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精选8篇）

增长极理论 篇1

说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区别

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揭示经济增长率差异的原因和解释持续经济增长的可能。尽管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为说明经济的持续增长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口增长率，但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生增长理论是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发展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突破在于放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假设并把相关的变量内生化。在引进技术创新、专业化分工和人力资本之后，内生增长理论得出以下结论：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而劳动分工程度和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是决定技术创新水平高低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

增长极理论 篇2

经济增长极理论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一国经济平衡增长抑或不平衡增长大论战的产物。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佩鲁提出, 许多区域经济学者将这种理论引入地理空间, 用它来解释和预测区域经济的结构和布局。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将增长极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理论中, 之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分别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使区域增长极理论的发展成为了区域开发工作中的流行观点。

1. 增长极理论的主要内容

增长极理论主要观点是, 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 应把少数区位条件好的地区和少数条件好的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它的基本点包括:一是在地理空间表现为一定规模的城市;二是必须存在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和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三是具有扩散和回波效应。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的推动力通过一系列联动机制不断向周围发散的过程。扩散作用的结果, 是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对周围地区产生较大的乘数作用。回波效应, 又称极化效应, 是指迅速增长的推动性产业吸引和拉动其他经济活动, 不断趋向增长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首先出现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极化, 然后形成地理上的极化, 从而获得各种集聚经济, 即规模经济。在发展的初级阶段, 极化效应是主要的, 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极化效应削弱, 扩散效应加强。

2. 增长极理论的局限性

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 都会存在的一定的局限性, 这也就要求我们在用理论指导实践时, 必须要考虑到这些因素才能更好地指导一个地区经济的科学发展。我们知道, 如果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大于回波效应, 就会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共同发展。然而由于积累性因果循环的关系, 回波效应往往大于扩散效应, 导致增长极地区越来越发达, 周边地区越来越落后, 形成地理空间上的二元经济, 使地区经济差距扩大, 甚至形成独立于周边地区的“飞地”。因为增长极的发展, 具有相对利益, 产生吸引力和向心力, 使周围地区的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转移到核心地区, 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 使核心地区与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扩大, 对周围区域产生的负效果, 比如说增长极的发展会导致外围地区资本筹集困难, 会使外围地区人才缺乏, 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制约, 会导致外围地区贸易状况恶化。

二、“天府新区”形成经济增长极的比较优势

成渝经济区被视为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之后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与其他三个增长极不同, 深处内陆的成渝经济区是我国未来发展潜力最大的一个区域, 它不仅是西部大开发基础条件最好的区域, 还是我国扩大内需的主战场, 是一个在中西部地区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和很强带动能力的区域。而成都的“天府新区”作为经济区的核中之核, 不仅需要进一步扩大城区的规模的经济总量, 更重要的是提升支撑现代经济发展的功能并实现质的飞跃, 培育支撑经济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立足四川省经济发展的战略走向, 根据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现实需要, “天府新区”的定位是, 构建西部科学发展的先导区、西部内陆开放的重要门户、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高地、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化基地以及国际化现代新城区。建设“天府新区”, 就是转变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方式, 促进城市互动, 实现优势互补, 提升发展层次, 使之成为国家新一轮改革的先行先试区, 西部大开发引领示范区和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核心承载区, 成为西部地区最为强劲、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极。与重庆的“两江新区”相比, 建设“天府新区”有哪些优势能够成为经济增长极呢?

一是成本优势。“天府新区”可吸取和借鉴先行者积累的经验和知识, 从而少走弯路, 节省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 加之“天府新区”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人文多姿, 吸引了大量高级人才、基础人才等外来人员居住, 具有移民文化的杂交特色, 思想意识和文化知识可以互补与融合, 人才流失率低, 是西部地区“人才洼地”。二是政策优势。“天府新区”有中央及上级部门政策上的某些优惠和扶持以及利益倾斜, 国家新一轮改革试点, 在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通过试点探索, 积累经验, 通过局部示范、以点促面, 可以为“天府新区”提供有益的借鉴。三是机制优势。“天府新区”可完全按新的规则和轨道运行, 建立全新的决策机制、用人机制、监督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而发挥机制优势的关键是解放思想, 改革创新。四是区位优势。“天府新区”地处岷江、沱江冲积平原和涪江冲积平原, 是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唯一以平原为空间载体的经济区, 有利于形成大规模的产业集聚, 有利于形成深度分工的城市网络。五是产业优势。成都是全国特大中心城市之一, 全省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中西部地区科技、金融、商贸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 西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科技创新基地。六是人才和科技优势。“天府新区”拥有工程物理研究院、核动力研究院、中科院成都分院等上百所科研院所, 以及四川大学、电子科大、西南财大、西南交大、成都理工大、川农大以及西南科大等一批优秀的高等院校, 除每年有一批大量的优秀毕业生外, 专业人才丰富和基础人才充足, 还聚集了数十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科研基地, 拥有大量的重点研究院所和企业技术中心。同时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中心,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一线操作性人才;在生物医药、电子通讯与信息技术、航空航天、核技术和高效节能等领域保持着国内领先水平。

“天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是适应成渝经济区长远发展需要的, 适应国家深化西部大开发战略需要的, 能够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并引领区域跨越发展的新区。“天府新区”的战略使命是成为内陆世界级城市、城镇群对外开放的支撑平台, 成为国家新的增长极引领西部发展的重要经济中心, 成为西部经济发展高地辐射大西南、带动大西部, 并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成为体现科学发展的示范型新区。

三、打造“天府新区”增长极的具体思路

增长极理论认为:由推进型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空间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 它具有较强的创新和增长能力, 并能通过扩散效应以自身的发展带动其他产业和周围腹地的发展。虽然一些先起步地区应该获得优先发展, 并通过这些地区的“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 但增长极理论不是万能钥匙, 特别是欠发达地区不能盲目寄希望于通过确立极化效应来实现经济腾飞, 应该根据区域实际情况积极实施发展战略, 逐步提高区域竞争力, 缩小区域之间的差异, 并最终实现全面小康,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设“天府新区”就是打造区域发展平台, 在区域内部形成网状经济增长极体系, 使之成为西部经济高地的最核心载体和最坚实平台, 通过辐射效应, 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因此打造“天府新区”的具体思路是:

