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行政调解经验

2024-08-25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司法行政调解经验(精选8篇)

司法行政调解经验 篇1

市东都镇南鲍村是个有着1120户、3780人的大村,也是泰安市综合经济实力百强村、综合治理先进村,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连续6年被市、镇评为先进调委会,2000年被评为山东省优秀人民调解委员会。该村调委会有6名专职人民调解员,下设15个调解小组,有45人的联户信息员队伍。他们在调解工作中推行了“九字”(公、快、准、细、防、宣、支、访、参)工作法,使该村的调解工作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好势头。

“公”----坚持公开、公正、公平

用该村支书李宗安的话说就是“一碗水端平”。在南鲍村,衡量干部的标准,就是看给群众办事是否公道。调解工作也是如此。2002年下半年,调解主任李宗林的弟弟与村民张某发生纠纷。其弟弟与村民张某针锋相对,矛盾大有激化趋势。李宗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赶到现场,对张某明确表示:“对方虽然是我弟弟,但我决不徇私情,我保证‘一碗水端平’,处理好这起纠纷”。本来担心李主任偏心弟弟的张某一听放了心,也表示服从李主任的调处。事后,李主任果真公正调处了这起纠纷,张某十分感动,主动与对方握手言和。

“快”—??快调、快处理,防止矛盾激化

2003年4月12日12时,调委会主任李宗林接到信息员电话,村民杨某妻子张某意外死亡,张某娘家因怀疑女儿之死与其丈夫杨某有关,于是召集20多人,手持棍棒,欲为女儿讨个公道,一旦双方交手,后果不勘设想。调委会主任李宗林放下手中的饭碗,立即通知并带领全体调解员迅速赶到现场,将张某娘家人动员到村调委会,协商解决。因事关重大,不仅需要耐心细致作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依据。李主任告诉对方,在事实没搞清楚之前,任何人都不要先下结论,如果是杨某害死了张某,将依法处理,建议先请法医做鉴定,查明死因,再做定论。最后经法医鉴定,张某属正常死亡,张某娘家人消除了误会,并十分感激说,如果不是村调委及时制止,还不知道出现啥后果。

“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俗话说,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查准纠纷发生原因,依法调处,是做好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前提。为建设经济强村,该村两委带头搞起了奶牛养殖厂。村民李某和徐某签订了购买3头奶牛合同,合同规定,以出生活牛为条件,每头定价4500元。不久,李某的奶牛产下两头母牛,一头公牛,徐某提出只要母牛不要公牛,双方发生纠纷。调委会首先与李某、徐某一块学习合同法,找准了法律依据,此合同部分条款约定不明,致使难以履行,经过调解员依法调解,双方达成了协议,即时清结,一场纠纷依法得到了圆满解决。

“细”----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调解纠纷需要做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他们坚持在调解工作中对当事人有耐心,对调解纠纷有信心。2003年7月,村民李某因急用向其弟借款5000元,正巧其弟手中无现金,李某认为弟弟有钱不借给他,双方发生口角,大动干戈,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势必造成家庭不和。调委会得此消息后,及时赶赴现场,迅速进行了调解。经调查了解,李某弟弟并非有钱不借,而是因为承包工程款未到位,将自己的钱垫付了民工工资,导致家中无款。最后经过三番五次上门做细致的工作,终于感动了李某,两兄弟消除了误会,合好如初。

“防”----做好矛盾纠纷的超前预防

多年来,他们采取超前、跟踪、重点、专项、联合等多种形式,预防矛盾激化和纠纷的发生。村里6名调解员分成3个组,每组负责一片农户的纠纷排查和调解,并坚持每月召开一次纠纷排查分析调度会。三年来,共预防重大矛盾激化7件,预防纠纷发生103件,维护了全村的稳定。

“宣”------寓法制宣传与调解工作之中

村两委以提高村民法律素质为目的,在村里建立了法制宣传窗,每月一期法律宣传知识;在村里建立了广播室,每周一次宣读法律知识;出资购置普法教材,每户一套,党员干部每人一套。针对村赡养纠纷苗头,他们以自办调解事例为体裁,征求有关当事人意见,由村里业余剧团编排成戏曲《调解主任》在全村演出,反映强烈,很受群众欢迎。截止目前,村里未出现过不赡养老人现象。

“支”----支持当事人依法起诉

南鲍村的所有调解工作,都在村民监督之下,尽管他们不怕苦不怕累,但调解不是解决民间纠纷的唯一途径,为保护公民的诉讼权利,对于某些实在调解不成的纠纷,就引导当事人走诉讼程序。2004年3月,村民李某与王某伤害赔偿一案,虽经调解人员苦口婆心地劝说、教育,但李某对调解结果不满意,认为调解人员偏向致害人王某,要求起诉,调解人员帮他到法院立了案。李某起诉后,法院依法予以了审理,其判决结果,比调委会调解时的赔偿额还少200元,并责成李某承担了一半的诉讼费。事后,李某来到调委会赔礼道歉,十分后悔当初不听调委会的意见。

“访”-----坚持调后回访制度

调后回访是他们的一贯做法,通过调后回访检验调解工作质量,督促当事人实际履行,及时协助当事人达成变更协议,总结调解经验,提高办案能力。有些民间纠纷虽经调解自愿达成协议,但由于受习惯、心理等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出现意思表示不真实现象,影响协议的实际履行,如村里的李某与徐某赔偿纠纷一案,由于徐某顾面子,当场表示10日内履行,双方达成赔偿协议,但意外情况使其又不可能按期履行协议。回访时,徐某提出变更请求,延长期限15日,调解人员及时做了李某的工作,李某同意并自愿放弃了部分损失的赔偿。

“参”----当好村两委的参谋助手

南鲍村调委会在做好调解工作的同时,主动向村两委献计献策,对涉法方面的一些问题积极为村两委当好参谋助手。2003年,村两委根据调委会的建议修订了《村规民约》,对农户之间协议换地须得到村委会同意的规定纳入《村规民约》,由此避免了因土地问题而发生的纠纷。几年来,调委会共向村两委提出合理化建议26条,被采纳18条,为村里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南鲍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按照“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调解工作方针,积极推行“九字”调解工作法,较好的发挥了人民调解的职能作用,出现了民富村安的可喜局面。五年来,村调委会共调处民间纠纷113件,预防纠纷发生162起,防止矛盾激化27起,纠纷调处率100%,成功率98%。该村连续十年无上访、无矛盾激化、无“民转刑”案件,为村里的经济发展、平安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47年纠纷不出村——探访申陈村人民调解工作

