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集观后感（共11篇）
“文化偏至论”鲁迅关于中国、日本、西方等等文化的观察，了解，分析后写出的文章，此文章的背景是1908年于东京。鲁迅首先作为文化人，首先从文化方面进行反思，写到西方的思潮产生于西方社会内部，是受一定文化条件的制约的，不应该盲目追随；而中国的改革，同样的也必须在中国具体的国情中寻找根据。因此“不知中国之情”“不察欧美之实”是行不通的。当时，国门开放以后，在符合实行改革问题上，有种种不同主张，有“竞言武事”，有实业救国，也有倡言立宪国会。然而以上都有其缺陷或者完全不符合国情实际情况。读至此处我不禁想到新中国建立至今也经历风风雨雨，各种挫折。无论从刚开始的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再到社会主义改造，最后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每个阶段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就是改革开放后吧，由于之前一直强调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忽略了“实事求是”的真理。改革至此与本文中鲁迅讨论的极其相似，而也正因为有了正确的思想，有了明确的指导，才使得发展不至于偏离轨道。宗法社会的中国，父子问题带有原型性质，包括着权力的一种天然合理的统驭关系。这来自于“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评论文章。鲁迅以自己独到的视角观察剖析从普通家庭到一般理论，既食欲、性欲等再到旧社会下的家庭关系，再到生物界的传宗接代再对比西方、全世界关于“父子”问
题。本篇是为分析自己，了解其他，从而让国人从根本基础上认识到，或者对比比较看出，我们现存社会中，家庭问题的不足缺陷，以及我们该摒弃该保留的习俗、文化、观念等等。关于父子问题，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我们的开过主席---毛泽东。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风俗与新时代的改革一代之间的激烈矛盾，无论是他关于上学与父亲的斗争，或者生活琐事之间的意见不同后来都可以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关于旧的封建观念与急需改革的中国新一代人之间斗争中找到隐射。后来看来，正因为鲁迅为首的这批文学家、先驱的首创超前精神与思想，才启蒙了更多人对于陈旧的封建旧思想发出质疑与批判，这样才对于社会有着一步步的推进。正如韩寒，作为青年作家，他文篇犀利批判，桀骜不驯，敢于对于传统做出任何批判与质疑，也正因为这样，被誉为当代“鲁迅”。当然，我也十分欣赏韩寒，作为青年思想意见领袖，往往能给社会补充正能量，推动社会更好发展。但是我觉得要把韩寒推高与鲁迅其名，其还不够高度。认真阅读鲁迅的杂文、散文、时评、小说，发现鲁迅拥有的不仅仅是超前的思想，敢于挑战传统的勇气，优秀的文化写作水平，更重要的是现在文化、写作人缺少的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一点可能与时代教育背景有关。细细品味鲁迅文章，发现其无论对于四书、五经、大学、中庸、世说新语、庄子、老子，甚至西方，亚里士多德、艾伦德、黑格尔。可以说从古到今，从中到西，甚至印度、中东、非洲都有涉及，可见涉猎之广，文化底蕴之深。更关键是他不仅仅是信手拈来，而且深谙其中道理，并且随意应用。让人读完鲁迅文章，回味很久。难怪那么多人需要重复再重复的阅读鲁迅。而这篇“评论篇”也不仅仅这些，还有“无声的中国”，写到白话与古文之间的选择，而这也关系到制度、各种社会问题，关于政府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问题。还有“革命时代的文学”此篇讲给黄埔军校的将官，教育
鲁迅著《热风》和《华盖集》先后于1925年11月和1926年6月出版，分别收录其1918年至1924年和1925年所写小说、散文诗、回忆记之外的作品。不过两本书并不包括他这一时期此种文章的全部，除删掉的篇什外，另有19篇系特意留下，与1907年至1908年间所作四篇文言文合编为《坟》，于1927年3月出版。
1925年10月22日鲁迅日记：“夜校杂感。”此即《热风》。同年11月3日作《(热风>题记》，则云“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同年12月31日作《(华盖集)题记》，说：“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又说：“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杂感”与“短评”意义相当。而他在1926年10月29日致陶元庆的信中称《坟》为“我的杂文集”。
