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与诚信原则

电子商务与诚信原则（精选8篇）

电子商务与诚信原则 篇1

中国自古就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八字经典。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市场竞争中往往信奉这样一句话:“诚实是最好的竞争手段”。

作为商务谈判主体在商务谈判中千方百计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天经地义的。

敏锐地捕捉商机,是商人的天性;还由于谈判各方客观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掌握完全信息的谈判方采用蒙骗手段达成交易防不胜防。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行的交易并非一单交易,而是不可预知将来会做多少次交易。从博弈的角度看谈判主体,都应该不敢冒然选择欺骗的手段去获得只此一次的交易。

可以说博弈过程又是一个不断抑制和排斥非诚信行为的过程。

诚信为商务之本,更为做人之本。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要求更多的国家,企业、个人建立信用档案。一个有完善信用体系的国家通常被称为“征信国家”,而商业信用与信用消费又往往成为征信国家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和成熟市场经济的标志之一。

电子商务与诚信原则 篇2

一、诉讼当事人之间需要诉讼诚信

(一) 诚信原则的引入有利于减小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

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法律主体, 享有平等权利、负有同等义务, 平等的适用法律。但在现实生活中, 因为其社会角色不同, 双方在势力上往往显现出一定的差异, 比如法人与自然人, 国际机关与普通群众。此时就需要利用诚信原则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规范, 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 减小力量差距对弱势一方造成的物质、心理压力, 在精神上对其给予支持。同时诚信原则要求司法机关对双方当事人同等对待, 不得出现因为法外原因对当事人及其提供的证据区别对待的情况。

(二) 诚信原则的引入有利于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抗关系

民事诉讼与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手段的区别之一即在于诉讼的对抗性。如果没有诚信原则的约束, 双方当事人出现利益冲突时, 当事人有可能钻法律的空子, 利用技巧投机取胜, 这种对抗性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有可能导致矛盾的激化, 从而积聚当事人的不满情绪, 增加法院审判和判决执行的难度, 不利于纠纷的解决。而确立诚信原则能够制约不正当的诉讼或取证手段, 控制过度的防御攻击行为, 有利于缓和当事人双方的对抗状态, 引导当事人在一个互信互谅的基础上解决纠纷, 构建一个比较和谐公正的诉讼环境。

(三) 诚信原则的引入有利于规范诉讼行为

诚信原则要求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承担提供证据, 如实陈述的义务, 要求双方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 互信互谅, 真诚善意, 以合法方式解决纠纷, 不得做出滥用诉讼权利、恶意制造诉讼状态, 拖延诉讼、以贿赂、胁迫、欺诈的手段左右判决结果的行为。因此, 诚信原则能够规范了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行为, 对滥用诉讼权利, 提供虚假证供, 妨碍取证, 拒绝执行法院判决等情况进行制约, 降低了民事诉讼的司法成本, 有利于法院公正、有效地作出判决。

二、法院与当事人之间需要司法诚信

对法官而言, 诚信原则既是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 同时也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 (1)

(一)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赋予法院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法院作为司法机关, 是民事诉讼活动的主导者, 是行使审判权的主体, 有权对案件进行取证审理、事实认定、做出判决并监督其得到执行。法院可以依法裁判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是否合理正当, 是否违背法律规范, 当穷尽法律规则时, 法官可以依据事实, 适用法律原则, 做出判决。因此, 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领域实质上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 (2)

诉讼参与人, 包括与案件有关的证人、书记员、翻译人员、勘验人员等, 也受到诚信原则的规范, 比如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证人有如实作证的义务 (第70条) , 勘验人员有勘验并如实上报的义务 (第73条) 等。而这些诉讼行为是否符合程序之正义性, 正是诚实信用原则赋予法官以自有裁量的内容, 即法官有权判定当事人陈述是否符合事实, 证人证言是否可信, 勘验鉴定结果是否属实等, 这些皆为法官自由裁量权适用之范围。

(二) 民事诉讼诚信原则对法院的要求

同时诚信原则也是对审判人员行使审判权的制约, 法院的审判行为应遵循公正、诚实、善意的原则, 慎用审判权, 履行审判义务, 认定和查明事实, 作出公正的判决, 不得以消极不作为的方式草率地对案件作出处分。面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 法官应做到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 不带偏见地看待各方提供的证据, 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对所有当事人平等的适用法律, 公正地做出判决并对判决依据进行必要的解释说明。

诚实信用原则对法院提出三点要求:第一, 禁止突袭性审判, 即法官应尊重当事人的攻击和防御的机会, 应在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论辩之后, 作出裁判, 以防止裁判给当事人造成突袭;第二, 反对秘密心证, 要求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公开心证, 及时就自己对双方证据的理解和判断做出说明, 适时公平公开地对双方当事人进行指导, 并在判决书中详细说明判决的理由;第三, 禁止滥用自由裁量权, 法官应在立案阶段妥当对诉讼条件进行审查, 审前阶段充分保障被告的答辩权, 认真负责地进行调查取证, 审理中依法公正审慎的行使职权, 审理后即时公开判决及其理由, 以便对其自由裁量权进行监督。 (3) 此即诚信原则对于法院审判权的要求, 是法院相对于其他诉讼主体应遵守的义务。

三、上下级法院之间需要管理诚信

《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中规定了二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处理方法:根据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履行法定程序情形的不同, 对上诉案件的审理结果, 既可以是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依法改判;也可以撤销原判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上级法院审理上诉审的行为的需要诚信原则的制约, 需要审判人员在做出判决时扪心自问, 依据现有证据, 自己是否已做到内心确信。

(一) 上级法院否定下级法院的正当裁量

《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如果原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的, 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然而部分上级法院为了树立权威、证明自己的司法能力, 将正当裁量改判或发回重审。目前二审程序中缺少就有关案件与原审判人员讨论判决理由、听取一审审判人员答辩的过程, 而仅仅基于上诉方的上诉理由和一审阶段已有证据在发回重审或改判之间做一个选择。这种处断方式降低了一审法院的威信, 影响了法院判决的既判力, 同时也是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需要诚信原则提醒上级法院审判人员, 更加谨慎地对待上诉案件和一审判决结果。

(二) 上级法院维护下级法院的不当裁量

上级法院维护下级法院的不当裁量也是诚信原则需要规范的现象之一。部分上级法院对内维护意识很强, 在尚未认清事实真相或明知原判决偏颇的情况下, 维持原判, 这违反了诚信要求, 显失公允。此等判决难以做到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 其裁判理由经不起推敲, 判决结果难以使人信服。同时, 这种不负责任的二审方式也增大了错判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对上级法院审理上诉审的行为进行制约, 然而现实案件复杂多变, 不可能找到一条通用准则来规范上级法院的护短行为, 因此需要诚信原则, 对上级法院审理上诉审的行为进行制约。

(三) 上级法院将应该依法改判的案件发回重审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3条规定:上诉案件中, 原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 依法改判。然而如果二审法院改判, 若判决结果存在重大错误, 则由二审法院承担责任, 如果发回重审, 则由一审法院承担判决风险, 当事人仍有上诉的机会。可见发回重审与改判或维持原判相比, 上级法院承担的风险较小, 为了推卸责任, 上级法院更倾向于将案件发回重审, 以解决问题, 规避风险。但这种互相推诿的方式会延长诉讼周期, 增加当事人的负担,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在事实认定中不诚实, 在处断时并非出于善意, 违背了诚信原则的要求, 也应受到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制。

四、总结

由此可见, 诚信原则不仅规范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 同时也规范司法机关的审判行为;不仅规范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诉讼关系, 同时也应规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诉讼关系。因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诚信原则, 以约束诉讼参与人的诉讼行为。《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 规范民事诉讼活动的基本法, 作为三大程序法之一, 民事诉讼法需要及时调整以适应民事诉讼活动的需求。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 社会中的民商事法律关系瞬息万变, 然而法律需要一定的稳定性, 频繁变更立法一方面有损于法律的威严, 另一方面法律规则始终难以涵盖所有现实情况, 会产生民事诉讼法调整的空洞, 形成法律真空的状态。而运用法律原则可以弥补法律规则的不足, 填补法律的空白, 将诚信原则写入民事诉讼法, 可以利用公正、诚实、善意的理念规范当事人的诉讼活动, 指导司法机关的审判活动, 使民事诉讼活动完整地纳入民事诉讼法律框架之下, 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因此笔者认为, 无论从司法实践还是从立法规范方面考虑, 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领域都是十分必要的。

摘要：诚信原则被称为民法中的帝王条款, 伴随着法制的发展, 诚信原则写入民事诉讼似乎大势所趋, 但仍偶有反对之声, 那么诚信原则是否应该适用于民事诉讼法领域, 如何确定它在民诉领域的适用范围, 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特殊作用体现在何处呢?文章将从司法诚信入手, 结合司法现实, 浅谈笔者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浅析电子商务与诚信法则 篇3

关键词：诚信；电子商务；社会诚信机制

一、我国电子商务交易现状

根据CNNIC（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05年12月31日，我国的网民总人数为l1100万人，与上年同期调查结果相比增加了1700万人。增长率为18.1%；宽带上网人数增加了2150万人，增长率为50.2%：上网计算机总数已达4950万台，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790万台，增长率为19.0%。虽然，我国电子商务的基础环境不断改善。但当问及“用户认为目前网上交易存在的最大问题”时，“安全性得不到保障”、“产品质量、售后服务及厂商信用得不到保障”仍然排在了最前面，其被选率占70%左右。由此可见，诚信问题成为电子商务的首要问题。电子商务要快速持续的发展，必须加快诚信问题的建设。

