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精选7篇）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先后经历了法西斯德国和消费主义美国这两个典型的社会语境,针对人类社会的异化现象将矛头指向大众文化并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与否定.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湮灭了真正艺术的本质和精神,是一种具有操纵和欺骗性质的商业化、虚拟化、标准化的意识形态.他们片面地以传统精英文化的`眼光去看待并批判大众文化而没有意识到其对人类文明优化的一面,以消极、轻视、悲观的眼光看待民众而没有意识到其主观能动性,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所在.
作 者：王光文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刊 名：齐鲁艺苑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DONG ACADEMY OF ARTS年，卷(期)：“”(2)分类号：B089.1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精英文化意识 大众文化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位于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 而真正学派意义上的“法兰克福学派”却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出现。法兰克福学派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 研究所的初创期。从研究所成立到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传统理论与理论》, 是研究所初创并在曲折中前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 研究所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展开经验研究, 并最终形成明确的批判理论纲领。霍克海默是这一阶段的理论焦点。
(2) 流亡时期。第二个时期, 到1947年《启蒙辩证法》为止。在这一时期, 研究所转移到美国,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验批判, 最终形成对西方文明批判的启蒙辩证法理论。霍克海默、阿多诺引领这一理论过程。
(3) 重返德国时期。第三个时期是它的重要发展时期。这个时期, 由于研究所回迁德国, 实际上形成了其成员的分化。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由美国回到西德后, 在法兰克重建社会研究所, 由霍克海默、阿多诺分任正副所长。在此期间, 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继续停留在美国, 他们的研究与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遥相呼应。
(4) 后霍克海默、阿多诺时期。第四个时期是它的转化时期。其标志便是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的出走与整个研究所路线的转变。因此, 法兰克福学派的转向, 多数研究者都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作为标志, 称为“交往转向”。转向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再是它先前的风格。哈贝马斯最终因成为主流思想家, 也成为批判理论的终结者, 尽管他本人在理论上仍然明显地依从一种批判的立场。
2.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特征
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众多, 他们的观点各具特色。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并产生世界影响, 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具有如下的理论特征。
(1) 在研究批判中坚持人本主义, 反对实证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基本出发点是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异化理论。他们把实证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理论支柱, 因为实证主义导致“对事实的崇拜”和顺从, 没有对现实的批判否定维度。他们继承卢卡奇和柯尔施, 反对物质本体论、自然辩证法, 把恩格斯和列宁的许多思想以及以后的苏联哲学, 也当作实证主义看待。对苏联所谓的“专制”制度, 更是持激烈的否定态度。
(2) 坚持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批判。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 即他们的理论创作的高峰时期, 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从总体性理论、实践哲学出发, 强调无产阶级应该积极投入自我解放的阶级斗争。法兰克福学派也否定资产主义, 但是目标已经不是革命, 起码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而是从对人, 特别是对个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出发, 从资本主义文化这一资本主义制度根基入手, 对它进行批判和揭露, 对它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和否定。他们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在, 他们的工作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
3. 法兰克福学派的独特地位
(1) 丰富西方思想理论体系。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中, 无论作为一种纲领的批判理论, 还是作为一种批判的历史哲学框架的启蒙辩证法, 以及它对资本主义批判所形成的“被管理社会”“单向度的人”等理论, 抑或否定的辩证法, 所有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因此, 直到当代, 我们仍然会看到这些思想在流行理论中的不同表现。
(2) 影响欧洲思想发展。最重要的, 在学派的发展中, 其对欧洲文明之理性主义、主体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 、男性中心主义等内核的批判性反思, 明显地影响了欧洲思想发展的方向和动态。
摘要：在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 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一个整体发挥着十分独特的作用。它自觉延续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开启的批判传统, 不仅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和意识形态进行了全方位批判, 而且深化和发展了整个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传统。本文主要就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形成、主要理论观点及影响作简要论述。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发展历程,理论特征
参考文献
[1] (美) 马丁·杰.法兰克福学派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2]俞吾金, 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0.
