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精选7篇）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篇1

漫漫整编路：抗战初开时中国庞杂的军队体系

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低下，消耗国家过多的财政支出。德国顾问认为在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不足以与日军抗衡，因此必须将国家有限的财政能力集中起来建设新军，精简军队裁汰冗员刻不容缓。这一思想和蒋介石不谋而合。北伐战争胜利后，南京政府即设想开始裁军工作。

但当时全国超过200 万人的军队分别为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各派系所控制，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试图通过裁军加强嫡系实力，削弱其他新军阀。一番讨价还价中国民革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德国顾问参与了裁军工作，并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拟定了编遣方案。根据德国顾问鲍尔的《军队编遣方案》，全军将被压缩为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总人数80万。全国军队完全隶属于中央，以求达到蒋介石所谋求的军政令统一。

但是各派新军阀都想在编遣工作中保存自己的实力，削弱他人力量，《军队编遣方案》无疑不能满足各方的这种要求，因此矛盾重重，爆发战争，最终发展为各地方实力派联合倒蒋。

蒋介石经过中原大战击败各路新军阀，使整编工作得以继续开展。1933年南京政府军政部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提出的建议继续进行浩浩荡荡的整军计划。

在整军过程中对各种不同编制的部队有着不同的名称，主要有整编师、调整师、整理师、新编师等四种称谓。根据塞克特《陆军改革建议书》中的方案全国陆军要重新编组成60个师将其称之为整编师装备由德国进口的武器、使用德国先进的军事体制。

直至抗战开始前的35、36年，国民政府终于决定将全国军队按照“调整师”与“整理师”两级编制。

其中调整师“其性质与各国常备师同”，整理师“其性质与各国预备师同”。调整师编制是2旅4团制师，师直辖骑兵1连，炮兵、工兵、通信兵、辎重兵各1营，卫生队1，特务连1。迫击炮分属各营为排，“俾增设战术单位之火力”；小炮集中成连直属团部，“俾可防空及抵御战车”。团的具体编成为步兵3营，通信1连；营分步兵3连，机关枪1连，迫炮1排；步兵连分为3排，排分1班。各步兵连均正式采用九班混合制，班分为步枪组和轻机枪组2组，步枪组兵7名，机关枪组兵5名，连班长2名共14人。如此配备，各班均拥有了自动武器，其作战能力较之过去十五班制之连，人数虽略有减少，火力反而增强，终于达到了前总顾问魏采尔的要求——“努力使步兵每班配属轻机枪一挺”。同时，步兵班数量减少，连级指挥调动更为便利。

就“调整师”的编制而言，距离当时世界一流水平仍有不小差距，其最大缺陷还是在于师一级支援火力。另外，“二四”制的编制略嫌陈旧，团级用20mm小炮代替75mm步兵榴弹炮的做法亦非最优选择。按照“调整师”编制所编成的步兵师按照欧洲的标准只能勉强算作轻装师，其火力、防御、攻坚能力均相当有限。与日军师团比，仍有较大差距。

整理师辖2旅4团，编有骑兵连（排），炮兵营（连），工兵连，通信兵连，无线电排，师军医院、特务连各1，同时又规定骑兵、炮兵因马、炮数不足可以缩编以至不设，工兵无器材者不设；辎重连平时不设，于必要时得呈请成立输送队。团辖3营，机关枪连（6门），迫击炮连、通信排各1。营辖3连，连辖3排，每排附轻机枪2挺或1挺，如无轻机关枪时改携步枪。对比年“调整师”编制，“整理师”在师、团、营、连级均呈现出非常大的差距；不仅如此“整理师”在与 “调整师”类似的单位配置上，也存在较大的区别。与日军师团的差距就更不可以道里计了。

按军政部之计划，1937、1938两年均按照1936年的标准，各调整20个师，至1938年底，即有60个师80万人之众，以作为国防军；其余一般部队，按照相对较低的标准，共整理60个师，更换枪械补充装备，使其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备地方之用。至1938年底国民党军预计“共计调整、整理各六十个师，统计为一百二十个师”。然而此计划实施仅半年，即因战争爆发而中止，仅调整野战师10个，整理野战师17个。

实际由于整军时间太短（原本定于1938年底完成60个师的整编工作），自产武器无法满足需要，外购的德式武器也没有全部到货（开战以后，德国在日本的压力下逐步取消了军事合同），最终这60个师中只有87、88、36师3个德械师和1个中央教导总队基本达到了赛特可将军关于轻步兵的要求，其他50多个师的由于装备不全，训练有限，尚且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这60个师的战斗力也比日军二流师团差一大截，至少重武器方面无法相比。但他们依旧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竭力抵抗侵华日军的中坚力量。

在抗战爆发时,国民党军共拥有步兵182个师又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又6个旅,炮兵4个旅又20个独立团,计170余万人。这里面，除了少部分已经整编的调整师和整理师外，各地新军阀的部队尤其混乱。如桂系为二二制编制,军辖二师,师辖二旅,旅辖二团，川军则自行编组，混乱不堪，滇军则是总部辖旅，旅辖二团，东北军在九一八前为军-旅制，旅辖三团,到长城抗战后改为军-师制,师辖三团，晋系虽有军师编制,但其作战与补给的单位是旅。其战斗力，比之整编后的调整师尚大有不如，就更无法与日军的师团相抗衡了。万国博物馆：中国军队杂芜的装备和混乱的后勤

抗战发生时，中国尚远未步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也因为国民政府缺乏工业基础，国内兵工厂只能生产少量轻迫击炮、步机枪和子弹，多数武器要从国外进口。

