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建立(推荐8篇)
关键词:新形势;财税;体制;改革
在我国新形势下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存在着发展必要性。第一,基本完成财政的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强化了预算支出的约束性,加强了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二,通过积极的运用财政制度,完善了财政收支体系,规范了政府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应存在如下措施。第一,调整好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确保收入政策达到统一性,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建立监督机制。第二,进一步转化财政职能,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管理,调整好规划与稳步推进的关系。
一、新形势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必要性。
(一)基本完成财政的支出管理制度改革,增加了预算的透明度,强化了预算支出的约束性,加强了财政对经济结构的调整。
在新形势下建立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具有重要的必要性。有助于基本完成财政的支出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加强税收部门的职能和执行力度使财税的收取得到了重要的保证。同时通过加强法治执行力度和加强税收的管理制度使财税的缴纳过程得到了制度上的支持,使财政的支与出两种制度得到了改革,各领域人员也加强对制度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整体财税体制改革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能够基本完成对框架的设计,完成整体的布局建设。
要增加预算的透明度,使整体的`收支数据得到有效的统计,并且把各执行的概况向社会公众公开,确保财税的整体过程透明的展现在公众的面前,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要追求其责任,要严格处理偷税漏税的行为。要强化预算支出的约束性,对收与支的税金要合乎法律规定,收取和缴纳的资金要符合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并要符合财政支出结构的发展,对金额的确立要受到社会大众的约束,确保财政发展和经济结构发展协调发展,平衡各体制的结构,加强财政管理的主导性地位,适当对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带动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发展。
(二)通过积极的运用财政制度,完善了财政收支体系,规范了政府管理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新形势下建立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具有重要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运用积极的财政制度,在保证制度在合理、科学、规范的运行中取得积极的应用效果,并且机制围绕着制度来发展,使建立的机制可以带动制度取得高效的发展。在体制的改革中完善了财政收支体系,使税款的征与收都得到政策上的保证,体系在发展中得到优化和升级,整体的收支体系得到完善和成熟,体系在改革中能够符合经济发展大环境。
在改革中规范了政府管理的秩序,通过对各环节构建框架使财税的征收过程有了明确的指导,社会公众根据指导缴纳税金,使政府的纳税管理具备秩序化特点,防止在收与支过程中出现环节上的错误。同时有助于规范国民收入分配的秩序,管理部门通过计算出国民收入的各种数据,对不同收入层次缴纳不同的资金,使国民收入的分配制度取得了秩序化的发展优势。通过财税体制的改革发挥了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行为符合财税制度的发展,在制度的执行中增加了市场的交易次数,使市场交易更具法制化。
二、新形势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建立的措施。
(一)调整好政府间的收入分配,确保收入政策达到统一性,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建立监督机制。
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未来发展中要调整好政府间的收入分配,要平衡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对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政府机构要加入政策扶持,使政府的收入分配起到良好的作用,使各政府都取得联系,在不断合作和集中改革中取得最优异的成绩,使各级政府都具备财税体制改革的实力,都具备建立新型机制的水平。
要确保收入政策达到统一性,要平衡各级政府的收入关系,重点对边远地区进行政策和资金的扶持,要统一性的发放工资和收取税金,要在扶助困难地区的基础上公平的制定纳税额,要根据纳税人的收入合理的收取税金,要保证税金的收取日期统一化,要保证政府财税行为符合社会公平发展和和谐发展。
要加强相关领域的改革研究,对相关不合理的领域要进行改革,对行业之间的差距要进行拟补,要改革各领域的纳税政策,确保相关领域享受到税收改革的成果,并且通过税务改革提高行业的竞争力,提高行业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向全社会宣传依法纳税的好处,使人人都坚持合法缴税,使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在执行中取得好的效果,促进我国财税发展取得法制化和健全化发展。
(二)进一步转化财政职能,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管理,调整好规划与稳步推进的关系。
在我国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未来发展中要进一步转化财政职能,使财政为财税发展提供保障作用,要转化财政职能的不合理问题,使优势得到发展,职能上的问题得到转化,使财政取得稳步发展,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财税建设中去,使财政体制可以带动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发挥政府的调控职能。对出现的结构问题进行调整,使收支达到平衡的状态,要优化结构的整体性发展,使税收的结构和各布局都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性。
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不断集中管理税收职能部门,使权利掌握在中央手中,国家可以对出现的问题集中调整和处理,使整体的税务发展不出现问题。国家应把税收管理权力分放到几个领域内,通过分开治理,使各布局都取得好的税收成果。在分权和集权的共同管理中使税收取得长足的发展,不会出现国家掌控不了的问题。要调整好规划和推进的关系,要在一定时期规划好财税的管理过程,在征收期间对政策进行推进和管理,使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机制可以在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管理下取得好的成果。
在新形势财税体制改革机制的不断建设中,通过政府和社会公众的努力取得了好的发展效果,国家职能部门还将不断投入改革力度,确保我国财税朝着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带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财税机制的文明发展,用最优异的改革机制为财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为社会的财税文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一、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必由之路
当前, 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与推动社会转型的深水期, 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尤为突出。追根溯源, 这些问题都与以往财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或者区别对待有一定关系。因此,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保障, 更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成败起到决定性作用。因此, 要在全国范围内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必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将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向更宽领域延伸, 往更深层次推进。
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 以收支平衡为核心的预算编制削弱财政的调控能力
当前, 地方各级预算编制遵循“量入为出, 收支平衡”的原则, 在审核预算方面的重点是平衡状态、赤字规模。根据经济周期理论, 市场经济在运行中会周期性出现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现象。每当经济扩张时, 完成预算收入任务比较容易, 财税部门会倾向于减少征税力度, 藏税于企、藏税于民, 推动经济进一步扩张;经济紧缩时, 完成预算收入任务难度变大, 财税部门会倾向于增加征税力度, 使得税负加重, 造成经济进一步紧缩。长期来看, 收支平衡的预算方式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不利于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 支出挂钩事项过多限制预算可调节性
以铜川市为例, 与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的重点支出涉及教育、科技、农业、文化、医疗卫生、社保、计划生育等七类。挂钩事项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畸高, 每年都占到年度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 这直接导致财政支出结构僵化, 加大了政府统筹安排财力难度, 政府难以根据经济形势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安排预算。此外, 挂钩事项支出过多一定程度上导致财力分散, 难以做到集中财力办大事。特别是铜川市正处于资源城市转型的关键时期, 集中的财力是城市转型的重要保障。由此可见, 硬性挂钩事项支出确实影响到经济健康发展与城市发展转型。
(三) “营改增”扩面导致地方财政收支压力增大
“营改增”后, 服务企业整体税负下降, 加上其他减税政策的实施以及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逐步陷入困境。据有关资料, 2013年铜川市国税收入22 596万元, 地税收入95 920万元。2013年8月份“营改增”试点后, 截至2014年5月底, 改革后试点企业累计实现增值税3 994万元, 若按照营业税额缴纳营业税为5 696万元, 改革减负达1 702万元。依此来推算“营改增”的全面推广势必造成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 这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是一个巨大的考验。此外, 自分税制以来, 一些地方, 特别是本市的财权与事权呈严重“倒挂”现象, 每年都要依靠大量的上级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营改增”一旦全面推行, 地方财政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 从而更加依赖中央转移支付, 这不利于本市的健康、稳定发展, 更不利于城市转型发展进程。
(四) 资源税征收改革不到位使地方收入流失严重
