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生产重大问题（推荐8篇）
--司机班倪如旭
通过本次大队开展防范重大安全问题整治活动教育,学习了《关于认真组织全军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防范重大安全问题集训精神传达学习的通知》、《正确处理个人矛盾》和有关文件.结合实际工作,认真查找有无存在重大安全问题隐患、安全行车、落实制度、等问题，结合自己本人工作对以下内容进行查找和整改：
一、思想方面
在本次防范重大安全问题整治活动教育活动中思想十分重视，关于安全发展的重要思想，切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不断强化抓好重大安全问题防范的政治意识，忧患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确保安全稳定，不发生干扰全局工作的各类问题，用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来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决不做损害部队的利益，从小事做起，上课做到上课不迟到，上课中有笔记，课后有讨论，工作精力集中为队校。做
到尽职尽责、安心用心，做到一心用在岗位上，不让领导过多的操心。
二、作风纪律
在纪律上能够严格按照条令条例和队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所规定的要求好自己，外出做到外出有请假，归队及时销假，不发生军警民纠纷，不进入不健康场所，不乱交往，严格落实好队里的一日生活制度。确实做到按时起床，按时操课，按时就寝。平时按规定着装，衣服不混穿，作风纪律是从平时的点滴做起的。如：集合动作、队列严肃，每次学习训练的时间观念，时刻要做到令行禁止。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纪律严明的合格军人。
三、车辆安全
自己是一名汽车兵，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部队安全行车纪律、部队对车辆的有关规章制度，主要工作是保障单位的车辆运输保障任务，遵守交通法规，不窜红灯、不强行超车、不酒开车、不带故障出车、不疲劳驾车，利用空余时间
检查、维护保养车辆，做到出车前有检查，行车途中有检查，车辆回场后排除车辆途中存在的问题和故障。及时添加油料、水，高标准的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工作任务。
四、安全保密
遵守国家、军队的保密法规，严守保密纪律，保守军事秘密，不在非保密本上记录秘密，不在非保密场所阅办谈论秘密，不私自复制保存和销毁秘密，不带秘密载体游览或探亲访友，不私自用存储介质接入互联网等违反保密规定的现象
通过学习防范重大安全问题整治活动教育对照自己存在的不足进行查找和在以后工作、学习、训练生活，中给予改正，希望领导和战友看我的行动吧！
“两大问题”定位食品安全
“民者, 国之根也, 诚宜重其食, 爱其命。”关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习近平同志用“两大问题”来定性它, 他认为, 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 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习近平指出:“‘民以食为天’, 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他强调:“食品安全关系中华民族未来, 能不能在食品安全上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交代, 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考验。老百姓能不能吃得安全, 能不能吃得安心, 已经直接关系到对执政党的信任问题, 对国家的信任问题。”“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形成严密高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让人民群众吃得放心。”
食品安全是人的基本生存保障, 是最基本的民生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保障, 其他一切都会空中楼阁。我国的食品安全总体形势是好的, 人民吃得越来越健康, 人的平均寿命逐年增加。但是,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在社会发展转型期, 我们应该看到, 一方面, 有少数无德商人, 利益熏心, 制造了一些食品安全事件;另一方, 是由于监督不严、检验体系不科学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
食品安全问题是被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为民解忧、为民谋福, 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食品安全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命, 是人民群众心头之忧, 党和国家当然极为重视。习近平曾十分动情地说:“毒奶粉、地沟油、假羊肉、镉大米、毒生姜、染色脐橙等事件, 都引起了群众愤慨。再加上有的事件被舆论过度炒作, 不仅重创一个产业, 而且弄得老百姓吃啥都不放心。‘三鹿奶粉’事件的负面影响至今还没有消除, 老百姓还是谈国产奶粉色变, 出国出境四处采购婴幼儿奶粉, 弄得一些地方对中国人限购。想到这些事, 我心情就很沉重。”
面包是民生, 面包更是政治。食品安全也是关乎社会和谐、国家稳定的政治问题。由于全社会高度关注食品安全问题, 有时, 即使是某一小范围的食品安全问题, 都可能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也很容易由局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 酿成重大的社会心理危机, 引起社会不安, 严重影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与发展。习近平指出:“食品安全社会关注度高, 舆论燃点低, 一旦出问题, 很容易引起公众恐慌, 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他强调:“我们党在中国执政, 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 还长期做不好的话, 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所以, 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下最大气力抓好。”
食品安全关系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危。“十三五”时期,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 将全面彻底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让百姓吃得放心。
“两个最”心系食品安全
民之所忧, 他之所思;百姓之苦, 他要亲尝。当地沟油等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百姓忧虑和不安时, 习近平同志决定选择人们平时吃得较多食品亲自尝一尝, 他希望全党全社会都重视食品安全。2013 年12 月28 日, 习近平在庆丰包子铺亲自买包子吃, 同时询问店铺经理:“食品原料是从哪里进来的?安全有没有保障?”经理用手机向习近平展示了一组庆丰包子在顺义原料加工厂的照片, 称店里的原料从农田到餐桌都是安全有保障的。看到照片后, 习近平说道:“食品安全是最重要的, 群众要吃得放心, 这是我最关心的。”
食品安全问题是习近平始终关注的热点, 他在考察、开会, 甚至是吃饭间隙, 习近平都不忘询问食品安全事宜, 叮嘱要把食品安全放在第一位。2014 年1 月28 日, 习近平在内蒙古自治区考察期间, 到伊利集团液态奶生产基地, 察看了企业的生产线, 向企业负责人询问生产经营、节日供应情况, 叮嘱他们要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问题。
2014 年2 月25 日, 习近平视察北京时, 询问北京市政管委负责人, “地沟油哪去了?”负责人回答, 北京各区都建了废弃油脂处理厂, 年回收废弃油脂10 万吨, 还有70 万吨通过市场化渠道处理。习近平追问:“没有去搞麻辣烫吧?”负责人说, 在这方面已经加强了管理和监控措施, 并且越来越严。
2014 年11 月1 日在福建考察期间, 习近平来到他在闽工作时就关心过的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习近平询问可检测、追溯食品安全的快速检测仪、手机支付系统性能。他关切地问:“农贸市场都有了吗?”
