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精选8篇）
摘要：合同欺诈与合同诈骗二者非常相似，有时很难判断。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指明二者不同的认定要素和发生的法律后果。
关键词：合同欺诈；合同诈骗；认定要素；法律后果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新的合同纠纷不断出现，而合同诈骗罪也是以合同形式出现的。二者相似性以及法律后果不同，给司法机关认定行为性质带来了很大难度，本文结合理论和实践对二者进行了明确区分。
合同 ,又称契约 ,是指当事人之间立、变更、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达成协议并建立了合同关系 ,标志着合同成立 ,但合同成立不等于合同生效。欺诈 ,意思指当事人一方故意编造虚假情况或者隐瞒真实情况 ,使对方陷入错误而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
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二重性，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表面上是合法的 ,行为人通过订立、成立、履行合同行为 ,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 另一方面 ,行为人的行为本质是非法的 ,行为人的行为破坏了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使相对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
合同欺诈行为作为一种民事行为 ,其构成要件有四点：⑴ 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之情况有三：一是捏造虚伪事实；二是隐匿真实事实；三是歪曲真实事实。⑵ 欺诈人必须有欺诈的故意。⑶ 须表意人因相对人的欺诈而陷于错误。⑷ 须对方因陷于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①“合同欺诈行为具有以下特点：第一 ,隐蔽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相对于如标的、标准、能、合同主体等合同的主要信息 ,行为人是清楚的,在明处合同相对人则是不清楚的,在暗处。真实信息的隐蔽性 ,造成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地位不平等 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合同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 ,直到欺诈行为败露。这种对信息掌握的不平等导致的地位不平等 ,并不是因为相对人认识能力的局限 ,而是因为行为人的恶意而为。①苏辉，试论合同欺诈[J].宿州师专学报，2002，（9）。
第二 ,干扰性。合同欺诈行为人的欺诈行为 ,把要约或承诺的错误条件反映到相对人大脑中 ,使相对人在规避合同风险和实现预期利益的决策中作出与自己本来意愿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决策 —错误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的“意思 自治”由于行为人的干扰而成为“意思他治”。第三 ,破坏性。I破坏了合同当事人的地位平等 ,由于其隐蔽性 ,使合同欺诈行为人处于优势、强势 ,使相对人处于劣势、弱势。II破坏了等价交换的原则。任何当事人从事交易活动,都要遵循等价交易法则 ,不得尔度我诈 ,强取豪夺III破坏了交易的自愿性。通过欺诈等方式使对方作出与其真实意思不相符合的意思表示IV破坏了社会信用。欺诈行为败露后 ,人们将对正在或即将作出的交易行为时时处于怀疑、恐惧之中。第四 ,非法性 欺诈行为都危害了社会济秩序 ,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上属于应受禁止的非法行为。”
关于合同欺诈行为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一般认为合同欺诈行为损害了私人利益 ,可以撤销 ,表明损害私人利益的合同欺诈行为并不必然无效 ,即并不是必然不受法律保护。如果被损害人放弃撤销权 ,则法律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如果被害人主张撤销权 ,则法律不保护合同欺诈行为 ,被撤销的合同则无效。我国《刑法 》第224条规定：合同诈骗罪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行为。它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 ,应受到刑法惩罚。
①“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看，只是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客观行为表现形式，要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还必须以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为基本出发点，结合行为人的履约能力、对取得财物的处置情况、事后态度等方面综合认定。在具体认定要素上，主要应审查：主体资格是否真实。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即以虚假面目出现，显然可说明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之存在。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具备履约能力是合同得以适当或完全履行的基础，如果明知没有履约能力或只有部分履约能力，却与他人签订远超过自己履约能力的①刘恒然，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要素[J].江苏法制报，2008，（12）。
合同，骗取对方财物，应视为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即着眼于行为人有无履行能力还不足以证实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还要看行为人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如何。尽管有履约能力，但无实际行动或履行小部分义务，目的是套取更大的回报，行为实质上属非履约行为，充满欺骗性，则足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的存在。行为人没有履约的原因。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并无欺骗手段，签订合同后也积极履行合同，但因决策失误等正常商业风险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最终无法履行合同，并给对方造成损失，因行为人主观上无非法占有之目的，故不能成立诈骗犯罪，仅成就民事上的违约事由；相反，若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或履行合同中存在“借鸡生蛋”，赚了就还，亏了就不还的心理，且履约过程中确实不尽力，并最终导致他人财产损失的，应以诈骗罪认处。行为人对财物的主要处置方式。目前的做法是，如果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不是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处置而是隐匿或是任意处置，主要表现在用于偿还债务、挥霍、用于非法活动、非经营性支出等或携款潜逃，就应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反之，无论行为人签约时对于到手的款项心理态度如何，不管是依约还是挪作他用，只要是用于正常经营，因商业风险而导致最终损失的，则不认定为诈骗犯罪。”
① “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与合同诈骗的联系与区别：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有许多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两者得以发生的基础相同。无论是合同诈骗犯罪还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既可以发生在合同的签订过程中，也可以发生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
第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都是故意。既具有欺骗对方，使对方的认识陷人错误，从而违背其真实意思而与之签订合同或履行合同，以谋取一定的非法利益。而且，这种故意都是直接故意。
第三，客观上都具有欺骗对方当事人的行为。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①周韵，论合同民事欺诈与合同诈骗犯罪的界限[J].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3）。
都带有“诈”字，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或是利用对方的错误或进一步加深对方的错误等等作为及不作为，都是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的共同手段。
第四，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都主要是发生于经济交往过程中，且都是以合同的面目出现。这些合同从表面上看，条款是规范的，内容和形式也是合法的，合同的虚假性不易被识破。
第五，受欺诈人与对方签订或履行合同，表面上看也都是自愿、真实的，实质上这种意思表示都是有瑕疵的，并且都与欺诈行为有因果关系。
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纠纷，尽管存在上述相同之处，但在法律性质上存在重大差异，两者之间主要有以下区别：
第一，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虽然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在主观上都存在着直接故意，但故意的内容和目的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主观上并没有履行合同的目的，而仅仅是利用合同这一合法的形式;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谋取不当或不法的利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尤为重要的是，行为人所谋求的不当或不法利益，恰恰是意图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实现的。这一点是区分两者的关键。