二、电子商务诚信缺失的原因

（一）诚信基础薄弱，电子商务交易信任度低

由于我国长期的：“重商主义”的影响，导致一些传统的社会诚信道德与伦理的缺失。现实社会中，假冒伪劣商品肆虐、虚假广告泛滥、经理人缺乏诚信等诚信问题每天见诸于报端，几乎成了普遍现象。而电子商务作为不见面的交易方式，更难得到消费者的认同，而“无商不奸”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人与人之间防范多于信任，都是电子商务发展的心里障碍。

（二）缺乏健全的法律法规

我国当今的法律建设尚不完善，尤其是关于电子商务方面的法律法规更待发展。许多国家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一些涉及电子商务某些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约束交易双方的背信行为。

（三）网络骗术的滋生和网民安全意识不强

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电子商务以“熟透半边天”，网上购物给大家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大量的假冒伪劣和违法犯罪，并且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取证困难等原因，网络犯罪往往比现实商业诈骗更难追查，因此，各种网络骗术甚至是网络诈骗肆意猖獗，给受害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近年来，团购网站如雨后春笋般疯狂增长，成为了电子商务市场的 “香馍馍”。对于消费者而言，团购的超低价格确实能令人心动，然而其中所存在的各种“隐患”也会让消费者犹豫不决。就在日前，部分网络不法分子就将罪恶的目光瞄向了正在爆红的团购市场，以复制、克隆真实的团购网站，制造出真假难辨的钓鱼网站，进而对消费者进行诈骗。所谓钓鱼网站，就是不法分子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模拟出一个与真实网站极为相似的网站，特征就是难分真伪。

（四）政府部门监管不严，网上经营门槛太低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国家对互联网上服务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的经营活动实行许可制度。未经许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设立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不得设立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根据此条和该条例第4条规定，网上经营审批、监督管理部门为政府文化行政、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这些部门依法通过对上网服务经营资格审批和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具有积极意义。但是，适用上述规定来审查上网服务经营者的准人资格和规范经营行为，在实践中是非常困难，因此产生了许多不具备上网服务经营入资格的单位和个人进入了上网服务经营行列。特别是由于我国尚未制定《电子交易法》，对网上商品经营应具备的条件和程序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网上商品经营准入资格的审查问题更多。实践中，无论是从事个人交易的淘宝网还是从事公司交易的阿里巴巴网等，对申请经营者的准入资格审查都流于形式。

三、解决电子商务安全与诚信问题的对策

（一）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

企业经营诚信缺失的最深刻的根源是社会道德滑坡，只有社会道德建设问题得到解决，企业经营中的诚信问题才能够解决。我们要从全民教育入手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培育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形成每个人都能够讲究信用。只有大多数企业能够自觉地守法自律，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才能够建立起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的社会诚信氛围才能营造起来，整个市场机制才可能以最低成本运行。

（二）健全电子商务政策法规

建立电子商务活动中的信用机制，需要有完善的法制环境，必须依靠政府有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国家应该根据电子商务活动的特殊规律，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大力营造良好的电子商务信用环境，以法律的形式对电子商务中的企业和个人的权力与义务及各自的行为规范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得建立和实施信用制度有法可依。

（三）网民应该提高自己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现实生活，很多网络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因为网民的自身安全意识过低，使得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网络安全的难题的破解，打击网络事故的发生，网民自身也承担着不可推脱的责任。因此，广大网民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丰富自己的网络安全知识，以不变应万变，避免掉入不法分子处心积虑设置的网络“陷阱”之中。除了相关部门通过法律、技术等手段打击网络犯罪，网民也需要养成良好的网络安全意识，及时升级杀毒软件，拒绝登陆不良网站，到正规下载站进行网络下载，。另外，保护好自身的隐私信息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按时更换有关网络服务证件的密码，重要文件的加密处理和个人电脑的保护措施。网民提高自身防范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网上环境的安全性。

【参考文献】

[1]袁中国.电子商务环境下国际贸易的变化趋势[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4（2）

[2]柴跃廷.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战略与对策[J].中国创业投资与高科技，2OO4（04）

[3]王玉英.论诚信的经济属性与诚信体系构建[J].现代经济，2004（04）：3—7

[4]郑挚.电子商务诚信缺欠探究[J].北方经贸，2007（11）：59-62

[5]孙智英.信用问题的经济学分析[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56-59

电子商务诚信问题与策略论文 篇4

[关键词]电子商务;信任;交易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正式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已达4.5万亿,同比增长22%。

中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迅猛势头不减,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电子商务核心数据,第二季度规模为1.6万亿元,同比上升47.0%,环比上升9.3%。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发现由于缺乏一个完善的信用环境,信用的缺失导致网上交易中欺诈、受骗的现象屡屡发生。

因此,为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研究如何建立或增进电子商务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尤为必要。

1 文献综述

1.1 电子商务信任概念

近几年,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电子商务信任的定义,其中被引用最频繁的是Mayer等人提出的信任的定义：基于期望对方即将完成己方重要的特定行动,己方愿意接受对方行动可能导致的伤害,而不考虑监督另一方的能力。

同时,Mayer等人的研究表明,能力、善意和诚实是一个被信任者值得信任的主要特征。

1.2 信任相关问题

(1)信任影响因素

电子商务环境中的信任影响因素来自多个方面,多数研究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即企业自身、企业网站、消费者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邵兵家等,)。

也有的研究将影响B2C电子商务信任的因素归纳为技术因素、商业因素、消费者个人因素和环境因素(王宏伟,)。

影响C2C信任的因素可以从买方所处的外部交易环境和内部交易环境来分析(赵娜,)。

由于电子商务的广泛性,研究者多选择其中一个或几个角度对电子商务信任进行了研究,如网站角度,消费者个人角度(肖阿妮,2011),厂商特征和消费者特征(谢凤华,2005),技术因素和环境因素(朱跃东,)等。

由于学科的不同,研究的角度与出发角度也不同,如感知角度(罗雯,2006)。

我国合同法诚信原则 篇5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早在中国古代时就被广泛推广。在中国古代一般就治国思想分为儒家、法家、道家，但不管是哪家的学说，说道底都是在“诚信”上做的文章，仅仅是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更是将“诚信”上升为法律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由于人治的原因，“诚信”在许多时候被作为判罚的依据。由此可见，诚信原则在中国是有其悠久历史的，它扎根于中国的传统道德，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意义上的为各国广泛采用的“诚信”源于罗马法。就当代中国而言，对“诚信”的理解已经同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基本一致，与中国古代关于“诚信”的理解已有很大的不同了。概而言之，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以善意的心理状态从事民事活动、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其次诚信原则本质上是一种道德规则，它从道德要求出发，以法律的手段规制人们的行为，确立起牢固不可动摇的交易道德准则。而诚信原则又与公平正义原则、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等共同构筑了市场主体行为的范围，要求市场主体得在不损害他人与社会利益的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后诚信原则不仅是守法原则，更是司法原则，从而实现民法理念以及填补法律的空白与漏洞。

信用是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市场经济秩序的基本内容。整治经济秩序，重塑社会信用不仅需要强化诚信观念，而且要建立长期、稳定的市场监管法律体系。通过法律手段整治社会信用。而我国合同法就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个重要原则。

随着科技社会的不断进步，交易的日益频繁与复杂，经济走向规模化、社会化，合同自由原则的地位似有所下降，而诚信原则经过学者的推崇，已渐上升为合同法中的核心原则，甚至被尊为“帝王条款”。可见其在合同法，乃至整个民法中的重要地位。在交易中讲究诚实信用，已不仅是道德需求，更多地具有了经济价值。合同法诚信原则因其对合同行为全过程的规制，在维持交易秩序，保护交易安全，降低交易费用，鼓励交易成功，解决交易纠纷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诚信原则与自由原则被称为是合同法的两大主线,贯穿合同成立、履行、解释等阶段,在合同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执行合同的主要目的在于相信双方在进行一个都能获利的交易,在当事人进行交易的整个过程中,需要最低限度的信赖,诚信原则作为一个法律与道德的保障,在合同法中的功能非常突出。它要求当事人必须具有诚实、守信、善意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当事人有诚实、善意的主观愿望，在从事交易活动中,应当忠于真相,不得欺骗他人,损人利己。在订立合同后也应恪守诺言,任何违反合同义务的行为都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其次，诚信原则要求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关系,都是各个交易主体追求不同利益而产生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需要以诚信原则来加以平衡。并且诚信原则不仅要平衡当事人的利益,还要平衡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要求当事人不得乱用权利,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的利益。最后，诚信原则具有解释法律合同的作用，要求在法律和合同缺乏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司法审判人员应根据诚信、公平的原则,准确解释法律和合同。

