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耳盗铃的续写（精选7篇）
经过上一次的经验，这个人又反思了一夜，决定再也不干偷偷摸摸的事了，他暗暗下定了决心。
可当他又经过人家大门前，看到那个精致铃铛时，他的贼心又起了。这次，经过深深地思考，总结上次偷盗的失败经历，吸取了教训，他决定先用棉球把自己的耳朵紧紧塞严，再找块布蒙住自己的整个脸，只露出一双可以随时观察的眼睛，然后用锤子敲破铃铛，再一块一块搬走。在这个人眼里，今天这个主意真是十全十美的呀!既不会被发现认出，也能偷走铃铛，真是个绝妙的办法。
他得意地捂住嘴巴偷笑，“嘿嘿...嘿嘿...”，四下瞅瞅确定无人后，悄悄蒙好脸，把两只耳朵里塞满了棉球，高高举起借来的锤子，使出全身的力气，对着铃铛一锤子敲下去，只听“咣当”一声，铃铛被敲破了，可他也没听见，正准备乐呵呵地搬走呢!还没等他拾起地面上的铃铛片，听到声音的主人，已经迅速跑出来，把他给抓住了。这个人只能又认栽了，这次他还得赔偿敲破铃铛的损失呢!这个人真愚昧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了坏事想让别人不知道是不可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是自己害自己。要想让别人不知道你做了坏事，除非你不做，否则总有一天会露馅的。”
这个人回到家后，不但没有对自己偷盗的行为感到不安，而且心里想的和惦记的还是人家的那个铃铛，一直在想着怎么样才能偷到铃铛而不被主人发现。
经过冥思苦想，他终于想到了一条他自以为是万无一失的妙计。他想，既然一碰铃铛铃铛就会发出响声，那何不让铃铛一直发出响声，这样不就可以引起主人的麻痹思想，不就可以顺利的偷到铃铛。采取什么办法能让铃铛一直不停的响着呢?对，自己制造一场大风，让铃铛在大风的吹动下一直不停地响着，这样，就不怕被主人发现了。于是他拿了一把大扇子不停的向铃铛扇风，让铃铛一直不停的响着。
好长时间过去了，在他以为铃铛的主人被已经他的行为麻痹了的时候，他开始动手去偷铃铛了。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主人突然听不到铃铛发出“丁零丁零”的响声就出来查看了，结果呢，就看到了他伸手偷铃铛的一幕。最后呀，他又一次被主人发现了。
做人一定要踏踏实实，不能耍小聪明，也不能不劳而获。
这个人回到家后很不甘心，他想：铃铛是靠什么响的呢?对了，铃铛的响声应该来源于铃铛芯，铃铛芯来回摆动击中两侧的铃铛壁，所以发出了响声!“如果我盗铃的时候手捏住铃铛芯，不让它来回动，不就行了吗?”想到这里，那个人暗暗窃喜，准备晚上再去试一试。
夜深了，这个人鬼鬼祟祟地来到人家大门口，去偷铃铛。他站在椅子上，屏住呼吸，一只手小心翼翼地捏住铃铛芯，另一只手先轻轻托起铃铛壳，然后用尽全力使劲一拽，铃铛乖乖地躺在他手心里了。
铃铛到手了，他一高兴，得意忘形，竟手舞足蹈起来。可他忘了铃铛一摇就会响，伴随着他“优美”的舞姿，铃铛“叮铃铃”地唱起了悦耳的歌，椅子也兴奋地站不稳了，“咚”的一声，轰然倒地!结果大家应该都猜到了，他又被主人发现了!