“申陈村村委有特点,喇叭匠下乡——找事干”,新嫁到申陈村的媳妇都这么说。坐落在莱芜市莱城区口镇的申陈村是个远近闻名的“文明村”。外村嫁来的新媳妇刚过门,就会有村委上门来嘱咐要做个好儿媳,还要上一年半载的道德法制教育课。省里“文明村”不少,可是能做到连续47年矛盾纠纷不出村的,却并不多见。这个村的人民调解工作有何“高招”呢?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走进了申陈村。

申陈村是一个拥有184户、535人的小平原村。东西走向的“财源大街”的和南北走向的“聚贤”大街把这个小村庄规划地整整齐齐。两条大街的街头各建有一座古朴精巧的牌楼,“永安”、“永昌”相对,“和盛”、“鸿兴”相通,引人注目,寓意深长。当记者问起申陈村是怎样做到47年纠纷不出村的?村支书郭本成告诉记者:我们村每届党支部和村委都十分重视人民调解工作,把人民调解作为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牢牢抓在手上,坚持高标准建设调委会。几十年来,党支部和村委换了一届又一届,但由村委主任、调解主任、妇女主任和村民小组长组成的调委会模式始终没变,村支书、主任亲自抓调解、具体做调解工作,纠纷信息员全部由群众选举的村民小组长担任。在搞好组织建设的同时,还建立了村干部轮流值班、民情分析、入户专访、上门回访、纠纷调处登记、昼夜巡逻、学习培训等七项制度,确保了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由于工作到位,近年来,村里的村民们,想的是安定,图的是发展,哪还有心思去说短论长闹纠纷!

不过这并不是说申陈村就没有了纠纷。村里纠纷多的年份达到几十起,少的年份也有七八起。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纠纷的发生范围、主体不断扩大,由过去简单的家庭、邻里纠纷,发展到经济纠纷甚至跨村纠纷。过去那种“两头哄、双方瞒、压住问题就算完”的做法,早已过了它的“保质期”。申陈村调委会主任常爱英说:“现在村民们都讲法了,调解工作要了解民情,讲究公道,更离不了国家法律。”村民们的法律意识提高了,村干部的法律知识也跟着厚起来。只上过三年学的常爱英对有关婚姻、赡养等与农村关系密切的法律早已是烂熟于心。不久前,村里有户人家男方因病去世,女方要带着女儿改嫁,涉及到共同财产分割和继承权的问题。这在以前,女方的陪送嫁妆是只能从墙头上发过去,不能经过大门口,更不要说分割双方共同财产了。不过,在申陈村调委会把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讲给了双方以后,事情变得顺利起来了。从此,村里寡妇改嫁就少了许多纠纷。“这叫做调解一件,普法一片”,常爱英主任笑着说。

“家和万事顺,村安百业兴”,这个道理申陈村人都有着切身的感受。可这安定的局面,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村委一班人认真落实“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人民调解工作方针,扎扎实实干出来的。调委会常主任介绍说:对民间纠纷的调解我们做到了早预防、早调解、防“激化”、多回访。针对重大节日期间婚姻恋爱纠纷较多,春耕、“三夏”、秋收秋种大忙季节争水、争路、争机具纠纷较多,秋冬交替农闲建房、农作物储存、宅基地纠纷较多,春节前后赡养纠纷较多的实际,超前部署,开展有针对性的重点排查走访,发现纠纷苗头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有效地避免了许多矛盾纠纷的发生。一旦发生纠纷调解时做到“耐心、诚心、细心”,向当事人反复宣传法律政策,提高他们的法律政策认知度,真正做到“法德结合,文明调解”。在调解纠纷过程中,严格依法进行,坚持“一碗水端平”,心里时刻装着“公”字,做到“法、理、情”相结合。一听说谁家有纠纷,调解员放下饭碗或掀开被子,抬脚就走是家常便饭。当事人找上门来,不但好言好劝,还给他们送上茶水,端上饭菜,即使双方舞锹弄棒,也是毫不犹豫地冲上去。对那些说话尖刻,刺耳难听的当事人,我们不是以怒制怒,而是采用迂回策略,引导他们把心里话讲出来,然后再诚心诚意地提出解决意见。2001年因旧村改造搬迁,有一家因老人暂时无处住而同另一家发生了矛盾,提出问题不解决就住到村委会,一时闹得不可开交。我们采取相互通气,分头做工作的方法,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说理调解,最终问题得到圆满解决。我们村里的党支部、村委会、调委会成员都是经过严格考察、民主推荐的,在遵纪守法、尊老爱幼等各个方面,时时处处走在群众前面。村里的财务政务实行公开,每季度进行清算并公布,村民心里明白,干部心里亮堂。几十年来,没有一起因为村干部和调解人员个人原因而引发的纠纷,村民们打心里相信我们,为我们村的稳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是有了这份“信任”和“责任”,申陈村才有了至今47年的“家和村安”,从而有了“万事顺,百业兴”的好局面。现在,申陈村拥有3家集体企业、2家股份制企业和4家民营企业,生意都非常红火。去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到760余万元,人均纯收入已有3640元。一个“永安”“永昌”的申陈村已经迈出了它坚实的步伐。

司法行政调解经验 篇2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有,社会前进的进程就是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前进的。而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结果的纠纷其实就是矛盾的一种类型。我们要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正视纠纷,积极主动的去解决纠纷,化解纠纷。而任何忽视纠纷、逃避纠纷的行为和做法,必将受到惩罚。我们党和国家在执政的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方在第一位,解决群众纠纷,化解矛盾,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调解就在解决群众纠纷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我们长期坚持和使用的。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必须对调解给予充分的重视。

1 行政调解的概念

所谓“调解”其基本语义是劝说双方消除纠纷。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纠纷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回避的,我们不能逃避,而是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行政调解是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基本含义是指行政主体主持的,以国家法律、政策和公序良俗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调停、斡旋,促使当事人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一种调解制度。(1)行政调解作为一种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纠纷的复杂性和诉讼所固有的弊端,迫使人们寻求诉讼之外的更合适的纠纷解决方式,以更好的实现权利的救济。行政调解是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好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来源于群众的实践,更要很好的用于实践。