我国《合同法》明确了诚信原则的地位和适用范围。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履行的过程中及合同订立前与合同终止后,都要遵守诚信原则,严格依据诚信原则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第一,在合同订立阶段,虽然合同尚未订立,但当事人之间已产生了邀约或意向上的关系,双方都有向对方如实告知的义务。如一方当事人应如实陈述商品的瑕疵、质量情况;如实向对方陈述一些重要情势(财产状况、履约能力);履行相互协助、通知、保密等义务。第二,合同订立后,双方当事人都应当依据诚信原则遵守诺言,认真做好各种履约准备。如果一方在履约前出现造成合同无法履行的法定情势,另一方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要求暂时中止合同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履约的担保。但是,在行使中止权利时应遵循诚信原则及法律规定的条件,不能因对方暂时的困难便借故终止合同。第三,在合同实施阶段,当事人应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权利义务。一方当事人以善意方式履行其义务,另一方当事人要积极配合,相互协作。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当事人应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诚实、善意地履行义务。第四,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只有在不可抗力的情况下才能进行。根据诚信原则也可以提出变更或解除合同,但应提前通知对方协商进行,给对方必要的准备时间。第五,在合同关系终止以后,尽管双方当事人不再承担合同义务,但也应根据诚信原则的要求,承担一些附随义务。如受雇人在雇佣关系终止后,对雇佣人的商业秘密等情况负有保密义务。

论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 篇6

汤维健

一、立法缘起：越出民法界限的诚信原则

《周易·乾·文言》中记载“修辞立其诚”，要求人们发表言论，必须建立在诚信的基础上，要有事实基础。所谓“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等等，说的也是类似的意思。在古人信奉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其中有一常即为诚信之“信”。可以认为，“诚信”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支柱性准则之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将“诚信”这个道德范畴转译到法律当中，使之成为一项法律原则和法律规范，从而实现了所谓“道德规范法律化”的，首先不是在我国，而是在古代罗马法中。我国民法学研究表明，诚信原则乃起源于罗马法中的“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诚信契约是与严正契约相对而言的，在严正契约中，当事人只须严格依契约办事即可，无须承担契约文字以外的更多的义务；而依诚信契约则不然，当事人除需要依契约的文字承担相应的义务外，还需要承担该契约中未加明订的补充性义务，而这种义务是仰赖当事人按诚实和善意的要求履行的。在由此所发生的诉讼中，也即诚信诉讼中，法官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对当事人所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予以职权化的调整，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抽象理念。可见，诚信原则最早发生在实体法中的合同领域，其目的不仅为当事人履行其合同义务课加额外的诚信义务，同时还据此赋予法官对实体问题的自由载量权，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又是对立统一的。

萌发于古罗马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现代社会，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丰富，它越出债法领域，扩及到了所有的民事法律部门，以至于许多国家民法均开宗明义将它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如作为现代民法样板之一的《瑞士民法典》就在其第2条中明文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也确立了该一原则的基本规范地位，其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原则”。由此来看，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已得到完全的确立。

那么，民法中的诚信原则能否延伸适用于民事诉讼领域并成为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呢？对此，大陆法国家的学者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形成了“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分歧。

日本学界在战后对于民事诉讼法中引进诚信原则是持反对态度的，反对的理由主要有这样几条：第一，处理繁杂的民事诉讼程序应客观地适用明确的基准、遵循具体的规范，而体现在一般条款中的诚信原则则有违反制度目的之虞。第二，具有诚信原则的价值判断已具体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之中，因而无需在此以外再规定一条抽象的诚信原则，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也是有害的。第三，诉讼是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性抗争活动，只要双方当事人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去进行就可以了，而不必要在法律规则之上再加上一条伦理规则。

但是，诉讼立法的实践为这种争论给出了答案，并划上了句号。1895年颁布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第178条规定：“当事人据以声明所必要的一切情事，必须完全真实且正确地陈述之”。这可以看作是真实义务的立法先河。该法并且规定，当事人所作的不真实的陈述属违法行为，如果是出于故意或过失，当事人应负损害赔偿的义务。不仅如此，该法第377条还规定，当事人宣誓后故意作的虚伪陈述可构成犯罪。1911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也规定：“当事人或代理人以恶意陈述显然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陈述之事实为显然无理由之争执或提出显然不必要之证据者，法院应科以定额以下之罚款”。我国解放前1922年《民事诉讼条例》也借鉴了此一立法例，规定了诚信原则：“当事人故意陈述虚伪之事实，或对他造提出之事实或证据故意妄为争执者，法院得科以300元以下之罚款”。德国最高法院1921年6月1日下达判例，在判例中这样论述：“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事人的诉讼关系与他们在实体法上的关系同样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基于这样的认识，德国1933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当事人的真实义务。其第138条规定：“当事人应就事实状况为完全而真实的陈述”。此外，该法对真实义务的违反还规定了承担诉讼费用等方面的后果责任。真实义务是诚信原则的核心内容。受德国法的影响，意大利leq年新《民事诉讼法》第88条也规定：“当事人关于事实上之状况，应完全且真实陈述之”。日本1996年新《民事诉讼法》第2条则明确将诚信原则规定为统帅一切的基本原则：“法院应为民事诉讼公正并迅速地进行而努力；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以诚实信用为之”。同时该民诉法还规定了大量的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内容，作为对诚信原则在具体诉讼环节上的落实和体现。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也采用德国立法例，于其第195条规定：“当事人就其提出之事实应为真实及完全之陈述”。我国澳门地区《民事诉讼法》则别具一格，它将诚信原则分解为三大原则加以规定，其第8条规定了合作原则：“在主导或参与诉讼程序方面，司法官、诉讼代理人及当事人应相互合作，以便迅速、有效及合理解决争议”；其第9条规定了善意原则：“当事人应遵守善意原则；当事人尤其不应提出违法请求，也不应陈述与真相不符之事实、声请采取纯属拖延程序进行之措施及不给予上条规定之合作”；第10条规定：“所有诉讼参与人均负有相互间行为恰当之义务，而律师与司法官之间有以礼相待之特别义务；当事人于文书或口头陈述中不应在不必要或不合理之情况下使用侵犯他方当事人名誉或名声之言词，或使用不予有关机构应受尊重之言词”。这是对诚信原则的扩大理解，也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新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定诚信原则，但其第5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必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遵守诉讼秩序，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这三大诉讼义务，实际上都是诚信原则的具体内容，尤其是第一项“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理论上把它解释为“诉讼权利不得滥用的原则”，而权利不得滥用乃是诚信原则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依此而言，应当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是确立了诚信原则的。其他的明显与诚信原则相关的具体内容亦为数众多。由此看来，诚信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也已经为现代各国民事诉讼法所确认。

二、原因解析：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确认诚信原则？

前已述及，诚信原则由伦理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再由民法中的法律原则演化为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律原则，可以说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表现和必然产物。那么，具体地设问，原本作为私法领域中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能够在民事诉讼这一公法领域发挥作用呢？对此必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

第一个层面，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要规定诚信原则，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和民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精神上的关联性或一脉相承性。这里照例要引用一下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审判程序和法二者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就像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应当具有相同的内在精神，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也应当体现在民事诉讼法中。如果民事诉讼法中没有诚信原则的要求，则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贯彻。这是由民事诉讼法所具有的工具性价值决定的。因为，民事实体法中的诚信原则具有两个功能：首先它是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时必须具备诚实、善意的内心状态的要求，对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其次，诚信原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授予。后一个功能是对法官而言的，不属于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因而与民事诉讼法不直接发生关联。但前一个功能，直接与当事人的民事行为相关，因而与民事诉讼发生联系。对当事人民事行为的诚信要求，必然延伸到民事诉讼行为领域。如果前者不能扩及于后者，则前者所具有的功能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所以，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若在解释论上涵盖对当事人的行为准则要求，那么，从立法的一贯性和体系性上着眼，必然要在立法上认可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而民事诉讼中的诚信原则，首先就成为对当事人诉讼行为的诚信要求。这种诚信要求乃是从民事实体法上直接转承而来，而非属民事诉讼法上的独创。这反映了民事诉讼法对民事实体法的保障功能以及隶属性质。

另外一个层面，在民事诉讼法中确立诚信原则是为了适应新型诉讼模式的需要。诉讼法的立法史表明，诚信原则并不是在任何一种诉讼模式中都有存在的可能和必要的。就职权制模式而言，法官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诚信原则主要是针对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来说的，其对当事人的规制意义较为微弱。而法官恰当地行使职权，在一定意义上说乃是审判制度所要求的，是由审判法或法院组织法来规范的，因而民事诉讼法对之可以不作规定。可见，诚信原则在职权制模式中并不具有必然性。事实上，诚信原则乃是在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对抗制诉讼模式的预先存在是诚信原则赖以生成的逻辑前提。在对抗制或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是诉讼程序的主导者，当事人的诉权对法官的审判权具有最大限度的制约作用，与此同时，当事人拥有最大范围的诉讼权利，当事人自治和当事人控制是该诉讼模式的基本表现形态和运作方式。凡属权利，均易致滥用。当事人在拥有充分诉讼权利的同时，其对诉讼权利的滥用也就成为不可避免之现象。滥用诉讼权利，不仅容易导致当事人诉讼地位的不平衡，而且也影响法院的司法权威性，同时对诉讼效率的提高也带来了负面效应。为了克服此种诉讼流弊，现代国家的民事诉讼法都不约而同地引进了本属私法领域的诚信原则，使私法原则公法化。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得以确立的结果，乃是减缓了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固有的对抗性色彩，加强了当事人在行使诉讼权利过程中的合作和协同。以德国为例，在德国，人们已不再把民事诉讼视为当事者之间对立抗争的关系，而是将其作为协同关系来把握并使这种思想渐露头角，造成所谓债权法上概念的信义原则与诉讼发生了结合。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其目的主要在于纠正当事人主义的过头之处，使诉讼程序的过分当事人化倾向得到遏制。但这种遏制并非简单地向职权制模式回归，而是通过强化当事人诉讼义务的途径使当事人主义能够正常地发挥作用。到了这里，人类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和演变充分地表现出了其自身规律和辩证逻辑。如果说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诉讼模式是对职权主义或职权制诉讼模式的否定，那么，由诚信原则所造成的程序模式的变化则是对当事人主义或对抗制诉讼模式的再次否定。其结果，一种脱胎于当事人主义同时又受职权主义启迪的新型诉讼模式由此得以形成。此种在诚信原则支配下所形成的诉讼模式可以姑且称之为“协同型诉讼模式”或“协同主义诉讼模式”。在否定之否定的层面上，协同主义诉讼模式较之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言乃处在更高的境界，毋宁认为，前者乃是后二者的优势综合的产物。就程序公正的价值而论，它较职权主义为优；就诉讼效率价值而言，它较当事人主义为佳。可见，诚信原则之在民事诉讼中的引入，所造成的结果绝不至于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的增减，而是一个新型诉讼模式的诞生，因而，其意义乃是深刻而久远的，它反映了诉讼文明在现时代的新发展和新要求。