铜川市对于资源税的征收遵循“从量计征”的原则, 2013年, 全市矿产资源专项收入为9 927万元, 资源税收入6 624万元。“从量计征”固然有其便于计算、价格统一等优点, 但是随着近几年来矿产资源价格波动较大, “从量计征”的弊端逐渐显现。一方面, “从量计征”的征税原则使得资源税收始终落后于资源市场价格的变化趋势, 造成资源税收流失;另一方面, “从量计征”使得政府通过资源税调节资源市场、促进节约资源的能力大打折扣, 也不利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五) 税收优惠政策不规范使财政处于尴尬境地
2013年, 铜川市共计办理资源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监狱企业等企业退税7 592万元, 占当年税收总收入的6.41%, 这给财政造成了较大的负担。实际上, 部分税收优惠政策对经济发展有矫枉过正之嫌, 原本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情况现已有所变化, 不应继续适用。从上到下对税收优惠政策重实行, 轻监管;重范围, 轻甄别;重年限, 轻跟踪。税收政策不规范不但无法实现“还利于企、让利于民”的政策初衷, 反而从另一个角度给本市税收带来了不可小觑的损失, 也极易为地方财政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尴尬。
(六) 事权与财权不匹配使得地方财政压力过大
自1994年分税制施行以来, 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的现象愈演愈烈。一方面, 中央收取了更多的财政收入, 但事权却并未增加;另一方面, 地方政府税收减少, 但事权却仍然与改革前同等繁重。虽然中央政府每年都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弥补财权与事权的差距, 但总体来讲, 仅靠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转移支付并不能完全解决地方事权所对应的财政支出。由此衍生了当前的“土地财政”问题、地方政府举债规模过大问题等诸多弊病。以铜川市为例, 2013年, 地方财政收入241 041万元, 上划财政收入167 159万元。财政总支出811 520万元, 其中包含中央转移支付、补助资金等共计511 787万元, 财政缺口高达58 692万元。这就使得政府机关在履行各项公共职能时受财政紧张所掣肘, 给财政部门带来诸多被埋怨与不理解。此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事权边界不明晰, 尤其体现在部分跨区域项目和部门与企业的上下划上, 特别是部分跨区域合作项目的事权责任不很明确, 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存在一定的模糊地带。事权边界不清一方面给地方政府带来财政负担, 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央与地方双重投入或互相推责, 人为降低了财政支出效率。
(七) 财政绩效审核缺乏专业化操作, 财政资金问效难以落实
铜川市财政于2006年初积极探索建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努力推进绩效目标与预算管理和项目管理的融合。确保从源头上增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预算执行的可行性和监督问效的可溯性, 促进财政管理水平不断提升。本市财政以追求绩效为核心, 坚持“四注重, 一建立”的工作理念, 从注重支出保障转向注重支出管理, 从注重检查监督转向注重绩效考核, 从注重资金分配转向注重资金绩效, 从注重考核公示转向考核问责, 最终目标是建立严格、规范、合法、公开、高效的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然而, 在财政绩效制度实际运行中, 专业化审核人才的缺乏和专业化的操作规则, 成为财政绩效考评的瓶颈。由于地方财政绩效审核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交叉性、复杂性、专业性, 不同的项目绩效审核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比如农业项目绩效审核需要农业专业人才, 开发区投资项目审核需要经济、市场营销等相关专业人才, 公共设施项目需要建筑规划相关专业人才。现阶段在地方, 普遍缺乏具有专业素质需求的财政工作人员, 在预算编制和预算执行跟踪无法完全满足财政绩效审核的需求。这也造成财政绩效评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专业、不细致、不科学的现象, 削弱了财政绩效评审的科学性、时效性、严谨性。
三、推进现代财政制度建设的相关建议
《预算法》的颁布实施, 使得今后很长一段时间, 中央和地方要围绕财税体制改革做很多系统的工作, 但针对地方而言, 围绕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应加快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 以年度预算编制改革为基础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决定》明确指出, “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赤字规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按照新颁布的《预算法》要求, 财政预算必须结合现行政策、经济趋势、规划发展重点, 制定符合当地实情的全口径收支预算指标。因此, 财政在确定收入预算时, 首先应当深入研究本年的政策走向、经济发展趋势、社会背景, 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分析未来一年的经济走向, 作为确定预算收入与支出的依据。积极推进财政政策公开、细化政府预决算公开内容, 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推进建立财政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 增强预算的灵活性。改革现行政府财务制度, 加快建立权责发生制的财务报告制度。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法律法规规章形式的规范的政府会计准则, 我国政府会计体系主要由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构成,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已经新修订, 为此, 应加快《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修订, 同时, 健全财政管理制度体系, 促进各级财政依法理财。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 使决策者对比资产信息和负债信息以计算财政可持续程度, 对财政风险尤其是债务风险进行提前预警。加快实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和风险预警机制, 强化人大对政府收支预算的审查监督, 切实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理财的切实落实。
(二) 规范清理支出挂钩事项以加强预算可调节性
《决定》指出, “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 一般不采取挂钩方式”。清理规范挂钩机制, 并不是要减少相关事业发展投入, 综合考虑中央政策导向、本地实际情况与人民需求的结果。当前, 就铜川市来看, 由于挂钩方式已实行较长时间, 因此不能一次性全部清理, 可采取三步走的方式进行清理整顿。第一步, 以计划生育领域为试点, 率先解除计划生育方面的挂钩, 同时规范其余几方面挂钩事项的资金管理;第二步, 根据第一步取得的经验, 解除科技、文化、教育、农业等四个方面的挂钩事项;第三步, 解除社保、医疗卫生等两个方面的挂钩事项。基于这样的考虑, 一是生育限制已经渐次放开, 对财政支出的要求有所减少, 宜作为第一批试点。科技、文化、教育、农业的重要性强于计划生育, 弱于社保和医疗。同时, 本市农业经济占比相对较少, 所以农业投入可与科技、文化、教育一道, 放在第二批次解除挂钩。社保与医疗两个方面关系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应该慎重考虑、周密规划, 作为最后一批解除挂钩事项。同时, 严控政府性楼堂馆所、财政供养人员、“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 加强结余结转资金有效控管。
(三) 加快完善“营改增”配套政策措施
“营改增”前营业税收入一直是地方税收收入的主体部分, “营改增”后, 营业税被增值税所替代, 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削减。当前“营改增”试点的增值税收暂归地方, 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即便如此, 地方税收收入仍然是总体减少。为了保持地方财政的调控能力, 就必须保持地方财政收入维持一个稳定水平。因此, 在“营改增”全面扩面之前, 中央与地方都必须逐步建立相应的配套政策措施。一方面, 在预算收入增长审核时对“营改增”造成的财政收入变化做出准确的预估, 同时调整预算财政支出;另一方面, 应建立中央与地方联动的财政信息共享机制, 定期汇报中央推行“营改增”后财政收入的变化情况, 便于中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转移支付的额度。“中央请客, 地方拿钱”这种模式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极不适应, 应大力强化和优化中央、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 提高一般转移支付比重, 整合专项转移支付并取消“地方配套”附带条件。在民生支出方面继续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 注重机制创新与合理激励形成财政可持续性, 赋予地方事权全责任相当的财力规模, 适当下放地方一定的财权, 建立地方税收体系, 建议将现行排污收费改为环境保护税, 建立地方环境保护税制度, 发挥税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使房地产税逐步成为地方财政持续稳定的收入来源。及时修订《税收征管法》, 促进依法治税, 以提高地方发挥公共财政效能的能力。
(四) 进一步提高资源税征收科学性
资源税由“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的转变, 既符合客观经济运行规律, 又能够提高地方财政收入水平, 同时还可强化资源税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作用, 但“从价计征”有几个瓶颈需要工作中进一步考虑完善。一是各地资源市场价格差异难以确定统一标准, 单纯以企业账目确定交易价格又易于产生逃税现象;二是从价计征税收频繁变动, 细化征税周期必然成倍加重财政机关的工作负担。因此,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 需要配套的政策措施。一是确定各项资源在不同时间点的统一价格标准, 建议可依托目前已经建立的综合治税平台, 每月对各大资源交易市场及企业进行交易价格数据收集, 汇总确定各县区的各项资源平均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即可以此价格作为基准价格计算当月税收。二是税收仍以月为单位计算, 根据各企业每月的交易量与当月基准价格计算当月税收, 至年底累计各月税收作为全年税收。这样可以减少税收机关的操作程序, 提升税收工作效率。
(五) 尽快清理整顿税收优惠政策
2013年, 全市可统计的税收优惠政策共减免企业及个人税收7 592万元, 占地方财政税收收入6.41%, 税收政策在增强企业与地方积极性的同时, 也给本市财政增收造成了巨大负担, 不利于实现结构优化和社会公平。因此, 完善税收制度当务之急, 一要加快清查税收政策实施情况、惠及对象情况, 对不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企业或地区进行清理, 同时对符合优惠条件的对象的优惠力度进行明确规范;二要税务部门应强化税收政策执行监督, 建立税收政策监管长效机制, 不但要监督政策的落实, 还要定期检查税收优惠政策适用对象, 对于因实际情况变动不再适用税收优惠政策的企业或地区严格实行退出机制。
(六) 划定规范的地方财权事权边界
要明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 如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 将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区域性公共服务作为地方事权。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责任, 划定责任范围。对于一些跨区域的合作项目, 根据地方的财权和财力规模要由地方政府每年以清单的形式确认由本级财政承担的项目责任, 上报中央, 然后由中央对上报清单进行修正增删, 正式确定地方事权责任范围。对于新增事权未定的项目, 可及时请示上一级政府待批示后确定事权归属, 要使事权的明晰合理落实到各级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细单, 明晰各级专享事权以及共担事权的共担方案, 并在今后渐进优化与细化。
