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报告新闻稿

学术报告新闻稿（精选8篇）

学术报告新闻稿 篇1

四川美术学院王林教授作题为“当代艺术的变迁”的讲座

2011年11月10日晚，应四川文理学院美术系邀请，四川美术学院教授、西安美术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美术批评家、著名策展人王林先生在新校区126教室作了题为“当代艺术的变迁”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美术系主任刘承川副教授主持。

讲座中王林教授围绕“当代艺术的变迁”这个话题，首先对西方现代艺术的发展作了较全面的线性梳理，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波普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照相写实主义艺术”等西方重要的当代艺术流派作了较深入的分析。随后从“当代艺术界域的综合性”、“艺术传达的开放性”、“艺术意识的当下性”三个方面系统的论述了当代艺术是如何发生、发展、变化的。讲座中王林教授儒雅的气度、严谨的论证、渊博的知识、风趣的语言都给文理学院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次讲座为四川文理学院美术系第三届教师作品双年展系列学术报告的第一场，相信这系列的学术报告的开展，必将为同学们带来一场艺术与学术的盛宴，也将对文理学院的美术教育产生新的启示。

（王林，籍贯辽宁，生于西安，长于重庆。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1985-1986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学习。现为四川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美术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中国美术界近年来非常活跃、颇具影响力的美术批评家与策展人。）

贺万里教授、戴政生教授分别作题为《画境四鉴》、《木刻的脚步》的讲座

2011年11月12日晚，贺万里教授、戴政生教授在莲湖校区126教室分别作了题为《画境四鉴》、《木刻的脚步》两场高潮迭起的学术报告。这两场报告同时也是四川文理学院美术系第三届教师作品双年展系列学术活动的第三场、第四场讲座。讲座由学院党委书记李万斌教授主持。

贺万里教授是扬州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著名山水画家，理论家、批评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他创造性地将画境分为象境、笔境、人境、神境四境，其对人境和神境的阐述尤为精彩。贺教授把人境称为小我之境，其表达的层次有常态和非常态之别；贺教授把神境称为超越小我的大我之境，它是透过人性层面而显露出来的一种神性的伟大和永恒。贺教授指出艺术应当致力于表现常态而达到神境，而这恰恰是近现代绘画所缺乏的东西。贺教授的报告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文化建设中勇于担当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和对当代艺术的忧患意识。

戴政生为西南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曾任美术学院副院长，现为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版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他在《木刻的脚步》的演讲中首先回顾了重庆版画的十年发展盛况，并重点介绍了自己的具有时代性的木刻创作史。戴教授作为四川文理学院美术系77级走出来的母校骄子，阔别母校三十一年后，他以大师兄的身份给美术系的师弟、师妹们倾情阐述了艺术即人生、人生即艺术的深刻道理，在热烈的互动氛围中让师弟、师妹们真切地感受到人生经历和生活体验对艺术家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性。戴教授的成功经历和典范形象又成为鞭策美术系学生们奋发进步的鲜活教材。报告会尾声戴教授向学校赠书以感谢母校的培育之恩。

报告会结束之际李万斌教授代表学校现场赋诗向两位教授致谢，将整个晚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顶峰。篇二：新闻稿模板之学术讲座 xx做客xx并作专题讲座

2014年11月29日 xx会议室

11月29日上午，应xx邀请，中xx为旅游学院作了题为“中国饭店业发展拐点与思考”的学术报告。此次报告为xx学术活动第五讲，报告会由xx主持。报告会上，xx教授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理论联系实际，首先提出“旅游住宿业”、“家庭旅馆”、“旅游宿营地”等概念的重新认识，接着讲述了中国现代饭店业的发展历史和发展历程，提出了中国饭店业发展的“三个拐点”，并从金融、政策、投资、经营等多角度对中国饭店发展拐点的形成原因和由此引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xx教授指出，应客观地看待中国饭店业发展拐点，这一特殊的发展时点有其必然性，也有利于饭店真正回归市场，从而有利于社会的健康成长。最后，xx教授就面对饭店业发展的拐点，从投资和经营两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战略指导。

xx对xx教授的学术报告作了总结，在场的老师和学生认真学习报告精髓，进一步开阔了学术视野。篇三：学术报告会新闻稿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学术报告会----经济与管理学院专场 2012年11月22日19点30分，我院在校园第一教学楼405举办了“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学术报告会----经济与管理学院专场”的活动。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张德宜副校长、校团委孔练光书记、经管学院潘福中副院长，吴孟老师、团学指导老师刘振兴，10级市场营销专业欧阳魏蔚同学、周晓宾同学、杨子锋同学、周瑞民同学以及2012级营销管理类班级的学生代表。最后，在经管学院潘福中副院长的总结以及对12级学生的的寄语下。广州城建学院学生学术报告会（第二场）经管学院专场圆满落下帷幕。本次学术报告丰富了大家的知识，拓展了同学们的视野，对于营销、管理类的学生投身于营销实践起到了指导作用。同学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对市场营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把握营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经管学院团总支学生会

网络信息部供稿 2012年11月22日篇四：学术报告新闻稿 求知探索，聆听学术报告

面向安全密钥生成的puf技术研究与验证

重阳佳期在即，为拓展研究生的知识范围，学院邀请了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白创博士，在理科楼大会议室做了一场关于“面向安全密钥生成的puf技术研究与验证”学术报告。到场的有唐院长，周副院长及众位老师，此次学术报告旨在老师间互相交流，学生与老师相互探讨。白创博士在讲报告的过程中，思路清晰，思维严谨，整个报告行云流水，无丝毫拖沓。神采飞扬，口齿清晰，既有做学术的严谨，又有为人师的激情。在场听报告的老师也丝毫不懈怠，时而露出赞同的眼神，时而挥洒笔墨记录下疑点。在场的学生们更是听的聚精会神，不放过丝毫学习的机会，迅速记录下知识点和疑难点。

时间总是短暂的，白创博士的报告讲完了，场下开始了精彩的讨论，老师与老师，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都就刚才的知识点及自己的疑难点进行了讨论，稍许，讨论完毕后，有几位老师向报告人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并对puf技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报告人对疑难点作出了解答，也十分认同各老师的观点。不管是报告人、老师还是学生都受益匪浅。

报告完毕后，白创博士还就模拟电路讲了一节课，虽然这课程我们早已学过，但也从不同的思路在这节课中学到了很多，更巩固了我们的基础知识。

学术报告新闻稿 篇2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董天策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术创新应当回归中国学术研究最基本的路径,这就是:强化问题意识,尊重研究传统,讲究研究方法,发展本土学术。

梁辰曦:董老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与把握“学术创新”的内涵?