三、异同分析：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与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

既然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来源于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那这二者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自然不言而喻。这种联系集中表现在诚信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诉讼行为的统一调整之上，反映了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民事实体法毕竟属于私法范畴，而民事诉讼法则属于公法范畴。私法领域发挥作用的基本原则延伸到公法领域，便使诚信原则发生了诸多的变异，并使之带上了诸多不同于民事实体法诚信原则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认识：

其一，二者的功能不同。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是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行为准则，又是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前者要求当事人权利不得滥用，后者则意味着承认法官的创造性司法活动，允许法官在法无明文规定时依据公平的要求进行裁判。可见，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在本质上乃是交易道德的基础和利益平衡的结合，它具有行为准则和裁判规范的双重机能。就规范的性质而言，诚信原则对当事人乃属义务性规范，它要求当事人按诚信的要求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乃属授权性规范，它授权法官以此对裁判结果予以具体的平衡，使之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诚信原则在实体法上方有“帝王条款”之称，它才因此而有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特殊功效。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信原则也可以在两个意义上理解，一是行为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另一为实质意义上的诚实信用。前者指的是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实施诉讼行为时，以及法官在履行国家审判权实施审判行为时，均应当诚实和善意；后者指的是法院、当事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中需维持当事人双方利益平衡和当事人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其实质乃是公正与衡平。可见，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具有三重机能：对当事人而言，诚信原则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的行为准则；对法官而言，诚信原则既是法官行使审判权、履行审判义务的行为准则，同时也是其平衡各种诉讼利益的基准。对于前两个功能比较好理解，但对诚信原则所具有的诉讼利益衡平功能则需要稍加解释。诉讼利益既具有独立的价值，又具有确保实体利益得以实现的作用。法官应当确保诉讼利益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始终处在平衡状态。这种诉讼利益的平衡状态一旦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行为而受到影响，法官则需依诚信原则对这种扭曲了的诉讼利益关系进行矫正。可见，与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相比较，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多了一个机能，并同时改变了一个机能。所多出来的功能表现为城信原则对法官行使审判权也起着行为准则的作用；所改变了的功能表现为它由原本的实体利益衡平功能转而变为诉讼利益的衡平功能。这便是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发展到诉讼法领域后所发生的功能上的转化。甄别或判断诚信原则是属于实体法律原则还是属于诉讼法律原则的分水岭，乃在于诚信原则的利益衡平功能的性质归属及其是否具有裁判准则的功能，而不在于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规范对它加以规定。举例言之，在证明责任的分配上，法官有时会使用诚信原则。这时所出现的“诚信原则”，从性质上看，应属实体性原则，而不属于程序性原则。

其二，二者所规范的主体和行为领域不同。如前所述，民事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既然对当事人起行为准则的作用，而对法官起裁判规范的作用，那么，其规范的主体自然包括当事人和法官两个方面。尤其是，它对当事人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正常的民事活动领域，而对法官所起的规范作用乃是在对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裁判阶段，因此，实体性的诚信原则是跨领域而发挥作用的，在时序上有着严格的先后性。与之有所不同的是，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则仅仅在诉讼程序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诉讼程序产生前以及诉讼程序结束后，它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不仅如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除继续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行为关系外，还调整法院和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诉讼法律关系，此外还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如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的诉讼活动起调整作用。因此，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在规范的主体上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所规范的主体，涉及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它实际上是对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实施诉讼行为、从事诉讼活动所提出的普遍性要求。当然，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不同，由诚信原则所产生的拘束范围和内容便有所不同。由于当事人和法院是民事诉讼中的主要主体，他们所享有的诉权和审判权构成了诉讼程序赖以存在和推进的主要权利渊源，他们违反诚信原则对诉讼程序所产生的影响也最大，因而诚信原则主要对当事人和法院产生规范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从国外诉讼理论以及相关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一般仅及于当事人，最多涉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而往往不扩及于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将诚信原则的规范主体扩展到法院，使之成为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一个约束性原则，这是我国诉讼法学理论的创造和发展。笔者认为，在规范主体上将诉讼法上的诚信原则作普适化的理解和把握是有其必要性的，这不仅因为法院需要借助诚信原则对诉讼利益关系作出动态的平衡，同时从司法监督机制上说，也需要利用诚信原则对法院恰当地行使审判权予以规范和制约。

其三，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木同。对当事人而言，其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仅仅限于实体法律利益，对法院而言，其违反诚信原则所损害的客体则既有实体性利益也有程序性利益。其实体性利益表现在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必定会损害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或者会使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失去平衡；其程序性利益表现在，由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而这种损害的后果依法又可以、并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必须通过法定程序予以补救或纠正。此一过程的完成势必要影响诸如程序效率、诉讼经济等诉讼价值的实现，这便又造成了程序利益的受损。可见，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既规范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又调整法院的民事审判行为，违反它所侵害的法律利益主要表现为实体利益，但也会间接地损害诉讼利益。

而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情形恰好相反，它所损害的主要是或直接是诸如诉讼公正、诉讼经济等诉讼利益，但间接也会影响当事人的实体利益。比如，对当事人来说，如果一方违反诚信原则主张了虚伪的事实并提供了虚假的证据对该事实进行了证实，并由此取得了胜诉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诉讼公正直接受到损害，但同时其实体利益也遭到了间接的影响。再如，当事人一方滥用申请回避权，其目的是拖延诉讼的进程，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障碍性因素，这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显然影响了诉讼效率和审判者权威，妨害了诉讼利益的实现。但与此同时，此种行为也给当事人诉讼标的外的实体利益造成了损害，比如增加了诉讼费用、延长了诉讼周期等等。而这种实体利益的损害便成为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的间接客体。再如，对法院而言，如果法院违背诚信原则作出了突袭性裁判，使当事人觉得此一裁判结果的形成不可信赖，则法院的此种行为便损害了当事人所应当具有的诉讼结果可预测性的诉讼利益。同时，由于法院作出了突袭性裁判，当事人原本可以提供的诉讼资料或证据材料由于预测错误而未能提供，从而有可能影响该裁判的实体结果的正确性，这又使其实体利益存在着间接受损的潜在可能。可见，无论是对当事人还是对法院，甚或是对其他诉讼参与人，他们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其结果不仅直接地损害了诉讼利益，而且还连带地或间接地影响了当事人的实体利益的实现或保障。

由此可见，无论是违反实体上的诚信原则还是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也无论是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还是法院违反诚信原则，甚或是其他诉讼参与人违反诚信原则，其结果往往损害了实体利益和程序利益这双重法律利益，所区别的只是，违反了实体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实体利益，而违反诉讼上的诚信原则所侵害的客体则主要是为法律所保护的程序利益，只是它们都兼及影响其他利益的充分实现。这既说明两个领域中的诚信原则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它们不能互相替代，而都有必要在各自的法律部门中得到确立或体现，同时也说明实体法和诉讼法存在着内在的、紧密不可分的联系，违反了任何一个领域的诚信原则，一般都必然损及另一个领域所存在着的法律利益。两个领域中的诚信原则所存在着的这种紧密联系，又证明了诚信这种道德规范法律化之后所产生的普遍性和一体性影响。

最后，违反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违反实体法上的诚信原则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事主体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权利或履行实体义务，此时所产生的后果是实体法上的责任，如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等等；另一是法官违反诚信原则行使实体上的载量权，此时所产生的后果乃是判决被改变或撤销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国家赔偿责任或对法官个人的错案责任追究等等。但是违反程序法上的诚信原则所产生的后果就要复杂得多了：首先对当事人而言，如果其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则不仅能有可能导致程序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承担诉讼费用、被裁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等等，同时还会产生实体上的法律后果，如侵权责任等等，如果情节严重，则还可能产生刑事法律上的责任，如伪证罪、妨碍司法罪等等。其次对法院而言，如果法官违反诚信原则，则可能导致因程序严重违法而被宣布审判无效，从而引起发回重审或再次审理的诉讼后果；情节严重者，也可能会因为被认定为错案而产生国家赔偿责任或错案责任之追究。最后对其他诉讼参与人而言，他们若违反诚信原则而实施诉讼行为，直接的后果便是会导致相关的诉讼行为被宣布为无效，如证词无效、鉴定无效或翻译无效等等；此外，对他们实施这种违反诚信的行为，法院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对他们施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如罚款、拘留等等，若情节严重，还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四、滥用起诉权：违反诚信原则的诉讼表现之一