(七) 建立财政绩效综合评价体系
加强财政支出全流程的绩效约束, 结合配套改革和加强管理, 压缩行政成本,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 追求预算资金综合绩效水平的提升。当前, 针对财政绩效评价综合性、专业性、复杂性的特点, 财政机关需联合多个部门、引入社会监督, 明确审核指标, 建立综合性评价体系, 具体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财政牵头做好各部门与专家组的联合工作, 对于不同类别的绩效审核项目, 建立由财政工作人员与对应机关工作人员, 联合有关专家组成的绩效评价小组;二是引入社会监督, 在绩效审核时针对不同项目的专业人员与对应的受众群体进行了解调查, 引入本行业人员与群众的社会监督;三是明确审核指标, 既要有整体的评价指标, 又要根据不同项目类别建立分类评价指标。综合以上三个方面, 财政绩效综合评价体才能更加完备, 形成互补, 财政绩效审核将更加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
3月24日开幕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3年年会上,新任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发表演讲说,过去30多年,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军。未来中国实现包容性增长必须走艰巨的改革之路,财税体制改革已站在新的起点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月27日在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确定今年政府重点工作的部门分工,会议强调要积极推进重要领域改革,力争有实质性进展。财税改革要拿出方案,循序推进。
业内人士如何建议政府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我们特邀全国人大代表、财税专家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来谈谈她的看法。
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化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财税体制改革是中国体制改革的核心。财税体制改革关系到我国经济增长。持续改善民生、调节社会群体的利益、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尤其是如何分享改革红利,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是广大老百姓关注的话题。可以说,没有财税体制的改革,就没有中国经济的未来,也很难建成一个“公平、正义、人民满意、美好、幸福的国家”。
30多年来,我国的财税体制进行了包干制和分税制二次重大的改革,在财政收入改革、财政支出改革、政府间的关系这三个领域进行改革。
目前,主要的问题和建议是:
1、财税立法权、执法权混淆,建议尽快将财税立法权回归全国人大
西方国家称“财政权是掌握钱包的权利”。从1984、1985年全国人大二次授权国务院,国务院交由财政部自己立法。财政部自己立法,自己执法,带来较大问题。如当年的证券印花税,财政部发言人半夜鸡叫,晚上12点说不开征证券印花税,到凌晨即宣布开征印花税、百姓措手不及,舆论一片哗然。到本次两会前,提出的“扩大房产税征收试点范围”讨论十分热闹,但从法理的角度, 这一重要的税种,并非通过全国人大及其?立法程序来征收,来的也是如此突然,导致各地房产中心排起长龙。其合法性在法理上存在较大争议。这种法规出台的随意性,对政府的公信力带来了很大负面的影响。当时是“暂行”授权,却被延续了30年之久。这30年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构成,但事关公众利益的税收立法权,仍游离于全国人大立法权之外,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基本属于“大权旁落 ”。这种立法权与执法权混淆,使人大的监督权也难以到位。
建议尽快将财政立法权回归人民的代议机构——全国人大,由人民当家作主行使这一权力。因此,对新一届人大来说,是一个契机,寄希望本届人大收回这一权力。
2、我国非税收入管理比较薄弱,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
一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问题。
2010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央企业就30家。2012年财政收入为117209.75亿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仅上交970.83亿元,大家可以算一下上交的百分比。掌握着垄断资源的中央企业少交、漏交的有多少?没有将统计数据交到代表手上。作为代表不禁要问央企国有资本金多少?上交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纳入财政预算收支管理的有多少?这些数据应该对应起来看,这笔账有没有算过?一方面某些央企高管拿着千万高额的年薪,一方面没有足额缴纳国有资本经营收益。这个问题关系到打破垄断坚冰,让人民分享公共财产利益,因此要强化人大权威,保持预算监督的完整性和约束力。
国有资本是全民的资产,全民收益理应让人民享受。建议对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可以借鉴基层人大的做法,将20%作为公益金和公积金,留存企业。80%上交,而不是全部留存国资委,提取10%上交财政收入。因此,适当提高央企国有资本收取比例。现在对央企上交是按四个标准:免交、5%、10%、15%。建议央企至少提高到5 %的标准,同时扩大提高的覆盖面。
二是转移支付的问题。2012年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二项合计为 40262.70亿元, 占当年财政总支出125712.25亿元的30%。份额之重,增长幅度之高,至今却没有一部相应的法规和条例来指导,对这部分无偿划拨的资金,立项和审批还存在着随意性、以人的意志和感情因素替代程序的状况,转移支付的补助资金和使用管理都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效益评估,导致转移支付的效率性、公平性和透明度都存在很大问题。据悉财政部已启动《财政转移支付管理暂行条例》的起草,人大在干什么?人大应参与其中,否则难以实现有效监督。
三是强化人大对预算的法律地位和强制力,不批准的坚决不能拨付。一方面预算编制要提前介入,改变各级政府代编预算的尴尬现状。其次对超收收入的安排和使用方案要进行审议和批准,要求超收收入更多的向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建设倾斜,而不是弥补坏账和亏损。再次认真做好跟踪督办,对审议意见中提出的重点问题,督促政府及财政部门及时提出整改方案,限时跟进。根据《监督法》规定,政府应按时向人大常委会汇报整改报告,并要及时细化。
3.税制结构不合理,税赋偏高
建议提高劳务报酬起征点。从1980年—2011年31年中,我国的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调整了4次,由800元提高到3500元,而劳务所得至今没有调整,抑制了底层务工人员收入和自由择业者劳动的热情。同样是3500元,由于起征点不同要多交540多元,33年来没改过。建议提高劳务所得起征点,与工资薪金同步,从而推进个人所得税的综合配套改革。
小微企业赋税成本高,用工成本也高。去年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对小微企业进行了专题调研。小微企业与它提供的就业贡献和实际所得不成正比。建议对小微企业,借鉴西方成熟国家经验,采用非正式、差异化的用工制度。目前上海小微企业的税收比重约5%,建议对小微企业实施税收优惠或者免税。
4.人大应设审计部门,独立于政府审计之外
近年来,审计风暴刮得很大,老百姓还是认为雷声大,雨点小。究其原因审计部门是政府的一个行政部门,不是独立于政府之外。我们且不探讨这种设置的合理性,但是人大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个人观点应该设置审计部门,互不影响,互为作用。我们把审计署作为政府的“内审”,先拧一把,把水整干了,再交人大审计。等于两道屏障,又加了两把保险锁,投资虚高的空间会越来越小。现在这种理念逐渐被社会接受,很多国有、外资、甚至民营企业都设置内审部门进行审计,我们把它叫做“内审”。再请第三方审计。上海政府在这方面起了引导性的作用。如在建设部门,对建设工程审计,过去社会审计一般核减20%—15%都很正常,社会审计是按核减金额作为收费依据的。核减越多,收费价格就越高。但现在上海的建设行政部门核减5%范围之内的,作为对国有企业甲方支付审计费的部分,超过部分,带有惩罚性措施让施工企业付费。引导市场规范结算,严禁高估冒算,有效控制了成本、杜绝浪费。
建议完善审计署作为政府部门内审,适当引入社会第三方审计,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审计全方位的公共资金审计系统。人大也可应用内审结果,并且将审计结果和部门诚信作为下一年编制预算的激励和惩罚措施。
同时可借鉴英国的做法。英国较早的建立了审计制度。1861年英国议会下院设立的决算审查委员会。作为唯一的独立的审计机构,1983年英国国库和审计部都更名为“英国国家审计署”,是一个完全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外部审计机构,对议会负责并向议会报告工作。审计长由英女王任命,为下院的法定官员,非经议会上、下两院同意不得免职,其工资由国家统一基金支付。记得最早审计长,英女王还任命了一位无党派人士、女性担任,不受任何党派利益干扰,既有独立性又细致理性,只对英女王负责,对国家负责。
国家审计机关的设置及审计相关的独立性,是国家审计监督权威性的合理要求,是不受地位不受归属关系所制约,监督的权限不被任何的利益关系所局限,作为社会监督不可缺少的国家审计,随着监督权力的提升,必将要健全和完善。
对国家推进财税制度改革有两点担忧:一是财税体制改革不仅仅是财政部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应跳出财政部改革的圈子,否则改革将失去根本的意义。二是财政部在与各种利益的博弈中,改革会遇到妥协,改革将不彻底。
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动员部署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为人才工作构建了全新的框架和轨道,成为我国人才工作里程碑式的新起点。全新的人才工作形势和任务,要求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从组织领导和工作机制层面为全面加强人才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提供保证。
一、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
第一、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是落实科学人才观,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需要。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强调“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不唯身份,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突破了过去“具有中专以上学历或初级以上职称”的传统人才界定,确立了科学人才观。这样,人才的范围不再局限于有学历、有职称、有身份的公职干部,而扩大到无学历、无职称、无单位的人才,不仅包括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而且包括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等。落实科学人才观,就必须从思想上重视各门类、各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从行动上全面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从组织体系上建立宏观管理和统筹协调机构,从工作机制上形成各类人才都有部门抓、人才工作机构协调高效运转、人才队伍建设整体推进的新格局。