[3]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技术理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存在时间最长，对当代西方社会影响最大的一个学派。技术无疑构成了现代人生存的整体环境背景，成为人全部生活的内在制约机制或基本生存方式。然而，现代技术在给予人类无穷无尽的馈赠和美好享受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匮乏，人性沦丧，爱和创造力的衰退，人的生存陷入全面异化的危机之中。在对人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的过程中，技术批判思潮日渐涌现。其中，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尤为全面、深刻而最具代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都对技术消极的社会功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技术批判也是他们社会批判理论的核心。同时，这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修正和补充，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新的时代内容。
一、法兰克福学派的时代背景与思想发展
20世纪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迅猛发展，并且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革命，西方社会产业结构、阶级结构乃至整个的社会生活在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形成了许多新的变化。就资本主义社会而言，技术的变革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推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产生了部分质变，开始以私人垄断为主的一般垄断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迅猛，国民生产总值中，技术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在军事、经济领域，技术所起的巨大作用尤为突出，因此，各国都把发展技术视为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不断加大对技术的研究、应用的投入，技术逐步进入了工具化这一单一的发展道路。技术的变革带给人们的是一个物质化、商品化的世界，人与物的关系不断强化，而人与人的关系转化在物的层面上得以表现，甚至对精神需求的追求，也被物化成物的消费形式，人的异化现象尤为严重。与此同时，技术的变革使无产阶级的状况也出现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在逐渐增长，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在减少；同时由于国家对经济的政策干预，工人的薪酬和福利都有了相应的提高，在公司中，工人甚至会获得一定的管理权等。
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源于韦伯的“合理性”观念。韦伯认为，在西方也只有在西方才能发展出的一种特殊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在曾经作为一种开放性的力量，既使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它着迷，创造出最早的概念体系与辨证思考的科学方法，也使近代自然科学家们在实验探索过程中结合希腊理性主义，在试验中挖掘“真正的自然”和上帝旨意，从而开启了近代科技辉煌发展的大门，更重要的是，在基督教新教那里变成了一种“客观”改变西方乃至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经济生活的理性化力量。他认同启蒙运动的理性力量打破了中世纪的信仰、权威与迷信，同时反对这种理性形成的新的神话。这种思想被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改造为“工具理性”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是追求那种能够使人类征服自然的知识形式，而主张把自然界当作量化的世界，使自然知识量化为数学化体系而具有决定论或实证特征。在此情况下，“认识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思想机器越是从属于存在的东西，它就越是盲目地再现存在的东西。”理性或思维就成为具有可重复性与抽象普遍性的“工具理性”，其所内含的社会与人的意义被替代，并且工业化生产使这种理性进一步物化。在前人思想的启发下，马尔库塞也认同技术本身被赋予了工具主义与操作主义的特征，它作为具有客观实在性、因果规律性与普遍有效性的知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某种价值“中立”的纯粹的抽象性手段。除此之外，这种特征使客观现实与技术同“特定历史主体”和“流行于社会中的意识”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因素发挥作用”，成为一种规范化的思维和行为定势。哈贝马斯则把技术理性描述为“科学与技术的合理形式，即体现在目的理性活动系统中的合理性，正在扩大成为生活方式，成为生活世界的‘历史的同一性”。
因此，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理性使自然成为统治的对象，进而将对自然的统治转化为对人的统治，从而走向了对立面。而由于技术理性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支配着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于是，技术就异化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用以替代传统政治统治的新的统治形式，形成非政治化的新型意识形态，它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力量形成一个单向度的人和社会。
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的基本内涵
尽管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理论路径提出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想，但是无论是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的“工具理性”、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的技术理性在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种物化理论，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技术理性就是一种肯定性或单向性的思维方式，工具或技术理性先验地维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制度，它对思维的批判性和否定性视而不见，其本质是在表达统治的合理性。在西方社会，抽象的技术理性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总体结构，形成组织化的统治原则，人的异化管理和操纵已经渗透到整个社会系统。
霍克海默分析了理性从古代到现代的发展过程，认为古代理性是客观存在的合理性力量，它不以人的好恶、意志为转移，因而被称之为“客观理性”。但是，当人类社会进步到现代，尤其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繁荣使个人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突显，启蒙思想家们为了从封建教会的束缚中把个人解放出来，把理性与个人解放理论结合在一起，抬到真理标准的高度，因此工具理性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基础。“随着个人理性的合理化产物，即个人发明创造的流行推广，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就不断加深了资产阶级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控制，理性和个人自由的口号就逐渐丧失了其进步的历史意义，而成为资本主义不合理统治的工具，实际上丧失了作为真理标准的功能，最终堕落成了工具理性”。他认为，工具理性作为技术合理性，一方面它推动了工业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统治合理性，它不仅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问题，而且导致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甚至使人本身的物化。哈贝马斯在继承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的基本传统的基础上，把批判理论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他用对技术的批判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哈贝马斯对技术理性的泛滥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把对技术的现代性属性批判作为其技术批判的逻辑起点。