董天策:什么是“学术创新”? 学界已做过很多讨论。 有人说,“学术创新意指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或发明出新范式和新方法,或孕育出新思想和新见解, 或发掘出新材料和新证据。 一言以蔽之曰———创造新知”[1]。 也有人说,学术创新就是 “发现了新问题,挖掘了新材料,采集了新数据,提出了新观点,采用了新方法,构建了新理论”[2]。 像这样的说法,各有差异,也有共同点,就是试图对学术创新的内在要素进行归纳和概括。 不过,由于论者的学科背景不同, 认识深浅有别, 列举式的概括自然难以周全。 大体上,发现新问题,发掘新材料,运用新方法,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创立新范式,都属于学术创新的要素范畴。

一项研究成果只要具备某些创新要素, 就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学术创新。 当然,一项研究成果具备的创新要素越多,其创新程度就越高。 换言之,学术创新具有层次性。 从语义上看,创新主要有两种:一是创造,即从无到有的原创性活动;二是更新,即对旧事物加以改造,“旧瓶装新酒”,推陈出新。[3]不管是哪种情况,学术创新的本质“是对新知识的发现及对前人知识的超越”[4]。 “创造”与“对新知识的发现”是一个层次,“更新”与“对前人知识的超越”是另一个层次。 当然还有另一个层次,那就是借用前人或别人的理论来研究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因此, 有人把学术创新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原创性创新, 即研究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问题,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观点或新理论;第二个层次为持续性创新, 即研究是在别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是对已有理论的补充与深化;第三个层次是应用性创新, 即借用别人的理论来研究现实中的新问题。 ”[5]我认为,从一般意义上说,这个划分颇有道理。

梁辰曦: 那么, 新闻传播学研究应当怎样创新呢?

董天策:这个问题太大,不容易说清楚。 要说怎样创新, 先得明确为什么要做学术研究。 从道理上讲,学术研究是从特定的知识背景或理论脉络出发,去解决社会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包括理论问题,也包括实践问题。 因此,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不仅要从问题出发,而且要以解决问题为目的。 当然,问题总是相对于特定语境而呈现的,所以问题的解决总是要寻求新的思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 这就决定了创新是学术研究的内在本质与根本价值,没有创新的学术研究,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梁辰曦:学术研究以问题为导向,您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也总是询问研究什么问题, 但我们很多研究生总是不太明白什么是“问题”。

董天策:什么是“问题”,其实不难。 问题就是认识过程中的“疑难”,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疑难”,这是认识主体对科学背景知识无知而产生的疑难, 反映出认识个体当前的认识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疑难”往往是知识性疑难;另一类是“科学探索性疑难”,它本身是对科学背景知识进行分析之后的“结果”,反映出研究者当前的科学技术能力与对问题的求解理想之间的差距,科学探索性疑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问题”。[6]因此,学术研究中的“问题”,其实是“科学问题”。 按科学哲学或知识社会学的定义,科学问题就是认识主体基于一定的科学知识或理论背景,为解决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中需要解决而未解决的疑难、冲突或矛盾而提出的求解目标或解答任务。[7]

拉瑞·劳丹指出,应将科学“理解为由精神和自然之间的辩证交换而引起的解题活动”[8]。 解题就是解答问题,或解决问题。 托马斯·尼克勒斯指出,“问题的明确提出和解决,是科学研究的核心”[9]。 卡尔·波普尔强调,“科学和知识的增长永远始于问题, 终于问题———愈来愈深化的问题, 愈来愈能启发大量新问题的问题”[10]。 这些论断表明,“善于提出和解决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能提出和解决问题,科学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1]。

梁辰曦:问题既然如此重要,该怎样去发现和提出问题呢?

董天策:问题并非存在于客观事物和研究对象之中的现成之物, 只有当研究者对认识对象所存在的矛盾加以思考、分析、把握、判断,才能发现和提出问题。 恩格斯说得好,问题产生于“怀疑地批判的头脑”[12]。归根结底,“问题” 是客观存在的主客观矛盾在主体思维中的反映。[13]这就要求学术研究必须强化问题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就是研究者对认识对象不轻信、不盲从,自觉抱持一种分析、质疑、批判进而弄清问题、探索真知、创新理论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 换句话说,问题意识“就是对一些尚待解决的有科学价值的命题或矛盾的承认以及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自觉”[14]。 大体上,问题的产生主要有以下途径:一是通过不同经验事实的相互联系而发现问题;二是发现原有理论与新的经验事实之间的矛盾而提出问题;三是揭示理论内部的逻辑矛盾或悖论而提出问题;四是在若干理论假说之间的差别和对立中洞察问题。[15]

当前, 网络与新媒体正在全面改写人类传播的基本格局,PC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网络媒体、自媒体、社交媒体、媒体融合、全媒体、大数据……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使新闻传播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在传播格局的历史性巨变中, 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理论需要修正,哪些传统的新闻传播观念需要更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如何融合, 媒体新闻与公民新闻如何建构合理的新闻生态,面对全新的媒介现实,应如何建构新型的公共领域? 新闻传播学科应当如何转型或重建?[16]诸如此类,都是当前新闻传播研究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

强化问题意识,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是学术创新的第一步。 这个基本功夫不到家,谈学术创新就是梦呓。 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发现和提出问题本来是研究者在大学阶段特别是研究生阶段应当完成的学术训练。 遗憾的是,一些已经或即将进入学术圈的新闻传播研究者对提出问题这个基本功夫却不求甚解、不甚了然,以致分辨不清研究对象与学术问题、学术领域与学术问题、社会现象与学术问题;也有不少人为多年的习惯套路所左右,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 这种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梁辰曦: 爱因斯坦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但我认为,提出一个问题很重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同样重要。 提出问题之后,该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呢?

董天策:发现和提出问题是学术创新的第一步。没有这一步,解决问题自然无从谈起。 不过,能够发现和提出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好问题。 要解决好问题,学术研究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尊重研究传统,二是讲究研究方法。

先说研究传统。 按拉瑞·劳丹的说法,所谓“研究传统”,不是个别的理论,而是一种理论的系列,或者说是知识的谱系。 “研究传统是一组本体论规则,规定‘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 ”正是研究传统“通过其组成理论导致越来越多的经验问题和概念问题获得合适的解答。 ”[17]卡尔·波普尔也强调,“所有知识的增长都在于修改以前的知识———或者是改造它,或者是大规模地抛弃它。 知识绝不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即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知识和某些困难以及某些问题”[18]。