第二,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是落实党管人才原则,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需要。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一道写进党章和党代会报告,并提出“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激发各类创造活力和创业热情,开创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新局面”等许多新要求。这些标志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人才工作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为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中央确立了党管人才原则,要求建立“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党管人才工作新格局,为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指明了方向。党管人才原则,是党管干部原则在新形势下的深化和拓展。这种新的人才工作格局,其实就是一个开放性的人才工作格局,通过建立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人才工作机制,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人才工作合力,保证人才强国战略的各项政策措施和目标任务的落实。
第三、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是解决人才资源开发现实矛盾、提高人才管理服务水平的需要。当今时代,科技进步突飞猛进,知识经济蓬勃兴起,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区域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人才优势,谁就拥有了竞争优势。高素质人才不仅是区域竞争的焦点,也决定了一个地区发展水平的高低和竞争力的强弱。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单位对人才队伍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人才工作力度不断加大,但人才工作体制性机制性障碍并未消除,人才流动渠道不畅、人才资源开发缺乏合力、对体制外人才关注不够、人才管理服务水平不高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造成对整个人才资源是一种粗放式、低效率的管理和开发利用,直接影响到人才队伍建设的成效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实现人才资源开发效益最大化,既是人才事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已迫在眉睫。
二、人才工作体制机制面临的现实困难与问题
人才工作是一项新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人才队伍本身的培养开发、评价选拔、流动引进、使用管理、激励保障等各个环节和各方面的政策,而且涉及党委政府的众多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每个人才单位。当前,从地方人才工作现状,尤其是县级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来看,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不顺畅。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组成与其职权不相适应。县以上各级党委都依照上级模式成立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由党委主要领导或组织部长任组长,政府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成员包括组织、人事、劳动、经济、农业、民政、科技、教育、卫生、科协、共青团、妇联、工会等20个以上单位负责人,表面看组成规格很高,但和许多领导小组一样,实际职权不明确,目
前一般停留在沟通情况、讨论工作的层面上,对人才工作的重大决策、重要项目缺乏最后审查决定权,一般要经过本级党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且领导小组成员众多,有的成员单位无常规任务,开会议事效率不高,反而增加了工作程序和行政成本。二是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的职责和工作方式缺乏规范。党管人才的新领导体制,要求组织部门牵头抓总,但牵头抓哪些事、怎么抓,没有明确规定,而组织部门不管具体的项目、资金和人才,仅靠组织协调、督促检查,缺乏有效手段。三是没有形成科学的人才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近年来,虽一直提倡对人才工作绩效进行考核,但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和人才工作成员单位的人才工作绩效考核办法始终没有出台。有的地方探索将人才工作纳入各单位领导班子工作绩效考核体系,由于所占分值比例较小,起不到考核激励作用。
(二)人才的培养开发机制不完善。近年来,人才资源培养开发力度不断加大,但机制不够完善,成效不够显著。一是人才培训覆盖不全面,组织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培训多,组织农村实用人才和企业技能人才培训少。二是人才培养开发动力不足。一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尤其是民营企业,对人才培训开发重视不够,经费投入不足,对参训人员的学习时间和经费不能给予保证,用人单位培养开发人才资源的主体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三是人才培训开发效益不高。现在,包括官办的党校、职业技术学校和民办的各类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很多,由组织人事部门的调训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并存,但管理不规范,存在着培训机构师资水平不高、培训科目设置不科学、培训手段不新、重复培训、培训实效性不强等问题。
(二)人才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不科学。近年来,“建立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重点的人才评价标准”和“党政人才重在群众认可、专业技术人才重在同行认可、经营管理人才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的评价方式,在推进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得到了大家认可。但在实际操作中还很不完善。不管是哪类人才,目前都存在一个看重学历、职称和身份,轻实际能力和业绩,工作业绩不好考核评价,考核评价活动组织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人才评价机制和激励机制紧密相连,科学地评价人才本身也是一种激励手段,不能科学地评价人才就不能很好地选拔人才和激励人才。由于人才激励机制不科学,导致人才分布不均衡,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人才拥挤,而经济产业部门拥有人才总量不足,地方支柱产业人才短缺,农村基层和艰苦行业人才补充艰难。
(三)人才的流动和引进机制不健全。近年来,国家鼓励人才合理流动,人才配置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招才引智,形成了新一轮人才争夺战。在这种机制下,贫困山区显然处于劣势地位,不仅难以引进高层次人才,而且本地培养多年的优秀人才,也在人才价值规律和资源配置规律的双重作用下,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现在行政、事业单位编制和职数管理权上收,基层引进人才受到限制。同时,由于人才市场化配置程度不高,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人才,更多考虑的是编制、个人身份、经费等因素,难以充分尊重每个人才的专业特长,不能真正做到人岗相适,形成以人岗错位、人才闲置为主要特征的隐性浪费。有的地方和单位搞人才部门所有、实行封闭管理,人为地阻塞人才合理流动,导致人才资源难以有效整合,人才使用效率低下。
(四)人才工作投入保障机制不得力。首先是贫困地区财政收入有限,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干部工资、保正常运转、保刚性支出项目,对建立“人才发展专项基金”和发展人才事业缺乏财力保障。其次是现在人才工作部门较多,相关资金分散在各个部门,缺乏项目资金整合,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其三是一部分企事业单位对人才重要性认识不够,缺乏自主开发人才资源的强烈意识,对人才队伍建设舍不得投入,难以满足人才队伍建设的客观需要。
三、建立和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的对策
1、进一步完善党管人才的领导体制。改革和完善领导体制是推进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创新的突破口。在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的基础上,要本着宏观管理、依法管理、高效运转的原则,在完善领导体制上要抓好四个方面:一是强化党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坚持每年召开一至二次领导小组全体会议,赋予领导小组研究决定人才政策措施、人才任务分解、工作进度通报、人才目标考核等职权,建立健全成员单位人才工作信息报送、重大事项报告和协调沟通制度,切实加大人才工作的宏观管理、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力度。二是充分发挥组织部门牵头抓总职能。组织部门是党管人才的综合职能部门,在人才工作中处于牵头抓总的关键位置。要按照全国人才工作会议提出的“管宏观、管政策、管协调、管服务”和中央组织部提出“抓战略
思想的研究、抓总体规划的制定、抓重要政策的统筹、抓创新工程的策划、抓重点人才的培养、抓典型案例的宣传”的要求,研究制定组织部门在人才工作中牵头抓总的具体办法,完善人才工作机构设置和工作运行机制,促使整个人才工作系统协调、高效运转,努力建设“人才之家”。三是统筹协调整个人才队伍建设。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强调党政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和社会工作人才一起抓。在制定人才规划、部署人才工作、安排人才项目、开展人才培训、评选优秀人才、引进人才、建设人才信息库等各个环节都要统筹兼顾各类人才。组织、人事、经济、劳动、农业、民政等作为人才主管部门,要各负其责抓好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其他有关部门和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能,积极参与、密切配合,形成全面开发人才资源的合力。四是建立党政领导班子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要把人才开发绩效列入各级党政“一把手”工作目标,每年进行严格考核,作为评价领导干部政绩、决定干部升降和奖惩的重要依据,促使各级党委、政府把抓好“第一要务”和“第一资源”有机结合起来,把人才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布局,做到在谋划发展的同时考虑人才保证,在部署工作的同时考虑人才措施,在制订政策的同时考虑人才导向。
