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关系(精选10篇)
许霆利用银行自动提款机的漏洞恶意取款17.5万元获判无期徒刑,后来重审判决改判为5年有期徒刑,许霆案引起了广大网民和媒体的热烈考论和深思。ATM许霆案:判决岂能机械适用条文?90%网友认为“量刑过重”。而且网友认为银行也是需要付一部分的责任,就人性和道德方面来讲,许霆是情有可原的。
舆论监督往往借助新闻媒体的传播优势,以公开的方式反映公众对某一社会现象、某一社会事件或某一社会问题所形成的比较一致的意见。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出现,人们能够通过网络媒体直接表达自己的看法。舆论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弱势群体得到法律保护,使正义得到伸张,司法公正得以实现。反之,就容易产生久拖不决、暗箱操作、偏袒强势以及干脆不处理等情形。
一、新闻舆论监督影响司法公正的原因分析
新闻舆论监督作为舆论监督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一定程度上影响司法公正, 既有积极影响, 也有消极影响。究其原因, 笔者总结出以下几方面:
1. 新闻价值与法律价值的冲突。
现实中, 新闻媒体为了追求新闻价值以及自身利益过分介入司法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对司法公正构成冲击和影响。在追求新闻价值的利益驱动下, 媒体对案件过分渲染会对法官的审判工作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 不合时宜的报道会给法官独立判案、依法判案带来影响, 使法律所保障的价值不能很好地实现。
2. 现实中司法不独立。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 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我国各级司法机关都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并接受人大领导, 司法机关的各项费用都是来自各级财政, 我国是一个相对重行政权的国家, 因此我国司法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而媒体作为国家机关的重要监督手段, 其新闻报道司法机关又不得不重视, 从而使司法权被行政权牵制。值得注意的是, 司法公正要靠司法人员的具体行为来实现。但是, 在实际审判活动中, 司法人员容易受到新闻媒体带有主观性的公开性信息的影响, 以致做出有失公正的判决。
3. 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欠缺。
新闻工作以其具有传播新闻信息、导向社会舆论等功能, 显示着它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影响力。然而, 一些媒体正是利用新闻舆论的影响力大肆渲染甚至扭曲事实, 以达到其新闻价值的商业目的, 违背了社会新闻工作的基本宗旨。同时, 一味地追求新闻价值, 给司法独立审判带来了阻碍, 加大了法院的审判压力。
二、平衡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关系的具体措施
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是现代民主和法治社会不可或缺的两种重要价值, 因此审慎地处理传媒与司法的关系, 特别是在公众社会要求与司法立场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点就显得尤为重要。
1. 政府颁布传媒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
我国现在尚没有传媒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例如《新闻法》出台, 现在新闻媒体行业仍依靠散布于《宪法》《民法通则》《著作权法》《广告法》的相关规定调整自身行为。这些法律缺乏针对性, 而且实际运作中漏洞颇多。这使得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自由很难有保证。同时, 对什么是过分干预司法活动没有一个准确的定性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就更加对立。鉴于此, 应尽快出台传媒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 形成新闻媒体与司法之间既各自独立存在而又相互依赖的和谐关系。
2. 增强新闻媒体的自律性, 规范新闻媒体的司法报道。
首先, 新闻媒体在实施监督时应以不干扰司法公正为前提。记者应当充分尊重案件事实, 尊重审判活动, 避免干扰审判, 确保司法独立。庭审采访时应该服从法庭的指挥, 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其次, 新闻从业者应该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 从记者自律、法律的约束等方面着手, 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 使新闻工作者切实遵循职业道德、忠于职业操守、履行职业责任, 保证新闻报道的客观、公正。
最后, 新闻传媒者应当改进报道方法, 注重报道的平衡性。在实际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些案件报道过于夸大, 或者是带有明显的爱憎分明的态度, 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大众的阅读兴趣, 但是, 过于偏见的报道无形中给法院判案造成压力。法官在案件的审理中处于中立的地位, 媒介也应该是中立的, 这样更利于客观公正的报道, 维护司法公正。
3. 增强法制调节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
一方面, 法院应当统一案件信息公布渠道。司法机关、执法机关通过实行专门的发言人制度或记者招待会制度, 定期公布案件的信息, 使大众和媒体能够及时了解案件信息, 并可依实际情况, 决定是否公布。同时, 对于媒体不适当的评论及时给予严格的限制, 避免“舆论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审判。另一方面, 司法人员应该秉持正直的道德观, 增强自身的业务能力和法律知识, 正确看待新闻舆论中合情、合理、合法的部分, 对新闻报道中过于主观的内容持有正确的态度, 保障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 实现传媒和司法的和谐。
新闻舆论监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它可以代表舆论监督主体, 但是不能代替舆论监督主体, 且不能作出带有定论性的结论, 破坏司法公正。在追求和谐法治的今天, 我们更应规范操作新闻舆论监督, 做到真实客观全面地报道, 为司法公正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使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和谐发展, 共同服务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参考文献
[1]车英.论大众传播与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J].武汉大学学报, 1995, (6)
[2]龙汉青.浅议新闻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J].法制与社会, 2009, (11)
[3]王蓉.浅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J].太原大学学报, 2007, (2)
关键词:舆论监督 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
一、舆论监督的含义
目前关于舆论监督的含义,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论述,从新闻界角度来分析,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和评论来了解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众人物以及一切涉及公共利益的事务。由此可见新闻界视角下的舆论监督是指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从法学界角度来分析,法律监督主要包括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主要指以新闻记者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载体对司法运行过程中进行间接监督。这种监督方式与公民的直接监督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由此可见,法学界视角下的舆论监督指与法律有关的公共事务。还有些学者结合新闻界和法学界认为舆论监督指公民通过大众传媒对社会各种热点话题以及各种违法违纪行为进行揭露、报道、评论、抨击和提出建议。
舆论从三方面对司法进行监督:新闻界以新闻媒体作为主要载体对司法进行监督、公民通过网络对司法进行监督、法学界借助官方媒体对司法进行监督。
公众监督是舆论监督的基础,根据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由此可见,舆论监督权是宪法赋予的权利。
二、司法独立的含义