首先,行政调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是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种活动,是公权力的体现。其次,行政调解的对象是包括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以及部分行政纠纷,通常是由法律、法规规定哪种纠纷可以用行政调解的方式解决,或者由相对方事先在合同或协议中约定。最后,行政调解一般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因为其程序的启动运行以及执行,完全是争议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意思表示合意的结果。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不满意,不接受调解结果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行政调解不剥夺当事人的诉权。由于行政调解具有所耗时间少,成本低,效率高等特点,而被世界各国所采取并给予充分重视。行政调解是目前世界各国都积极发展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我国目前需要发展的纠纷解决制度之一。

2 行政调解的原则

2.1 合法原则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行政合法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核心内容。

2.2 合理原则

行政合理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它是指行政行为不仅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条件、种类和幅度范围,而且还应当符合法律的意图和精神,符合公平正义等法的理性。“理”是指体现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法理,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定,但大家都在遵守和践行。由于法律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规定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另外法律对行政活动的规范应该留出一定余地,以便行政机关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如果行政调解不合理,就是一个显失公正的调解,难以产生预期的效力,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不合法的调节。因此,行政调解不仅要合法,还要符合社会的伦理道德、善良风俗。行政调解的目的和动机应该建立在正当考虑基础上,调解的内容应合乎法理、情理。

2.3 自愿、自治原则

自愿是行政调解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行政调解行为与其他绝大部分行政行为的区别之一就是其不具有强制性,行政机关在调解中只能是组织者、中间人,不能在当事人拒绝接受调解时强制调解。

2.4 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行政调解并不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不是终局性的解决纠纷的制度,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调解,或经过调解达不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一方或双方都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是法律赋予每个人的诉讼权利,任何行政机关都无权剥夺。

3 我国行政调解制度法律法规的不足

3.1 行政调解设定不统一,缺乏规范性

我国行政调解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律,而是分散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的。目前,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比较多,而且层次参差不齐。由于法律法规过于分散,导致难以形成合力。因此,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也很有限,大大降低了调解的效率。

3.2 行政调解制度内容不够全面,所覆盖范围较小,内容过于简约

由于规定的不详实,目前,我国的行政调解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弊端,相关法律条文不够规范,导致行政调解的运作在整体上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主观性。对相关的一些调解事件,只是凭经验办事,并不总结客观规律,导致操作过程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3.3 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的程序性保障

我国设定行政调解的法律文件几乎都只设立了行政调解,而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主观性和随意性大。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行政调解缺乏基本程序保证,当事人很可能因程序不公而对调解结果不满,从而很难达成调解协议,即使达成也难以自觉履行。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中,对调解程序规定的极少,只在《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而《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也只规定了申请—受理—调解—终结—归档五个简单的程序,缺少了行政调解所必须的一些程序性措施和原则,比如在调解之中,应该听取当事人陈述和申辩,对重要事项进行调解采用听证程序等,这是程序民主、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这些程序性缺陷常常使当事人对行政主体失去信任,导致行政调解功能难以发挥。

4 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4.1 规范行政调解的范围

行政调解的范围应明确在立法范围的规范内,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办事效率,在整个行政调解的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行政调解的主要范围应界定为:

第一,影响地区社会稳定的其他民事纠纷。由行政主体去调解纠纷能够及时迅速地化解矛盾,解决社会上存在的问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同时,由于行政主体对国家和社会进行管理,获取信息更为便捷,比其他方式更为节省时间,提高了我们的办事效率。

第二,与行政管理有关的民事纠纷。在有关民事纠纷的案件中,行政主体要补充相关的专业知识,这样,一旦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行政人员就可以利用这些知识来解决这些纠纷,同时,他们还要补充相关的法律知识,运用法律常识去调解这些纠纷可以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更有说服力。

第三,所有行政纠纷。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适用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近年来,美国行政机关把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租佃关系的民事争议和小型的刑事案件等诸多纠纷均纳入到调解的范围之中。

4.2 健全行政调解的程序

公正是调解的灵魂,而程序是公正的保证。在法治的前提下,行政调解不但要符合有关实体法的规定,还要严格遵循法律程序进行。一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当事人的申请;二是受理;三是当面协商;四是达成协议;五是制作调解协议书。笔者认为,除了上述程序外,需在以下方面予以充实:

第一,行政调解的启动应进行行政告知。所谓行政告知,就是指当纠纷当事人向行政机关诉请行政调解时,该行政机关必须向纠纷主体说明行政调解必须坚持严肃性,遵守注意的事项和选择正确途径,不得置之不理或随意拒绝。通过行政告知,使相对人明确行政调解的有关要求,帮助当事人正确地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权益。第二,行政调解应赋予当事人听证权。行政听证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做出重大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决定之前,听取当事人陈述、申辩和质证,然后根据双方质证、核实的材料做出行政决定的一种程序,其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给予当事人就重要的事实表现意见的机会。

4.3 明确行政调解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9月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赋予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即具有合同的效力,但对相关的行政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未作出明确规定。这样,行政调解没有任何约束力,当事人双方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该负责赔偿的一方,也可以不履行职责,因为没有任何相关法规来规定这件事,对他们没有约束力。这样做不仅没有帮上当事人的忙,反而浪费了他的时间和精力,与我们最开始的想法背道而驰。因此,笔者认为,应当赋予其与人民调解同等的法律效力,当事人对行政机关主持调解达成的协议,如果不是在胁迫、欺诈、乘人之危或重大误解、显失公平等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作出的,就应当自觉履行和执行。如果当事人既不履行协议,可申请强制执行。

在我国,人民内部矛盾是现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矛盾。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看到,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与之相伴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也可能更多、更复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在我国法律法规还不是很健全的今天,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不发达地区,行政调解在解决群众矛盾和纠纷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行政调解工作,并创造条件使之更优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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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行政调解经验 篇3

胡总书记2011年2月19日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提出的新形势下社会管理的目标,就是要牢牢把握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建立健全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相结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这方面走在全国的前面。早在2003年,为进一步强化新时期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的衔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司法局召开人民调解工作专题座谈会,提出建立“探索诉讼调解工作在法官主导下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选定普陀、黄浦、长宁等区进行试点,试点法院在“案件立案后庭审前,可将部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的纠纷,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委托相关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如果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能够有机地结合,形成一种有效的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机制,不仅可以将争议和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而且可以达到和谐息讼,终止纠纷的理想状态,更有利于减少甚至合法消除无休止的上访现象,从而使社会达到持久的和谐状态。这就是本文的目标和宗旨。