1. 在发展路径上, 培育“天府新区”的四大效应

通过上文增长极理论分析及“天府新区”的比较优势分析, 我们可以扬长避短, 通过培育四种效应, 可有效防止极化效应, 突出增长极的发展优势:一是培育“硅谷效应”。在“天府新区”构造吸引点, 点燃高新技术火炬,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 以开明、开放的政策吸引区外资源, 形成倒流现象, 变“过道”为“驻留”。二是培育“支点效应”。天府新区是东西南北之“重心点”、成渝经济区“双核五带”的核心, 中国西部的“天眼”, 能肩挑两市产生“支点效应”, 成为成渝经济高地的珠峰, 完全可以和“两江新区”一起成为成渝经济区的“两个轮子”, 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 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共创辉煌。三是培育“分流效应”。“天府新区”是东西南北交点上的“中驿站”, 可“过滤”和“截留”四方线上的信息流、物质流、资金流和人才流, 产生“分流效应”。四是培育“势差效应”。天府新区与成都、重庆相比, 在历史文化、行政体制、自然资源、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别和差距, 差距就是潜力就是动力, 由此可产生“势差效应”。同时, 成都、重庆的发展对天府新区也有扩散、辐射、示范和牵引作用。

2. 在发展重点上, 推进经济、社会、环境发展相融合

在制订“天府新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目录时, 按照适度超前、合理布局、共建共享的原则, 推进“天府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 为“天府新区”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平台。以充分利用资源为目标, 建立教育资源共享机制, 建立科技资源共享平台, 着力推进区域内科教资源共享。以社会保障为重点, 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大力推进养老、医疗、生育、工伤及低保等资金由市级统一归集和发放, 探索建立一体化社保机制;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统筹建设和综合利用区域内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和体育馆等公益性文化体育设施, 在核心区布局高水平的科技、文化、艺术展览中心, 形成覆盖全区、体系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推进社会发展一体化, 构建繁荣、和谐的新型城区。全力推进区域生态同建, 着眼于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 统一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源、森林、湿地等重要资源, 共建安全的生态环境体系。全力推进环境同治, 通过一体化的环境治理, 建立区域性的循环经济体系和循环型社会, 共促区域人居环境的改善和经济结构的升级。

3. 在区域布局上, 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和中小城市协调发展

“天府新区”的建设要推进城乡建设融合, 把推进城镇化进程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起来, 以城市群发展为龙头, 吸纳农村人口, 支持和带动农村地区发展。加快城区相向发展, 提升城市功能, 加强路网建设, 加快县 (市) 域人口和特色产业集聚, 突出建设核心小城镇, 把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 发挥城乡一体化的桥梁作用。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建立以城带乡机制, 全面深入推进城乡统筹, 扎实推进村镇建设, 使新农村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另外, 在加快大城市建设发展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区域融合和中小城市的发展, 加快市域之间的开放力度, 打破行政区域限制, 根据经济发展需要, 构筑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 优化产业结构, 形成整体合力, 实现优势互补, 加快集约发展。加快区域内小城市和中心城镇发展速度, 特别是加快中小城市带的发展步伐, 高层次规划, 高等级建设, 拓展“天府新区”发展空间, 打造区内增长极网络。

摘要：增长极理论被认为是区域经济学中经济区域观念的基石, 是不平衡发展论的依据之一, 它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 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 因此许多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差异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依据增长极理论制定了经济发展战略。在“天府新区”的开发和建设中我们仍然可以应用和借鉴这一理论, 来指导西部增长极的实现, 本文将简要介绍增长极理论在“天府新区”开发和建设中的应用。1背景2内容3作用4产生条件5主要优点

关键词：增长极理论,天府新区,比较优势,具体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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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理论 篇3

【关键词】：增长极；新城建设；商贸城

1增长极理论概述

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 佩鲁(FrancoisPerrpux)=1=20世纪s0年代为解决落后地区的开发问题而提出。佩鲁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一种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而且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投影响。

2成都北部新城建设与增长极培育

随着成都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急剧扩大、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演进进入阶段性发展的关键时期，成都市提出了城市的跨越式发展战略，通过在中心城市外围规划建设新城，集中投资，建设新城，使之具有快速增长能力和扩散能力，达到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的目的。

2.1成都北部新城发展概况

2.1.1成都北部新城概念

根据《成都市成青走廊发展规划》以及相关规划的研究，北部新城位于成都市北部，南至三环路，北至六环路，西至人民北路北延线以西规划主干道，东至成达铁路，总面积约400平方公里。(图1)

2.1.2北部新城战略定位

成都市北部经济增长极，成都物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最为活跃、最有活力、综合竞争力最强的现代化城市新区

2.2成都北部新城增长极培育

成都北部新城发展以成都北部商贸城的发展作为起步，将北部商贸城作为北部新城增长极。

2.2.1北部商贸城概况

北部商贸城是指北部新城内以商贸功能为核心的城市功能片医，位于整个北部新城的西南部，四环路外侧。南至四环路、东至宝成铁路，北至规划新崇路，西至人民北路北延线以西规划主干道，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图2)

2.2.2北部商贸城发展定位

把握成都市确定新都医、青白江区、龙泉驿和双流县四大商品交易市场集中发展医的机遇，依托北部新城强大的物流枢组优势，以“太市场、大流通、综合配套”来发展现代商贸业及相关产业，充分发挥新都区的区位优孰信息资源优势，文化优势、市场环境优势，全力打造现代商贸业和流通业的大平台，把北部商贸城发展成为“立足成都、服务西南、辐射全国，面向全球”的现代理贸服务综合发展区。(图3)

3成都北部新城增长极论证分析

增长极形成必须具有三个条件，依据三个条件对成都北部商城进行论证分析。

3.1从企业来看

现代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服务业和制造业互补性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步伐加快、城市空间的迅速拓展，既为商贸业发展提供了空间需求，又提供了产业深度拓展、细分发展的可能。“9+2”泛珠三角区域的合作将使成都商品在九省=特别行政区的区域市场有更多机会。WTO使成都的流通业将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垒球化的竞争。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达国家先进产业的转移与外包为成都商品市场发展提供机会。

3.2从规模经济效应看

成都国际商贸城在北部商贸城的选址建设、中心城专业市场外迂直接引发现代商贸业的集聚，商贸业作为巨大的发动机引发了资本、人力和信息生产要素的连续裂变，必然带来相关的配套产业集聚。

3.3从周围环境看

(1)区位环境

北部商贸城位于成都市确定的未来主要发展方向上，处于成青发展走廊上。紧邻成都市中心城，与中心城实现无缝连接，发展的区位优势明显。总面积约25平方公里，现状主要为农用地，开发建设量少，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利于区域的整体开发与打造。