鲁迅在《(坟)题记》(1926年10月30日作)中提到“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在《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11日作)中则说是“我的古文和白话合成的杂集”。还说：“但我并无喷泉一般的思想，伟大华美的文章，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不过我曾经尝得，失望无论大小，是一种苦味，所以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的，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给来者一些极微末的欢喜。人生多苦辛，而人们有时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于是除小说杂感之外，逐渐又有了长长短短的杂文十多篇。”“小说”和“杂感”，分别指时已面世的《呐喊》、《彷徨》和《热风》、《华盖集》；而“杂文”既一并指《坟》中用古文和白话写的所有文章，也单独指其中的白话之作。其与“杂感”或“短评”之别，在篇幅稍长，所谓“何必惜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虽然文章还是“长长短短”。
从《华盖集续编》到《二心集》
1926年10月15日鲁迅日记：“下午编定《华盖集续编》。”该书收入1926年之作(包括稍后增补的《华盖集续编的续编》)，于1927年5月出版。然虽名“续编”，编法却与前集不同：不再考虑《热风》、《华盖集》与《坟》文体方面那种区别，而是统统汇编一起。即以集中第一篇《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1926年1月3日作)而言，若《华盖集续编》还如《华盖集》那样编法，此文恐怕抽出另行安排；假如《坟》收录下限不是1925年底，或可编进去了。而集中这类文章不止一篇。此后的《而已集》(收1927年之作，1928年10月出版)、《三闲集》(收1927年至1929年之作，1932年9月出版)和《二心集》(收1930年至1931年之作，1932年10月出版)，都是这种编法。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小引》(1926年10月14日作)中说：“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又说：“名副其实，‘杂感’而已。”《(华盖集续编的续编>前记》(1927年1月8日作)则说：“总算一年中所作的杂感全有了。”“杂感”一词显然有了新的意义，不仅是《热风》和《华盖集》那类文章，连同《写在(坟)后面》所说“杂文”也包括在内了。
1930年5月10日鲁迅作《鲁迅自传》，有云：“现在汇印成书的有两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一本论文，一本回忆记，一本散文诗，四本短评。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和一本编定的《唐宋传奇集》。”所说“一本论文”，即《坟》。原来“杂文”被换成了“论文”，与“短评”相区别。
按鲁迅所谓“论文”，实不同于今日通常用法。周作人在《美文》(1921年5月作)中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此即essay，可译作论说文、散文、随笔、小品文。
周氏兄弟起初所以不将essay译为后来包括他们在内更多采用的“随笔”，或许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厨川白村在《出了象牙之塔》(1924年至1925年交由鲁迅译为中文)中特别强调：“有人译essay为‘随笔’，但也不对。德川时代的随笔一流，大抵是博雅先生的札记，或者炫学家的研究断片那样的东西，不过现今的学徒所谓Arbeit之小者罢了。”他是担心读者误将这种传自英法的文体，与日本原有的《枕草子》、《徒然草》等混为一谈。虽然厨川白村也说：“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呀似的麻烦类的东西。况乎，倘以为就是从称为‘参考书’的那些别人所作的东西里，随便借光，聚了起来的百家米似的论文之类，则这就大错而特错了。”反观《坟》，至少其中白话文章，并非“随便借光”那种论文。
《鲁迅自传》所说“四本短评”，即《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和《而已集》。如此“短评”的意指也有所扩充。然而鲁迅仍强调“论文”与之有别，他正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短评”这一名目。
鲁迅在《(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作)中则说：“我的第四本杂感《而已集》的出版，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去年春天，就有朋友催促我编集此后的杂感。看看近几年的出版界，创作和翻译，或大题目的长论文，是还不能说它寥落的，但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者，却确乎很少见。……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显然“杂感”又与“短评”相当了。不过《三闲集》所收，同样并不止是“短短的批评”。