根据我们对已经试点的普陀、黄浦、长宁和浦东新区法院进行的调研,通过分门别类召开主审法官、司法调解员和街道人民调解员的座谈会和访谈的形式,查阅相关案例文本和调解协议书,面谈部分通过双调的争议双方当事人,发现人民法院主导型的“诉调对接”,在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发展中独树一帜,作用突出。法院在“诉调对接”工作中,扮演构建协调机制的统筹者、机制运行的协调者及制度层面保障者的角色。浦东新区法院与浦东新区的梅园和潍坊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方面有着长期的合作实践,也积累了相当多的宝贵经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一、 目前上海市双调对接中心的运作模式和成效

1.运作模式

首先是调解格局。目前上海诉调对接中心通常由区法院设立“诉调对接中心”与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办公地点直接与法院立案庭相邻。诉调中心主任通常由区法院任命民庭副庭长或资深法官担任外,法院还聘请退休的资深法官及邀请区司法局选派人员担任中心副主任,协助主任管理中心的办案业务和日常事务,同时基本上形成了包括专职调解员调解、退休法官调解、行政调解在内的诉调对接“大调解格局”,工作人员的工资津贴通常由司法局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发放。以普陀法院为例,诉调对接中心现共有专职调解员14人(其中包括退休法官4人、人民陪审员4人,社区法官3人),另外还与公安交警等部门合作,成立了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形成了综合大调解格局;二是调解人员除资深法官担任调解员外,对聘请的调解员都进行定期的专业培训,司法专业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其三是案号规范化,中心一般都设立案件检索系统:如普陀法院的诉前调解立案号,从原来的缴字号、预字号,现统一规范到“诉前调字号”,并在院办公室及立案庭帮助下设立了案件检索系统,随时方便调解员及当事人查寻。

2.工作成效

从调解范围看,纠纷调处类型趋于多样,如普陀区院调解工作室诉前调处纠纷案由2008年8种到2010年1月已达25种,目前已包含所有民事、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涉少等案件,较2008年案由种类增加了三倍多;从工作成效看,现有的对接中心通常为法院工作减负明显,分流民事纠纷案件近三成:以普陀对接中心为例,2010年中心包括诉前调解、审前调解在内,共接受各类法院委托调解纠纷5843件,调解成功2728件,真正实现了以“调”止“诉”的目的。同时快速提升纠纷化解率:如普陀中心诉前纠纷平均调处周期为10.2天,相较于民事案件通常需要50天左右的平均审理速度,缩短了约80%的时间,且接近七成纠纷在7天内调解成功,远低于市高院关于委托调解的期限规定。上海其他区级法院也因为诉调对接中心的有效工作而极大减少了工作负担,同时矛盾和纠纷也能得到较早较快的解决。

3.相关经验的总结

根据上海市浦东新区和其他区人民法院与其所辖区人民调解庭有效的联动合作经验,重点考察了庭前调解制度、委托调解制度和庭中调解制度的运行和效果。庭前调解制度是指将人民调解设定为法院调解的前置条件。即规定家庭成员之间和邻里之间的民事案件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当事人必须首先申请人民调解。因人民调解无效或超过人民调解的范围或能力的,由人民调解员出具书面受理结果,然后当事人才可以去申请法院调解或诉讼;委托调解制度是指由人民法院将某些已经立案的较小的民事和轻微的刑事案件,委托所在区域的人民调解庭预先调解,将矛盾和问题通过人民调解先行化解。法院可以根据所在辖区的人民调解庭调解的能力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劝说当事人先行人民调解,这样既可以节省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法院的司法成本,也可以维护当事人双方的情面。庭中调解是指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情况直接将人民调解作为法院调解的一部分。即由调解法官决定是否直接邀请所在辖区的人民调解庭参与调解已经审理的案子。最终形成一套有效的系统的双调对接机制。目前,上海区级法院设立的诉调对接中心受理的案件,基本上都是法院通过立案庭委托的庭前或诉前调解。

二、仍然存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法律效力问题

根据2011年元旦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第32条规定: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之间就调解协议的履行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发生争议的,一方当事人仍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该法在两种调解对接上有个新规定,即第33条: 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生效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但法条并没有要求双方当事人必须去申请司法确认,使得案件没有终结。鉴于没有经过法院确认的调解协议书都不具备法律强制力的,当事人都有反悔的权利和可能,这样人民调解协议书达成后仍然有不少反悔案件,因此案件并没有完全终结。

2.关于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资待遇的问题

目前上海市区级法院设立的双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人民调解员,有的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仅凭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专业水平和法学理论水平有待提高。由于在转型期间我国社会变迁速度加快,涉及的案件越来越复杂,新的法律不断出现,旧的法律也在不断修改,比如最近最高院关于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离婚案件中房产分割纠纷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影响甚大,这就要求调解员要不断跟上形势,掌握新的法律知识和精神。

同时由于调解的案件不断增加,调解的工作量也迅速加大,而调解人员待遇普遍过低,以普陀双调中心为例,工作人员的工资和津贴共为1420元/月,而工作量却相当大,这样不利于调动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关于双调中心体制完善的问题

目前上海各个区级法院已经先后建立了双调对接中心,但是各个对接中心的队伍建设和办公设备的配制是不尽相同的,工作效果和成效也不尽相同。由于体制的问题和领导重视的程度不同,使得有的对接中心工作弱化,可有可无;更有些中心有名无实,徒有其名,难以实际运作。

三、建议与对策

1. 关于调解书的法律效力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由于人民调解案件中的双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协议书签字后,仍然可以申请仲裁或上诉到法院,纠纷或案件可能并没有终结。但经过法院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是具有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减少诉讼和司法成本,而且能够保障协议的有效执行,是运用法院机制对人民调解给予支持的重要保障性措施。但《人民调解法》第33条只是规定人民调解协议书“可以”申请法院确认,而不是“必须”申请法院确认。因此特建议将第33条中的“可以”改为“必须”,将双方当事人的选择权改为一种义务。

为减少和降低人民调解协议的反悔率,尽早尽快终结案件,因此特建议:制定《人民调解法实施办法》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对已经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双方都必须申请法院确认,申请司法确认的费用可以免费。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3月21日通过的《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第31规定:“人民法院办理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不收取费用。”

申请司法确认作为人民调解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但不是所有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都能获得法院的司法确认,而必须根据调解协议书的合法程度和专业质量,法院可以依法并有权决定是否给予人民调解协议书以司法确认。只有经过司法确认的人民调解协议书才具有法律强制力。