2015 年6 月17 日, 习近平乘车从遵义前往贵阳考察。在久长服务区的一家小超市, 习近平在食品区拿起一包“沙琪玛”, 询问服务员保质期。服务员看了生产日期后说是2015 年2 月生产的, 保质期有10 个月。超市外有两处食品摊, 习近平又走过去, 指着米黄粑、鸭脖子, 认真地了解有关情况。
习近平不仅自己时时心系食品安全, 而且还要求全党全社会都必须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要求从机制体制、法律法规、食品生产加工全过程全方位, 建立健全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保障体系。
“四个最严”保障食品安全
民之所望, 施政所向;民之所想, 他之所做。为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 重拳治理, 用“四个最严”要求构建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目前, 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存在生产经营管理不规范、不严谨、不科学、漏洞多、不执行等问题, 加之少数生产经营者道德失范、诚信缺失, 为非法谋利有意生产加工伪劣食品, 危害食品市场安全发展。习近平指出“食品安全, 也是‘管’出来的。面对生产经营主体量大面广、各类风险交织形势, 靠人盯人监管, 成本高, 效果也不理想, 必须完善监管制度, 强化监管手段, 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我们建立食品安全监管协调机制, 设立相应管理机构, 目的就是要解决多头分管、责任不清、职能交叉等问题。定职能、分地盘相对好办, 但真正实现上下左右有效衔接, 还要多下气力、多想办法。”为此, 习近平强调要用“四个最严”保障食品安全, 他指出:“要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 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 加快建立科学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 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在习近平重要讲话精神的指导下,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 这部被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法典, 并充分体现了他的“四个最严”要求。
最严谨的标准。食品安全标准是保障食品安全的科学依据, 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强化政府科学监管, 促进食品产业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 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 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强制性标准。”食品生产有标准可依, 食品企业按标准生产, 必须严格按标准检验生产的食品, 食品安全就有了可靠的法律保证。
最严格的监管。国家的监管是推进食品安全建设的有力抓手。强化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监管, 补足市场调节的弱点,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对农药的使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 加快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 推动替代产品的研发和应用, 鼓励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国家对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特殊食品实行严格监督管理。”在最严格的监管的下, 才能保障食品生产的每个环节都是安全的。
最严厉的处罚。食品安全是“治”出来的, 抓食品安全要用重典。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加重了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刑事、行政法律责任。“违法使用剧毒、高毒农药的, 除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外, 可以由公安机关依照第一款规定给予拘留。”《食品安全法》对违规食品企业也作出进一步严格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在一年内累计三次因违反本法规定受到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以外处罚的, 由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产停业, 直至吊销许可证。”对无视人民身心健康的经营者更是严上加严:“因食品安全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也不得担任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最严格的处罚不仅要让他们根除侥幸心理, 同时也要他们找回对食品安全的社会担当和良知。
最严肃的问责。管理疏忽、监督不严也是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重要原因。因此, 出现食品安全问题, 不仅要处罚生产经营者, 同时还要问责相关部门的管理人员。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卫生行政、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 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 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同时还进一步规定:“违反本法规定, 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构人员, 自处分决定作出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因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因出具虚假检验报告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受到开除处分的食品检验机构人员, 终身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食品检验机构聘用不得从事食品检验工作的人员的, 由授予其资质的主管部门或者机构撤销该食品检验机构的检验资质。”最严肃的问责保障了最规范的管理、最严格的监管, 有效预防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不作为、乱作为, 保障食品更安全。
一派胡言，主张弹性工作安排的人群反击道：没有同事的干扰，也不用浪费时间在交通上，远程办公人员的效率不是比办公室同事的低，而是高。
讨论的重点已经超出这家深陷舆论漩涡的硅谷大公司本身，而涉及了一个更广泛的话题——对现代工作人员的生产率的构成存在普遍分歧并缺乏清楚界定。
50年前，在管理学权威人士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就首次在书中写到关于界定和衡量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的困难，管理学专家指出，许多公司如今在这方面仍表现欠佳。“总之，各类组织并未对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率问题进行过真正的思考，更别提如何有效管理。”全球管理咨询公司（PA Consulting Group）生产率研究专家约旦·科恩指出。
从根本上说，员工生产率就是衡量员工工作效率的一个指标：这位员工在工作上每投入一小时，产出了多少？
对于在曾是经济核心的传统制造业中工作的装配线员工，或许可以轻易计算出他们的产出。但对于主导当今经济的服务业和知识型工作来说远没有那么简单。“每每谈到知识型工作，要衡量这方面的生产率着实让人不知从何处入手，它远不像计算一名员工一小时内挑选多少蒲式耳产品或制作多少个小部件那么轻而易举。”沃顿运营与信息管理教授吴林恩（Lynn Wu）说，“仅仅依据产出来衡量生产率是不管用的。”