(2)可以依托强大的物流枢纽

北部新城定位为区域大型物流中心，有国际集装箱中心站等大型物流园区，并且有西南地区最大的编组站——泰兴编组站，区内有宝成铁路、达成铁路等通过，适合于铁路集装箱货运。二园区一中心为商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依托区际交通干线。重大基础设施完善

北新干线、物流大道的建设、成彭公路的改造。地铁1号线的延伸等的建设等将极大的改善北部商贸城区域交通条件，加强北部商贸城与中心城的联系，推动区域快速发展。新祟路跨宝成铁路高架桥的建设、拟建的电子路(东西向)等将北部商贸城与新都城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4)成都中心城区批发贸易等功能外迁，为北部商贸城大力发展商贸流通业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国务院将成都定位千西南地区的商贸中心，成都市“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成为中西部地区的商贸中心。根据《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中心城内以批发为主的商品交易市场都将逐步外迁至第二圈层地区发展。外环路以内不再新建任何批发市场。现有荷花池、五块石等批发市场已准备选址搬迁至北部商贸城发展，并将带动更多的批发市场搬迁至此。承接中心城批发市场的转移，为北部商贸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6)城乡统筹的发展背景为现代商贸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丰富的人力资源

随着城乡统筹发展的不断深入，城乡消费市场的共同发展，两者之间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城市和农村市场共同繁荣，为商贸流通业提供更大的需求空间，为城乡统筹提供要素流通和信息集散的基础条件。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向第三产业转移，围绕专业市场而发展的运输、服务、购销队伍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区域劳动力就业结构呈现第三产业高于第二产业的状况。

增长极理论 篇4

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几点严重问题

（一）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

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三农问题日趋严重、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多加大。至今仍有2500万农村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中，吃不饱、穿不暖。按联合国设定的日均1美元的贫困线基准，中国目前的贫困人口则达2亿多。据世界银行测算，2001～2003年间，中国10%的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增加了16%，而1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却降低了2.4%，这一差距于今更大。按官方统计，20012年，中国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达0.474，业已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城乡人均收入的差距为3.10：1，这一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严重程度。若按专家学者的测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和城乡收入差距数据都远远超过官方的统计。

（二）社会保障体系薄弱，消费水平下降

中国社会保障薄弱，国内储蓄过高，导致消费下降，也严重影响扩大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增长，虽然迅速而成效显著，但却未能在其发展过程中相应配套地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应与经济改革和增长同步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严重滞后，而且在农村和贫困人口中甚至欠缺。由此而造成人们普遍感到经济上无保障和社会安全网的缺失，因而不得不压缩开支、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这导致中国家庭储蓄率高达30%，而且总体消费水平20年来一直在下降。据官方统计，政府和公众总体消费从20世纪80年代占GDP的62%，下降到2012年的43%；公众消费占GDP的比例已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33%。这一比例大大低于亚洲国家50%～60%的水平。

（三）投资过度，污染严重

中国经济连续保持8%左右增长，主要依赖于国内投资持续不断地高涨和进出口贸易的连年高速增长。从理论上来说，长此下去，过热过快的投资增长必将造成生产力过剩和通货紧缩，而出口贸易的过速持续增势必将造成贸易摩擦和经济的不平衡。中国现在已经面临这种严峻的问题，必须加以有力的调控。中国一直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宏观经济调控，实施紧缩政策，但成效不大，第一二三产业投资比重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

另外，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过度投资是以能源、资源的高耗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为代价换取的。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改变的时候了。中国中东部大地的水系、土壤、空气大都被严重污染，废气、废水、废物的排放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

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纵观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过程, 从哈罗德多马模式到现在, 经济增长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哈罗德模式是第一个发展阶段, 索洛模式和丹尼森模式是第二个发展阶段, 舒尔茨模式是第三个发展阶段, 目前出现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是第四个发展阶段。新增长理论强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所引起的递增收益对经济增长重要作用，它不仅对发达国家, 对发展中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

(一)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

罗默认为生产要素应包括四方面: 资本、非技术劳动、人力资本(按接受教育的年限来衡量)和新思想(按点子和专利权的数量来衡量)。四个要素中以特殊的知识即新思想为最重要, 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知识能提高要素的收益, 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 从而使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这就能说明长期收益为什么能增长, 也能解释各国增长率为什么有差异, 为什么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要素边际收益。知识既是生产要素之一, 也就如同资本一样, 要通过投资才能取得。过去投资于知识积累, 现在就能取得利润, 因此有可能存在有良性循环, 投资促进知识, 知识促进投资。

物质资本是稀缺的, 而新思想、点子是丰富的, 知识和点子的复制不需要或只需要很低的成本,所以收益可以递增。罗默找到了使要素收益增加的办法, 就等于找到了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把知识作为独立因子纳入经济增长，把知识分解为一般知识和专业化知识。他认为一般知识可产生外在经济效应, 使全社会都能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产生内在效应, 使个别厂商获得垄断利润, 而垄断利润又能使个别厂商有能力研究开发新产品。产出中的内在和外在效应表明, 作为经济增长中的一个独立的知识积累过程, 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过程来看,不仅它本身收益是递增的,而且可以带动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收益也是递增的,给厂商和全社会带来递增收益。从而知识积累使总产出的规模收益产生递增, 为长期稳定增长提供保证。由此, 罗默得出知识积累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新源泉。

罗默将社会各部门划分为消费品生产部门和研究与开发部门即知识积累部门。由于知识积累对经济的增长作用越来越超过物质的积累而处于支配地位, 研究和开发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罗默指出,由于各国间的贸易可以使知识在世界范围内加速积累, 从而提高全世界的总产出水平。特别是对后进国家, 可以产生赶超效应。

(二)卢卡斯的经济增长理论

卢卡斯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式,运用更加微观的、个量的分析方法, 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和索洛的技术进步结合起来。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索洛模型, 视其为索洛模型中“技术进步”的另一种增长动力形式, 视人力资本积累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并使之内生化、具体化为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认为只有这种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增长的真正源泉。