第二，客观上有无基本履约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犯罪行为的目的由于是为了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因而在客观上没有基本的履约行为。犯罪行为人或者是签定虚假的合同，或者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千方百计地创造借口逃避履行合同义务。在有些情况下，行为人即使也有少量地履行合同的行为，但这仅仅只是一种假象，其实质在于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合同规定的大部分义务，他是不会履行的。这种情况即所谓的“钩鱼合同”。但是对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而言，由于非法利益的获得正是通过合同的履行而得以实现的，因此行为人客观上必然会有合同履行的行为。
第三，法律上对于欺骗行为有无财产数额的要求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财产型犯罪，对于财产犯罪刑法上一般要求数额较大，这是区分罪与非罪的标准之一。因此，利用合同诈骗犯罪，合同标的数额应当符合刑法关于“数额较大”的要求。但是合同民事欺诈纠纷中，欺诈行为的构成不以受欺诈方有财产损失为
必要条件，因而合同标的数额的大小，并不影响合同民事欺诈的成立。
第四，行为性质不同。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民事欺诈虽然都是一种欺骗行为，但性质上截然不同。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尽管表面上也存在合同且合同的订立程序也相当完备，但由于行为人只是想利用合同来达到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因而该类行为的性质已经超出了民法及合同法等私法的调整范围，是一种严重违反公法的行为。这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合同诈骗行为，根据其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和轻重，可以向利用合同进行治安诈骗的行为转化，但无论如何决不可能横跨公法、私法的二大领域而转化为合同民事欺诈。换言之，合同诈骗犯罪与合同民事欺诈不可能亦此亦彼，存在重合的情形。因为合同民事欺诈虽有欺骗，却是在履行前提下的欺骗，它作为一种意思表示有瑕疵的私法行为，历来就属于私法的范畴。正是因为这种性质上的差别，合同民事欺诈属于经济纠纷，而合同刑事诈骗则是经济犯罪的一种。
第五，行为的完成形态不同。合同诈骗犯罪是一种结果犯，在行为的完成形态上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因此，凡发生了法定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即构成犯罪既遂。相反，如果行为人已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而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发生法定的社会危害结果，则应认定为犯罪未遂。合同诈骗犯罪虽未造成合同相对人的实际损害，但这种行为有其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而行为人仍应承担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指出:“已经着手实施诈骗犯罪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但是在合同民事欺诈中，如前所述，该行为要么成立，要么不成立，不存在行为完成形态上的既遂与未遂。
我们从一则案例来看看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在实践中存在的认识差异。如:2000年11月, 被告人秦卫石化名为泰兴石, 为牟取非法利益, 以虚构的“韩丽装饰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上海舟士塑料厂以明显高于市场价的价格订购塑料窗帘配件。双方对货物名称、规格、数量、价格、交货日期等事项达成口头协议, 并约定了付款期限。2011年1月3日, 被告人秦卫石从该厂提取价值人民币52500元的塑料窗帘配件15000套, 将货物用于抵债后逃逸。检察院以被告人秦卫石犯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秦卫石对起诉指控的事实与定性均无异议。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秦卫石虽未与被害单位签订书面合同, 但就货物的名称, 数量, 价金等均已达成协议, 其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应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 但罪名不当, 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秦卫石有期徒刑三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一审判决后, 检察院提出抗诉, 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秦卫石犯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 但定性不当, 建议改判, 在客观上仅限于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的行为。从立法者使用“签订”一词的本意来看,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应理解为书面合同。设立合同诈骗罪的立法本意应当指的是利用书面合同实施诈骗。被告人秦卫石骗取被害单位财务的方法是利用双方口头达成的协议, 未以任何书面形式签订合同, 故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利用签订书面合同的方式进行诈骗的构成要件, 其行为应当构成诈骗罪。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秦卫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冒用他人名义以订立口头合同的方法骗取他人财务, 数额巨大, 其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原判决并无不当且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 维持原判。
通过上述案例可见, 在司法实践中, 对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还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有的学者认为,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仅为书面形式, 因为将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为书面形式, 既不与司法实践脱节, 也考虑到了合同法律的变化情况 (如扩大合同主体, 扩大合同书面形式等) , 避免了法律适用的混乱, 同时从证据的客观性要求来说, 口头合同也不应成为合同诈骗中的“合同”。而有的学者则认为, 随着合同法的颁布实施, 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已经由原来单一的书面形式转变成灵活多样的书面, 口头等形式。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合同作为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 也是客观存在之物, 是可为其他事物所证实并为人所认识的, 只要能通过其他证据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即可认定行为人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即口头合同亦可成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理由如下:
1、从立法上看, 刑事法律对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并未予以说明或限定。
因此, 界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应当以相关合同制度的立法为基础。1981年的我国的《经济合同法》是以书面合同为合同要件, 不承认口头合同, 而在执行1997年修订刑法时, 也是以当时《经济合同法》为基础, 亦认为合同诈骗一般以书面合同为原则;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年正式颁行后, 规定合同的形式不仅包括书面形式, 还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 口头合同明确成了经济合同的形式之一, 因此, 在刑事法律就合同诈骗中合同形式未作特别限定的情况下, 《刑法》对于合同诈骗的所有条款所涉及的合同概念自然也该随之变化。
2、合同诈骗罪和普通诈骗罪有各自的调整对象。
合同诈骗罪的危害本质在于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合同范围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内, 这是成立合同诈骗罪和合同的基本特性。而合同是书面、口头亦或其他形式, 只不过是从合同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对合同的评价, 不影响对合同内容和性质的判断。如果合同不具有上述特征, 则不论其是何种表现形式, 利用该合同诈骗都不构成合同诈骗罪;而如果合同具有上述特征, 则也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如何, 利用该合同进行诈骗即可构成合同诈骗罪, 由此, 将口头合同乃至其他非书面形式的合同归于合同诈骗罪中, 不会导致特别法条 (合同诈骗罪条款) 架空普通法条 (诈骗罪条款) 的现象, 他们仍然有各自调整的对象。
3、举证困难不能否认口头合同作为合同诈骗罪的存在形式。
