如何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以及首先进一步思考地方分权的体制改革和机构设置,仍然是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和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三、从中共十七大看机构改革今后的方向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的信心。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尤其是在完善行政权力的制约及监督机制方面,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并着力转变政府职能、优化组织机构、提高行政效能,目的是要尽快完成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机构改革和设置,建设服务型政府,创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良好内在环境。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又通过了《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继续强调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应当注意,十七大报告在反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还提出与之相配套的5条具体道路,其中之一就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关于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报告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条道路的具体内容应该这样理解:党的领导是前提也是原则,人民当家作主是实质也是核心,依法治国是保障也是途径,三者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及其运行的基本框架,其中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被纳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政府对于许多“管不了、也管不好”(邓小平语)的人或事,就应该抱着无为而治、或者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的态度,尽快摆脱哪些主观认定需要去管理的社会事务,自然就可以尽快精减某些机构及官员。这样,即符合中央的改革方针,有利于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完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制度体系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更能够适应机构改革和人员精简的趋势。

十七大报告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提升为“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之后,召开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30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容易改、浅层次的体制机制弊端已基本去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2000年时已初步确立,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体系”。一些根本性的体制障碍,已经严重阻碍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如资源和环境给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市场本身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政府的干预,这样就迫使我们必须改革传统体制和机构以适应新的需要)、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桎梏、公共品及服务供需失衡引发的民众不满、公共治理与人民新期待形成强烈反差等。我们理解这就是目前政府机构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根据十七大关于政治发展的指导思想,要求今后政府的机构改革应当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问题,或者说是必须坚持的方向。

1.加快政府机构的整合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8]从政府改革的角度来看,减少机构和精简人员,虽然还是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但部门或机构之间职责不清、职能如何转变等问题,也许更加迫切。

与此同时,即便以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行政权力决策、执行、监督的三分为例,困难同样存在。由于决策环节在我国现行政府机构设置当中,承担这部分工作,如信息收集和分析研究等,主要还是地方及部门的政策研究室,他们的思考和结论基本上都难以摆脱所在地方或部门的利益与局限。比如:要求教育管理部门决策时不考虑所属学校、卫生医药管理部门制定政策时不考虑所属医院和药厂,而希望他们思考问题首先从公共服务和人民利益出发,显然非常困难。这样的行政体制不尽快改革和整合,中共十七大提出的行政改革目标,自然无法顺利实现。

2.强化公共服务的职能 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并首次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也就是对今后中国政府职能改革的整体概括,即: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毫无疑问,政府职能的转变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长期不断的深化。所以,从1985年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提出转变政府职能之后,直到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深化改革仍然要坚持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可见,20多年来“转变职能”始终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要强调的内容。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能够彻底解决20多年前已经提出的问题,或者说未能完全实现中共“十三大”前后提出的战略目标。为此,首先应当克服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官员的错误认识,避免沉溺于对GDP的追求,摆脱热衷于招商引资定额任务的完成或分派,而在国民教育、[9]环境保护[10]扶贫济困等公共服务方面多下功夫。这也符合共产党人事业所以成功的基本宗旨———为人民服务,而决不是一窝蜂地去关注少数有钱人。与此同时,从现实情况来看,还存在不少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执政之后对公共资金的提取(如税收政策的制定及进行成本)、使用和管理(如上海社保基金案暴露出来的问题),都说明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已经被实践证明可以刺激各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积极性,但行政机关直接介入市场的后果和风险如何,仍然是一个缺乏研究的大问题。

