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辞职

官员辞职（精选7篇）

官员辞职 篇1

诗意辞职信：近日，一则诗意辞职信网络走红。据了解，写这封辞职信的是恩施州纪委研究法规室主任孙涌。在该封诗意辞职信里，孙涌文笔飞扬，行笔流畅，堪称是辞职报告，再加上其官员身份，瞬间引发广泛关注和热议。

据资料显示，孙涌现年37岁，出生于利川，是副县级纪检干部。其父曾在当地媒体担任过领导。但孙涌则是通过公开招考，用自己的实力成为恩施州首批面向高校招考的公务员。其后，在工作中，他表现优异，屡屡升职。201X年，孙涌通过竞聘升至副县级。

孙涌已经步入中年，为何要要辞职?是否与现在的全面从严、为官不为等有关?对此，孙涌予以否认。他在这封被誉为诗意的辞职信里提到，这“仅与个人心性志趣有关”，因为他想当律师。

从这封辞职信里，我们深深感受到孙涌为官期间的`成绩，以及他为人上进的精神。同时，这也让我们感叹：一个清廉的好官又离开了官场。

官员辞职 篇2

38岁的周慧, 此前的仕途顺风顺水。22岁从镇党政办秘书起步, 经过县政府办秘书、综合科副科长。县司法局副局长、乡长等岗位的历练后, 33岁即担任温州市龙湾区副区长, 成为该市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之一。

周慧的辞职令很多人不理解, 包括他的家人。他的一位长辈将他的辞职形容为“晴天霹雳”“大家庭的巨大损失”。

不理解和反对, 似乎早在周慧的意料之中。他在辞职感言中对自己的举动解释说:“每个人都应该遵循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择自己的生活, 就像我明白我想要的是自由的、能够自我掌控的生活。”

辞职, 让周慧在官场显得有些另类, 但他却并不孤单。

这两年, 官员辞职的新闻频繁见诸报端。仅广州一地, 自2013年以来就有至少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

除此之外, 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辞职官员还有国家质检总局原新闻发言人陈照同, 杭州市金融办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南胜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原副局长黄力群等明星官员, 他们也都不约而同地在近期辞去公职, 选择下海。

事实上, 见诸报端的辞职官员只是这个特殊群体中的一小部分。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 仅国务院某部委去年上半年辞职的公务员就多达20余人, 其中大多数为副处级以上官员。这一数字超过了该部委前年全年辞职人数的总和。

尽管对于当前中国是否迎来新一波官员下海潮舆论界仍存在分歧,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辞职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官员的选择。

中断的仕途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通过采访梳理后发现, 这批体制出去者在行政级别、地域和去向上呈现出一些共同的特点:以副处级、处级官员居多, 大多在35岁左右;主要来自发达地区, 如广东、浙江和北京等地;绝大部分的去向都是商界, 具体行业则是五花八门, 既有汽车、房地产、酿酒等实体经济, 也有金融业、互联网等虚拟经济, 但多数都与之前从政时主管的业务有关。

比如, 有报道称, 近几年从广州市城建系统辞职的8名官员, 除1人跳槽到建筑行业外, 其余7人全部选择到房地产企业落脚, 业务联系非常明显。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辞职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辞职是一个很私人化的话题, 在每一位辞职官员背后, 或许都有他不愿为人所知的原因, 比如仕途、收入、志向, 甚至对子女的培养, 很难笼统地归咎于某项政策。

尽管如此, 舆论仍认为, 当下环境客观上降低了公务员岗位的吸引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明显加大反腐力度, 使得官员不好当;转变工作作风,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 公务员灰色收入拿不到或减少, 并且容易受到公众质疑;中央加大查处裸官的力度。这种大环境的改变, 一定程度上与官员辞职有关。”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

他认为, 所有迹象表明, 国家正在加大对公务员队伍的治理力度, 所以会出现“大浪淘沙”的现象。而部分公务员, 尤其是在一定领导职位上的官员也会权衡自身在政界发展的前景。

2014年8月, 深圳市大鹏新区原党工委书记刘燕辞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

44岁的刘燕, 曾创造了多个深圳官场上的“奇迹”:32岁任团市委副书记, 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副局级干部之一;36岁被任命为南山区委常委、纪委书记, 成为南山区最年轻的区委常委;38岁当选深圳团市委书记, 成为深圳最年轻的正局级干部, 也是深圳首个70后正局级女干部。

当地媒体报道称, 刘燕辞职的理由是“个人和家庭的原因”。但据新华社记者调查, 刘燕辞职的真实原因是因为她是一名裸官。她告诉新华社记者, 她丈夫上世纪80年代末留学移民, 1998年回国, 他们于同年底结婚。也就是说, 婚前, 刘燕的丈夫已经是外籍人士。

仕途受阻, 历来就是中国官员辞去公职的主要原因之一。

吴敏一被称为温州下海高官第一人, 于2003年5月辞职。他曾坦诚地告诉媒体, 他辞官和当时温州市换届中未能当上市长有直接关系。

“对于从政的人来说, 更高的职务意味着更大的发挥平台和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但能不能做市长不是我能决定的, 这里有很多我不能控制的决定因素。当得知没有这种可能性时, 我就选择人生新的目标, 决定去商界尝试一下。”他说。

在温州期间, 吴敏一一手打造数码温州、信用温州, 并大力推动温州信用体系的建立和政府改革。如今, 数码温州已成为“新温州模式”的一个重要内容, 而吴敏一也被称为该工程的总设计师。