土地的权力资源属性不变，地方政府对土地高溢价的预期以及基于土地增值带来的暴利投资模式就不会终止，于是，“圈地”的热情便一直刺激着“无风险资本”敏感而兴奋的神经。
在住宅开发项目拿地越来越难的背景下，一场打着工业地产、养老地产、旅游地产等产业地产旗号的变相圈地运动正在全国大范围张扬或悄悄地上演。
由于工业用地成本低廉，一些开发商为迎合地方政府因GDP冲动刺激的招商引资需求而大面积拿地，但实际上，他们拿到地后，真正能用于工业的土地很有限，目前工业项目的需求也远无需如此大规模的土地。
开发工业园本身是一个低收益率项目，各地的工业园却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规模庞大，上马仓促，它们究竟靠什么赚钱？
开发商投资工业园区，看重的并不是工业园这个“工业”本体能否带来盈利，而是工业园所占用的土地的升值潜力。换句话说，在国家土地严控政策下，以“工业园”的名义更容易圈地。
近几年，工业地产发展迅速，各区县都在建设自己的特色工业园，工业用地以低成本过度扩张，但有关方面没有考虑产业的承载能力，工业圈地运动将导致工业产能过剩和新一轮的土地泡沫，也为农地大范围抛荒和未来的粮食危机埋下隐患。
旅游地产，这个时髦的名词同样成为“无风险资本”圈地开发别墅等高档项目的幌子。
在土地上做生态旅游开发，盈利途径少，收益低，不知多少年才能收回投资，但是全国却掀起了旅游地产热，甚至许多县城都打着旅游地产开发的旗号，让开发商动辄上千亩地拿地，再在土地上神奇地开发出高端别墅。
开发商以旅游地产的名义，先期将价格低廉的土地揽入怀中，后期再改变土地性质或补差价；或者先租赁再优先购买，分块取得、滚动开发，通过平衡容积率等手法建设高档住宅出售。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旅游规划用地不能当作商业化用地以从事商业化地产开发，但开发商在创造出一个“旅游产权”的模糊概念后，即将用地使用权租下来，再转租给别墅购房者，50年的租赁使用权，本质上已经改变了土地的使用性质。
最后要说的是养老地产圈地。中国将步入老龄化社会，对养老地产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需求，但开发商在发展养老地产的时候，对养老产业的项目概念和地块规模、变现时间的兴趣远高于养老地产应该有哪些配套，项目要做成什么样子。
养老地产，又称健康地产，由于带有明显的福利色彩，可以获得低廉的地价与诸多政策扶持。但是，有的企业仅仅把养老地产当作一个炒作的概念而已，他们开发少量养老公寓作为配建产品，其项目实质上却慢慢演变成商业化地产。
这种掩耳盗铃式的圈地运动，推高的是土地价格，滋生的是权力腐败和投资泡沫，其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财富的一种掠夺形式。■
这时，那家人的狗叫了起来。院子里所有的灯几乎都亮了起来，主人连忙召唤自己的仆人：“小红、小花，快去捉贼阿!”那人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偷了一个有钱人的铃铛，而且被发现了。他还来不及想怎样被别人发现的，自己已经被小红和小花抓住了。那个人一看，不就两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吗?这好办。他两只手一拽，就把小花和小红拽到了地上，她们哭了起来。那个人说：“哼，就你们也想跟我斗?”正当他得意洋洋想逃跑的时候，几个武艺高强的大侠从天空上“飞”了下来。就像老鹰捉小鸡那样把他抓了起来，“飞”到了一座堂门前，硬是把他拖了进去。
里面坐着一个美如天仙的女人，没错，那个女人就是这家院子的主人。女人说：“你胆大包天，竟敢来偷东西。你想要什么，要不要我给你拿?”那人说：“我就想要你家门前的那个铃铛。”那女人百思不得其解，问：“你要那铃铛干什么，难道你不怕被人发现吗?”那人说：“我就不明白你们是怎样发现我的，我明明是把耳朵捂住的，你们怎样听见了?”那女人觉得很可爱：“你把自己的耳朵捂住了，又不代表你把别人的耳朵捂住了，所以别人就听得见了。看你比较诚实的，这天就放你一马，以后要好好做人，不要再做这种事了。”那个人连忙道谢，然后就走了。
从此以后，那个人远去读书，做人正直，再也没有做任何可耻的事了!
那个偷铃铛的人被抓住了，主人愤怒地说：“你为什么要偷我的铃铛?”那个人委屈地说：“你怎么知道啊?”主人哈哈大笑：“怎么知道?哈哈!听到的呗!”说完用手拨了一下铃铛，发出“叮铃铃”的声音。那个人奇怪了：“我偷铃铛时掩好了耳朵再偷的呀，为什么你听得到呢?”