3.规范地方政府的运作 如果说西方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不论是联邦制还是单一制,在这个问题上很重要的一点,主要是通过立法及制度,明确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及关系,中央政府的“放权”和“收权”不能随意进行。而中国传统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和大一统,要求从上到下机构设置的集中和统一,使得这方面的问题更加突出。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1]因此,曾经有些地方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及自身需要,进行过一些机构改革的探索或者试点,已经遇到许多问题,正是如此,而其自身又无法解决这个困境。[12]这就很容易导致各级政府及官员,在机构改革问题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甚至想出来的方法也摆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使得地方政府的运作和权力,无法遵循规范,被迫否定已有的方案和文件,或者放弃改革成果。由于缺乏明确的立法及制度,甚至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政府主要官员,也有可能仅仅因为不合上级政府之意而被调走或免职,这也表明中央或上级政府对地方和下级的权力干预,比较随意。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何况,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个地区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大国,各个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也有许多差别,如果要求在很多具体问题上的强调统一认识和实际政策过程的所谓步调一致,实际上非常困难甚至没有可能。为此,经历过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央政府“放权”和“收权”探索的邓小平,早就对这个问题有过思考和论述:“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而且,全国30多个省级的地方姑且不论,就近3000个的县级政府来说,仅仅看人口,多的200余万,少的几万,但必须配备几套班子以及职务、部门和人数都差别不大,本身就是问题。在这样的制度下通常而言,地方政府本身不能也缺乏动力去改革,相反为了应付日趋增加的社会事务,只会努力争取增加机构和人员。至于是否需要新设机构和增加人员,各个地方政府应该和自然比上级清楚,可是只有比较不了解情况的上级政府,才能决定该地方设什么机构和用多少人,问题显而易见。

4.基本原则是坚持民主民主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的旗帜和胜利的法宝,具体的实践经验就是发动、组织并相信、依靠人民群众。为此,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的报告当中,整个第六部分就是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因此,今后中国中国机构的改革,基本原则只能是坚持民主。

但是,在我们党的组织内部,以及一些地方或政府部门的干部,把民主视为家长制和一言堂的障碍,或者将民主作为自己专制言行的粉饰,借用民主形式,玩弄“形式民主”。结果不仅没有提高共产党执政的能力和声誉,反而扭曲甚至玷污民主,削弱了大众对人民民主和共产党执政的信心。对此,邓小平曾经非常痛心地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针对家长制和一言堂的问题,他也提出过改革的设想,并希望通过法制的途径来解决,比如他说:“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而且“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②等等。当然,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仍然是我们今后政治改革及政府机构变动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60年的政府机构变动的历史经验表明,任何善良的主观愿望,都不能代替改革的实际需要,因为政府机构改革非常复杂而又成本巨大,而且其结果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在政治改革及机构变动的过程中,应该在积极解放思想、提倡理论研究并且非常充分的基础上,逐步地进行实际的操作,同时必须强调实事求是和小心谨慎的立场。

作者简介:张劲(1959),男,浙江东阳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本来,随着各级政府组织机构趋向健全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适应战争环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应该有必要作相应的改变,虽然共产党人也有过一些论述和努力,尤其在中共“八大”上,刘少奇、邓小平、董必武等都谈到了理顺党政关系的重要性,但实际却走向了党政合一的体制。参见梅丽红:《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共产党探索之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9 51页。

[2]本处数据引用主要参考高波: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历程论析[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

[3]目前“大部制”改革已进入地方政府层面。参见《深圳“大部门制”改革启动》,《浦东时报》,2009年8月4日。

[4]为了适应当时“党政职能分开”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1988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并设立人事部,以推行公务员制度。次年开始,在国家审计署、海关总署及深圳、哈尔滨两市进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试点工作。

[5]全国各地已经普遍推行财政的“省管县”改革,以浙江省进行较快。具体可见《浙江“扩权强县”迈向法制化》,《人民日报》,2009年7月30日,第10版。

[6]徐绍史:《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人民日报》,2009年9月8日。

[7]广东电白县公民李华基,承接“茂名市水东经济开发试验区”市政管理处的宿舍楼工程,几年过去房子建成,垫资上百万元无法收回。2001年经批准,“试验区”加上电白县几个镇,新成立了“茂港区”,次年茂港区公用事业管理处设立,覆盖原来的试验区市政管理处职权,原机构无明文撤消但实际已停止运行。李华基找不到要款的对象,市区党政领导让他找新的管理处主任,新主任让他找原来的管理处主任,老主任表示无法解决甚至无权说话,李某成了机构改革之后被来回踢的“皮球”。又是几年,他给省委主要领导写信得到批转,2006年4月后,管理处不定期小额付款,两年7笔共9万元,但比较100多万元的本息,李华基说:“按这个速度,有生之年是讨不回这笔债了。”《人民日报》,2008年5月9日。

