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组织架构优化

政府组织架构优化（精选8篇）

政府组织架构优化 篇1

时间：2016-06-05作者：宋蕊

摘要：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过程中存在转变政府职能未到位，关系未理顺、人员结构不合理，分流安置难等难点。应科学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理顺各种关系；控制人员编制，解决人员分流问题；加强思想教育，转变思维观念。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借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关键词：政府；机构改革；组织结构；优化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就曾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一、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必要性

1、是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机构分别在1982-1983年、1987-1988年、1993-1996年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1982-1983年的机构改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国务院机构由100个减少到61个，但由于体制未变，机构、人员又重新膨胀起来，到1986年，国务院机构又膨胀到72个；1987-1988年的机构改革国务院常设机构由72个减为68个，但转变职能没有到位，关系没有理顺，地方的机构改革没有展开。1992年，国务院常设机构又膨胀到86个；1993-1996年的机构改革重点是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范围从中央到地方，目标是提高效率。经过这次机构改革，国务院的常设机构由86个减为59个。这三次机构改革都是适应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开展的，都以调整机构、精简机构、精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为中心内容和主要目标，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政府体制未变及运行机制未变，政府机构改革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1]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政府机构改革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推进政府机构改革，扫清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与日益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适应的政府机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政府履行职能的正确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势在必行。

2、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能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机构改革这场革命，“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党和国家机构，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旧的体制。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时期。各级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要按照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结合实际，突出管理和服务重点。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精兵简政，实现政府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根本转变，减轻行政成本给群众造成的负担，把公共财政增收更多地用到民生上去，从根本上清理和消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乱收费、乱罚款和“吃拿卡要”等与民争利现象，让企业发展、百姓生活有一个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鼓励他们充分发挥创造性、积极性，提高工作效能。因此，必须积极推动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对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下岗分流，以此增强机关干部的危机感和责任意识，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提高政府效能。

3、是加强公共服务，增强人民满意度的需要。“人民满意度”或者说是“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是指人民对自身社会发展或各级政府部门工作情况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日益严重的机构和人员臃肿重叠问题，不仅在经济上使我国的“吃饭财政”不堪重负，而且以其造成的职责不清、政出多门、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和官僚主义，损害党和政府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严重妨碍广大基层组织和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只有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使我们的党政机构充满生机和活力，提高工作效率，使党的方针政策得到充分贯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使我们的党和政府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机构改革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是一场革命。这就赋予了政府加强自身建设，转变工作职能、加强公共服务的重任。政府应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做实事，即时减少政府的不作为，消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增强人民满意度。

二、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难点

1、政府职能转变未到位，关系未理顺。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前提、基础和关键。机构是职能派生出来的，政府机构没有科学的、合理的职能，就没有科学合理的制度。机构改革是转变政府职能的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这三次政府机构改革，在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问题上，由于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和操作经验不足以及相关条件的缺乏，导致转变政府职能的任务未完成。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政府职权划分不明确。在目前的政府职能定位中,社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排在最后,没有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央及省以下垂直机构与地方政府关系没有理顺，条块矛盾突出。如何理顺中央和省以下垂直管理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解决条块之间的矛盾,是优化政府整体结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由于政府失败、市场失灵和公民社会自由发展，政府行为的有效性、能力是有限度的。[2]在探讨“政府应当做什么”、“政府能够做什么”时，必然先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市场、社会的不合理干预。

2、人员结构不合理，分流安置难。机构改革必然要涉及到人员的“出”“进”问题，人员分流是历次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也是改革成功的保证。[3]政府机构改革，一部分机构建制撤并，一部分机构搞优化组合，不论采取什么形式，都将有富余人员精简出政府机构。目前政府机构总量仍然偏多，政府层级过多,不符合现代组织结构扁平化趋势。地方政府机构仍然过大，影响政府职能的发挥。具体表现：一是新组建机构普遍存在人员超编现象。如某县发改委和商务局行政编制39名，实有人员80人，超编41人，超编105%。二是存在“官多兵少”现象。如某县发改委编制19名，实有30人，副科级以上干部19人，占63%。不建立离退休制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因此，“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由于“官本位”思想，职务、级别历来被看作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许多人视人员分流为工作中的挫折，自身对其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增加了人员分流的难度；加之机关干部自身素质结构这一因素，分流后的人员自身对电脑、英语的熟练程度以及其自身掌握业务知识的能力增加了人员分流安置的难度。

3、思想观念陈旧，思维方式转变难。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悠久文化的古国，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对现今的政府机构改革，政府组织结构优化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某些政府工作人员视权力为个人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的依据，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滥用手中的权力。许多人视政府机构为“铁饭碗”，认为干部只能升不能降，在简政放权时，这些机构会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

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成为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障碍。

三、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对策

1、科学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医学论文理顺各种关系。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彻底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政府职能结构是优化政府组织结构的前提和基础,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是巩固政府职能转变成果、使各级政府正确履行职能的体制保障。后者对政府职能转变具有刚性作用。[4]应该尽快明确政府定位，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社会管理型政府转变。合理界定政府部门职能，明确部门责任，确保权责一致。理顺部门职责分工，坚持一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确需多个部门管理的事项，要明确牵头部门，分清主次责任。抓住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理顺政企、政事、政社关系。一是理顺政企关系,下放生产经营、市场资源配置职能。政府要以经济职能针对市场行为的盲目性、短期性、微观性等弱点进行宏观调控,以法律和行政手段建立起规范的市场秩序。二是理顺政事关系,走社会力量共同办事业的道路。理顺政事关系,政事分开主要是指政事的职责分开、机构分开、管理方式及手段分开。职责分开,是将政事关系中的行政管理职能交给政府,把技术性、服务性、公益性事务交给事业部门。机构分开,对一些属于党政机构序列、实际上政事合一、并以事业为主的机构进行调整。管理方式分开,对事业单位进行简政放权,政府只管宏观的事,其他具体事务原则上由事业部门自己去管。三是理顺政社关系,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政府放权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向市场放权,发挥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的功能,使企业在市场中得到应有的服务,避免盲目性,规避风险,政府也能从琐事中解脱出来。[5]十七届二中全会指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6]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审批事项，降低审批门坎，提高审批效能，简化审批程序，优化政务环境，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

2、控制人员编制，解决人员分流问题。控制人员编制，提高人员素质。针对机构人员超编、领导干部所占比例过大的问题，建议组织、人事部门在人员调整和领导干部配备时，应优先考虑机构的超编人员和超配的领导干部，切实把人员控制在人员编制以内。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行政管理体制,公务员队伍的素质极为重要。培养和造就大批懂得管理、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方针、政策,有现代化意识的高素质的公务员,既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没有这样一批素质好的公务员在政府机构里工作,改革也不能取得最后成功。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只有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才能最终消除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保证政府机构改革顺利进行。切实解决人员分流问题。通过待岗培训、充实企业、提前退休、自谋职业多种渠道解决人员分流的问题。通过培训以高转岗分流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授之以渔”。政府可提供一些优惠政策，帮助分流人员解决再就业中的困难。对于精简人员，为其开辟新的就业领域，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舞台，重点是面向企业、加强企业。推荐有专业特长和管理经验的人员到企业或社会中介组织任职。采取妥善的安置办法，引入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提高政府的管理效能和行政效率。政府要认真落实改革方案,深入细致地做好分流人员的安置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正常的工作秩序。

3、加强思想教育，转变思维观念。政府机构改革最终必然要涉及到个人权力和利益，因此，政府机构改革必然要以加强思想教育为先导，逐步转变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思维观念。政府职能的转变，首先是转变政府的管理思维，政府必须从“全能型”转向“有限型”，从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转变，从管制思维向服务思维转变，走出“小政府，大社会”的认识误区，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并从社会的控制者转变成社会服务的提供者，以适应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和我国加入WTO发展的客观需要。

除此之外，我们应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应当进一步加大政府机构改革案例研究的分量。对其进行长期地、长年累月地调查研究,解剖改革案例,并从无数改革案例中进一步得出明确的结论，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参考文献：