在司法实践中, 由于口头合同等非书面形式的合同缺乏合同内容的客观记载, 故认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同关系, 合同内容举证上存在一定的困难, 但不能以此为由认为非书面形式的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因为, 犯罪是客观存在的, 并不以人的主观认识为转移。现实中, 往往由于非书面合同没有文字记载, 而更多为诈骗者行骗时所利用, 若将其排除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无疑极大地缩小了该罪名适用范围, 甚至放纵犯罪。如, 甲公司为解决资不抵债的困境, 公司决策机构经讨论, 准备骗取一直有合同关系的乙公司的财产, 于是甲公司领导层便邀请乙公司领导层, 在宴会上甲公司提出向乙公司购买煤炭100吨 (价值20万余元) 并表示到货后十日内付清货款, 双方就煤炭的质量, 价格等协商一致, 因两公司之间一直有业务往来, 没有签订书面合同。次日, 乙公司按两公司之间的口头约定送100吨货运至甲公司, 甲公司收货后随即低价出售并将货款用于归还债务。如果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形式之外, 因诈骗罪并没有单位犯罪主体, 故就无法追究甲公司的刑事责任, 明显放纵了犯罪。笔者认为, 只要能证明当事人之间存在以非书面合同形式表现的合同关系及合同的内容, 且诈骗事实成立, 则既可认定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4、刑法条文的表述也无法否认口头合同成为合同诈骗的表现形式。
1997年刑法在合同诈骗罪中运用“签订”一词, 一般人认为签订应当也只能指书面合同, 而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上面笔者也已经提及, 这是基于当时的合同制度所形成的对合同形式认识上的局限性, 随着合同制度在合同诈骗罪之外, 则会使得合同诈骗罪独立成罪的意义。因此, 在立法背景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对刑法条文的理解不能拘泥于其字面含义, 不应将刑法224条规定的“签订”一词仅仅理解为书面合同。
5、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会给司法实践带来冲突。
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之外, 对于行为人分别利用书面合同、口头合同或者其他书面形式进行诈骗的案件, 则无法正确定罪处罚。如,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于2006年6月份, 假借海安县曲塘镇和纺织日用品有限公司的名义, 与被害人袁宏书面签订煤炭购销合同一份, 骗得被害人袁宏187吨, 价值人民币99110元。收货后,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又电话告知被害人袁宏, 提出按原协商再购买100吨, 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将287吨煤炭销给他人, 所获赃款被二人瓜分。如果口头合同不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形式, 则该案即应认定被告人姜后明, 宋开明的行为分别构成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两罪, 应实行数罪并罚, 对于在一个犯意下所进行一个持续犯罪行为用两个罪名来调整显属不当, 违背了刑法数罪并罚的本意。
所谓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所谓合同纠纷，是指因合同的生效、解释、履行、变更、终止等行为而引起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所有争议，合同纠纷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争议主体对于导致合同法律关系产生、变更与消灭的法律事实以及法律关系的内容有着不同的观点与看法。
关于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骗取财物的，应认定诈骗罪还是按经济合同纠纷处理的问题：①个人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或者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能力或者担保，虽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②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履行合同能力，而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同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给对方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的，应当按照诈骗罪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负责人员的刑事责任。③国营单位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有部分履行合同能力，但其主管人员或者直接负责人员用夸大履约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然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照经济合同纠纷处理。
二、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异同
1.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相同点
从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民事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上看，有很多相同点：主观方面都具有欺诈的故意；客观方面都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实施了欺诈行为；两者行为发生时间都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
2.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不通电
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区别二者的关键。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是利用签订合同的方法来实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合同纠纷中行为人是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采取签订合同方式来确立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即使实施了一定的欺诈手段，但其目的在于使交易成功，获取合同上的利益。因此，要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要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把握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特征，结合案件中的各种事实来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客观是否实施欺诈行为。合同纠纷中也可以是实施了一定的欺诈手段，但其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其主观目的旨在侵犯合同对方当事人对财物的民法意义上的占有权，然后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用以生产经营并借以创造履行合同的条件。合同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是行为人意图永久排除对方当事人对财产的所有权，而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产。但两者都采取了欺诈的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之时骗取合同对方当事人信任，从而让对方“自愿”将财物交付于他。所以客观是否实施欺诈行为只是判断主观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前提，该要素是原则而非唯一判断依据。（2）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以及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行为人签订、履行合同的物质基础以及条件，若行为人自身本就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或者将其合同履行能力有意地夸大，以此来制造表面上的假象，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使其产生错误的认识而与行为人签订了合同，行为人在合同签订后，对创造条件履行合同避免对方当事人损失持消极态度，原则上应当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具备以下几点事实，即使无履行合同能力也不能推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应当认定为合同纠纷：①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虽然不具备合同履行能力，但事后努力，具备了合同履行能力，兼有积极履约的行为，则最终合同是否得以履行，均只能认定为合同纠纷。②行为人有部分合同履行能力或者担保，虽经过努力，由于客观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也只能认定为合同纠纷。（3）行为人如何处理所获得的定金、预付款和货物、货款等财物。一般情况下，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取得财物后，将会把其投入合法经营活动中，为在合同期限内履行自己义务作努力。而合同诈骗的行为人，一旦获得财物后会将其全部或者大部分挥霍，或者从事非法活动、携款逃匿、隐匿对方当事人交付的财物拒不返还。（4）行为人事后的态度。行为人违约后的态度，也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诈骗故意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的重要标准。
三、主观表现形式是区分二者的重要因素