一位不愿具名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很多人之所以选择在县处级岗位辞职,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再往上升难度太大”“你熬一辈子, 最后最多到副厅, 还不如趁年轻, 出去闯一闯”。

有数据显示, 能够升至处级的中国公务员有60万, 其中只有6000人可以成为厅局级后备干部, 至少需要11年才能升到正厅局级。

就辞职原因而言, 廖曜中无疑是这个群体中一个另类。

曾任湖南衡阳市司法局副局长的他, 2011年10月与时任司法局局长在“进干部”入选上产生分歧, 继而在党委会上“互殴”, 并最终导致他结束了25年的公职生涯, 在2013年12月辞职。

事隔多年后, 廖曜中谈起此事仍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 “当时我觉得很窝囊。我为什么要做一个窝囊的人?人生几何?总是这么窝囊、委屈地活着, 有什么意义?他压了我这么多年, 我是个男人, 必须站出来, 冲冠一怒!”

但就是因为他这“冲冠一怒”, 官场上的朋友开始疏远地, 甚至躲着他走。互殴事件过去后几个月, 组织部想调他到衡阳贸促会, 廖曜中不愿意, 结果领导告诉他:“人家不想与你为伍, 你这种性格, 人家谁敢要你?”

廖曜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事实上, 让他下决心辞职的, 是看不惯当地官场上那一套, “我感觉人活着要有尊严, 我为什么要按官场中的生活模式来活?”

钱的事儿

除了仕途, 收入始终是辞职官员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去年6月, 北京基层法官张伟晒出了辞职前的最后一张工资条:实发收入5555.8元。虽然在媒体采访中他一再强调, 辞官“真不是钱的事儿”, 但薪酬低促使很多人离开体制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2012年7月, 四川泸州古蔺县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辞职时, 发表了一篇《我为什么要辞去副镇长职务和公务员身份》的感言信, 吐槽工作压力大、收入低, 工资仅够给孩子买奶粉和尿布, 工作6年了还靠父母接济养家糊口。

如今当律师的赵光华, 收入是以前的五六倍。他告诉媒体, 辞职后, 近2万元的月收入, 除去房车按揭和生活必需开支外, 还能剩5000多元, “再不像以前那么拮据, 也不用父母接济了。”

公务员和国企高管之间的工资水平到底如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2010年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而国企高管的薪水是最低工资的98倍。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文书介绍, 公务员薪酬在全部19个行业中的排名, 2008年为第8位, 2009年为第9位, 2010年为第11位, 2011年已下降到第12位。

高文书认为, 目前我国公务员工资仅仅是与社会平均工资基本持平而已。从变化趋势看, 近年来公务员工资是相对下降的。

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 在北京从国家部委辞职的官员, 进入企业后, 收入基本上都可以翻上五六倍。一位刚辞职去外企的正科级官员告诉记者, 他现在的年薪是30万, 比他原来的领导还要多得多。

体制内外

一位刚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对于辞职, 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 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 在整个过程中, 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 你很可能会发现, 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 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 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 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 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 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 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 情况就更引人测目了。我想, 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一旦辞去公职, 跳出体制, 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 这些辞职官员认为, 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 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 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 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 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 2011年辞职后, 重返大学校园。如今, 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 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 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 脱身诱惑, 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 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 并形成一次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在首次下海潮中, 一些职务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下海”者, 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 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洗牌: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 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文当领导。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 官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 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 都高出不少。与前两次不同的是, 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 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方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 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 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 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在改革开放35年的历程中, 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 大量计划体制下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 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 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 上世纪90年代末,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 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唐志军认为,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 某种程度上, 不是市场化了, 不是放权分权了, 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 我们看到, 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 “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 一方面, 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 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 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 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 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 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 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 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宋朝官员如何引咎辞职 篇3

有意思的是，不管对郑烘原辞职行为抱何种看法——是“撂担子”，还是“有担当”，中国的评论者一致认为，政府首脑“引咎辞职”的制度以及“责任政府”的理念，均来自西方体制，仿佛这样的制度与理念，于中国人传统的公共治理而言，乃是异己之物。但我想指出，政府首脑“引咎辞职”，以示对重大灾害的负责，其实是中国古典政治的伦理要求，且是汉、唐、宋时代的政治惯例。

我这里且以北宋仁宗朝为例，介绍几则例子：

庆历七年（1047年），天下大旱，参知政事贾昌朝认为宰相应当对此负责，“上表乞罢参知政事”，主动向仁宗皇帝提出辞呈。宋仁宗咨询了另一位大臣的意见后，批准辞呈，将贾昌朝改任北京大名府留守。

皇佑元年（1049年），宰相陈执中辞职，原因是当时发生洪涝之患，“灾异数见”，陈执中身为宰相，却“无所建明，但延接卜相术士”，于是台谏官接连弹劾，最后陈执中以足疾为由请辞，“罢为兵部尚书，出知陈州”。

因为发生灾异，导致人民受到伤害，作为政府首脑的宰相居然要引咎辞职，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不可理解。不过古人相信天人感应，天灾乃是上苍对人间执政的警告，“阴阳不和，责在宰相”，天灾降临，执政的宰相难辞其咎，当然需要引咎辞职。这一点，跟现代政府“理性化”的问责逻辑并不相同，但是，政府“可问责”、“要担责”的执政伦理，则是古今一理的。

于是，我们从宋朝历史中看到，每当出现严重的灾害事故，有担当的宰相总是主动引咎请辞；如果他对灾异装聋作哑，代表天下公议的台谏也会上书弹劾，迫使执政官辞职。辞职可能于事无补，却表明一种负责任的姿态。这种政治姿态，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也是适用的。