卢卡斯将资本划分为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 并据此把劳动力划分为纯体力的原始劳动和表现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认为只有后者才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卢卡斯给出了人力资本对生产的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内在效应是指单个个人的人力资本对他自身的生产率的影响, 外在效应是由平均的人力资本所引致的。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进行: 一是通过脱离生产的正规和非正规学校教育, 使经济活动中每个人的智力和技能得以提高, 从而提高职工的劳动生产率, 这类似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观点;二是通过生产中的边干边学、工作中的实际训练和经验积累也能够增加人力资本, 这类似于阿罗1962 年提出的边干边学模型理论。卢卡斯认为,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内在效应, 而边干边学所产生的是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它拓宽了人力资本形成的途径, 尤其是为那些教育经费缺乏的不发达国家设计了一种提高人力资本形成的方法, 即: 引进外国的高技术产品, 通过直接操作新机器或消费

高技术产品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先进技术, 从而提高穷国的劳动力素质并使它转化为人力资本。

三、新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发展的启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将人力资本发展包括在内的技术问题，这是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应该参照先进国家的路径，更多地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走向高速增长的通道。

（一）树立正确的观念，加速中国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要加速新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例如，国家可以通过大力增加对教育的预算、平衡不同地区间的教育投入、建立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和运转良好的人力资本投资借贷市场等途径来增加劳动力的流动性，鼓励个人终身学习，鼓励技术革新和知识进步，促进人力资本和新知识的积累。

（二）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技事业，并将重点放在技术培训上

教育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科技是加快经济发展的保障。发展科教事业一方面可以提高国民总体素质；另一方面可以形成一个具有规模的新兴产业，扩展增长空间。因此我国要继续提高国家财政的教育经费和科技经费支出比重，使科教费用支出增长率高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率。吸收和激励海外华侨、社会团体、企业以及个人捐资助教；加强教育、科技和生产的一体化进程，消除它们相互割据的状况；改善教育和科技的内部管理机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知识、科技和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或外溢性，尽量做到资源共享。此外，政府还应依靠整个社会的教育培训体系和高效的技术交易体系，在合法范围内加快新思想和新知识的扩散速度。依托企事业单位的教育培训职能，使基本的知识普及推广。

（三）完善各项相关的制度和措施，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环境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在水平，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大环境，减少经济运行在微观层面的扭曲，使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生产性行为。加强对个人和企业合法财产的保护，加强企业再投资信心；建设有效的社会信用体系，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扩大投资规模，提高投资质量。

（四）发挥技术进步的作用，鼓励技术革新

教育和知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推动力，而它们对生产的直接作用是通过技术和发明，提高物质资本的生产率。技术具有外溢性和独占性；外溢性表现在技术就是经验，知识是公共产品，任何其他企业都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外溢性能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向发达国家取得“示范效应”，吸取经验，保持持续性。技术的独占性表现在技术就是创新，创新者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持竞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国家要重视对创新成果的保护，使本国产品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增长极理论 篇5

内容提要：当前，农村金融改革滞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快速发展。本文认为，农村利率上浮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效果甚微，低利率货币政策在现阶段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增加农民实际收入更为有效，只有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有效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加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

关键词：利率 货币政策 农村经济增长

一、利率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传导中的特殊性

随着国民经济增长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要素市场的调整已成为影响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在我国农村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土地和信贷)在我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市场化进程中，认清和解决以信贷及利率为主的农村金融资本运作，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

(一)利率传导机制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偏差

利率在影响一个地区经济产出的作用是最直接的，虽然许多

经济分析常常假设只有一种利率，但实际上必须意识到存在多种利率，且它们的作用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尤其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没有一种完全典型的利率传导机制，但变相的利率传导仍然在发生作用，只不过它是隐性的，通过变相提高利率或提高信贷条件等非利率壁垒的替代效应，起到了与利率上升同样的作用。

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和信息的不对称，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能够影响实际产出。凯恩斯十分关注公共投资政策的作用，他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分析，是通过考察货币政策实施对投资的成本收益影响来进行的，即货币政策效应是通过名义利率传导的，他的传导模型是M—i—I—Y。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是多样的，可以分为投资传导、消费传导、出口传导以及资产重置效应、财富效应传导等。如果我们把货币政策的传导划分为在金融部门的内部传导和对实际产出产生影响的外部传导，那么，我国货币政策的外部传导中信贷效应则举足轻重，而在内部传导中利率是一个重要的变量。因此我国的主要传导机制应该是：i—M—L—I—Y。在这里，货币政策的传导增加了信贷环节，过程延长了。

上述传导机制只是作为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的较为理想的存在方式，而在我国农村还有不同的表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农业科学水平、生产技术较落后，工业化程度

较低，土地利用

效率、边际产出效益不高，农村对信贷资金的需求确实普遍存在，但大部分是农产的小额信贷需求。因此，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在调节农村资金供求过程中，常会出现无效调节、逆向调节或过度调节的问题。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波动趋势相同，利率越高，农村金融机构在利益驱动下，越倾向于非农领域的资源配置。

另一方面，农产资金的支出结构主要是生活消费性支出和生产性支出，尤其以前者比重较大。教育、养老、医疗体制不健全使农民对未来的消费预期要远远高于金融机构的利息收入。而且，这种预期与利率变化是同向的，也就是说，利率越高，农民对未来的保障越担心，对通过增加信贷提高生产性投资越失去兴趣。弗里德曼开创的持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的核心部分。该理论认为，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衡各期的消费水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并不富裕的我国农民储蓄存款居高不下，而扩大再生产投资兴趣不强的原因。

(二)农村利率上浮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增长效果甚微

1996年以来的农村金融改革并没能促进农村信贷市场的竞争。改革促使农业银行从农村市场撤出了许多

基层机构，并关闭了农村合作基金会和其他非正规金融组织，从而使农村信用社在我国农村正规信贷市场处于垄断地位，而垄断的农村金融市场一般来说是低效率的。一方面，农村信用社的大量资金又倒流到城市，使得农村资金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央行统计数据显示，2005年我国农村信用社以占全国金融机构 12%左右的储蓄存款份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可见，满足农民的基本金融服务，农村信用社已独木难支。

2002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8个县市的8家信用社推出了允许存款利率上浮30%，贷款利率由 50%扩大到100%的试点项目；2003年7月国务院又批准出台了《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将农信社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放大，从原来

央行规定的100%扩大到200%，最高上限可为基准利率的2.3倍，此举亦被称作深化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中“最具突破性的政策供给”，目的在于进一步通过利率杠杆调节资金供求，以市场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无疑，如果能够按照实际的资金供需状况确定科学、合理的利率水平将有助于吸引农村地区的资金回流、缓解当地资金供需紧张。事实上，试点初期确实尝到了政策的甜头，不但吸引大量存款，而且抢占了一部分民间金融资本的市场份额，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要么统一定价，要么一浮到顶，既丧失了利率的灵活性，又缺乏制定的科学性，例如，由于农村地区的贷款需求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而利率的制定却不够灵活，导致贷款需求旺季的风险可能在淡季集中体现