政府组织架构优化 篇2

由于近年来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实施, 在发展经济、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整治腐败、免除农业税、西部开发、新农村建设、安置下岗职工、抗御特大灾害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使自身的形象日益提升。胡锦涛、温家宝等主要国家领导人的亲民形象和务实作风受到人民的爱戴, 也使中央政府的形象增添了许多亲和力。与此同时, 根据美国权威调查机构的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的国际形象排名在2005年超过美国, 说明中国的国际形象也在日益改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地方政府的形象却呈下降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显示, 民众对中央政府接近很信任, 其次是法官和警察, 对地方政府的信任仅位居第三。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多, 除了人为因素外, 关键还是体制和政策造成的。

二、造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形象差异的原因

(一) 立法决策易而执行难。

制定出好的法律、政策、政令是相对简单的, 至少在民众看来, 纸面的规定是比较好的。而执行相对困难, 民众会认为中央的政策之所以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是因为地方政府执行不力。

(二) 传统的层级管理使执行的成本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中央请客, 地方埋单”。通常情况下中央政府只管出政策, 并不提供执行政策所需要的资源, 尤其是资金。比如, 中央政府颁布一项政策说, 符合某个条件的人群应当涨工资。但这笔钱中央政府并不出, 而由地方政府自行筹集。民众看到中央政府的政策, 形成了要涨工资的预期。但有些地方政府可能筹集不到这笔钱, 自然在民众眼里成为“坏人”。当一项政策, 从中央政府执行原则性政策, 到省市政府执行细则性政策, 再由区县或者乡镇、街道政府, 牵涉到四五级政府, 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 但民众又如何能够分辨清楚?于是民众就很自然地把把扳子打到了地方政府身上。

(三) “人治”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责、权的不确定性。

目前我国基本上还是“人治”, “人治”所导致的权利上的随意性, 容易引发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权利滥用, “人治”所带来的责任义务不明确性导致政府背负过多的包袱和社会后果。

三、解决的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管理架构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 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形象差异主要是因为政府的管理架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造成的, 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在于优化政府的管理架构, 一方面要继续精简机构, 减少管理的层级, 调整管理的跨度, 另一方面也要打破传统的垂直管理模式, 建立多中心重叠治理体系。

(一) 要推行继续“省管县”试点改革。

郡县治则天下安, 县域强则国家富。“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省份试点推行。通过扩大县一级政府的权力, 受到政策扶持的县 (市) 的经济发展明显加快, “扩权强县”在很多地区被证明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现实路径。与此同时, “强县扩权”还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改革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成为“省管县”改革的第一步。“十一五”规划提出, “理顺省级以下财政管理体制, 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省级直接对县的管理体制”。这是对近几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进行相关改革的积极回应和肯定。管理层级的减少和管理跨度的加大将有效的提高管理的效率, 同时也建立一个精简高效的政府形象。

(二) 乡镇一级政府“必不可少”, 但应精简机构和人员。

乡镇是我国最低一级地方行政建制, 与民众的接触最直接, 所以也直接影响到了政府形象。近几年, 我国采取“县政权取实, 乡政权取虚”的简单做法, 大规模地“撤乡并镇”, 使乡镇政权处于非稳定的状态。全国平均每天都会有4个乡镇悄悄地消失, 预计到2010年中国乡镇数量将保持在3万个左右。由于我国对乡镇建制规模、管理层级、治理能力、功能定位、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等缺乏整体设计和法律保障, 同时又受制于国民收入分配、财税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农民义务教育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制约, 最终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长期处于被动的施政状态。“精乡”就是把乡镇政府所拥有的行政权规范到合理的空间, 使之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密切合作的关系。

(三) 建立复合架构管理体系。

中国历来实行的都是层级管理, 但近几年随着工商、税务、国土、环保、纪检、技监、气象、供电、烟草等部门不断被上级直管, 公众对政府的“垂直管理”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假如全面实施垂直管理, 就意味着一项政府活动各级政府设立对口部门, 而统一服从中央政府相关部门的垂直领导, 那实际上就等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条条”。这种垂直管理模式如果严格实施, 将把地方政府拆得七零八落, 甚至取消了地方政府, 如果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全国所有地方最细微的事务, 根本不可行。所以重新设计政府架构, 必须摆脱条条块块的思维方式, 就事务本身直接进行分工, 走向复合架构模式。

在涉及公民人身自由与基本权利之保障、涉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公平秩序之维护等方面的事务, 应划归中央政府权限范围, 中央政府不仅对其立法、决策, 同时也借助于自己的执行体系直接执行。在涉及经济、民生、市场等发展性事物应划归省级政府权限范围, 如工商、税务、纪检、气象、供电、烟草等部门, 划归省、县政府的事务, 也是各自同时承担立法、决策、执行等所有环节的权力与责任。其他日常事物, 特别是与民众联系密切的部门, 例如卫生、教育、民政、信访、商务、交通等依然由基层政府管辖。

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形象差异绝不是一个外部形象的问题, 而政府的治理结构、治理方向、治理方式才是深层问题。当然, 解决好了这些深层问题, 也不仅仅是改善了政府的形象, 最重要的是降低了政策运行成本, 提高了政府绩效, 促进了社会和谐, 是实现和谐社会比不可少的因素。

参考文献:1.西山红叶.南方周末, 2007—7—5。2.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摘要：近年来中央政府的形象日益提升,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中国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形象却不尽人意, 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 就必须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管理架构, 一方面要继续精简机构, 减少管理的层级, 调整管理的跨度, 另一方面也要对管理模式进行深化改革, 建立复合架构管理体系。

关键词：政府,形象,治理

参考文献

[1].西山红叶.南方周末, 2007—7—5。

非政府组织 篇3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市民社会；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D034.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7-0178-02

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缩写为NGO)，出现于50年代，兴起于70年代，在过去20年有了飞跃性的发展。如今非政府组织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虽然非政府组织已经存在了半个世纪，但是人们对于到底什么是非政府组织却还是模棱两可。虽然很多学者都从不同的方面阐述了非政府组织的某些特征，但是如果要是给非政府组织下个准确的定义真是难于上青天。当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就是莱斯特•萨拉蒙教授所给出的定义。他给出了非政府组织的七个特点或者是属性，认为只要符合这些属性的就是非政府组织。“组织性，就是有正式的组织机构，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和固定工作人员；民间性，就是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受政府支配；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即使有了利润，也不能分配，而只能用于组织的正常运作；自治性，就是有独立的决策和执行能力，能进行自我管理；志愿性，成员的加入或者组织资源的集中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愿性的；非政治性，不是政党，也不以政治权力为诉求，也不参加竞选等政治活动；非宗教性,不是宗教组织,不开展传教、礼拜等宗教活动。”［1］

一、非政府组织领导公民政治参与的必要性

1.中国从政府治理社会向市民自治社会转变的需要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又常被译为“公民社会”，是近年来社会转型的主要目的诉求。就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达成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包括个人私域、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四个方面［2］。由此看出非政府组织已经被认为是市民社会的核心因素。在一个社会中，政府是最强势的集团，中国也不例外。政府手中掌握着别的组织难以望其项背的强制力，政府凭借这种强制力对社会进行治理。但是随着政府的组织结构的扩大，工作人员的膨胀，原来运行自如的政府现在已经蜕化成一个行动迟缓的“怪物”，对社会的治理呈现出力不从心的状态。这就说明政府治理社会必须要向市民自治社会过渡。既然是市民自治社会，肯定离不开公民对于社会事务的治理，但是如果每个市民都想直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治理，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必须通过非政府组织对公民进行引导，使之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定程序来参与政治，明确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以及在市民社会中的权限。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公民政治参与合法，合理，高效，有序。

2.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普遍偏低，必须通过非政府组织来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使之具备治理国家，建立市民社会的基本政治素养

政治文化概念是阿尔蒙德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种政治文化是在该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3］因此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几千年的文化积淀，消磨了人民自我治理的诉求，好像治理国家理应成为统治者的事情，与自己无关，因而，公民的政治参与几乎处于瘫痪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迫切提高人民的政治文化成为当务之急。只有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才能使其“对政治体系、政治活动过程、政治产品等各种政治现象以及自身在政治体系和政治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4］有更清晰的认识，这样才能让公民参与政治内化到每个公民的心里。而非政府组织可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责任，来提高公民的政治文化水平，使之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从而使之适应市民社会的要求。