三、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首先，我们要正确认识技术的“双刃”，反对技术悲观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把科学技术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科学技术不仅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异化，也使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异化，甚至使人本身异化。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认识到技术具有正负效应，但是他们过于强调科学技术的负面，不可避免地倒向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会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人性的毁灭。
其次，尊重自然，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自然观。霍克海默等人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研究人类历史，并且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为破坏性的关系。对自然进行否定，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性，忽视甚至无视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性，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激化。法兰克福学派的上述理论启示我们发展的前提是维护自然的和谐统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改变着我们同自然的关系，即我们不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单纯旁观者，而是自然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不仅自然界到处留有人的烙印，而且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改造自己。新的技术革命延伸了人的大脑，使人类有可能预见到自己活动造成的在未来的社会后果，更自觉地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对大自然绝没有“予取予夺”的绝对自由支配权。所以我们必须学会认识自然、尊重自然、树立天人和谐的自然观。
最后，做到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发展。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技术理性与科技文化日益膨胀，并逐渐凌驾于人文文化与价值理性之上，致使技术理性霸权的出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过去与现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明天所要力图避免的问题。西方社会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技术理性替代人文精神，导致人们普遍遵循的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一个统一的精神世界变成了“文明的碎片”。在知识经济时代，要想成功把握机遇，赶超西方的现代化进程，必须将中国传统的人文价值观念的精华同西方现代理性精神相统一，在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2][德]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M].李黎，郭官义，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3]贺翠香.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的影响及其意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1）
(1)国势学派为统计学这门新兴的学科起了一个至今仍为世界公认的名词“统计学”(statistics)，并提出了至今仍为统计学者所采用的一些术语，如“统计数字资料”、“数字对比”等。国势学派建立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显著事项”，它事实上是建立统计指标和使统计对象数量化的重要前提；
(2)国势学派在研究各国的显著事项时，主要是系统地运用对比的方法来研究各国实力和强弱，统计图表实际上也是“对比”思想的形象化的产物。
政治算术学派对统计学的贡献：
（1）格朗特对统计学的主要贡献在于若干统计方法的提出。
（2）配第的贡献则在于把统计方法引入到比人口统计更为宽广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并对所使用的方法进行性质上的阐述。配第认为所使用的“计量”方法是很不寻常的方法，赋予了统计学发展史的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实证的思路，而实证的结果则通过数字的形式给予表述。配第初步构建了政治算术学派的理论体系，为近代统计学奠定了初步基础。因此，19世纪中叶的克尼斯、瓦格纳就声称政治算术才是“真正的统计学”。
概率论早期的代表人物对统计学的贡献
1、费马与帕斯卡在统计方面的贡献：一起奠定了概率论的理论基础，为概率统计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因此，两人被誉为概率论的创立者。
2、雅各布·贝努里的大数定理雅各布·贝努里是 “大数定律”的最早揭示者。雅各布在数量统计方面有着卓越的贡献：他创立了大数定理中最早的一个定理——伯努利大数定理；证明了大数定理的局部情况，对概率论及其在统计学，特别是抽样法的应用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雅各布的巨著《推测法》，是概率论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3、亚伯拉罕·得·莫瓦弗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论题上：（1）概率加法与乘法运算的一般法则；（2）二项分布法则；（3）概率母函数；（4）关于赌徒破产持续时间问题的新的与一般解答；（5）二项分布的极限形式。
兵家学派常识介绍就在下面，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诸子百家之一。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孙膑、吴起、尉缭、公孙鞅、赵奢、白起，汉初张良、韩信等。
今有兵家著作《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
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一、为何必学兵家?
即使在非战争时期，我们依然需要军事思想和军事作风。
兵家是最讲究实际功效的一家。
兵家的目的.很明确：取胜。
以战屈人之兵也好，不战屈人之兵也好，火攻也好，用间也好，所有一切手段都为著一个清晰的战争目的：胜利。
在生活、学习或者工作中，我们常常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我们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对目标没有清晰的认识，经常兜圈子，转来转去，精力被分散，不能全力以赴，迟迟不能解决问题。
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有必要把任务或目标当成一个项目来看待，当作一场战争来处理，应当追求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打赢战争。