出来，等等。

尽管存款利息增加对一些

存款人的确具有吸引力，但金融机构为维持原有存贷利差必须提高贷款利率，这就直接增加了贷款者的资金成本，在成本转移过程中，资金的定价必须要准确、动态地综合当地资金供需状况、资金成本和民间利率等诸多因素，因此，这又将农村金融机构陷入新的两难的境地。最终的结果是，从长远看，这种在农村地区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政策在刺激农村经济发展的效率上收效甚微。

二、低利率货币政策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一般认为，高利率能够真实地反映资本的稀缺性，可以提高居民的储蓄意愿和储蓄率，在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比较孱弱的时期，高利率确实导致了农村储蓄存款的增加，但农村金融机构储蓄投资转化效率不高，存款聚集起来的资金通过金融渠道的倒流反而降低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动力，造成我国利率与农村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的现象。“金融抑制”理论认为，“金融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危害在于它限制了资本的形成，降低了资金的利用

效率，应该提高实际利率以促进收入的增长。但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我国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扣除通货膨胀率)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率，二者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即实际利率越高，农村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亦然。这与“金融抑制”理论有较大的出入。

同时，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1998年之后，我国农产品过剩问题相对严重，主要表现是：第一，粮食过剩问题突出，但主要农产品供给却没有发生明显波动；第二，受农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出现了结构雷同，农产品出现了全面的卖难，无论是在品种上，还是在地域上，发生的范围都要比以前广泛

。这种现象意味农产品短缺时代的结束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阶段，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仍然没有改变。

基于帕加诺模型的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利率指标与农村经济增长率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安翔，2005)。当实际利率上升1个百分点时，农村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01个百分点。这与麦金农(1973)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应提高实际利率水平，以消除“金融抑制”现象，高利率真实地反映了资本的稀缺性，可以提高居民的储蓄率，同时抑制低效率的投资活动，使经济得到健康发展。但是，我国农业属于传统产业，主要农产品已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比较利益下降，因而社会对农业的投资意愿很低。同时，我国的储蓄却不具有利率弹性，资金逐渐过剩。此时，提高利率必然会使投资需求继续降低，储蓄继续增加，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更为严重的抑制作用。

鉴于目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征与凯恩斯所描述的“萧条经济”情况中“农产品供大于求，农业的投资利润率逐年降低”十分类似。政府在执行利率政策时，不应采用“金融抑制”理论中提高利率的手段，应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特殊性，某些对于城市或工业经济有益的政策手段(如提高利率遏制某些行业投资过热)可能会阻碍农村经济的发展，侵害农民的利益。因此，在利率政策问题上，低利率货币政策或许对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更为有效。

三、农村金融市场的低利率政策要实现差别化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农村经济(包括农、林、牧、副、渔业和农村非农产业)获得贷款的比重与其在GDP中的份额极不相称。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1/3，农业占GDP的比重接近15%，但两者的贷款均只占总贷款的1/20左右。即使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的要求

后，2004年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的比重达到的最高值也仅为5.5%(增长了0.5个百分点)。

在农村市场实行低利率货币政策，并非要“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如果农村金融发展完全拘泥于资本边际效率较低的传统农业，解决“三农”问题将是一个更加漫长的过程。所以，应该根据“三农”特点在不同的经营环节和作业形态上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主要表现为差别利率。

由于我国正规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目前以农村信用社为主体单一模式的农村金融体制无法兼顾我国东中西部的地区差别，不能满足不同地区农产和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时间上，由于农村地区的不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金融服务需求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空间上，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地区间金融服务需求也各不相同。而全国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模式、贷款方式、内部管理及激励机制相差不大，难以对需求的变化迅速做出反应。

在农业不同的产业链条上，有的具有商业金融需求，有的具有政策金融需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很少有国家让政策性金融或商业性金融单独一统农村金融体系。商业性金融主要满足农产品加工、运输环节的资金需求，因此商业性金融机构应充分利用

资金价格—利率进行风险定价；而政策性金融涵盖的范围主要是农产品种植环节，政府在市场化运作的基础上应给予有限补贴，委托规范的商业金融机构进行运作。随着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农村经济中的政策金融正在由政府主导模式逐渐向金融机构自主经营、国家指导和有限补贴、利率自由化的方向发展，重点是强调农村金融机构的自主经营和稳健经营。

四、低利率政策的有效实施依赖于金融创新

回顾我国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难发现，金融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利率改革又滞后于金融改革。可见，利率改革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难点。要解决农村金融中的利率问题，必须在新的高度上进行金融创新，构建多层次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农村金融体系创新的核心在于，一方面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行事，另一方面又要关注市场失灵问题，创造性地解决某些金融难题，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在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路径上，除了在增加农业投入和提高农业边际效率上继续发挥作用以外，还要在限制农村资金的流出上有新的思路。虽然通过政府行政手段欲提高农村信贷资金的比重收效甚微，但我们还是看到农村地区长期存在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以及这些活动通常是依靠非正规渠道来实现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既然某些非正规金融能够保障信贷活动的安全，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模式就应该因势利导，发挥好非正规金融的作用，允许地方政府遴选不同特点的非正规金融组织形态进行试点，在条件成熟时将其转化为正规的金融组织。也就是说，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供需媒介，如果能够提高融资的效率，甚至将非农资金引入农村领域，并且这种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不但会大大降低因“金融抑制”带来的农村资金外流倾向，而且还能降低实施金融机构改革的成本和创新的风险。

目前农村金融的困境是多方参与者博弈的结果。如果说农村资金的“逃离”是对农民的抛弃、对农业的放弃、对农村的漠视，国家则应该采取一些

行政性子预措施或者给予某种补贴，但不能否认的是农村中确实存在着一个巨大且有潜力的金融市场，不然非正规的民间融资渠道(甚至是高利贷形式)也不会屡禁不止。由于目前大多数涉农正规金融机构的行为不符合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农村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自然不足。因此，农村金融市场应该是由多个经营范围、方向、重点不同的金融组织所组成的完整体系。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利率的杠杆作用，更好地促进“三农”国策的实施。