鲁迅作《鲁迅译著书目》(1932年4月29日)中，《热风》至《而已集》四种仍注明为“短评”或“短评集”，《坟》却被称作“论文及随笔”。这样，“随笔”与“论文”，各指原来“论文”的一部分，似乎是对《鲁迅自传》中的说法有所修正。鲁迅并未申说二者如何区分，这里不妨揣度一下：其根据或许正在那个“长长短短”。单看《坟》中白话文章，较长者如《灯下漫笔》、《从胡须说到牙齿》等，更具essay本色；较短者如《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篇幅比较接近日本那种随笔。
鲁迅曾打算写一本《夜记》，他说：“夜记’这东西，是我于一九二七年起，想将偶然的感想，在灯下记出，留为一集的，那年就发表了两篇。”从已完成的两篇《怎么写——夜记之一》和《在钟楼上——夜记之二》，以及未完成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夜记之五》看，鲁迅拟议中的这本书应该是《坟》那样的“论文集”。他在《做古
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的“附记”(1932年4月26日作)中说，“到得前年，柔石要到一个书店去做杂志的编辑，来托我做点随随便便，看起来不大头痛的文章”，鲁迅遂写了半篇“夜记之五”，“第二天柔石来访，将写下来的给他看，他皱皱眉头，以为说得太噜苏一点，且怕过占了篇幅。于是我就约他另译一篇短文，将这放下了。”盖鲁迅打算写“论文”，而柔石想要的却是“短评”。《怎么写》和《在钟楼上》编入《三闲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编入《二心集》；作者称前者为“杂感上集”，后者为“下集”(1932年4月24日致李小峰)，“论文”也就被纳入“杂感”之内。
但是在《(二心集)序言》(1932年4月30日作)中，鲁迅却说“这里是一九三○年与三一年两年间的杂文的结集”：“(一九三○)这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自从一九三一年二月起，我写了较上年更多的文章，但因为揭载的刊物有些不同，文字必得和它们相称，就很少做《热风》那样简短的东西了；而且看看对于我的批评文字，得了一种经验，好像评论做得太简括，是极容易招得无意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似的。又，此后也不想再编《坟》那样的论文集，和《壁下译丛》那样的译文集，这回就连较长的东西也收在这里面，译文则选了一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附在末尾，因为电影之在中国，虽然早已风行，但这样扼要的论文却还少见，留心世事的人们，实在很有一读的必要的。还有通信，如果只有一面，读者也往往很不容易了然，所以将紧要一点的几封来信，也擅自一并编进去了。”他讲的“论文”大致与《坟》相同；而“杂文”则包括“论文”、“短评”、“通信”甚至“译文”在内了，显然比《写在(坟)后面》涵盖面扩大，更接近于刘勰《文心雕龙》所说：“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甄别其义，各入讨论之域。”这是鲁迅首次将自己除小说、散文诗、回忆记之外的文章统称为“杂文”。
1933年3月20日鲁迅致信李小峰云：“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从《坟》起到《二心》止，有长序，字数还未一定。”同年3月25日信云：“随笔集稿俟序作好，当寄上。”指的是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这里“随笔”显然又不同于《鲁迅译著书目》所指，而与《(二心集)序言》之“杂文”相当，差不多就是essay新的译法。——附带说一句，瞿秋自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又说“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然而所选范围却将《坟》也包括在内，是以当他将“杂感”与“论文”并列时，系取其狭义；将“杂感”用作书名，则取其广义。
鲁迅1933年6月25日致李小峰信中再次使用“随笔”一词，却未循先前的用法：“这几天因为须作随笔，又常有客来，所以杂感尚未编过，恐怕至早要在下月初了。”查鲁迅1933年6月30日日记：“寄稿一篇于《文学》第二期。”该稿即《我的种痘》，鲁迅称为“随笔”，可见系指他的专门一类文章，而非曾说过的“从《坟》起到《二心》止”者。所云“杂感”，则见1933年7月20日日记：“夜编《伪自由书》迄。”这里“杂感”与“随笔”并称，亦是狭义。
又，鲁迅1933年6月20日致榴花社信云：“如作有小品文，则当寄上。”他并未给《榴花》作文，不知所谓“小品文”指哪类文章。
1933年11月12日鲁迅致信杜衡云：“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我于评论素无修养，又因病而被医生禁看书者已半年，实在怕敢动笔。”这是一封“却稿函”，未见来信，不知“轻性的论文”是否杜衡提出，但是以此来形容《坟》那类文章却很恰切，而区别“轻性的论文”与“引经据典的论文”，又与厨川白村关于essay并非“从称为‘参考书’的那些别人所作的东西里，随便借光，聚了起来的百家米似的论文之类”的意见相合。