将军带兵打仗，与经理带领员工做项目，二者之间没有区别。
从兵家的思想裏寻找管理学的因素，能有很多新的发现。
在非战争时期，战争的威胁依然时刻存在。
任何国民均不可丧失警惕。
《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汉唐时期，中国绝不缺乏阳刚之气。
宋明两朝，没有什麽出息。
有人说，北宋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时候，北宋人很富有，北宋人的生活丰富多彩。
但是国家屡屡受辱，严重影响了国民的性格。
每次想起宋朝的历史，我都觉得胸口郁闷难耐。
人可贫贱，不可受辱;可富有，不可糜烂。
国民不必好战，但必有血性与阳刚。
见义不为，无勇也。
丈夫胸有浩然之气，虽仁爱，不失刚强。
故《司马法》说：“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 君子“以仁为本，以义治之”，故君子必不敢忘战。
二、兵家学派的著作
自春秋战国至近代，我国兵家著作亦极丰富，从《司马法》、《孙子兵法》到《吴子兵法》、《三略》、《六韬》再到清末魏源的《海国图志》等等，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极为深厚。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官方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
它由《 孙子兵法 》、《吴子兵法》、《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为适应军事斗争、教学、考选武举的需要，北宋神宗(赵顼)于元丰三年(1080年)命令当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司业朱服等人组织力量校定、汇编、出版上述七部兵书。
武学博士何去非参与了此项工作。
北宋朝廷花了三年时间，从三百四十多部中国古代兵书中挑选出这七部兵书，作为武学经典。
校定后的这七部兵书命名为《武经七书》，共 25卷。
它是中国古代兵书的精华，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裏的瑰宝。
[内容提要]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在传播学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还未受到我国学者足够的重视。本文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发展脉络、重要人物、研究志向等，进行了宏观勾勒，以期推进对此学派的研究。
比起20余年前传播学在中国初兴之际的情形，现在人们对它的了解早已不可以道里计。比如，就研究的风格和流派而言，如今稍习传播学者都至少知道有个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和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之别。不过，与人们对经验学派的耳熟能详相反，批判学派在中国却总是烟波微茫信难求。这一方面是因为批判学派总体上确实比经验学派具有更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播学传入我国以来，由于主观客观条件的阴错阳差，经验学派一路大行其道而批判学派则始终若隐若显。
这种一边倒的状况固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是长此以往则显然不利于传播学在我国的健全发展，而且更使许多现实状态由于得不到相应理论的关照而陷入茫然或无序。其实这种隐患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甚至破天荒地把“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列入课题指南。这里，笔者不揣谫陋，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研究略作阐述，以期引起大家特别是已经、正在或将要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人的兴趣与关注。
一
说起批判学派，首先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既是一个学科的流派，更是一种学术的思潮。这种思潮不仅渊源有自，而且源远流长。大略说来，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并且道魔相长的强劲思潮。一是尊崇科学―进步―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这一双峰并峙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
不言而喻，对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说，这二者都不可或缺。如果说科学主义是现代社会的驱动系统如引擎、车轮，那么人本主义就是其操纵系统如方向盘、刹车。只有驱动系统而无操纵系统，但见马达轰鸣，车轮飞转，该慢时慢不了，想停时停不下，其后果可想而知。同样，只有操纵系统而无驱动系统，那么就只能呆在原地，停滞不前。所以，在科学主义强劲推进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上，作为操纵系统的人性、人本与人文一脉的思想传统不仅不绝如缕――如18世纪以荷尔德林为代表的浪漫派、19世纪以巴尔扎克为标志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先驱的各种批判理论等等，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迅猛发展，随着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如两次世界大战)和自然问题(如生态恶化)日益真切地逼近人类，这种平衡性的思潮也随之发生越来越强劲、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就曾在那部横空出世的《西方的没落》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雄辩的论述阐发了西方文明的穷途末路，其中还专门对西方近代报业及其自诩的新闻自由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
自由资产阶级以为废除了最后一种束缚即出版检查是值得自负的，可是报纸的独裁者――北岩爵士!――却把读者奴隶群放在他的社论、电讯和图画的驱策之下。
早期民主政治的理想主义者把民众教育毫无保留地看成一种纯粹的单纯的启蒙工作，甚至今天人们也能到处发现醉心出版自由的愚人――这种情形恰好为世界性报纸的即将到来的皇帝们(如今日的默多克、特纳等――引者注)铺平了道路。已经学会阅读的人们屈服在这些皇帝们的权力之下，并且指挥报纸的权威对人民的彻底决定产生了晚期民主政治中的虚幻的自决权。①
传播学批判学派，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秉承上述人文传统及其价值理性而发展起来的。它与秉承科学主义及其工具理性而兴起的传播学经验学派，在关注的问题、研究的范式、使用的方法等诸方面均大异其趣。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把握，应该首先由此切入才能抓住要害，即批判学派不仅属于传播学的一大流派，同时更属于左右现代文明的一大思潮。
二
其次，进而需要明确所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其说是一种特定的流派，不如说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作为传播学两大学派之一，批判学派自从动荡、革命、反叛的20世纪60年代兴起以来，始终与当代西方各种学术流派交相呼应，形同一体，从中汲取了丰富的、令人耳目一新的批判性学术资源，如符号学、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正是这种传媒与当代社会的关系日益凸显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各个学科如哲学、美学、文学、法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无不开始从批判性的立场涉足传媒研究，从批判性的视角审视传播现象，从而形成一种交叉态势和一个全新领域。而这个领域也就是传播学批判学派赖以生成的学科土壤，正如当代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诸多触目惊心的弊端是批判学派赖以存在的现实土壤一样。