“你掩住了自己的耳朵，掩住了别人的耳朵吗?”主人语重心长地说，“以后可别再这样了，当个教训，别再掩耳盗铃了哦!”主人摘下铃铛塞到那个人手里，扬长而去了。
这几天，一位新县令上任了。他一上任就不做实事，一门心思搜刮老百姓的钱财，弄得民不聊生。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只能默默忍受着这位贪官的暴行。
不久后，神偷路过此地，听到老百姓怨声载道，便上前询问：“你们在抱怨什么啊？”一位大爷抬头看了看他，叹了一口气，说：“最近新上任了一位县令，到处搜刮民脂民膏，让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啊，唉——”
神偷听了，十分愤怒，当即跑到那个县令的家门前。这时县令正在睡大觉，神偷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准备大干一场。
他纵身跃上墙头，环顾四周，看到了一个纯金的大钟。据说，这是县令用搜刮来的金元宝铸就的。他绕着这个钟转了一圈，心想：我肯定要搬走这个钟，可是这个钟一碰就会发出响声，怎么把它偷走呢？
神偷想了又想，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拿来几十串鞭炮，“噼里啪啦”地放了起来。炮声响彻云霄，惊得树丛中的鸟儿纷纷飞起，也把熟睡的县令惊醒了。
为了睡个好觉，县令用被子捂住了自己的耳朵。鞭炮声果然小了许多，他又睡着了。
县令的一举一动都被神偷看在眼里。见他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神偷便跃上房梁把钟卸了下来。虽然被拆卸时，由于碰撞，钟发出了很大的响声，像是在给县令报警，可是捂着耳朵的县令根本没有听见。
神偷叫来老百姓帮忙，一起把金钟搬到集市上卖掉，然后把所得的银子分给了大家。之后，他又从县令那里偷了许多珍宝，也分给了老百姓。
县令见东西频频失窃，便主动申请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去了。其他贪官也不敢来这里为官，这里成了贪官禁地。
没有了剥削和压榨，这里的老百姓生活得安宁祥和，家家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
在户外音乐节井喷的2010年,古典音乐节也搭上了这趟顺风车。但与亲近蓝天、白云、草原的流行音乐节相比,上海夏季音乐节显得有些羞涩和保守——在空地搭起可容纳千名观众的巨大帐篷,观众依然在帐篷里摆放的座位上正襟危坐,所谓“户外”——仅用帐篷的轻薄质地与音乐厅的钢筋混凝土相区别,实在有些掩耳盗铃。
世界多个城市都有举办夏季户外音乐会的传统,而最为著名的户外音乐会则当属柏林爱乐乐团的森林音乐会(Waldbuhne),每年都会吸引数万名听众,人们带着毛毯、野餐盒来到森林剧场,或躺或坐,夕阳西下,一边听着世界上最著名乐团的精彩演奏,一边点燃自己带来的小蜡烛,与家人在烛光下共同品尝红酒的香醇,情调别致。全球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伦敦逍遥音乐会(Proms)也于1996年设立了“公园中的逍遥音乐会”项目,每年定期在伦敦、贝尔法斯特、格拉斯哥和斯旺斯的公园露天举行,下午5点半开场至夜间结束。观众们抬头仰望的是真正的星空,而不是塑料布上彩绘,身处的是混合着青草香的湿润空气,而不是空调制造出的27度。
虽然事情如此荒唐,但为了以正视听,我们且与这篇匿名文章以下简称“《办》文的作者计较一番。纵观《办》文,尽管指天发誓为本案的主要责任人陶德麟的道德品质担保,并列举了九条理由来为这次评奖辩护,但细究起来,没有一条是能够站得住脚的,而故意东拉西扯、避重就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手法却十分拙劣。且待我们逐条来进行澄清。
1《办》文说,陶德麟在评奖中并没有“一手操纵”,理由是他在评奖委员会中虽身为副主任,又“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但“不负责常务工作,主要工作都是在省政府和省委宣传部的领导下,由省社科联党组来完成的”,“加上陶德麟同志为人谦虚”,从不“固执己见”,所以不可能操纵评奖。作者们似乎忘记了,这是一次学术评奖,而不是什么别的日常工作会议。既然在评奖委员会中,陶被认为是“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威望”的副主任,又是省社联主席,那么尽管是由省委省政府领导,但涉及学术问题我们主要指哲学界的问题不听他的,难道还听外行的?一次省政府奖的评选当然是由省有关部门领导的,但这并不能保证评奖每次都是公正和成功的,还要看具体有发言权的人是否利用和辜负了领导的信任。在评奖办,陶德麟当然“谦虚”得很,决不会“固执己见”,因为凭他一言九鼎的“很高威望”,他用不着。但1997年学校分房时,他曾为增加分房的分数,公然把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一书据为己有,毫不“谦虚”地妄称自己为第一作者,后遭老先生们一致反对而未果。一个如此孜孜于名利的人,要证明他没有操纵评奖,显然不能单靠道德上的担保。
2《办》文说我们认为身居高位的陶德麟“长期以来一直控制着湖北省哲学界的成果评奖、职称评定和社科基金评审的大权”,这是“缺乏常识”,因为这些评审委员都是“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选任的,不是陶想进就能进得了的。即使在选任以后,来自各高校的专家学者都不是阿斗,他们都有自己的专业知识、学术水准和职业道德,陶能‘控制’得了吗?”显然,按照办公室先生或女士?的“常识”,在中国所有的评奖、评职称和评基金中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腐败,其他领域的腐败也不会有,因为就连成克杰也是“通过一定的条件和程序选任的”。但这恐怕也太低估了读者的智商了,打这种包票,在今天还能糊弄谁?小学生吗?