如果说诚信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普遍性原则，当非夸张之语。诚信原则已经内化在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成为民事诉讼程序建构时必须考虑的主要指针之一。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可以说是诚信原则的展开。对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而言，我们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民事诉讼基本原则部分将诚信原则明确地规定下来；另一方面，按照诚信原则的普遍性要求，拾遗补缺，在某些重要的诉讼阶段或环节上规定用以确保诚信原则得以实现的具体制度或程序规则。基此目的，笔者拟就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要求和内容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

从违反诚信原则的主体来看，可以将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分为四个方面来理解：即，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法院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其他诉讼参与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以及，案外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等等。但从诚信原则的历史起源和前面介绍的立法例来看，诚信原则主要是对当事人的约束性规范，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实施诉讼活动具有普遍性、根本性和深刻性的特点，因此本文主要集中于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的描述和分析之上，并同时就其预防机制和责任补救机制作出探讨。

学者们一般认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2．诉讼上的权能丧失；3．滥用诉讼权利，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延滞诉讼；4．有利的诉讼状态的不当形成；5．虚伪陈述、提供虚假证据或与他人同谋为虚假诉讼以获确定判决；等等。显而易见，这是司法实践表明的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典型形态。这些表现形态，有的属于当事人对纯属诉讼权利的滥用，有的则兼有滥用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内容。当然，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这些列举性描述尚欠全面和系统。何况，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乃是不尽一致的。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起诉权的滥用；二是对诉讼权利的滥用。前者发生在诉讼启动之初，后者发生在诉讼过程之中。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滥用诉讼法所赋予的程序性权利，无非表现在这两个领域。

除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的诉前保全程序被滥用而成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最初表现形式外，从逻辑上说，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最初表现乃是对起诉权的滥用，由此使得诉讼诚信机制从一开始便处在被扭曲的状态。如果说滥用诉讼权利所产生的诉讼负效应仅仅局限在诉讼的某个环节，而一般不至于损坏整个诉讼程序诚信价值，从而对诉讼程序的全过程形成否定性的评价，以致诉讼结果的有效性尚可补救的话，而对起诉权的滥用往往从根本上否定了诉讼程序存在的合法性价值。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的最为严重的表现形态便是对起诉权的滥用。

当然，滥用起诉权从滥用者主观状态来看也有程度不同的各种表现，而不是全然一致的。具体地看，滥用起诉权的表现形态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1．诈欺性诉讼。作欺性诉讼是原告在捏造事实和伪造证据的基础上提起的诉讼，其目的是借助诉讼技能获得法院的信赖，从而作出满足其诉讼请求的胜诉判决。它既可以表现为原告针对被告所实施的诈软性诉讼行为，也可表现为原、被告恶意串通，共同实施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诈欺性诉讼行为。可见，诈欺性诉讼是典型的侵权行为，只不过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的是，它不是直接向作为被侵权者的相对方当事人实施侵权行为，而是通过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行为来助成其侵权行为。如果将通常意义上的侵权行为看作是直接的侵权行为的话，那么，诈欺性诉讼则属于间接的侵权行为。尤其是，与一般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是单一的法律客体即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别的是，诈软性诉讼行为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它不仅侵害了对方当事人的实体权益，而且还侵害了诉讼程序中所必须具备的司法权威性，司法机构的信誉和尊严受到了挑战，诉讼中应有的公正价值基础和效率价值等等都受到损害。因此，诈欺性诉讼所产生的后果应当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应受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调整，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使之产生侵权责任；另一方面，它又构成了妨碍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行为，应对行为实施者科加相应的强制措施，同时由其承担败诉的诉讼费用以及对方当事人为应对此等诉讼所花费的合理费用，此外，情节严重的，对其伪证行为还应以构成伪证罪进行处罚，也就是说，刑法中应增加民事伪证罪的罪名。我国台湾地区曾有一判例涉及到诈欺性诉讼所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问题。在该判例中，某人执有系争支票，只持有支票影本，且明知其不享有该支票权利，但他竟以该支票影本取得支付命令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对此认为，该欺诈行为是为了故意不法侵害对方的权利，应负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受侵害者可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德、法、英、美等国均认可此种滥用司法救济的侵权责任。应当指出的是，诈欺性诉讼并不构成刑法中的诈骗罪，后者所侵害的客体不涉及正常的司法秩序，同时诈骗行为也是直接向对方当事人实施的，对方当事人一直处在被蒙骗的状态，而前者虽然也涉及欺骗这个行为要素，但它所欺骗的是行使审判权并由此使其诈骗行为能够获得成功的司法机关，相反，对方当事人对此心知肚明，不存在被蒙骗的心理状态，因而与诈骗罪的客观表现完全不同。但是，诈欺性诉讼不仅虚构了事实，而且还伪造了证据，这就为审判权的行使设置了客观上的障碍，审判权出现了错误行使的实际风险。这就与单纯虚构事实产生了性质上的区别。如果不伪造证据而单纯虚构事实，法院不会认定该虚构事实的存在，从而也就不会判决满足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原告虚构事实的目的未能达到。这种情形下所产生的后果一般不应扩及于刑事犯罪领域。可见，对诈欺性诉讼的构成来说，它不仅要有实际的诉讼行为和故意的心理状态，同时更关键的还要有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的客观行为。至于其诉讼标的额有多大以及能否得逞，则仅属情节问题，原则上不影响诸法律后果的形成。

2．骚扰性诉讼。骚扰性诉讼是指原告在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基础上向被告提起诉讼，以给被告造成诉讼烦累或给被告带来名誉上的损伤为目的的诉讼行为。骚扰性诉讼与诈欺性诉讼的区别主要有两点：一是骚扰性诉讼在心理状态上并不以追求胜诉的后果为目的，其目的主要在于给被告带来诉讼中的麻烦，使被告被无谓地卷入诉讼之中空耗时间、精力与金钱，或者使被告在充当被告的过程中受到名誉上或商誉上的损害；另一是在骚扰性诉讼中，原告并不实施伪造证据的行为，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自己的陈述外，他并不制作虚假证据。这一点与前一点是相连的，因为原告本身并不以获得胜诉为目的。比如，原告作为申请人向法院提出宣告作为被申请人的被告企业为破产企业的申请。该申请要得到法院的接受和认可，必须要具备被申请人存在破产原因这一条件；如果不具备该一条件，法院则拒绝作出宣告被申请人破产的裁定。但虽然如此，被申请人的商誉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极大损伤，就这一点而论，申请人的目的也达到了。这就是典型的骚扰性诉讼。再如，一个公司员工因不满公司经理对她的工作安排，便捏造事实向法院控告该公司经理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在该诉讼中，原告除自己的陈述外别无其他任何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所控行为。这便有可能构成骚扰性诉讼。当然，是否构成骚扰性诉讼，尚需要提供证据对原告恶意诉讼的心理状态予以证明。骚扰性诉讼除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外，还应将之视为侵权行为追究行为者的侵权责任。

3．盲目性诉讼。所谓盲目性诉讼，又称轻率性诉讼，是指原告在起诉前不作冷静的分析和调查，便向法院提起一个毫无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的诉讼。从定义上可以看出，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原告所提起的都是无根据的诉讼，同时也都没有伪造证据，并且都要遭受败诉裁判。但是二者却有实质性的差异：盲目性诉讼的提起者在主观心理状态上并不存在故意使相对方遭受不当损害的目的。他之所以提起一个毫无根据之诉，主要的原因在于他缺乏对诉讼的事实关系或法律关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比如说，原告向被告张三提起一个环境污染之诉，但实际侵权者是李四，而原告只要稍作调查便可知侵权者不是张三而是李四，对张三而言，原告向他提起的诉讼便是一个盲目性诉讼。再比如，原告诉被告还款，被告提出欠款已还的抗辩，原告此时才认真核对帐目并恍然大悟，承认被告确已还款的事实。这些诉讼都属于盲目性诉讼。由于原告提起盲目性诉讼都是由于事先未作合理调查而引起的，并且如果作出合理的、必要的调查和分析，便会避免此种诉讼的发生。因此，这里不仅需要将盲目性诉讼与骚扰性诉讼乃至诈欺性诉讼等恶意诉讼区别开来，而且还要将它与其他合理败诉的情况区别开来。所谓合理败诉，就是原告在诉前作了合理调查，而且也相信自己提起的诉讼能够获得胜诉的后果，但由于客观上不具备事实理由或法律理由，或者由于举证不能而遭到了败诉判决。所以，败诉判决仅仅是盲目性诉讼得以构成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除败诉判决这个客观结果的条件外，要构成盲目性诉讼，还需具备提起诉讼者在主观上具有重大过失的心理状态这一主观性条件。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11条就规定了对轻率性诉讼的制止，它要求律师或当事人在向法院提交的诉答文书中签名确保诉讼并非轻率之举。当然，对轻率诉讼的判断也非易事。美国学者波恩教授对轻率诉讼是这样界定的：“（1）当原告提起诉讼的时候，知道事实依据在客观上完全或者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所主张的法律原理对事实的实质要求，或者（2）当原告未经合理调查即提起诉讼，而如果其进行调查，则案件的情况将如同（1）中的描述”。此一标准可供我们借鉴。