质量，如果不比数量更重要，也往往是同样重要：在一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或所产出的结果可能与员工到底有多高产没多大关系。
吴指出通过计算所输入的代码行数来判断软件开发人员的生产率毫无意义；较短的一串代码所生成的解决方案或许要比较长的代码更理想。
沃顿管理学教授马修·比德维尔（Matthew Bidwell）强调，尽管困难重重，但公司经常最终还是依赖于粗糙的数字来衡量。比如，有些人根据工程师获得的专利数来对之进行评级。但谁的生产率更高呢，是申请了许多低价值专利的工程师吗？还是专利数很少但所申专利其实更有用的那位？
比德维尔还补充，这些衡量方法很少顾及他所称的“公民行为”——招聘、培训或团队间的沟通等幕后工作，这些行为对知识型机构非常重要，但总是因为衡量方法更青睐死的数据而被忽略。“这样做的一个风险是：我们过于关注数量而忽视质量，仅仅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对数量进行衡量。”比德维尔说。
事与愿违的奖励制度
管理学专家指出，要解决上述问题，就要发明能对与质量、效率和员工工作影响力以及数量相关的生产率进行衡量的更广泛、更精细的方法。“你不能简单地说规则越多，结果就越好。”科恩强调，“有效的规则才是好规则。”
科恩指出管理者必须严格界定什么样的行为和结果对提高生产率最重要；而且，他们必须同样用心地确定如何从中长期而非短期的角度来衡量上述质量。
“公司如何定义生产率将决定它们会建立什么样的基础架构来对之进行衡量和管理。如果它们不对生产率的传统认识进行彻底的质疑，那么，它们最终接受一种工业时代的概念，简言之就是‘少投入多产出’更可取。”他阐述。
科恩指的是他最近接触的一位客户。那是一家快速成长的时装网站。管理者希望提高以电话方式处理客户订单的销售代表的生产率，在对此寻求帮助。“他认为如果可以将他们花在每个客户身上的时间缩短一点点，他们的产出率就更理想。”科恩说。
但是，许多客户都想就他们在网站上看到的商品得到建议，特别是头几次通话。这种互动是建立网站与客户之间亲密关系的关键，此外，它还为了解购物人群需求意向提供了机会。
科恩建议，与其缩短各位代表与客户的通话时间，倒不如让他们多说一会儿。“如果你从有效性的角度来思考生产率，那多花的时间恰恰就用在建立对客户的信任上，至少头几次通话是这样。”他说，“也许第五或第六次通话后，你可以考虑缩短这方面的时间，切勿操之过急。”
例如，对律师或工程师而言，在判断对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力时，或许意味着要纳入更主观的考量标准。根据其他人引用工程师专利的频率，或参阅律师诉状的频率，或要求与他们一起参与艰巨项目的频率来衡量，可能比单纯依据所申请的专利数或所投入的时间来衡量能让人对有效生产率有更清楚的了解。
哈佛商学院企业管理学教授、《偏离：决策为何脱轨，以及如何贯彻既定方案》一书的作者法兰西丝卡·吉诺（Francesca Gino）警惕大家另一个危险：管理者经常从绩效目标实现与否这个结果来判断生产率，而不认真考察实现的过程。
吉诺工作的一家公司启动了一项奖金机制，来奖励月度考核达标的人员，期望以此提高销售人员的生产率。销售额上去了，奖金也兑现了，大家不亦乐乎。之后，管理者才意识到公司的产品退回量也猛增。这个在设计上存在缺陷的制度允许销售人员让自己的朋友来购买公司产品，然后，待下个月奖金到手后再退回。“如果你衡量的事物不对，尽管有激励措施，也可能助长不良行为。“吉诺说，“过于重视结果，而对过程关注不够。”
社交网：进还是禁？
此外，公司还面临一个重大挑战：如何对生产率不一的人员进行管理。在任何团队，都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员工的效率要高于其他人。
这也是雅虎C E O梅耶尔在处理居家办公的员工问题上面临的一个问题。内部数据表明许多居家办公的职员工作效率不如在办公室的同事，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许多人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没有登录虚拟专用网络（VPN）。在一份给所有员工的备忘录里，雅虎人力资源总监也提到增加面对面的合作机会有助于提高公司绩效。“有些出色决策和深刻见解都是在走廊和自助餐厅谈话，与新人见面，和参加即兴团队会议的过程中提出的。”她写道。
尽管很少有管理学专家对有助于培育思想和促进合作的面对面沟通方式的价值表示怀疑，但不少人认为雅虎公司在处理上述问题上误入了歧途，搞“一刀切”。通过对效率高/低的员工进行等同处罚，公司只怕会失去高效率的远程办公人员，而没有深究为何其它人的效率会低下。
沃顿商学院人力资源中心主任、管理学教授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说，“只覆盖到少数人的整体方案对处理公司绩效问题确实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对个别员工进行区别对待。”
卡普利认为管理者应当直接与低效率员工合作来判断困难的源头所在以及问题能否得到解决。“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监督不力。制定目标后应当跟踪过程。”他强调。
雅虎这么做或许只是终止那些未频繁登录到VPN的员工的远程办公。那些办事拖拉的员工可能已经能在办公室受到密切监督，而那些在家可高效办事的员工则被这一决定所忽略。
梅耶尔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通过员工间的更大合作来提高公司业绩。同样，对于这个问题，可能还没找到比较稳妥的解决办法。吴说，雅虎可能已经采取了将每周远程办公时间限制至一到两天的做法；或者，公司已经敦促管理者安排定期的内部会议或集体讨论会以便像梅耶尔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更多促进创造力的互动。
吴指出其它公司已经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用于培养上述合作和知识共享。例如，IBM已经创建了内部的专业知识数据库，便于顾问利用全公司人员的知识。这家技术服务巨头已经能够做到将专业知识最丰富、工作效率最高的员工的专业知识运用在本团队或个人圈子之外。吴说，结果，IBM的顾问的生产率提高了5%。
许多公司也已经转而采取整体解决方案来处理生产率方面的另一个常见问题：担心员工将大量时间花在处理私人电子邮件、上脸谱网和其它社交网络上。
再者，专家指出如限制大家访问互联网的做法等过于宽泛的措施只怕百害无一利。“人们一旦参与或正在做高质量的工作是不会在网上混日子的。”咨询公司佩斯致效（Pace Productivity）总裁马克·埃尔伍德（Mark Ellwood）特别指出，“如果你发现有人滥用网络，应该思考‘怎么会这样？’他们的工作需要调整吗？应该给他们安排更有挑战性的工作吗？或者他们只是需要接受时间管理的培训？”他补充说，“做些诊断工作吧，别单单制定整体方案。”
从社交媒体对当今经济的许多工作的重要性而言，马克的观点尤其在理。英国沃里克大学商学院（Warwick Business School）信息系统教授乔·南德哈库玛（Joe Nandhankumar）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那些被允许使用Skype、Twitter和其它社交网络的员工生产率最高。他发现使用这类网站的员工比其它人处理的客户来电要多，并能快速解决客户问题，这是因为他们能够利用社交网络快速寻找到有利于解决客户问题的陌生人和资源。
不可否认的是，有些员工的确在工作时花了大量时间来浏览脸谱网，但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教低效率员工更好地管理时间，同时又确保他们从事与自己技能相匹配的工作将会更有助于生产率的提升。埃尔伍德说。
生产率高反受“处罚”
在对生产率水平不一的团队进行管理时，另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平衡效率高的人员与表现平庸的人员之间的工作量。
不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些高效率的员工容易成为“核心”参与者：管理者知道自己可以依靠他们来搞定一个艰巨或工期长的项目。而且，即使公司工作量在不断增加而员工数量下降时，管理者将更多项目交给效率高的人员的那种冲动只会更大。这是自然的人类倾向。但基诺提醒，那么做也会让这些人感觉疲惫不堪。很快，他们会感觉到自己像是在受罚，非但没得到奖励，反而要负担更多的工作。
这样的做法会使管理者面临一个风险：高效率的人员会离开公司。要避免这一风险，管理者必须提高团队里其他成员的生产率，那样他们也可以担当更多。管理者还必须密切监督效率高的员工以确保他们不会在关键问题上搞砸。
“作为一名管理者，你必须对高效率人群予以合理的激励，要么是奖励要么是更多责任，那样他们才会继续呆下去。”埃尔伍德强调。“对多数知识型员工来说，钱是确保他们能留下来的一部分因素，但他们希望做些出色的工作这种内在欲望同样重要。”给他们分配一些能提升地位的项目比金钱奖励效果更好。他补充说。
应急救援预案