当然, 把研究的问题纳入一定的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并非让研究者匍匐不前,而是通过对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考察, 更加深入而且创造性地研究自己的问题,从而实现学术创新。 借用冯友兰的话来说,并不是要“照着讲”,而是要“接着讲”,因为“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19]。 而且,这“接着讲”,既可以是“承接”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也可以是“反着”讲,批判否定,另辟新说;甚至可以是“重新”讲,提出新问题,发表新见解,构建新理论。 总之,在研究传统或知识谱系的烛照之下,自己的研究更容易“豁然开朗”,获得新的感悟与体认。

举个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蓬勃兴起的“民生新闻”一出现就受到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但究竟应当如何把握“民生新闻”的本质,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曾在一篇论文中引入库恩的范式理论, 明确提出民生新闻是一种新的新闻传播范式, 本质上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新闻学或发展传播学的新范式[20]。在这篇论文中,我运用范式理论来阐释“民生新闻”,既把这一研究纳入原有的研究传统, 又在范式理论的框架中为“民生新闻”准确定位,从而超越此前的各种理论定义,可能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阐释。

梁辰曦: 我读到过这样的论述,“学术活动是一项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事业,不充分了解某一专门领域中先前的思想发展路径和研究成果就发表意见,哪怕是认真而诚恳地发表意见,也是不行的”[21]。还有学者强调, 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首先必须做的就是为学术研究建立一个相关的学术史背景”。 只有建立学术史背景,才能充分彰显研究成果的学理性:第一,可以为自己的学术研究限定一个边界相对明晰的论域;第二,可以使问题的解决从属于自己所学且在学术从业者社群内部人人都能看到、都能检验的事实;第三,从而证明自己的研究属于科学研究的范畴。[22]这种“建立学术史背景”的说法,是否就是您说的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

董天策:对。 除了“研究传统”“知识谱系”“学术史背景”,还有“理论脉络”“理论框架”等表述,话语虽然不同,实质却是一样的。 还有,学术论文要求做“文献综述”, 其实质也就是把要研究的问题纳入特定的学术传统或知识谱系。

梁辰曦:说到研究方法,现在一般比较强调实证研究,或者说量化研究,似乎采用这样的研究方法才比较科学。

董天策:关于研究方法,并非像你说的这么简单。改革开放后引进的传播学, 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主要是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学,具有鲜明的行为科学取向与社会科学属性,强调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的实证研究。 加上当时新闻学界希望通过这样的学术理路来破除极左意识形态的桎梏, 所以倡导实证研究成为一时风气, 教学中讲传播学研究方法也主要讲实证方法,特别是量化研究,这可能会给不少青年学子造成如你所说的错觉。

总体上,人文社会科学中的研究方法可分为“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两类:“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相比,其本质属性在于:操作概念而不是操作事实,让事实符合自己的概念而不是从事实中发现概念。实证研究的使命是确认事实, 思辨研究则假定事实已确认,直接对所研究的现象进行概括:建立概念,发展一系列命题,进行逻辑推演,直至揭示理论性结论。 ”[23]

实证研究又包含“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或说“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两种:“定性研究是在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互动关系中,通过深入、细致、长期的体验、调查和分析,对事物获得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 而定量研究则依靠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计算, 并对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以达到对事物的把握。 ”[24]

梁辰曦:原来是这样,那应当如何选择研究方法?

董天策:没有最好的研究方法,只有最恰当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选择, 关键是要与你研究的问题、你确定的理论框架相适应、相匹配。 适合思辨的,就展开思辨研究;适合实证的,就展开实证研究;适合量化的,就用量化研究;适合质化的,就用质化研究。 所谓“看菜吃饭”“量体裁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梁辰曦:学术创新必须善于提出问题,重视研究传统, 采用正确方法, 还有没有其他需要遵循的路径?

董天策: 现代新闻传播业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新闻学与传播学也率先在西方发达国家形成,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是在引进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 新闻学的开山之作———徐宝璜的《新闻学》是“取材于西籍”,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完善而写成的;[25]传播学研究则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系统引进的; 即便我国的党报理论, 也是根据列宁的党报思想而发展起来的。 尽管我们在学习借鉴中有了自己的理解与创造性发挥, 形成 “典型报道”“正面宣传”“民生新闻”等相当中国化的理念与实践,但真正独创的理论学说还不多。 引进、借鉴西方的新闻学与传播学,自然会产生如何对待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问题。 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 才能真正创造出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理论成果。

梁辰曦:国内学者有人提倡传播学中国化,有人提倡传播学本土化,中国化、本土化的提法,应该是相对西方学术而言的。

董天策:对,主要的提法还是传播学本土化。 关于这个问题,有倡导,有批评,有争论,从理论上说相当复杂。 2014 年,汪琪提出了一个新的说法,用“发展本土学术”的概念来取代“本土化”的概念。[26]我觉得很有道理, 其独特价值与意义在于摒弃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 当然,“本土”说法本身就意味着它仍有一个参照,这个参照不是中西对立,而是全球视野。因此,刚才所说的“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的关系”,就应转换成“全球视野”与“本土学术”的关系。 对此,祝建华早有论述,他说:应“从本土实情出发(而不是从某一理论或假设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界的知识巨库, 从中严格选择直接相关而又能够操作化的概念、命题或框架,以此为基础来发展本土化理论”[27]。秦晖说过一句名言:“‘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理论应自立。 ”[28]可以说相当生动形象地昭示了“发展本土学术”的追求。

梁辰曦:基本明白您所说的意思,能不能讲得更具体一点:究竟怎样发展本土学术?

董天策:如果说善于提出问题,重视研究传统,采用正确方法,是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基本要求,那么,发展本土学术,就是新闻传播学术创新的最高要求。 从操作层面来说,我以为“发展本土学术”有两个方面的基本要领:

首先,要有明确的本土问题意识,要分析研究中国语境中的新闻传播问题。 像潘忠党所说的那样:“我们的落脚点只是中国, 分析的是中国的问题,以期建构的是解答中国问题的理论和话语。 ”“无论我们采纳什么取向、运用什么方法,我们都得将分析的目光投向我们所身处的现实, 都要考察对现实经过独立思考后而提出的问题, 都要就这些问题展开系统的经验观察, 并且采取理论的资源———我们批判的武器———分析这些观察, 以期对所提问题作出解答, 并同时都要对自己所采用的批判的武器展开批判。 ”“这么做了,做好了,我们的研究可对其他国家、文化有参照意义, 才有可能拓展出学术对话的空间。 ”[29]

如何利用文件　报告　简报写新闻 篇3

新闻写作应深入基层，身临其境去采访，写所见所闻，写出来的稿件才能真实、具体、生动。但大家下去采访，总要拿到一些文字材料，这些材料都是从事办公文秘工作同志写的一些公文，如文件、工作總结、报告或工作简报等。这些文字材料也凝结了不少人的劳动，有不少对我们写新闻是有用的。有的小做处理就可以发表，但不少见不了报，需要大家再作努力，或补充采访，或有选择的使用，才能发挥材料的作用。原因很简单，公文材料不全是新闻，所以还请大家在公文材料的基础上下些功夫，写成新闻稿。