4．多余性诉讼。当事人滥用诉权提起民事诉讼，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非善意地提起无理由之诉，二是非善意提起有理由之诉。这里所谓“有、无理由”，乃是从实体法上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上说的。前面所述三种情形，均属这里的第一种类型。这里的第二种类型即指所谓“多余性诉讼”。多余性诉讼指的是原告在起诉前没有尝试与被告协商解决的可能，或者拒绝接受被告对其法律义务或责任的履行，在被告毫不知情或者愿意履行义务的情况下即提起诉讼。这种诉讼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原告所提起的这个诉讼在实体上是有理由的，也就是说，被告确实对原告负有法律上的义务或责任，原告通过此一诉讼也的确可以获得胜诉的裁判结果；另一是，原告并无必要提起该一诉讼，因为被告对其所负有的法律义务或责任并不否认，只是基于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履行该项义务或责任；换而言之，原告提起的该一诉讼缺乏应有的必要性，是多余的诉讼，原告行使其起诉权主观上具有非善意的目的。正是由于原告行使诉权的动机不良，因而该类诉讼也属于滥用诉权的范围。在实践中，这种类型的滥用起诉权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表现形式是，原告在起诉前没有通过其他非诉讼的途径寻求与被告解决起纠纷。比如，被告欠原告借款已届履行期，原告没有提醒被告还款，也没有通过第三人与被告交涉还款事宜，而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被告在接到被诉通知后立即予以认可而未加否认或争执，并同意立即还款。这便是典型的缺乏必要性的诉讼。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原告有可能不通过法院而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他拒绝接受被告实际所作的履行。比如被告欲还欠款但原告拒绝接受，反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意欲被告承担违约的还款责任。这种诉讼对被告而言也是在不经意之中形成的，因而也属多余的诉讼或突袭性的诉讼。这种诉讼的危害性在于滥用国家的司法资源，并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诉累。一般来说，提起诉讼是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依实体法律关系享有权利的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前，虽然不是必须寻求和解或调解等非诉讼机制化解其纠纷，但为了使诉讼产生其必要性，或者使诉讼程序的启动具有诉讼利益，立法要求行使起诉权的原告证明其纠纷或冲突的实际存在或客观存在，从而使之产生诉讼动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起诉必须要有“事实、理由”。这里的“事实、理由”就包含了发生纠纷的非正常的事实、理由，也就是义务主体拒绝履行义务从而引发冲突的事实；如果缺少非正常的事实、理由，诉讼便被认为是缺乏必要性的诉讼，缺乏必要性的诉讼就可被界定为多余性诉讼或突袭性诉讼。前述两种情形，一种是不知道对方会否履行义务，因而是否会发生纠纷尚处在不确定状态；一种是拒绝接受对方履行义务，从而使本不会发生的纠纷在形式上具有了纠纷的外观。实际上，无论是何种情形，其本质都是纠纷末实际发生，而纠纷的实际发生是当事人行使诉权的正当化根据。缺少正当化根据行使诉权自然便属于对诉权的滥用。这种情况下的滥用诉权行为在程序上应如何处理尚需深入讨论，但无论在程序上如何处理，有一点是不会改变的，这就是，原告的起诉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行为，对此，他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赔偿对方的实际损失。至于原告（即便胜诉）对本案诉讼费用的负担就更是自然之理。

5．重复性诉讼。重复性诉讼是指在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当事人依然以同一诉讼标的向同一当事人提起诉讼。重复性诉讼是违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诉讼行为，也是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行为，其实质是对起诉权的滥用。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照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一条规定便是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肯定。在生效裁判作出后，当事人如果认为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以向法院申请再审。但对于申请再审权的行使也必须符合诚信原则。为了限制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任意申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02年8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发回重审和指令再审有关问题的规定》，其第3条规定：“同一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的规定，对同一案件只能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审理一次”。这一规定，其目的主要在于限制诉讼的反复进行或重复进行，从而将当事人对生效裁判的错误救济行为纳入到城信原则的轨道中去。同时，对于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诉讼，当事人如果向两个以上法院同时或先后提起诉讼，则立案在后的法院不得重复立案，或者在立案后发现其他法院已先行立案的，则将案件移送到先立案的法院处理。这一规定也是为了防止重复诉讼的出现，也是诚信原则的具体体现。另外，在涉外诉讼中，如果某个诉讼正在另一个有管辖权的法院进行，那么，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其他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这也是诚信原则在处理涉外诉讼竞合时的一个具体表现。

6．琐碎性诉讼。琐碎性诉讼是指没有必要提交法院处理的日常生活中的小纠纷。比如，某人在公共汽车上被人踩了一脚，或者与人发生了口角受到了微小损害，便到法院“告那家伙”。这些诉讼往往可以被界定为“琐碎性诉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权利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对权利过于敏感，以致违背诚信原则滥用权利给法院或对方当事人造成诉讼烦难，则此种行为也不受倡导和鼓励。相反，此种行为应被归结为滥用诉权的行为，应当受到诉讼中的不利益判断，承担诉讼上的不利后果。从原理上说，这可以看作是具有独立价值的程序法对实体法律规范的反作用或制约作用。当然，琐碎性诉讼并不能等同于小标的额诉讼，但小标的额诉讼可以演变为琐碎性诉讼。二者之间的分水岭在于诉权的行使者在主观上是否存在违背诚信原则的恶意。为了防止琐碎性诉讼的频繁出现，不仅有必要在现行的诉讼法构架内完善有关机制，以避免琐碎性诉讼得以顺畅地进入诉讼轨道，同时也需要完善简易诉讼程序，建构小额诉讼程序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既确保小额权利救济渠道的顺畅性，又能够有效地防止滥用诉权的现象发生。

五、滥用诉讼权利：违背诚信原则的诉讼表现之二

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既表现在诉讼程序开始之初，也即滥用起诉权，使不该发生的诉讼程序得以发生，同时，在诉讼程序得以启动以后，当事人也可能在诉讼的某个局部环节或诉讼的某个特定层面实施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同属违背诚信原则，但它们所发生的领域不同，其所产生的危害后果也不尽一致。如果将前者简称为“滥用诉权的行为”，那么，后者则可被称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前者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原发性的特点，后者具有局部性、特定性和后发性的特点。当事人违背诚信原则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滥用诉权的行为，或者表现为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滥用诉权的行为在表现形态上前已述及，这里再具体分析一下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及其表现形式。

1．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所谓真实义务，是指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违背诚信原则故意对案件事实作出虚伪陈述的行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进行诉讼中的对抗或者攻击和防御，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便是对案件事实的主张和陈述；当事人之所以发生纠纷，产生争议，以致诉讼成为实际可能，一个极其重要也极为常见的原因便是对纠纷事实存在着分歧性认识。比如说，原告主张被告借款尚未清偿，而被告则抗辩该借款已经清偿。这就使案件事实的陈述形成了相反的或者对立的状态。这种案件事实上的认识分歧是形成纠纷的主要原因或根本原因，若不存在此种分歧，则纠纷一般不会发生。这种事实主张上的分歧就其成因而言无非有两种：一是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发生均发生记忆上的错误，二是双方当事人或其中任何一方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的真相。因前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看作是“客观上的事实分歧”；因后一种原因所发生的事实分歧，可以称为“主观上的事实分歧”。对于客观的事实分歧，双方当事人无论如何主张，均不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对于主观的事实分歧，则有意识地掩盖事实真相的当事人对事实所作的陈述即可能构成对真实义务的违反。可见，是否违反真实义务，其区别的界限并不在于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是否在客观上符合案件事实的真相，而在于作出违反事实真相陈述的当事人对此在主观上是否明知而为。因而对真实义务的违反有两个木可缺少的构成要件：一是当事人所作的事实陈述在客观上违背了事实真相；二是当事人在作出此一虚假陈述的过程中持故意的心理态度。前一个构成要件说明是否违反真实义务要等到法院作出最终的裁判时方能予以判断；后一个构成要件的判断则也往往需要转化为客观的标准，比如一般的情况下，普通理智的人们是否会忘却案件事实；在提出该事实主张前，当事人是否经过了合理的调查和分析等等，这些都可以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加以判断。如果同时符合了此两个构成要件，则应当被认定为真实义务的违反。违反了真实义务，则要产生诉讼上的不利后果，如承担诉讼费用、罚款等等。当然，真实义务能否产生，则取决于特定国家民事诉讼法对此是否有明文规定。前引德、日、美等国均有此等规定；而我国则无此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第71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否作出陈述，以及作出何种陈述，皆一任其自由，而无必须符合真相之义务。既然当事人不负有真实陈述的法定义务，法院也就不能以当事人违背真实陈述之义务而对之施加诉讼上的制裁。

2．举证突袭。案件事实通常情况下是依赖证据加以证明的，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或者反证，就构成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行为，查明案件事实的真相便成为诉讼的主要使命之一。举证是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但是举证这个诉讼权利极有可能成为滥用的客体，而滥用举证的权利将会给法院的司法秩序造成混乱，同时也会对另一方当事人造成诉讼中的被动和烦累，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在实质上失去平衡。滥用举证的权利有多种表现形式，其最为常见的一种便是举证突袭。所谓举证突袭，指的是当事人有证据故意不在该举证的诉讼阶段举证，而等到另一个诉讼阶段或另一种诉讼程序再提供证据。比如说，当事人在庭审前不提供证据却在开庭时再提供证据，或者在庭审时不提供证据而在庭审后提供证据，或者在一审中不提供证据而在二审中提供证据，甚至在二审中也不提供证据，却到裁判生效后以提供新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等等，不一而足。无论举证突袭的表现形态如何，它的构成都有两个要件：一是客观要件，即有证据不在适当的诉讼阶段提供；二是主观要件，即迟延举证者在主观上存有拖延诉讼或期望突袭取胜的心理状态。显而易见，举证突袭是违背诚信原则的客观表现形式之一，也是在立法上要予以制止的非正当现象之一。