《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与《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
1933年7月19目鲁迅作《(伪自由书)前记》，云：“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一月底起至五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又说：“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伪自由书》于1933年10月出版。
当年年底他编《南腔北调集》，所作《题记》(1933年12月31日作)有云：“静着没事，有意无意的翻出这两年所作的杂文稿子来，排了一下，看看已经足够印成一本，……两年来所作的杂文，除登在《自由谈》上者外，几乎都在这里面；书的序跋，却只选了自以为还有几句可取的几篇。”“两年”即1932年和1933年。该书于1934年3月出版。
这两本书的编法与此前又有不同：《热风》、《华盖集》系与《坟》相平行，从《华盖集续编》到《二心集》则是承续的，《伪自由书》与《南腔北调集》又是平行的了。《伪自由书》专收《申报·自由谈》上文章，因报纸副刊篇幅有限，故皆为短制；《南腔北调集》所收则载诸多种书刊，长短不一。鲁迅所说“杂文”，将《南腔北调集》和《伪自由书》一并包括在内，仍承《(二心集>序言》之义。而以“杂感”、“短评”称《伪自由书》，似乎这是“杂文”之一项。
1934年三四月间他作《自传》，却又说：“我的工作，除翻译及编辑的不算外，创作的有短篇小说集二本，散文诗一本，回忆记一本，论文集一本，短评八本，《中国小说史略》一本。”将《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和《南腔北调集》都叫做“短评”。似乎对鲁迅来说，“短评”如同“杂文”、“杂感”，也有狭义与广义之别。
鲁迅接下来的几本书，《准风月谈》(1934年12月出版)上承《伪自由书》，该书《后记》(1934年10月16日作)有云：“这六十多篇杂文，是受了压迫之后，从去年六月起，另用各种的笔名，障住了编辑先生和检查老爷的眼睛，陆续在《自由谈》上发表的。……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的了。”这里“杂文”之意，等同于《(伪自由书)前记》所说“杂感”、“短评”。
《花边文学》(1936年6月出版)上承《准风月谈》，却有一点差别，即如《(花边文学)序言》(1935年12月29日作)所云：“我的常常写些短评，确是从投稿于《申报》的《自由谈》上开头的；集一九三三年之所作，就有了《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两本。后来编辑者黎烈文先生真被挤轧得苦，到第二年，终于被挤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搁笔，但为了赌气，却还是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细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扩大了范围，给《中华日报》的副刊《动向》，小品文半月刊
《太白》之类，也间或写几篇同样的文字。聚起一九三四年所写的这些东西来，就是这一本《花边文学》。”这里又将“短评”当做某一类文章的名目，而且这类文章并不再限于《申报·自由谈》，甚至不限于报纸副刊上的了。
《且介亭杂文》(1937年7月出版)则上承《南腔北调集》，收录鲁迅1934年所作《花边文学》之外的文章，有登在杂志上的，也有登在报纸副刊上的，其中《门外文谈》，更曾是《申报·自由谈》的连载之作。
有关《且介亭杂文》与《伪自由书》的区别，1935年1月4日鲁迅致信萧军、萧红云：“看看去年所作的东西，又有了短评和杂论各一本，想在今年内印它出来。”这里“短评”取其狭义，新提出的“杂论”，则像是将《坟》之“杂文”与“论文”合而为一。而“短评”与“杂论”一并叫做“杂文”，如《<且介亭杂文)序言》(1935年12月30日作)所说：“这一本集子和《花边文学》，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现在鲁迅讲得很明确：“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
《且介亭杂文二集》
继《且介亭杂文》之后的《且介亭杂文二集》(1937年7月出版)，是鲁迅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集子。如同《华盖集续编》之于《华盖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与《且介亭杂文》也不是一样编法，即如作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序言》(1935年12月31日作)中所说：“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这里“短论”、“短文”即前引致两萧信所说“短评”，《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复区分其与“杂论”了。