[8]以2008年年春节前后的大雪为例,表现在公路交通上,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的是公路维护,应当更了解道路情况,而决定公路是否可以通行的权力却在交通警察即公安部门。这种政府所属机构之间的职能交叉,早在1998年朱熔基任总理主持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已提出交通部和公安部职能存在交叉的问题。如果说以往几次机构改革收效不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门之间职责不清、职能转变没有到位,部门之间都自然从管理的角度,揽权甚至抢利益,而忽视社会效果。这就难以形成统一的步骤和避免“政出多门”的现象,而部门或机构之间的博弈成本也很高,廉洁、高效当然无从谈起。

[9]有学者认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故保证教育公平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责任。但现在中国政府及可见的改革政策来看,差距还很大。周大平:《教育公平:政府责任的“边界”》,《党史信息报》,2009年7月15日。我们主张环境保护需要社会全体公民的共同努力,但首要的责任在于政府及官员。张劲:《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10]《邓小平文选》(二),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92页。

[11]《新京报》2008.2.2报道:中共湖北随州市委书记马明清接受采访称,随州2000年开始设地级市,并探索以精简为目标的大部门制改革。根据得到批准的《随州市直党政群机构设置及人员编制方案》,职能相近的机构合并,职能交叉的采取挂牌,尽量不单设。如统战部、民族宗教事务局、台湾工作办公室等合为一家;档案局、档案馆、党史研究室、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合成一套班子、挂四块牌子;文化局、文物局、体育局、新闻出版局合为“文体局”。市设机构55个,比其他地级市少11个。但7年过去,由于缺少各个方面的支持和上下配套,改革步履艰难。最早分离是“科学技术协会”,原已并入科技局,2005年要换届,向省主管部门报告,未获批准,因随州没有“科协”,结果只能重新单设;而后,残疾人联合会、规划局、宗教局、法制办等,也先后分离。旧体制反弹后,原来少设的11个,已恢复9个。可见,改革的压力主要来自旧体制。实际上,类似问题在海南建省之后,已出现过。

改革梦想-中国梦 篇5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闭幕，习主席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提到了很多的建议，主要的中心思想是不失时机深化改革，更好地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进程，为实现“中国梦”输送不竭动力。不同于以往，过去的改革难在突破思想禁锢，那么今天改革的攻坚方向主要在于利益调整。无论是教育改革还是医疗改革，无论是收入分配还是住房政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遭遇多元的“利益矩阵”，甚至是某种“博弈困局”。

本次改革，我更希望深化社保改革回应民生期待；从两会调查中聆听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期待，真实传民意，依法履职权； 顺应“环境关切”，用“法治思维”驱散雾霾；教育投入占GDP4%，振奋中有期许；让承诺落地,让行动有力,让民众信心“可持续” 用法治力量推动实现“中国梦”； “瘦身”只是政府机构改革第一步 紧盯官商“勾肩搭背”是反腐好抓手等。

政府组织改革 篇6

作为单一制国家，我国各级政府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只有上下衔接，方能确保政令畅通。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门体制”改革，所谓“大部门制”就是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也就是说把现在的二十多个部委缩减到十几个。当前提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思路背景，主要是基于大部门体制本身的优点以及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端。长期存在的部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和多头管理等弊端导致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和严重资源浪费，极大影响了管理的有效性、及时性、权威性，造成了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困境。就是针对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提出的一项带有探索性的改革举措。