两个提示：

1在公文的基础上写新闻要特别注意视角变换。

文件一般为内部用文，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具体性，对问题不做原则性的回避。下行文，如讲话，要说明意义、成绩，讲问题、讲努力方向，提出要求和达到的目标；这是领导视角，讲高。平行文，如经验材料，要针对工作实际，讲问题、教方法、出经验，操作性、借鉴性要强；这是秘书视角，讲全。而新闻的受众对象范围大，提出的问题要有典型的指导意义，提倡一事一报，写时尽量减少套话和大家已熟知的论述、理论和观点。这是新闻视角，讲新。一定要注意这三个视角的不同，区别对待，具体应用。从领导视角确定新闻主题，从秘书视角选择新闻素材，从新闻视角写出新闻作品。

2在公文的基础上写新闻要特别注意核准事实。

公文材料中有大量的新闻素材，都是很多人调查研究的成果，我们可以在新闻作品中使用。因为，目的不同、角度不同，调查研究时选择的点、研究的结果就不同。还有人为的因素，比如调查对象是否全面、权威，调查作风是否扎实，研究问题是否深入，也会影响对事实准确性的把握。所以，只要使用素材，就一定要进一步核准事实。应从三个层面核准事实。一是对新闻事实认知层面的把握；二是对新闻要素的全面核实；三是对新闻素材细节的核实。核准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细致的调查采访，深入的研究思考。

三个环节：

1选题

选题即主题的选择。新闻稿的主题就是作品主要说明或解决的问题，要求鲜明、准确。选题要把握以下三点。一是选择文件或报告中提出的最主要的问题，或主要的经验和主要的事件，这是基础；另一个主要方面是国家和自治区一段时间的中心工作，相关的政策法规要求，这是方向；三是社会公众关注，读者需求与以上两者的结合点，这是选题的着眼点。

2选材

主题一经确定，就要选择那些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来表达。选择那些最有说服力的典型材料，来说明、深化主题。选材切忌面面俱到。

选材方法一：断章取义法。从“大而全”中选新。总结报告、经验材料通常具有“大而全”的特点。大一二三，小一二三，甲乙丙丁，ABcD。选材时要按照主题要求、新闻规律从洋洋洒洒，宏篇大论中选择有用的材料。可能是材料中的主要内容，但因为视角不同，材料表达的意义就会有区别，甚至区别很大，所以有断章取义之感。

选材方法二：舍本逐末法。从公文材料中选一些有新闻价值的线索进行深入采访，还可以选择一些素材作背景材料。因为公文与新闻存在特点不同、主题差异，所以经常会出现公文中的主要材料在新闻中不占主要位置，反过来，公文中的二类甚至三类材料在新闻中却坐正席。这就是舍本逐末。

选材方法三：移花接木法。把分散在不同公文材料中的新闻线索，按照新闻主题进行组合，再将其他方面的资料补充进来，说明问题。一个新闻主题可能要通过几个方面来说明，说明主题的素材经常分布在若干个材料中，而这些素材往往很单薄，需要按照写作要求进一步采访或按照新闻规律和事实固有的逻辑进行组合。这就是移花接木。

3写作

①文件报告的写作特点是大而全，要求内容完整全面，意义明确、格式正规、论述充分、层次完整；而新闻在写同一事件时，按新、短、快、活、强等要求，有所侧重，要小而精，小而深，以新受宠，以奇制胜，以小见大，以快取胜。

②文件讲“剥”，新闻在“说”。写文件有人称之为“剥离术”，一个大观点，剥出几个中观点，“离”出几个小观点，剥离到底，问题清楚了，文章结束了。新闻，有人称为“说术”，紧扣主题，直截了当，说出新意，用事实讲话，用事实本身的逻辑说明问题。

述职报告新闻稿 篇4

2011.12.9，荣达公司开展了中层管理人员及工程师述职报告会。公司成立了述职评价领导小组，全程参与了此次述职会。

来自14个部门的48名述职人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就三个方面进行述职：一是2011年绩效指标、重点工作完成情况；二是2011年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及改进措施；三是2012工作目标及措施。总体来说，述职人员客观的总结了任职期内取得成绩的经验，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分析原因并制定好2012年的工作计划、措施。每个述职人员用10分钟时间用ppt的形式做了深刻而详细的述职报告，屏幕上变换的一张张幻灯片，简略而详细，一组组数据，都让我们看到了每个部门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完成心中的使命而付出的心血与汗水。

学术会议新闻稿 篇5

会议围绕产科、新生儿科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

会议邀请了省内外著名专家前来，与工作在临床一线的产科医生们共同讨论、分享和交流。

中国妇产科在线全程报道!

江苏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江苏省人民医院产科主任孙丽洲教授主持开幕式。

江苏省医学会马敬安秘书长、江苏省常州市医学会徐瑞丽会长、常州市儿童医院院长徐军教授分别致辞。

此外，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南京鼓楼医院胡娅莉教授，江苏省医学会围产医学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周晓玉教授，苏州省围产医学会副主任委员、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肖志辉教授，常州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屠文娟教授等，省内外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并进行了精彩讲座。

开幕式结束后，首先是孙丽洲教授带来的“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技术”主题讲座。

唐氏综合症的传统筛查与诊断，据统计有274536人，其中有208个唐氏儿，32例漏检，6799个不必要产前诊断。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孙教授指出，开展新的技术，同时需要规范化。

孙教授就规范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的适用范围、临床服务流程和质量控制等方面做详细讲解。

孙教授提到，根据目前技术发展水平，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在产前筛查与诊断领域适用的目标疾病为常见胎儿染色体非整倍体异常(即21三体综合征、18三体综合征、13三体综合征)。

高通量基因测序产前筛查与诊断时间应当为12+0—26+6周，最佳检测时间应当为12+0—22+6周。

随后针对适用人群、慎用人群、不适用人群方面的注意事项及临床服务流程孙教授做了详细的介绍。

孙教授对全球无创基因检测趋势进行了阐述，并对NIPT检测流程和NIPT质量保证分别从检测前、中、后三个阶段做了详细讲解。

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胡娅莉教授分享了“非产道裂伤性产后出血的二线处理”，胡教授指出，产后出血实际发生率常被低估。