可能有一些朋友还会质问：皇帝才是帝国的最高领袖，为什么不是皇帝引咎辞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君主的更迭震动太大，假如频繁地更换君主，势必引发政治动荡。因而，在君主制下，不论古今中外，君主不担行政责任几乎是一个通则，英国普通法中即有所谓“君主不容有错（The king can do no wrong）”之原则；儒家政治学说中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恰恰正是这种“君主不容有错”的原则，推导出了建立“君主立宪制”与“责任内阁”的可能性——君主既然不容有错，那么就只能作为尊贵的国家象征，而不得过问实际行政，不负行政责任，如是，政府有错，由宰相担责，君主则超然事外。

宋代当然不会有“君主立宪”与“责任内阁”的概念，但宋人无疑已经产生了近似的意识，如宋神宗时常插手具体政务，富弼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内外事多陛下亲批，虽事事皆是，亦非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咎将谁执”？意思是说，君主亲裁政务，即便事事皆对，也不是为君之道，何况若有一事批错了，又该如何问责？

出于“可问责”的考虑，宋人主张将执政的权力交给一个专业的团队，即宰相领导的政府。补充说明一下：“政府”并不是一个外来的现代词，宋人也使用“政府”一词，用来描述执政的团队，而且宋人认为，这个团队是可以问责、可以更替的。体现在制度上，即朝廷的政令（诏书）尽管出自君主之名义，却必须由宰相副署。宰相副署制是“责任内阁”的制度起点。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总结一句：宋朝宰相因为发生灾异而引咎辞职，既是“阴阳不和，责在宰相”这一古老观念的逻辑结果，也是宋人有意识地构建“责任政府”的制度结果。如果说前者已“不合时宜”，后者则显然具有普遍的价值。

官员雷人语录 篇4

王勇平说，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关于掩埋，后来他们做这样的解释。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2、据马耀军回忆，事发当天他回小区发现小区内停满了法院公安字样的警车，还有城管执法车、救护车等。上百名法警、警察和城管队员把小区围得水泄不通。当时某邻居正拿着录像机在拍摄，后来就交给他继续拍摄。正拍摄着，4名法警走过来将马耀军的录像机拿走。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地被送到看守所。

3、当公安人员从市区赶来，进行调查取证时，他们的一位同行者拉着办案的警官说：你们谁是处理这个事情的负责人，我和你们单独谈谈，我把我的身份告诉你们。原来该夫人确实大有来头，她乃某某农垦建设兵团某某团的某某团长的夫人，该团长大人居然与其同行。帖子在网络上出现后，网友根据发帖者所提供的图片及公车的车牌号码，很快就找出了打人者的详细信息，包括其丈夫资料。据网络上热传的网友人肉出来的信息，打人者于富琴在某地兵团医院工作，其丈夫陈伟则是新疆某兵团团长。事件发生四天后，他们均被免职。

4、全部按法不如没法！

语出青岛市某郊区环保局的一位刘姓主任。面对当地严重的污染，这位在环保局干了20多年工作的刘主任这样训诫记者。

5、2011年官员最人性化雷人语录

云南省水利厅直属单位领导多年带头上班赌博，多家单位长期赌博成风，更有参与赌博的领导称此举是陪单位女同胞安全度过更年期。

6、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语出河南省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郑州一原本被划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土地，被开发商建起别墅。记者赴郑州进行调查采访时，这位副局长这样质问记者。

7、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2009年2月18日，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为看病难和看病贵把脉开方。他说，其实在中国看病并不贵；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

8、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2009上海钓鱼案派生用语，出自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部门。上海市民张晖让一名声称胃疼的路人搭便车，却被闵行区执法部门定性为非法营运。交通执法部门问他为什么要让不认识的人坐车，张说因为那个人说自己胃疼得厉害，出于同情才让他上车，交通执法部门如此反问张晖。

9、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

语出陕西榆林横山县县委书记苏志中。横山县两位老师被强令停课，原因是他们未能阻止亲属向上级反映当地煤矿私挖滥采的问题。中央电视记者前来调查此事时，苏志中质问记者。

10、你是不是党员？

2009年11月初郑州一报社记者在报道1200万元的养犬管理费去向时，采访郑州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城建处处长王冠旗，被王冠旗这样质问。有网友发帖质疑，难道养犬办的信息只向党员公开吗？

11、新华网不就是文化单位么？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语出济南市天桥区文化局某郝姓领导。此公在酒席上要两位年轻女教师作陪，并借着酒劲非礼女教师，事后，当有人前去采访时，郝某如此叫嚣。

12、那么我拉屎要不要通知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啊？

2009年10月27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广州天河交警大队就封闭部分行车道是否应该征询市民意见的时候，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一位姓梁的经理突然发火，发出了雷人之语。此人发问的拉屎和臭不臭迅速在网络上传播，被网友称为最牛官腔。网友荞麦青认为，诚如该男子所说，你拉屎确实不需要告诉别人，臭不臭也是个人自知，但作为公权，你的一举一动，尤其事关民生的举措，却有责任有义务告知公众。这里，体现的是对公众的尊重，对现代政府的追求。

13、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励志创业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

语出云南省麻栗坡县原县委书记赵仕永。因受贿索贿400多万元、贪污50多万元，赵6月29日被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赵仕永自我总结说，他是温和腐败。

14、上访的都有精神病！

2009年3月23日，孙东东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危害社会；我们把他关起来进行治疗，促进他精神康复。这就是保障他的人权。

15、出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在全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有记者询问关于中国跳水金牌全部内定的传闻时，周继红冷不丁反问了一句你是哪个单位的。