重大安全生产事故，不仅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工作生活秩序，而且也会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损害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根据天山区关于加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监督管理的通知要求，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第79次常务委员会议和全国应急管理工作会议精神，结合本社区实际，特制定我社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
一、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领导小组的设立及工作职责
本《预案》所称特别重大事故，是指在我辖区内造成特别重大人身伤亡和巨大经济损失以及性质特别严重，产生重大影响的安全事故。预案的重点放在商业门点、居民楼院、火灾、建筑施工、烟花爆炸物品。
（一）特别重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实行社区领导统一组织和分管干部牵头负责的原则。
（二）成立事故应急救援小组：
组长：张华（中环路北社区居委会党总支书记、主任）副组长：尹爱兰（中环路北社区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穆娅莎（中环路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
成员：社区干部、社保协管员
（三）事故应急小组下设4个负责小组：
1、警戒、保卫、维持秩序小组由片警负责；
2、抢险救灾突击小组由陈萧及联防协管员负责；
3、联系相关部门医疗救护小组由尹爱兰负责；
4、善后处理小组由张华负责。
（四）重大事故应急小组协调办公室设在幸福城市花园社区办公室。其职责是：
1、协调重大事故发生时的工作，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
2、及时上报相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迅速开展救援工作，力争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3、根据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及时对预案提出调整、修订和补充；
4、在本辖区内联系相关部门及单位紧急调用各类物资、设备、人员和占用场地，事故处理完毕后及时归还或给予补偿；
5、根据事故灾害情况，有危及周边单位和人员的险情时，做好人员和物资疏散工作；
6、配合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7、做好稳定社会秩序和伤亡人员的善后处理工作。
二、特别重大事故报告和现场保护
（一）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单位必须做到：
1、立即将发生的事故情况报告办事处安全办、社区和相关部门。
办事处安全办：刘红卫 2639329、***（手机）中环路北社区居委会：张华：2606270（手机）
陈萧：2166551（手机）
2、在24小时内写出书面报告，报送上述部门。
3、事故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发生事故的单位及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2）事故单位的行业类型、经济类型、企业规模；
（3）事故的简要经过、伤亡人数、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4）事故原因、性质的初步判断；
（5）事故抢救处理的情况及采取的措施；
（6）需要有关部门和单位协助事故抢救、处理的有关事宜；
（7）事故的报告单位、签发人和报告时间。
（二）特别重大事故发生后，事故发生地的有关单位必须严格保护事故现场，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员和财产。因抢救伤员、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等原因需要移动现场物件时，必须做出标志、拍照、详细记录和绘制事故现场图，并妥善保存现场重要痕迹、物证等。
三、其它事项
（一）本《预案》是作为重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幸福城市花园社区实施抢救工作并协助上级部门进行事故调查处理的指导性意见，在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处理。
（二）幸福城市花园社区将结合自身特点，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提高辖区内预防特别重大事故的意识，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参加特别重大事故抢险救灾的义务。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中环路北社区居委会
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认定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了准确认定、及时消除重大安全生产隐患和违法行为，根据《安全生产法》和《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和特别规定》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各类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的认定。
第三条“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矿井全年产量超过矿井核定生产能力的；
（二）矿井月产量超过当月产量计划10%的；
（三）一个采区内同一煤层布置3个（含3个）以上回采工作面或5个（含5个）以上掘进工作面同时作业的；
（四）未按规定制定主要采掘设备、提升运输设备检修计划或者未按计划检修的；
（五）煤矿企业未制定井下劳动定员或者实际入井下数超过规定人数的。
第四条“瓦斯超限作业”，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瓦斯检查员配备数量不足的；
（二）不按规定检查瓦斯，存在漏检、假检的；
（三）井下瓦斯超限后不采取措施继续作业的。
第五条“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未依照规定实施防突出措施”，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建立防治突出机构并配备相应专业人员的；
（二）未装备矿井安全监控系统和抽放瓦斯系统，未设置采区专用回风巷的；
（三）未进行区域突出危险性预测的；
（四）未采取防治突出措施的；
（五）未进行防治突出措施效果检验的；
（六）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
（七）未按规定配备防治突出装备和仪器的。
第六条“高瓦斯矿井未建立瓦斯抽放系统和监控系统，或者瓦斯监控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1个采煤工作面的瓦斯涌出量大于5米3/分钟或1个掘出工作面瓦斯涌出量大于3米3/分钟，用通风方法解决瓦斯问题不合理而未建立抽放瓦斯系统的；
（二）矿井绝对瓦斯涌出量达到《煤矿安全规程》第145条第（二）项规定未建立抽放瓦斯系统的；
（三）未配备专职人员对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进行管理、使用和维护的；
（四）传感器设置数量不足、安设位置不当、调校不及时，瓦斯超限后不能断电并发出声光报警的。
第七条“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矿井总风量不足的；
（二）主井、回风井同时出煤的；
（三）没有备用主要通风机或者两台主要通风机能力不匹配的；
（四）违反规定串联通风的；
（五）没有按正规设计形成通风系统的；
（六）采掘工作面等主要用风地点风量不足的；
（七）采区进（回）风巷未贯穿整个采区，或者虽贯穿整个采区但一段进风、一段回风的；
（八）风门、风桥、密闭等通风设施构筑质量不符合标准、设置不能满足通风安全需要的；
（九）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的掘进工作面未装备甲烷风电闭锁装置或者甲烷断电仪和风电闭锁装置的。