以丹尼尔・贝尔为例，这位美国学界的重镇、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曾以《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一书开启了信息时代的理论。1976年，他又在该书姊妹篇《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里，对资本主义的文化危机包括大众传播问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解剖和深思熟虑的分析。他在论及当下这个“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的享乐主义时代时，还捎带着对麦克卢汉及其惊世骇俗的传播理论做了揶揄和批判?②。贝尔认为，麦克卢汉的学说包括其广为人知的“地球村”理论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他所说的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的比重变化，在贝尔看来确实隐含着“真正严重的后果”。比如，以电影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
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由于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过头的戏剧化方式，观众反应很快不是变得矫揉造作，就是厌倦透顶。……然而，整个视觉文化因为比印刷更能迎合文化大众所具有的现代主义的冲动，它本身从文化的意义上说就枯竭得更快。③
类似贝尔的这种言说，在诸路各领风骚的学界诸侯那里可谓俯拾即是，仅其荦荦大观者就有：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后裔，如哈贝马斯：法国结构主义及其流变，如以符号学著称的罗兰・巴尔特和以“知识考古学”闻名的福柯;后现代主义，如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思考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对后现代大众传播理论的建构;后殖民主义，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对“东方学”或译“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透视和斯皮瓦克(G.C.Spivak)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反思，等等。这些学界大家各以开宗立派的理论对传播学批判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在传统的经验学派之外开出一个全新的、开放的研究领域。
由此说来，我们不妨将批判学派分为广狭两义：广义的批判学派是个包罗广泛的开放领域，而狭义的批判学派才是专门从传播学的学科角度从事研究的流派。当然，两者之间均以“批判”(critical)为旗，事实上“批判”也是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
念与常见术语。所以，它们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往往无法截然剥离。
三
迄今为止，传播学批判学派大致形成了三种研究路数(approach)。
其一是政治经济学。此一路数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结构及其与权势集团的利益关系，意在拆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公正、多元化、新闻自由等等。这方面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累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有影响，其中G・默多克(G.Murdock)、P・戈尔丁(P.Golding)、J・哈洛伦(J.Halloran)等人的研究向称典范。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的工作也值得称道。这里仅以“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为例略做解说。
1970年，哈洛伦等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歪曲”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曲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本来，这次示威游行活动组织有方，秩序井然，只有极少数的参加者后来去了美国使馆，与警察发生了一点冲突，导致个别人受伤。“然而，英国的媒体报道与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报纸和电视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报道的焦点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发生的极个别的冲突上，将一个总的来说组织严密的和平示威游行描绘成一个充满暴力的事件。”④
哈洛伦等人针对此事的报道展开研究，得出一系列令人深思的结论。比如，他们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事实上，商业竞争非但没有给媒体内容带来繁荣和多样，反而经常使它们呈现出千篇 一律的面孔，其标新立异的也只能在类似的媒体诠释和观众预期的框架中进行。就27日的反战大游行而言，作者们发现，他们研究的报纸和电视台在报道中还相互参照相互肯定。……结果，极其不公正的报道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在缺乏其他说法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其真实性和全面性。”⑤
再如，西方媒体一向强调报道的客观、真实与公正，而大多数西方记者作为个人来说，一般也确实无意于掩盖真相和歪曲事实。那么，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以及许多其他事情如最近的科索沃问题上，会与其津津乐道的理念相去甚远呢?哈洛伦等人的研究认为，“自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引者注)出现了以赢利为目的的廉价商业报纸，并逐步取代了过去的政党报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商业报纸为了赢利而必须取悦尽可能多的读者，因此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标榜价值中立和客观报道。久而久之，所谓的不加任何主观价值判断的事实报道，即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不但继承报纸新闻这一实践规范，更将它推到极至，与电视作为视觉听觉媒体的技术特点相适应。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就27日的大游行而言，记者们等待的突发事件就是这一过程中为数极少的暴力冲突事件，是视觉上刺激和精彩的镜头和照片，而不是事件的全部过程及其社会意义。”⑥
总之，在批判学派的历史上，《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借用北京大学赵斌先生的话来说，它“开创了英语世界批判传播研究的先河，打破了以往几十年传播学(实即经验学派――引者注)的伪科学倾向及其对媒体效果的行为主义研究，提倡将传媒还原到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之中，而不是将它们孤立起来分析”。⑦不仅如此，它所体现的批判性研究取向、总体性研究思路和综合性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传播学批判学派所沿袭的“学术规范”。
四
其二是文化研究。此一路数包罗广泛，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卢卡奇的“物化”思想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从法国结构主义的传媒符号分析到英国伯明翰大学“现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传媒文化解剖，从D・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到詹明信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从吉登斯(A.Giddens)的“现代性”分析到耶鲁的“四人帮”――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杰弗里・哈特曼和哈罗德・布罗姆……不难看出这幅简要的素描，实际上勾勒的是现代西方的学术流变图。所以，这方面的学术资源异常丰富，浩如汪洋。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前有法兰克福学派，后有伯明翰学派，特别是后者的代表人物R・威廉斯(R.Williams)、S・霍尔(S.Hall)等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标志。限于篇幅，这里仅就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有关思想稍加解说。