2.关于调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资待遇的建议

针对目前双调对接中心的调解员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因此特建议:双调对接中心的所有未曾做过法官的兼职调解员,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培训和考核取得上岗证书,以提高调解队伍的专业水准,可考虑制定调解员工资分级制度,将调解员分为资深调解员、一般调解员和助理调解员三类,制定各类调解员的岗位要求和工作职责。

同时鉴于双调中心的调解员工资待遇普遍较低的现状,因此也特建议提高现有诉调中心调解员的工资津贴标准,将工资与级别挂钩,同时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按照调解案件的数量和质量建立绩效奖励机制。

3.关于完善现有双调对接中心制度的建议

首先是各个区级法院必须高度重视双调对接中心的工作,在人员配置、办公场地和设备方面要给于应有的重视,同时要将各个区级法院的双调中心是否能够有效地正常运转,纳入到区级法院和同级司法局的工作考核当中。以使双调对接工作长效化和制度化。

4.在完善现有的诉调对接机制的前提下,完善多元调解机制,充分发挥多元调解机制在化解矛盾和纠纷中的作用,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除了要求人民调解协议书必须申请法院的司法确认外,鉴于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数量巨大,还特建议可以由立案庭或案件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根据案情程度依法决定,并征得案件双方当事人的书面签字同意,由法院委托所在地区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通过委托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直接由法院书面给予确认,并视同于法院调解的协议书,其协议书具有终结案件的法律效力;其三是应法院邀请的人民调解员参与庭中调解,其达成的调解协议书应该视为法院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和实施的强制力。

司法行政调解经验 篇4

一、突出重点,平安创建促和谐

1.是以和谐平安宣传为动力,营造浓厚的创建氛围。首先,认真开展了综治宣传月活动。在此次活动中,制定了《全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召开了全镇政法综治工作会议,表彰了2018年全镇综治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其次,积极制作各种宣传标语。在本镇政府大门口制作了一块大型约2㎡的宣传标语牌,书写了10多条永久宣传标语和两条长横幅宣传标语。制作了6期《政法园地》宣传专栏,散发了各类综治、法律、科普等宣传单2000多份。此外,还把和谐平安村、平安家庭、和谐平安单位创建标准张贴到各村、组、单位。

2.是以群防群治为基础,筑就治安人防网络。近年来,该镇就如何发挥人防网络的作用进行探讨和尝试,加强了各级治安防范力量。全镇现有治安巡防队员8名,治安信息员29名,综治特派员3名,以退休干部、党员、教师、为主的治安志愿者20名,以村营长为主的一批村级信息联络员6名,以中心治安户、民间纠纷调解员为重要力量的信息人员80名。以上组织的建立使全镇在人防方面形成了一种全天候的三级防范网络。

3.是以电子监控为关键,筑就治安技防网络。近年来,镇政府不断加大技防投入,花钱买平安。今年上半年,该镇又在xx停车处、镇政府大门口等处增加和维修7个电子监控探头,探头全部联网到综治维稳中心的监控室。监控室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以及时发现和打击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行为。为保证电子监控探头的实际效果,在探头附近安装了街道路灯56盏,方便值班人员夜晚进行实时监控。按照县综治办提出的“一万人以下5个,一万人以上三万以下6个,三万人以上8个”的安装标准”,镇政府决定在明年再增加2个探头,分别安装在政府大院和xx农贸市场,这些新安装的探头将与派出所进行联网。

二、抓住基本,排查矛盾除隐患

一是建立“三心合一”的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以乡镇综治维稳中心为依托,将群众诉求表达中心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中心纳入其中,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机制,统一调度”,落实好“六个有”,即有领导、有专人、有制度、有职责、有牌子、有经费,充分发挥综治维稳中心集中人力物力的优势,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二是不断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力度。对本镇内的突出的矛盾纠纷,采取定时、定人、定点、定责的办法,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坚持做到一周一排查,一月一大查,做到排查矛盾与排查治安隐患相结合,与调处相结合,与打击相结合。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组,组不漏户,户不漏人。特别是重点行业、重点部位、重点人员的排查,坚持排查不留死角,调处不留隐患。各级调处组织定期将辖区纠纷的种类、特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以及涉及到稳定工作等方面的信息及时反馈到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协调指挥中心。各级调处组织都按户建立矛盾纠纷档案,对排查发现的各类矛盾隐患,按性质和轻重缓急进行梳理分类,详细记入档案。

三是认真开展专项排查行动。自省市县布署“双排查”活动以来,镇综治委高度重视,把它作为综治工作的重头戏来抓。每月召开一次“双排查”工作形势分析会,听取各单位负责人和综治维稳信息联络员的工作汇报。针对排查出来的重点人、重点事、重点物集中加以调处。

三、探索新路,“三调联动”化纠纷

xx镇积极探索推行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相结合的“三调联动”工作新机制。

一是成立领导机构,完善组织网络。今年8月,成立了“三调联动”领导小组,镇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纪检书记担任副组长,派出所所长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以及各村调解委员会等21人组成。司法所所长为镇矛盾纠纷调解中的首席调解员,聘请2到3名老同志、老干部、老党员为义务调解员。在全镇各村建立调解委员会,设立矛盾纠纷调解室,挑选文化程度高、具有法律知识的村干部担任人民调解员,聘请了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热心人民调解工作的“三老”人员担任村、组义务调解员。

司法行政调解经验 篇5

(湘综治委〔2007〕7号)

各市州、县市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的时期,特别是跨地区、跨行业、跨单位、多主体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成因越来越复杂,调处难度越来越大,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单兵作战的局面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致使一些社会矛盾纠纷得不到及时有效化解。开展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以下简称“三调联动”)工作,有利于整合调解职能,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强化调解职能,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效率;有利于减少群众诉累,节约司法成本。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省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衔接联动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湖南”中的职能作用,使人民群众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行政执法和司法部门、人民调解组织推崇并综合运用三大调解手段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促进我省经济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开展“三调联动”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

(一)开展“三调联动”工作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湖南”、服务富民强省这个目标,以创新调解机制为动力,以健全调解制度为保证,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司法行政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新格局,逐步健全以人民调解为基础和依托,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既各自发挥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的调解工作体系,不断整合、强化调解职能,提高预防和调处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为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二)开展“三调联动”工作的目标任务。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又有机衔接、紧密配合,运行机制规范高效;调解人员运用法律、政策的能力和调解技能明显增强,调解质量和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各级各部门能够及时把矛盾纠纷消除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努力实现“四下降、三提高、两不出现、一个确保”,即: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信访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通过调解的社会矛盾纠纷不出现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出现民转刑命案,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二、开展“三调联动”工作的基本原则