3.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也为非政府组织领导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便利条件

电脑科技的普及，让偌大的地球成为了一个“地球村”。通过网络，可以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网络方式比如“网上大课堂”来对公民进行政治文化的教育，同时可以通过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来收集公民对于国家政治体系、政治活动的看法和意见，及时地根据民意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并且通过网络反馈给公众，这样使得非政府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简单易行，从而更能为公民政治参与服务。

二、非政府组织相比政府组织来说，在引导公民政治参与上的优点

1.非政府组织善于沟通，使得公众不排斥，更能代表民意。公民的政治参与必须符合自己的利益和诉求。非政府组织就是依法建立的、非政府的、非营利性的、自主管理的,并且具有一定志愿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性问题的社会组织。因此非政府组织既能深入到社会基层的民众中间, 又能同政府保持较密切的关系。它们可以宣传和普及国家的法律和政策, 教育和动员民众, 使他们认识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同时, 又可作为传达民情的渠道, 反映民众的愿望和意见, 去影响政府政策和计划以使其更适合民众的需要。公众是自觉自愿加入非政府组织的，因此他们能够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对于政治制度、政治活动以及各种政治进程的看法、意见和要求呈现出来，从而希望通过非政府组织来使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得到满足。而政府则通过其工作人员或者某种制度来了解民意，鉴于政府的特殊性，民众与政府之间可能会产生“隔膜”，民众可能会隐瞒自己对于政治现象和政治进程的真实想法，使得政府得到的所谓的“民意”与真正的民意出现偏差，从而偏离了民众真正的诉求。

2.非政府组织具有能够灵活调整的优势，在引导公众政治参与过程中出现问题能调整。既然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民间组织，在组织上是独立的，不隶属于政府部门，也不受政府支配，因此只要在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能够对公众需求做出及时的反应。能够依据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部门的条件变化，制定相应的决策，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更根据公众的需求变化来有效地引导公民政治参与，使之实现自己的利益和要求。

3.非政府组织可以深入社会基层、贴近贫穷民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真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非政府组织能够接近社会最基层的群体, 促使这些社会成员参与同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决策和资源分配。既然非政府组织有能力让公众合法公开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能代表公众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望，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具备了领导公民政治参与的最重要的条件，使其能真正地想民众之所想，急民众之所急，使得非政府组织与民众的利益休戚相关，从而更好地实现了非政府组织的领导责任。

参考文献：

［1］ 莱斯特•萨拉蒙.非营利部门崛起［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3).

［2］ 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M］.北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 G .A.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4］ 王惠岩.政治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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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O-Leader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he Citiz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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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Wei

(Business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nan4112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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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s（NGO)came into existence at 1950s,sprung up at 1970s,and has achieved huge progress since the past 20 years.Nowadays,NGO has penetrated into every aspect of the social life,and has more and more effect. Along with the democratic tide spreading over the world,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ecomes the significant part of the modern political life. But because of various reasons, for Chinese citizen, both the scope and the depth of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re on the low level. Who will be the leader to guide the citizens? The NGO is undoubtedly the best.

Key word：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Civil Society； Political culture

中国政府等级架构（精选） 篇4

中国干部行政级别有比较严格的划分，级别一般直接影响待遇，包括工资、分配住房、差旅标准、退休安排等等诸方面。而且原来的行政级别划分并不限于政府职能部门，其他所有国有企业机构和部门都有同样的级别划分，包括军警、国有公司、学校、医院等各行各业，均参照政府部门行政级别。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行改革，逐渐在非政府部门取消此类行政级别。

[编辑] 具体级别

等级 行政级别 代表职务 对应军队级别国家级正职 国务院总理

2-4 国家级副职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委员

4-8 省部级正职 省、直辖市、自治区正职 国务院部委部长或主任 大军区、军种正职

6-10 省部级副职 省、直辖市、自治区副职 国务院部委副职 国务院部委下属国家局正局长 正军级

8-13 厅局级正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正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正职 地级市正职、巡视员 正师级

10-15 厅局级副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副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副职 地级市副职、副巡视员 副师级

12-18 县处级正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下属处正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下属处正职 地级市局、区、县正职、调研员 正团级

14-20 县处级副职 国务院部委各司下属处副职 省市自治区厅局下属处副职 地级市局、区、县副职、副调研员 副团级

16-22 乡科级正职 乡长 地级市局下属处处长 县级市下属局局长、主任科员 正营级

17-24 乡科级副职 副乡长 地级市局下属处副处长 县级市下属局副局长、副主任科员 副营级

18-26 科员级 村长、科员 连级

19-27 办事员级 办事员 排级

正厅级或以上为高级干部。

省会城市一般为副省级城市，下属干部级别高于地级市一级。

行政级别原则上与党内职务无关，但是地方官员同时任上一级党委常委的，级别按上一级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事务局2008年12月8日颁布的《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直接从各类学校毕业生中录用的、没有工作经历的公务员初任职务及级别如下：

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主任科员，定为22级；

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副主任科员，定为24级；

大学本科毕业生、获得双学士学位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含学制为六年以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生班毕业和未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任命为科员，定为25级；

大学专科毕业生，任命为科员，定为26级；

转变政府职能 创新组织模式 篇5

努力促进行业商会服务发展新水平

如皋市工商联

（2010年04月01日）

近年来，面对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区域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如皋同业商会始终围绕“发展一个商会、打造一个板块、振兴一个产业”的奋斗目标，致力探索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经济工作的新模式，实现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先后组建了28家市级同业商会、29个镇级商会以及5个异地商会，其中，太阳能、液压机升格为南通市级商会，肠衣升格为省级商会，市级商会共吸收会员企业3233家，85%的规模企业都是商会会员，已成为推动如皋经济社会持续腾飞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追求“三个更高”，鼎力支持商会建设。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按市场化原则规范和发展各类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如皋同业商会应运而生。一是思想认识定位更高。我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商会的组建工作，充分认识同业商会的组建和发展不仅符合中央转变政府职能、深化体制改革的要求，更是推动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抓手和组织经济工作的全新模式。于2004年2月、2004年7月和2006年12月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同业商会建设的意见》、《关于放手发挥同业商会职能作用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明确同业商会职能权利的意见》三个文件，充分赋予同业商会的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二是组织领导要求更高。把商会建设列入我市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了市四套班子在商会工作方面的具体分工联系人，市委主要领导坚持每个季度对商会工作进行一次专题调研，对商会的组建、作用的发挥、活 1

动的开展多次作出指示。在党代会、人代会等重要会议上，对商会工作都做到有总结、有评价、有希望、有要求。三是专职队伍配备更高。在商会的业务主管部门即工商联的班子和人员配备上，市委做到侧重倾斜、选优配强，2位驻会会长都有着丰富的基层一线和经济工作经验，从乡镇中选调了4位35周岁以下的年轻优秀公务员，在职人数达到10人，人员力量得到了大幅度充实和高标准配备。市委还从非领导职务干部中选派了部分懂经济、有能力、讲奉献的优秀干部到市级同业商会担任专职副秘书长，切实加强对同业商会的指导和帮助。同时，实行市级同业商会专职秘书长集中办公制度，强化了工商联对商会的管理与沟通。

二、打造“三大平台”，着力加快民企发展。以提高服务经济的能力为突破口，着力打造三大服务平台，在服务手段、职能、渠道等方面实现新提升。一是建立互助基金平台。面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市工商联一方面积极与相关金融部门协调，组织银企交流恳谈会，促进银企之间有效对接，目前与邮政储蓄银行的合作正在紧密进行；另一方面按照《关于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与发改委、人行等部门组织了市应急互助基金监督会，目前已有近百家中小企业申请加入，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二是建立维权服务平台。工商联加强与税务、公安等相关部门的沟通和联系，09年5月份在全市成立了“如皋市纳税人维权中心”，并依托肠衣、液压机、太阳能、船舶、服装、纺织、黄酒、糕点、建筑、浙江等商会，首批成立10个纳税人维权分中心，进一步维护了中小企业的合法权益。三是建立培训服务平台。为帮助民营企业应对金融危机规避风险，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09年11月份邀请华东理工大学教授王仁锋为近400名企业家做了一场精彩的报告，得到了参训企业家们的一致好评和欢迎。从今年开始市委将组织企业家赴上海复旦大学轮训。我市工商联将与华东理工大学联合举办企业家培训班，长期为会