3．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是指通过故意毁损关键性证据的方法，阻止对方完成举证行为或给对方的举证活动设置障碍的行为。可见，举证妨碍也是典型的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02条的规定，举证妨碍的行为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行为；另一是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这里的“证据”包括各种类型的证据，如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等等。各种证据都有可能成为举证妨碍的对象。但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举证妨碍的实体法律后果。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弥补，该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据此规定，一方当事人所需要提供的证据处在另一方当事人的控制之中，另一方当事人便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该义务便是基于诚信原则所生。如果拥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有义务提供该证据而拒不提供，则构成了举证妨碍。举证妨碍所产生的后果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能够产生诉讼法上的后果，如罚款、拘留等等制裁措施，这说明举证妨碍的行为首先是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另一方面，举证妨碍也会产生实体法上的后果，如举证责任倒置、推定事实的成立等等。

4．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民事诉讼法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赋予了他们大量的诉讼权利，但是这些诉讼权利都有可能背离其本来目的而被滥用，如滥用申请回避权、滥用管辖异议权、滥用申请财产保全权、滥用上诉权、滥用申请再审权等等。当事人滥用这些诉讼权利，其目的可能是为了拖延诉讼的进程或者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设置人为的阻碍，也可能是为了给对方当事人增添诉讼负担，增加相对方的诉讼成本，迫使对方放弃对诉讼手段的有效使用等等。显然不能让这些滥用诉讼权利的行为达到非正当的目的。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已经设立相关的条款予以规范。如根据该法第92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采取保全措施前，可以视情形责令申请人提供担保；该法第96条继而规定，申请保全发生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财产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显而易见，设置这些规范的目的是为了督促当事人依诚信原则行使财产保全的申请权，并对当事人违反诚信原则申请保全所导致的后果予以补救。当然，对于其他诉讼权利的滥用，立法上也应当予以相应的规制和约束，从而形成一个在不同诉讼阶段或环节发挥作用的诚信机制，并将它们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5．禁反言。禁反言又称“禁止反悔及矛盾举动”，或称“不得否认”，意指若一方当事人实施某种行为后使对方当事人有理由相信该行为，并基此而实施了其他相应的行为，但该当事人又否认以往行为的合法基础，从而试图否认对方当事人行为的有效性。禁反言缘起于英国衡平法上的一项法律规则，其理论基础便是依诚信原则所获得的信赖利益要受法律保护。禁反言作为一项法律规则存在于实体法、程序法和证据法等三大领域，因而又相应地分为实体法上的禁反言规则、程序法上的禁反言规则和证据法上的禁反言规贝。证据法上的禁反言规则比如，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3款规定：“当事人委托代理人参加诉讼的，代理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代理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代理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这里最后一句规定便是禁反言规则的具体体现。再比如说自认的规定也是禁反言规则的体现。在自认作出后，对方当事人便获得了无需举证的程序信赖利益。诉讼法为了维护这种信赖利益的稳定性，便明确规定作出自认的当事人不得随意撤回其自认。学理上认为，禁反言规则的适用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当事人前后实施了矛盾的行为；对方当事人相信了前一行为；如果认可了后一矛盾行为，对方当事人则必受利益上的损失。可见，禁反言的实质乃是要求当事人实施法律行为必须基于诚信原则，而不得“说话不算数”。

6．扰乱诉讼秩序的行为。纠纷的产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一定范围内社会秩序的破坏，意味着某种无序状态的产生，因而解决纠纷需要有序的过程和方式，利用法院行使审判权来解决纠纷更加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司法秩序。如果司法秩序本身混乱不堪，不仅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难以解决，尤其还严重影响司法的权威性和法院的尊严。因此各国诉讼法部赋予法院以足够的维护诉讼秩序的权力，该权力内在地包含在审判权之中，同时又成为审判权得以正常行使的保障机制。而当事人通过诉讼手段的利用进行对抗性的攻击和防御，为了追逐有利的诉讼结果而进行着诉讼中的“战争”，法庭在一定意义上说便成为当事人角逐利益的“战场”。但现代意义上的诉讼制度只允许当事人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不得违背诚信原则扰乱诉讼秩序。这也是协力型诉讼模式所要求的。有鉴于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章专门规定了“对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这也是诚信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和保障机制。

以上所述，是诚信原则对当事人实施诉讼行为的主要要求所在，但如前所述，当城信原则由民法领域发展到民事诉讼法领域之后，在接受规范的主体上出现了多元化的现象。诚信原则除规范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外，还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活动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乃至案外人参与诉讼、协助诉讼的活动起调节作用，这可以视为诚信原则由私法实现公法化以后所发生的波及效应。诚信原则要求法院公正、及时、准确地行使审判权，要求法官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作出最终的裁判之前以适当的方式公开自己的内心判断和心证，防止滥用自由裁量极，从而确保当事人接受公正裁判的权利，避免突袭性裁判的出现；对其他诉讼参与人和案外人也有相应的要求，如要求证人如实作证、鉴定人如实鉴定、翻译人如实翻译、案外人依法提供协助等等。为了保证诚信原则得到真正落实和贯彻，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建立宣誓制度。宣誓制度是一种确保陈述真实的预防性制度，它既适用于当事人，也适用于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等等诉讼参与人。同时，还要加强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予以制裁的法律责任制度建设，比如在刑法上增加规定民事伪证罪和藐视法庭罪的罪名，在侵权行为法上应明确规定恶意诉讼或滥用起诉权属于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在诉讼法上要完善各种类型的惩治措施，包括诉讼费用的恰当配置、强制措施的适当运用以及诉讼上的推定制度等等。此外还应当明确规定对违反诚信原则的行为进行处理的程序机制，比如当事人提出动议的程序、法院依职权主动实施制裁的程序、违反者的补救机会及程序等等。总之，唯有在树立、强化全民诚信观念的基础上，在实体和程序、刑事和民事、预防和惩治等多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制度建设，诚信原则方能在民事诉讼中切实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作者介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注释与参考文献

《庄子·渔父》。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9页。

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从》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0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策1版，第16页。

《民事诉讼法论文选缉》，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0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8页。

徐国栋著：《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第78－79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68页。

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28－329页。

[日]谷口安平：《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义原则》，载其著《程序的正义与诉讼》（增订本），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75－177页。汪安亚等：《论民事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9月第3卷第3期。

转引自聂明根：《民事诉讼法上诚实信用原则研究》，载陈光中等主编：《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339－340页。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252－253页。

Robert G．Bone，Modeling Frivolous Suits，145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Law Review519，533（1977）．转引自[美]史蒂文·苏本、玛格瑞特（绮剑）·伍著：《美国民事诉讼的真谛》，蔡彦敏、徐卉译，法律出版社W年4月版，第109－110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1日实施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条、第74条。

电子商务与诚信原则 篇7

一、电子商务的诚信缺失表现

1.商品质量瑕疵

网上商品交易过程中, 由于虚拟环境下, 购买者往往只能通过网站上提供的商品信息来了解商品。而这种交易的买卖双方大多都是远隔千里, 消费者无法像传统的营销方式那样直接触摸商品、查验或者试用商品。所谓“眼见为实”, 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却无法能做到这一点。也正因如此, 不少电子商务经营者抛弃原则, 只为能给自己获得经济利益, 将一些劣质的、有瑕疵的、不合格的商品隐瞒实情, 而是以次充好、浑水摸鱼, 打着正品的广告大力宣传或者是套用其他商品经营者的广告宣传。结果购买者收到商品时, 发现实物与广告图片相差甚远, 质量出现明显偏差。而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不仅仅打击了购买者网上购物的积极性, 也是社会诚信缺失的体现, 更阻碍了电子商务健康发展。

2.售后服务与评价

如今, 通过对电子交易系统的不断完善, 提高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度, 网络交易中推行了承担“三包”服务。但是, 很多电子商务经营者, 却打着这样的旗号, 安抚消费者的疑虑, 吸引消费者购买, 结果在商品质量问题的追究责任时, 却左右推辞, 甚至置之不理。更恶劣的是, 据媒体报道, 一位消费者在某网站购买商品后发现质量与经营者发的商品信息完全不符, 感觉上当受骗一怒之下给了商家一个差评, 不久就接到商家的“求情”电话但是被拒绝, 接着消费者就开始接连收到陌生骚扰电话, 平均每分钟一个, 40分钟不到的时候, 就收到上百个陌生电话了。电话号码多为“主页号码未显示”和一些7位数字, 更令人愤怒的是, 除了接收这些骚扰电话之外, 竟然还收到各大网站的验证信息, 估计是商家泄漏自己留在网站的个人信息或者用去注册。这给网上购买者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 也为网络维权造成极大不便。

3.网上个人支付信息泄露

在网络交易中, 购买者通过在网站上预留自己的个人信息从而确定订货订单, 而由于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机制和安全保护程度不够, 个人信息存在安全隐患, 被他人窃取。其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包括电子商务经营者因商业目的公开而被泄露、为经济利益倒卖他人、黑客侵入偷窃数据信息, 这就导致很多人担心自己的账号被盗, 信息以及财产丢失, 还有购买者在网上购买商品后的个人信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相关网站收集, 侵犯了购买者的隐私。我国《合同法》第92条规定: “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后, 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根据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所以, 因购买者在网上进行交易保留个人信息而导致个人信息泄漏的行为, 没有如交易协议中实行保密的义务, 这属于违反诚实信用的行为。