又云：“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是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一并以“杂文”称之，即如书名所示。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6年1月1日作)云：“我在这一年中，日报上并没有投稿。”为报纸投稿，与为杂志作文，在鲁迅原是两类写法。厨川白村《出了象牙之塔》有云：“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子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茶，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罢。也有冷嘲，也有警句罢。既有humor(滑稽)，也有pathos(感愤)。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是这一类的文章。”总的来讲，鲁迅的文章与此并不相合，他说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小品文的危机》)，几乎可以概括其所有作品；但我们如果把厨川白村所云看作一种方向，那么鲁迅为杂志写的“杂论”显然比他为报纸写的“短评”更接近于此类essay。
《(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说：“今天我自己查勘了一下：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即便不算“论文集”《坟》，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二集》也不止“八十万字”(可参看鲁迅此前拟编“三十年集”时所做统计)，所以“杂感”还是指他的一类文章。
余话
鲁迅谈到自己的文章，所用的“杂感”、“短评”、“杂文”、“论文”、“随笔”、“杂论”之类说法，有些先仅具狭义，后衍生广义，而与别种说法对应时，又恢复狭义；有些则始终只有狭义。当取狭义时，比较接近于描述某一类文体；取广义时，所强调的是对于不同文体的统摄，“杂文”、“杂感”、“短评”等，均是如此。
鲁迅写过一篇《做“杂文”也不易》。针对林希隽所说“最近以来，有些杂志报章副刊上很时行的争相刊载着一种散文非散文，小品非小品的随感式的短文，形式既绝对无定型，不受任何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则无所不谈，范围更少有限制。为其如此，故很难加以某种文学作品的称呼；在这里，就暂且名之为杂文吧”，鲁迅指出：“他的‘散文’的定义，是并非中国旧日的所谓‘骈散‘整散’的‘散’，也不是现在文学上和‘韵文’相对的不拘韵律的‘散文’(prose)的意思：胡里胡涂。但他的所谓‘严肃的工作’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
我非常喜欢看书，因为书不仅能让我获得知识，提高写作能力，还能让我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许多乐趣。尤其是《鲁迅散文集》，读起来虽然深奥，但文章中无论是景还是物，在鲁迅笔下都有了灵气和活力。《从百草园到三味书》中的百草园更让我意犹未尽，浮想联翩。
百草园是鲁迅家后面的一个很大的园子，园子里树木茂盛，花草丛生。鸣蝉在树叶里长吟，黄蜂伏在野花上，云雀从草间直蹿云霄，还有爬满墙头的何首乌藤和令人嘴馋的野果覆盆子。园子里有趣味无限的传说：如人吃了能成仙的人形何首乌，能制伏妖怪的飞天蜈蚣，还有晚上出来喊人的美女蛇……鲁迅就是在这个充满奇闻的`园里奔跑、嬉戏，享受着无忧无虑的童年乐趣。
这篇文章我已读过多遍，园中美丽的景色和迷人的传说，让我想入非非，天天梦想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百草园，可以在里面尽情地玩乐。你别说，这个梦想还真实现了。 今年10月1日我第一次回农村奶奶家，嘿!奶奶家的院子好大!一个活灵活现的百草园就在我眼前。院子里满是树木，靠近大门是一棵柿子树，成熟了的柿子像红灯笼挂满了树枝。地上长满了花草野菜，墙上爬满了长着三角形叶子的藤蔓，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何首乌吗?我急忙叫来捣蛋的哥哥，告诉他百草园的事。心动不如行动，我们立刻下手把“何首乌”一棵棵地拔了出来，但除了几块圆柱形的块根外，根本没有人形何首乌。我们只好翻砖块、掀石头寻找蜈蚣，蜈蚣没找到，倒是把院子弄得翻天覆地，狼藉一片。爷爷出来一看，大喝一声：“你们这两个小家伙，怎么把我种的山药全给拔了!”我们自知理亏，灰溜溜地跑了。唉!何首乌、蜈蚣是没希望了，只有等晚上看是不是有美女蛇了。
晚上，我们早早熄了灯，趴在床上向外张望，一直望到圆圆的月亮升到了天空。不知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有一个美女蛇在墙头上出现。她喊着我的名字，然后飘然进屋，伸出魔爪使劲拽我。我大喊一声：“哥哥，美女蛇来了!”只听一阵哄笑，我睁眼一看，阳光充满了屋子，原来我把叫醒我的妈妈当成了美女蛇。这个梦真让我过足了百草园的瘾!