员企业开展培训服务，不断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综合素质。

三、实现“三个助推”，竭力发挥商会作用。市委、市政府充分信任和依靠同业商会，赋予相应职权，积极发挥商会作用，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加快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步伐，实现了企业、行业、地方经济的“三赢”。一是以商会为龙头助推企业壮大。企业不断发展壮大是同业商会的重要职责，地方党委、政府重视商会建设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商会组织来推动企业和产业的做大、做强、做优。同业商会组建以来，我联充分发挥商会在行业内的龙头作用，使广大会员企业树立加快发展的理念，提升了会员企业的总体竞争力，促进了企业的发展。南通市液压机商会会长单位南通锻压设备有限公司、华东液压设备有限公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利用自身影响，与高校合作，搭建研发中心服务平台，研发成果惠及商会企业，促进行业企业的迅速成长、逐步壮大。二是以商会为抓手助推产业发展。商会尤其是工业企业商会在地方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目前，如皋的十大重点产业推进体系中，涉及商会的有食品、新能源、服装等5大产业，相应的食品、肠衣、太阳能、服装等商会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制定产业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加大科技研发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批以商会为平台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区正在形成。工程总投资6.8亿元、目标产值100亿的中国肠衣城首期工程已竣工，已有200家企业入驻园区；如皋市船舶商会通过举办“如皋船舶高层论坛”，促进我市船舶业竞争力的全面提升。目标产值100亿的长寿食品产业园区规划工作基本结束，医疗机械商会的专业园区、药品商会的医药商务中心和浙江商会的浙商大厦等一大批商会牵头的项目正在加紧推进。三是以商会为平台助推地方经济建设。以企引企、以企招商是招商引资工作取得突破的捷径，而商会正是推动以企招商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市工商联不断加大以商会为载体的招商引资力度，先后以太阳能商会、电动车商会、如皋浙江商会等为主体成功举办了招商活动，引进了一大批重大项目，如皋市浙江商会引进了投资达8亿元的“语言山”项目。去年10月份以举办长三角工商联联谊会为平台，成功召开了如皋投资环境说明会。在市工商联和如皋市浙江商会的共同努力下，如皋市荣膺2008浙商“最具投资潜力城市”称号。深圳、上海等地如皋异地商会也发挥了地缘关系的独特作用，积极主动协助各类招商活动，助推了如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四、发挥“三大功能”，合力共渡经济危机。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严峻挑战，28家同业商会迎难而上，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根据行业特点，发挥自身优势，在引导会员企业坚定信心、反映诉求、构建平台、增强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抱团取暖、共渡难关。金融危机引发行业困境，外贸出口业首当其冲，作为传统出口行业肠衣产业遭受了巨大打击。困难时刻，肠衣商会理事会群策群力，抱团取暖，以会长陆金林为首的四家会长单位先后筹集7000多万元，用于收购会员企业的库存肠衣，解决了会员企业产品滞销和资金周转困难问题。09年随着肠衣市场行情的日趋好转，肠衣商会及时调整经营发展思路，在稳定国外市场的同时，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市场。目前肠衣产业走出困境，出口总量已占据全球30%，在行业重新洗牌后实现了新飞跃。二是联手出击、抢占市场。南通市太阳能光热商会在获知太阳能热水器即将进入家电下乡产品活动时，积极引导和鼓励会员企业进行“家电下乡”申报，在09全国招投标中我市元升、佳佳、奥斯特三家名列其中，其中会长单位元升所申报的28个型号全部入选。通过成功申报“家电下乡”活动，抢占了国内市场，壮大了太阳能产业。三是转型升级、提升档次。服装行业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行业。市服装商会通过树典型，促发展的形式，向全体商会会员宣传、推介重点企业的经验，号召广大会员企业加强技术改造，不断提升企业层次，全市服装行业销售、利税均有所上升，重点企业的生产、经营态势良好。服装商会副会长单位南通泰慕士近两年投入了5000多万元引进德国、美国、意大利等国际一流设备，对产品进行转型升级，提升档次。公司计划将再投入500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与香港企业合作在上海建立技术研发中心，从贴牌加工向自主研发转变。

国际上非政府组织的筹资 篇6

发布日期：2010-02-02 08: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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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政府组织的筹资模式

筹资是非政府组织赖以生存和实现目标的支持性条件。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无疑需要资金支持，但作为非营利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并不能像企业那样去直接从事生产和商贸活动，其资金来源无外乎会费、服务收费、经营收入、个人捐款、公司募捐、政府资助等。从大的方面说，资金来源可以归纳为民间捐赠（包括个人捐赠和企业捐赠）政府补贴、服务收费和销售收入等三大块。

由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传统和制度规定的不同，非政府组织资金收入按照其主导筹资渠道的不同而分为市场主导和政府资助主导两大模式。

（一）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

这种筹资模式中的非政府组织在运作资金方面主要依靠的不是政府资助，也不是民间捐赠，而是自身服务以及其他经营性活动所得的收入。美国是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的典型代表。在美国，非政府组织由于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而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但是，非政府组织的收入并没有因此而主要来自民间捐赠。统计结果显示：在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收入中，服务收费和销售收入占57%，政府资助占30%，民间捐赠占13%。

1、民间捐赠

美国民间有着深厚的互助和慈善传统，尽管民间捐赠在非政府组织的收入中并不占首要位置，但民间捐赠长期以来被视为非政府组织的一个典型的资金来源。从民间捐赠来源看，分为私人捐赠、公司捐赠和基金会捐赠三大块。从非政府组织的行为方式看，民间捐赠又可以分为民间主动捐赠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募捐两大类。（1）私人捐赠

民间主动捐赠。由于国家对公民个人的捐赠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因此，私人捐赠在美国是很普遍的事情。据统计，2000年，全美国89%的家庭向非营利组织捐过款，平均每个家庭捐款1620美元。

公共募捐活动。非政府组织还可以通过联合劝募会、联合艺术会等来筹措资金。但必须将这种活动列入资金筹措计划，向政府提前登记获得许可，在募捐活动结束后向政府和公众报告收到了多少资金，并报告这些资金的支出情况。（2）公司捐赠

在美国，由于税法对向非政府组织提供捐赠的公司有税收优惠，同时，整个社会也倡导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因此，公司捐赠在民间捐赠中也占有重要位置。一般情况下，获得大公司的捐赠往往依靠非政府组织的营销策略，而获得小公司的捐赠往往依靠非政府组织负责人的个人关系。

（3）基金会捐赠

美国很多基金会都资助公益、慈善活动，但基金会的捐赠一般都会限定资金用途，即为限定性支出。大型基金会资助款一般数额较大，但申请程序比较严谨，非政府组织需要写明自己的请求以及资金使用领域、方式，并提供预算，获得捐赠后，在使用资金过程中还需要按照基金会的要求提交相关活动和经费使用报告。为了从民间获得尽可能多的筹款，非政府组织还向专业筹款人或公司寻求帮助。非政府组织的这一需求，使筹款公司和筹款人成为热门职业和行业。

2、政府资助 在美国，政府对非政府组织予以支持的历史由来已久。非政府组织只要经注册取得法人地位，就有资格取得政府的资助。20世纪60年代，美国政府开始大力推动社会服务，主要的做法就是发包或购买服务，即政府基本上不直接从事社会公益事业，而是通过项目招标方式委托非政府组织来进行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因此每年要精心选择项目，做出翔实的项目报告，进行投标，申请社会公益事业的项目资金，项目内容符合政府意愿的才能得到批准。联邦政府每年对非营利部门的资助高达数百亿美元，远高于民间捐赠。除直接的政府资助外，联邦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措施、对个人和公司慈善捐款的减税、对非政府组织邮资的补贴，以及州及州以下政府对非政府组织所得税、财产税、销售税的减免等，构成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部门的暗补。据美国国税局估计，联邦政府每年因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而损失445亿美元的税收，邮资减免也有30多亿美元。即便如此，非政府组织从政府获得的资金收入也不足以构成支撑其运作的主要资金。