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多数武器购自德、苏、英、捷克等国，其多数品种质量还略优于日军装备，然而因财力不足外购数量有限，关键是配套性很差。

抗战时期国军的武器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原因在于民国成立之初，军阀割据，各地军阀各有武器采购来源，自制武器更是各显神通，毫无制式标准。各地军阀自身的工业条件和军工生产能力也各不相同。因此就是生产同一型号的枪械，各地产品也是质量参差不齐。

各地军阀根据自身情况对所产枪械还大多加以改造，导致同一型号的枪械，各地生产的在零配件与弹药方面也不能通用。

如果分类探寻，仅步枪一项中国军队装备的就有上百个品种，一个型号的步枪就可能10几个不能通用的变种。恐怕连国民政府自身都无法准确统计当时中国各地到底装备有多少种枪械火炮。虽然在1930年代国民政府开始军备整顿，提倡用统一制式武器取代势力的杂乱武器，但实际无法做到。军备整编后，中国军队依旧装备杂乱：仅步枪在标准化后仍有4个主要口径，分别是6.5mm，7.62mm，7.7mm，7.92mm，标准化前更是拥有有13个口径。且即使口径相同的步枪，弹药也未必通用，如7.92mm子弹就有3种长度„„。

国军在手枪方面光个毛瑟手枪就有20多个各国型号（含自制型号）并且有7.62mm，7.63mm，7.65mm，9mm，11.25mm等口径。勃郎宁手枪也有多个型号，口径从6.35mm，7.65mm，9mm，11.43mm都有。此外还有各种型号、各种口径的柯尔特手枪，鲁格手枪，瓦尔特手枪，伯莱塔手枪，史密斯转轮手枪，南部手枪，共11个口径

国军的火炮也口径繁杂，3英寸至6英寸级别就有70mm，75mm，76mm，76.2mm，77mm，81mm，82mm，88mm，102mm，105mm，107mm，115mm，120mm，122mm，140mm，149.1mm，152mm，155mm等口径，且火炮口径虽然繁杂，但总数却少的可怜，全国总共800多门火炮却有近40个口径，平均每个口径竟才20多门。对于炮兵的后勤供应来说，可以用无法措手来形容。

这种主战武器装备品种口径纷繁复杂的状况不啻是后勤保障的噩梦，并直接导致中国军队整体协同战力异常低下。如果说装备的乱是困扰当时中国军队装备与后勤的一大痼疾的话，那么另一大顽症就是“少”。无论是精锐的中央调整师还是简陋的地方新军阀杂牌军，缺枪少弹一直是困扰中国各方武装力量的大问题。

以当时最精锐的中央军德械88师为例，全师也只有4000多支步枪，70多挺重机枪。整编过后的主力部队尚且如此，还没有来得及整编部队也就不用说了。

抗战前贵州军阀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士兵还居然是手持大刀长矛作战的，最多身上背几个手榴弹，这种士兵在贵州叫做徒手兵。

几十万川军武器装备也是极为缺乏，如台儿庄作战的川军，出川以后步枪和手榴弹都严重不足，一些新兵是赤手空拳的。川军没有武器就无法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为了能在战场上发挥作用，他们迫不得已在山西抢劫了阎锡山晋军的军火库。

抗战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技术水平并非国际一流，因工业水平落后于美英苏等国。而中国军队手中进口的武器技术水平并不低于甚至有一部分尚高于日军，但数量大大少于中国军队的日本陆军能用性能并不占优势的装备在中国横行，重要原因在于其系统化程度高。所有主战武器军事自己国家研发制造成系统，无论从装备的统一性和后勤补给的方便程度上都大大优于中国军队。

日本随着明治维新的成功建立了一个近代化的工业国家，建成了完整配套的军工业，装备基本系自产。而同时的中国军队在武器方面显得自制力差，外购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这种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还受制于出售国能否及时供应弹药。当时日军的枪械性能虽不占优势，却因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而便于组织火力，而且能保障弹药供应。

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对非工业化国家在军事装备上的压倒性优势的充分体现。

人比装备更重要：抗战时中国军队严重的素质与训练问题

大多数学者认为，民国时期中国4万万人口中，识字率为20%左右。这个数字对于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实现小学教育普及化的日本来说，差距不是一星半点。

更严重的是，这20%识字的国人中，家庭条件较好的占大多数。在“好男不当兵“的年代，能够成为军人的中国人中，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据一般的观察，战时国军士兵90％以上是文盲，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抗战中期，历史学家黄仁宇当时正在国军中担任排长。据他的亲身体验，士兵“不仅体格羼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

已经到“状似白痴”的状况，“素质”两字，可想而知。与普遍接受过初等教育的日军相比，不论是对于技术装备的掌握和运用还是对于战术的理解和协同，两者均不可能在一条水平线上。

天差地别的不止是文化素质。两军的身体素质也有天壤之别。黄仁宇的观察中已经指出士兵“体格羼弱”了。事实上战时国军士兵因营养不良，体格严重恶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导致战时国军战斗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迈担任蒋介石的总参谋长后，发现士兵无力行军，不能有效作战，而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后方军粮不能按期送达第一线，导致前线部队常常断粮。欠发、克扣士兵粮饷，更是国军部队的普遍现象。加上军粮、军盐掺杂掺假，士兵食不果腹。军服不能按季节发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军服者。前方缺乏药品，伤兵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因伤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就是这样一直身体和文化素质均可用低劣来形容的军队，在另一个战斗力构成的重要因素：训练上，也远远被日军甩在背后。