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一种主观心理态度”。明知自己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希望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是直接犯罪故意；明知会发生危害结果并且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则是间接犯罪故意。合同诈骗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犯罪故意构成，这与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的故意形式不同，后者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四、客观表现不同是甄别二者的重要内容
两者在客观上表现为以下几点不同：①履行合同的行为不同。合同诈骗罪行为人是基于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前提，客观上不具备基本的履约行为，即使某些情况下，行为人履行了部分合同义务，但也只是“放长线，钓大鱼”，以一种履约假象骗取对方当事人的信任而继续交付财物。合同纠纷中的民事欺诈行为本身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在条件允许并无其他客观影响的情况下，便会积极的履行合同。②客观方面法律上要求的数额不同。合同诈骗罪是财产型犯罪，只有在客观上诈骗对方当事人金额达到法定的“数额较大”时候，才能构成犯罪。相反，合同纠纷中实施了欺诈行为因为不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数额多少并不影响其合同欺诈行为的构成。
五、行为的完成形态不同
1996 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6款规定：“已经着手实施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之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合同诈骗罪属于结果犯，其行为也分为既遂与未遂。依据犯罪形态论，对于结果犯，凡是已经造成了法定危害结果的行为构成犯罪既遂；若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犯罪行为，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致法定危害结果未能发生的则是犯罪未遂。相反，合同纠纷中民事欺诈行为并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问题。
六、法律后果不同
核心内容：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之间的区别在于罪与非罪的问题，由于合同诈骗和合同纠纷两者在外在形式上有着相同之处，其表现都有合同的存在，但两者的内在表现是不同的，主要是主观表现形式不同、客观构成不同和履行合同的态度的不同，下面由法律快车小编为您简单介绍两者的区别。
1、主观表现形式不同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二条规定，合同诈骗罪的构成关键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合同纠纷中，是没有这一要件的，合同诈骗的最后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占有后的财产转为他用或者自己挥霍，其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思。合同纠纷中的当事人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而是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只是在履行合同义务的过程中，由于外在的因素致使合同无法正常履行，比如资金周转困难，购买的材料不能及时到位等等，客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所以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二者在主观方面的主要区别。
2、客观构成不同
合同诈骗罪在客观表现方面，是以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为要件，如冒用他人身份、伪造变造票据，开设空壳公司等等。在签订合同时，合同上所列的设备条件等，行为人是根本没有的，这些只是欺骗当事人的，为的是让对方在合同上签字。在合同纠纷中，行为人不必冒用他人的身份或条件来欺骗对方，可能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行为人会夸大自己的能力或条件，虽然也有欺诈的行为，但较合同诈骗轻微的多。例如：某煤炭贸易公司在没有落实上游资源的情况下，为了营利即与人订立了煤炭买卖合同，在收到预付款之后，多方查找上游资源，仍未落实，但表示愿意偿还货款，并承担违约责任。此案中，行为人虽在不具备履行合同的条件下与他人签订了煤炭买卖合同，但从整个过程来看，主观上并没有诈骗的目的，因此，不能认定为诈骗，而应当按合同纠纷处理。
3、履行合同的态度不同
合同诈骗中，行为人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因为其根本不具备履行能力，只是单一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旦非法占有了他人财产，便会销声匿迹或者以任何理由推脱不履行合同，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更不会归还财产或赔偿对方那个损失。合同纠纷当事人一般都会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职责，并且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履行诚意和积极性，一旦给对方造成损失，当事人会愿意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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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合同诈骗罪的有效举措
在打击及惩治合同诈骗犯罪的同时，及时预防此类案件的发生就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企业和个人一旦在此类案件中遭受损失，其后果是难以挽回的，只有提高防范意识，从根本上加强对类案件的预防，才能减少案件的发生，当事人才能尽量的减少损失。
(一)在合同签订过程中认真调查对方有无履行合同的能力。
在实施合同诈骗的时，行为人会给当事人提供相关的资料，如公司的营业情况，设备、技术等条件，当然这些都是虚假的，如何判定这些资料的真伪，不能只凭对方的片面之词，应该就对方的所提供的一些情况向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如通过工商部门、银行或者委托律师对对方的主体资格、企业信誉、注册资金、隶属关系、经营状况、设备条件、技术状况、履约能力等情况进行调查，还要对对方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认真进行核对，防止对方利用假单位、假身份、假证件、假货源来进行诈骗。
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还要注意认真的审查合同的条款，看是否与协商的一致，是否存在霸王条款，是否存在损害自身利益的条款，如有发现应及时要求对方更改或重新订立合同，条款不明的合同不能签。
(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防范意识
与企业有关的合同诈骗案件一般包括三个方面：一方面，企业内部人员与外人勾结，共同欺诈企业的财产。由于利益的诱惑，企业的一些员工会利用职务的便利，在对外签订合同中多报或虚报金额，隐瞒真实情况，非法骗取企业的资产。因此，要加强业务素质的培训和增强法制观念，不能为一己之利损害公司企业的利益。另一方面，员工的业务知识欠缺，在与对方签订合同时，不能发现合同中存在的漏洞，给企业造成损失。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抓住对方业务知识欠缺的弱点，采用以次充好、以假代真，或者玩 有法律问题，上法律快车http:///
弄数字游戏、有歧义的文字等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从而使自己的非法占有的意图得逞。还有，企业的内部管理存在漏洞，行为人在与企业的合作过程中逐渐熟悉和了解了这些漏洞，加以利用进行诈骗。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完善管理制度，对合同签订严格把关，培养员工的职业素质和防范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的防止合同诈骗案件的发生。
【题目】
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合同诈骗案
【颁布单位】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
【案情】
被告人：廖升旗，又名廖发生，男，３３岁，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农民，住常宁市三角塘镇塘冲村第四村民小组。
被告人：陈年徕，男，４０岁，汉族，湖南省常宁市人，农民，住常宁市罗桥镇南坪村第上村民小组。
被告人：刘光波，又名刘治业、刘先富，男，４１岁，汉族，湖南省郴州市人，无业，住郴州市许家洞火车站河西村１栋１楼１号。