司法是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司法独立的原则包含三层含义:1.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等其他国家权利和社会力量,不受任何法律之外的干涉;2.是司法机关在法律规定的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范围内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其他司法机关包括上级司法机关的干涉;3.是法官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依据良知和对法律的理解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包括上级法官在内的影响和干涉。根据我国《宪法》第126条和13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分别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由此可见,司法独立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条重要性原则,也是我国相关组织法和诉讼法规定的司法机关适用法律的一条根本性原则。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要求:“保证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由此可见,司法独立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个基本原则。
三、在现实生活中,舆论监督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因素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讨论
(一)舆论监督有利于维护与促进司法公正
对国家权利的行使进行监督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性原则。随着新闻媒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马克思曾经说过:当人或者社会组织的行为超过现实社会所认可的道德底线时,舆论能够成为“另一个法庭——社会舆论的法庭”。对这些行为进行监督与制约。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国家司法权运行的具体过程。媒体对于人民法院审判活动的报道是广大人民群众知情权的重要渠道之一。新闻舆论对审判活动进行报道可以促进人民法院工作的改进,同时也可以预防司法腐败。引进舆论监督可以增强司法的透明度以及公正性。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韩抒滨在检察宣传顾问座谈会上说:“新闻舆论监督是公正了解、参与和监督社会公共事业管理活动的重要媒介,是防止和纠正司法腐败、推进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实现司法公正的一支重要力量。要进一步研究探索法律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相结合的新途径,发挥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的整体合力,共同维护国家法治的尊严,弘扬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舆论环境。”“新闻媒体的监督是改进和完善司法机制的良药和促进剂,要依法保护新闻单位和新闻记者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
(二)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不利因素
新闻媒体在舆论监督过程中可能一味追求商业化而对司法公正进行干扰,造成了侵害。在现实社会中,不少新闻媒体记者并不是本着宣传法治,树立司法权威的目的进行客观报道,而是为了达到其吸引公众眼球的新闻价值,一味地追求“轰动效应”、“独家新闻报道”而对案件的审理进行大肆炒作,夸大事实,单面向人民群众宣传,以至于公众对社会、对司法失望。严重妨碍了司法程序。还有些媒体记者对一些法院还未审结的案件加以报道,甚至报道道听途说的“自然事实”和所谓的“客观事实”给审判者造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使得法官很难做到程序公正、冷静审度。另外,很多案件的原告人为了自己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希望趋利避害,他们也会诉诸新闻媒体,想通过这种方式来促使案件尽快解决。新闻媒体介入到司法中时常常带有主观性和倾向性色彩来进行新闻报道。造成审判者一定的舆论压力,使得法院不得不重新审视案件的社会影响力,结果往往会加重了被告人的惩罚力度。媒体并不了解中国法治在程序正义的道路上走得多艰难,程序正义才能看的见正义,才能真正的正义。
四、妥善协调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二者关系
如何妥善处理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关系是目前一个棘手的问题,解决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在于将二者统一于公正这个价值上来。通过制度改革和观念来解决新闻舆论的负面影响,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推动作用。如何平衡新闻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之间的关系呢?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考虑。
(一)新闻对司法活动报道要秉着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客观和公正是真实的依据。新闻报道要本着实事求是和负责任的态度,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严谨无隙。只要新闻报道的基本内容属实,没有对公众造成误导,没有传播错误的法律观念,而且对当事人没有进行侵权,就是合格的新闻舆论监督。
(二)加强媒体职业自律的原则
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新闻宣传工作要弘扬时代的主旋律,以正确舆论引导人。”这就需要大众传媒行业有自律意识,规范舆论监督权的行驶和内部素质的不断提升,这是一种高效的控制方式。可以避免同司法权的冲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权的积极作用。媒体应该牢记自己的社会职责,铭记“是法院在审理案件而不是记者。”新闻媒体可以对法院在工作中存在的弊端和不足加以曝光和报道,可以对司法腐败问题透明化,但却不能再案件审判期间对法官施加压力和倾向性。舆论监督和批评不应对法官进行恶意评论甚至是人身攻击。
(三)坚持司法独立的原则
对现行司法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得司法机关不再受地方的制约,不再受新闻媒体的影响。明确司法机关的权利和职责,保证法官的独立审判不受新闻舆论的干扰,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原则。同时也应该提高司法办事人员的业务素质,使其能够胜任独立办案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吴丹红.面对司法的媒体监督[N].人民法院报,2003,(1).
2.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J].法学研究,1998,(6).
一、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
司法及司法活动的产生源于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而司法公正则是人类社会及社会公众群体对司法活动过程和结果的质量要求和最终需求。纵观人类社会司法活动的演变进程,不难看出,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明晰地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渐进式的发展过程―一即由最初阶段的仅仅单纯地追求“结果正义”到因对“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认识转而追求“有效率价值的正义”再到追求“以效率为核心的正义”。可以认为,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层次的不断提升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人们对社会正义认识的不断深刻以及对社会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效率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密切相关的。当然,这种追求提升的物质基础和最深刻的根源则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司法公正是法制社会永恒的追求,是法治的必然要求。人类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追求正如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一样,是一个渐进的并不断提升的过程。在人类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度以及同一国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司法公正的价值和取向是不尽相同的,其内涵也在不断的丰富。从人类社会对司法公正的认识、需求、要求和追求的发展过程着眼,大体上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一是单纯追求结果公正;(实体公正)的阶段;二是对司法公正的程序内涵和效率价值的意识觉醒和认识的深化并追求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阶段;三是形成司法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和生命线的观念并不懈追求以效率为中心的司法公正阶段。需要明确指出;上述阶段划分是以人类法制文明的总体发展为坐标并以当今世界法治国家和法制发达国家为范例加以归纳总结而得出的结论。由于不同国家各自法制的历史、法制的现状千差万别,其所处的阶段以及同一阶段的发展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对司法效率的追求已成为以现代司法理念为基石构建的现代司法制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奋斗目标。