国民党军提升军官主要靠私人关系而不重军事知识，征兵又主要靠强抓壮丁，川、黔、滇军部队还多是大烟枪不离手的“双枪兵”，其精神面貌和军事素质之糟不问可知。中国人口众多而财政困窘的特色，又使当权者有珍惜所购武器而轻视人命的传统心理，加上士兵经常开小差，便舍不得消耗多少弹药对其进行训练。当时外国来华人员感到很奇怪的一件事，便是“国军”士兵手中能有先进的德、美枪支，却赤脚穿草鞋，连一双极便宜的防护脚的胶鞋都不发。士兵如此不受珍爱、缺乏训练又文盲充斥的部队，使用武器的效能肯定不会高。

战斗技术教育不足，以致不能达成战略、战术的目标。各级主官平时忙于应酬和经商，对部队训练敷衍塞责，部队教育无暇顾及，战斗动作生疏。

国军各部队由于后勤、补给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杂务。据估计，一般部队因领粮、领草、搬运、打柴、磨麦等，每星期竟难得三天的训练。一个连往往有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力，经常在打杂。新兵入伍后半年，还不知如何瞄准，如何使用表尺与目测距离。国军士兵的射击技能远不如日军。大多数士兵打仗时只是胡乱扳放。

战斗情绪的热烈高涨，以及勇于牺牲，本为国军士兵最大的长处。冲锋和白刃战，也是国军最有可能取得胜利的方式。但是知道日军素质一落千丈的的抗战后期，国军士兵的劈刺技术还是比不上日军，二、三个士兵尚不能敌过一个日本兵，原因固然有国军士兵营养不良，体力太差的原因。而劈刺技术训练不足，也是重要原因。冲锋与劈刺的战斗技能，平日不注意训练，每遇近距离与敌交锋，只知一味喊“冲”、喊“杀”，如同儿戏。

国军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着，往往过早发射，甚至一发现敌人，即到处放枪，无异暴露自己的位置，给敌炮以良好的射击目标。投掷手榴弹，大多失之过早，常被敌人掷回。由于缺乏沉着应战的工夫，日军在攻击国军高地时，常在远处大声呼叫，诱使国军过早投弹或射击，以消耗国军的弹药。

徐永昌反省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时，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关于战事，致胜条件太不够，固无法使之有利，但如超过限度之败，则又完全为官兵训练太差，风气太坏所致。”“训练太差，风气太坏”，确是国军弊端的经典总结。这里风气之坏是严重影响战斗力的又一重要因素。

说起风气之坏，蒋介石自己也承认，中原会战时，“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种情形，简直和帝俄时代的白俄军队一样，这样的军队当然只有失败！我们军队里面所有的车辆马匹，不载武器，不载弹药，而专载走私的货物。„„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长沙会战时，部队主官因营商应酬，脱离部队，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财物。有的守备部队，当敌人攻击时，尚在掩护体中赌牌，以致失守。

薛岳在检讨时也承认：“纪律废弛，战志不旺。整个战场，我军多为退却作战，军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扰，而部队之逃散，尤甚惊人。如99军以4团兵力，仅在湖滨行持久抵抗数日，转至宁乡以东，残余兵力不及一团，沿途散兵骚扰，迄今尤未解决。又若干部队，即奉攻击之命，对少数之敌，亦多长时对峙，虽由火力不足，终嫌攻击精神不旺。”

与日军相比，尚未近代国家化的中国军队，其风气也带有浓重的前现代流寇风气，与近代国民国家军队相比，风气与素质实在有霄壤之差。

素质、训练、风气，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比武器的先进程度还要重要的因素上，中国军队与日军相比，其差距更远远超过了武器的落后。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篇2

如果一个学校没有文化, 这所学校的教师就一定不会有战斗力, 这所学校就难有长久的生命力和核心竞争力。所以说, 构建学校文化的“磁场”, 已成为学校管理与发展的诉求, “文化的力量”已成为凝聚校园“人心”的保底工程, 成为提高教师团队战斗力的巨大支柱。

一、环境文化———人心感染源

校园是育人的场所, 和谐、合理的校园空间可以使教师心旷神怡, 情感得到净化, 思想境界得到升华, 兴趣爱好得到生发, 同时也能增强教师对学校的留恋和热爱。但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 学校生源的增加, 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发展教师生存空间, 提高教师生存质量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因此, 近几年来, 我校在环境管理方面时时栽花种草、岁岁植树绿化。学校小花园建设独具匠心, 桃园、杏园、松园、竹园、梅园竞展风采, 假山玲珑剔透, 音乐喷泉叮咚作响, 水中嬉戏的鱼儿常吸引学生驻足观看。内天井里, 八个彰显个性的树池内分别栽着高大的相思树、桂花树等, 与教学大楼相映成趣。南北大道两边, 数十棵稠密的香樟树四季常青。教学楼楼面上的醒目校训词———“求真、崇善、尚美”熠熠生辉。妙笔雅园、多彩趣园、科技乐园、百草园劳动实践基地的开辟为教师精心施教提供了宝贵的备课资源, 解决了教学资源匮乏的后顾之忧。教室走廊、大楼间连廊墙壁上悬挂的学生书画作品更是巧夺天工。每间教室丰富多彩颇具特色的布置, 达到了教育性与审美化的和谐统一, 形成了情景交融、物我同化、形神兼备的艺术感染和美的熏陶。无论是教师, 还是学生, 徜徉于这样一个“文化”的校园, 都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和幸福。

用素质教育思想及和谐教育理念规划、建设、管理校园环境, 通过校园文化环境和人际心理环境的建设营造健康和谐发展的育人氛围, 感染教师的敬业爱生之心显得尤为重要。所以, 我们学校的教师在新时期的教育环境下显得更加敬业, 更加爱生, 更懂得奉献的深刻内涵。