第八条“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是指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查明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采空区、相邻矿井及废弃老窑积水等情况而组织生产的；
（二）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没有配备防治水机构或人员，未按规定设置防治水设施和配备有关技术装备、仪器的；
（三）在有突水威胁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未按规定进行探放水的；
（四）擅自开采各种防隔水煤柱的；
（五）有明显透水征兆未撤出井下作业人员的。
第九条“超层越界开采”，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国土资源部门认定为超层越界的；
（二）超出采矿许可证规定开采煤层层位进行开采的；
（三）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范围开采的；
（四）擅自开采保安煤柱的。
第十条“有冲击地压危险，未采取有效措施”，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有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未配备专业人员并编制专门设计的；
（二）未进行冲击地压预测预报、未采取有效防治措施的。
第十一条“自然发火严重，未采取有效措施”，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的煤层时，未编制防止自然发火设计或者未按设计组织生产的；
（二）高瓦斯矿井采用放顶煤采煤法采取措施后仍不能有效防治煤层自然发火的；
（三）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矿井，未选定自然发火观测站或者观测点位置并建立监测系统、未建立自然发火预测预报制度，未按规定采取预防性灌浆或者全部充填、注隋性气体等措施的；
（四）有自然发火征兆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并继续生产的；
（五）开采容易自燃煤层未设置采区专用回风巷的。
第十二条“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工艺”，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被列入国家应予淘汰的煤矿机电设备和工艺目录的产品或工艺，超过规定期限仍在使用的。
（二）突出矿井在2006年1月6日之前未采取安全措施使用架线式电机车或者在此之后仍继续使用架线式电机车的；
（三）矿井提升人员的绞车、钢丝绳、提升容器、斜井人车等未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检验的；
（四）使用非阻燃皮带、非阻燃电缆，采区内电气设备未取得煤矿矿用产品安全标志的；
（五）未按矿井瓦斯等级选用相应的煤矿许用炸药和雷管、未使用专用发爆器的；
（六）采用不能保证2个畅通安全出口采煤工艺开采（三角煤、残留煤柱按规定
开采者除外）的；
（七）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薄煤层除外）矿井采用前进式采煤方法的。
第十三条“年产6万吨以上的煤矿没有双回路供电系统”，是指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单回路供电的；
（二）有两个回路但取自一个区域变电所同一母线端的。
第十四条“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煤矿改扩建期间，在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者在其他区域的生产超出安全设计规定的范围和规模”，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批准擅自组织施工的；
（二）对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做出重大变更后未经再次审批并组织施工的；
（三）改扩建矿井在改扩建区域生产的；
（四）改扩建矿井在非改扩建区域超出安全设计规定范围和规模生产的；
（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竣工验收并批准而擅自组织生产的。
第十五条“煤矿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未重新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从事生产的，或者承包方再次转包的，以及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是指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生产经营单位将煤矿（矿井）承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二）煤矿（矿井）实行承包（托管）但未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载有双方安全责任与权力内容的承包合同进行生产的；
（三）承包方（承托方）未重新取得煤炭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的；
（四）承包方（承托方）再次转包的；
（五）煤矿将井下采掘工作面或者井巷维修作业对外承包的。
第十六条“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和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在完成改制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是指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进行生产的；
（二）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其管理人员进行生产的；
（三）完成改制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煤炭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矿长资格证、矿长安全资格证进行生产的。
第十七条“有其他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根据实际情况认定的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的其他重大安全生产隐患。
安全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建筑施工现场属高危作业区，全项目部管理人员要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高度重视，防患于未然。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维护正常的施工作业秩序，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要求和项目施工特点，制订本应急预案。
一、本项目概况
1．施工地点：
2．项目名称：
3．施工单位:业主:
4.施工面积：开工日期：竣工日期：
5．结构特点：层数：高度：
6．项目经理：证书号码：联系电话：
7．分管安全副经理：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9．伤员急救电话：
10．消防急救电话：
地址： 8．安全员：证书号码：11．就近医院：联系电话：
二、应急处理预案范围
1．一次死亡1人以上，重伤2人以上的伤亡事故；
2．坍塌、人员中毒、及经济损失五万元以上的火灾、设备事故等。
三、应急处理指挥系统
1．成立应急处理指挥组，组长由项目经理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安全生产的副经理担任，成员由项目副经理、后勤负责人、施工员、技术负责人、安全员、机管员组成。
2．应急处理工作在应急处理指挥组的统一指挥下，相关职能人员分工合作，密切配合，迅速、有序地开展。
四、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
以最快捷的方法，由项目经理立即（二小时内）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同时向企业主要负责人报告，并在24小时内以书面形式（传真）报企业主管部门。
五、紧急处置措施：
1．配备相关救援器材：气割设备（）套、手持型材切割机（）台、电焊机（）台、挖掘工具（）把、尼龙绳（）副、应急灯（）只、灭火器（）只、防毒面具（）副、工具车（）辆等。