二、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的关系
上文论及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以及司法效率在司法公正中的核心地位。英国有句名谚:“正义被耽搁等于正义被剥夺”。这句法律谚语深刻揭示了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同一性。可以认为;司法效率与司法公正的相互关系中,司法效率与程序公正是直接关联的,是程序公正的核心,并通过司法程序作用于诉讼的实体结果,最终成为司法公正(。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核心和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司法效率的公正价值首先是程序公正的价值,其程序公正价值的实现方可转化为实体公正价值的实现。程序不公的司法效率不是公正的效率,也注定不能保障实现实体公正的目标。
笔者认为,对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关系认识的核心和关键是对两者统一共有的本质的认识。准确地讲,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的重要本质和共同价值应在于它们在对社会正义追求的互动中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动态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所对应的一种司法状态即是司法制度所寻求的价值目标实现的最大化。当人们对程序公正和司法效率的权衡和取舍偏离这个平衡点的时候,就会出现对司法的价值目标的偏离甚至背离,并且偏离平衡点的程度与司法的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成反比。因而,寻找平衡点和缩小偏离度的过程就是谋求司法价值目标最大化的过程,也恰恰是人类追求最大化的社会正义的过程。由于任何正义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纯粹的、绝对的正义,因此,人类对社会正义的追求只能而且必须理性地寻求其最大化,而对纯粹的、绝对的社会正义的追求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憧憬和理想目标。同时,正因为人类在对社会正义的理想目标的追求过程中,才使社会正义最大化的实现成为可能。
三、司法效率的内涵及其构成要素
在明确程序公正与司法效率之间的客观辩证统一关系和本质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要思索一个重要问题“即司法效率的内涵是什么?要充分认识司法效率的内涵,必须首先明确几个概念,即司法成本、司法效益、司法效率,以及与程序公正的辩证关系。
司法成本是指诉讼活动中对司法资源的消耗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投入的总和,其中包含诉讼时间的耗费。司法效益是指通过司法活动而达到的司法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具体地讲就是司法活动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经济效果等方面的综合性结果。其中包括有形的结果(如法律效果、经济效果),也包括无形的结果
近年来,南宫市人民法院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紧紧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工作主题,全面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虚心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拓展沟通渠道,变被动接受监督为主动争取监督;全面加强与人大代表的联系,赢得人大代表对法院工作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南宫市人大常委会对法院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为法院工作营造了良好的执法环境。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改变观念,不断增强开展与人大联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我们经常教育广大干警,要“摆正位子,处理好关系”。人大是法院干部的任免机关,法院工作的监督机关,同时也是法院“诉苦”和“撑腰”的地方,是法院的“娘家”。法院与人大机关之间不是单纯的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作为国家机关都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只是分工的不同,角度不同。所以在具体工作中,不断强化“监督就是支持,监督就是爱护”意识,变被动监督为主动要求监督,事事争取主动,我们从人大代表最关切、最期盼的事情入手,及时调整联络部署,多服务、多汇报,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全方位、多渠道加强与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的联络,法院的联络水平得到了提高,联络工作更加富有成效,与人大代表的关系更加融洽和谐。在不同场合,从人大主任、委员到人大代表都主动维护法院的形象,树立法院的权威,做法院的“挡风墙”;对法院工作存在的个别问题也是站在关心爱护和帮助改进的角度,平心静气地指出缺点,提出建议。
二、健全机制,逐步实现联络工作的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为了切实加强和改进联络工作,我院明确了一位院领导主管与人大代表的联络工作,并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和改进,抓好监督落实。同时,建立完善了《办理人大代表涉案来信来访工作实施细则》、《重大工作事项报告制度》、《公开案件审理邀请人大代表旁听制度》等制度,并要求每个办案人员每年与代表委员联络活动不少于二次,要求各业务庭定期总结经验,查找不足,解决问题。通过建立机构,完善机制,强化措施,更新思路,使联络工作实现了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三、拓宽渠道,实现多角度多层面的联络
1、勤走访。我院始终坚持“平时常走访,会前必走访”的原则,“走出去”,主动接受人大监督,消除隔阂,增进理解。近一年来,我院采取多种形式走访人大代表160余人次,召开各类座谈会8次,征求各类意见10余条,走访人员与人大代表面对面征求意见、一对一答疑解惑,认真通报法院工作情况及下一年的工作安排,广泛征求其对法院整体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人大代表在充分肯定法院整体工作的同时,也为法院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甚至是建设性的意见,很多意见成为法院改进工作、深化改革的具体措施。
2、多邀请。我院在做好走访工作的同时,坚持“请进来”,主要邀请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视察和检查工作,主动邀请部分人大代表旁听公开审理的案件或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案件的公开庭审,对涉及代表亲属或代表关注的案件,更是主动邀请其旁听,以便增进对法院审判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3、重承办。我院始终坚持“代表满意为第一要旨”,重点抓好对人大代表的个案监督和工作建议的承办工作。对人大机关、人大代表关注的问题和案件,主管院领导都亲自听取承办工作情况汇报,专门部署交办,向有关庭室下达承办任务,要求各承办单位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加强领导,及时有效地完成承办任务。并建立承办责任制,到期后有结果的报结果,没有结果的报进度。一年多来,我院所承办的人大代表建议、意见,都全部答复了代表,按时办结率100%,代表满意率100%。
随着沟通的日益紧密,人大代表对人民法院的工作更加理解、更加关注、更加支持,我院的各项工作步入“快车道”。XX我院的工作受到邢台市中院的表彰,整体工作被南宫市委、市政府授予先进集体、优秀单位,精神文明建设被评为文明单位,被命名为“文明行业”,综合治理工作被评为先进单位,行风评议提升两个位次,跨入了先进单位行列。XX年上半年,刑事审判工作,被告服判率100%无一上诉,民事审判工作位列全邢台市第一,“两庭”建设走在全邢台市前列。
论监督的关系
舆论引导和舆论监督是新闻作用中两个不同的概念,辨清它们之间的共性和个性能更有利于我们正确掌握和运用舆论监督的职能。
舆论引导是指媒体运用发表的新闻事实及言论,影响改变公众的思想行为,从而达到促使他们朝媒体所期望的方向进行自我调整的目的。舆论引导是我国媒体的基本任务之一。
舆论监督,一般是指公众通过媒体,对某一错误事件(行为)进行批评,以达到公正的处理和得到改正的目的。
两者在新闻真实性方面有着颇为严格的相同之处;对舆情的调查、分析是舆论引导的起点,也是舆论监督的起点;媒体进行舆论引导,必须善待作为引导对象的媒体受众(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国家主人的身份,尊重其知情权等民主权利,实施舆论监督,则必须善待作为监督行为的主体的受众(人民群众);两者在体现党的意志方面有着一致性。这一点在2009年中沸沸扬扬的大事——三鹿奶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2008年6月28日,位于兰州市的解放军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据家长们反映,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所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随即展开了调查,并报告卫生部。随后短短两个多月,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就迅速扩大到14名。