读过鲁迅写的文学大作，《朝花夕拾》后我深有感受，《朝花夕拾》以简洁舒缓的文字描述往事，又不时夹杂着有趣的议论和犀利的批判，既有温情与童趣，又有对人情世故的洞察。
通过本书，我了解了当时封建社会的残酷和落后，写的虽然是个人生活，但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现了当时中国社会状况与风气，如家庭怎样教育儿童，孩子读什么书，旧的私塾和新的学堂是怎样的等等。
人生都是一个从幼年到青年，再到老年直至病死的过程，而大文学家鲁迅也是这样的，从小的天真无邪，到长大后与旧社会做斗争的故事，让人回味无穷。
这是鲁迅先生晚年之作，却是这样一本富有童趣天真而烂漫的，其中的意思“朝花，夕拾”人老了，或许什么也不想了，目标也没有了实现的时间了，坐在家中小院的藤椅上，看一番落日的渲染，也许此刻脑海中却有无数交织的画面，或许是为了一件事与家人争吵，或许是为了一件小事竭尽全力，想着想着，也许泪水就不经意间滑落，也许是绽放一个由心而生的笑容，也许……也许，可那一定是以后的事了。
读完这本书后，然而我第一想到却不是书中的内容多么多么的精神，却想到了一个孤独的老人是怎样伴着黄昏写下这一本书的，是缅怀?是不舍?还是留恋?从书中那样轻快，稚趣的文字中却看到一丝丝的忧，忧从何来，这并不难发觉。
忧愁虽在，章文中的故事情节丝毫不受此影响，反而别有一番趣味。
《狗，猫，鼠》完全是一个孩子的调皮，稚气的心理，那该是鲁迅先生在怀恋了，《阿长与山海经》一个鲁迅与他保姆的故事，是儿时的不懂，孩子总是容易感动的，儿时很难忘却吧?又是怀恋着呢，……共十篇短文，每篇都带着鲁迅的向往，向往那时的生活，苦，辣，酸，甜，总要尝一遍才知道滋味的，待到尝过之后才发觉所有的尽都是美味的，还想再尝罢。
一个老人，一段段刻骨铭心的年少风华，想必，是该怀恋了。
初中时，学过他的《闰土》，小说则与杂文有着很大的不同，故事情节看的明白，却是非常悲哀的，封建社会的身份地位，礼仪文化，使一代代人有童年的天真活泼，变成中年的疏远陌生。友情逐渐被扼杀，是很残酷的。
鲁迅的杂文集里处处可以看到他批判统治者的封闭守旧，禁锢人民的思想。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把国家比作密不透风的铁笼，人民则是快要闷死却浑然不知的愚民，自己则是叫愚民起来的人。鲁迅先生生活的年代，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末期，外国列强纷纷侵入中国。而中国政府却无动于衷，只是一味地接受不平等条约，却还不打开国门。
鲁迅先生的杂文，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记载着他对当时的社会动态的批判，自己生活的成长与对社会看法的转变，与朋友的谈天等等。正是这种真情实感，才使这么看过鲁迅文章的人民醒悟过来，，为新革命砌好了几块垫脚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反映出鲁迅先生坚强的个性，执着唤起人民清醒的觉悟。鲁迅先生的这种品质也体现在字里行间，否则他早就承受不了寂寞与悲哀了。
莱芜四中
段希刚
鲁迅的小说、散文、散文诗集均为自行编稿并自拟集名。这些集子的命名，或比喻，或象征，或写实。精辟深沉，意深味浓，内涵丰富。弄清这些集名的含义及由来，对于了解鲁迅的思想，学习鲁迅的作品不无裨益。今将这些集名释义撮于一处，亦可见鲁迅标题艺术之一斑。
《呐喊》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写于1918年至1922年。当时正是“五四”运动前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蓬勃发展，鲁迅努力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激流中去。作者在（《呐喊》自序）中说，他“呐喊几声”，目的在于“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用鲁迅的话说，是“喊几声助助威。”由此则可以看出，《呐喊》的意义有两个方面，一是为了惊醒精神麻木的人们，使他们起来抗争，而发出的战斗呼喊，一是为勇猛的革命前驱助威帮阵呼喊，使他们无畏的前进。