二、学习文化———人心熏陶坊

在支撑教师成长的学校文化中, 学习文化是核心力量。学习文化是一种与学习型组织相对应的以学习为基本特征的文化。构建学校学习文化, 要求学校一切物质为学习而存在, 人人具有学习意识, 建立和健全相对稳定的学习型组织。从教师文化的构建来说, 学习文化应是弥漫于教师生活的乐学氛围, 是教师完善自我和提升自我的自觉需求。勤于学习、充实自我, 这是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我们是在用我们时代的语言, 用我们的生活阅历, 去诠释我们对教育的理解。

近三年来, 学校充分利用假期培训的平台, 为教师陆续购买了大量的专业教育教学理论著作, 为每一个备课组订阅了《江苏教育研究》《江苏教育》等杂志, 并要求各备课组认真学习有关教育专家对新时期学校文化、儿童教育文化、新课改学校文化建设的认识和论述, 从而为学习型学校的成长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制度文化———人心保障台

制度文化的建设反映着一所学校的观念、精神和文化, 反映着一所学校的管理思想和水平, 它是一所学校为实现自身奋斗目标而制定的一种强制性文化。多年来, 我校一直坚持以德治校与依法治校相结合的原则, 对学校进行有效的管理, 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本学期, 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 学校制定了教师成长规划, 为推进教师专业成长提供了刚性保障。另外, 在强大的制度保障下, 我校积极推行校务公开, 把管理权交给教代会, 交给全体教职工, 让大家了解校情, 参与校务, 管理校政。学校管理者淡化了管理者的角色和地位, 强调建立民主的对话模式, 鼓励教师与管理者大胆互动, 平等交流, 创造具有亲和力的学校人文生态环境, 使师生感受到民主、平等、友善、亲情、鼓舞、感化和帮助, 使学校成为让师生兴奋、留恋的地方, 使教师真正感受到做人的尊严和从教的幸福, 获得与学校发展共荣辱的归属感, 从而激发教师主动要求进步和提高的内在动机和愿望。实践中, 我们还特别注意在各项制度条文中突出目标追求、价值观念、素质要求、作风态度等精神文化方面的条款, 给制度以灵魂, 把精神要求与具体规定有机结合起来, 把“软文化”和“硬制度”熔于一炉, 使规章既起到强制作用, 又发挥规范的激励作用, 使所有教师均能够埋下头来、沉下身子从事教育教学及研究等工作。

四、服务文化———人心温暖炉

只有充分调动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发挥广大教师的潜能, 建立以人为中心的服务体系, 才能实现学校整体目标。我校在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中, 都把人放在核心地位, 考虑到教师的自身素质和工作的特殊性, 在大是大非上讲原则, 在小问题上讲人情, 和风细雨, 润物无声。重视和教师之间思想情感的沟通, 用充满人情味的软管理, 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每一学年, 我们都会组织班子成员到退休教师、困难教师家中进行走访, 嘘寒问暖, 帮助解决具体困难;每年重阳节之际, 我校都会将已经退休的教师请回学校, 参观校园, 开展联谊活动并赠送学校精心设计的礼品;在教师子女升入高一级学校读书需要择校时, 学校都会充分利用我校在城区的优越条件和这些学校进行沟通交流, 寻求合作之路, 为教师子女就读解决实际困难……在这些活动中, 人人都能得到尊重和关注, 教师的每一次呼声都有人倾听, 每一个疾苦都有人关心, 每一种需要都能得到帮助。

领导服务精神的示范性和导向性促进了教师群体组织合作意识和服务意识的生成。现阶段, 我校教职工都把自己当成学校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合力, 推动了学校的健康快速发展。近期, 我校在教师中开展了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例如给雕塑命名, 为校园添绿, 让绩效科学等。广大教师积极参与, 献计献策。学校积极采纳合理建议, 不断改进管理方法, 推动了学校的健康快速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篇3

关键词：战斗精神培养；思想政治教育；新时期战斗精神

信息时代背景下的军队，对于官兵战斗精神培养，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愈发重要。同时，随着大批年轻力量不断投身军队，并逐渐成为当前部队建设发展的主力军，给原有的战斗精神培育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与挑战。

一、战斗精神的基本内容

“与党同心”的理想信念。实践证明，为谁而战、听谁指挥、树立什么样的信念，始终是我国军队战斗精神培养的核心内容，不仅发挥着领导作用，也是提高战斗力的动力源头。

“精忠报国”的使命意识。它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核条件下形成的，出于对肩负使命的强烈认同感，而产生的一种自甘自觉为完成任务付出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意识。它不仅对战斗精神所应具有的价值定位和取向做出了一定的回答，也解决了军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可以说只有加强对官兵的使命意识培养及教育，才能给予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夯实为国家、为人民而战的信心和勇气。

“威武不屈”的革命气节。这是战斗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革命军人精神意识的重要体现。对于一支军队和其中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面对敌人时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视死如归、视祖国及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既是革命军人投身战斗的忘我精神的真实写照，也体现了其崇高的革命气节。

“军令如山”的纪律观念。提升军队战斗力需要一个“铁”的纪律作为基础和保障。战争本身所具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要求军队只有执行严明的纪律，才能统一意志，保持过硬的战斗作风，进而真正成为一支“打不垮”的威武之师。

“临危不惧”的心理素质。处变不惊、临危不惧，不仅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一种表现，更是在激烈和残酷的战斗实践中不断形成和积淀培养的、军人所必备的心理品质。只有具备这样的心理品质，军人才有可能保证无论自己所面临的环境有多么残酷和恶劣，无论面对的敌人力量有多么强大，即时遭受挫折和逆境，亦能保持斗志昂扬的必胜心态，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尽最大努力赢取战斗的胜利。