随后各地相继出现相应症状的患婴,这件事在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的同时也使得许多主流媒体开始进行披露和报道。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对严肃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作出部署,立即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
9月13日,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重大安全事故情况发布会上指出,“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事故是一起重大的食品安全事故。三鹿牌部分批次奶粉中含有的三聚氰胺,是不法分子为增加原料奶或奶粉的蛋白含量而人为加入的。
9月1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带领有关司局领导及专家飞抵兰州,针对我省有关三鹿奶粉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展开专题调研。
9月15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称,甘谷、临洮两名婴幼儿死亡,确认与三鹿奶粉有关。
在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合理发挥下,广大人民群众也对三鹿奶粉事件有了全面正确的认识,媒体的舆论监督作用在极大程度上尊重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同时使具有监督权利的人民群众在此事件中的权利得到合理发挥,随着三鹿奶粉事件的发展,人民群众也在不断的了解到更进一步的信息,媒体正确的做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职责。
在三鹿事件的尾声阶段,新闻媒体一方面在继续履行着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新闻媒体更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在事件过程中,新闻媒体至始至终都把人民群众放在一个国家主人的位置,在事件处理中,不仅仅对于那些违反犯罪的生产销售商予以法律上的制裁,对于那些受害家属,新闻舆论发挥了其引导的作用。
在新闻舆论引导的作用下,社会方方面面在帮助受害者家属拿回其应有的补偿,2008年12月25日,记者收到三鹿奶粉事件受害者援助律师声明:“我们呼吁,应当立即接受我们已经提起的受害者损害赔偿诉讼程序,并最终在政府的统筹主导下,建立全国性的奶粉受害者赔偿援助公募基金,逐步解决本次奶粉受害者赔偿及善后事宜。”
据该律师团律师介绍,24日,在媒体报道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获得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民事裁定书,正在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后,该律师团再次呼吁维护广大奶粉受害者的合法权益。
上述律师说:“考虑到广大婴幼儿受害者的长久善后及复杂漫长的赔偿程序,结合三鹿集团强大的产能和市场渠道优势等重组再造潜力,我们反对以破产清算消灭赔偿义务主体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而应保留赔偿义务主体以股权收购的方式对三鹿集团进行重组。”
在媒体倡议引导下,国家对《食品安全法》也进行了重新的修订,将三聚氰胺纳入了严禁向食品里添加的化学工业品。
一系列的行动是新闻媒体履行监督作业在曝光抨击三鹿奶粉的同时,也利用其舆论引导的作用将奶粉事件合理处理,不仅仅惩治了违法犯罪的行为,更重要的是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将人民群众始终放在国家主人的位置,规范了奶粉市场的行为,构建了一个更加完善的市场体系。
(一) 舆论监督的内涵及性质。
“舆论监督”是中国共产党正式文件确认的概念。从党的工作角度, 舆论监督被视为一种对党政权力组织的公开的监督形式, 是指公众对各种权力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等等自由表达看法, 从而对议论客体形成的一种客观效果。舆论监督的性质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因为以往的“监督”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 但舆论监督却是“从下至上”的反向监督, 是一种“权利”型的民主监督形式, 它虽不具备“权力”属性, 但其“权利”的性质和传媒的特点﹑功能有效地结合, 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实现对公权力, 包括司法权的有效监督。传媒代表舆论进行的监督, 并不是一种传媒的法定权利, 从源流关系上分析, 媒体的监督来源于公民所享有的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 只是大众传媒在这里成为了“公民权利”的替代性主体, 可见舆论监督权具有基本人权和政治权利的双重属性。
(二) 司法公正的价值意义及影响因素。
司法权具有居中性﹑被动性 (遵循“不告不理”的原则) ﹑终局性等特点, 这也决定了大众对司法权的特别期待值。司法公正的核心就是程序要正义, 公正的程序呼唤中立而自治的居中裁判者, 只有司法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 严格依法办事才能实现司法公正。影响司法独立的因素很多, 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司法独立传统缺失﹑封建残余还未完全肃清的环境中, 包括:党政对司法的无端干涉;法院财政和人事权的不独立;人大代表监督法院的随意性;法官整体素质不高, 提拔机制的混乱;民众“厌诉”心理惯性仍未完全消除;以及本文中重点探讨的大众传媒由于不自律的行为导致“话语霸权”来破坏司法的权威性。
二、舆论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之界定
传媒的职业特点使其习惯于担当与主流社会政治制度对抗的角色, 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 首当其冲受到来自新闻媒体的评判监督。实际上, 舆论监督和司法作为现代社会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两大公器, 在价值层面上都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根本目标与价值追求, 在本质上两者之间具有协调性和一致性, 因此两者之间具有广泛而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立法权与行政权存在尖锐的冲突, 行政权不断膨胀的现状使得社会需要在体制内和体制外寻求种种抑制其膨胀的手段。体制内的为司法权, 体制外则依靠传媒。这样的权力分配使得舆论与司法承担起制约与监督行政权与立法权的使命。
但同时, 在实践中也有对立甚至冲突的一面。“媒体与司法的关系, 既涉及无冕之王的权威与司法权威之间微妙的政治关系, 又涉及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之间的利害冲突, 还涉及民众的知情权﹑信息自由权与当事人的隐私权, 政府的保密权之间复杂的权利义务纠葛。”[1]两者之间矛盾之所在是由于舆论监督权和司法权相异的属性所导致的。如前所述, 司法权本质是“权力”, 是国家行为;而舆论监督权本质是“权利”, 是民意行为。话语立场的差异造成了道德结论与司法正义的冲突, 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 坚守技术性﹑理性化﹑程序化的运作方式;而传媒报道体现的是“公意”, 追求道德意义上的公正, 社会实质正义, 倾向于形成建立在情感性判断基础上的道德结论。季卫东教授曾经说过:“当庭审的议论向外部世界公开、开放的时候, 如何确保对话性的论证的环境不被情绪化, 防止舆论压力影响法官的推理和心证, 就成了制度设计一个非常迫切的话题。”[2]司法代表民意, 代表大众性的提法与司法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不相符合, 是对司法权的一种误解。将立法领域中应顾及的问题——反映民意, 泛化至司法领域, 导致司法丧失其应有的独立﹑公正和权威的品性。
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说明如今传媒与司法之间矛盾的存在, 那就是越演越烈的新闻侵权官司的发生。相当多的原告本是新闻媒体的监督对象。毋庸置疑的是, 确有一些新闻报道严重失实, 但由于新闻侵权的特殊性之所在, 除了要求具有民法上侵权行为构成的四个要件即:要有损害事实的存在, 行为具有违法性,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和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外, 还必须具有特殊的要件, 如“侵权行为体现在新闻作品中;新闻作品刊播于新闻媒介, 并公开发表;刊播新闻作品的新闻机构具有合法性。”[3]同时, 不少受监督的对象在批评报道内容基本属实﹑问题存在的情况下, 不去区分侵权与否的界限, 往往抓住报道中的几处只言片语便指责媒体报道失实, 轻率起诉, 或利用权力直接插手新闻诉讼, 企图以政治势力影响审理结果, 从而增加了舆论监督的难度。
三、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契合——两者之间平衡关系的解决路径
(一) “利益均衡”原则:
传媒与司法利益冲突之解决。“利益均衡”是指人们在为两种以上相互作用又相互冲突的社会行为时, 在不可兼得行为所内涵的各种利益时, 应对其相关的利益进行估量﹑比较, 以追求最大之利益。实行这个原则就要求当舆论监督与司法权发生冲突时, 应该仔细衡量两者所代表的利益大小, 尽量做到两者利益的双赢。需要说明的是, 司法独立价值与舆论监督价值之间的选择取舍并不意味着被舍弃价值的不合理性, 它只是表明被舍弃的价值在特定的时空下为了较大的利益而做的让步。而利益均衡原则的适用可采取立法上的“一般原则+例外”的模式, 原则上司法不能禁止媒体对审判过程的报道, 但是当媒体的报道已经现实存在对司法独立产生危险时, 司法可对报道予以审查并采用诉讼程序进行救济。