国务院机构“大部门制”改革之后，适时推行地方政府的机构改革，实现与中央政府的无缝对接，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要按照统一、精简、高效的原则，突出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扎实推进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并就职能转变、体制变革、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内容作出统一部署。从各地的改革实践和积累的经验来看，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部门制”理念切实转变改革思路，力争在主要问题和关键环节上实现突破。

一是明确地方政府的履职重点。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首先要搞好职能细分工作，根据不同层级政府的履职需要，明确各自的职能重点，切实解决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职能同构问题，发挥好各层级政府的功能作用，形成整体效应。

二是突出“大厅局制”的政府管理模式。与国务院机构改革“大部制”相衔接，新一轮地方政府改革要坚持“大厅局制”模式，按照“一件事情一个部门负责”，理顺地方政府机构的职责关系。

三是地方政府改革既要“瘦身”更要“健身”。精简机构是政府改革的永恒主题。从目前公布的方案看，砍机构、砍审批、减冗官是各省机构改革的重点内容。

四是在管理层面积极推进“省管县”体制。地方政府推进“省管县”改革应坚持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推进强县扩权的改革试点，在坚持原有市对县的行政领导下，对试点县的财政和主要干部进行直管，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第二步逐步过渡到“市县分治”的改革，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统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第三步是在适当的时候推行市域改革，扩大市辖区范围，合理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

五是完善地方政府的“行政问责制”。权与责是相互统一的整体，要履行一定的职权，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只有突出了责任，才能规范权力的运行，有效抑制和减少政府官员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的现象，使政府及其官员对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始终保持高度负责的自觉性。

六是事业单位改革与地方政府改革要同步进行。由于我国事业单位量大类型多，改革难以一步到位，只能采取渐进式策略，先明确分类改革方向，再初步实现机制转换，最终完成机构改制，以此建立起政事分开、关系顺畅、管理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

七是坚持“省——市县——乡镇”政府的综合配套改革。按照中央的部署，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路径是“省——市县——乡镇”从上到下、依次递进；政府改革是综合改革，单打一的做法难以取得成效，必须坚持多级政府的综合配套改革，明确各级政府改革的重点内容。

在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方向上，实行大部门体制将是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转变与进步。但是，它的这些优势是相比较而言的，对其要进行历史地、条件性地辩证分析。自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部门体制”改革以来，各界对此可谓充满期许和议论。

一、发挥大部门体制的优越性需要配置条件

第一，政府职能转变到位和重新定位是重要依据。第二，权力和职责的清晰划分是一个重要条件。第三，政府机构设置的法制化是机构整合的前提。第四，政府责任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有效性是重要保障。

二、推行大部门制要应对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

首先，全面论证大部门制的各种具体实施方案之后，先行试点、渐进改革。其次，一定要明确和牢牢坚持改革的根本目标。改革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保证政府改革和管理真正为人民服务，要保证改善民生、实现民主与和谐社会的目标，否则，改革就会被扭曲而失败。最后，不能盲目照搬其他发达国家的大部门制。虽然实行大部门体制是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但需考虑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与国外的可比性问题值得思考。

西方政府的“再造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社会和科技革命的变化和发展，各国政府均面临新的、严峻的挑战。为迎接新挑战，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并通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最终提升国家竞争力，西方各国为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变化,针对所面临的一些带有公共性的问题,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府再造“即政府改革运动.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增强适应性，是对组织过程的彻底再思考及根本性的大幅度再设计，以促进组织绩效的显著改进。政府再造，不是简单的组织精简和组织重组，而是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服务的品质。简单而言，政府再造是对政府的系统革命。这一改革历时十多年,实践证明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西方实施“政府再造”的背景分析

一是政府角色膨胀与管理失灵使各国政府面临多重危机和困境。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受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观念的影响,政府加大了对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公众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政府要管的事不断增多,使得政府的职能和规模不断扩张,政府角色急剧膨胀。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滞胀的同时又遇到石油危机的打击,社会经济衰退,财政收入减少。福利主义的推行,政府扩张使行政开支增大,这都对政府和财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和持续的财政赤字。