3《办》文在第3条中居然也列出了一个百分比,说是这次评奖的“投诉率”占所有申报的1417项中的1%其实投诉者中还有根本没有申报的人,办公室君该说“不到1%”,“在这么大规模的评奖活动中,投诉率只有1%,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足见这次评奖活动是相当成功。”但首先,作者在作出这一结论之前,似乎还需要列出其他的大规模评奖活动的投诉率作一对比,否则一个孤零零的数字有什么意义?第二,即使投诉率为0,就能说明评奖的“成功”吗?当年全国除了张志新、遇罗克几位志士外,连顾准都只敢偷偷地发些牢骚,对“文革”的投诉率又是多少?今天的环境当然与“文革”不同,但由于各种原因懒得投诉甚至懒得参评的大有人在。如中国新闻社主办的《华声视点》杂志在最近2001年8期发表的《是学术评奖还是学术腐败?——湖北社科评奖引发学界争议》一文中披露,武汉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李工真教授被采访时说:“我们没有做声,是因为作声也没有结果。有时鸦雀无声反而说明事情的严重”,“教师舆论坏透了”。“办公室”君却抓住在“办公室”里统计出来的一个数字就沾沾自喜,把人家的反映问题称之为“造势”,也未免太官僚主义了吧?
4《办》文为评奖结果作出的辩护是:“只要评审程序合法,评委的作品获奖不应大惊小怪,评委的专业水平都是较高的,因而有一定的获奖人数也不足为怪了”。此语所假定的两个前提都不成立。其一,所谓“评审程序合法”,有两层意思,一是制定的程序合法,二是严格按照制定的合法程序执行。但我们已指出,按照规定程序,初评评委不由各学会选出,而是由评委会办公室几个人当作“日常工作”来“协商推荐评委会成员”见上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第六条,并由以参评人陶德麟为副主席的评委会来拍板,事实上直到评审结束后还对成员名单保密,这种黑箱操作是不民主的,也是没有合法依据的;但即使制定的程序合法,在实际评审过程中也没有严格按照这一程序执行。如《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1998年评奖实施方案》第二条第6款规定:“复评:由省评委会学科组负责。各学科组在审阅初评推荐成果材料基础上,认真复核,充分酝酿,集体评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决定获奖项目,报省评委会终审。”又如上述《暂行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定:“终审成果必须由三分之二以上评委通过方为有效,并以得票多少依次排名”;但事实上,复评至少在哲学社会学组并没有投票《华声视点》的文章也披露了这一点,并认为“显然是违规操作”,终审也没有对每一项成果投票,更谈不上“以得票多少依次排名”了。对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办》文居然只字不提,却谎称“评审程序合法”。其二,所谓评委的专业水平高,评上不奇怪云云,是完全无视我们文章中指出的事实。每个评委的水平怎样我们不能说,但至少我们已揭发的陶德麟和汪信砚的那两个劣质作品能够评上一、二等奖,难道不是怪事么?《办》文对这第二个关键问题又是避而不谈。至于否认外国哲学教研室的成果被“斩尽杀绝”的事实,这也是办不到的。事实上,杨祖陶、邓晓芒的申报成果在初评中虽已上了推荐名单,但分别排在三等奖的倒数一、二名,根据复评和终审都不投票而基本保持初评排序的执行程序,实际上已被淘汰推荐名单多于奖项的50%,邓晓芒即使没有在文学组获奖,也不可能在哲学组获奖。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例如赵林也申报了哲学和历史两项奖,在历史组落选,在哲学社会学组初评中则进入了三等奖的倒数第七名,但复评中照样被淘汰了,更不用说排倒数第一、二名的杨和邓了。至于段德智教授则自1996年以来就不是外国哲学教研室的人了,一直是宗教学系主任。到底是谁“没有事实根据”甚至歪曲事实在说话,不是很清楚了吗?《办》文还信誓旦旦地说“评委们在依据条件去评审时,不会去考虑谁是谁的弟子,谁是哪个学校、哪个教研室。因为这是全省的评奖,而不是评某一个学校或是评武大哲学系的奖。”这个“因为”用得很蹊跷。“因为”是评全省的奖,“所以”就“不会”考虑亲疏关系?这种推论合哪一家的逻辑?