说到知识，人们一般都把它视为某种自然而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认识。其实，任何知识都是人的言说，而任何言说都体现着特定的权力意向和权力关系。福柯把这些言说统称为“话语”。比如，媒体的报道就是一种话语，再如人们常说的新闻自由也是一种话语。在福柯之前，人们虽然意识到却没有认识到种种看似纯然客观的知识或话语，实际上都与不同社会团体或利益集团具有密切的关联。知识原来并非自足的东西，而是各种集团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纵横捭阖的言说过程及其产物。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揭示各种知识、各种言说、各种话语在形成过程中所体现的权力背景(不仅仅是政治权力)。按照他的考察，话语权其实就是统治权，知识的意志其实就是权力的意志，如老师的传道授业就体现着某种权力。对此，赵一凡先生曾这样概括道：
依他考古的眼光，西方所谓科学、哲学、宗教、法律之类，都是些历史沿革下来的庞杂话语集群。它们在权力冲突支配下，经由不断剔除、混淆和积淀，才逐渐形成不同专业的话语系统。至于科学和真理，也很难说是什么纯粹干净的知识，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意志，留有权力干预的伤痕。⑧
以“新闻自由”为例，这套话语的形成与壮大过程，十分典型地显示了资产阶级与国王贵族“争权夺利”的本质。稍微考察一下西方近代以来的新闻传播历程，就不难发现这套话语从来也没有真正兑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兑现它所言说的美丽目标，它不过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而生发的一个话语，他们通过这套话语夺取并把持了统治权。在全球化时代(这又是一个体现特定权力关系的流行话语)，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国际传播领域又进一步祭起这面话语的大纛，而其实质说白了还是为了维护、巩固和推行自己的权力意志。因为，现时代的信息自由传播究竟对谁有利而又对谁不利，即使白痴恐怕心里都会明白。
五
其三是文化帝国主义(或曰媒介帝国主义)。此一路数是从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视野上，探究西方(特别是美国)传媒运作及其产品对世界格局和人类命运的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升温，这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比如，E・卡茨(E.Katz)等人对美国电视连续剧《豪门恩怨》(Dallas)的研究，A・多尔夫曼(A.Dorfman)与A・马特拉特(A.Matterlart)对美国动画片唐老鸭的解读，都是这类研究的范例。至于英国Nottingham Trent大学的J・汤林森以此为题所做的博士论文《文化帝国主义》(1991年)，虽然是操持经验学派的立场而辩驳文化帝国主义的立论，但由于其资料的翔实和论述的细密而不失为可资参考的力作。
当然，这方面最著名的研究，还数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H・席勒教授(H.I.Sch
iller)。席勒自60年代末在经验学派的大本营异军突起以来，一直被视为批判学派的巨擘，他对美国传媒的揭露与批判向以犀利无情著称，与美国东海岸麻省理工大学那位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痛诋畅驳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有意思的是，其子D・席勒也是一位批判学者，而且与乃父同在一校执教，《国际新闻界》第6期上刊发的一篇书评，即论述了他的新作《数字资本主义》。
H・席勒的成名作，是1969年出版的《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Mass Communication and American Empire)。用加拿大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Simon Fraser大学的D・司迈斯(Dallas Smythe)在本书序言里的话说，本书对美国大众传播的结构、政策及其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论述，堪称第一份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在这部书里，席勒以阿明、华勒斯坦、弗兰克(其最新著作《白银资本》是一部发聋振聩、不可多得的批判性佳作)等人的“依附理论”为据，着重探讨了他所说的“军界―企业界联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分析了由政府、军界和民间企业一同构成的这个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如何促成美国大众传播势力的凌驾全球，又如何导致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文化主权的丧失。
此后，他的几部著作如《思想管理者》(1973)、《传播与文化支配》(1976)等，基本上都延续这一思路，围绕甚嚣尘上的“信息的自由流通”和愈演愈烈的世界传播不平衡格局而展开论争，其不屈不挠的身影和充满热情与理想的精神，在北美的主流学术界恰似那位与风车搏斗的英勇骑士唐吉诃德。正是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中，席勒第一次提出并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这个概念：
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经过这些过程，某个社会被吸纳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内，而该社会的主控阶层被吸引、胁迫、强制，有时候是被贿赂了，以至于他们塑造出的社会机构制度符应于，甚至是促进了世界体系之中位居核心位置而且占据支配地位之国家的种种价值观与结构。⑨
80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多媒体、互联网、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席勒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种天花乱坠的时髦理论包括全球化。因为，这些理论无不宣称，新传播技术将为全球人类带来更民主、更多元的文化。而席勒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互联网迅速扩张之时，由跨国公司和市场逻辑所支配的权力关系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原已极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包括信息与传播秩序，如山似海的网络信息里充斥了西方的各种话语，如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
除此之外，席勒还对美国经验学派的传播研究大张挞伐。他认为，40年代以来，美国的传播研究大抵属于“行政管理研究”(administration research)。这类研究基本上都立足于既定的传播体制，视之为天经地义无可置疑，然后在此前提下为其出谋划策。所以，各种各样定量的、实证主义的受众研究和效果研究，遵循的都是广告主、广告商或政府机构的意志，不仅缺乏权力关系的思考和批判现状的意识，而且实际上支持了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以上三种研究虽然思路有所不同，但其范式(paradigm)却是完全一致的。概括地说，他们都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称新马克思主义或简称“西马”)为思想背景，都对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及其运作进行冷静的反思和尖锐的`剖析，无论其具体理论和学说如何参差百态，说到底都无不表现出深刻的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无不体现着强烈的人文关怀或终极关怀。所以，与经验学派相比，他们的立场更倾向于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他们的研究更注重于凸现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他们的方法更着眼于深度思辨而不是表层量化――诸如此类的取向，都与上述平衡现代文明的人本主义思潮一脉相通。