3、营利活动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筹资市场化方式更加明显。一方面，政府资助减少，政府鼓励非营利组织运用营利手段来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对民间捐赠和政府资助等传统筹资渠道的激烈竞争使日益增多的非政府组织对资金的吸引呈现出分散的状态，这使得很多非政府组织开始转变态度和策略，在传统筹资渠道之外另辟财源，依靠自身的经营活动获得收入被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所接受，人们逐渐达成共识：慈善捐赠、志愿行为和政府补贴多多益善，真正的生存和发展立足点还在于非政府组织运用商业渠道的“自力更生”。

从整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民间捐赠和政府拨款在非政府组织收入中所比重呈下降趋势，而营利性收入则不断上升，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包括服务性收费在内的营利性收入占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收入的57%。

尽管非政府组织在美国一直受到公众的信任，但由于非政府组织日益依靠自身的经营活动来获取运营资金，所以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是滥用减免税特权，名不副实。非政府组织按照法律可以享受税收减免，但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享受税收优惠的同时，却不按照其宗旨履行提供服务等社会使命，而是将钱更多地花在自己身上。如用于资助开展活动的钱低于行政和杂费开支。

二是人员收入分配过高。非政府组织往往声称自己是社会使命驱动的为公众利益而存在的组织，并且法律也的确规定它们不得将盈利私分。美国国会曾在一次检查中发现，在美国最大的250家非政府组织的2000名主管中，有300人的薪水超过20万美元，有的甚至超过百万。除工资之外，还有其他好处，如奖金、低息贷款、住房补贴、专车、免费休假和高额的退休金。

三是行政费用过高。如美国退休者协会1990年仅在家具上就耗资2900万美元，而当年它援助生活贫困老人的开支却只有1400万美元。

四是贪污现象时有发生。主要是因为会计制度不完善而产生的。有的甚至连最基本的会计制度都没有建立，给人以可乘之机。通过做假账、开设小金库等常用手段中饱私囊。五是形成对营利部门的不公平竞争。由于政府缩减公共开支，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经营活动得到政府的默许，因此，非政府组织几乎涉足于各个商业领域。由于非政府组织享有减免税优惠，这使得它们与营利性机构相比，投资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这不仅形成对营利机构特别是小型企业的挤压，而且使一些人利用注册非政府组织的方式而进行营利，一方面对企业形成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破坏了非政府组织的社会信誉。

在市场主导的筹资模式中，非政府组织在运作资金方面主要依靠的不是政府资助，也不是会费收入，社会捐赠在其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也比较小，支撑非政府组织生存的是其依靠自身服务以及其他经营性活动所得的收入。

（二）政府资助主导型筹资模式

在政府资助主导型筹资模式中，非政府组织的收入主要依赖于政府拨款。根据对22个国家非政府组织收入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属于政府资助主导模式。以日本为例。日本公益法人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费、社会捐赠、政府补贴金、开展经营活动的收入。1995年，因为日本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收费等收入占52%、政府资助占45%、社会捐赠占3%而把日本列入市场主导的筹资模式。但是，1998年日本《特定非营利活动促进法》颁布后，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资助力度大大加强，许多地方政府提出了“非营利组织分担公益事业”的观点，主动将非政府组织视为合作伙伴。因此，日本非政府组织的筹资模式已经转变为政府资助主导模式。

1、政府资助

日本政府部门对非政府组织活动的资金支持比较多。除合作或委托开展项目外，日本政府还采用补助金的形式给予非营利组织以直接资助。如，2003年日本中央政府财政预算中安排的非营利法人补助总额3000亿日元。日本的道府县一级政府也加强了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有的地方，甚至提出“非政府组织立县”的口号，在政府职能部门设机构，安排专门的人力、财力推进本地非政府组织发展。日本政府正在将越来越多的公共设施交给非政府组织管理，并为此为非政府组织设置了各种“公开募集型补助金制度”以及委托管理事业费即购买服务经费。很多地方政府建立了非政府组织支援中心，为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有的地方如市川市从2006年开始实施“市川市1%支援制度”，以立法的形式规定：政府将税收的1%用于支援非政府组织，至于给哪一个非政府组织，则由市民也就是纳税人投票决定。

2、社会捐赠

日本国民捐赠对非营利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大，捐赠收入仅占非政府组织资金来源的8.9%。2000年日本每个家庭向非政府组织的捐赠额度平均是2900—3200日元。许多企业创立了支援非政府组织的赞助金、捐款制度，企业自行设立的财团也增加了面向非政府组织的项目。例如有的公司推出“配套赠与项目”，即雇主配比雇员的捐赠金额，一般都是1比1配比，这就意味着雇员向非政府组织的捐款翻倍了。但是，只有5%的公司操作“配套赠与项目”，因为向特定非营利法人进行的捐赠不能从应税收入中扣除。

3、经营活动收入

随着日本对非政府组织的重视和所采取的一系列促进措施，非政府组织不仅与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了，而且与市场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了。很多非政府组织开展了商业活动，在追求公益性的同时也追求营利收益，为组织积累更多的活动经费。据统计，日本40%以上的组织报告有收益事业。

政府资助主导型筹资模式中，非政府组织的收入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但是，也正是因为过于依赖政府拨款，从而引起人们的忧虑：对政府拨款的依赖程度增加可能会改变非政府组织的民间性特质。

市场主导型筹划资模式和政府主导型筹资模式的共同点在于：在非政府组织的收入中，社会捐助所占的比例都非常小。

（三）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筹资管理

1、我国非政府组织筹资模式特点

第一，与国外非政府组织历史悠久，法规完备，分类治理相比，我国相关法规不够完善，已有法规可操作性不够。

一是国外法律完善、重点突出、可操作性强，国外非政府组织筹资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依法规范和治理。如美国不仅有完备和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法律体系，而且以税率调节十分有效。日本非营利组织的相关法规有180部之多，而我国至今还没有一部由人大通过的专门法律，法律层次低。

二是国外根据组织性质依法实行分类治理，而我国未能从法律上实现分类治理。国际上按服务对象把非政府组织分为公益性组织和互益性组织。对公益法人的资助力度明显大于互益法人。我国目前将纳入管理范围的民间组织分为三大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这一分类尽管从管理角度看便于操作，但它过于简单，难以应付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性质不同的组织。组织性质不同，其相关法律规范亦应有所不同。

三是相关法规条文自相矛盾，操作性不够，并给社会造成了误解。一方面相关法规，如《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明确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是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第五十八条明确规定：收入应当按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会费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等主要业务活动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国家体育总局、民政部《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依法通过以下方式获得发展资金：接受捐赠、资助； 接受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委托项目资金；为社会提供与业务相关的有偿服务所获得的报酬：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国外筹资模式成熟，我国筹资模式不成熟。国际上有市场主导型筹资和政府资助主导型筹资两大模式。我国大部分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得不到政府提供的财政拨款和补贴，其主要收入来源是提供各种服务等营业性的收入，接受的社会捐赠也很少。2002年，中国民办非企业单位服务收费占总收入的95.7%，这一数字远高于世界上许多国家，来自政府部门的资助和社会捐赠分别仅为2.5%和1.8%。

第三，缺乏综合、统一的监管，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各自为阵，各行其是。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日常监管直接反映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各个国家，非政府组织的日常监管所涉及的往往并不是一个政府部门，如登记注册、业务、税收、物价等。这些部门需要很好的协调共同发挥作用。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相关法规是全国统一的，但执行情况千差万别，有的地方不允许收费，有的地方放任收费，有的地方凡收入包括对政府资助都要求纳税，有的地方认为这点收入没必要纳税。