16、放屁！我位子很稳！

山东日照一老人去东港区卫生局讨要本应属于他的养老钱，没想到卫生局丁明真局长上来就一顿猛呛：你不是很厉害吗，都去法院了。老人回应：是你们逼的。没想到丁局长当即破口大骂：放屁，我们没有逼你。图为女局长丁明真。老人问：你怎么骂人？丁局长说：你就是放屁。老人说：你这么骂人，你能坐好你的局长位置吗？丁局长说：我的位子很稳，不用你操心！

17、2011年官员最欠扁雷人语录

湖南省教育厅新闻中心主任李让恒，给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答案：这个事很重要吗？很大的新闻吗？记者问：您觉得不重要吗？李让恒回答：我觉得不是很大的新闻。1万块钱，不算大事。

18、2011年官员“最帅真”雷人语录

吉林辽源市环保局长郭东波在全局大会上的雷人语录：领导就得骑马坐轿，老百姓想要公平？臭不要脸！

19、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

语出湖北省应城市某网站市长信箱的回复。今年8月，该信箱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市内有段人行道的环境污染问题，应城市创建办随后这么回复，还把面谈写为面淡。

20、2011年官员最没人性雷人语录（医生和官员一样，都可要我们的命，算官员可以吧）

小曾手术已完成，他手缝了针，打了石膏。走出手术室时，听到现场医护人员说：要么交钱，要么拆线、钱不够，小曾默默举起石膏还未干透的右手，等着医生把石膏和线拆除。拆线的时候，没有用麻药，小曾疼得咬牙咧嘴，没有吱声。

21、宁波网民不久前向区长信箱反映居民出行难问题。过了6天，等来网上回复，就两个字：已阅。网民戏称之最牛区长信箱回复。

22、孙东东何许人？司法精神病学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主任医师，国家卫生部专家委员。有作者戏谑称，这个东东的高论自然也不是没有用处的。某些地方政府用极端手段拦截上访人员，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实行强制治疗，孙东东就为它们提供了科学理论依据嘛。

23、赔了算我们的！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保增长、扩内需，廊坊也不例外，凭着处于京津间的地理优势，廊坊市市长王爱民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发布了他的招商口号：房地产商来我市投资，赚了算他们的，赔了算我们的！

24、2011年官员最牛B雷人语录

陈桂光：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你也不能打我的电话，一打都打局长，局长很不值钱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啊。你随便的群众就打我电话，我认为你是一般群众。记者：一般群众不能给您打电话是吗？陈桂光：当然不能打电话，我电话为什么要让你打。

25、不要浪费警力，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某团长夫人不满景区讲解员制止其触摸壁画而动手打人。当景区人员询问该事时，其丈夫说：‘你们不要浪费警力，这里不就是一个景点吗？不就是一个

服务员吗？我们是有身份的人，几分钟的一个小事，你们不要把事情搞大了。

26、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

2009年7月，明令关闭的煤矿仍在非法开采，面对记者的采访时，陕西横山县委书记苏志中说，你们中央台的记者管得也太多了吧，你问的事我一概不知道。

27、2011年官员最无耻雷人语录

贵州毕节26岁的初中女老师周琴疑酒醉后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曾表示：戴避孕套不算强（奸），劝其私了！

28、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如出一辙的是2009年6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就某经济适用房用地违规建别墅一事采访时任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的逯军时也被其劈头一问，这句雷人官腔一时间备受关注。对于逯军的不当言论，有资深评论员撰文称，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他（逯军）可能说出了一部分官员抗拒舆论监督的心里话媒体替老百姓说话，就是与自己过不去，就是与政府过不去。图为逯军工作照和证件照。2009年6月22日，逯军被停职。

29、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在新华网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一样语出惊人的是济南市天桥区文化局局长，当有媒体记者前去采访文化局长要求女教师陪酒一事，该局长叫嚣道，新华网不就是文化单位嘛，我是管文化的，你敢叫我在新华网上曝光，我就叫它关闭。

30、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

市民马耀军因非法用摄像机录制法院的执行活动而被拘15天，枣阳市人民法院院长田玉斌后来接受采访时称，目前虽然还没有规定说非法用录像机拍摄法院执法活动可以拘留，但法院是习惯性这么做的。

31、有网友指出：细究此言，王市长还是有这份底气的，因为赔了算我们的，而不是只算我的。王市长口中的我们应该是指他任职的廊坊市政府，而政府并非营利机构，其正常运转全赖公共财政。我们的实则是指全廊坊市民的。

32、这个事情不好再说太细；

2009年1月，央视记者追问天津市政管理局规费处副处长刘博，5年来贷款道路建设通行费款项的去处时，刘博意味深长地说。

33、有市民为此专门制作车贴，并称：我们就是要了解细节！我们就要了解这钱该不该收？哪条路是贷款路？不走贷款路也要还贷款？我所传达的不是抗议、排斥和反对。；我们要的是明明白白。所以，争议只是集中在了，‘怎么花的？而不是‘不能花！

34、球信息公开！这里没有什么信息可公开！

河南南阳小伙王清向当地政府机关申请信息公开，结果被接待领导骂了出去：球信息公开！河南领导爆粗口都爆得这么帅。截至目前，球信息公开可能是对政府信息公开尴尬现状所作的最简练、最精准、最直接、最彪悍的诠释。

35、2009年8月，王清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向全市181个政府部门申请公开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等信息，无奈行政复议、打官司、投诉啥招都用上了，7个月后才拿到最后一个回复，而且所有回复都无实质内容。