(二) 新闻法的出台:
立法途径解决权利之冲突。当遇见新闻自由可能会危及公民的正当权利的情况时, 司法独立所追求的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将重新崛起并占据新闻报道价值的上风。此时可适用“权利冲突”理论来分析。刘作翔教授认为, 权利冲突应该是指合法性﹑正当性权利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利益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 而解决的办法是要通过立法解决权利冲突的责任问题, 尤其是要明确侵权责任问题, 越规定的明晰, 司法层面的权利冲突问题就越易得到解决。他提出了三个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即:权利平等保护原则;在特定情况下社会利益优先的原则;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就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来看, 关于限制传媒报道领域的规定散见于宪法﹑相关法律, 并没有成为一个体系。如果要出台专门的新闻法, 首先在公民人格权和媒体监督权方面必然要作出相应的取舍,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 立法应优先考虑保护媒体的舆论监督权, 否则记者采访某些敏感问题时遇到的阻力还会更大, 当然, 首要前提是明确正常的舆论监督的界限;其次, 要明确一定的媒体免责例外。只要传媒的报道是从社会公益角度出发, 只要基本事实准确, 即使个别背景材料有失真之处或个别字句的不准确, 也不应当认定是侵权。因为“新闻事实”和“法律事实”的相异, 如果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媒体报道只是反映了目前阶段的事实, 而审理完毕后最终审判结果与先前报道的事实并不相符, 媒体也有责任及时报道最终的审判结果, 还原事实的真相, 这才符合新闻学中“总体真实”和“局部真实”的原则。
(三) 传媒﹑司法界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构建媒体与司法和谐的社会。构建一个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社会需要传媒﹑司法界和社会大众三方的同时努力。从法院方面来看, 首先是要加强法官职业素养和自信力的培养。孙笑侠教授认为现代法官的职业品格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刚毅, 而刚毅即是指“要无畏于公众的喧哗。”[4]其次, 在司法程序上, 法官也可以运用手中的权力来最大程度地避免传媒言论的影响。比如借鉴西方经验, 法院在审判某一民愤极大的犯罪分子时, 如果审判可能遭遇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的影响而妨碍案件的公正审判, 可以采取指定管辖﹑变更审判地点和延期审理等方式。从传媒的舆论监督方面来看, 要一边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另一边又不能损害司法独立, 就要摆正自己的角色定位, 无论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中立的立场, 尽量不要在法院还未终审判决之前给犯罪嫌疑人盖棺定论;不提倡媒体采访法学专家对未判决的案件发表评述;对行使知情权所获得诉讼文书只做如实的报道, 而不要发表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意见;不要用带歧视性的语句来称呼犯罪嫌疑人;慎用电视直播的方式对审判现场进行报道。从社会大众方面看, 就要培养成熟的公民心态, 应清醒地辨别和分析媒体上关于司法新闻的报道, 不要认为媒体的报道就代表着官方的表态。笔者认为, 正确的公民心态应该是像在“刘涌案”中那样, 即使媒体普遍的一片喊杀声, 仍有理性的声音站出来说“舆论一边倒令人忧虑”。
参考文献
[1].夏勇.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2].王艳.新闻监督与司法独立关系研究[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 2004
[3].贺卫方.传媒与司法三题[J].法学研究, 1998, 6
关键词:媒体监督 司法公正 平衡
媒体监督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手段,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一、媒体监督的必要性与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
(一)媒体监督的必要性
媒体监督具有公开性、及时性与便捷性,作为社会监督的一个重要形式,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首先,媒体通过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反映人民的诉求,对于违背社会公众根本利益的行为提出批评建议,对于违法违纪的腐败行为具有强大的震慑作用。任何社会权力的正当行使都离不开监督,而媒体监督就是社会监督的重要形式,通过对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揭露与批评来对权力滥用者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对社会消极腐败现象进行鞭挞,从而促使权利拥有者遵纪守法、依法行政。其次,媒体监督有利于有效保护司法程序中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维护司法公正。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财富分配不均,导致了社会主体在社会力量上有了强弱之分。当在司法活动中的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或非法待遇时,新闻媒体可以通过对冤假错案、暴力执法进行批判,使得司法机关有错必纠,使得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最终维护,及时有效地稳定了社会中不良情绪,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安定。最后,媒体监督弥补了我国目前司法监督的不足,媒体监督与司法监督有机结合,促进了社会正义的体现。我国的司法监督体系主要有人大的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和法院内部的审级监督。但是人大监督可操作性差,检察院监督缺少权威性,而媒体监督对于公正司法进行监督,成本相对比较低,效率高,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国情需要。
(二)司法公正的基本要求
首先,程序应当公开、合法。即要求司法活动要严格依据公开的法定程序进行,确立违背程序的司法活动为非法和无效的原则,以此对抗司法任意与专断。程序公开、合法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审判公开体现司法民主并便于对司法权的运行进行监督。审判公开是司法公正的内在条件与保证,而秘密审判是司法专断的内在条件与保证。其次,法官应当中立。即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应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持中立的立场与态度。法官中立是司法公正的关键,因为审判活动始终是在法官的主持下进行的,法官作为裁判者对于司法公正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双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应当平等。即所有公民(包括法人)依法平等地享有诉权,并且各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不论民族、职业、性别、政治背景、文化程序、财富和政治、社会地位等的差别,诉讼地位一律平等。
二、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现状
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存在和谐关系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主要有:
(一)媒体监督缺乏规范,对司法造成过度侵犯
我国目前调整有关未决案件报道、评论的法律规定很少,除了三部诉讼程序法、法院组织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范围作出法律规定之外,其它的调整有关报道、评论的规范均属于缺乏普遍约束力的政策、伦理道德。由于没有新闻方面的法律,所以什么案件可以监督,可以从什么时间开始报道、评论都没有具体的规定。现阶段我国新闻媒体法制建设落后,媒体监督起步晚、立法缺、约束少的特点促使媒体与司法公正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侵犯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主要体现在:第一,为追求轰动效应,背离了新闻报道的客观真实性。在法治国家中,媒体报道应当客观真实地进行报道,不能凭借主观臆想进行判断、推理甚至随意捏造,这是媒体报道的根本法则。正是因为媒体报道一般反映的都是民意,所以即使是虚假的报道也使得司法机关承受很大的工作压力,最终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从而损害司法机关的权威。第二,媒体常常进行“媒体审判”,使得社会公众产生先入为主的印象。随着互联网这一新兴媒体的出现,新闻媒体的影响力在日益扩大,为了吸引观众和竞争的需要,各大媒体都会争先报道最新出现的案件。但是大部分记者都不是法律专业出身,往往用许多不合规范的用语去报道、评论案件,甚至会出现“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字样,这些做法往往会影响广大群众的想法,这些现状又会给司法中的诉讼活动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二)司法体制存在弊端,使得司法对媒体形成排斥