2、建立和完善系统的人才培养开发机制。加强人才的培养开发,是增加人才总量,提高人才素质,改善队伍结构的重要途径。一是构建面向全体人才的教育培训体系。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层次人才的特点,科学制定整个人才队伍中长期教育培养计划。加强党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普通高校和远程教育网络等教育资源,分层分类实施人才教育培训计划。加快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和网络教学,为人才自学提供良好的平台。二是加快完善人才培养开发的动力机制。要进一步完善用人育人一体化的管理机制,强化企事业单位在人才培训中的主体地位,提高人才自我培养开发的积极性。要对各类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水平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体系。加大执业资格、技术等级考核、就业准入等各项制度的推行力度。结合新农村建设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加大对农村实用人才、技能人才及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开发力度。将人才培训、考核和人才的使用、报酬相挂钩,激发人才参加学习培训、提高自身素质的动力。三是拓宽教育培训途径,创新教育培训方法。要针对各类人才特点,把办班培训、挂职锻炼、参观考察、学历教育等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建立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人才共建机制。探索市场化培训机制,建立人才培训市场准入制度和人才培训项目招标制度。跳出单纯依靠院校培训人才的圈子,充分挖掘社会资源,从各行各业人才队伍中选聘教师,提高人才培训效益。
3、建立和完善科学的人才评价选拔机制。一是建立健全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重点的人才评价机制。人才评价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一元标准向多元标准转变,从重学历资历向重能力业绩转变,从官方评价为主向群众评价为主转变。要按照“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公认,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同,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的基本方向,上下结合加强研究,分清属性类别,搞好标准定位,细化评价准则,分类制定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人才评价体系。要广泛运用现代人才评价方式、评价手段和测评技术,着力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水平。在同一地区或同一行业内部,要统一人才选拔标准和资质认定标准。要积极推进区域性人才一体化,实现人才信息互通、人才资质互认、人才资源共享。二是建立和完善公开竞争、择优录用、人尽其才的人才选拔机制。要遵循各类人才成长和使用的不同规律,以人才评价结果为依据,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打破领导选人或组织委任的选人模式,引入公开竞争机制,扩大选人用人工作民主,最大限度地发现和使用优秀人才。积极适应改革、开放、民主的时代发展潮流,完善公开招考、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选拔人才的制度,不断扩大选拔范围和选拔规模,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营造良好的环境。
4、建立和完善宽松的人才引进流动机制。一是完善公务员凡进必考和引导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机构。严把公务员队伍“入口”,完善统一招考公务员制度,今后新招公务员要重点面向从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大学生。大力实施“三支一扶”计划,完善组织部门选调生和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制度,为农村基层引进人才提供政策支持。二是完善人才、智力与项目相结合的柔性引才机制。要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和“户口不迁、编制不转、智力流动、来去自由”的要求,引导和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采取咨询讲学、短期聘用、技术承包、技术入股、合作经营、人才租赁等灵活多样的方式招才引智,充分利用各方面人才资源,解决刚性引进人才难度大、成本高、制约因素多的矛盾。推进企事业单位与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人才、技术项目合作开发,进行智力成果转化,逐步将职务引才、权益引才、项目引才、课题引才等引才方式规范化、制度化,努力实现人才智力资源共享。三是以市场调配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人才市场化运作机制。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入发展的要求,打破人才单位所有、部门所有、地区所有的体制性障碍,消除人才流动过程中的各种限制,变“单位人”为“社会人”,加速人才市场化进程,大力发展人才中介服务组织,建立标准统一的互联互通的公共服务平台,推进人才资源开发一体化,进一步促进企事业单位通过市场自主择人和人才进入市场自主择业。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加强人才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政策法规建设,健全完善人才流动、人事关系、就业促进、社会保险、劳动保护、争议仲裁等各方面的政策法规体系,并建立强有力的监督机制,规范人才流动和引进秩序。
5、建立和完善有效的人才激励保障机制。有效的激励保障措施,是引进人才、留住人才和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热情的重要保证。一是物质激励。要加快建立以职业能力、工作业绩和社会贡献为主要依据,按照人才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工资报酬的分配机制,鼓励知识、信息、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探索年薪、股权、期权等多种分配方式,使一流的人才得到一流的待遇、一流的贡献得到一流的报酬,充分体现人才的价值。二是目标激励。要完善目标考核制度,综合考虑目标的实现程度、主观努力状况、经济社会效益等因素,科学评判人才的工作绩效,并以此为依据对其进行奖惩。目标的设定要本着“跳起来摘桃子”的原则,既要坚持高标准,又要尊重客观实际。要正确处理大目标和小目标、个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理想与现实,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关系,使目标真正成为人才工作的“牵引器”。三是荣誉激励。要坚持和完善定期评选表彰优秀人才制度,通过公开评选的方式命名表彰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和拔尖人才,对当选的优秀人才授予荣誉称号、颁发一次性奖金等多项待遇,重奖贡献特别突出的专家人才,并且实行动态管理、凭业绩当选,不搞评选荣誉称号和经济待遇终身制。要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优秀人才的先进事迹,增强人才实现自身价值的自豪感、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和得到社会尊重的荣誉感,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四是环境激励。要积极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环境,尊重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鼓励人才大胆创新创业,形成“鼓励成功,宽容失败”的宽松氛围,千方百计地解决人才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努力为各类人才营造一个居住舒心、出行放心、工作顺心的人居环境。
我区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通过健全和完善干部考察评价、择优汰劣、任用决定、监督约束、激励保障和培养锻炼机制,从整体上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水平有了新的提高。第一,围绕建立科学的考察评价机制,探索准确识别干部的制度和办法。区党委坚持把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民主评议作为考察的必经程序,适度扩大个别谈话和征求意见的范围,让尽可能多的知情者对干部有评价权。同时,在全区推行了考察预告制、差额考察制,探索实行考察工作责任制等,增强干部工作的透明度,着力防止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等现象的发生。2000年以来,全区共进行考察预告10405次,设立意见箱和专线电话5580个(次),接到举报电话、信件和接待群众来访3705个(次)。经调查核实,对一批问题属实的干部作出了不予提拔任用的决定。第二,围绕建立科学的择优汰劣机制,探索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和办法。坚持把竞争机制引入干部工作,大力开展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全区各级党政机关中层领导职位出现空缺时,原则上都实行竞争上岗。全区实行竞争上岗的职位达113983个,占职位总数的65%,有142469人参加竞争,占干部总数的59.7%。在推进干部能下能出方面,区党委制定并实行了干部不称职的15条认定标准,2000年至2004年全区共调整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干部1887人。第三,围绕建立科学的任用决定机制,探索民主规范的用人决策制度和办法。在全区范围推行市、县党政正职由党委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制度。2002年以来,区党委在决定14个地级市党政正职人选时,均召开了全委会进行审议,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在2002年的县(市、区)领导班子换届中,自治区所辖9个地级市,也全部采用这种方式决定55个县(市、区)的党政正职人选。玉林等市党委试行了党委常委会无记名投票决定干部任免制度。几年来,全区全面推行了干部任前公示制度,已公示拟任厅级职务干部344名、处级职务干部7533名、科级职务干部17327名。公示期满,不予任命的厅级职务拟任人选6名、处级职务拟任人选139名、科级职务拟任人选506名,暂缓任命的142名。第四,围绕建立科学的监督约束机制,探索规范领导干部权力运作的制度和办法。一是实行干部诫勉制度。1999年以来,全区共诫勉厅级领导干部10人、处级121人、科级700人,诫勉期满降职使用159人、改任非领导职务96人。二是推行回复组织函询制度。2001年至今,全区共有1053名干部向组织回复了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三是完善经济责任审计制度。2000年以来,全区共对55名厅级干部、964名处级干部、5254名科级干部和720名企业领导人员进行了审计,及时发现和纠正了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工作中滥用职权及管理上不规范的问题,提出了规范财务管理工作的措施,促进了领导干部的廉洁自律。近年来,区党委还进行了党委常委向全委会作述职报告、廉洁从政报告、下级“一把手”向上级党委报告重大事项等制度措施的试点,并在全区建立了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同时,还进行了党员旁听县(市、区)党委常委会、乡镇党委会议,党代表质询和评议党委工作等试点。第五,围绕建立激励保障机制,探索促进干部奋发有为的制度和办法。区党委大力推进干部交流,规定市县的党政“一把手”、分管党群工作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和组织、人事、公检法、财政部门的主要领导等10个职位,必须实行避籍交流任职,并有计划地推行县(市、区)领导跨地市交流,乡镇干部跨县市交流。2000—2004年,全区共交流乡科级以上干部31934名。全区还从建立健全激励和保障机制入手,逐步完善干部交流工作配套制度。第六,围绕建立科学的培养锻炼机制,探索干部健康成长的制度和办法。区党委于2001年明确提出,把乡镇和企业作为干部成长的重要源头和基地,坚持把大批年轻干部放到乡镇和企业培养锻炼,并坚持从乡镇和企业选拔高素质的领导干部。为了抓好这“两个源头”的建设,我们制定并实行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规定。一是专门拿出编制指标,将“活水源头”做大。实行带编选派选调生到乡镇或企业锻炼;乡镇撤并时拿出一定比例的编制用于接纳选调生;把选调生接纳与公务员招聘结合起来,实行并轨;机关招录的公务员中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首先要安排到乡镇锻炼一年。2002年以来,共选派2600多名县以上机关干部到乡镇任职、挂职,从区内外高校挑选700多名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到乡镇工作,选派近7000名大学毕业生到村级组织担任“村官”。二是坚持把有基层工作经历作为选拔县处级领导干部的重要条件。明确规定,在县处级后备干部或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缺额时,首先要从乡镇干部或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中选拔和挑选。3年来,共有350多名乡镇优秀干部被选拔进县处级领导班子,60多人担任市级党政部门领导职务。