36、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陕西绥德职业中学校长找县长签字，要国家助学金，因为妨碍县长办公被拘。记者采访此事时，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说出这样的话，同时他还感慨，以前不来报道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工作添乱吗？

37、2009年6月23日中午，济南天桥区某小学领导宴请官员（包括时任文化局局长的郝某），还带了美女教师苏云（化名）等现场作陪。酒过三巡，郝某藉着酒劲，一把将苏云搂住，苏云一下就躺在郝某的怀里。她又羞又恼，迅速从郝某的怀里爬起，狠狠地给了郝某一个大嘴巴。郝某气急败坏地说：你敢打我，你等着，我可是主管文化的干部，有你好看！

38、事件回放：2007年6月，国家下发中职学校助学金标准，规定每年每生1500元。绥德职中校长高勇先后5次去县里找县长签字，却都因为县长特别忙被拒。当他第6次为此事找到县长，却被县长叫来的保卫科人员拉开。2007年12月25日，绥德县公安局对该校校长做出了行政拘留7天暂缓处理的处罚决定。

39、我是党员、公务员

2009年11月7日晚，广州海珠区一辆悬挂警用牌照的轿车肇事，车上男子满口酒气称：我是党员、公务员。警方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决不姑息护短。

40、“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回访陕西绥德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接待记者的绥德宣传部长说感慨：“以前不来报导我们绥德的大好形势，现在一出这事你们就过来，这不是给我们的工作添乱吗？”。

41、“没时间跟你闲扯”

——8月下旬，湖北省应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市长信箱”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市内有段人行道的环境污染问题，要求有关部门深入实地查看处理。该市创建办随后回复：“我办没时间跟你闲扯，你有意见到创建办来面谈。”回复甚至还把“面谈”的“谈”错写为“淡”。

42、“你是哪个单位的？”

——第十一届全运会赛前，网上贴出一则关于跳水比赛的金牌预测，结果全部应验。在比赛尚未结束之际，又爆出“跳水金牌全部内定”的传闻，将事件推向风口浪尖。09年10月12日，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面对媒体质疑，游泳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国家跳水队领队周继红反问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43、“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

——09年10月27日，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记者就“封闭部分行车道是否应征询市民意见”采访当地交警时，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长梁某突然发火，并质问记者：“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臭不臭也要告诉你？”随后转身离去。

44、“一楼二楼别去啊，要去就去（跳）五楼。”

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篇5

关于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献，其中有1篇硕士论文；关于清代官员考核找到1篇文献；关于宋朝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论文；宏观写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献，其中涉及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丁建军在“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研究”中着重论述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和影响该制度运行效果的各种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国古代，考核被称为“考课”或“考绩”。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考核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实际，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差遣职任考核与官阶晋升考核相结合。

宋朝对官员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门治理情况以及官员治绩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员升迁阶官、栓选差遣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激励和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宋朝政府几乎将所有的官员纳入了考核的范围。它不仅对诸司郎官进行考核，更注重对路级监司、州县官员的考核;不仅对亲民官进行考核，而且对直接负责商税、课利征收的监当官进行考核。根据各级、各类官员职责的不同，宋朝制订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对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侧重其处理政务的多少以及错误率的高低;对路级监司、州县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外，也考核其品行，不仅每年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的考评并写出考词，而且更有大量的专项考核;对监当官则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税、课利的业绩。

二、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1、明代官员考核内容和标准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中从发展和实践的角度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的内容和标：明初考察官吏的内容较为简略，无明确固定条款，主要是惩贪抑奸，至成化年间逐步固定下来四目“:老疾、罢软、贪酷、不谨”。四目确定下来，弘治间又发展为八目: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他认为考察察内容的制度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条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罗了官吏的才、德各项，使官吏有了任职犯忌的准则，这对约束官吏，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分别从考满、考察、稽查这三种考核形式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考满是“论一身所历之棒”，即通过考查官员在一定任期内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加级、进体或升职的制度。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统一。不光是任职性质不同的官员，其标准各异，就是性质相同的官员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其标准也不一致。明代考满制度，因过分注重资历的积累，渐渐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论治行的优劣，所有官员“一概考称”； 考察指于特定的时间就官员的德行和能力进行考查，以决定其去留。显然，考察与考满虽然基本目标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肃吏治，但两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称它们相辅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对象的不回而分为外察与京察两种。

2、考核时间的制度化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指出“考满”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三年举行一次。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特别指出明代考满制度对时限的严格要求并进行了分析：考满的期限，据《明会典》记载:“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陆”。④《明史》也说:“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员考满期限为9年，其中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3年，这是十分明确的。明代官员的考满给人印象非常强烈的是它过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经历，而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意味着资格。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

3、考核结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员考核制度及借鉴意义”中指出，通过考满，考察，还有岁考和杂考, 即对官员进行考核和随机抽查考核这些形式得出结果，以此确定被考核官员是否晋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这样的低级官员, 只要尽职尽责、政绩突出,也能被选拔为像侍郎、尚书等高级官吏。对于那些经考核不称职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员, 或罢黜、或致任、或调简,都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明代考满法规定: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考察”后的处置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突出了明代在惩治不法官吏，考察处分的严格。如弘治以后，“大计斥退无复起者”.且被黝者不许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许其荐举起用，也不得为例.明世宗时期，考察时遭诬枉而被罢黜，也不破例起复，以防破坏考察重典，由此可见，明代对考察处分制度的执行是十分严厉的。考察处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处分的伸缩性，处分也有了一定的标准和根据。