主要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1973)：《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卢骢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刘紫凌、黎昌政、张琴：《农村金融与经济“双抑制”怪圈亟需破解》，新华网2006年1月5日。

3.张改清：《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供求失衡及均衡路径》，《农村经济》2005年第11期。

4.安翔：《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相关分析》，《经济问题》2005年第10期。

5.鲁靖、邓晶：《中国农村金融行为与金融创新研究》，《农业经济问题》2005年第1期。

增长极理论 篇6

本报讯 在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之际，在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两周年之时，省委、省政府7月4日至5日召开全省沿海地区发展工作推进会，总结新一轮沿海开发两年来的实际成效，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贯彻“六个注重”、实施“八项工程”的部署，对下一步沿海开发提出具体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明确工作目标，加大推进力度，举全省之力，奋力开创沿海地区科学发展新局面。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在会上分别讲话。省领导张连珍、弘强、杨卫泽、杨新力、黄莉新、蒋宏坤、李小敏、林祥国、张卫国、徐鸣、史和平、包国新、罗一民出席会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委秘书长李云峰主持会议并作会议小结。

罗志军在讲话中指出，两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省沿海地区发展领导小组和沿海办加强协调指导、做了大量工作，省级机关各部门各单位主动服务、大力支持，沿海三市勇当主力军、奋力求作为，其他地区有力策应、积极参与，全省迅速兴起了新一轮沿海开发的热潮。经过两年时间的努力，沿海地区呈现出国家战略叠加效应集中释放、综合开发加速扩张、整体实力明显提升的“三大态势”，开始步入后发快进、加速崛起的快车道，正在积蓄跨越发展的巨大能量，成为全省增长速度最快、发展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罗志军指出，国家《规划》明确，江苏沿海地区2012年整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到20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落实国家《规划》，与省“十二五”规划衔接，省委、省政府制定出台了《沿海开发五年推进计划》，进一步明确了沿海地区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工作重点，各地各部门特别是沿海三市一定要认真组织实施。

罗志军着重就沿海开发推进中需要正确把握和处理好的四个重大关系提出要求。第一，沿海开发与转型升级的关系。转型升级是我省“八项工程”的首项工程，沿海开发则是实施首项工程的强力抓手。沿海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有力推动全省经济增长向扩大内需为主转变，有利于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海洋经济的兴起，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可能脱颖而出，要紧盯发展前沿，大力发展海工装备制造、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现代海洋服务等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从沿海地区自身发展看，转型升级也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必须坚定不移走科学开发之路，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高效益开发，坚持环保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改善民生，使沿海开发的过程成为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第二，加快发展和长期奋斗的关系。沿海地区要从原先的发展洼地成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既要敢于打攻坚战，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加快崛起，又要善于打持久战，致力于长期的艰辛创业、艰苦奋斗。一方面，要着力抓好当前，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拼抢，以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要求负重奋进，突出时间节点，干好眼前的急事、要事、大事。另一方面，要着眼未来发展，做好打基础、利长远、惠百姓的事情。下转A2版

上接A1版 第三，沿海三市努力与举全省之力的关系。沿海开发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事关全省“两个率先”大局和江苏未来发展。支持沿海开发，就是支持江苏发展大局，就是在做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大事，就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全局意识、责任意识，把支持沿海开发作为自己的“份内

事”，研究新情况，拿出新举措，建立新机制，在土地占补平衡、重大产业布局、现代物流发展等方面全面加强合作，齐心协力推进沿海开发，进一步形成上下推动、江海联动、南北互动的好局面。在更大范围内吸纳集聚发展要素，加大宣传推介力度，使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战略投资者了解江苏沿海、聚焦江苏沿海，特别是吸引跨国公司和世界500强企业到江苏沿海投资兴业。要全面对内开放，抓住建设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重大机遇，着力提升出海通道功能、完善合作服务体系、建设产业合作基地、创新合作体制机制，在主动服务中西部地区中拓展发展空间、形成集聚效应。第四，执行规划与创新实践的关系。国家通过的《规划》和省里出台的实施意见，包括这次新出台的五年推进计划，是沿海开发的行动纲领和基本依据，决不能轻易动摇、随意改变，必须认真执行、抓好落实。领导班子调整了，但规划的严肃性、权威性不能变。随着沿海开发不断向纵深推进，新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凸显出来，遇到的各种制约可能进一步加剧，我们的规划、意见、计划不可能把所有政策、举措都制定得那么具体、那么周全，这就需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大胆探索，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问题、破解制约。

罗志军指出，江苏新一轮沿海开发已初见成效，沿海地区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要认真总结我省沿海开发的实践经验，学习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理念和成功做法，进一步开阔视野、拓宽思路，积极创新沿海开发模式，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坚持科学开发、集约开发、高效开发、开放开发，突出抓好港口建设、产业发展、城镇发展、滩涂开发等重点任务，统筹推进城市与农村、陆地与海洋、经济与社会发展，努力提高沿海开发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各地各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按照“目标化管理、项目化实施”的要求，倒轧时间节点，加强督促检查，考核工作进度，确保国家和省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沿海开发有力有序推进。我们相信，通过全省上下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不懈努力，国家规划的蓝图一定能够变成现实，江苏沿海地区一定能够早日建成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为全省乃至全国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李学勇在讲话中指出，2009年6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批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以此为标志，江苏沿海地区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沿海地区掀起了新一轮波澜壮阔的开发建设热潮，基础设施全面展开，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转型升级步伐加快，滩涂围垦有序推进，人民生活明显改善，联动效应日益显现。同时也必须清醒看到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沿海地区产业集聚能力还需进一步增强，集约发展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沿海城镇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快，环境保护工作亟待加强。我们必须科学研判形势，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有效措施，以更大决心和超常举措推动沿海地区发展实现更大突破。

李学勇指出，沿海地区是江苏最大的发展空间，沿海开发是江苏最好的现实机遇，黄金海岸是江苏再创黄金发展期的重要引擎。要深刻认识实现沿海地区又好又快发展是服务带动全局发展的战略部署，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选择，是增创区域发展优势的战略举措，把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摆上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要围绕把江苏沿海地区建设成为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和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新亚欧大陆桥东方桥头堡，着力推进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项目、重大滩涂围垦、重大载体建设，在2012年实现沿海开发三年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再通过三年努力，把沿海地区建设成为全省规模高效农业、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特色基地。促进沿海地区又好又快发展，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和经济规律，科学规划，统筹推进，在发展理念上，突出科学开发、优化布局；在开发模式上，突出陆海统筹、江海联动；在空间布局上，突出高效利用、集约发展；在发展动力上，突出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在生态环境上，突出环保优先、绿色发展。