第四，与国外相比，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程度很低，短期内很难解决这一问题。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已有较长发展历史，有的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其专门化程度很高，无论是法规制度、管理机构、人才培养等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体系和运作系统。而我国则刚刚起步，在许多方面都是空白，如会计制度一直沿用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直到2005年财政部才出台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并且开始了相关人员培训。尤其缺乏专业化管理和运营人才。严重影响了非政府组织管理与运营水平的提高。总体上看，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收入来源还不十分规范和均衡。基金会和社会团体对政府的依赖比较大，民办非企业单位主要依靠自身的经营活动获得收入。其共同特点是：无论是社会捐赠、政府资助还是经营活动都没有成为各类非营利组织的主要收入来源，各种非政府组织、都从事经营性活动，多数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运行都有一定困难。这固然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但相关制度规定过于原则化或干脆缺失却是造成中国非政府组织筹资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这反过来又造成国家对非政府组织营利的担忧，进而使非政府组织的生存可能受到较大影响。从某个意义上来说，中国非政府组织还需要向发达国家的同行学习筹款之道，而政府也需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政府交流，加快立法步伐。

2、选择筹资模式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从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选择筹资模式。中国目前的实际难以与国际接轨。说是政府资助主导型筹资模式，但得到的政府资助十分有限；说是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但财产基础是国家的，能不能用至今找不到政策和法律依据。如果脱离举办单位，则难以生存；如果依靠举办单位，则可能成为举办单位的附属机构。中国特色的筹资模式，就是积极争取政府资助和社会捐赠，如果举办单位愿意承担全部费用，则应按资源提供者的要求运作；如果举办单位希望分而治之，则与其形成一种契约关系，明确双方的责权利，并交纳相关费用，按照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运作。

第二，如果按照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组织营利性活动，应坚持“非分配约束原则”。所谓“非分配约束”就是非政府组织的经营活动所得不得向创办人、捐赠人、成员、雇员等提供收益或不得向这些人分配利润。非政府组织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组织的非营利目的是各国对非政府组织规定营利禁止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

第三，树立诚信形象，赢得社会支持。坚持非营利原则，以良好的服务取信于社会，赢得人们的理解和支持。

第四，筹资所得必须用于实现组织宗旨。俱乐部合法的收入应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活动，接受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必须根据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和合法用途使用。第五，依法确定开展营利性服务的项目。《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可以从事以下业务：

（一）体育健身的技术指导与服务；

（二）体育娱乐与休闲的技术指导、组织、服务；

（三）体育竞赛的表演、组织、服务；

（四）体育人才的培养与技术培训；

（五）其他体育活动。

第六，按照组织性质选择筹资模式。实行会员制的可定性为“互益性”，即面向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可通过收取会员费，为会员提供服务。“互益性”的建议按“政府主导型筹资模式”运作。实行非会员制的可定性为 “公益性”，即面向社会不特定人群提供服务，可按提供的服务收费。“公益性”的建议按“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运作。当然，亦可探索综合运作模式，即对青少年实行会员制，对其他人群则按服务进行收费。

四、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

（一）国际上的非营利禁止

服务于社会使命与资金危机之间的矛盾是目前各国非政府组织共同面临的问题。目前，自营创收的经济活动开始被看作是比捐款和拨款更为可靠也更为稳定的资金来源。但是，对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在实践中进行界定和认定，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般地说，各个国家都会设定一些认定标准，认可非政府组织的一些经济行为，而禁止非政府组织的另一些经济行为，从而形成对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换言之，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与各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性活动与非经济性活动的区分有重大关系。

营利禁止规定构成世界各国对非政府组织经营活动的重要约束。无论是市场主导型筹资模式还是政府资助主导型筹资模式，非政府组织基本上都可以从事一定的经营活动来获得收入，对非政府组织进行全面营利禁止的国家非常有但很少，大多数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采取有限禁止态度，并主要通过税收政策来调节和监控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以此使非政府组织确保其非营利性。

一般地，非政府组织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支持其非营利目的，其经营活动所得不得向创办人、捐赠人、成员、雇员等提供收益或不得向这些人分配利润。因此，非政府组织的经营活动是否符合组织的非营利目的是各国对非政府组织规定营利禁止的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大多数国家普遍接受的做法是：如果经营活动占主导地位，非政府组织应当作为经营组织重新登记。从大的原则看，营利禁止或者按照收入用途标准（即营利收入是否仅用于非政府组织的目的）或者按照相关目的经营标准（即非政府组织的经营活动应当围绕其组织宗旨的实现）来设定。从一般意义上看，由于非营利性是非政府组织区别于企业的根本点所在，因此，对非政府组织的经营活动进行限制是必要的。

通常，处于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收入用途标准，甚至对非政府组织的一些谋利行为也采取宽容态度。当然，这一方面与国家财力和社会传统有关，而另一方面，制度设计方面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对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进行明确界定是个世界性的难题，就是在法制较为健全的欧美国家，非政府组织打着非营利旗号谋取经济利益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收入用途标准

以收入用途作为确立非政府组织营利禁止的标准，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经济所得应用于非政府组织的目的。因此，只要所得的利润都用于非政府组织实现公益宗旨的活动的当中，非政府组织所有的经济活动收入都应当免税。

具体以英国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为例说明。在英国，非政府组织的商业活动本身并不是慈善目的，但慈善组织可以用商业活动来达到慈善目的或仅仅用来筹资。商业活动所得的利润都是可征税的，但依据商业活动的性质，非政府组织也可以享受一些税收减免。英国一般运用同一标准来判定公益组织和其他纳税人是否从事商业活动，也就是说，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活动是不是商业活动的衡量标准是“是否用于慈善目的”。

收入用途标准适用于所有产生收入的活动，而不仅仅适用于实现非营利组织宗旨而产生所得的活动。如英国乐施会在发达国家销售与基本宗旨无关的二手服装可以免税，因为其全部利润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穷人的慈善目的。免税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慈善组织实现或促进其宗旨。如果符合慈善委员会的管理文件，慈善团体就可以自己的名义在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范围内开展活动。

（三）相关目的经营标准

相关目的经营标准，即对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体现在对非政府组织的“无关经营收入”（即超出非营利组织公益宗旨之外的经济活动）征税，并对“相关”活动的利润免税，即与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的不相关的贸易或商业收入，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必须纳税。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美国。

美国对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体现在对非政府组织的“无关经营收入”，并对“相关”活动的利润免税。《美国国内税收法典》规定：对免税机构与免税目的无关的经营行为的净所得要征税，其出发点不是禁止免税机构的经营行为，而是消除与非免税商业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免税机构的无关经营行为的税收待遇与其非免税商业企业的相同。通常无关经营收入应纳税所得指的是来源于与机构免税目的无关的一种或多种贸易或经营行为的所得，减去直接与无关贸易或经营行为相关的营业费用。

（四）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

中国对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规定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中国正处于迅速发展的转型期这一特定阶段相适应。

1、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对此的解释是：“民办非企业单位不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并不妨碍其在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过程中进行合理的收费，按照国家的规定根据自己提供的服务收取合理的费用，以确保成本，略有盈余，对于维持其活动，促进和扩大其业务规模是非常必要的，这与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必须严格区分。”可见，我国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适用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适用的收入用途标准。

但是我国对非政府组织营利禁止方面的规定比较原则化，而且操作性比较弱。如什么样的收费是“合理的收费”,其界限在哪里?“略有盈余”的标准又是什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并没有做出规定和解释，从而使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空间比较大。

2、营利禁止

国务院法制办和民政部的相关解释认为，禁止民办非企业单位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并不是剥夺了公民和其他组织在社会服务领域进行营利性经营的权利。如果公民和其他组织意图在社会服务领域从事营利性的经营活动，他们有权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企业法人的登记，而不是到民政部门申请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

但是，这里举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在强调“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的同时又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而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这就形成了民办学校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存在矛盾的可能性，其关键在于什么是“合理回报”。按照相关规定，出资人可提取“合理回报的部分是：在学校的净收益”中扣除“不低于净收益25%的比例作为学校发展基金”，再扣除社会捐助、国家资助和按照国家规定必须提取的其他费用后的余额部分。换言之，民办学校如果当年有办学节余，又没有社会捐助、政府资助和其他国家规定必须提取的费用的情况下，可提取的“合理回报”的最大值是净收益的75%。