三、清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主要从其考核标准的角度进行研究。

学者薛刚在“四格、八法考释”中主要阐述了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标准：四格与八法。四格为考核官员的四项内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员之操守、品行,是官员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才,即执事之能力；政,即官员实际工作状况及对工作的重视与负责程度；年,是就官员的实际身体状况而言,它要求官员须有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是对官员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八法为处分官员的八类标准,包括贪、酷、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认为，四格八法的规定体现了德才并重的特点，四格涵盖了官员为政操守、为政才能、为政态度及身体条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则以严厉的处分标准对考核为不法的官员进行处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学者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阐述了对“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体升降。六法为“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举勃不职叫。是清代考课标准，简明务实。“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语)，反映了在考课标准上的新进步。

四、宏观看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滨在“小觑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现代的观点对我国古代政绩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议。他们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历史；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任何体现德才兼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员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现代定性与定量的观点来看待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结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的建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结合起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体现民本思想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主要从历史变迁发展的角度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战国、秦、汉的“上计”,至唐、宋的“善最”考课,明、清的“考满”、“考察”,在考核的内容、标准、方式上,进行阐述，总结了各个朝代个性与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对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进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界定“文官”的含义和范围、文官考核的权属和机构、考核的标准与方式;其次是关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分析，进而对其进行评析，从其进步性及局限性两个方面入手;最后论述其对于当代公务员考绩制度的启示。

五、古今官员考核制度对比

陈 慧 杨和平在“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鉴意义”中通过阐述建立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分析中国古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并将之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批判地借鉴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对比古今中外考核主体、考核内容、考核办法、考核效力的比较，发现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华之处，也发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东西，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库”本2005年版。

[2]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8，92． [4]张赓．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14-15．

解码2008官员公选 篇6

对于这个制度, 人们曾有惊鸿一现的新奇、乍破坚冰的兴奋和满怀憧憬的期待;这个制度, 也迈出过令人击节称赞的大步, 如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全国统筹选拔、打破身份界限等, 但总的来说, 最近几年的表现, 却渐渐有些波澜不惊。

事物关注不再, 一般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个事物已发展到一个成熟的阶段, 成为制度化和正常化, 常态的新闻就不是新闻了;另一个原因, 则是由于事物发展低于人们的期望值导致的失望心理, 从而“用脚投票”。

对中国官员公选来说, 显然还远远没达到第一种境界。之所以出现某种疲态, 说明其制度上存在“天花板”, 制约了其成长。

而2008年, 成为打破这个“天花板”的关键性节点。当官员公选升级到08版以惊艳之姿重装上阵、刷新传统政治形象、重夺大众眼球时, 打开这一制度密匣的关键性密码也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

关键密码之一:直播

2008年公选, 最为夺目之处, 是采用电视直播。

以往的官员公选, 也不乏公示和宣传, 然而传统平面媒体公文性的表述, 无法呈现出鲜活立体的个体, 参选人员的形象对社会大众而言, 仍然模糊而遥远;选拔的过程始终在封闭的会议室中进行, 虽然房间大了一点, 容纳的人多了一些, 但广大公众仍不得其门而入, 其展示出来的政治形态, 依然是“密室敲定”。因此, 对大多数人来说, 什么人参选, 选出什么样的人, 都与我无关。

而电视直播改变了这种状况, 它以一种最直观、最现场的方式, 将参选人员的表现完全展现在公众面前。2008年, 中国民众第一次能在镜头前, 用一种检阅的目光, 审视备选“公仆”们的表现, 并在心里打出分数。

因此, 不论是在南京、贵阳这样的省会城市, 还是在嘉兴、砀山这样的普通市县, 公选的直播都创造了可观的收视率, 成为当地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或镇定、或机智、或局促、或焦灼, 不管是出彩还是露怯, 不论是得分还是失分, 公众看到眼里的, 是鲜明生动的表情;公众印在脑海的, 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形象, 而不只是一顶顶官帽子。“原来, 领导也是人”, 传统精英政治的神秘感被戳破, 现代平民政治得以张扬。

当候选人在摄像机前发表演讲的时候, 他知道他面对的不只是场内的领导和评委, 还有会场外成千上万的当地民众, 他的承诺也就不只是对场内的评委所作, 也是对广大民众作出的。这样的开放性不仅加剧了现场的竞争性, 日后也将成为一种无形的压力和动力。“我们是在电视上做出过承诺的, 要是不能兑现诺言, 是要挨老百姓骂的。”贵阳公选的一名胜出者说。

台上十分钟, 台下十年功。当然, 现在的官员公选是一套复杂的组合拳, 电视演讲答辩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也许并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但是, 直播形式本身就是一种公共行政能力的考察和操练。与媒体沟通的技巧, 已越来越成为当代领导干部的一门必修课。

“尽管电视上表现最好的人不一定能最后入选, 但让想任职的人站到前台来表达、展示, 而不是仅仅在后台活动, 这是很大的进步。任命结果出来后, 老百姓心里起码有点数———这个人是凭本事还是凭关系上来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泽说。

将官员选拔的过程通过电视直播出来, 公选就不再只是党委政府的事, 而是以公选活动为中心, 形成了一种社会公众、权力机关和社会媒体相互作用的关系, 人民的民主权利, 亦在这一刻散发光辉。

关键密码之二:一把手

贵阳的公推竞岗电视直播, 当天出现在了央视的荧屏上, 这被称为“破天荒”的一次。之所以关注空前, 是因为其公选的对象是区 (县) 级的一把手———党委书记, 这在我国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