六
我国自改革开放引入传播学以来，20余年间大都承袭以美国为典范的经验学派，而轻略以欧洲为中心的批判学派，以至于这方面的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空白状态。
迄今为止，除了台湾传播学者张锦华对批判学派的理论做过系统整理之外，来祖国大陆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及其成果可谓屈指可数。其中，最早开始关注批判学派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张藜先生，她在80年代初曾对此做过初步探讨。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王志兴(后赴英留学)，在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一篇颇受瞩目的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后来发表于《新闻学刊》1986年第6期)，对批判学派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次年，正负笈东瀛的郭庆光先生，又在《新闻学论集》第11辑上发表了《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更深入、更具体地论述了批判学派。
90年代初随着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和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召开，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重整旗鼓之际，批判学派研究又浮出水面。其间，笔者蒙前辈师长吴文虎教授不弃，在为其主编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传播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撰写“传播学的批判学派”一章时，先后发表了一组有关批判学派的论文，对批判学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的比较，做了较为全面的爬梳。，郭庆光先生又在《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里对批判学派做了专题论述。
在此前后，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黄煜(后赴英留学，获博士学位，现执教于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与裘志康曾一同翻译过美国批判学派的一部力作――赫伯特・阿特休尔的《权力的媒介》(华夏出版社1989年)，张藜先生的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为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传播馆”丛书翻译过H・席勒的名作《思想管理者》。
上述这些传播学界的探讨，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前沿阵地。
除此之外，由于批判学派是个开放的领域，其他学科基于当代传媒的显赫功能，都从不同视角介入这个领域，从而事实上构成了我国批判学派的纵深阵地。特别是90年代以来，伴随市场化的突飞猛进及各种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广义的批判学派研究在我国越来越受到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其中尤以西方哲学、当代文艺理论、文化研究等学科表现突出。远的不说，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套“文化与传播译丛”(周宪等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传播与文化译丛”(常昌富等主编)和一套“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王逢振等主编)，都收录了多部批判学派的经典。如“文化与传播译丛”里S・霍尔的《文化：从社会学观点看》和约翰・费斯克的《电视文化》，“知识分子图书馆”丛书里由清华大学中文系罗钢先生等主编的《文化研究读本》，等等。另外，像《读书》、《天涯》、《中国学术》(刘东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东方文化》(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出版)、《文化研究》(陶东风等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等文化学术辑刊，也都成为我国批判学派的制高点。
至于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广受关注的“妖魔化”理论，则可视为我国批判学派研究的创新之见。当然，若以经验学派一脉的“
学术规范”进行衡量，此论或有缺陷，但其思想的洞见与犀利、材料的雄辩与鲜活、倾向的鲜明与刚正，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其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
综合上述国内外的研究状况，目前在我国开展批判学派研究，一方面需对西方理论的演化脉络、经典研究、代表学说、基本思想、哲学倾向、研究方法等进行系统、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具体说来，既要对广义的批判学派及其思想做出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勾勒，如斯宾格勒、韦伯、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布迪厄、德里达、福柯等对现代性以及大众传播的审视和批判;同时，更要对狭义的批判学派及其学说进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梳理和辨析，其中尤其需要重点探究A.Matterlart、S.Hall、R.Williams、C.Geertz、H.J.Schiller、van Dijk、P.Golding and G.Murdock、K.Nordenstreng、G.Hamelink等人的学说。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对我国传媒面临和表现的诸多现实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剖、透视和分析，从而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建议或思路。可见，研究批判学派具有理论与实际两方面的意义。就理论而言，只是关系学科建设如何均衡发展的问题;就实际而言，则关系我国传媒如何有效推进现代化事业的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因为，从批判性的视角看，我国传媒目前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困境，国内方面主要是现代化和市场化所引发的媚俗化倾向，以及由此而对人们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发生的潜在影响(如“异化”);国际方面则主要是全球化所进一步加剧的信息传播失衡、民族传统瓦解、甚至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严峻局面。所以，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既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包括大众传播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可为我国传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认清形势、把握大局、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提供深度思考和现实参照。
贝多芬有句称道巴赫的名言：他不是小溪而是大海(巴赫的名字在德文里有“小溪”之意)。如果说在深刻把握人类传播活动的历史意义上，经验学派只是小溪，那么批判学派就是大海，而且是汪洋大海。可惜，本文只能对这一浩瀚海域进行管窥蠡测，弄得好的话也许能让人从一滴海水里尝出大海的滋味，而弄不好的话就真成了拿一块长城的砖头让人想象万里长城的雄姿(钱钟书语)――若是如此，那就算抛砖引玉吧。
注释：