二是政府官僚体制的困境和政府治理的危机与挑战众所周知，从近代以来，以家庭、非正式群体和小村落占支配地位为特征的农业社会让渡于以大规模、正式的复杂的组织占支配地位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整个社会被官僚化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的兴起，政府的职能日益扩张，政府的规模不断扩大，政府的权力日益膨胀，国家成为一个“行政国家”。在现实世界中，官僚体制本身存在的矛盾在缺乏有效治理的情况下，其负面的功能被扩大化了，因此，从整个世界范围内来看，官僚体制的弊端表现得越来越明显。“无官不僚”这一世界范围内的现象，致使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阻碍发展和变革的力量。自1980年以后，由于全球经济景气衰退，致使政府可用的资源日益减少，而社会对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数量的大量增加，国防竞争的日益加剧，政府又面临着维护宪政秩序、推动经济发展以及解决日益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的压力，再加上政府自身存在的诸多弊端，也使得政府的“不可治理性”增加，因此西方世界的政府普遍遭受

“能力不足”“绩效不彰”“欠缺效率”“浪费资源”“政府失灵”的批评，各国政府承受着改造、变革的压力。面对这种困境，西方政府在80年代之前事实上均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效果不佳。

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西方政府以新管理主义典范为出发点，倡导“企业型政府”，开始了大规模的政府再造运动。企业型政府：西方政府再造的核心理念

所谓的企业型政府，是与官僚政府相对应的。它是指政府部门由一群富有企业精神的公职人员(被称为公共企业家组成，他们能够运用各种创新的策略，使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恢复活力，使绩效不佳的政府更有效地运作。简言之，企业型政府是那种非官僚化的、具有创新精神的、富于活力与生气的、以人民需求(或称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具有高效率和高效能的政府。企业型政府的理念并非要求政府的运作完全与私人企业一样，而是认为政府必须在市场导向的观念下，引进竞争的刺激力量，使政府更具活力。它的特征有：；导航者政府；社区主义和公民参与；公共服务的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运作以目标和任务为导向；以结果为导向；顾客导向；政府财政应强调如何开源，而非一味重视节流；前瞻性政府；分权化的政府；市场取向。

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研究 篇7

1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面对当前的全球经济环境, 我国的国有企业既看到了机遇更看到了挑战, 特别是在目前整个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1.1 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中国经济经过近30年的高速增长, 各传统产业已趋于成熟, 产业竞争不断加剧, 利润率平均化趋势加快, 多数产业的利润率趋于下降, 再加上从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 我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感受到经营环境的严峻, 国有企业所受的影响更是首当其冲。

1.2 政策环境的变化

加入WTO前后, 我国政府已经对与WTO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投资、贸易、税收等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政府的作用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 政府不再对国有企业进行直接的干预并以以往主要进行行政审批转向主要为企业提供环境保障和优质服务, 在政策方面政府开始着力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来说, 原有的各种优惠政策、税收减免和补贴等保护措施已经开始逐步取消, 这大大减少了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利润, 使很多国有企业面临了生存与发展的重大挑战。

1.3 技术和资源环境的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市场全球化的影响下, 世界上原有的市场边界已经打破了, 空间距离相对缩短了, 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等资源的优化配置, 在技术方面也都纷纷结成同盟, 共同进行研究与开发。

1.4 国有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

与改革初期相比较, 现在的国有企业生存环境更加恶化了。首先企业冗员和离退休人员负担沉重, 企业债务包袱沉重, 再就是企业办社会现象依然很严重, 许多事情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接管, 甚至相当一批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企业改制上市后, 将原有的烂摊子剥离留在老的国有企业中, 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增添了一些新的不利因素。

2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在经济和信息都已全球化了的今天, 就挑战而言, 对我国来说最为直接和突出的是对政府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挑战。这要求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加快政府改革, 进而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 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并对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1) 我国政府的职能转变已经取得了的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发生了很多积极地变化, 这其中包括: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框架初步建立;培育、规范、监管市场体系取得一定的进展;政府以往直接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政企分开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在管理涉外经济方面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政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有所加强;政府的自身改革取得了一定进展。