(三)坚持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协调配合原则。坚持党委、政府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的领导优势和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能优势,积极组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以及人民调解委员会,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三调联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依照法律、法规和政策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合力。

(四)坚持依法调解与以德调解相结合的原则。要在查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在法律框架内开展调解工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背离国家法律、政策,无原则地调和,片面追求调解率。同时,在调解过程中,要教育引导当事人用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遵循公序良俗,自觉消

除隔阂,达成和解。

(五)坚持引导调解与当事人自愿调解相结合的原则。在调解工作中,一方面引导当事人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绝不能利用公共权力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

(六)坚持公正效率的原则。各级调解组织在调解工作中必须坚持公道中立、平等协商,注重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要严格调解工作纪律,完善工作制度和监督机制,确保调解结果公平、公正。要加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矛盾纠纷早发现、早调解,确保矛盾纠纷得到及时化解。

三、关于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衔接

(七)诉前告知人民调解。人民法院在立案接待时,向当事人宣传人民调解的优势、特点,告知诉讼风险,将一些未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双方当事人均在同一个辖区的民事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暂缓立案,告知当事人选择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应以人民调解委员会名义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调解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审查立案。对于不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予受理的民事纠纷,也应当及时将案件转移至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好调解息诉工作。诉前经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并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义务且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申请支付令条件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支付令。

(八)诉中委托人民调解。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对于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司法机关可以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对于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后庭审前,或审理中,将有可能通过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纠纷,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中止诉讼,出具委托人民调解书,将案件委托当事人所在地(所在单位)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诉,由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双方达不成协议,则恢复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审判。

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罪,并且对主要事实没有异议,被害人愿意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达成刑事和解的,在不损害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的前提下,司法机关可以出具委托人民调解书,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人民调解组织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将调解结果送达司法机关。经调解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批准逮捕,或者不起诉,或者起诉后从轻、减轻判处;如双方达不成协议,则依照刑事诉讼程序依法处理。诉中委托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调解达成协议,并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一方当事人到期不履行具有给付内容的义务,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九)吸收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人民法院可以选聘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调解。人民调解员要充分发挥扎根群众、熟悉社情民意的优势,积极协助人民法院提高诉讼调解效率。人民法院在执行工作中受阻,需要人民调解员协助的,人民调解员应积极支持配合。

五、关于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衔接

(十)公安机关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矛盾纠纷当事人寻求公安机关帮助解决纠纷的,接警人员经审查认为不够治安处罚或不属于治安调解范围的,应主动告知或建议当事人由其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民事损害赔偿事项,也可以告知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当事人接受建议的,公安机关接警人员应

与所在乡镇(街道)、村(居)或社区、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出具矛盾纠纷移交人民调解书,将纠纷交由乡镇(街道)、村(居)或社区、单位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十一)部分轻伤害治安案件可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轻伤害治安案件,应给予有关当事人相应处罚,但受害方表示愿意放弃追究对方当事人的治安处罚责任,且双方表示愿意接受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由公安派出所出具轻伤害治安案件委托人民调解书,委托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件,由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公安派出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监督人民调解协议的履行。履行完毕的人民调解协议书由公安派出所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各留档一份。

(十二)在公安派出所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在民间纠纷较多、群众习惯于求助公安机关的乡镇(街道)公安派出所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由乡镇、街道人民调解组织和公安派出所各派一名同志开展人民调解工作。公安机关接受人民群众报警后,将经审查不够治安处罚的民间纠纷,或治安纠纷中的民事事项出具矛盾纠纷移交人民调解书,移交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处理。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依照人民调解有关法律、法规主持调解,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报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盖章后生效。

(十三)对于复杂、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实行公安派出所和人民调解组织联合调解。发挥公安派出所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乡镇(街道)、村(居)、社区人民调解组织深入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共同调处复杂、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切实使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早化解、防激化。

(十四)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在县(市、区)、乡镇(街道)两个层次设立由党政领导挂帅、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参与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赋予调处中心四项权力,即对于矛盾纠纷调处的分流指派权、协调调度权、检查督办权和责任追究建议权。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所),由司法局(所)负责日常工作,对于本辖区内发生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矛盾纠纷由司法局(所)代表调处中心(调委会)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参与调处。调处成功后,根据纠纷性质,由当地人民政府制作行政调解协议书或人民调解委员会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并依法履行。

六、进一步建立健全领导和保障机制,确保“三调联动”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十五)切实加强对“三调联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协调指导。成立由省党政领导挂帅、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省“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司法厅,负责对全省“三调联动”工作进行协调、指导、督办、考评,并可就相关工作、相关人员提出奖惩建议。要将“三调联动”工作纳入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的重要内容,加大考评分值,推动全省“三调联动”工作的深入健康发展。各市(州)、县(市、区)、乡镇(街道)成立由党政领导担任组长、有关部门参加的“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或相应领导机构,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所),切实加强对“三调联动”工作的组织领导。同时指导和支持仲裁调解和律师调解工作。要将“三调联动”工作专项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特别是要认真解决基层调解组织、队伍、设施和待遇所需经费,确保“三调联动”工作正常开展。

(十六)进一步加强教育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员、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要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培训力度,增强人民调解员、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调解技能和工作水平。人民调解员应该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养,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工作,密切联系群众,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并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和政策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审判人员、检察人员、公安民警和司法助理员的教育、引导和培训工作,不断提高他们依法调处社会矛盾纠纷和民事案件的能力。同时,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建立人民调解指导员(联络员)制度,由人民法院选派经验丰富、业务水平高的审判人员担任辖区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员,定期深入对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了解情况,沟通信息,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指导解决。

(十七)建立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的机制。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及时审查、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人民调解协议要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关于“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规定,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同时,要建立人民调解协议书评阅制度,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定期派人对人民调解协议进行评阅,对不足之处及时指出,帮助人民调解组织不断提高人民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调解协议书的权威性与公信度。

(十八)建立信息通报和工作交流制度。各级司法机关、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调解组织要及时互相通报本单位发现、受理的矛盾纠纷情况及调解工作情况。对涉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调解或审理终结后,要将生效的法律文书通报调解该纠纷的人民调解组织和行政组织,并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对调解工作提出指导意见。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组织,要及时做好判后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确保维护稳定。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人员要定期交流调解经验,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湖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湖南省公安厅