二、新时期战斗精神的主要内容

. “对党忠诚、听党指挥”的政治信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仅是我军治军的基本准则，也是新时期军人忠于党的基本要求和我军最高的组织记录。从具体的实施方针来说，它需要全体官兵在思想上和政治上自觉保持与党、中央政府的高度一致，不但要在关键问题上坚定立场，更要在日常工作与学习中遵守纪律，恪守各类规章制度。

“不怕牺牲、勇于奉献”的英雄气概。这是新时期戰斗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军人所应具备的战斗意志和品格。即培养军人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坚强意志；敢打敢拼、不畏强敌的英雄胆略；勇往直前、前仆后继的风险精神——是信息化条件下环境更为复杂、难度不断增加的现代战争给予官兵的意志力和精神要求。

“团结协作、恪守纪律”的战斗作风。信息化条件下战争的形式已然发生改变，这就需要各军各兵种开展联合一体化作战，严守纪律、团队协作是其重要保障和行动前提，只有在平时训练及日常生活中注重点地培养，才能以此凝聚力量，无坚不摧。

三、新时期战斗精神的时代意义

（一）提高军队战斗力

战斗精神影响部队作战能力的发挥，亦是其的动力及基础。因此，重视和做好对官兵战斗精神的培养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来不断强化其英勇善战、不畏牺牲的精神，不仅是适应新时期我军提升作战能力的建设要求，也是满足部队整体建设的需要。

（二）强化当兵打仗意识

新时期的军人在正式入伍之前，大多生活在环境比较安逸、条件相对舒适的和平环境中。这就要求在进行战斗精神培养的过程中，特别针对这种新入伍的群体，强化其当兵打仗的思想认识。通过教育来引导其构建“时刻准备打仗”心理模式，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

（三）助推思想政治工作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部队一个重要任务及全新挑战，也是部队上下各级需要给予高度关注、并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而重视培养士兵、使之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树立崇高的革命追求，也是新时期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目标与重要内容，是蕴含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题目下的深邃之意。

本文通过借鉴吸收专家学者的部分理论成果和人民军队对此的实践经验，对战斗精神的内容和意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希望借此对我军未来更好地开展战斗精神各类培育工作，增强部队在信息化战争中作战能力和团队凝聚能力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王二尧，郑椿霖，任振鹏.战斗文化：战斗精神的深厚源泉[J].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06（05） .

[2] 成养信.学员战斗精神培养的有效途径探析[J].海军工程大学学报（综合版），2010（04） .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篇4

——党的十六大以来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述评②

10年，人类战争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一个历史性趋势越来越清晰：未来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信息化战争的鼙鼓，正擂响在21世纪的星空。

10年，我军建设同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站在国家安全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明确提出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为主线的重大战略思想。全军闻令而动，向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目标挺进。

有备才能无患，能战方能止战。

10年，全军各部队开展的集成训练、网上演兵、联战联训红红火火。人们欣喜地发现：我军加快转变战斗力生成模式已迈出铿锵步伐。

错过这一二十年，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

“热”在转变中

千里大漠征尘未洗，又启程赶赴雪域高原……7月26日，记者在总参某信息保障基地采访时看到官兵们忙碌出征的身影。

两年前，军委决定组建这支新型作战力量。两年后，这支新型作战力量已从战略中枢走向战斗前沿，成为作战训练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叶知秋。新质战斗力成为我军战斗力建设新的增长点，是我军十年转型、十年奋进催生的“新生儿”。

世纪之初，当世界新军事变革酝酿着大裂变、大跨越、大转型之时，信息技术先发国家通过信息融合重塑战争机器，以武器装备的代差达成战场上的非对称优势，信息化如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落后者的头上。

中国军队又一次站在了必须做出抉择的十字路口。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错过这一二十年，就可能错过整整一个时代。时代差压在了全军官兵的心头。

2006年，胡主席在全军军事训练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着眼有效履行我军历史使命，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以提高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为目标，围绕推进机械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向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转变的主题，坚持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

围绕这一目标，全军上下闻令而动。四总部组织专家围绕训练转变“转什么”“怎么转”，深入科研院所、基层部队攻关，新一代《军事训练与考核大纲》《“十二五”时期军事训练改革总体方案》等一批纲领性文件颁发，同时经过300余名专家集智攻关形成的500多万字的重大战略战役理论成果，在引领实践创新中发挥出强大威力。

与此同时，军委、总部还及时总结推广南京军区党委学理论、练体能、练技能、练智能、练指挥的经验，兰州军区对所属作战师旅班子进行训练考核，济南军区组织四级首长机关信息化集训……一时间，全军上下兴起了学信息化、钻信息化、干信息化的热潮。

这10年，我军推进军事训练转变的实践步步深入。

2006年11月，正在进行战略战役集训，胡主席穿着迷彩服来到演练场，带头学科技、练谋略、谋打赢，给全军官兵以极大鼓舞和动力。海上腾蛟龙、空中翱战鹰、大漠剑出鞘……军事训练向更高层次跃升。近年来，全军涌现出573名四总部表彰的“爱军精武标兵”、15680名军区级训练标兵；全军表彰了243个军事训练一级师旅。

跳出“村村点火”的旧模式，赢得后发优势——

“转”向信息化

这是曾经让人说不出来的一种苦涩。

世纪之初，全军性演习，现场指挥的总部首长面前摆放着各军兵种不同体制的十几种指挥终端。部队演习，野战指挥所两台指挥车近在咫尺却不能联通。如何跳出信息化建设“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模式？如何赢得后发优势？一个个现实而紧迫的课题摆在了全军官兵面前。