惠州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原则着力整治“为官不为” 建立容错免责激励机制鼓励改革创新
正面鼓励改革创新,惠州建立容错免责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宽容党员干部在推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失误、错误和无意过失,同时着力整治干部队伍中不担当、不作为等“为官不为”问题。近日,惠州市委、市政府印发《惠州市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原则治理“为官不为”问题的实施意见(试行)》(下称《意见》),提出上述举措。成立容错免责调查工作小组
惠州正确运用“三个区分”,着力整治“为官不为”,遵循四个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公平公正,坚持鼓励干事、宽容失误,坚持权责一致、惩教结合,坚持依纪依法、准确界定。在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要求的条件下,惠州建立容错免责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宽容党员干部在推动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失误、错误和无意过失。
根据《意见》,应当按照“三个区分”原则予以容错的情形共有8种,比如在贯彻执行省、市有关决策部署中,在不违背大政方针和改革精神的前提下,因工作需要制定有利于全局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具体措施或配套制度,由于具体工作方式方法不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的等。
符合这8种容错情形的履职行为,还应当同时符合4个条件,方可对相关单位或者个人免予追究责任,包括符合上级政策和群众利益,动机目的为公,决策程序完备,纠错主动及时。《意见》还提到6种情形不予免责,包括法律法规已明令禁止,依然我行我素胡乱作为的;假公济私,经查实存在违法违纪谋取私利行为的;非法侵害群众利益,严重破坏党群政群关系的等等。
惠州还建立了容错免责程序,调查认定主体为容错免责调查工作小组,该工作小组由纪检监察部门牵头,组织、人事、检察、审计、法制等部门组成。具体程序包括提出和受理,调查核实等。根据调查工作小组审查认定应予免责的单位和个人,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中,不影响其正面评定,对免予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不影响其提拔任用等。重点整治6种“为官不为”的情形
惠州一方面通过建立容错免责激励机制,支持改革创新、宽容失误。另一方面,着力解决干部队伍中不担当、不作为等“为官不为”问题。
惠州坚持问题导向,重点整治6种“为官不为”的情形:对上级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执行不力的;落实全局性、综合性工作不敢担当的;履行领导责任消极懈怠,主观能动性不强的;谋改革、促发展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不履行法定职权或履行不当的;其他应当重点整治的情形。每种情形还有具体的介绍。
由市委组织部牵头开展整治“为官不为”工作,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整治程序包括线索来源与启动整治、约谈核查、预警告诫、个人整改、组织复查、组织处理。其中的线索来源包括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的问题和建议;检查、督办中发现的问题;群众反映和投诉比较集中的问题;经新闻媒体曝光、造成负面影响的问题等。
《意见》适用于惠州副处级以上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副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对其他级别的单位和党员干部,由各县(区)、市直相关单位按照层级管理权限参照本《意见》执行。
由市纪委监察局、市委组织部对《意见》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适用“三个区分”原则予以容错的8种情形
(1)在贯彻执行省、市有关决策部署中,在不违背大政方针和改革精神的前提下,因工作需要制定有利于全局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具体措施或配套制度,由于具体工作方式方法不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的。
(2)对尚无明确限制性规定的领域或事项,主动做好具体制度设计,大胆推动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由于不可抗力因素或者外部环境变化的原因而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和损失的。
(3)在推进政府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服务效能的改革中,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批程序,在与现行政策精神和改革方向不相冲突前提下,对干部群众反映较多的具体规定进行突破或创新时出现偏差的。
(4)在推进招商引资项目、重大民生项目、政府投资项目等工作中,在权责不对等的情况下,积极履行“属地或行业管理”责任,制定有效管用且符合现行政策精神的具体措施、配套制度等,创造有利于项目落地的条件,非因主观原因造成工作失误或者错误的。
(5)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与现行的政策精神和改革方向不相冲突前提下,积极想办法妥善解决,取得良好社会效果但出现失误或错误的。
(6)在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及其他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中,紧急情况下打破程序、临时决断,全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或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而出现失误或错误,事后及时请示报告的。
(7)在承担基层治理工作中,为落实改革发展任务,敢于破除利益格局,积极作为、创造条件,因工作需要而采取的必要措施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和损失的。
(8)为推动改革发展,根据上级有关精神先行先试或开展探索性试验而出现失误或错误的其他情形。■解读
创新程序设计启动问责时先行核查
记者从市纪委获悉,惠州印发的《意见》,与其他兄弟省市制定的制度相比较,具有不少惠州特色。惠州一大创新亮点是程序设计,特别是提出了问责程序时的“前置核查”环节。惠州在设计容错免责调查程序和治理“为官不为”的问责程序时,详细规定了相应主体、流程、时限、反馈等方面的内容。其中,在容错免责调查程序中,《意见》提出,纪委(纪检组)或党的工作部门对党员干部的履职行为启动问责程序时,应当先行核查当事人履职行为是否符合本意见规定的容错免责情形和条件。同时规定了“一事一核”的原则,打消了党员干部申请容错救济时的其他顾虑。这些程序设计,跟全国同类文件相比,惠州具有创新性。
在制度的主体架构上,惠州将贯彻落实“三个区分”原则和治理“为官不为”问题容纳在同一个实施意见中,实现了正面鼓励改革创新与重点整治“为官不为”问题“双轨并行”的有机结合,内容更加全面完备。
《意见》明确了可以适用“三个区分”原则予以容错的8种情形,以及需要重点惩治的6种突出“为官不为”的情形,概括的范围更加广泛适用,也更贴近我们惠州的实际。在免责条件方面,设定更加严谨科学,此外在结果运用上,提出“四个不影响”,激励更加正面有效。■声音 监督部门
只容为公之失,不赦为私之罪
市纪委和市委组织部是《意见》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部门。市纪委相关负责人称,贯彻“三个区分”原则的关键是要区分为公还是为私,容错免责机制是保护一心为公、担当有为干部的“防护网”,但不能变成以权谋私、胡乱作为者的“挡箭牌”,必须严格界定“公”与“私”的界限。《意见》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只容为公之失、不赦为私之罪。“《意见》抓住了治理‘为官不为’问题的‘牛鼻子’,把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更鲜明地树立了起来。”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认为,一方面,要坚持“三个区分”原则,注重培养选用敢于担当又能经得起检验的好干部,让有为者“有盼头”;另一方面,要从严鞭挞“为官不为”现象,突出整治重点,着力解决“为官不为”问题。干部
“定心丸”扫除思想障碍
仲恺高新区委书记杨鹏飞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意见》将“三个区分”原则和治理“为官不为”问题的精神转变为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可谓是顺应形势、正当其时,给广大干部干事创业扫除了思想障碍,增添了动力。对肩负改革创新使命的我们来说,这更是一颗“定心丸”和一道“护身符”,有了制度作为指引,“大胆创新、勇于突破”的氛围将越来越浓厚。
惠东县委书记林洪说,落实“三个区分”原则,要求讲政治、讲党性、讲大局的高度,正确处理好严肃党纪与宽容失误的关系,切实为创新者撑腰壮胆,对“为官不为”者果断亮剑。惠东将持续深入推进干部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巩固和提升治理成果,推动《意见》落地生根、取得实效,逐步营造起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名词解释 “三个区分”
是指把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为官不为”
一、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是找准节能减排问题症结的重要抓手
节能减排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节能优先战略的重要任务, 也是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强化管理、促进高效循环的重要举措。近年来, 我国通过加强节能基础工作等一系列举措, 使节能减排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也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同时, 我们应当看到, 节能减排依然存在不少问题。概括起来,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群众关注:
单位GDP的能耗下降趋势仍然十分缓慢。“十一五”以来, 我国单位GDP能耗已累计降低了13%以上。经过不懈的艰苦努力, 到2010年底, 完成“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20%的约束性指标有望实现。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进程中, 尤其在面对金融危机挑战的背景下, 完成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难度很大, 影响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速度。但我国始终把节能减排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工作, 从未放松过。从数据来看, “十一五”第一年我国实现单位GDP能耗降低1.79%, 第二年降幅达4.04%, 第三年则达到4.59%, 而2009年上半年已完成3.35%, 实际已完成降低能耗13%以上。因此, 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提出的下降20%的目标, 2010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幅度要更快, 仍不可放松警惕。