宫缩乏力性出血是产后出血最常见原因，其预防方法是积极处理第三产程，宫缩填塞是简便有效的二线治疗(剖宫产分娩)。

宫缩填塞可与B-Lynch等压迫性缝合联合使用，最大程度地避免子宫切除。

随后胡教授介绍了宫腔纱条填塞止血的优缺点，同时通过临床病例以及国内外临床研究，深入浅出的讲解了产后出血的二线处理以及止血囊的临床应用价值及特点。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薛辛东教授分享了“早产儿脑白质损伤MRI诊断及其结局”主题报告，早产儿与足月儿脑MRI有差别吗?脑白质损伤MRI结局如何?PVL囊腔一旦形成结局如何?WMI早期MRI改变可预见远期神经发育吗?薛教授就这四个问题分别从早产儿正常脑的MRI表现及特点、脑白质损伤早期MRI诊断剂分类、脑白质损伤的MRI演变及其转归、脑白质损伤MRI改变与神经发育结局做了详细讲解。

薛教授指出DWI是目前现有检测手段中早期诊断早产儿WMI最适宜技术;MRI所提供的早产儿WMI的分类及分型，对远期神经发育结局早期评估，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MRI所显示的病灶消失、减少的临床意义仍有待于进一步去证实。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医疗中心周晓玉教授带来了“新生儿黄疸再认识——新生儿高胆血症诊疗专家共识解读”，周教授对共识产生背景及国内现状、Bhutani曲线的应用、高胆有关临床问题分别做了详细讲解。

周教授就高胆预防对临床医师提出的建议：成功的母乳喂养;建立识别和评估高胆的护理方案;生后24h内测TSB或TcB;认识到目测黄疸易有误差，有深肤色;按照生后不同时间认识胆红素水平;早产儿(尤母乳喂养)易发生严重高胆，予以更严密检测;出院前，应对发生严重高胆的危险因素评估;对父母进行新生儿黄疸知识宣教;依出院时间和风险评估结果，提供合适的随访;有指征者，应立即光疗或换血。

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新生儿科肖志辉教授就“新生儿呕吐”方面做了精彩讲解。

肖教授提到，新生儿呕吐原因多种多样，包括生理性、病理性、内科疾病、外科疾病、颅内病变、颅外病变。

问诊要了解呕吐出血的时间，呕吐物的形状，呕吐次数及频度，呕吐的动作是溢出性还是喷射性，这些都是问诊要点。

体检需要注意精神状态、营养状态和腹部体征。

辅助检查包括肛门指检，胸腹立位片，GI，钡剂灌肠。

诊断的要点分别是定位：肠内肠外，肠内(上、中、下消化道);定性：内科性和外科性。

处理原则根据病因治疗，对症治疗。

肖教授还针对新生儿呕吐的常见病因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南京区总医院吴元赭教授带来了“产科血栓栓塞性疾病预防和治疗”主题讲座。

静脉血栓栓塞症(VTE)是孕产妇死亡主要原因之一。

VTE是妊娠严重的并发症之一，肺栓塞常在几分钟内致死。

预防性治疗比VTE发生后再进行治疗更能降低该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

吴教授指出产科医师的目标是尽力识别有危险因素的患者并给予预防血栓发生，迅速识别妊娠期急性血栓栓塞，正确处理妊娠期急性血栓栓塞。

妊娠期血栓栓塞症的诊断，最重要的方面是提高对该病的.认识。

妊娠期的深静脉血栓形成或血栓赛可以是很隐匿的，类似妊娠生理变化。

由于本病的潜在致死性，临床医师应该重视其相关的临床症状。

低血糖是新生儿期常见的代谢紊乱，新生儿低血糖发病率较高，足月儿可达1%-5%，早产儿、小于胎龄儿低血糖的发生率高达15%-25%.来自常州市儿童医院屠文娟教授就“新生儿低血糖症和低血糖脑损伤的诊治探讨”做了精彩报告。

屠教授首先对新生儿低血糖进行了阐述，并分别围绕新生儿低血糖脑损伤、新生儿低血糖及脑损伤的预防、治疗这三个方面做了详细讲解。

屠教授总结到，新生儿低血糖是常见病、多发病;要重点关注易发生低血糖的高危儿，包括早产儿、小于胎龄儿、糖尿病母新生儿、有病症的新生儿;对症状性低血糖高度重视;无症状性低血糖可能动员生酮能源保护了脑;积极喂奶很重要;低血糖脑损伤应积极治疗，认真随访;只要充分认识，认真重视，及时发现，诊断和治疗极其容易，主要是提高临床警觉性和识别力，任何一级医院都能把“新生儿低血糖”处理好!

学术会议报道新闻稿 篇6

学术会议报道新闻稿是关于学术交流会议的新闻稿，请看下面：

20**年10月31日晚上19:00时，贵州师范大学地环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学术交流会”在地环学院五楼会议室正式举行。

为落实我校第八届研究生学术文化节有关文件精神，并且针对研一新生入学后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困惑，特别是论文写作以及国家奖学金评定等事宜，我院研究生会结合我院实际，决定举办此次研究生学术交流会。

会议由级人文地理学专业研究生吴彦朝主持。

会议邀请了博士生导师李阳兵教授，院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赵宇鸾博士以及地环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与新生同学进行交流、沟通。

会议分为三个环节，第一环节由李阳兵老师作关于论文写作的报告，第二环节由赵宇鸾老师就《贵州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评选实施细则(修订稿)》进行解读，第三环节由20我院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和生活感悟。

通过此次会议，同学们学习到了实用的论文写作技巧，也对如何申请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有了清楚的认识，并且获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同学那种对待学术的.认真态度也让新同学们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认识到现阶段的学习和积累是为今后的腾飞奠定扎实的基础。

许多同学会后纷纷表示要从看文献、学软件、打基础等方面做足工作，取得进步，争取今后成为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的有力争夺者。

走出新闻史研究的“学术内卷化” 篇7

如果说这部著作有可取之处的话, 那主要是有所创新。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方汉奇教授在为本书所写“序言”中指出, 《中国新闻史新修》“是一部从史实出发, 不落窠臼, 言所欲言, 充满了新意的好书”, 这种新意体现在“框架”、“体例”和“内容和观点”等三个层面。[1]广大读者更是见仁见智, 有的说:“毫无疑问, 这是近年最好的一本中国新闻史。史论结合, 以史鉴今, 体现了作者非凡的勇气和见识。而史料之丰富, 考证之细致, 也是当前新闻史学者中罕见的。另外对胡适、储安平的大段客观公正的论述, 也是突破性的贡献。”[2]有的说:“以前老想着怎么新闻史都是政治史呢?这次终于找到了这本不拘泥于时间、政治变幻的新闻史, 终于有了新的学术视角。”[3]有的说:“这本书用了很独特的视角———媒介环境学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新闻史,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管这种理论体系是否完备, 总是能给学习研究新闻史的人带来一些思考和启示。”[4]有的说:“这本书应该是我目前读到的最好的新闻史了。它讲述历史的方式比较新, 框架建构很新颖, 分为帝国晚期、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代三个大板块。最值得称赞的还是它的内容和新观点。只是一个绪论, 就让人大为惊喜!”[5]