由此可见，所谓“合理回报”事实上就是投资者剩余索取，即民办学校剩余利润的事后分配。这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基本内涵是相矛盾的，因为非营利性意味着办学结余必须全部用于学校滚动发展，举办者、经营者和管理者无权对结余进行分配。营利性民办学校在非营利性的框架下追求的是有所回报，看似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措施。为此，就必须在非营利性的前提下，设置诸多限制性条款，以防止寻利性投资所获得的利润超出合理的限度。但是，目前的限制性条款几乎不具有可行性。因此，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颁布以来，民办教育的税收政策依然处于待定姿态。

与非政府组织发达的国家相比，中国对于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还没有一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这也造成非政府组织的营利禁止也没有统一的规定。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的模糊规定也造成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理解上的千差万别，从而不利于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

五、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

（一）国外非政府组织税收优惠简介 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的税收活动有关系。非政府组织的经营行为与两个问题密切相关：第一，哪些非政府组织被允许从事经营活动；第二，这类活动如何征税？对非营利组织从事的经营活动是否征税，各国对此采取不同的态度，确立不同的衡量标准。大体有二种，一是收入用途标准；一是相关目的经营标准。

由于非政府组织主要从事社会服务和社会公益活动，在社会发展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国一般对非政府组织都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以促进非政府组织发展。而实践也证明，通过对非政府组织给予免税或减税资格，政府能够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调控，引导和管理。因此，非政府组织享有减免税待遇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大多数国家都对非政府组织的商业活动所得征税，征收利润税或者营业税。然而，许多国家对于公益组织的净利润，只要用于非营利宗旨的，都予以免税。不仅如此，许多国家还允许公益组织通过从事产生所得的活动维持自身运行。除了向非政府组织特别是公益组织提供各类税收优惠外，大多数国家还对个人和企业向公益组织的捐赠给予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如税收扣除或税收抵免。对于个人向公益组织的捐赠征收的财富转移税，可以在所得税中扣除或抵免。因此，对非营利组织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非营利组织本身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对于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单位与个人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国际上对非政府组织获得税收优惠的主要模式 国外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资格认定主要有三种模式。

第一，自动获得模式。即非政府组织由主管的政府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批准或许可成立后，就自动具备税收优惠资格。如英国、日本的非营利组织依法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获得公益法人的地位，就自动具有了相应的减免税资格，可以自动享受优惠的税收待遇，而税务部门并不参与决策。第二，依申请获得模式。大多数国家采取这种模式。在这种模式中，非政府组织是需要经过向税务部门提出申请，由税务部门依照税法具体认定。如美国的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由联邦政府国税局依联邦税法认定。

第三种模式，两种方式相结合，如新加坡就是如此，在税法上所列的非政府组织可以自动获得免税或减税资格，其他非政府组织则必须提交申请。

无论是采取哪一种模式，各国都是根据本国的政府—社会关系的传统和现实来确定的。首先，三种模式在税收优惠资格的认定方面略有不同。相比较而言，自动获得模式将税收优惠与特定类型的非政府组织的成立直接联系起来，相对少了一道政府审批程序。依申请获得模式则把税收优惠地位与非政府组织的成立分开，而税收优惠地位往往由税务机关来认定。而混合模式则采纳了自动获得模式和依申请获得模式各自的特点，尽管管理的复杂程度可能有所提高，但分类管理也有可能使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更为细致。其次，三种模式的税收管理规则体系对非政府组织及其捐赠者的税收优惠都有比较细致的可操作性规定。比如美国联邦税务局根据各种组织申报的确认免税资格的材料，列出简化的免税团体分类目录。即美国免税团体分类体系，体系涵盖10个功能性大类，26个小类，400种非营利组织明细。截止2006年，全美大约有80万个组织被该体系列入不同类别。该体系严格按照美国国内税收法典设计，分类细致、操作性强，针对性明确，其他国家很难借鉴。税收优惠无论对非政府组织来说，还是对捐赠者来说，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激励措施，而相关规则体系的完整、可行则决定着这种激励措施的有效程度。综合各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措施具有二个明确特征：一是非政府组织获得税收优惠地位所应当具有的条件规定明确，而且对所有非政府组织都平等地适用；二是捐赠者的税收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说的减免方面，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税收优惠

1、中国非政府组织的税收制度

我国并没有针对非政府组织设立专门的税收法律制度，与非政府组织相关的税收制度散见于各税种的税收法规、规章、政策规定中。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必须进行税务登记，然后根据有关法律获得减免税资格。

（1）非政府组织税收的主要税种

从总体上看，我国非政府组织可能涉及的税种有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关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使用税、房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等约12个税种。其中，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和增值税是最重要的、影响较大的三个主要税种。

所得税。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非政府组织就属于“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按照该规定，非政府组织企业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包括：销售货物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转让财产收入；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接受捐赠收入；其他收入。

营业税。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营业税遵循1994年实施的《营业税暂行条例》缴纳。营业税税目包括文化体育业。税率依据税目不同有3%、5%、5%—20%三种。营业税的起征点有按期和按次两种计量方式，按期纳税的起征点为月营业额1000—5000元，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为每次（日）营业额为100元。（2）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管理

我国并没有与非政府组织有关的专门的税收管理制度。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管理与营利性的企业相同，即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以及其他各种具体税法的规定来进行。税务登记。有应税收入的非政府组织，都应当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依法办理税务登记。账簿、凭证管理。非政府组织应当按照国家法律的规定设置账簿，并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帐、进行核算。不仅如此，非政府组织还应当按照国家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保管期限保管账簿、记帐凭证、完税证明及其他有关资料。

纳税申报。非政府组织必须依照税法规定确定的纳税申报期限、申报内容，如实办理纳税申报，报送纳税申报表、财务会计报表以及税务机关根据实际需要要求报送的其他纳税资料。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非政府组织是否有应纳税所得额，都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和要求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非营利组织享受法定免税项目的，在接受税务部门检查时，应根据税务部门的要求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

2、我国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1）非政府组织的减免税优惠

各种非政府组织包括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都有可能享受各种不同的税收减免优惠。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散见于法规政策当中。例如，1999年颁布实施的《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及个人依照该法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所得税方面的优惠；国家税务总局1999年4月印发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所得税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上述组织的一些收入项目免征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的减免是非政府组织税收优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税种。非政府组织自用物与其宗旨有关的活动免征相关税收。非政府组织取得的财政拨款、财政预算管理或财政预算外资金专户管理的政府性基金、资金、附加收入、各项政府资助等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非政府组织营业税的减免税项目根据其特点和行为分为6种，其中并未明确有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类似的组织。（2）减免税条件

目前未见专门针对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类似组织的相关规定。但是根据非政府组织性质，青少年俱乐部获得减免税资格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致力于服务全社会大众，并不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具有公益法人资格，其财产的管理和使用符合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三，收益和营运节余主要用于所创设目的的事业活动；

第四，终止或解散时，剩余财产不能归属任何个人或营利组织；

第五，不得经营与其设立公益目的无关的业务；

第六，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七，具有不为私人谋利的组织机构；

第八，捐赠者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非营利公益性组织的分配，也没有对该组织的所有权。（3）捐赠者的税收优惠

A．企业向非政府组织捐赠的税收优惠。2008年1月实施的《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就意味着此前行政法规、地方法规、部门规章、政府规范性文件中对向非政府组织捐赠的企业规定的税收优惠税率低于或高于12%的，都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B．全额扣除。目前全额扣除所得税有九种情况。其中向公益性青少年体育场所的捐赠。即专门为青少年学生提供科技、文化、德育、体育活动的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的公益性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全额扣除。C、个人向非营利组织捐赠。《个人所得税法》规定：“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事业和其他公益事业捐赠的部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从应纳税所得中扣除。”据此，《个人所得税实施条例》明确规定，个人将所得向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的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综合以上来看，我国对非政府组织所享受的税收优惠的规定还有待完善。在这方面，呈现出二大特征。

第一，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较宽，但相关规定并不明确，可操作性较差。非政府组织的税收优惠范围几乎涉及了所有主要税种，但是，一方面，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非政府组织是否向创办人、捐赠人、雇员等提供收益或分配利润并没有明确规定；另一方面，非政府组织所享有的某些税收优惠缺乏可操作性或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从而在事实上使非政府组织不能享受应有的优惠。