过去乡镇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 因级别和地域的限制, 对一般公众的吸引力不够;向上走, 又往往以部门副职居多, 让人感觉不痛不痒、不够劲道。2008公选的最大突破, 就在于对更高级别的一把手进行公开选拔的破冰, 直击权力的核心。南京拿出政府所有局级一把手岗位进行公推公选, 使人为之一振;贵阳公推竞岗4名县 (区) 委书记之职, 更是令各方人士竞折腰。

中国自古就有“郡县治则天下安”之说。在新的历史时期, 县 (区) 是社会发展的关键点, 也是利益争夺的交汇点, 因此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地。近年来, 一些地方由于社会治理能力薄弱, 屡屡导致性质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发生, 凸显基层治理之危。贵阳公推竞岗前后发生的瓮安事件和孟连事件, 就是相当典型的例子。这与当地主政者平日不能“善治”、临事又处置不当, 不无关系。

在现实政治生态下, 县 (区) 委书记不仅身系政权安危, 而且自身也是高危群体。“县委书记成腐败高发群体”现象已经成为当前的反腐难题。对这样“千钧系于一发”的岗位, 从源头上把好进口, 无疑是一个良策。贵阳公选的主导者、贵阳市委书记李军直言:“我们开展公推竞岗和公开选拔, 就是绝不让那些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的人进到领导岗位, 绝不让那些庸官、昏官、懒官进入领导岗位。”

如果说贵阳公选的特点是“点重穴”, 力度十足, 那么南京公选的特点则是“全覆盖”, 气概非凡。南京此次实现了所有政府官员全部由公选产生的突破, 这样的大动作, 透露出主政者力求将公选常态化、制度化的努力。

公开选拔干部一旦从点缀变成主流, 成为官员晋升的主通道, 将会极大地改善官场现有生态。在南京公选中脱颖而出的药监局局长胡万进感言:“公选使跑官成本大大增加。要想晋升, 应该更多考虑的是怎么做好工作, 完善自己, 而不是花费大把时间与精力搞好人际关系。”公选, 必将对官员形成一种新的压力与导向———从“谋人”到“谋事”, 从“跑官”到“为民”。

公选电视直播向公众敞开了大门, 一把手加入则为这一制度打开了上升的空间, 昭示着官员公选未来的发展孕育着无限的可能。县 (区) 党委一把手都能公选, 还有什么岗位不能公选?所有部门都来公选了, 没有例外, 就成了制度。

关键密码之三:气候

南京、贵阳的新鲜还在让人回味, 紧接着, 广西、浙江、河南、青岛等地又向全国广发“英雄帖”。浙江三级联动开展干部选拔, 涉及119个职位, 是该省历史上以竞争性选拔方式推出职位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次。2008年的公选大戏如火如荼。一项往日略显疲态的制度, 为何在这年突然发力?

2008年, 对于中国政治气候来说, 是个暖春。神州大地, 政改之风劲吹。汪洋在广东、薄熙来在重庆、张春贤在湖南、仇和在昆明, 先后掀起声势浩大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 为下一步的改革造势;而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出台了改革纲要, 其酝酿中的多项重大改革, 让人兴奋不已。

地方政改风起, 风源是中央的政策。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民主”一词在十七大报告中出现了60多次。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

中央的支持和动员, 是地方政改最大的原动力。改革者们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 开始走到阳光下, 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李军在阐述贵阳改革的时候, 就理直气壮地说:“这是贯彻中央和省委重要指示精神的实际行动。”

公选为何成为改革者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通过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是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道路;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是扩大党内民主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在十七大上, 第一次提出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八字方针:民主、公开、竞争、择优,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对公开选拔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 以公选破政改之题, 是在既有制度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 既符合中央精神, 在更高层次上扩大民主, 又没有什么太大的政治风险。

也正因为如此, 当“县委书记海选”被一些媒体热炒时, 作为当事者的贵阳, 却再三“降温”, 强调这是选拔, 不是选举, 更不是“直选”和“海选”。这并非是谨慎使然。从制度层面观察, 这次的创新并不是对原有制度框架的“脱胎换骨”, 而是一个优化重组的过程。其公选的5大环节 (民主推荐、驻点调研、演讲答辩、民主测评、能力测评) 都是以往的常规武器, 最后的一锤定音, 还是常委会讨论、全委会投票决定, 体现了党管干部的原则。

因此, 有学者认为这是“量的突破大于质的突破”。中央党校的王贵秀教授更直言不讳地指出:“公开选拔增加领导干部的选择范围当然是好的, 这是一种新的探索。但是, 在这个过程中老百姓并没有发言权, 只不过是能够有发言权的官员多了一些而已。”就目前公选本身的实践, 从全国来看还显得单薄, 更像是地方主政者的“个人行为”, 离最终制度的建立相去甚远。

官员辞职 篇7

关键词：独立董事制度；独立性；独立董事辞职

独立董事制度始创于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英美国家的单一董事公司制度，因没有监督机构监督原因出现董事会独裁现象严重导致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事件频繁发生。针对这一现象美国创设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首次被引入中国是在2011年，随后《公司法》最终使独立董事制度在我国确立。独立董事在美国公司治理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与股权结构是不同于美国的，例如，独立董事与监督机构的职能相互重叠，国有企业中国有股“一股独大”。这是中国公司治理的特色问题，尤其是在“中组部18号文”以后出现的独立董事的辞职热现象被公众总结公司“东窗事发”前的征兆。由此可以看出独立董事制度自引入以来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比较多。