2．项目经理和后勤负责人负责报打急救电话，负责抢救伤员。
3．项目分管安全工作的副经理、安全员、机管员负责险情处置，必要时报当地119或110请求援助。
4．项目副经理、施工员负责现场保护和维护秩序。
六、伤员救护措施：
1．成立救护小组，确定紧急救援组织（人员）名单：
行应急救援演练培训。
2．项目配备抢救担架（）副,医用氧气袋（）只、3．项目配备止血纱布、绷带和急救药箱。
七、配合上级有关部门进行的现场调查取证工作。
审批：
一、重疾险合同的性质及其生效时间
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射幸合同,主要分为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而这里说的重大疾病险合同则是人身保险的一个分支,在保险法中涉及保险公司、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等双方或多方主体。这里提到的射幸则是在发生不特定的事件会影响至少一方权益的,这里并不否定一方获利的可能性,而这个利润将会是所支付成本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反之将会什么都得不到,具有类似赌博的性质。而重疾险相对其他的险种来说风险性也更大,据统计,人的一生患重大疾病的概率要远大于70%。这也就意味着保险公司对于重疾险合同予以更多的限制,尽管有法律从中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的利益,但是重疾险合同的性质已经决定了二者的身份注定不会到达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再者,保险公司所获的收益来源于保险费与所赔付保险金的差额,并以此进行风险投资的利润。所以,为了收益,更多情况下保险公司会尽量拖延支付时间,尽量多地设定免责条款,这些情况都是很正常的。这也提醒了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要尽量的详读合同条款,以尽量地减少日后的纠纷。而对于重疾险合同的生效时间,一般情况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中有关一般保险合同的相关规定,依据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可以在重疾险合同中限定生效条件、生效期限等。而在一般重疾险合同中,保险公司更愿意选择附条件,所附的条件也很严苛。所附条件一般情况下是对保险金的交付限制(即要求投保人缴纳全部或者首付保险金),才会发出保险单;在保险单发出的次日凌晨起,合同方才生效。
二、重疾险合同的期间及效力
重大疾病保险合同的期间一般是自生效之日起至合同的解除事由出现时终止。而这里不得不提重疾险合同中的两个小期间,一个是投保人收到保险单的次日起十日内,这段期间称为的犹豫期,又称空白期;另一个则是合同生效日起至第180日的观察期。通常在这两段时间内,争议的发生往往会很频繁。
(一)犹豫期
2000年7月25日中国保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人身保险业务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规定“犹豫期”。在2011年6月27日中国保监会发布的新的《关于规范人身保险业务经营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犹豫期”是从投保人收到保险单并书面签收日起10日内的一段时期。投保单或保险条款中应载明投保人在犹豫期内的权利,保险公司销售人员展业时以及保险公司向投保人、被保险人发送保单时,应对犹豫期内的权利进行说明。在犹豫期内,投保人可以无条件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除扣除不超过10元的成本费以外,应退还全部保费,并不得对此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保险公司对投资连结保险投保人在犹豫期内解除保险合同的费用扣除应当符合《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犹豫期只在尽最大限度地保护投保人的合法权益,因为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所要退还的是保险金的现金价值,而保险金的现金价值的多少与投保时间的长短密切相关,在某些情况下,保险金的现金价值只有不到保费的1/10,所以这种情况下,规定犹豫期更显得十分必要。犹豫期中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在犹豫期内如果发生保险事故(重大疾病除外),保险公司是否需要理赔的问题,这里会涉及预付款问题,学界争议也很大。在这里需要提及一下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法律规定。台湾地区《保险法实施细则》第四条:财产保险之要保人在保险人签发保险单或暂保单前,先交付保险费而发生应予赔偿之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应付保险责任。人寿保险人于同意承保前,得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保险人应付之保险责任,以保险人同意承保时,溯及预收相当于第一期保险费之金额时开始。在我国大陆,犹豫期一般出现在合同成立并生效以后(除合同另有约定除外),所以,在犹豫期出现保险事故,应该予以理赔,而就合同未成立但保险人收取了保险费的情况下,应借鉴台湾地区的规定,这样更为合理公平。这一点在新的司法解释中予以了反映。2013年5月6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的、2013年6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四条规定,保险人接受了投保人提交的投保单并收取了保险费,尚未作出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发生保险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请求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责任,符合承保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不符合承保条件的,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但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保险费。保险人主张不符合承保条件的,应承担举证责任。
当然,在一些重疾险合同中,保险公司在合同中没有提及犹豫期,不过这并不会影响犹豫期的使用。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针对犹豫期的保险公司,其所承担的风险会更大,所以,保险公司在收取相关款项时,要书面标明其功能,以便尽量减少日后的争端。
(二)观察期
观察期是出现在重疾险合同中诸如在合同生效90(180)日以后至保险合同解除之前被初次检测出重疾险保险合同中所载明的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方才会赔付保险金中的期间规定。这里所说的自合同生效日至180日的期间一般称为观察期,又称等待期或免责期,是指在医疗保险、重大疾病保险这些健康保险中,被保险人在首次投保时,从合同生效日算起的一段时间内,被保险人患病所发生的费用,保险公司不予赔付。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非疾病意外导致死亡的情形下,保险公司是要承担赔付责任的。
观察期内如若发现重大疾病是否应该理赔,不同重疾险公司的规定也各有不同。观察期是在保险合同成立以后,因此,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存在着权利义务关系,如果依据有关合同的约定,针对观察期内所发生的重大疾病一律不予任何赔偿,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而言,显然有失公平。因此,有的保险公司做出在观察期内承担部分责任的规定。这种规定在现阶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观察期所规定的期限一般为90日或180日,在这期间内,投保人(被保险人)发生重大疾病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这也就提醒投保人(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要注意观察期条款,尽量减少诉累。
三、赔偿金的支付及重疾险合同的效力延续