这是让人感到开心愉悦的一刻。

2011年秋天，黄海之滨，由北海舰队牵头，陆军、空军和第二炮兵部队参加的联合演练在海天间拉开帷幕，海军预警与陆空雷达融合组网，水面舰艇与空中战机联手抗导，潜艇导弹与岸岛火器合同打击。强大的“网聚能力”让信息战场雏形呈现在百位将军面前。

回望巨变背后的历史印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全军部队围绕加快转变作出的艰辛探索和收获的一串串果实。

——训练基础，从机械化装备向信息化装备转变。一体化指挥平台配发全军，运用信息系统进行作战信息获取、融合、分发、共享训练。成都军区司令部用一年时间展开“换枪”工程，带动各级指挥员能力素质升级“换代”。

——训练内容，从单一合同战术向诸兵种联合训练转变。未来战争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联战必须联训。一时间，陆上合成军师旅团营驰骋沙场，海上联合机动编队驶向远海，空中多机种编队激战蓝天……联合训练成为各军兵种训练转变的强大引擎。

——训练条件，从自然条件向复杂电磁环境条件下转变。总部下发《关于加强复杂电磁环境下训练的意见》，随后“砺剑-2007”复杂电磁环境下联合火力打击研究性演习打响，牵引全军部队走进“电磁丛林”，制胜“五维战场”。

——训练形式，从自主协同式向基于信息系统集成训练转变。全军下大力破解有硬件缺软件、有软件缺数据、有数据缺共享难题，整合四通八达的信息流，生成以信息主导的新质战斗力。

——训练模式，从传统训练方式向模拟化、网络化、基地化训练转变。北京军区某基地每年砺兵数万，“空战实验室”让飞行员在斗室之中激战“蓝天”……宁沪杭军事训练协作区里，来自三军部队的4700多名指挥员同时在网上展开演练，真正实现仗在一起打、兵在一起练。

2011年3月，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网上对抗演练打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10多个训练基地和全军数十个作战单位同台对抗，情报信息在三军网络间流动，战斗在“五维”空间展开。硝烟未散，参演三军指挥员面露喜色：在网络催化作用下，部队加快了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

紧贴作战对手、紧贴作战任务、紧贴作战环境练精兵——

“实”在对抗中

2009年8月，“跨越-2009”演习拉开战幕。4大战区近5万名官兵，跨越多个战区、5个省市，集结在陌生地域展开激烈搏杀。

这场弥漫在华北、西北、中原、西南大地的战火硝烟，开启了我军大规模跨区远程机动训练的序幕。有外电评论：这次演习显示了人民解放军追赶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展现了积极构筑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渐增优势。

练即战。2011年秋，北京军区7个师旅围绕使命课题开展城市综合防卫、特种作战等3个方面的内容真打实抗，首都防空的重大课题取得新进展。与此同时，全军坚持紧贴作战对手、紧贴作战任务、紧贴作战环境练精兵，部队实战能力大幅提升。

实打实投实爆为战斗力生成提速。盛夏时节，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一枚导弹精确命中目标。第二炮兵某旅创造发射百余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纪录，印证实打实投实爆训练带来的实效。

神形兼备的“蓝军”让对抗训练成为常态。今年8月，北京军区某旅整体搬进大漠训练基地，组成专业“蓝军”。10年来，全军各军兵种部队组建各类“蓝军”，让对抗训练成为常态，砥砺出一支支真正能打仗的雄师劲旅。

检讨式练兵让每次战斗都能“打一仗进一步”。2006年秋天，“确山－2006”演习总结半小时，2分钟讲成绩，28分钟讲问题，讲得参演部队主官坐立不安。有外电评论，中国军演出现新拐点，务实考风演风劲吹演兵场。

成就已属过去，未来任重道远。军事训练的终极目标是：令觊觎者放弃野心，让友善者常怀敬意，给带兵者足够自信，保用兵者征战凯旋。

实现这一期望，我军信息化条件下训练的改革发展之路还很漫长！

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篇5

金融危机时期的中国

金融危机正是一个逼迫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契机。改革30多年了，利用我国廉价的劳动力吸引大量国外资本投资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经济模式正逐步受到新的国际市场环境变化的冲击；资本独大，劳动力话语权严重缺失的现实正逐步成为我国迈入21世纪中叶不可能不面对的问题；民生问题正从人们脑海里慢慢浮现出来，那种为经济增长而损害部分群众利益的做法正让人讨论其合法性、公平性；人民的公平正义、自由等权利正得到许多人的关心；官僚腐败作风正受人诟病，倡导官与民平等对话的机制正在设计，等待执行。

张承惠说：首先是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提升了。在稳定金融局势、推动刺激经济计划实施、稳定国际货币体系等方面，西方国家从没像今天这样都希望中国参与。对于我国来说，这是一次提高对国际金融规则的知情权、参与权与话语权，营造有利于金融稳步开放外部环境的良好机遇，也是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和国际化的时机。

危机还为中国提供了获取国家利益的机会。通过金融危机开展的国际经济再平衡，实际上是对国际利益格局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由于中国相对处于有利的地位，我们的财政、金融体系稳健，有巨额外汇储备，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正在继续，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所以，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这次调整争取尽可能大的利益。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国际初级产品价格走低的机会，建立资源能源战略储备，扩大对海外资源的利用；还可以利用世界范围的就业不景气，加快建立人才、技术的战略储备；还有利用境外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机会开展海外并购等。

总体来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还是好的。今年头两个月，我们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15.4%，城镇增产增速24.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2%，出口增长16.8%，财政收入继续保持了高速增长。应该说，经济增长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在发展。但是，经济运行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和深层次的矛盾依然存在，特别是物价涨幅较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增大。