从根本上讲,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产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司法体制自身存在弊端。目前,法官队伍职业化素质低、法官的选任制度不合理问题、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问题、司法权从属于地方的问题等一系列问题是解决该弊端的关键。第一从制度上看,西方国家的法官一般都是实行终身制,只有国会有资格通过严格的弹劾程序对法官进行罢免。虽然他们的新闻媒体也对司法程序和判决结果进行抨击,但是通常情况下,法官都是可以独立自主公正地行使司法权。在我国,大多数传媒具有中国特色,通常机关报、行业报,他们往往反映的是各个机关、部门和行业的意志,也就会引发行政干预司法的现象。第二从司法理念上看,“疑罪从有”、“重口供,轻证据”等执法观念在我国执法者的脑海中根深蒂固。而媒体也由于其本身缺乏有效的规范和约束的机制,甚至抓住执法活动的任何一点瑕疵肆意地对各种类型的案件评判是非,使得司法对媒体监督的能力和品格没有任何的信任感,不情愿去接受媒体对自身活动的监督。
三、我国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平衡关系的构建
媒体监督与司法活动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具有不同的运作模式,持有不同的价值理念,也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都有发挥各自正当作用的领域。媒体习惯于用自己的独到的立场去评论法律现象和司法过程,而司法确珍视自己的独立价值,排斥影响其独立运作的其他社会力量。从理论上看,当这两个领域发生交叉时,当双方各自认为自己的“领地”被对方侵入的时候,矛盾和冲突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从而形成了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之间的冲突。只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媒体才是识别真正的自由社会和所有其他社会的标准。我们生活的时代既是媒体渗透的活跃时代,又是司法作用越发强化的时代。媒体自由与司法独立是现代社会两种并行的价值取向,那么如何让构建二者理想的关系状态呢,笔者有如下建议:
第一,重视社会媒体监督作用的发挥,主动接受公众的监督。对于司法机构而言,首要要做的是转变观念,更多地从积极、正面的意义上来评价媒体对于司法的功效,因为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媒体对司法的报道和评说并不意味着司法独立性的丧失,媒体完全有可能起到肯定和强化司法行为、过程和结论的作用,由此而产生的新闻舆论监督也有可能延续和强化司法行为的社会效果,促成道德与法律的链接,为司法建立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司法对媒体的积极回应不能仅仅作为一种政治姿态,而应把自觉接受媒体监督视为司法实现公正性的必由之路。司法的价值和改革愿望的实现需要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公众的理解与认同。对媒体监督的接纳和倡导,可以使司法获得民意基础。
第二,完善媒体监督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媒体的监管。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要通过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来最大限度地落实有关审判公开制度,接纳与宽容媒体的监督。司法独立与媒体自由的结合点就在于司法公开。审判公开是我国审判制度的核心,是诉讼科学性、民主性的集中体现。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没有公开性,其他一切制约都无能为力。和公开性相比,其他各种制约是小巫见大巫。”凡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原则上均应准予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同时司法机关应该建立与媒体定期性的对话平台,例如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方式,建立司法机关与媒体对话的常规渠道,并允许社会公众和媒体查阅已经审结案件的相关法律文书。与司法过程的发展阶段相对应,媒体对司法的监督在不同的司法阶段上应当开放不同的空间,发挥不同的社会功能。对法院立案之前和裁判之后的与司法相关的各种事实如行为、事件、文件等,均可既发挥媒体的公开化功能,也可发挥媒体的舆论评价功能,而对审判过程中的各种事实则只能作公开化的客观处理,不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和倾向性的结论,以免误导公众而对司法人产生压力。在裁判作出之后,对作为历史事实的司法过程和相关的法律文件,任何主体都有权做出舆论上的评价,以评述事件为己任的媒体当然更有权来进行评头品足。
第三,媒体监督要把握好定位,提高法律的素养和思想道德水平。对于媒体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则是定位问题。在处理与司法的关系时,缺位和越位都是一种失职行为。笔者以为,媒体进行司法报道要有正确的态度和目的,在秉持媒体自由理念的同时,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把自由和责任完美有机地统一起来。媒体所传递的是社会中负责任的成员理性的批判性的声音,而不是非理性的和被操纵的意志。媒体监督司法要坚持客观性报道理念、使用客观性报道手法的原则。要坚持在尊重和不干扰司法独立原则的前提下开展工作,将监督的方向和重点转向司法人员的腐败、专横以及启动司法机构的惩治程序方面;同时对行政、立法机关非法干预司法独立的现象进行监督,启动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和认同力,进行司法独立制度的宣传,不遗余力地从外部帮助司法实现独立。
第四,媒体和司法应保持适度距离,达到合理的平衡。在媒体监督司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在两者之间保持适度的距离,在两种不同的价值之间保持合理的平衡,以使冲突双方的利益损害降到最低程度,使二者追求的目标得到最佳实现。宽容是媒体与司法保持平衡的重要条件,自律是媒体与司法良性互动的共同准则,而距离则是媒体与司法之间和谐共处的核心要求。近年来,司法机关越来越重视宣传工作,不少法院在媒体上开辟专栏,将本院审结的典型案例、优秀法官的感人事迹和各级法院司法为民的典型做法向全社会作了大量宣传,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也存在司法机关和媒体走得太近的情形,比如司法机关向媒体花钱买版面,司法机关买下了版面,自己就掌握了宣传的主动权,不再受媒体的制约;媒体得到了利益,也主动为司法机关着想,遇到对司法腐败的投诉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更谈不上主动监督了。这种媒体和司法双方过于亲密的合作,将使媒体的监督功能极度弱化,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媒体与司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却是可以调和的,因为二者有合作的政治基础,有相似的价值认同,有为之共同奋斗的社会终极目标。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所以要正确认识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关系,努力构建和完善二者沟通与协调的机制,平衡二者的利益,实现媒体和司法的良性互动和共存共荣,这将对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大有裨益。
滕一龙发布时间: 2002-03-04 08:07:44 内容提示:
审判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审判作风作为法官在审判工作和司法实践中一贯表现的态度和行为,涉及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本文试就审判作风的基本涵义及在思想、态度、工作和形象等表现层面并就改进和加强作些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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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是指导党的作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为我们加强审判作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人民法院要深入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把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落实到审判工作中,就要紧密联系法院实际,培育优良审判作风,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一、充分认识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
1.审判作风建设是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重任,同时,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也只有始终坚持和接受党的领导,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审判工作中的正确贯彻执行。因此,审判作风是党的作风在审判工作中的