(2) 政府在职能转变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同时也存在很多的问题。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 有效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投资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滞后;规范、监管市场秩序的力度不够;一些政府部门出现利益集体化和非公共机构化倾向, 公共服务职能弱化, 乃至体制性腐败加剧;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关系尚未理顺;依法行政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高。

3 国企改革和政府改革的前景

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改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在今后的发展进程中, 国企和政府改革都面临了如下这样一些情况:

(1) 在接下来这段时间, 要深化国企改革的工作室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继续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加快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体制;抓紧推进垄断性行业体制改革;进一步强化国有企业内部的劳动、人事和分配三项制度改革;加强企业内部管理, 推进企业现代化;探索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人员分流。

(2) 政府在下一阶段的改革前景和重点:全面清理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增强法律法规的统一和公开性;以放松或取消进入限制为重点, 营造国内各类合法经济主体公平竞争的环境;清理并大幅度减少政府行政性审批;按照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国内市场的要求, 大力整治市场秩序;以国有大企业改制为重点, 加快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的步伐;抓紧对一批具有自然垄断和公用事业特点的行业进行改革、重组和规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行政程序立法, 规范行政权力, 落实依法行政;加快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司法独立, 为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提供及时、公正的司法服务;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人员素质, 将精干、养廉、高效有机结合。

4 政府改革对国企改革的影响

国企改革必须企业、政府两个轮子一起转才能成功, 塑造新型的政企关系式国企改革的关键, 而政府诚信守诺至关重要。国有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政府机构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对国有企业改组有着一些启示, 我们在遵循企业自身运作规律的同时可以从政府机构改革过程中借鉴到一些有益的理念。

沿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的政府过去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利, 一些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企业的利益, 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迫使政府进一步转换角色, 树立全新的政府运作理念, 塑造与企业是平等利益主体关系的思维模式。要改革和规范政府行为, 光靠政府的自觉意识和自我监督是无法保障的, 必须有强大的外部制约力量——企业。

(1) 政府作为社会公共权力行使者和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 它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政府不能作为企业的“老板”, 更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但可以为企业充当顾问和参谋。企业必须独立于政府, 依据市场的价格信息, 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 以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要制定和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法规, 使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 要加强企业完善立法和执法, 并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政府还要反垄断, 保护企业竞争的公平、公开和公正, 为何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的市场经济发展体制。

(2) 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与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同步的, 尽管这近30年来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有了很大改善, 国有资产总量也在增长, 但是情况并不是那么理想, 很多的企业至今任然陷于长期亏损的困难之中, 根本的原因在于政企分离问题未获彻底解决。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对这个问题而言是个不错的途径, 成立国资委一是有利于政府公共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分开 (政资分开) , 国有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经营权分开 (政企分开) ;二是有利于解决国有资产多头管、产权主体不明、责任不清的问题;三是有利于构建有效、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 使企业经营者充分得到展示空间, 又可防止内部人控制。成立国资委使国有资产管理机构能够用盈利标准监督考核企业, 使国资管理机构能够脱离具有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行政部门的控制。国资委将把管理国有产权作为惟一的或最重要的职能, 因而实质上它是一个建立在商业化经营基础上的企业管理委员会。

(3) 一般按照市场经济的需求对政府职能的改变提供改革方案是相对容易的, 而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去实施政府机构的改革实践却是困难重重的。因此, 当前主要的是要下定决心进行改革的实践, 解决政府机构过多、分工过细、效率过低等方面的问题。一是可以逐步撤销或者改组一些专门的不具有政府职能经济实体的经济部门, 使它们和企业之间不再是行政关系, 而是以产权为纽带的经济关系。二是要合理调整那些业务相近、分工过细的社会管理部门, 形成以间接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 这样政企才能真正分开。