李学勇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沿海开发五年推进计划，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要素，全力抓好牵动沿海开发全局的重点任务。一是加速临海产业集聚，着力在“优”字上做文章。把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作为主攻方向，坚持以高端技术、高端产品、高端产业为引领，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培育优势主导产业，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二是积极扩大开放合作，着力在“联”字上做文章。充分利用连云港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的政策优势，充分发挥其在对外对内开放合作中的带动作用，加强省内、国内、国际联合，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集聚要素资源，形成开放合作的新局面。三是强势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在“畅”字上做文章。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适度超前、安全高效的原则，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打通关键环节，形成网络体系，开创立体布局，推进沿海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四是切实加强沿海城镇发展，着力在“带”字上做文章。坚持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同步规划，生态建设与城镇建设协调推进，以全新思路、国际视野构建沿海城镇体系，进一步强化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加快形成沿海城镇带。五是加快突破海洋经济，着力在“海”字上做文章。充分发挥江苏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培植壮大一批辐射带动力强的现代海洋产业，抢占海洋产业发展制高点，努力建设全国重要的海洋经济示范区。六是强化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着力在“绿”字上做文章。坚持生态保护与开发建设和谐共融、协调推进，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严格执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审查制度，下决心整治沿海一些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加强重要生态功能区建设，为沿海人民创造一个碧海、蓝天、绿水、青山的生态家园。

李学勇强调，加大沿海开发力度、培育区域发展新优势，事关沿海地区人民福祉，事关全省“两个率先”大局。必须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完善政策体系，增强发展动力；加速集聚人才，强化智力支撑；切实转变作风，狠抓工作落实，推动沿海地区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把沿海开发的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现实模样。

李云峰在作会议小结时说，贯彻落实好会议部署，实施好《沿海开发五年推进计划》，关键要做到“三个到位”：一是科学开发要贯彻到位，把集约发展、陆海统筹、环保优先贯穿于沿海开发的全过程，使沿海开发的过程成为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的过程。二是重要举措要实施到位，按照目标化管理、项目化推进的要求，集中力量落实好沿海开发的重要举措，确保计划确定的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投产，力争更多的重大项目落户到沿海地区。三是全省之力要汇集到位，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形成加快沿海地区发展的强大合力，特别要充分调动苏南地区参与沿海开发的积极性，实现支持沿海发展与促进苏南转型的共进双赢。

会议期间，与会同志用一天半时间，驱车近千公里，先后考察了南通市中远船务(启东)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海门滨海新区、如东洋口港，盐城市大丰港区、江苏海洋产业研究院、江苏科行集团、江苏华锐风电产业园，连云港市连云新城、中复神鹰碳纤维有限公司、徐圩新区，并出席了连云港市徐圩新区“国家东中西部区域合作示范区”揭牌仪式。江苏沿海地区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热气腾腾的开发建设场面、你追我赶的发展态势，令与会同志深受鼓舞和激励；江苏沿海地区发展的宏伟蓝图和美好前景，令与会同志对江苏“黄金海岸”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连云港市、盐城市、南通市和省沿海办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增长极理论 篇7

20世纪四十年代末期, 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根据凯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型, 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产生。这一模型假定, 一个经济只生产一种产品, 而资本-产出比保持不变, 同时, 储蓄率、人口增长率保持不变, 并且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基本形式为G=s/v。式中, v为资本-产出比;s为储蓄率。模型表示, 经济增长率与储蓄率成正比, 与资本-产出成反比。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是, 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 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 但同时认为, 这一增长路径是一“刀锋”。新古典增长理论假设各要素边际报酬递减、规模报酬不变, 认为经济是稳定增长的, 而且这种稳态增长率是外生的, 独立于储蓄率。索洛模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改变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的假定, 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 但索洛仍然没将技术进步作为重要因素纳入模型, 这是一个重大缺陷, 因为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是现实中一个明显的事实。1960年, 索洛和米德对该模型进行补充, 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术进步和时间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称为“索洛-米德模型”, 其基本公式为:

上式中△T/T代表技术进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仅体现了凯恩斯主义, 而且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 常被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 该模型所阐述的增长理论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进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现实, 储蓄率外生化且与稳态增长率无关结论受到质疑, 这些与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实证研究经验存在很大差距, 因此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产生内生增长理论, 弥补上述的三个缺陷。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经济学认为, 长期增长率是由内生因素解释的。在劳动投入过程中包含着因正规教育、培训等而形成的人力资本, 在物质资本积累过程中包含着因研究与开发、发明、创新等活动而形成的技术进步, 从而把技术进步等要素内生化, 得到因技术进步的存在要素收益会递增而长期增长率是正的结论。以罗默、卢卡斯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内生增长理论, 弥补了新增长理论的缺陷。

二、内生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

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 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 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经济的持续增长时导入了外生的技术进步, 但是外生的技术进步率并没有能够从理论上说明持续经济增长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是正的, 这种正的经济增长率能够解释为什么收益是递增的。内生增长理论的观点是把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 认为是由于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引起收益递增, 强调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罗默在阿罗的“干中学”基础上, 提出了知识溢出模型, 这种模型以知识生产和知识溢出为基础的。罗默假定代表性厂商的产出是该厂商的知识水平、其他有形投入 (物质资本和原始劳动等) 和总知识存量K的函数, 而对于个别厂商的投入该生产函数表现出规模收益不变。但如果考虑K, 这一生产函数对于代表性厂商和整个经济会产生不同的含义。对于代表性厂商, 它将总知识水平K看作给定的变量, 所以生产函数才表现为规模收益不变, 但对于整个经济, 假定整个经济是由N个同质的厂商组成的, 生产函数表现为规模收益递增。在此, 把总知识水平K作为外部性的来源。除此之外, 罗默还假定了k的增长率取决于k水平和投资数额。因此, 罗默模型和“干中学”模型都是通过知识积累产生收益的性质和知识存量产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内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认为, 技术变化是由于教育部门引起的, 如果社会能向教育部门配置一定的资源, 就能形成新知识或人力资本, 形成的新知识能够提高生产率, 并且能够被其他部门免费获得, 从而提高了产出。所以, 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长发动机, 仅仅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够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把技术看成是外生的, 而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或技术看作是一种生产要素, 是与传统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是一样的, 而且还是内生的, 是由厂商的知识积累推动产生的。一国的经济要实现长期增长, 主要是靠内生化的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水平来决定的。此外, 知识和人力资本还具有外部效应, 可以把投资与资本收益率作为知识存量和资本存量的增函数。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当前的知识存量越大, 那么其投资与资本收益率越高, 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就越高。