１９９８年４月，许前发（在逃）在常宁市良知招待所遇到被告人刘光波，以有钨砂出卖为由要求刘光波介绍他人前来购买。刘光波表示同意，并与郴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公司业务员周建徕联系，周建徕又告知郴州市冶金公司经理李水清到常宁购买钨砂，李水清表示同意。１９９８年５月初，许前发找到被告人廖升旗，廖升旗又找来被告人陈年徕，三人商量共同做钨砂诈骗生意。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郴州市冶金公司经理李水清派公司业务员欧阳谍跟周建徕到常宁看货取样。许前发与被告人陈年徕即将欧阳谍、周建徕带到常宁市白沙镇个体户张仁成的磁选厂，许前发对张仁成谎称要购买该厂钨砂，并要求先取样化验，张仁成表示同意，许前发就要欧阳谍在该厂提取少量钨砂作样品带回郴州检测。同年５月２１日，样品经郴州市冶金公司中心化验室检测，含钨量达７０．３％。李水清见钨砂纯度高，即决定购买，５月１５日又安排业务员欧阳谍、肖富烈携带２００００元定金到常宁市与许前发和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签订钨砂购销合同，即日上午廖升旗冒充常宁市荫田磁选厂的代表并化名廖发生与郴州市冶金公司业务员欧阳谍在常宁市红双喜宾馆３０６房间洽淡合同签订事宜，并收取郴州市冶金公司预付的２００００元定金。被告人廖升旗、刘光波、陈年徕及许前发即将此款私分。被告人陈年徕从廖升旗处领取现金４６００元，被告人刘光波和许前发共同从廖升旗处领取现金９３００元。其余款由廖升旗占有。合同签订后，许前发与被告人廖升旗等人将欧阳谍、肖富烈、刘光波安排住宿在常宁市红双喜宾馆。许前发找来本市罗桥供销社退休职工蔡贤臣（在逃）买钛铁冒充钨砂。５月１７日，蔡贤臣带被告人陈年徕及许前发到耒阳市灶市村第四村民小组姚国玉家购买钛铁。到姚国玉家后，陈年徕于当日去广东。许前发以每吨１００元的价格从姚国玉处购买了钛铁２０吨，并于当晚将钛铁运回常宁市贮放在荫田工商所一空屋内。５月１８日上午，许前发等人告诉郴州市冶金公司的业务员货已准备好，要求其带款来常宁市荫田镇提货。１８日下午，被告人陈年徕从广东回到常宁。５月１９日下午，许前发、蔡贤臣与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及郴州市冶金公司的业务员和周建徕一同租乘朱晓红的车到常宁市荫田镇。下午，郴州市冶金公司负责人李水清带现金来常宁市荫田镇提货，为了掩盖以钛铁代替钨砂的真象，被告等人故意拖延时间到晚上才让李水清看货。当晚，李水清误将钛铁当成钨砂购买，在付清货款１５万元人民币后，即将１９．６吨钛铁全部运回郴州。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同许前发、蔡贤臣及周建徕、朱晓红当晚又赶回常宁市宜阳镇，在达湘运旅社的住房内分赃。其中，被告人陈年徕分得３１０００元，被告人刘光波分得２８５００元，许前发分前３２０００元，蔡贤臣分得１５０００元，朱晓红分得３８００元，被告人廖升旗分得３２０００元，此前周建徕领走３０００元，余款４７００元共同挥霍。各人对所分赃款分别打了领条交给被告人廖升旗保管。李水清将钨砂运回郴州后，于５月２１日取样检测，其砂含钨量为０．２４％至０．３３％，方知货物是钛铁。李水清当即同欧阳谍赶到常宁寻找被告人，并向公安机关报案，１９９８年７、８月，三被告人被抓获归案。归案后，被告人陈年徕退缴赃款３５６００元，被告人刘光波退缴赃款３３０００元。
【审判】
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廖升旗、刘光波、陈年徕与在逃的许前发等人纠合一起，冒充常宁市荫田磁选厂的代表与郴州市冶金公司代表签订钨砂购销合同，并以钛铁假冒钨砂，将该公司预付的定金及货款共计１７万元人民币占为己有为理由，向常宁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廖升旗、刘光波、陈年徕犯有合同诈骗罪。在诉讼过程中，郴州市冶金公司要求常宁市人民法院判令各被告人退回全部被骗货款和赔偿精神等损失共２０万元人民币。被告人廖升旗以事前并不晓得做诈骗生意，写合同、分钱等都是按许前发的安排进行，所得赃款全部给了许前发，自己没有占有为自己辩解。其辩护人辩称，被告人廖升旗的所作所为均受许前发指使，系从犯；被告人陈年徕及其辩护人辩称，参与诈骗活动，是许前发威胁所致，是胁从犯；被告人刘光波及其辩护人辩称，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所分得的现金是应得的中介费，不应构成合同诈骗罪。湖南省常宁市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认为，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名义签订购销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以钛铁假冒钨砂骗取他人现金１７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均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刘光波明知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及许前发、蔡贤臣等人是在诈骗郴州市冶金公司李水清等人的钱财，而积极配合，并分得赃款据为己有，且在分赃后携款潜逃，其行为亦构成合同诈骗罪。被告人廖升旗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陈年徕、刘光波在该案中起了次要作用，系从犯，案发后，均退赔了受害方经济损失，依法予以从轻处罚。常宁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的罪名成立，郴州市冶金公司要求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等人赔偿精神损失，缺乏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采纳。被告人廖升旗及辩护人辩解所得赃款全部给了许前发，自己没有占有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被告人陈年徕及辩护人辩解，陈在该案中是从犯应从轻处罚，经查属实，予以采信；被告人刘光波及辩护人辩解，刘光波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意见，经审查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但被告人刘光波主动要其亲属退赔所分赃款，有悔罪表现，且又系从犯，应依法从轻处罚。据此，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于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９日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廖升旗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此款限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１０日内交纳。被告人陈年徕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四千四百元。被告人刘光波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
二、由被告人廖升旗退赔郴州市冶金公司现金四万零八百元，由被告人陈年徕退赔郴州市冶金公司现金三万五千六百元，由被告刘光波退赔郴州市冶金公司现金三万三千一百五十元。以上款项除已退赔外，其余未退赔现金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判决宣告后，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均服判不上诉，检察机关亦未抗诉。
【评析】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不仅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还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这是合同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的本质区别。合同诈骗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使对方当事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本案中，被告人廖升旗、陈年徕、刘光波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冒他人名义签订购销合同，在合同履行期间，以钛铁假冒钨砂骗取他人现金１７万元，数额巨大，其行为完全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该院依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对三被告人定罪处罚是正确的。
问题提示：汽车承租人骗租车辆“抵押”借款的行为是诈骗还是合同诈骗？如何计算诈骗的数额？承租人给付的租金是否计入诈骗数额？
【要点提示】
1.汽车租赁诈骗案件中，如果出租方为租赁公司，应定合同诈骗罪；如果出租方为自然人，可定诈骗罪。
2.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实际取得”应指所骗租的车辆价值，而不是行为人将所骗租车辆变现的实际所得数额。
3.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为租赁汽车事先支付的租金，应在诈骗数额中扣除。
【案例索引】
一审：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0）相刑初字第0208号（2010年7月20日）二审：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淮刑终字第0129号（2010年9月21日）
【案情】
原公诉机关：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检察院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董满礼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24日，被告人董满礼以做生意用车为由，与淮北市君骋租车城签订汽车租赁协议，约定每日以200元租金承租皖 F35380号朗逸牌轿车（价值
9.6万元）。同年7月中旬，董满礼伪造皖 F35380号车主高永胜的身份证、车辆登记证等证件，冒充高永胜将该车抵押给河南省永城市昌盛寄卖行。后多次向该寄卖行老板孟群英借款
8.5万元。同年8月10日，董满礼将该车以9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孟群英。同年7月24日，董满礼以送朋友去杭州为由，又与该租车城签订汽车租赁协议，以每日200元租金承租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价值9.6万元）。同年9月11日，董满礼将该车抵押给被害人荣红玲，骗取荣红玲6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淮北市君骋租车城业主系范文涛。
（2）租车合同、租车登记表：被告人董满礼于2009年5月24日、7月24日两次与淮北市君骋租车城签订租车合同，先后租赁皖F35380、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
（3）注册登记摘要信息栏、注册登记机动车信息栏、身份证照片、车辆转让协议：被告人董满礼伪造高永胜的身份证、皖F35380号朗逸牌轿车所有人为高永胜，于2009年8月10日，以高永胜的名义将该车转让给孟群英。
（4）借条：2009年9月11日，被告人董满礼将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抵押给荣红玲，向荣红玲借款6000元。
（5）扣押物品清单、返还物品清单、领条：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于2009年12月7日从孟群英、荣红玲处扣押皖F35380号、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各一辆，均被被害人范文涛领回。