湖南省司法厅

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司法解释 篇6

司法确认程序是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具有三大鲜明特点

第一,便民。《若干规定》在三个方面体现了便民的特点。一是当事人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司法确认的,可以就近申请确认。二是要求人民法院尽可能减少当事人往返法院的次数,在受理的时候,具备确认条件的,可当场作出确认决定。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的,如果条件成熟,法院应当立即予以审查确认。即使不能当即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法院也应尽量当即决定是否受理,尽量减少当事人往返法院的次数。三是不收取当事人费用。

第二,快捷。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案件时的审查期限不超过3天,受理后的审查期限也比较短。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确认工作,当事人应当积极配合人民法院,按照要求及时提交有关材料,如司法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三,严谨。首先,当事人要在申请书中承诺:申请人出于解决纠纷的目的自愿达成协议,没有恶意串通、规避法律的行为;如果因为该协议内容而给他人造成损害的,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其次,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面询问当事人。在审查之后,人民法院认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将不予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一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二是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三是侵害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四是损害社会公序良俗的;五是内容不明确,无法确认的;六是其他不能进行司法确认的情形。这些规定都有利于维护司法确认程序的严肃性。

司法确认属于特别程序

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属于特别程序。根据人民调解法的规定,《若干规定》对司法确认程序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管辖。为方便当事人就近、及时申请司法确认,《若干规定》明确司法确认案件由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或者它的派出法庭管辖。人民法院在正式立案前委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并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申请司法确认的,由委派的人民法院管辖。

关于申请司法确认应当准备的材料。当事人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司法确认申请书、调解协议和身份证明、资格证明,以及与调解协议相关的财产权利证明等证明材料,并提供双方当事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等联系方式。委托他人代为申请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者盖章的授权委托书。提交申请书、调解协议、提供申请人的送达地址、电话号码及其他联系方式可以方便人民法院与当事人、调解组织取得联系。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有利于法院

对调解协议的效力进行审查。

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受理。人民法院收到当事人司法确认申请,应当在三日内决定是否受理。人民法院决定受理的,应当编立“调确字”案号,并及时向当事人送达受理通知书。双方当事人同时到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可以当即受理并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

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可强制执行

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审查期限。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司法确认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因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在人民法院作出是否确认的决定前,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撤回司法确认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关于司法确认案件的审查方式。人民法院受理司法确认申请后,应当指定一名审判人员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通知双方当事人同时到场,当面询问当事人。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如实陈述申请确认的调解协议的有关情况,保证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合法。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时补充或者拒不接受询问的,可以按撤回司法确认申请处理。

关于确认决定的法律效果。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调解协议符合确认条件的,应当作出确认决定书。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反思 篇7

根据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的相关规定, 指在相关人民调解机构或组织的主持下, 民间纠纷双方根据各自要求达成调解协议后, 正式向当地人民法院提出司法确定的法律申请, 法院根据该申请的实际情况及时启动司法审查流程, 依据人民调解相关原则对协议内容进行详细的审查, 一旦能够与相关确认条件相符合, 人民法院就可以参照具体法律条文来对调解协议加以固定, 并据此来赋予其在法律方面的强制执行能力[1]。

二、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反思

从社会司法实践情况来看,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程序来对调解协议进行固定和确认, 并制作出相应的司法确定书, 赋予确定书以法律强制执行能力, 这在实践应用试点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 从理论层面上讲, 这种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实际法律效力进行确认并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力的行为, 在正当性方面受到了我国法律研究学制的质疑[2]。例如一部分学者认为“司法确定机制的制度化发展趋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家司法权力的弱化以及司法诉讼能力的降低, ……”, 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相应的论述, 虽然在具体表述上可能存在相应的差异, 但是在本质上却都表现出了对司法确定制度的质疑:经过实施人民调解, 并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程序确定赋予其法律强制执行能力的正当性是什么?

首先, 能够参与到司法确定程序中的实质基础是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民法立法基本理念之一的“私权神圣与意思自治”具体体现在实体法中的处分原则方面。具体来说就是在不伤害他人、不违背法律也不损害国家公共利益的前提下, 纠纷当事人可以根据自身私人意思自治来对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行处分, 也就是说在发生民事纠纷后, 纠纷双方也可以根据自身私人意思自治来自愿选择纠纷的具体解决方式, 只要纠纷双方认为可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就可以自行选择诉讼或非诉讼方式进行纠纷处理, 国家相关部门也应该尊重其所选择的纠纷方式并提供法律方面的支持。世界主要国家或相关地区都已经着手建立多元化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和相关管理机制, 美国、日本等国已经建立起在司法机关附设的纠纷调解制度, 表现了对上述认知的实践。可以看出, 如果说国家司法机关法院判决正当性所具备的实质基础要件是各类纠纷的判决在保持客观、公正、独立的法院法庭上经过以辩论主义为支撑的司法对抗过程而做出的科学判断, 那么, 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实质基础要件就是民事调解过程的自愿性和合法性, 调解结果是在纠纷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支持下达成的。因此可以说, 只要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意愿相符合, 并且在协议内容上没有与国家法律、公共利益或行政法规相违背的地方, 就是正当合法的。

其次, 程序的正当性是赋予司法确定书法律强制执行能力的程序要求。我国政府法律体系在法律执行力方面较为完善的表述为:法律执行力具体指为了实现裁判行为中所要求的给付内容而能够利用强制能力执行程序的一种裁判属性。由此可见, 终局裁判必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执行力, 并且这种强制执行力是为了实现这一终局裁判所确立的具体权利与义务而存在的。同时, 由于终局裁判的相关文书具备法律层面上的执行力, 所以能够将书面范围内的权利真实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权利。因此, 可以认为执行力的正当性主要来源于相关终局裁判本身行为的正当性, 两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法律执行力作为终局裁判的基本属性之一, 其自身正当性以裁判的正当性为依托, 并且以程序正当性作为裁判行为的本质属性。所以, 一般法律文书的制定程序正当性的实现是其能够获取相应法律执行能力的前提条件。在我国社会司法实践中, 从司法确定制度的试点实行以来, 在程序方面以《衔接意见》为依据保证运行顺畅, 基本上已经能够满足程序正当性原理的相关要求,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定程序来赋予确定书法律执行能力也就随之具备了相应的正当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 通过人民调解司法确定程序赋予司法确定书法律执行能力的正当性, 其实质基础要件是人民调解协议内容的合法性, 而形式要件则是在赋予确定书执行力的过程中采用了正当的程序。所以面对中国社会现实, 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建立司法确定制度,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参考文献

[1]邓春梅.人民调解司法确定制度的正当性反思[J].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4, 38 (6) :34-38.