2. 社会关注:
化学需氧量的排放总量尚未得到有效控制。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二氧化硫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是目前节能减排工作考核的三项主要指标。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 2009年上半年我国实现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 分别下降4.42%和5.95%, 这说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的拐点即将出现。但是, 全国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变化, 存在着两个不平衡。一个不平衡是地区分布不平衡。在全国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 中,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湖北、湖南、广东、重庆、甘肃、宁夏等省 (市、区) 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另一个不平衡是行业不平衡。电力行业二氧化硫减排成效显著, 在火力发电量持续增长的情况下, 二氧化硫排放量同比有所下降, 从而抵消了其他行业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的增长。这种不平衡既说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下降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潜力, 也说明主要污染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进展不快, 落后产能的淘汰工作进展缓慢, 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扩张趋势尚未完全遏制。
3. 举国关注:
海洋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仍未得到有效缓解。目前, 海平面的变化是呈不断地上升趋势, 根据有关专家的预测到下个世纪中叶, 海平面可能升高50cm。如不采取及时措施, 将直接导致淡水资源的破坏和污染等不良后果。加之陆地活动场所产生的大量有毒性化学废料和固体废物等不断地排入海洋, 导致近岸海域海水污染程度未见根本好转。我国近岸海域的轻度污染和中度污染面积较前几年有所减少, 但严重污染海域面积增幅较大。海水中主要污染物是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石油类。近岸海域沉积物质量一般, 综合潜在生态风险居中;再加之底栖环境质量堪忧及海水增养殖区水体富营养化趋势未见缓解。大型底栖生物栖息密度和生物量偏低。近岸海域贝类综合质量一般, 贝类体内污染物残留水平普遍较高。重点入海排污口的污水超标排放现象严重, 邻近海域环境质量堪忧。我国海洋水体富营养化严重, 营养盐比例失衡, 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另外, 我国海洋赤潮频发, 有毒有害赤潮和多藻种赤潮并发的趋势明显上升, 等等。
二、做好节能减排工作必须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 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 经济增长 (人均GDP) 与能源消费 (人均能源消费)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 能源消费快速增长, 污染物的排放量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 由于国内消费结构升级、中间需求增长和出口增长的推动, 到2020年前, 仍将是重化工发展的重要时期, 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量和新上项目污染物排放的增量较大。同时增长方式转变的渐进过程决定能耗和污染问题解决的长期性。尽快改变我国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成当务之急。
1. 相关配套措施不够到位:
节能减排动力不足。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方式是由中央政府主导, 自上而下地将节能减排的各项工作目标和任务逐级分解到各省、市 (地) 、县和重点企业。虽然中央对节能减排工作高度重视, 但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上存在普遍的动力不足问题。主要表现在: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依然高速增长, 地方政府以过度消耗能源、污染环境和贴现未来为代价发展经济的冲动依然强烈。而中央政府如此重视节能减排, 地方政府却在落实中央节能减排的目标时缺乏动力。其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的职责是提出政策方向, 地方政府则选择适当的措施负责执行, 这是一种合作关系。但是,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利益的不一致问题会给中央政策的执行带来较大影响, 打政策的“擦边球”是地方利益影响中央政策执行的典型表现形式。节能减排执行的最大障碍, 在于地方政府不作为。地方政府在推进节能减排的过程中缺乏足够动力, 这是节能减排工作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2. 分级财税制度不够健全:
自我调整能力有限。自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 尽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分配已相对规范化, 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得到巩固和提高, 但我国地方财政体制仍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 并且在许多方面扭曲了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一方面,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造成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提高。但财权上收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上调事权, 分税制调整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 在我国现行的财税体系中, 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主要来自地方企业的所得税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在财政支出上有更大的支配权, 地方政府具有强大的动力去招商引资。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入驻本辖区, 在很多情况下降低环境保护标准引进一些低技术、高污染、高能耗的小企业。此外, 由于地方税收和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企业, 因此, 地方政府服务于企业的意识空前强烈。甚至政府和企业具有某种利益一致性, 当企业利益与公众的环境利益发生冲突时, 地方政府很可能会优先考虑企业利益, 使节能减排的政策执行困难重重。
3. 考核体系不科学:
地方政府投资存在短期化。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是基于GDP的政绩考核体系。在GDP导向的政绩考核体系下, 地方政府官员具有强烈的投资饥渴症。各地竞相招商引资, 宁愿不断降低本辖区的土地价格和环境保护标准。这种政绩考核体系延伸到地方, 使地方政府也不得不竞相招商引资, 造成产业同构、低水平竞争。地方政府在激烈的竞争压力下, 只能招到一些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企业, 原因在于其整合资源的能力有限, 在其辖区内不可能有效提供现代企业发展所需的金融、物流、咨询、会计、法律等相关服务业, 导致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也不愿意落户。因此, 到最后很自然就演变成“捡到篮里就是菜”的情形, 从而使很多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低附加值的企业向小城市扩散。
4. 激励政策不够完善:
节能标准难以贯彻实施。与政绩考核制度相关的激励是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在标尺竞争下, 地方政府会仿效其他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来发展本地经济。同级政府之间的相互监督和学习能提高政府部门的运作效率, 但也使节能减排的政策推行遇到更大阻力。事实上, 我国尚未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化社会的构建, 施政导向和人为因素对环境问题影响很大。以速度论英雄的排序思想, 导致了扭曲的政绩观。在经济增长与环保出现矛盾的时候, 更多的会选择前者;当“快”与“好”发生冲突的时候, 更多的会选择“快”。很多地方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能源和资源的消耗、环境的污染。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利益调整过程, 需要更多的制度创新, 但并没有对政府转向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 相反, 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的“创新”倒比比皆是。
三、建立完善的体制机制是做好节能减排工作的重大举措
目前, 我国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由于节能减排是一项系统工程, 只有制定完善的政策体系, 并做好各项工作之间的衔接, 才能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为此, 我们必须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文章:
1. 基本前提:
形成强力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 要以最小的资源环境代价发展经济, 以最小的社会经济成本保护环境, 建立有利于节能减排的价格政策。对于形成有效竞争的能源产品采取市场定价机制, 建立合理的能源价格结构, 促进替代能源发展。要理顺发电价格和煤炭价格成本构成机制, 取消电煤计划内价格, 加快成品油、天然气价格改革;要合理调整各类用水价格, 加快推行阶梯式水价。按照补偿治理成本原则, 提高排污单位排污费征收标准, 促使业主主动治污减排;建立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 提高排污权的使用效能。其次, 要完善鼓励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要及早出台燃油税, 研究出台环境税, 积极研究低碳经济发展特别是新能源发展的税收政策。要从投资引导向税收调节转移, 对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和危害健康的消费品, 征收消费附加税, 或者提高税率。要完善对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再次, 要完善相关投资政策。在投资项目选择上, 国家应向节能环保的方向倾斜。各级政府应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加大财政基本建设投资向节能环保项目的倾斜力度。要建立跨流域、跨区域的生态补偿机制, 增强流域及相关区域污染减排的能力和主动性, 促进流域、区域间的和谐发展。要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 完善绿色信贷机制,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技术改造项目的信贷支持。
2. 重要条件:
提高节能减排的创新能力。一是要加快节能减排技术研发。优化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转化的政策环境, 加强资源环境高技术领域创新团队和研发基地建设, 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体系, 发挥企业技术中心的研发优势。二是加快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示范和推广。鼓励企业加大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投入,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施一批重点行业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关键技术及重大技术装备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循环经济高技术产业化重大专项。在钢铁、电力、石油石化、化工、建材、造纸、建筑等重点行业, 推广一批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节能减排技术。推进太阳能、生物质能、风能的产业化。三是加快节能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节能服务市场, 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重点支持专业化节能服务公司为企业以及党政机关办公楼、公共设施和学校实施节能改造提供诊断、设计、融资、改造、运行管理等一条龙服务, 通过与客户分享效益来回收投资和获得利润。推进合同能源管理市场化运作, 进一步推广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
3. 关键因素:
构建绿色的国民经济体系。要从国家战略层面和全局高度进行规划、部署, 完善资源节约体制, 培育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生产、生活方式。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改变经济增长过度倚重第二产业的局面, 加快发展能源资源消耗少、污染排放强度低的第三产业, 特别是在国际服务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促使三次产业结构形成新的发展格局。要切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或以高新技术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加快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引导和限制那些能耗物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的产品的生产与出口, 加快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形成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分工格局;要加快发展循环经济, 全面推进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再生资源循环利用;要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逐步由主要依靠化石燃料向主要依靠风能、太阳能、氢能等新能源的转变, 创立低碳经济的发展方式, 从根本上解决节能减排问题, 保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 有效途径:
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考核制。要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 为落实节能减排政策措施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要把节能减排目标分解到各单位各部门及重点耗能企业, 与被考核单位和企业签订目标责任书, 明确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责任人, 加强对责任人的责任目标考核, 将节能减排纳入到对各单位的目标考核体系;要建立健全协调例会制度, 充分发挥节能减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协调作用, 充分发挥政府相关部门的作用, 重大问题提交领导小组研究决定。及时分析研究节能工作的进展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工作安排, 做到问题早发现、早解决, 共同推进节能减排工作的开展。
5. 重要手段:
近两年来,无锡市紧紧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通过健全组织、创新机制、明确责任、凝聚合力、狠抓落实,改革攻坚工作得到了扎实有效地推进。在抓改革工作的领导机制上,无锡市的做法可以概括为:“三个狠抓不放松”。
一、狠抓责任落实不放松,健全改革攻坚组织领导机制
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改革攻坚稳步推进的关键因素。近两年来,无锡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改革工作,始终把改革攻坚工作纳入全市的重点考核工作重点推进。
2005年,无锡市成立了由市委书记、市长任组长,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任副组长,各地区和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无锡市改革攻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了8个改革工作办公室,各改革办公室主任分别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兼任。
在推进改革攻坚的过程中,市委书记、市长亲自动员部署,密切关注改革攻坚工作进程,及时决策指导改革攻坚重点难点工作。各地、各部门“一把手”对改革工作负总责,并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同时,无锡市还坚持做到“三个不因”。
一是不因组织调整而断线。今年初,根据改革推进的实际情况,对市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进行了适当调整和增补,新增了7名市领导和4个部门;对改革办公室也相应进行了适当调整,由原来的8个增加到11个。先后召开全市范围的改革推进会议10余次,主动做好改革攻坚的前后衔接工作,为改革攻坚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是不因领导变动而弱化。近两年来,因工作需要,先后有多名改革领导小组成员和相关部门的“一把手”进行工作调整,但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各地各部门推进改革一如既往,落实措施一丝不苟,制定出台多种举措和办法,夯实和加强了改革攻坚工作。
三是不因难度增加而退却。通过市与部门、部门与处室签定改革攻坚责任状,定目标、定时限、定要求,以更实的作风、更大的举措,坚定不移地把各领域改革向纵深推进。
二、狠抓措施“落地”不放松,改革攻坚推进机制更加到位
一是调研论证扎实细致。无锡市高度重视改革的调研工作,坚持每推进一项改革有调研,每提出一套方案有论证。各级各部门在考察调研结束后的5天内必须拿出调研报告,同时,积极采取“走出去”战略,组织相关部门攻坚骨干外出考察调研,学习借鉴国内外城市好的做法和经验,结合无锡市实际,先后出台了20余项改革攻坚的实施意见,确保改革攻坚有法可依、顺利推进。市各级领导多次亲临改革现场,实地考察改革推进情况、相关措施落实情况、取得的成效等情况。认真落实改革工作“回头看”制度,重点查找制约改革攻坚推进的瓶颈问题。
二是方案制定务实全面。在制定《中共无锡市委、无锡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攻坚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的过程中,无锡市发展改革委、市综合改革办公室先后召集各类专题会议、座谈会10余次,送市委市政府相关领导审阅18人次,征求市人大、政协意见各2次,搜集各类修改意见近百条,修改“实施意见”达16余次。“实施意见”出台后,又将内容分解为32个大项目标,由35个地区和职能部门承担,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各责任单位又根据所承担的目标任务,抓紧落实相关领域实施细则和实施方案的制定工作。
三是重点领域重点突破。2005年,无锡市制定出台了《关于全力实施改革攻坚七项重点工作的决定》,明确了七个重点改革领域,尤其是把推进社会事业领域“管办分离”改革作为重中之重。通过组建医院管理中心、学校管理中心、文化艺术管理中心、体育场馆与训练管理中心推进“管办分离”。“管办分离”后,行政主管部门强化了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监督监管和市场开放“四个职能”,管理中心实现了“四个到位”,即:思想观念转变到位,由公务员变为办事员、服务员;工作理念到位,由行政管理模式变为市场化运作;人事分配到位,由统分统配变为绩效管理;运行机制到位,由政府办变为政府、社会共同办,初步扭转了以往行政部门“管”的一手太软、“办”的一手太硬的弊端,事业单位内部机制进一步激活。
无锡市在改革推进过程中,始终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各项改革攻坚的首位,把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务公开、推进审批制度改革作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今年继续把深化社会事业领域改革作为重点,突出体制创新,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扩大“管办分离”改革的领域和范围,先后在文化科技和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推行“管办分离”改革。同时,新一轮深化社会事业领域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在抓紧论证当中,择机出台。
四是考核工作要求严格。根据全市重点工作目标考核的实施意见,通过采取定期考核、不定期检查的方式,以“加大改革攻坚力度,提升体制竞争力”为抓手,坚持“能快则快、确保完成、兼顾难易”的原则,研究制定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改革攻坚重点工作目标考核办法,以各部门承担的重点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确定考核成绩,考核结果纳入全市目标考核体系,年底在全市体制创新大会上进行表彰。
三、狠抓制度建设不放松,改革攻坚保障机制坚强有力
一是制度建设日趋完善。在社会事业“管办分离”改革中,建立完善了行政主管部门和“四个中心”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就社会事业发展的相关重大事项、重大活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进行协调会商,协调解决工作运转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建立健全衔接紧密、配合默契、运作协调的良性工作机制,保证了新体制的正常顺利运转。同时,建立完善行政主管部门与中心之间的干部定期交流换岗制度,加强行政主管部门与中心之间的工作磨合。
二是各个环节运转顺畅。积极做好改革工作的上下衔接、左右衔接工作,每年定期向国家、省发改委汇报无锡市的改革进展情况,认真听取上级领导对无锡市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意见并及时向各地、各部门传达。
三是社会各方保持稳定。改革过程中,无锡市始终把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改革工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原则,充分把握改革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充分考虑社会的可承受能力,在目标设计上体现以人为本,着眼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利益协调上坚持群众优先,着眼于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搞一刀切,涉及职工利益的,一分钱也不克扣;在推进实施上坚持规范操作、有情操作、阳光操作,着眼于激发广大从业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泛搜集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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