重疾险合同相对于一般人身保险合同有其一般性,也有其特殊性,但是因风险性过大,保险公司宁愿一次性支付死亡赔偿金,而尽量拖延重大疾病保险的赔付时间,直至被保险人死亡,这就是保险业界常见的“保死不保活”。这里不得不提及,重疾险合同中保险公司一般会约定对于重大疾病的诊断要在其指定的医疗机构。更进一步的说,投保人请求给付保险金或者停止支付保险费用,保险公司指定的医疗机构所开具的疾病证明,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条件。这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往往是不利的。除了这个限制外,保险公司的理赔时间也模糊不清。重大疾病保险,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进行术前理赔还是术后理赔各有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有的被保险人没有钱进行医治,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而保险公司不理赔,又导致了被保险人无法就医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会出现被保险人死亡的局面;亦或是被保险人在除保险公司指定医疗机构外的其他医疗机构进行医治,保险公司不予理赔的情形。这些情况的普遍存在,往往是保险公司无限大地应用自己的格式条款,为自己争得更多的权利。但是,保险法中损失补偿原则、合理期待原则等基本原则中,均显现出保险合同的订立应当尽可能顾及到被保险人的利益。另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30条: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合同,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解释予以理解。对于合同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做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故保险公司适当的放宽理赔条件,对于符合无法提前支付医疗费的被保险人,在提供无法支付证明文件后,可以进行预先支付,亦或是未在指定医疗机构就医的,被保险人提供有关部门的证明后,给予理赔。另外,一般的重疾险合同往往会和其他险种并存,诸如意外伤亡险、人寿保险等。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在被保期间出现重疾险合同所列举的重大疾病,无论是一个亦或是多个,保险公司只理赔一次,所赔偿的限额最高不超过赔偿金的最高限额,该重疾险合同有关重大疾病保险部分中止;而如果被保险人死亡,则保险公司所支付的保险金,应该是保险金的最高限额除去重大疾病险已赔付的部分,这对于被保险人的利益,限制得更加明显。
保险合同的效力延续问题。在合同解除前被保险人已患重大疾病只是并未检测出,后来出现保险合同所约定的除被保险人过错的解除事由,保险公司已解除了保险合同,此时才检测出在合同生效后、合同解除前被保险人已患重大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合同是否应当延续至理赔结束。笔者同意效力的延续。首先,看合同中是否有相关条款,如果不存在则要按合同法的一般规定,及相关法理知识处理。合同的解除是以双方应尽义务完结为前提,而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此时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人仍有应尽之义务,所以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其次如果当事人能证明保险事故是发生在保险合同生效期间,只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致使相关证明在解除合同后方才出现,其本是身无过错,这种情形基于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保险公司的理赔符合社会公平正义,达到了对于弱者的保护目的。当然,保险公司对于这种情形下的理赔前提是基于被保险人无过错,如果被保险人怠于行使权利,亦或是有过错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可以不予理赔,这也符合公平原则。保险业本身属于风险投资,而重疾险合同又是其中风险十分高的一个险种,我们亦不可以将义务无限制的施加到保险公司的身上,这样保险业才会健康稳步的发展。
“投保容易,理赔难”是当今保险业的现状,为了保险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当务之急除了加大对保险业的监督力度外,相应的立法更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才会使保险公司得到更好的蓬勃发展,被保险人的权利才能得到落实。
摘要：重大疾病保险早已进入人们的生活,但在适用中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明确。重大疾病保险合同存在犹豫期、观察期和保险合同的效力延续等问题,常发生争议,处理时应平衡投保人、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的利益,以利于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都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刚刚在十八大产生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李成：首先，十八大产生的领导人具有新的特点。比如，教育背景的多元化，7位常委除了一位是理工科出身，其他人都有人文社科教育背景。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层面，这种教育背景的变化更为明显。
其中尤为突出的变化，是具备法律和司法背景的中央委员人数增加。李克强是北京大学法律专业毕业，几位公检法系统的新晋中央委员，也都有完备的法律教育资历，法律基础相当扎实。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期待，更完备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制度能尽快浮出水面。
还有一点变化是，具有企业经营和管理经验的人数增长。在中央委员会层面，虽然人数增加并不明显，但其地位明显得到加强，包括几位金融界精英的当选。
可以预见的是，这一批高级官员将对中国未来做出重要贡献。同时我乐观地预测，再过5至10年，受过优质海外教育的海归群体或许也将进入中国政府高层，其占总人数的比例会比现在有所增加。而这还不包括参加过海外短期培训的干部。在某些部门，特别是在外交、金融、科技领域，海归群体已有相当的分量。
当然，施政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要看有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如何运作和发展。如何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之中，找到恰当的平衡点，或许是未来几年内的一大看点。
十八大的另一大看点，是上一届领导班子全方位的退出，给予新领导层更大的施政空间，这是一个积极加强政治制度化建设的举措。
不久前我在华盛顿的威尔逊中心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中国未来领导阶层前瞻”的会议，基辛格博士与我一同受邀讨论。我们在会上提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最鲜明最突出的亮点，就是他们身上所凝聚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交融的人生经历。过去40年中国所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进程，他们都是最直接的参与者，他们经受过相同的磨难和砥砺，在困境中始终保有坚韧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使得他们一代人的执政风格，具备突出的果敢风格以及勇于突破的气质。这种独特的人生经历，对毫无相似经历的大多美国观察家来说，是很难捕捉到的。
“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瞭望东方周刊》：在你看来，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何在？
李成：最大的挑战之一，是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凝聚起新的共识。怎样让民众在重大问题上形成理性共识，是不容回避的重大挑战。