政府组织架构优化 篇7

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与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组织这两个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市民社会是指由个人、公司、企业等非国家个体为了共同的目的, 而自发组织起来的非政治团体。非政府组织这一概念主要是指“处于政府与私营企业之间的那块制度空间”。它是现代社会结构分化的产物, 是一个社会政治制度与其他非政治制度不断趋向分离过程中所衍生的社会组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权又是什么呢?广义上的参与权, 泛指个人直接或间接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的权利, 不仅包括在立法环节的参与还包括在司法、执法环节中的参与。而狭义的参与权主要指个人直接或间接在立法层面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由此, 参与权的人权性以及民主性就十分明显了。非政府组织也被很多国际公约和国内立法赋予了参与权, 但是组织毕竟不同于个人,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务, 非政府组织应当与个人一样享有参与权, 二者的区别仅在于参与的方式不同。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依据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依据首先体现在国际事务参与权方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有区域性公约《奥胡斯法案》、《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欧共体条约》。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理论依据其次体现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上面。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 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国家对立的, 也就说是与政府对立的, 这些组织善于找出各种政府行政行为的漏洞, 并采用舆论抨击、行业自救等等自救措施给予纠正。站在政府的角度, 这个问题则变得复杂得多。在传统的政治学和公共行政文献中, 公共行政是政府机构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垄断性和强制性的管理活动。因此, 政府就成为了公共行政的唯一主体。新公共管理运动认为:为维护平等和社会主义, 政府必须确保各项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能被提供, 但提供公共物品的事可以转移给志愿性机构承担。政府的主导性地位无可动摇, 但是即使是再发达的国家的政府也不能避免行政管理中的漏洞。这个漏洞, 就成了非政府组织生存的当然空间。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实践依据

阪神大地震于1995年1月17日清晨5时46分发生。35分钟后, 气象厅才给国土厅发出神户6级地震的传真 (后改为7级) , 等到国土厅的人看到这份传真时, 地震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当国土厅的报告送达首相官邸时已经是地震后5小时了。积极参与医疗、社会福利、国际援助及其它领域的很多非政府组织, 早已组织了各种联合会, 参与直接帮助地震灾民的救援行动或者协调志愿人员的行动, 以快捷、有效、灵活机动的救援行动弥补了政府动作迟缓的缺陷, 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发现, 日本的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更为迅速、便捷, 有贴近民众的优势, 具有强大的行动力和心理恢复力;运作程序简单而有组织, 可以弥补政府的治理漏洞。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系统化、组织化、国家化的程度, 值得中国借鉴。

四、从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权浅谈非政府组织如何在公共危机中发挥作用

从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现状来看,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恢复管理困难的原因有:传统危机管理模式与转型期危机频发的矛盾;危机恢复管理各主体间缺乏合作经验;公民社会发育迟缓;非政府组织自身局限性。总结起来, 主要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其中, 外部原因又可以分为政府和公民这两方面的原因。因此, 非政府组织要想真正地根据自己的参与权加入到危机治理的行列中, 首先, 必须要使自身强大起来, 加强与外部的交流, 提高自身的组织性和管理能力, 与此同时, 非政府组织之间应当加强合作, 这样一来不仅可以使自身能力尽快地提高, 也可以以更大的力量来对抗政府可能存在的非法限制力量。其次, 外部环境应当给非政府组织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第一, 政府应当改变陈旧的管理观念, 将非政府组织作为政府行政权力的辅助者、监督者的作用来看待, 这也是所谓的“小政府、大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第二, 立法机关应当尽快出台具有较大前瞻性的规范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 给非政府组织一个明确的法律地位, 像关注自然人一样关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第三, 市民社会的发展水平低下也是造成非政府组织孤军奋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要注重教育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够发挥的作用。

总而言之, 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的管理是以其参与权为依据的。在国际事务中,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过非常好的执行先例。如果想要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走出目前的发展困境, 就应当依靠非政府组织的内外部力量共同努力。立法者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政府部门要给予非政府组织较大的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 非政府组织自身也应当提高专业水平, 加强彼此间的合作, 以求在面对公共危机是能够真正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燕.WTO下非政府组织参与权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2008.

[2]陈晓济.由冲突走向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公共合作行政模式构建[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7, (2) .

[3]何水.从政府危机管理走向危机协同治理[J].领导科学, 2008, (12) .

重视非政府组织的扶贫作用 篇8

据国务院扶贫办介绍，国际小母牛项目组织，江西省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江西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宁夏扶贫与环境改造中心、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6家非政府组织，将利用江西省扶贫办提供的110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在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江西乐安县、兴国县和宁都县的6个乡镇18个重点贫困村开展村级扶贫规划项目。

所谓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具有正式组织形式，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和公益型。据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所的一次问卷调查显示，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活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社会服务，调查、研究，行业协会、学会，文化、艺术、咨询服务，扶贫。由此可见，我国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活动较为活跃的领域往往是“社会需求旺盛、存在公共物品供给缺位且政府在政策上又相对允许或鼓励发展的领域”。特别是在国家扶贫工作中，非政府组织更是发挥出了自己的独有优势。如成立于1989年2月的中国扶贫基金会，它是对海内外捐赠资金进行管理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成立以来，已经开展各类扶贫项目200多项，近年来，每年约有10多万贫困农民受益于这些项目。

国务院扶贫办对外联络司司长吴忠强调，之所以选择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扶贫开发，是由于非政府组织机制灵活，工作方式细致。他认为，非政府组织利用政府资金参与政府扶贫开发，对中国现行扶贫工作体制将是一个创新，实际上也是对扶贫资金管理上的一次探索与突破。

对此，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林伍德也认为，非政府组织参与中国政府的扶贫项目，可以简化很多中间环节，村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权。它可以推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展开更好的合作，在扶贫工作上进行优势互补，相互配合，促进扶贫工作的深化。

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表示，如果中国非政府组织利用财政资金扶贫的项目试点成功，不仅对国内现阶段的扶贫模式有所创新和突破，也将有利于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同时有利于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

与此同时，我国还积极引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扶贫开发工作。2006年5月31日，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在广西南宁分别与国际计划、国际行动援助，世界宣明会等国际非政府组织签订合作协议，以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社区主导型发展试点项目中的作用，探索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开展扶贫工作的方式，该项目投资约4800万人民币，用于广西、四川、陕西、内蒙古四省(区)的60个重点贫困村的扶贫开发工作。

根据协议，国际计划、国际行动援助和世界宣明会将根据商定的计划，对试点县(旗)、乡、村相关的项目管理人员和社区协助员进行培训，包括参与式方法、财务管理、记账方法、项目操作程序和原则等；协助开展各项项目活动并解决社区必要的活动费用；协助试点县(旗)项目办对社区协助员的招聘和考核；监督县(旗)项目办工作开展情况，特别是资金管理和支持服务的完成情况。

国务院扶贫办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蒋晓华说，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承担同一项扶贫开发任务，分工协作，资源互补，相互促进，相互监督，政府仍然发挥主要作用，非政府组织发挥补充作用，这种思路和模式充分考虑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特点和资源优势，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联合国开发署驻华代表马和励非常赞赏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他认为，民间组织在促进发展上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正如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经说过的那样，民间组织活跃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思想得以产生，人们的思维方式得以改变，人们不仅仅是在谈论发展的问题，而是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地促进发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难题。

不过，目前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合作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务院扶贫办国际合作与社会扶贫司处长王国华根据自己工作经历，认为有四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什么样的非政府组织有资格进入政府的公共服务领域。有些非政府组织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政治上的歧视和政治上的目的，第二，非政府组织在进入公共服务领域的时候，政府如何进行监督。第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搞减困工作的时候如何互动，第四，非政府组织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扶贫。目前的难民救助、艾滋病防治等方式都是卓有成效的，但还需要开发新的形式。

同样，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注意。作为国内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秘书长黄浩明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非政府组织应该起一个补充作用，因此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新型的扶贫开发模式，可以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的项目管理经验，有效地提高项目的执行能力。从而将有更多的扶贫款直接到户，直接到农民家里；培养一批从事专门扶贫的人才，通过国际合作引进一些先进的观念和做法，通过中西方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接轨，使非政府组织更加规范化地经营，更加按照每个机构的宗旨实现自己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