有了专家和读者的评价, 如果就本书的创新我再说些什么, 就有“王婆卖瓜”之嫌了。在这里, 我想借《新闻爱好者》的版面, 向广大读者汇报一下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基本态度和做法。

对于我来说, 从事新闻史研究和教学是半路出家, 因此是从学习开始的, 我几十年研究和教学新闻史的过程实际上是学习新闻史的过程。检讨我学习、研究新闻史的经历,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基本态度和方法, 主要体现了两个字:一个字是“疑”, 一个字是“考”。疑是置疑, 考是考问。置疑是心态, 考问是做法。我学习和研究新闻史的过程, 就是一个不断置疑、不断考问的过程。

一、置疑因存疑

《现代汉语词典》解释, 置疑就是怀疑。马克思在1865年曾经说, 他所喜欢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所说的“怀疑一切”不是“怀疑论”, 而是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不盲从、不盲信、不“人云亦云”。胡适先生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也是这个意思。没有“置疑”的态度, 就不可能有“质疑”的行动, 不质疑、不考问, 哪来创新?“置疑”是严肃学者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更是史家治史的应有态度。

置疑是因为历史存疑。存疑是历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 是与生俱来的。

一般来讲, “历史”有两重意义:一是发生过的涉及、影响众人的事件;二是史家对于这些事件的讲述, 包括口头的或文字的。第一重意义上的“历史”属于本体论或存在论范畴, 这种意义上的“历史”, 由于时间的不可逆性, 它成了一种过去的存在, 我们谁也看不到, 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历史, 是第二重意义上的“历史”, 是通过史家的理解和叙述而存在的历史, 简言之, 是治史者“治”出来的历史。

史家治史, 是史家基于史料的解释和叙述。首先, 历史已成为过去, 留下来的是残缺不全的史料, 史家须花很大精力收集史料, 甄别真伪, 但是无论如何, 都难以做到史料的“绝对翔实”;其次, 史家在进行历史解释时必然会融入自己对于历史的生命体验, 置身于无尽绵延的历史整体中去, 聆听那由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无底深渊中发出来的声音, 从而呈现出他自己的历史, 难以“绝对客观”。因而, 任何史家“治”出来的历史都难免不打上自己的烙印, 都不可能完全符合“发生历史”的真实, 这就都决定历史研究只能是一种“遗憾研究”, 即使再伟大的史家所叙述的历史都会留下后人研究的空间, 都会“存疑”。

再者, 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水平与认识能力的提高, 旧的历史解释被推翻与改写, 新的历史解释在不断呈现, 历史研究就在这种不断“扬弃”的过程中, 去逼近“发生历史”。因此, 历史研究是客观发生的“历史”与现实永远的对话过程。史家只有与时俱进, 不间断地发掘新史料, 不间断地进行新解读, 不间断地置疑与考问, 才能有新的历史呈现。

以上说的是一般情况。中国历史更是处处“存疑”。自古以来, 中国就有盛世修史之说。盛世修史就是胜利者修史, 统治者修史。胜利者修史, 实际上是撰写自己得意的历史。统治者修史, 实际上是撰写他们是如何取得政权的历史。因此, 难免贯彻“以我为主”的原则, 难免渗透出“成王败寇”的价值取向, “抬高自己, 而贬低失败者”, 甚至不顾历史事实,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 编造一部历史。此外, 中国文化中, 还有一种“为尊者讳”的潜规则, 把统治者的缺点掩盖起来, 或者抹杀掉, 这样的历史, 其真实性又大打折扣。记得鲁迅说过, 中国的历史, 每一个字都可疑。

历史存疑, 因此无论是读史还是治史, 都必须以“置疑”的心态对待之。

二、存疑须考问

对于存疑的“历史”, 持“置疑”态度, 是必须的, 但是仅仅“置疑”是远远不够的。历史研究之鹄的乃在求得历史之真相, 这个历史真相是前面所说的发生历史的真相。仅有置疑, 不仅不能使历史“释疑”, 而且还会使读者陷入永远的“疑惑”之中, 永远找不到历史的真相。为此, 我们还必须把这种“置疑”态度付诸行动, 那就是考问, 主要包括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等三个层面。

何谓史料?史料是“研究史学撰著史籍所必须根据之种种资料”。[6]122我们强调解释在治史中的作用, 强调史家的主体性, 然而, 这与历史相对主义有原则区别。在他们看来, 历史只不过是史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想象建构起来的, 一切历史现象都是相对于历史认识者自己的主观认识而存在的, 历史自身不具有独立于人们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性。他们完全割裂了历史存在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 不认为史家的解释是以史料为基础的。我们承认史家的主体意识, 我们更看重史料的重要性, 认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史家于历史之解释是全部奠基于历史史料之上的。没有史料, 治史就无从着手。正如方汉奇先生所言:“没有‘史料’, 还搞什么历史?没有对‘史料’的充分掌握和过细研究, 没有对重要的关键‘史料’的考订和甄别, 是不可能对历史事实作出正确的分析和论断的。一切从概念出发、先入为主、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的做法, 都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大忌。”[7]15

前面说了, 发生过的历史已经过去, 留下来的只是一些史料, 并且这些留下来的史料还是“残缺不全”的。“残缺不全”的史料, 对于发生过的完整的历史事件来说, 那只是“九牛一毛”;而“九牛一毛”的史料, 对于史家个人来讲, 也算是“浩如烟海”。有人认为研究近代史, 无论如何刻苦用功的人, 都不能阅读已经出版的书籍的四分之一。[8]面对这浩如烟海的史料, 要选择有用的史料, 非轻而易举可得。加之史料的价值判断、真伪辨别更是难上加难, “史料认识与采集方面, 则全恃史家识力之判断”。[6]122故史料收集、整理、考证是治史者的基本功, 史家治史, 首先要练好这个基本功, 练就“火眼金睛”, 认识史料的价值, 考证史料的真伪。

我认为史料重要, 但我不是史料主义。史料虽然重要, 但是史料不是历史, 经过史家在遗存的史料片段之间建立逻辑联系, 由此呈现出来的才是“历史”。“史料”和“历史”中间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史实”。史实是经过史家选择、考证并解释后的史料, 是加工后的史料, 是历史的“半成品”。在西方, “历史”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的“histora”, 它的最初含义就是讲故事、叙述;史家就是讲故事的人。过去发生的历史, 只有在被人发现并通过解释揭示出来后, 历史才能去蔽而为人所知。“任一客观资料, 其能产生历史价值者, 皆经解释而得, 亦因解释而明。至于更精义之解释, 则在于以解释而建立全貌。……史家所能以提供历史知识者, 则必须经过解释, 方可成为知识。此乃史家之天然使命, 非如此即不足以称为史家, 直抄胥而已。”[6]164历史学识修养之于史实是非常重要的, 历史研究者必须克服主观和客观在内的各方面条件限制, 使其解释出来的史实是“史实”, 即尽可能符合发生历史的真实。史实真实是历史真实的基础。