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有的影响已经显露，并且还会继续显露。比如像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明显的加大了我们控制通货膨胀压力和威胁，也增加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有些因素在短期内，还没有构成直接和实质性的威胁。比如美国经济减速，虽然减少了外部需求，也使得我们的出口增速和去年同期相比，出现了比较大的回落。但是，这些因素在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的调控目标没有大的冲突。

但是对于国际市场的变化，我们还是需要有积极的应对之策。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从宏观政策上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一个是控制通货膨胀和保持经济势头增长之间的关系；二是扩大内需与保持外需的合理增长之间的关系；三是保持实体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与虚拟经济的健康稳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把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作为首要目标，并且在控

制通胀与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当中求得平衡。

短期政策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保持货币和信贷的合理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导致价格与工资的螺旋式上升，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第三方面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产品的进口，严格控制农产品出口，建立健全农产品运输的绿色通道，降低流通成本，增加农产品的供给。第四方面是积极开展多边贸易，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优化贸易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保持出口的较快增长和进出口的基本平衡。第五方面就是着力稳定股市和楼市，促进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从长期政策来看，主要就是要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着力自主创新，提高我们国家和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题目三：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铸就广东新辉煌

“十七大”以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界、学者及民间热议的焦点。作为担负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试先行区和首善之区的广东，更是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贯穿2010年广东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头戏和第一要务。从字面理解，“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转变”，一是“加快”。进一步分解为三层意思：①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原有方式为什么不行？可不可以通过市场自行解决？不转行不行？②如果非要转变的话，慢慢转行不行？③如何转？向什么方向转变？带着上述问题，结合广东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谈谈两点看法。

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推进广东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和迫切要求

（一）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可以脱离历史发展与演变的时间维度和全球化、国际化等空间尺度。迄今，人类社会先后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对应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服务业文明三种文明样式。产业结构上经历“一——二——三”的演进系列，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去工业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为主要表现方式的服务业经济时代。从生产方式看，经历了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深刻转型。从空间尺度看，城市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城市本身也演绎着“大城市——大都市——大城市带——都市连绵区”的形态变化。

（二）转型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1978年尤其是上世界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致力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即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和“对外开放”是并驾齐驱的创造中国30年发展奇迹的两大法宝。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领域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中西经济、社会、文化碰撞和交流日益频繁，全球本地化、本地全球化的发展逻辑不断深化。由于传统体制的路径依赖，上述转型过程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将持续。

（三）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奇迹让世人瞩目，2009年，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强势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 353亿元，增长率达到8.7%，居世界第三。可以预见，在2010年，中国经济实力将超过日本，跻身世界第二。30年发展实践在积累大量财富的同时，也铸就了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他们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广泛参与国际并购，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几点建议

坦言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一个大课题，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深谙其理，这里只是抛砖引玉，提几点看法。

（一）继续弘扬敢想、敢做、敢为的广东精神，下决心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珠三角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珠三角未来要成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先试先行区，其中，开放、创新的发展思维和理念至关重要。据悉，面对广东省委省政府在2009年推进的“双转移”工程，引起不少舆论，来自企业界的反对之声不少。究其原因，少数利益集团担心既得利益外溢是关键。面对这种情况，笔者以为，有关方面需要审时度势，综合权衡，积极发扬广东的敢闯敢试的文化力量，当机立断，力排众阻，坚决推进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各项决策。某种意义上，犹豫不决、让步妥协、过分关注内耗型平衡，就是贻误发展机遇。

（二）改革现有不合理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扫清障碍。诚然，在一些官员、一些企业主眼里，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性理解并不明晰，很多时候，“发展”等同于“GDP增长”，等同于“经济增长率”，而对于“发展”的要义——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共生，全体人民生活幸福美好，创业和人居环境优美，对人的需求满足度不断提高，社会福祉整体提升则置之不理。由于GDP主导全过程，“一切为了GDP”、“增长就是硬道理”、“组装、粗加工舍不得丢弃”、“石化项目大量上马，环境问题靠边站”、“只要数量、不要质量”、“只看表子，不看里子”的行为屡见不鲜，变脸行径更是层出不穷。故而，笔者建议对“增长与发展”、“科学发展”、“GDP主导发展观”等重要概念及内涵要进行科学深入研究，在全社会形成大讨论，形成共识，在此基础上改革与其相关的管理机制和体制。毋庸讳言，这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

（三）内需要扩大，出口也要巩固。由于中国庞大的农村及内地中小城市强大的市场需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扩大内需”成为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力推之举，这对于启动广大农村市场、推进内需型城市化进程、扩展城市可持续发展途径和方式、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扩大内需”绝不排斥“外贸经济”，尤其对于出口量巨

大的广东而言。广东具有发展外贸经济所需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文化基础和底蕴，担负着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不可贸然因为扩大内需而削弱外贸经济。唯有通过改善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加强品牌意识、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学习领会国际竞争规则、积极参与世界竞争，在竞争中学习，在竞争中进步，才能进一步提升广东作为对外开放大省的地位。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篇6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由衰而兴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抗战诗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观，在世界反法西斯诗歌中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之后，又在芦沟桥挑起战争，企图消灭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号召下，中国各阶级、阶层和集团，迅速行动起来，抗击日寇，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就在“七七事变”的前一天，诗人艾青写了《复活的土地》一诗，以他惯有的抒情笔调，唱出了“全国人民的复仇的欢快”。