[2]刘雪云.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定制度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北京市行政调解办法》解读 篇8

行政调解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机制”的要求。加强行政调解工作对于构建服务型政府、减轻司法压力、缓解社会矛盾有着重要意义。当前,随着首都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行政调解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需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化解行政争议和民事纠纷中的重要作用。

2015年9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调解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开始实施。《办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行政机关调解行为,增强行政机关的自我约束,杜绝调解的随意性。《办法》完善了行政调解制度,科学界定了行政调解范围,规范了调解程序,同时提出了“健全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的衔接机制”的要求,为及时、有效化解争议纠纷指明了方向,为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新的相对独立的纠纷解决机制。

二、立法依据

《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等。

三、主要内容

《办法》规定了两大类行政调解内容:

(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由行政机关调解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纠纷(以下简称“民事纠纷”);

(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关于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产生的争议(以下简称“行政争议”)。

四、行政争议调解的原则

(一)行政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公平公正、注重效果的原则;

(二)行政机关开展行政调解,应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以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三)行政机关调解民事纠纷,应当保持客观中立,不得偏袒、包庇一方当事人;

(四)行政机关调解行政争议,不得影响依法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不得以行政调解代替行政执法。

五、民事纠纷调解

(一)行政机关可以调解的民事纠纷范围

基于民事纠纷的自治原则,行政机关一般不介入 ,《办法》将民事纠纷限定在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范围,未作扩大和突破。

1.可以进行治安调解的民间纠纷;

2.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

3.合同纠纷;

4.医疗事故赔偿纠纷;

5.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产品质量纠纷;

6.土地承包经营纠纷;

7.侵犯商标专用权、专利权等知识产权的赔偿纠纷;

8.环境污染赔偿纠纷;

9.电力纠纷、水事纠纷;

10.其他依法可以调解的民事纠纷。

(二)行政机关调解民事纠纷程序

《办法》规定了民事纠纷调解主体、调解启动、告知、回避、第三人参加调解、期限、调解协议书的效力以及简易程序(当场调解)等内容 。

当事人可以申请行政机关调解民事纠纷,对属于行政调解范围的民事纠纷,行政机关也可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启动调解。

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机关应当制作调解协议书(应由当事人签名、盖章,加盖行政机关印章)。当事人认为无需制作调解协议书的,可以采取口头协议方式,行政调解人员应当记录协议内容,双方当事人签名、盖章。对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公证机关公证,或者申请人民法院确认效力。

行政机关调解民事纠纷,应当自行政机关受理之日或者双方当事人同意调解之日起30日内结束;情况复杂或者有其他特殊情形的,经当事人同意,可以适当延长。

行政机关认为当事人双方意愿差距较大、不具备达成协议的条件的,可以终止调解。

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对调解程序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不适用本《办法》。

六、行政争议调解

(一)行政争议调解范围

《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关于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产生的争议进行调解。

《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规定行政赔偿、补偿争议和行政自由裁量权争议在行政诉讼、复议程序中可以由法院、复议机关调解,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与当事人在法院、复议机关作出判决或者复议决定前自行“案前和解”的做法。

(二)行政争议调解主体

行政争议的调解主体不同于通常理解的中立第三方,而是由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自己调解,产生行政争议的行政行为的承办人不得作为该争议的调解人员。

(三)启动方式

对于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诉讼的行政赔偿、补偿或自由裁量权争议,行政机关可以在复议机关或法院的指导下主动进行调解。

(四)调解结果

调解达成协议,经调解当事人认可原行政行为的,或者行政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当事人撤回复议申请或起诉。

调解无法达成协议或当事人要求终止的,行政机关应终止调解。行政争议调解期限为15个工作日。

七、行政调解的机构和经费

《办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确定专门机构,统筹本机关的行政调解工作,并指导本机关具体承担行政调解工作的机构,开展行政调解。

行政机关可以根据工作需要,聘请行政调解辅助人员,保证行政调解工作正常开展;行政调解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行政机关预算,由本级财政予以保障。

八、相关配套制度情况

1.北京市行政调解工作信息报送规定

2.北京市重大行政调解案件备案办法

nlc202309020313

3.北京市行政调解案件统计工作规定

4.北京市行政调解案件立卷归档工作指引

5.北京市行政调解工作考核办法

6.北京市行政调解工作信息报送规定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职责及工作开展情况

一、法定调解职责

(一)供热纠纷调解

法律依据:《北京市供热采暖管理办法》(市政府第216号令)第十四条第二款:“发生供热纠纷的,可以由市政管理行政部门或者相关部门协调解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依法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二)井盖损害赔偿纠纷调解

法律依据:《北京市地下设施检查井井盖管理规定》 (1990年8月27日市政府第28号令发布,2007年11月23日市政府第200号令修订)第十一条第三款:“赔偿或者追偿发生纠纷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申请市政管理行政部门调解;当事人对调解结果不服的,可向人民法院起诉。”

二、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现行调解制度

为落实北京市政府关于开展行政调解工作的相关要求,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重要作用,规范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行政调解工作,2011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印发了《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开展行政调解工作意见的通知》(京政容函〔2011〕963号),发布了《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行政调解工作暂行规定》等规定及相关文书。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调解制度与《北京市行政调解办法》相比,适用范围不限于行政赔偿、补偿和行政自由裁量权:

第一,行政复议申请人向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

第二,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履行职责中发生的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纠纷案件;

第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管理职责有直接关联的民事纠纷案件;

第四,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调解的其他涉及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管理职责的行政争议案件。

三、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行政调解工作开展情况

2011年-2013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运用行政调解等手段,成功化解了10起矛盾纠纷。

成功调解供热纠纷5起:

2011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成功调解了北京市虎城小区供热服务中心与北京市运安供暖服务公司;北京房地集团有限公司、丰台供暖所供热收费纠纷;中国制浆造纸研究院与北京市热力集团供用热合同纠纷。

2013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成功调解了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地区供热保障纠纷;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邮局仓库热交换站供热保障纠纷;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5号院3号楼供热保障纠纷。

2011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成功调解了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纠纷1起;行政复议案件调解结案4起。

2012年,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受理了4起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案件,经调解,4起案件均以申请人撤回申请、终止审理结案。分别是:

刘某不服北京市丰台区市政市容委《政府信息不存在告知书》申请行政复议案3起;吴某不服北京市朝阳区市政市容委《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申请行政复议案。

(执笔人:傅增强)

(责任编辑:李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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