具体反映和体现。人民法院审判作风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党的作风的好坏,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建设,是人民法院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必然要求。我们只有站在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高度,正确认识审判作风建设的重要性,增强培育良好审判作风的自觉性,才能更好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神圣职责。
2.审判作风关系到法院的公正形象。审判作风是反映法院工作和队伍建设的一个综合性指标,是衡量审判质量和效率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也是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作出客观评价的最直接的衡量标准。法官的基本职责是裁判案件、惩罚犯罪、定纷止争。在这个过程中,法官的公正独立与人格公信,直接关系到司法职能的发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如果一个法官作风拖拉,工作粗糙,庭审中心不在焉,即使案件的最终裁判结果实体和程序上都无可非议,但当事人仍然会因为法官在审判作风上存在问题而认为不公正,这就说明一个法官的形象,直接影响着案件的实体公正和形象公正。因此,审判作风的好坏,关系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制权威的信心,关系到公正与效率。从法院自身来讲,除个别案件的实体、程序确有瑕疵外,审判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客观上已成为社会各界、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反应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正确的审判工作指导思想的贯彻,妨碍了审判工作的质量、效率和效果。这
充分说明,审判作风并不是法官个人的行为,它代表的是法院的司法形象,审判作风有问题,足以使人民群众对法院的裁判是否公正产生合理怀疑。所以,我们要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的紧迫性,通过狠抓审判作风,使广大法官在审判工作中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进一步增强转变审判作风的自觉性,自觉从人民满意的地方做起,从人民不满意的地方改起,以形象公正确保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使六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要求落到各项审判工作之中。
二、正确把握审判作风的基本涵义
作风是指人们在工作或生活上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由此可知,审判作风是指法官在审判工作和司法实践中一贯表现的态度、行为。审判作风涉及法院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审判流程来说,它反映在立案、排期、庭审、执行、信访、接待等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之中;从工作范围来说,它反映在法院每一个工作岗位、每个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从工作时间来说,它不仅体现在8小时之内,同时也体现在8小时之外。法院工作人员8小时以外发生的问题,人民群众仍然把它与法院的审判作风联系在一起。因此,加强审判作风建设是一个涵盖法院全部工作的庞大系统工程。切实改进和转变审判作风,首先必须正确把握审判作风的基
本涵义。
1.审判作风的内在属性。审判作风取决于审判人员的内在素质,它是审判工作主体即法官对审判工作的认知、情感、行为的综合反映,是法官内在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道德素质和形象素质在审判工作这一特殊领域的外在表现。认知是指对审判工作本质特征的认识,包括审判工作的性质、宗旨、功能、职责、范围等。情感是指从事审判工作的态度,包括从事审判工作的动机、事业心、责任感、敬业精神等。行为是指在审判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言行举止、评价体系等。法官只有深刻认识审判工作的本质特征,崇尚、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才能自觉自愿地献身于审判事业,并通过良好的审判作风表现出来。政治素质包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理论素养、大局意识、宗旨意识等。业务素质包括扎实的法学理论知识、良好的法律意识、高超的司法技能等。道德素质包括良好的品行、社会良知、谦虚严谨等。形象素质包括庄重的仪表、文明的举止、恰当的语言、严守司法纪律、遵守法庭规则、尊重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人格尊严等。上述四种素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通过审判作风表现出来。只有高素质的法官,才能有优良的审判作风。任何素质的缺失,都必然给审判作风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2.审判作风的表现层面。审判作风涵盖法院工作的方
方面面,主要通过思想、态度、工作和形象等四个层面来反映。思想层面上,主要表现在是否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高不高,对审判工作的本质认识深刻不深刻,审判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否端正。态度层面上,主要表现在是否牢固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否真正解决了“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对党和人民是否忠心,对法律是否忠诚,对自己从事的事业和岗位是否热爱,是否具有强烈的社会良知和公正意识,是否把通过公正高效的审判实践,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人生价值的追求目标。工作层面上,主要是指对审判工作的投入程度,精力是否集中,做事是否认真,是否具有吃苦精神,是否追求工作的高质量、高效率,在依照程序、确认证据、查明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制作文书、执行裁判等方面是否严格把关,是否尽力防止和杜绝各类差错,是否具有主动协调和积极配合的意识。形象层面上,主要是审判作风的外在表现,具体体现在着装仪表、言行举止、法庭秩序、文明素养等方面。形象层面是法官职业的特殊要求,也是审判作风外在表现的具体形式。
就上述四个层面来说,思想层面的问题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思想层面的问题不真正解决好,审判作风的根本转变就无从谈起,即使某段时间能有所改观,但必然难以长久。
态度层面是思想层面通过内化而形成的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情绪,又在工作层面时时处处体现出来,并由此而形成自身的工作特点和行为方式。态度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在审判作风上就可能形成患得患失、起伏不定的状态。工作层面比较有形和直观,看得见,摸得着,可以通过定量方式进行考核评价,群众感受也最直接。审判作风反映在工作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人民法院的公信度就难以提高。形象层面的问题解决了,有助于提升法官的职业魅力,增强亲和力、信赖感以及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如果形象层面的问题解决不好,人民群众就容易产生合理怀疑,审判机关的公信力就无从保证。司法实践中,人民群众反映法院审判作风比较集中的就是形象层面的问题。
3.审判作风的本质要求。审判作风的表现形式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审判作风建设的核心。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法院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审判机关,担负着依法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重任。因此,在审判工作中,增强群众观念,转变审判作风,严肃执法、热情服务既是党的作风建设的要求,也是由人民法院的根本性质决定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公民法制意识的日益增
强,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诉讼到法院,人民法院被历史地推上了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线,对法院每个工作人员特别是法官的审判作风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法院在审判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法院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践行“三个代表”,自觉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尽全力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坚持不懈地在实践中改进和加强审判作风