4.物流行业欺诈行为

有个人信息泄漏, 就会有人利用欺骗。在快递服务业上, 有关人士透露指出, 在一些交易平台上, 快递单号被明码标价, 一个单号信息可能只要几毛钱的价格就能买到。这也给许多不法分子找到契机, 他们利用单号信息, 获得购买者个人信息, 随后发布一系列如以商品有误, 提供恶意网址进行退货从而盗取银行卡密码和卡内金额;手机号码中奖等虚假信息进行欺诈, 造成购买者经济严重损失, 这已上升为法律层面。 当然, 从上文提到过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商品质量反差的欺骗, 也存在购买者留存虚假个人信息, 造成人力财力物力浪费, 最后显现商品未到货, 拒绝付款提出退款、或者恶意评价。

二、构建和完善电子商务的诚信体系

1.提高产品质量, 提供专业服务

电子商务平台中, 要在虚拟的网络中提高经营者和购买者的信任度, 首先要有专业可靠的服务, 要做到保证商品质量、信息公开透明、应急处理能力、安全交易, 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售后的“三包”服务严格实施, 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进行网络监督, 对违反承诺的行为进行惩罚。

2.完善法律法规, 保障电子商务交易权益

我国现有的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保护的法律法规有《民法通则》《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 但这些法律法规笼统、无针对性、不灵活性, 导致一直没有一部专门的、统一的法律可以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网络消费欺诈问题、网络消费合同中的格式条款问题、网络交易安全问题、消费者损害赔偿权问题得到解决。应建立权威的在线投诉中心、建立在线网上仲裁机构、加强司法执行力度、提高司法执行效果, 让判决或调解得到有效的执行, 充分保护恪守诚信的电子交易方的合法权益。

3.严把经营权门槛, 淘汰违规商户

对电子商务经营主体进行严格的过滤筛选, 仔细核对和盘查申请经营权的商户信息, 提高门槛, 对经营许可的获得提出更高的要求, 实现实名身份证登记经营, 只有通过认证的商户才可获得经营权, 这也是对了在交易过程中, 对出现侵犯消费者权利时更好地提供主体信息。定期进行盘查, 对于不符合条件和要求、违规操作的商户收回权力, 对侵犯了消费者权利的行为追究责任并严格处罚。

4.建立诚信评价机制, 规范商业运作

在电子商务运作中, 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子商务诚信评价机制, 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检部门、信息产业部门共同设立电子商务诚信评价机构, 制定电子商务诚信评价规章制度, 通过电子商务市场进行信息调查,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的经营行为进行监督诚信进行评价, 公开让公众了解电子商务经营者交易过程的诚信度, 同时可以建立消费者评价平台, 购买者可对购买商户进行评价, 以规范电子商务经营行为。评价可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对于屡次低级的商户, 进行告诫, 严重者吊销其经营权,

参考文献

[1]《礼记·祭统》.《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02) , 94-95.

[2]亚飞.核心价值观24字解读·三个层面三个倡导.2014-2-25.人民网.http://www.zhlzw.com/qx/bk/806506_2.html#806506.

论商务英语笔译的要素与原则 篇8

关键词：商务英语笔译；要素；原则

商务英语是英语的一种社会功能变体，是专门用途英语中的一个分支， 是英语在商务场合中的应用。它涉及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输出、国际金融、涉外保险、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人们从事这些活动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务英语。商务英语的实质是商务活动与英语语言的结合。

英国高端翻译公司KL Communications Ltd 基于客户需求并按照准确度将商务笔译分为三种类型：（1）参考性质笔译：保证原文信息理解基本准确和目标语表达基本通顺的前提下， 满足客户了解大致信息内容的需求。（2）正式文件笔译：迎合客户需求，讲究遣词造句，常见于商务合同笔译。（3）创意笔译：运用超出笔译范畴的技能再创原文意境，常见于标题、宣传、广告翻译。

根据目的论，所有翻译遵循的首要法则就是“目的法则”：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结果决定方法。这个目的有三种解释：译者的目的、译文的交际目的和使用某种特殊翻译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基于Nord 的目的论， 商务笔译过程可以归结为三大要素：（1）客户——为谁译（2）读者——给谁看（3）用途——作何用。

例：菜名：“哈士蟆”

哈士蟆是中国林蛙（Rana chensinensis）的商品名，是欧洲林蛙的中国亚种。作为一道菜，“哈士蟆”的食用部位主要是其“输卵管”，根据菜名翻译原則，译文“Fallopian tube of Rana chensinensis” 无可厚非，却未达到原文预期效果。根据商务笔译三要素：客户——翻译发起人；读者——外宾；用途——美食享用。

译为：This dish will make you more attractive .

虽属参考译文并非直译这道菜的原料，却实现了翻译发起人的目的，迎合外宾品食需求，达到享用美食的目的，实现了原文的功能。在我国，翻译原则一直是理论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比如支谦的“循本旨，不加文饰”，道安的“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玄奘的“既须求真，又须喻俗”，这些有关翻译观点都是他们在翻译佛经过程中的一些主张。后来又出现了严复的“信”、“达”、“雅”之说，傅雷的“神似”说，钱钟书的“化境”说，而这些原则是针对文学翻译而言。在西方，泰特勒（Tytler）认为翻译应该保存原作的思想、风格和手法以及原作的通顺，现代的翻译原则有奈达的“动态对等”（dynamicequivalence） 和后来的“功能对等”（functionalequivalence）以及苏联费联道罗夫的“等值论”。这些原则，实际上仍然离不开“忠实”二字。

如果用以上的翻译原则指导商务笔译似乎过于笼统。例如，企业外宣文本笔译，这类文本按纽马克的划分应归属于“呼唤型”文本，其目的在于对外宣传企事业单位的形象， 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让国外读者或消费者了解自己。这类文本的功利性强，目的在于促使“消费者”产生“购买”欲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类商务文本笔译仅仅做到“信息对等”是不够的，它必须发挥强大的“诱导”（appellative）功能去“煽情”和“诱说”。

应用翻译界学者指出商务文本翻译必须做到（1）意思准确（2） 术语规范（3）语气贴切。商贸汉英翻译宜遵循：忠实（faithfulness）、准确（exactness）、统一（consistency）原则。方梦之提出应用翻译的达旨—循规—共喻三原则，以在更大范围内适应应用翻译的实践和研究， 提高理论的概括力和解释力。达旨即达到目的， 传达要旨； 循规即遵循译入语规范； 共喻即使读者晓畅明白。翻译过程以“达旨”为目的，以“循规”为纲要，以“共喻”为手段。三位一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方梦之，2008）林超伦提出一个更高层次的概念来作为商务笔译的指导原则——“传达原作的意图，再现原文的效果，达到客户的目的”。笔者认为，商务笔译目的在于实现沟通，这往往需要深入了解客户的用意，为客户带来价值。因此商务笔译原则在于“得客户之志，迎合读者之需，满足客户之愿”。

例：英国苏格兰的一份旅游宣传材料中的一句话：

“Originally opened from 1903-1928， the WillowTea Rooms in Glasgow’s Sauchiehall Street was designedby 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

这份宣传材料通过柳树茶室来达到吸引游客的目的，通过设计师突显茶室的建筑价值。根据文学翻译的原则， 应该译为：“格拉斯哥市索奇霍尔大街的柳树茶室最早是在1903-1928 年间开放，设计师是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但是目标语读者并不了解索奇霍尔大街的重要地位，也不熟悉设计师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的背景，难以达到宣传效果。因而分析商务笔译三大要素：

客户——苏格兰旅游宣传机构

读者——中国游客

用途——吸引中国游客

为了迎合客户的期许，并经过客户同意，改译为： 格拉斯哥市著名的索奇霍尔大街的柳树茶室最早是在1903-1928 年间开放，设计师是苏格兰一代大师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虽然改译文偏离原文的信息，却让读者体会了索奇霍尔大街和查尔斯·伦尼·麦金托什的重要性，实现了客户的目的。

例：溪口千层饼采用传统工艺，制作精细，质地松脆，清香可口。

原译文：Xikou Thousand-sheeted Cake is homemade，using natural foods and traditional procedures.The cake tastes good， smells good and is crisp.

译文除用词啰嗦、结构松散外，还有中国特产的品名英语表达问题。“千层饼”是指里面层数较多，并非一千层。译为Thousand-sheeted Cake，容易误导英语读者，也难以实现中国特产专名的推广。因此基于商务笔译三要素，将“千层”译为专名，后面补充说明文字，形象效果更佳，且满足客户之愿。改译为：Xikou Qianceng Cake， with numerous clear sheetes init， is finely made in a traditional way. It is tasty andcrisp. 本文结合当前翻译人才需求形势，对商务笔译的定义、类型、三大要素、翻译原则进行探讨并谈了几点初步认识，有待于深入研究。就我国当前商务笔译研究现状看，商务笔译理论研究偏重，因此将商务笔译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方法结合起来应是未来的努力方向。

参考文献：

[1]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2]贾文波. 应用翻译功能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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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法公. 商贸汉英翻译专论[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

[5]彭萍. 商务文本翻译尺度的探讨[J]. 上海科技翻译，2004（1）：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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