诗人的预感，在第二天就应验了。这预感，也成了艾青及其他一些中国诗人“最大的创作雄心”的基调。

在抗日战争初期，首先出现并大量出现的都是反法西斯的短诗、抒情诗，真正起到了匕首、投枪的作用。接下来涌现出的一批长诗，以抒情长诗为主，这与中国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传统有关，如：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袁永拍的《寄给顿河上的向日葵》、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牛汉的《鄂尔多斯草原》等。

抗日战争时期，鉴于军事、政治上的原因，文艺界客观上分成国统区、上海“孤岛”与沧陷区、解放区等不同区域的几支队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歌创作，其区域的差异性、创作水平的不平衡性较大、也较复杂。何其芳三十年代的诗，表现了一个涉世不深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幼稚的欢欣，纵览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少国家的反法西斯诗歌，都有这样几个共性，中国抗战诗歌也不例外。

其一，来源于战争，服务于战争。诗人田间在1938年创作的街头诗《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被张贴在城市、乡村、车站、通衢，直接起到了“动员民众，打击敌人”的作用。

其二，反法西斯的总主题，爱国主义的主旋律。陈辉是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涌现出来的有才华的年轻诗人，他的诗以战斗生活为内容，以理想主义为基调，既刚健朴实又瑰丽浑厚。他在《为祖国而歌》一诗中，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表现了一个革命战士誓死保卫祖国，与日本法西斯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祖国啊，/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眼泪，/我高兴，/因为啊，/我——/你大手大脚的儿子，/你的守卫者，/他的生命，/给你留下了一首/无比崇高的‘赞美词’。”

在1944年反扫荡斗争中，陈辉壮烈牺牲，年仅24岁，终于以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最后、最壮丽的诗篇。

其三，题材、形式、风格的多样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是百花齐放，色彩斑斓。艾青、田间、臧克家的创作都进入了繁荣期，构成了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极富特色、极有光彩的“三人行”。艾青狂热地追求着太阳与光明。在3年多时间里，他写了近百首短诗，写了《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火把》等长诗，出版了《北方》、《旷野》等诗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当时诗坛的佼佼者。田间被闻一多称作“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没有“弦外之音”，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是一声声的‘鼓点’，单调，但是响亮而沉重”，“鼓舞你爱，鼓

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战斗力篇7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战斗意志；群体心理

军人的战斗力是有军人的思想素质，身体素质，技术素质和心理素质共同构成的，军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在文化多元化的今天，面对霸权主义国家的文化渗透，我们迫切的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军队作为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保障，也需要通过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来巩固军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而提升军队战力。

1.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增强军队的战斗意志

对于一个军队来说，战斗意志是必不可少的，没有了战斗意志的军队，就像一盘散沙，即使装备有再精良的武器，也不会形成战斗力。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以来，始终以压倒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前赴后继，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之师。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党对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集中表现为革命宗旨和任务教育。革命宗旨和革命任务激发了广大革命战士们的战斗意志，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

刘建军指出：红军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广泛开展建军宗旨和红军任务教育。与此同时张庆良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近80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证明，人民军队所需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主要从科学理论的灌输与引导中获得。在美国西点军校的校规中，有一条军规叫全力以赴。即使勇气没有与胜利联系在一起，也是一种美德。例如西点军校在二战中参加的威克岛保卫战虽然失败，但是今天人们仍然在纪念那次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2.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树立正确的战斗动机

战斗动机对于军队也同样重要。从战士的角度讲就是“我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值不值得英勇牺牲”。自由引导人民，正义呼唤牺牲。只有当战士们心中激起牺牲与必胜的信念才会取得胜利，这就需要思想政治教育的辅助。从提高认识程度入手，深入战士中间，满足基本物质需要，引导战士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如实现人生价值，正确认识个人与国家的利益关系等。虽然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把精神力量推崇到了“武士道”的极至，虽然希特勒使党卫军达到了对法西斯精神的“绝对”忠诚，尽管他们也曾一度耀武扬威地使整个世界卷入到战争泥潭，让人类蒙受了无尽的创伤，但他们最终都失败了。这是因为他们追随的是腐朽没落的政治目标，效命的是狭隘集团的利益。理论和实践都反复证明，正义性和进步性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所统帅的革命军队的军人精神之本质特征和内在灵魂。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不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不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去进行这种贯注”，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对树立正确的作战动机至关重要。

3.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培养军人良好的群体心理

群体一旦形成，就会产生群体心理，它在群体活动中群体成员相互作用的条件下形成。纽科姆在解释团结性时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群体成员必须有相似的，对他们某种意义的价值定向。这无疑是将团结性看作一种价值认同状况。

张红卫指出，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建军治军思想的要求，是立足当前思想文化形式重塑官兵核心价值的铸魂工程，是继承我军传统，发扬时代精神的开创性工作。美国心理学家沙赫特层借助实验，专门探讨过群体凝聚力与产生效果之间的关系。在该实验中，除了把凝聚力作为自变量外，还引入另一个自变量：诱导因素。实验分成四组，即A组稿凝聚力正诱导，B组第凝聚力正诱导，C组低凝聚力负诱导。实验表明，当群体目标与组织目标一致时，群体凝聚力越强，生产力越高；反之，则越低。因此，群体的领导者在增强群体凝聚力时，必须增强群体成员的思想教育引导。

综上所述，通过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从增强战斗意志，坚定作战动机和培养群体心理这几个方面来提升我军的战斗力。与此同时，坚持从严治军，加强部队管理，并兼顾军人心理健康，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充分发挥解释疑惑，化解矛盾的效果。在21世纪，战争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慈化趋势与道义趋势。人心向背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将更加广泛。战争的胜利更多的是看进行战争的目的。阻碍人类进步与和平的一方必然失败，还会受到战争的惩罚。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强化军人的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地履行军人的使命与职责是必不可少的，使我军的战斗力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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