史论, 是史家对历史研究所作出的结论及通过某种方式表示的观点。史家治史, 非发思古之幽情, 而是为当下提供历史镜鉴, 即“以正确研究解释建立人类过去活动之重要史迹, 使后人如参考记忆中经验, 足资采择以适应现在创造未来者”。[6]108因此, 史家对历史的研究必然要做出自己的结论, 在史籍中必然要表达自己的观点。这种与纯粹的论著作家直接表达的自己观点和主张的方法不同, 史家观点的表达是隐含的, 隐含在对史料的选择上, 隐含在对史实的解释上, 当然也有如“太史公曰”那样的表达方式。作为历史镜鉴, 史家对历史做出的结论须尽可能恰当。为此, 史家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即唯物史观, 使自己的研究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上, 切不可先入为主, 带着观点去找材料;也不能做无根的游说, 应做到论从史出, 力争做到言必有征, 字字有出处有根据。这样, 你的结论除了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外, 还能经得起后人的质疑。后人治史, 也要基于历史事实, 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 对前人叙述“历史”中的结论进行考辨。

老一辈的新闻史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在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 无论是史料积累还是范式建构, 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从更高的要求看,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仍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 就有学者撰文探讨新闻史研究革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2007年, 《新闻大学》编辑部组织部分新闻史研究者就如何进一步提高新闻史研究水平的问题进行了几次笔谈, 大家各抒谠论, 分析存在的问题, 探索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新局面的路子。中国新闻史学界的这种自省和期待是学术研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这说明学者们对新闻史这门学科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和高度的学术期待。

我认为, 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学术内卷化。所谓“学术内卷化”, 据美国研究中国史的专家杜赞奇的说法, 是指在当下, 学术研究不能提供新的知识, 无法产生新的边际效应, 只是在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 缺乏史家通过研究成果所表现出来的真知灼见。正如方汉奇教授所说, “近几年中国新闻史研究成果的内容有交叉和重复。这一点在教材类的成果中, 表现得尤为突出。据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所作的初步统计, 已出版的以《中国新闻事业史》《中国新闻传播史》之类的书名命名的教材和与之配套的‘大纲’、‘文选’等辅助教材, 已接近60种……其中有不少属于低水平的重复, 没有太多的学术价值。”[7]37“学术内卷化”状态令新闻史学界呈现出“集体焦虑”。这种“焦虑”是一种积极的情绪, 带着这种情绪, 大家都在探索走出“内卷化”的路径, 并且有的已经开步前行了。我的路径是“重考”, 即如上所述, 对以往史家叙述的“中国新闻史”从史料考证、史实考释和史论考辨等层面进行一番必要的考察, 或推陈、或出新, 为中国新闻史研究“出新”做了一点贡献。

三、加强史学修养, 增加“考问”底气

史家史学修养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水平。当下, “治新闻史的学者史学意识不强, 史学功底明显不足, 是当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瓶颈”。[9]新闻史研究者只有加强史学修养, 才能增强“考问”底气, 才有可能出点创新性成果。

中国的史家历来重视史学修养。唐代刘知几在总结唐前和唐初史学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著名的“史才三长”论, 说:“史才须有三长, 世无其人, 故史才少也。三长, 谓才也, 学也, 识也。夫有学而无才, 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 而使愚者营生, 终不能致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 亦犹思兼匠石, 巧若公输, 而家无楩柟斧斤, 终不能成其宫室矣。犹须好是正直, 善恶必书, 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 此则为虎傅翼, 善无可加, 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 不可叨居史任。”刘氏所说之“才”, 主要是指史家文字表述、体例编排和文献运用能力;所说之“学”, 主要是指史家各方面的知识;所说之“识”, 主要是史家之器局与胆识。清代章学诚又提出“史德”论, 将“史才三长”发展成“史才四长”, 丰富了史家修养之内涵。章学诚认为, “能具史识者, 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史家唯有慎于“心术”, 才称得上有良史之德, “盖欲为良史者, 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虽为能至, 苟允知之, 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在章氏这里, “天”即指历史的客观规律, “人”指的是史家的主观性。史家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就是要求史家尊重客观历史, 在历史研究中排除史家之价值预设, 以保持历史的真实。对于史家而言, “识”是史家的历史观, 即史家对社会历史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 是对历史展开过程的基本认知框架。只有在自己的历史观中, 历史才可能真正发生, 史家才能完成自己对历史的讲述和还原, 寄托自己的专业梦想。史观从何而来?史家唯有摆脱各种定见, 走进历史深处, 让自己的身心去拥抱历史, 融进自己的生命体验, 这样的历史才是属己的历史。这种“属己”的历史观是有限的个体生命向无限历史的追问, 是史家和历史的相互占有, 彼此从对方那里消失并得到实现。唯有如此, 历史才能不再是外在的教条和顶礼膜拜的神话, 也不是以当代意识形态强加新解的故纸, 而是史家历史体验中激发出来的生命记忆, 才是真正的历史洞见。近人梁启超对“史才四长”提出了“德”、“学”、“识”、“才”的顺序排列, 特别把史德放在首位。

他们的观点虽然略有差异, 但是本质上是相同的。学习先辈学者对史家的史学修养的论述, 我深受教益。我认为, “德”是史家“独立不阿”的人格;“识”是史家坚持“秉笔直书”的胆略;“学”是治史的理论与方法;“才”是史家史料搜集、史实考证和文字驾驭的能力。“四长”相依相存, 同等重要, 缺一不可, 似乎没有重要次要之别。先辈学者各人强调的重点不同, 是因为他们所取的角度不同而已。史家要写出对历史负责, 能经受住历史检验的史书, 必须心存“良知”, 具备“独立不阿”的人格, 不屈从、不逢迎, 秉笔直书;但是“秉笔直书”何其难?历代统治者对于不符合己意的历史撰述, 往往横加摧残。《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载, 齐国崔杼杀死了国君后, 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 二人。其弟又书, 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 执简以往。闻既书矣, 乃还。”这种“头颅掷处血斑斑”的血色记忆成了中国史家难以挥去的历史梦魇, 历史叙述难以突破权力所设置的“红线”, 所以先辈史家把“胆识”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加以强调。清代著名诗人袁枚说:“作史三长:才、学、识, 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 而识最为先;非识, 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史学修养之于史家来说, 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问题, 而是实实在在的实际问题。我自己的体会是, 在日常的研究实践中注重史学修养, 努力提高德、识、学、才水准, 这些努力必然会在撰著中有所体现。方汉奇老师在为我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写的序言中, 在充分肯定该书的创新之后说:“所有这一切, 都充分地体现了作者的真知灼见, 他的开阔的视野, 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 他的理论勇气, 和他对整个中国新闻事业史全局的准确的把握。中国的史家历来有讲究史胆、史识、史才的传统, 作者于此三者都有所追求, 也都有所表现, 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我知道, 在这方面我做得还很不够, 方老师的话是对我的鼓励和期望, 我今后当加倍努力。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中国新闻史新修·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2.