（6）淮北市价格认证中心（淮）价证鉴（2009）388号、389号价格鉴定结论书：皖F35380号、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均价值9.6万元。
（7）被害人范文涛的陈述：2009年5月24日，董满礼租赁一辆皖F35380号朗逸牌轿车，每日租金200元。同年7月24日，其又将一辆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租给他。同年10月，其给董满礼打电话要皖F36163号朗逸车，董称在外地，其通过GPS系统断掉该车的电路及油路，后在淮北市中医院附近找到该车。开车的司机说董满礼将车抵押给他了。后其又打电话问董满礼皖 F35380号朗逸牌轿车在哪里，董说因欠别人的钱，该车在河南省永城市的朋友处。
（8）被害人孟群英的陈述：2009年7月，高永胜持其身份证、车辆行驶证，登记证书等材料到河南省永城市昌盛信托寄卖行将皖F35380号朗逸牌轿车寄卖。同年8月10日，他将该车以9万元转让给其，并签订转让协议。其曾多次催他将该车办理过户手续，2009年12月5日8时许，其开车时遇到一男一女说该车是他们的，后到淮北市公安局相山分局刑警队处理此事。
（9）被害人荣红玲的陈述：2009年9月的一天，董满礼向其借6000元，并以一辆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抵押。之后，董满礼将该车的钥匙交给其，并出具借条：“今借荣红玲人民币6000元，押车人董满礼”。
（10）被告人董满礼的供述：2009年5月24日，其到淮北市君骋租车城租赁皖F35380号朗逸牌轿车后，将该车开到河南省永城市昌盛寄卖行抵押借钱，三次借3.5万元，第四次借钱时，寄卖行陈老板让其将该车的证件拿给他才同意借。其在濉溪县支付180元办理该车的假登记证，又支付80元办理高永胜的假身份证。其把假证件交给陈老板，他又借给其3万元。之后，其所借他的钱加上利息，给他出具9万元的借条。后其无钱归还，将该车以9万元转让给陈老板，其以高永胜的名字签订转让协议。同年7月24日，其又到君骋租车城租皖F36163号朗逸牌轿车给朋友开去杭州。朋友将该车还给其后，荣红玲借其车急用。其向他借6000元，并将该车抵押给他。
公诉机关指控称：2009年5月24日，被告人董满礼以每日200元租金的价格从淮北市君骋租车城承租皖F35380朗逸轿车一辆。董满礼伪造车主证件，将该车先抵押给孟群英借款85000元，后又将该车以90000元转卖给孟群英。经鉴定，该车价值96000元。2009年7月24日，被告人董满礼以同样手段从淮北市君骋租车城承租皖F36163朗逸轿车一辆，后将该车抵押给荣红玲，骗取荣红玲6000元。经鉴定，该车价值96000元。
被告人辩称：其实际只从孟群英处骗取49200元，其他系高利贷利息，不应计入其诈骗数额；第二起中，其主观目的是向荣红玲借钱，是民事合同纠纷，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审判】
相山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董满礼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伪造身份证及行车证之手段，将租来的车辆予以抵押或转让，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董满礼两次租赁汽车均是将租赁的车辆用于抵押借款，其目的是非法占有租赁的车辆；其行为侵犯的客体是租赁公司的财产权。起诉书指控的两起事实性质相同，均已构成合同诈骗罪。董满礼将车辆以车主身份抵押或转让给他人以获取现金的行为，是其最终非法占有他人租赁财物的手段行为，是其对赃物的处置问题，故本案的诈骗数额应以两辆涉案轿车的实际价值计算。对董满礼的辩解及其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事实不构成犯罪及第一起的诈骗数额应认定为49200元”的辩护意见，与事实、法律不符，不予采纳。相山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第（五）项、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人董满礼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二、被告人董满礼违法所得九万一千元，予以追缴，发还被害人。
一审宣判后，董满礼不服提出上诉。其上诉理由为：原判认定第一起数额96000元不当；第二起不构成犯罪。请求减轻处罚。
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董满礼第一次租车时支付了先期租赁费，骗取出租人信任后，又租赁一辆车，并将其租赁的两辆车均用于抵押骗取借款。在其无力归还借款后，又伪造他人身份证、车辆登记证等证件，冒用他人名义将其租赁的第一辆车予以转让。据此，其目的是非法占有租赁的车辆。其将租赁的车辆进行抵押骗取借款或转让，是对诈骗租赁车辆的处置，故上诉理由与事实、法律规定不符，不予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合同诈骗“非法占有目的”在认定上体现主观故意, 笔者认为认定非法占有故意时, 单纯以某一方面来判定往往不具有说服力, 应该综合判定, 从以下几方面来综合认识:
(一)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履行合同的能力是指债务人全面地、适当地完成合同义务, 使对方当事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某种潜力, 是合同履行的关键。如果行为人明知自己根本没有实际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发出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 使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正当利益处于高风险状态, 导致对方当事人合同权利无法实现, 这种行为表面上是签订合同, 实际上是骗取对方财物, 这便是明显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实践中, 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 而与合同他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 也不能一概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若行为人没有履行能力, 但订立合同之后, 充分创造条件, 积极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 即使最终合同未能或未完全能履行, 此种情形也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此, 行为人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只能作为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依据之一, 那种以是否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来判断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做法是片面的。
(二)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是否存在欺骗行为。
行人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 存在欺骗行为, 不一定都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但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伪造身份、伪造证件、伪造印章等掩盖无法履行合同, 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 可以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如:行为人在合同中所隐瞒虚构的仅是数量、质量等方面有某些不实之处, 欺骗的目的是通过签订合同履行约定的民事法律行为而获得经济利益, 根本没有非法控制、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企图, 便不能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只有是将合同作为一种形式, 一种手段, 欺骗对方, 一旦对方当事人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到手, 行为人便任意处置对方当事人财物, 不计后果的, 才可以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三) 签订履行合同中, 分析对合同标的物的处置情况。
合同标的物是合同诈骗的直接目标, 行为人对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处置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如果行为人取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财物后, 任意处分, 不计后果, 或者大肆挥霍, 或者用于违法犯罪活动, 导致财物无法返还, 可以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若行为人将取得的财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 或将取得的财物没有用于合同履行, 但用于其他合法经营活动, 且在合同有效期限内能将对方财物返还, 则不宜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四)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有无积极履行合同的实际行动。
如果行为人签订合同后根本不积极去履行, 财物到手后便挪作他用或偿还债务, 填补其他经营亏损或个人债务、或挥霍、或进行非法活动等等, 将对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抛之脑后、不与理会, 根本不履行合同, 或履行小部分合同作敷衍, 应该认定为具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人若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在签订合同之后, 积极设法创造条件使合同得以履行, 则不能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