一、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潮的分析

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目的是解决外部治理所产生的市场机会主义行为和内部治理所产生的企业组织机会主义行为的缺陷。上市公司热衷于选聘现任或前任政府官员担任独立董事，据有关数据显示上市公司中平均2.3家上市公司就有1人次的官员独立董事。因为独立董事拥有良好的外部关系网络，能够帮助公司化解其所面临的危机，其次官员独立董事具备政府部门的从业经验，熟悉政府公共政策的操作过程且与现任官员及决策部门有联系渠道，这些“专有政治资本”可能会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资源。

但是由于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致使独立董事的选聘与控股股东的提名密切相关，因此其独立性难以保证。官员独立董事兼任多家上市公司的现象比较普遍，但由于这些独立董事多为退休官员，年龄较大，精力不足，且身兼数职专业背景、相关行业专长等因素限制是独立董事难以对受聘公司行使监督职能。中国独立董事制度一直在发展完善阶段，还不够成熟，缺少规范的“旋转门”条款，独立董事制度被一些时事评论人讥讽为上市公司向现任或前任官员输送利益的一种手段。现在官员独立董事根据“中组部18号文”辞职，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落实。

二、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潮的启示及其制度的完善

（一）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潮的启示

完善的制度为上市公司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上市公司之所以热衷于建立政治关联的根本原因在于正式制度的不完善。第一，行政干预政策之前，谁先建立政治关联谁就会获得先机，后建立的就会步步落后，致使此模式成为了模板路径。实际上这个模板只是对个别公司有利而对大多数公司是不公平的，更不利于市场经济公平持续长久发展。就现实情况看，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绝大多数是由公司领导“拉来”或请来的“人情董事”，权利不清、职责不明，只要起到宣传、广告作用，或满足海外上市的标准就行。事实上，公司与独立董事间的关系几乎只靠一纸聘书维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没有法律路径可循。第二，官员独立董事辞职潮的起源并不是基于上市公司完善其内部治理结构自发需求，而更多是基于上舆论导致党纪规范的表现，这难于从本质上改变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独立董事引入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独立董事第三方的独立和专业性身份，降低公司管理层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和约束大股东独裁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因此政府监管部门需要深入思考独立董事制度建设的进一步完善，使其在更适宜在我国现有的经济土壤中生长。

（二）独立董事制度的完善

1、独立董事的卸任的相关法律完善。独立董事的产生机制是独立董事人格独立性与行权独立董事性的关键性环节，我国引入独立董事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及由此产生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从《指导意见》第4条的规定来看：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1%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独立董事候选人，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决定。第7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给予独立董事适当的津贴。津贴的标准应当由董事会制订预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也就是让独立董事的选任和津贴的标准均由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控制。在这种背景下，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我国公司法也应在提名和选举程序中采用表决权回避制，应该合法合理，科学的抑制大股东的作用与影响完善独立董事卸任制度的缺陷。

提名要求中明确独立董事的消极条件，例如，年龄超过多少岁不可担任，在任官员不可以担任，官员离任多少年不可以担任等等。避免出现公司向现任或前任官员输送利益的现象。设立独立与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负责对独立董事的选举。具体选举的要求可以参照商事仲裁合议庭的组建原则：五分之二的由大股东推选，另外五分之二由小股东推选，最后的五分之一由大股东与小股东共同推选，以此保证推选的公平。独立董事薪酬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定，这样独立董事受报酬的制约就容易丧失独立人格，保全名利双手的职位。由此建议法律修改独立董事的取得报酬的方式，首先在公司中设立独立董事报酬的薪酬委员会，其成员由独立董事与一般董事组成，独立董事要占绝对的优势。其次，设置声誉激励机制，来激励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构建独立董事的责任制度。自2014年至今的独立董事辞职潮现象，遇事则回避，独立董事制度被公众讥讽为为任职者“名利创收”的工具。为解决独立董事的过度保守问题，除建立适当的薪酬制度外，还有就是减轻独立董事的责任。如果独立董事可以对行为不负责任而光取酬金的话，那就忽略了公司的利益，若规定独立董事与执行董事要承担同等的法律责任，将会造成选任困难，或者即便勉强出任却事事保守谨慎，反有碍公司发展。因为独立董事往往是在时间紧迫、信息不利偏在、专业知识不甚熟悉的情况下履行职责的，所以要构建独立董事责任制度。

第一，推动独立董事的职业化，成立“独立董事协会”或“独立董事事务所”类似于律师事务所的组织方式，依赖市场化运作来谋求生存。现在，我国经理市场的发育尚处于起步阶段，独立董本身的“商誉”体系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一定的组织方式，对独立董事的行为加以约束就显得很有必要。成立“独立董事协会”或“独立董事事务所”之类的组织，独立董事加入协会或事务所，这样，其承担责任就有可能组织化。“独立董事协会”是民间自律组织，可通过内部惩戒措施，如类似于足球场上的“黄牌警告”、“红牌罚出”等，这样，对于珍视声誉的专家们，不窗是一严厉措施。“独立董事事务所”的运作方式更趋于市场化。事务所可以把独立董事的自然人责任转化为法人责任，最后由事务所直接对独立董事的行为加以约束，包括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第二，利用的政策空间适当减轻独立董事的责任。可以为董事购买董事责任保险，但保险的范围通常排除环境责任及董事欺诈或不诚实的情形，刑事责任损失亦不在保险之列，这似乎可以收到两全之效，尽管保险也不能解决董事的讼累及名誉损失问题。

当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独立董事制度并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灵丹妙药，我们无法期望一旦建立了这项制度，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公司治理是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许多措施必须齐头并进，才会取得好的功效。（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東平.三大问题困扰独董制度实践[N].证券时报，2003-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