①[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下册，齐世荣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718～719页。
②③[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121页，157页。
④⑤⑥⑦赵斌：《依旧怀念一九六八――传播媒体与反对示威》，《读书》年第9期，4页，5页，5页，8页。
⑧赵一凡：《福柯的话语理论》，《读书》1994年第5期，112页。
然而, 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批判, 往往更多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企图通过艺术和审美救赎整个社会, 带有很大的乌托邦倾向。本文试图以马尔库赛的媒介权力批判观为切点, 反观整个法兰克福学派。
一、媒介权力批判介入的政治角度
纵观马尔库赛的审美思想, 不难看出, 他的审美观是功利主义的, 在他看来, 审美和艺术是解放被压抑的本能、打破社会和个人单向度性的重要手段, 是革命的武器, 只有借助审美和艺术, 人们才反抗并改造现实。涉及媒介权力方面, 他更是强调媒介政治控制的工具作用。他曾经驳斥“信息和娱乐媒介”论:“人们真的能将作为信息和娱乐工具的大众媒介同作为操纵和灌输力量的大众媒介区别开来吗”?必须记住, 大众媒介乍一看是一种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工具, 但实质上不发挥思想引导、政治控制等功能的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是不存在的。[1]可见在马尔库赛眼里, 媒介已经成为了政治统治的替代品与牺牲品, 媒介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功能已经淡化, 替统治阶级操纵人们的思想成为最重要的本职工作, 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媒介离开了政治是无法存活的。
事实上, 激进的法兰克福学派是把媒介文化和文化工业放在政治语境当中, 揭露了大众传播媒介是如何作为帮凶为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在法兰克福学派眼里, 媒介是国家的“话筒”、权力的工具, 是被国家加以利用的维护意识形态、传递统治阶级意志的工具, 整个媒介的运作过程是受国家控制与操纵的。所以弗洛姆会指出, “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 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2]大众传媒神话的幕后制造者实际上就是政治, 所有影响大众传媒的经济、科技、文化观都是围绕着政治来服务的, 这一点, 法兰克福学派看得很清楚。
二、媒介权力控制对象 (大众) 的被动角色
马尔库赛曾有一段经典的评论:现代人在大众文化的潜移默化的改造下丧失了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察和现存制度的怀疑, 他们被“极其强大的教育和娱乐及其把他同其他人结合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中, 使他们不再萌生任何有害的观念”[3]。在极其发达的工业社会中, 既然媒介的权力是由掌握政治权力的统治阶级授予的, 那么大众传媒控制的对象无疑就是无数的受众, 但这些受众是铁板一块的, 是被动的客体, 是一个被魔弹一击便倒地不起的靶子。
马尔库赛认为, 在日常生活中, 人类存在着一种“真实”的需求和“虚假”的需求。所谓虚假需求, 就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由特殊的社会利益强加给个人的需求”[4], 利益逐渐一体化, 社会的需求就是“我”的需求。大众媒介就是制造这些虚假需求的工具, 通过这种欺骗性满足, 媒介使个人真实需求受到抑制, 而大众却意识不到这种虚假性, 认为媒介宣传的世界就是自己真实生存的世界, 现实如同媒介宣传的一样美好, 带着这种认识, 大众就会在虚幻的现实中不可自拔, 乐不思蜀。在马尔库赛看来, 大众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傀儡, 明明是意识形态利用大众传媒压抑了他们的真实需求, 却感受不到;明明失去了战斗性和批判精神, 却乐而忘返。在发达工业社会, 大众面对大众传媒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接受。
实际上, 发达工业社会的受众未必有这么懦弱, 一方面他们过分强调了大众传媒的神话作用, 另一方面, 却又忽视了大众主动的、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现在更多的人已不再苟同20世纪30年代的“魔弹论”, 受众在面对传媒控制时具有能动已是不争的事实。况且, 媒介文本是公开、开放的文本, 无论传播者如何渗透意识形态, 大众还是有能力根据自己的判断去重新解读文本。
三、媒介权力批判的悲观倾向
法兰克福学派在一种理想主义的济世和拯救情怀的支配下, 以精英文化的价值标准为唯一标准。马尔库赛认为, 大众传媒所精心构建的大众文化, 只会使人类变成单向度的人, 只会使创造性的否定思维能力退化和萎缩, 如同鸦片能够制造幸福的幻觉去掩盖了致命的危险一样。相反他认为, 精英文化是神圣性的, 以严肃高雅的旨趣唤起受众的社会责任感和审美愉悦感, 并使个体人格得到净化, 所以, 只有精英文化才能救赎人的心灵和这个社会。然而, 精英文化只能为少数社会精英服务, 而单纯依靠少数的社会精英无法独立重构这个社会的, 况且传播“俗文化”的大众传播媒介也未必仅仅只是在腐化人的灵魂, 所以有人把他们的审美乌托邦成为“无望的救赎”, 这也就注定了其媒介批判的悲观性倾向, 批判只是批判, 前方何去何从, 却无从知晓。
英国的史蒂文森曾经说过:“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往往通过对各种高雅艺术的特殊依恋来审视通俗文化, 这种特殊的文化倾向意味着, 这些成员轻视处于社会特定地位的受众的各种阐释活动。”[5]事实上, 精英文化自有其阳春白雪般的魅力, 而大众文化也有其下里巴人般的亲和。精英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净化人的心灵, 感召伟大的理想与目标, 其典范性作用无可非议, 大众传媒在提供丰富的信息和娱乐方面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偏颇任何一方, 将会导致社会无望救赎的悲观性。对庞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媒介, 法兰克福学派最终深感个人的渺小和对媒介的无奈, 只能怀抱着“文化救赎”的理想, 发出一声声没有希望的诅咒式呼救!
四、媒介权力批判的生成语境和走向
任何一种理论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 法兰克福学派也不例外, 他们之所以会大力排斥大众传播媒介所制造的传媒神话, 而企图捍卫精英文化这块处女地、呼唤人的解放和自由, 改善人的生存境遇, 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20世纪40年代,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迫于纳粹迫害, 纷纷由德迁美。当时的美国, 以广播、电影、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大众媒介方兴未艾, 伴随而来的是大众文化的迅速蔓延。这一状况使学派成员注意到, 即使没有政治专制, 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权依然可以借助大众媒介的力量对文化实施控制。而相对于露骨的法西斯独裁, 这是一种更为高明和巧妙的社会控制方式。经历了这一背景的法兰克福学派, 对大众媒介做出了如此激进的批判就无可怀疑了。
时代依然在前进, 媒介的背景也依然在转变, 事实上, 随着媒介环境的演变, 即因特网的介入, 信息传播权利可以广泛的分配到一切网民手中, 大众传媒便不再可能完全由社会统治者所控制, 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拥有一个沉默的受众群, 他们与大众传媒的传播者之间, 更多的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权力批判有望改写于网络时代。
参考文献
(1) 马尔库赛.《单向度的人》[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9
(2) 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139
(3) 马尔库赛.《爱欲与文明》[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73
(4) 马尔库赛.《向度的人》[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