三、内生增长理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由于知识经济的兴起, 各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知识的发展。内生增长理论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强调了知识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 我们应逐步完善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政策措施。

(一) 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

现在中国一般劳动力并不缺乏, 特别是在农村还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但缺乏较高素质的劳动力, 只有通过发展教育来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 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我国教育投入不断增长, 但总体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 应进一步完善我国教育财政支持政策, 加快人力资本的开发与积累。首先, 政府应直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 使财政在教育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其次, 政府应该提供税收刺激或财政补贴鼓励企业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最后, 要优化教育资金的分配结构, 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

(二) 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政策措施。

在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创新过程中, 由于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 私人成本会大于社会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 从而使创新活动难以继续维持下去。因此, 政府应该制定促进技术创新、弥补私人收益的激励措施。这种措施可以通过产权保护、政府补助、政府和企业签订协议来实现。对于产权保护,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由于知识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 其他厂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从别人的知识中获得利益。比如, 当某人完成了一个新的发现, 并由此产生更大的经济生产力时, 其他的人 (或公司) 会从中获利。虽然发明者能通过价格收费, 但他得到的仅仅是社会从这项发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 其他厂商会模仿学习他。在个人研究者承担完成发明时, 社会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从发明中得利的每个人都必须向发明者付费, 那么将产生远比现在更为强烈的发明动机。因此, 当新技术出现时, 应通过专利和政府法律保护开发者的产权, 增加其收益, 提高创新的积极性。对于政府补助,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企业在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载体。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外溢效应, 能够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发展。因此,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免除其应缴的全部或部分税款, 或者按照其缴纳税款的一定比例给予返还等。这些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 从而能够抵消由于知识和技术外溢带来的收益减少, 能够激励企业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企业在技术的创新和研发过程中, 新产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的特点, 因此研发创新就成为一种持续过程, 产品回报期较长, 容易面临资金短缺困境。所以, 政府应通过直接向企业提供税收优惠或者通过财政补贴, 减缓企业开发新技术过程中面临的资金短缺的困境, 提高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投资的积极性。通过政府与私人企业签订协约, 积极引导和推动技术创新活动。对一些基础设施等社会收益率较高的产业或项目, 由于其回收期长, 前期回收率低, 流动性差, 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 很难吸引企业去投资, 对这些项目应由政府直接投资研究与开发。同时, 知识、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是相互促进的, 因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予以资助, 还要对企业的应用研究和技术改造提供财税方面的优惠, 从而推动新技术的广泛扩散。

(三) 坚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不仅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技术创新, 并且能够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 利用技术的后发优势获得和接触新技术。卢卡斯认为, 各国的经济增长是由于产业革命科技扩散引起的。通过引进技术, 并在本国积极传播, 能大幅度地节约成本尤其是减少时间成本。自主创新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合理利用引进的大量技术资源, 会大大提高我国的生产力水平, 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当然, 我们在引进技术时, 要进行科学的选择, 避免重复引进, 经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扩散, 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为了能更有效地引进技术, 政府应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税收政策, 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提供广阔的平台。然而, 从引进技术到在经济中扩散、使用, 并不是一个简单重复的过程, 必须要有制度作保证。因此, 政府要构建一个吸收、使用、消化新技术的制度环境。比如, 对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加大资助, 提供诸如技术信息、技术培训等公共服务, 促进新技术的广泛传播和使用;在人才队伍结构方面, 既需要高层次的创新人才, 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识并能够将先进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职业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 除了要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外,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也成为提高劳动者知识水平和技术素养的重要途径。这对于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开发本国技术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 制定和运用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侧重于推动技术进步, 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周期的治理上, 而忽视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 我国经济增长的格局将会发生变化, 会由物质资本主导逐步转变为由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主导。与此相适应, 国家应积极调整包括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经济增长政策, 构建促进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机制。但研究表明, 我国目前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贡献率非常低, 经济增长主要还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决定的。因此, 在制定经济政策时, 既要能够刺激资本积累的形成, 又能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促进技术进步, 就是把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经济政策结合起来。宏观经济政策应同时关注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 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增长, 而内生增长理论更加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增长以及相关的因素,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不是由外生因素决定的, 而是由内生的技术进步决定的, 同时强调政府的宏观政策在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摘要：我国目前仍作为发展中国家, 技术进步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 为使我国经济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 应进一步完善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 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

关键词：内生增长理论,启示

参考文献

[1]丁建微.内生增长理论与我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导刊, 2009.14.

[2]吴易风.经济增长理论的历史辨析.学术月刊, 2003.2.

增长极理论 篇8

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农业部今年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余欣荣强调，课题研究要从经济社会、政策、技术、装备、服务、新业态等多维度研究思考，揭示其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提出管用有效的研究成果；要充分利用好政策的杠杆和调控作用，依靠科技进步的引擎驱动，引导市场主体自律自强，打造产、学、研、推、管一体化平台，三位一体、多方发力，将课题设计好、运行好，确保课题研究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在课题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要始终做到“三关注”。一是关注政策创设。要借鉴国际做法、立足国情特点，探索利用财税和金融等手段，引导产品技术创新的可行性；抓住《农药管理条例》修订机遇，强化农药管理对实施“零增长”的调控与引导。二是关注农药产业发展。要将“零增长”看作提质转型、提档升级的重要机遇，研究提出减量战略下，产业与政府顺向而动，统筹用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措施建议。三是关注农民和企业主体利益。不仅要让农民和企业消除对“零增长”的疑虑，知道、理解、支持“零增长”，还要让其从“零增长”中收获“真金白银”，看到“青山绿水”。

据了解，该课题是农业部农药检定所联合国内8家知名农药企业共同发起，旨在为“农药零增长”行动推进提供路径和政策建议。课题设置了农业发展与农药品类结构的关系、新农药新药械研发方向及促进机制、农药减量综合技术、“互联网+”下农药监督管理和农化服务模式创新、“零增长”战略下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农药科学普及与安全用药有效实现机制等六个专题，聘请中国工程院钱旭红院士、吴孔明院士、朱用勇院士等院士和知名专家组成课题顾问组，邀请了第三方运营团队，广泛吸收了高校、科研、机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