(五) 签订履行合同中, 行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享受了合同的权利, 却不主动、不愿意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 则可以认定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在市场经济中, 未能履行合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的是由于不可抗力等正当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 有的则故意不履行。从实践来看, 如果当事人一方尽了最大努力去承担义务, 但由于发生正当、合法的原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这种情况应认定为无非法占有故意。但若行为人主观上不想, 不愿意承担义务, 有条件履行合同而不履行, 这种由行为人主观原因造成的不履行足以说明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六) 行为人在违反合同后, 是否愿意承担违约责任。
行为人若主观上有履行合同的诚意, 对因自己的原因而引起的违约责任, 一般会承担相应责任, 有的主动, 有的被动。但如果行为人与对方当事人签订合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或是在签订合同之初并无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不履行自己的义务, 将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用于挥霍、还债、高风险投资, 甚至违法犯罪活动, 造成对方当事人经济损失, 由此产生违约责任后, 行为人若千方百计掩盖事实真相, 或采取潜逃等方式进行逃避, 或虽承认违约, 但拒绝承担责任等等, 从而使对方当事人无法追回自己的经济损失, 则应认定为具备非法占有的恶意。
内容摘要：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产生，以经营性为重要特征，且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应根据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包容竞合关系，应依照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择一重者适用法条。实务中还需注意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把握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及合同欺诈的界限。
关键词：合同诈骗 合同 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一]2015年4月至2016年2月初，被告人雷某在A省甲市天和力德钢管制造有限公司（下称天和公司）从事钢管销售工作，与B省乙市银宇通集团素有业务往来。2016年2月1日，雷某离职。2016年3月22日，雷某为偿还赌债，在明知自己已不能代表天和公司对外缔约的情况下，仍联系银宇通集团采购员刘某，谎称手头有一批特价钢管销售。雷、刘二人按交易惯例口头协商了购销钢管的数量、运费、交货日期、总价。2天后，雷某诱骗刘某将20万元预付货款汇至其私人账户。刘某因到期迟迟未收到钢管，多次联系雷某发货，未果。刘某调查后方知雷某早已离职，遂联系其返还货款，雷某在返还了其中1万元货款后携余款逃匿。
[案例二]2014年6月，刘某在A省丙市某村承包建房。同年7月16日，刘某与该村村民吴某达成口头协议，称其可以帮助吴某翻修房屋，在取得吴某信任后，刘某以施工需要购买楼板为由骗取吴某现金6000元；7月26日，刘某以同样理由骗取该村村民丁某现金6000元；8月16日，刘某再次以同样理由骗取邻村村民张某现金7000元，全部用于偿还私人债务，并拒不归还。
上述二个案例案情大致相同，即行为人均是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但结论却不尽相同。笔者认为，案例一雷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案例二刘某的行为应当定性为诈骗罪。
一、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理解
从合同诈骗罪的历史沿革来看，该罪名系1997年修改后《刑法》的新增罪名，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不仅要体现《合同法》第2条有关“合同”含义的一般性规定，还要能够体现市场秩序。因此，本文的逻辑出发点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应当是发生于平等主体之间，与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有关，并且不属于身份协议。
界定了“合同”的定义，那么需要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即口头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范畴？根据《合同法》第10条规定的精神，“合同”的形式既包括书面形式，又包括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在刑事司法领域，书面合同能够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并无异议。但是口头合同能否成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却存在不同观点。否定者从形式意义上对合同进行界定，认为口说无凭，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较差，不利于固定证据，因此合同诈骗罪中所谓的“合同”只能是书面合同。[1]持此观点的一方还认为，将口头合同归入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有可能造成合同诈骗罪条款架空诈骗罪条款的混乱现象发生。[2]而肯定者从实质意义上界定合同的含义，认为口头合同大量存在于民商事交易过程当中，其与书面合同都属于契约的一种，包括口头合同在内的任何合同，都可以成为合同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形式要件。[3]持该观点的学者还认为，如果利用口头合同的方式诈骗不定合同诈骗罪，就会造成同样的行为因为合同的外观表现形式不一致而区别定罪，甚至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同时，从证据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七种证据类型也未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外。因此，尽管口头合同的客观可见性确实相对较弱，但并非无法证实。从“合同”的应有之义来考察，肯定说似乎更有说服力。
然而，不论是肯定说还是否定说，都未能从该罪的保护法益出发，结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从刑法解释的角度对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进行准确界定。应当看到，合同诈骗罪隶属于《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保护的法益是双重客体，即市场经济秩序和公私财物所有权。因此，本文的观点是判断“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犯罪所包涵的“合同”范畴，不能仅仅局限于合同的形式是否为书面形式，而应当从刑法罪名解释的角度出发，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应当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产生，参与者至少有一方是市场交易主体，并应当以经营性为重要特征，而且行为必须是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就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而言，合同的形式当然可以以《合同法》的规定为准，关键是要分析犯罪行为对法益侵害的不同情况，也就是说，如果行为所侵害的法益主要为市场经济秩序，且发生在“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中，那么只要存在协议，不论合同的表现形式是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还是其他形式，均应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前文对合同诈骗罪的“合同”界定问题作了总结梳理，也提出了从法益解释角度认识“合同”。然而，具备“合同”这一形式要件的诈骗行为不必然构成合同诈骗犯罪。原因在于，对诈骗类犯罪中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判定一直都是实践中把握的难点和重点，且合同诈骗罪与其他诈骗类犯罪的犯罪构成有诸多相似之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本身就不是非常明了，加之实践中个案案情千差万别，行为究竟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罪、其他诈骗类犯罪，还是定性为民事纠纷都颇有争议，在实践操作中难度较大。本文的观点是，通过把握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方法，从犯罪构成角度分析合同诈骗罪与其他金融类诈骗罪的区别，并甄别合同诈骗罪与普通合同纠纷，我们仍能够对合同诈骗罪作比较准确的把握。因此，实践中应当采取综合判定的方法，从司法实践角度出发，运用刑法、证据法的相关理论对案件事实及证据进行准确分析，进而对行为进行准确定性。综合来看，准确认定合同诈骗罪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根据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运用司法推定的方法认定“非法占有目的”