[2]2008-09-2511:26:22, 豆瓣网.

[3]2010-01-0223:47:11, 豆瓣网.

[4]2008-09-2821:53:57, 当当网.

[5]2008-09-1722:25:43, 当当网.

[6]王尔敏.史学方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7]方汉奇.方汉奇文集[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

[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18.

学术报告新闻稿 篇8

本刊讯(记者韩阳)7月9日，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正式对外发布了《2011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报告从12个方面的经济指标，全面深入地分析了2011年我国新闻出版产业的发展状况。报告表明，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格局下，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成果不断显现，产业继续保持快速、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

——新闻出版产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4568.6亿元，较2010年增加2193.4亿元，增长17.7％；增加值4021.6亿元，较2010年增加518.3亿元，增长14.8％。

——图书品种和重版重印品种同步增长。全国共出版图书37.0万种，较2010年增加4.1万种，增长12.5％，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重版、重印图书16.2万种，较2010年增加2.3万种，增长16.5％，重版、重印图书品种增长率为2005年以来最高。

——数字出版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出版实现营业收入1377.9亿元，较2010年增加326.1亿元，增长31.0％，占全行业营业收入的9.5％，较2010年提高1.0个百分点。

——印刷复制在全行业中居主要地位。全国印刷复制实现营业收入9305.4亿元，较2010年增加1387.2亿元，增长17.5％，占全行业63.9％；增加值2324.9亿元，较2010年增加204.3亿元，增长9.6％，占全行业57.8％。

——图书、期刊、报纸印数创历史新高。图书出版总印数77.1亿册(张)，较2010年增加5.7亿册(张)，增长7.5％；48种书籍的单品种当年累计印数超过100万册，较2010年增加16种。全国期刊总印数32.9亿册，较2010年增加0.7亿册，增长2.2％；14种期刊平均期印数超过100万册。全国报纸总印数467.4亿份，较2010年增加15.3亿份，增长3.4％；26种报纸平均期印数超过100万份，其中党报和由党报主办的报纸占到半数以上。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品种下降但利润增加。全国共出版音像制品19408种，较2010年减少2144种，降低10.0％，利润总额2.8亿元，较2010年增加0.4亿元，增长15.6％。全国共出版电子出版物11154种，较2010年减少21种，降低0.2％，利润总额1.3亿元，较2010年增加0.3亿元，增长28.0％。

——版权输出和实物出口取得新突破。全国共输出出版物版权7783种，较2010年增加2092种，增长36.8％；版权输出品种与引进品种比例由2010年的1：2.9提高至1：2.1。其中，对台湾地区版权输出1656种，引进1497种，首次实现了版权输出顺差。全国累计出口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1557.5万册(份、盒、张)，金额7396.6万美元。

——集团和上市公司规模不断壮大。全国出版、报刊和发行集团共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094.6亿元，较2010年增加354.3亿元，增长20.40％，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57.5％；拥有资产总额3680.1亿元，较2010年增加530.3亿元，增长16.8％，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资产总额的73.4％；实现利润总额173.4亿元，较2010年增加21.2亿元，增长13.9％，占全国出版发行全行业利润总额的43.2％。

——民营经济比重进一步提高。在全国15.3万家新闻出版企业法人单位中，民营企业数量占81.2％，较2010年提高5.1个百分点。在印刷复制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占86.3％，增加值占85.4％，利润总额占86.5％，较2010年分别提高0.1个百分点、0.9个百分点和1.9个百分点。在出版物发行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占62.9％，增加值占67.6％，利润总额占68.7％，较2010年分别提高1.1个百分点、4.1个百分点和2.7个百分点。

——人均出版物拥有量稳步增长。全国百万人均拥有当年出版图书274种，较2010年增长11.8％；人均年拥有图书5.7册，较2010年增长7.3％1人均年拥有期刊2.4册，较2010年增长1.7％，每千人日均拥有报纸95.1份，较2010年增长2.8％；报纸普及率每户0.35份，较2010年增长2.9％；人均书报刊用纸230.0印张，较2010年增长5.0％。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范卫平在发布会上介绍到，《报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新闻出版统计管理办法》制定的各项新闻出版统计制度，自下而上采集、汇总了2011年1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的新闻出版产业数据，范围包括图书出版、期刊出版、报纸出版、音像制品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数字出版、印刷复制、出版物发行及出版物进出口等新闻出版业务，初步涵盖了全行业。在具体分析中，《报告》采用主成分分析等统计学方法和相关经济学方法，以求严谨客观地反映产业发展的变化及趋势。去年9月，总署产业发展司及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就启动了相关工作，其间多次开会部署、讨论，历时10个月、数易其稿，最终于2012年7月9日正式发布。

与往年相比，《报告》进一步丰富了内容容量，新增了出版发行和印刷业上市企业规模分析及国家级新闻出版产业基地(园区)的情况分析，体现产业发展的新变化；进一步优化了结构体例，突出了行业关注的重点，全面呈现新闻出版产业在内容生产、体制改革、产业发展、走出去等方面的特点和趋势，并对新闻出版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制约和挑战因素进行了分析。值得一提的是，在统计过程中，首次把产业统计与新闻出版单位年检结合起来进行，从以往的“两张皮”变成了“一张皮”——相关数据做到准确一致，大大提高了统计效率。《报告》分为综述、产业总体规模、产品结构分析、产业结构分析、地区结构分析、单位数量与就业人员情况分析、集团与上市公司规模分析、图书出版单位经济规模综合评价、产业基地(园区)情况分析等9个部分。应该说，《报告》为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制定发展战略提供了科学决策的基础，也能够帮助从事新闻出版产业的企业和单位正确认识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行业地位。而连续三年发布，更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难得的一手材料。

范卫平表示，《报告》显示，2011年，新闻出版业保持了快速、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产业主要经济指标持续向好，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的营业收入和增加值分别较2010年增长17.7％和14.8％。新闻出版体制改革成效不断显现，产业继续保持快速稳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