5《办》文第5条大部分是废话,湖北省646名“专家库”是如何产生的与本案无关,我们的投诉所涉及的问题只是:从这数百名专家中究竟是如何挑出7位哲学社会学初评评委的,又是如何恰好挑出汪信砚这位陶的大弟子当初评组组长的?对此《办》文中却恰好语焉不详,仅说陶“只是在参加评委会主任会议时才知道这个名单,当然也发表了赞同的意见”。我们无从参加这么高层次的会议,当然也不可能知道详情,但既然这个名单正是由评委会主任会议最后“研究决定”的,又如何能排除该会议的参加者、身为评委会副主任和学术权威的陶“操纵”和“安排”最终名单的可能呢?且不说即算汪的初评组长不是陶有意安排的,陶也有责任为了避嫌而对此提出修改意见而不是“赞同意见”,如果他真像《办》文所说的那么无私的话。
6《办》文抓住我们最初送交评奖办的反映材料后来不知被谁首先发到网上中说初评委中有“两名”陶的弟子这一小偏差做大文章,说“既然7人中没有2名‘陶的弟子’,所以他们假设的那种打分办法推导出来的所谓‘不公正’也就不存在了。”我们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纠正了这一小偏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那种打分办法原有的质疑。明眼人一看而知,这种办法本身存在漏洞,而只要7名评委中有一名充当组长的成员是陶的弟子,就足以能够挟陶的威风和自身的地位而利用这一漏洞了。何况即使汪不利用,也还有可能被其他人或在另外的评奖中利用。我们要说明的是,这种打分法决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
7《办》文引证评奖办在收到我们的申诉3月9日后一星期中3月15、16日连续召开的哲学社会学初评组和复评组两次座谈会上所征集的意见,说“他们都一致认为,整个评奖工作是公平、公正、科学、民主的”等等。评奖办的这一做法除了给自己壮胆之外,真是多此一举,谁会承认自己投的票是不公正的呢?奇怪的是,事隔近一个月,评奖办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答复,直到4月上旬,是赵林主动打电话去质问,对方才连忙说“我们也正准备找你们谈一次”,这才约定4月11日座谈《办》文中却说成是评奖办专门“约请”了我们进行“调查”和座谈。从座谈情况来看,哪里是在做调查,而是一味地敷衍搪塞,毫无听取意见的诚意有现场录音为证。两相对照,评奖办的偏袒态度昭然若揭。
8《办》文说杨祖陶教授的成果本来在复评中是评上了三等奖的,后来考虑到“可能对老教授本人及湖北省学术界带来一些消极影响”,才变成了“荣誉奖”。然而就算果真如此,不正好更证实了我们所说的“感到面子上挂不住,于是增设了一项徒有虚名的荣誉奖”?至于是谁提出改变奖项结构的,《办》文说是“组长们”,但陶德麟自己的说法是他向评委会三次提出了增设荣誉奖当时说这话是为了表功,这可是有人证在的,不是我们的凭空捏造。
9关于评奖结果的公布,《办》文说“原来准备安排在2001年元旦前”,“但由于评奖结果名录需要认真校核”,才推到了元月22日公示,这也是说不过去的。一个版面的《湖北日报》就需要20多天的“认真校核”?即使算上报纸的“版面紧张”,也要不了那么多时间,因为公布获奖名录也是全省的一件重大新闻。如果相信每天8版的《湖北日报》并不是未经“认真校核”过的,那么按照这种速度,这“日报”恐怕也就至少得改为“月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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