这一挑战出现的大背景，是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一年多时间放缓了增长脚步，外交关系上则面临新的地区性挑战，使得产生共识的需求和呼声变得更为急迫。这种共识的目的，是如何让中国的民众对中国的未来和前景更加有信心。
中国社会目前的开放和多元促进了思想和观点的流动和碰撞，这是好事情，但与此同时，社会共识不足。我觉得有必要寻求新的共识——这种共识不是去推倒旧楼，重建全新的思想大楼，而是更多地循着疏导、缓解的思路，鼓励常态化的思想和观点探讨，让理性、客观、前瞻，同时具备一定乐观成分的言论，充分地展现交流。
目前，在一些媒体和社交媒体上，更多充斥的是一种负面的看法和情绪，甚至是在西方语境里被称之为“不文明”的谩骂和诋毁，受害者从官员、知识分子到普通民众都有。这些方面的重新修复，与整个中国道德社会的重建大有关联。
我想，这种共识需要依赖的土壤，是健康健全的法律制度。
中国民众事实上渴望一种平稳温和的社会改革进程，而最好的操作途径，就是对法治建设的认同，因为法治所涵盖和保护的人群是最广泛的，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到中产阶层和政府官员。看了十八大报告以后，发现内容比以往更强调法治建设，强调党的活动（以往是党员个人）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瞭望东方周刊》：在形成共识方面，媒体是否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李成：微博和网络等新媒体目前在中国影响很大，总体是积极的。但也带来相当多的问题，比如网络谣言和不负责的失实报道，某些煽动性的语言暴力等等。因此健康、积极、理性的主流媒体报道，仍然是中国民主和秩序来源的可靠保证。
《瞭望东方周刊》：你又如何看待知识精英在这方面应承担的作用？
李成：借助不同的媒体平台和新媒体，中国当下，知识精英的影响力得到很大的拓展。但我对这种现象还是有所忧虑的——我忧虑的是，部分知识精英在公共空间中不负责任的言谈、观点，使之最终陷入迷失自我的境地。
当下中国需要公开的、理性的讨论，因为这是构建有效言论传播平台的基础，积极正面的有效交流能够抑制诸多负面因素的传递。我的建议是，知识精英在理性客观批评的同时，不能过度地夸大存在的分歧，不能沉溺于担任“异议者”所带来的虚幻荣誉之中。在中国转型期间，知识精英应担当社会转型沟通者的角色。
“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
《瞭望东方周刊》：作为一名海外中国人和中国观察家，你最希望未来的领导层在哪些领域实现突破？有何建言？
李成：我想中国新领导层面临的最直接且最为急迫的任务，乃是要让民众重拾对中国经济的信心。过去一年多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股市不振，加之在周边领土问题上与其他国家的争端也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影响，这些投射到民众的心态之中，就体现出期待新一届领导人整治和重新启动经济发展提速的强烈信号。同时可以预见的是，正陷入经营困境的许多中小企业也亟待中央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伸以援手，或是厉行调整改革的举措，走出目前的困境。解决好当前的经济发展和转型问题，我认为是新一届政府最紧迫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谈到了中国梦对于中华民族偉大复兴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逐渐形成和壮大的广大中产阶层，特别需要中国梦的支撑和鼓舞，他们构成了国家相关社会政策的直接受益者和受影响群体。中国中产阶层在教育、医疗、住房、职业发展领域承受着相当的压力，最近几年被中国媒体不断聚焦。我们的政府如何帮助中产阶层实现他们的中国梦，实现他们对美好社会和个人幸福的梦想？这是对中国未来希望的一种有力支撑。但怎样去表述，怎样去传递，也还是要费番思虑，要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保有信心，并使这一群体未来有显著的增长。
中国政府具有庞大的资源和强大的动员能力，所以我相信政府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社会消费、解决社会问题、处理好经济难题，并维护社会稳定。但这些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于中国部分政治结构和功能的滞后和失灵，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問题也可以从政治发展中寻找听诊的可能。
此外，着重强调反腐是新一届领导释放的非常强烈的信号，我想这也是需要政府严肃面对的话题。现在国内有部分人以为，反腐是一种大治的行为，出现愈大的贪腐渎职事件，中央迅速出手解决有效控制，使之处于可控的地步。但我想进一步地指出，政府应该让民众感觉到，中共的反腐工作，不仅仅是没有出现失控的极端情况，而是依然有一整套可操作运行的反腐机制来制衡腐败事件的出现，一定要有可靠的机制、可靠的法治模式，来整治腐败现象。当然反腐往深入走，一定也要和党内民主、强调依法治国联系起来。
我始终认为，中国出现或大或小的危机、问题都不要紧，但一定不能没有危机感。危机不是可怕的事，可怕的是没有真正的危机感和处理危机的决心和能力。从目前新一届领导人的表态来看，应可以期待大动作和大手笔。
“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所谓的度”
《瞭望东方周刊》：你与美国、中国研究界和政界多有接触，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和中国未来的？
李成：据我的观察，美国各界对十八大可以说是从未有过的极大关注，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的政经和社会各阶层，都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我想这里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商界、企业界关系极为紧密，中国也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美两国在一系列重大双边及国际和地区性事务中有共同的关注和聚焦点，中国领导人的个性和执政风格，对美国的友好度等，都是美国人所感兴趣的。
另一个，是出于对中国如何选举最高领导人的兴趣。在普通美国人眼中，中国政治充满神秘，和美国总统大选动辄需要一两年漫长的选战营销相比，很多美国人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的。
总体而言，美国主流舆论关注中共十八大的目的是试图把握中国政治的发展脉搏。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媒体在看待中国政治时，常常把握不好度，这既和美国新闻业对新闻伦理的认识与中国不同有关，同时也因为部分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抱有自大、自傲的心态，做出缺乏新闻严谨性的举动。
我曾经撰写过有关中国控烟的研究报告，被美国的彭博社摘用并失之偏颇。我觉得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媒体享有充分的批评权力，但前提是批评是基于严格的职业伦理和事实依据。
我一直在说，西方的媒体在接触和感知中国的同时，能否学会尊重中国，更了解中国，而不是被某些标榜的价值理念牵着走，我想这是值得我们海外研究中国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深思的。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用一句话来建言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你会怎么说？
李成：我觉得摆在中国新领导层面前的，有危机，有困难，但也有机遇，更有梦想。这个时候的中国，的确到了考量领导人心智和勇气水平的时候，保有一颗乐观积极视危难为转机的心态尤为重要。
我经常观看国内的选秀节目如《中国好声音》，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所传递出的中国社会的正能量与活力。所以，我愿意用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来概括我的观点：“悲观主义者在每个机会里看到的是困境，乐观主义者则在每个困境里看到的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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