(4) 就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来说, 他们并不是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 而应该是多元协作的关系。政府机构要想管理好一切社会事务, 就需要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帮助。市场机制的发展在客观上要求政府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管理社会和国家, 政府的宏观调控对控制经济、社会的综合管理、多方面的为社会提供服务等方面的职能要求日益突出, 政府公务的专业化要求也不断提高。由于社会中介组织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帮助, 政府减少了行政管理的成本, 提高了社会多元利益的主体和谐度。而国有企业的主要职能制追求效率, 但企业要是能够与政府和社会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就更有利于实现企业的品牌战略目标与规模化运营的目标。当国有企业获得了政府的维护在市场公平竞争中就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获得社会的认可与赞同就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获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就获得了消费者的信赖。同时, 国有企业还要处理好与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关系, 可以借助于外资企业的资金和技术, 特别是利用民营企业的灵活经营机制, 先进的管理理念, 参与国企改革, 共同发展壮大, 这对国家、社会、企业而言都是一项共赢互利的事业。

参考文献

[1]刘晓东, 韩震.论政府职能转变与国企改革[J].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2, (3) .

[2]文雨.国企改革与政府改革[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3.

[3]金丹, 蒋利和.论政府在国企改革中的角色定位[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7, (7) .

中国工资改革 篇8

今年年初以来，中央关于收入分配改革有一系列的表态：胡锦涛说，要让劳动者体面劳动；温家宝主持国务院会议，将深化收入分配改革列为今年改革任务的重点；6月2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李克强的文章指出，应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分配中的作用。另据了解，正在研拟中的“十二五”规划，将会列入工资增长政策。显然，一个巨大的“工资改革工程”正在胎动之中。如何解读?

任何政策或改革都是形势的产物，所谓“与时俱进”。当前的形势是“后金融危机”的形势，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的发展面临了外在与内在的双重挑战：(一)外在方面，出口面对着前所未有的阻力，不仅是全球经济疲滞，同时还有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内在方面，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模式，对环境生态、农民、劳工及弱势群体等权益的相对忽视，导致了环境生态的恶化及社会矛盾的激化，不利于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而且，这种忽视，也会使出口竞争力获得了不必要也不健康的增长，却因此换采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更加令人关注的是。后者也就是收入分配问题，倒过来，还成了当前亟待拉动内需的最大障碍。这一切，说明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存在着不少问题，必须加以转变。

问题出在哪?应该说，是长期以来对市场经济无条件的高度重视，以致对市场经济原本具有的不足或缺陷欠缺了解、有所忽视的结果。

市场经济肯定有在资源配置上无可取代的优点，就是效率，所以能解决生产问题。然而正由于它的优点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优胜劣汰的前提上，因此必然使弱势者处于劣势，不利于解决分配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经济增长率平均9.8％，外汇储备2.4万亿美元，出口超过德国，全是世界第一，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巨大贡献。然而与此同时，农民、农业、农村、劳工、环境、西部地区等所谓弱势群体、弱势地区、弱势领域的处境并没有明显改善，有些甚至还恶化了，这就让我们同时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不足与缺陷。

怎么办?答案很简单，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从来就是更多地关注及照顾弱势者的；社会主义从来就是补强及矫正市场经济的不足及缺陷的。

胡温执政，从2003年开始迄今，连续七个一号文件都针对三农问题。还有一连串的执政理念，如小康社会、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谐社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五个统筹兼顾等，贯穿其中的，其实就是社会主义。

如果说市场经济，政府的态度是让市场执行运作来决定资源的配置；那么社会主义，政府的态度就是针对市场自行运作产生的问题与不足，藉政府的适度干预来加以矫正与补充。

一号文件中政府在政策土对三农倾斜，“十一五”规划中节能减排列为硬指标，“十二五”规划中研拟工资增长政策，住房改革中强调政策及保障性住房等，都是政府通过政策对市场的介入，但这些介入都不是扭曲市场机制，而是对市场的不足有所补充，对市场的缺陷有所矫正。其目的，就在于既要确保效率，又要兼顾公平，这正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