认定合同诈骗罪，最重要的是考量行为人是否有“非法占有目的”。然而，“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意图，它存在于人的大脑中，无法直接从思维中剥离出来加以认证，往往只能依靠行为人的自我叙述。在实践中，随着案件诉讼程序的进行，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也在不断变化，从办理合同诈骗犯罪案件来看，行为人在侦查机关将其抓获时，尚能如实供述其犯罪的主观想法，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出于逃避追究或对惩罚的畏惧，越到司法程序的后期，行为人否认其有罪供述的可能性越大，其辩解的真实性越值得怀疑。因此，不能仅仅依靠行为人的自我叙述判定“非法占有目的”，而是要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结合其他客观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断，才能得出较准确、客观的结论。具体认定时，要根据行为人的行为方式推定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我们认为，可以将行为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几种方式骗取他人财物，同时造成对方较大财物损失的行为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体分析时，要结合案情，尤其要注意合同诈骗行为的前后逻辑顺序。通常认为，合同诈骗罪客观行为的逻辑顺序应当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虚假（假意）签订、履行合同的行为；2.使他人造成错觉，认真准备履行合同；3.使他人履行合同，并处分财产；4.行为人非法获取了财物。假如客观事实不是按照这一因果关系顺序进行的，其行为就不宜推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实践中，有的省份也结合司法实践，通过列举的方式，具体规定了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方法，为我们判定合同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提供了参考路径。比如，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2014年12月31日联合出台的《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合同诈骗等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且行为人不能提出合理辩解，一般应当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1.以欺骗手段取得财物，用于非法经营或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财物不能返还的；2.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3.隐匿、销毁账目，以逃避返还资金的；4.明知没有履行合同的条件，而骗取他人资金不返还的；5.隐瞒合同标的已出卖或抵押的事实，与他人签订买卖合同，收取货款不返还的；6.采用“借新债还旧债”方式循环骗取他人资金，导致资金不能归还的；7.收到对方款物后，不履行合同义务，主要用于挥霍，高利贷等非法投资活动，导致资金不能归还的；8.无正当理由，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变卖货物，导致不能归还货款的；9.其他非法占有款物，不能返还的行为。
另外，根据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关于申付强诈骗案如何认定诈骗数额问题的电话答复》的精神，在经济合同签订、履行等引发的诈骗案件中，应当将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项扣除，按实际诈骗所得认定犯罪金额。因为这样的认定标准符合合同诈骗罪主客观相一致的认定原则，具有合理和可操作性。因此，若前次被骗财物得到归还或部分归还，就可推定行为人对于已归还部分不再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具体认定合同诈骗犯罪数额时，应把案发前已被追回的被骗款额扣除，按最后实际诈骗所得数额计算。
（二）正确处理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特殊诈骗罪的竞合关系
本文的观点是，合同诈骗罪与保险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集资诈骗罪、骗取出口退税罪是包容竞合关系。如果行为既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也符合后四种罪中某种罪的构成要件时，应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不能定为合同诈骗，而应定性为后四种罪中的某一罪名；合同诈骗罪与票据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则是交叉竞合关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同时符合合同诈骗罪和后五种罪中某种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依照重罪优于轻罪的原则，根据具体情形择一重者适用法条。
（三）准确把握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之间的差异
第一，要准确理解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和“利用合同”的含义。本文第一部分就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判定问题做了详细介绍。总的来说，至少一方当事人作为市场主体的，才有可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也只有体现了生产、经营等市场行为的合同（不管是口头形式、书面形式还是其他形式），才可能归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范畴。其他有关人身性质的劳动、劳务合同及不包含经营内容的合同均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对于行为人采取与签订、履行合同有关的虚假事实骗取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应当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第二，合同的内容必须通过市场交易行为获得利益。合同诈骗罪的本质特征是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实施诈骗。如果行为人虽然与被害人签订了合同，但并非利用合同进行诈骗，而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从而骗取对方信任后获得被害人财物的，或者利用生活消费民事合同进行诈骗的，应当定性为普通诈骗。
（四）正确界定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之界限
实践中还应当注意把握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的界限，虽然二者都有“骗”的含义，但却有本质的不同，可以从主、客观方面进行区别。总的来说大致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合同诈骗只能限定为直接故意，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合同欺诈则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范畴，违反的是诚实信用原则，属于民法上的违约行为。第二，合同诈骗是以签订、履行合同为名意图达到永久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而合同欺诈的情形更为复杂。总的来说，在合同欺诈中，行为人虽然具有欺诈的故意，但并没有非法占有目的，其虽然也是为了谋取不当利益，但其获得利益一般是通过履行合同实现的。第三，合同诈骗行为人客观上基本无履约行为，即使特殊情况下的履约也是为了掩盖其骗取对方信任诱使对方交付更多财物的目的。合同欺诈行为人大都有履约行为，行为人甚至可以通过后续履约行为完成合同的正常履行，修正其欺诈行为。
三、本文案例定性分析
根据前文提到的合同诈骗罪中“合同”的含义，结合合同诈骗罪认定需要把握的几个关键点，我们再回到本文开始提到的两个案例。
案例一中，雷某虽已离职，但其离职前与银宇通公司素有钢管购销往来，银宇通公司作为市场交易主体，基于对其销售员身份的信任，依惯例口头约定销售钢管的数量、价格等关键内容，并出于履行合同的目的，以货款名义将20万元交付雷某。依据前述“非法占有目的”认定的原则，雷某接受货款后逃匿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利用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侵犯的法益主要是正常的市场经营秩序，因此对其行为以合同诈骗罪论处比较适宜，且认定其犯罪数额时应当将雷某已归还的1万元扣除。
案例二中，刘某分别向吴某、丁某、张某承诺翻修房屋。从形式上来看，刘某与三人的口头协议可以视为一个简易的承揽合同。从案值来看，似乎也不够合同诈骗犯罪的追诉标准，[4]那么是否就能够认定刘某的行为无罪呢？笔者认为不尽然。就该案来看，刘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以翻修房屋为名取得吴某、丁某、张某的信任，又以购买楼板为名，诱骗上述三人向其支付1.9万元现金用于偿还私人债务，且事后拒不归还上述款项，这一行为不仅违反了民事活动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更使公民合法财产权受到侵害，其行为已经属于应当由刑事法律予以规制的犯罪行为，其犯罪数额虽未达到合同诈骗罪的要求，但从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的角度出发，仍然可以对刘某的行为以普通诈骗罪论处。
四、结语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务中的多发性犯罪，其认定也是实践的重点和难点，探讨其认定规则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本文从两个案例的定性问题出发，探讨了合同诈骗罪认定中应当把握的几个问题，以期为合同诈骗罪在司法实务中的判定提供一定参考路径。然而，“理论是灰色的，唯有生活之树常青”。认定犯罪的过程是将案件事实同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符合性判断的过程，也是考验法律人法律素养的过程。这需要法律人在认识制定法的前提下，通过对案件事实的准确认定，“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5]
注释：
[1]赵秉志、肖中华：《合同诈骗罪中的疑难问题》，载《检察日报》2002年8月13日。
[2]喻贵英：《<合同法>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6期。
[3]莫开勤：《合同诈骗罪问题研究》，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判解》（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76页。
[4]A省合同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为2万元，诈骗罪的追诉标准为5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