加强审判作风建设,重在实践中培育,实践中改进。就目前来讲,加强和改进审判作风,既是一项现实和紧迫的任务,更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的系统工程,需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突出重点,循序推进。
——在审判工作中体现。审判作风并不是独立的,它渗透在各项审判工作中,通过法官的一言一行表现出来。因此,审判作风建设要始终贯穿于审判工作全程,从有形抓起,虚事实做,通过公正的审判,使人民群众切实体会到人民法院审判作风的转变。为此,我们要进一步强化公正意识,始终做到严格依法审判案件,不仅实体公正,而且程序公正、形象公正。严格执行审限制度,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提高审判效率,把未结案件降低到最低限度。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司法观念,努力提高审判质量。从转变和优化审判作风 的高度,继续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增强审判工作透明度,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审判方式和审判管理改革,实行立案、送达一条龙服务,减少环节,简化程序,从一点一滴小事做起,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群众诉讼提供便利。切实加大执行力度,规范执行行为,对执行积案进一步排摸清查,落实责任,限期结案。对部分法院实施的执行案件中的“债权凭证制”加以总结推广,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继续提高法律文书质量,以高质量的法律文书体现裁判公正,达到维护正义、宣传法制的目的。继续落实司法救助制度,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实行缓、减、免,为广大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善于倾听人民群众呼声,自觉接受各界监督,重视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反映、意见和建议,继续坚持院长接待日制度,强化信访工作,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答复。继续加强基层建设,让人民群众从基层法院良好的审判作风中感受人民法院的良好形象。总之,加强审判作风建设要立足于审判工作,抓住立案到执行的每一个环节,抓好每一个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写好每一份裁判文书,接待好每一件群众来访,从而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取信于民,使人民群众和当事人在我们的审判工作中切实感受到人民法院审判作风的转变。
——在道德建设中培育。职业道德是人们在工作实践中
形成的行为规范,法官职业道德主要靠法官内心的自觉遵守。因而,加强法官职业道德建设,有助于培育良好审判作风。最高法院在总结队伍建设和作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以下简称《准则》),适应了以德治国重要思想的要求,也体现了人民法院在改进审判作风方面的不懈努力。《准则》从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司法礼仪、约束业外活动等方面对法官职业道德作出了具体规定,最大程度上反映了对法官职业的根本要求。这与最高法院先前制定的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审判纪律处分办法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等相比,反映了我国法官职业的不断成熟,也反映了我国法官职业道德标准的不断提高。如果将上述的“两个办法”和“回避规定”视为法官的道德底线,那么《准则》就属于上线或中线。因为作为一个法官,不颠倒黑白、不徇私枉法,这是起码的行为底线,是每一个法官都应自觉遵守的最低限度的行为规范。如果一个法官连这些基本要求都做不到,那他也就丧失了作为法官的基本条件。《准则》的规定,使对法官行为的规范,从“不准……”的层面上升到“应当……”的层面,属于一种更高的道德追求,有助于造就道德高尚、作风优良的法官队伍。这样,对法官的某些既不违法、也不违纪的审判作风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职业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从根本上来说加强审判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我们将以《准则》的学习、贯彻为抓手,通过加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培育良好的审判作风。通过集中学习培训、法官现身说法、适时讲评交流等形式,组织广大法官认真学习,并对照准则的学习,找出差距,制定整改计划和措施。同时建立健全法官职业道德考核机制、通报讲评机制和监督制约机制,把职业道德监督纳入党内监督、社会监督和行政监督之中,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在法官职业道德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欢迎社会各界对法官遵守职业道德进行监督,对法官违反职业道德的投诉,将区别不同情况,依照有关规定认真处理。通过多种形式,形成气氛,强调自律,在教育与司法实践中,使广大法官逐渐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范,树立“独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的现代司法观念,体现良好的职业形象,杜绝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效率低下和对待当事人态度粗暴、“冷、硬、横、推”等问题,促使审判作风的根本好转。
——在制度管理中养成。良好的审判作风虽然主要靠点滴培养,但完善的制度和严格的管理却是加强审判作风建设的重要保障。如果把职业道德建设比做审判作风的软制约,那么制度和管理则是审判作风的硬制约,在强调软制约的同时,要强化制度管理,赏罚分明,坚持用制度管理队伍,用制度约束队伍。要把法官职业道德教育的导向性体现在科学
有效的法院经常性管理之中,把基本的道德要求贯穿于法院制定的工作制度和日常行为规范之中,把自律和他律结合起来,加强对广大法官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着眼长远发展,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将审判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处理提升到“制度层面”,不限于一人一事一时,而要对任何人、任何事,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章办理,注重形成审判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促使审判作风建设经常化、制度化。要狠抓制度的落实,防止形式主义。在审判作风建设中,要经常检查、经常讲评、经常通报,通过表彰先进,弘扬正气,树立典型。坚决贯彻从严治院的方针,认真执行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审判纪律处分办法和回避规定,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坚持用法官法管理队伍,规范行为。认真执行地方法院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少数法官的腐败行为。建立党组统揽、院长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齐抓共管。在审判作风建设中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做好表率,要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别人努力去做的自己首先要努力做,靠自己的党性、人格修养和实际行动在群众中树立威信和影响,从而使审判作风建设取得实效。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格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就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要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有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认为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
1、切实推进人权和普法宣传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特权。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的法律知识教育,让公民汲取法的养分,提高法律意识,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漠视法律的民众。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尊重个性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执法情况看,可以说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非常普遍。当事人通过各方面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应当努力提高法官素质,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原创文章,尽在文秘知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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