《徬徨》鲁迅1924年至1925年所写的小说集。“五四”运动后，新文化统一战线发生分化，正像作者在（《自选集》自序）中说，写这些小说的时候，“五四”时代的战士，“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因此使自己产生一种“成了游勇，布不成阵的感觉，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他说：“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徬徨》，愿以后不再折模样。”作者后由题《徬徨》诗句：“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徬徨。”可见鲁迅当时这种心境的由来和本书题名为《徬徨》的含义。
《故事新编》历史小说集，写于1922年至1935年。它们都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是“故事”“新编”为演义，演义则为历史小说，所写的是古人古事，但又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而是借古人古事为当时的现实斗争服务，在古人古事的基础上，又表现了新意义，故名为《故事新编》。
《朝花夕拾》散文集，收鲁迅1926年2月至11月间散文十篇。原名为《旧事重提》，结集出版时给为《朝花夕拾》。鲁迅在本书《小引》中说：“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的。”这里的意思是指作者中年以后回忆青少年时代的往事。
《世故三昧》里的《爬和撞》，我读了很多遍，它笔幽默，富有哲理性，是往篇很有趣的文章。文章里既说了爬，又说了比爬更高级的撞。其寓意是告诉我伯：在生活中，如果做某件事失败了，一定不要灰心丧气，可以再试着用别的方法去做，一次不行就再来一次，直到成功为止。到那时，你就会为成功而感到自豪，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付出与努力都是值得的。
记得七岁那年暑假，因为我体弱多病，爸爸决定送我去游泳。可是我胆子小，不敢下水，教练就命令我：“下去，勇敢点!”就这样我扒着池边扑腾着，过了几天就能抱着游泳板在水里游了，可是好多天过去了，我始终不敢把游泳板丢下。这时教练看到胆子大的孩子都学会了，就趁我不注意一上抽走了游泳板，我立刻在水里拼命地划动起来，脑子里使劲地回想教练教过的动作，这样，我虽然游得很笨也喝过几口水，但我终于学会了游泳。
鲁迅杂文经典作品
作品集中体现了鲁迅作品的风貌
作者简介
一手搭箭，一手张弓，
不知怎么一下，一箭射着前胸。
“小娃子先生，谢你胡乱栽培!
但得告诉我：我应该爱谁?”
娃子着慌，摇头说，“唉!
你是还有心胸的人，竟也说这宗话。
你应该爱谁，我怎么知道。
总之我的箭是放过了!
你要是爱谁，便没命的去爱他;
你要是谁也不爱，也可以没命的去自己死掉。”
【注解】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署名唐俟。
银黄面庞上还有微红，——看他意思是正要活。
走出破大门，望见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用尽小心机，得了一朵百合;又白又光明，像才下的雪。
好生拿了回家，映着面庞，分外添出血色。
苍蝇绕花飞鸣，乱在一屋子里——
“偏爱这不干净花，是胡涂孩子!”
忙看百合花，却已有几点蝇矢。
看不得;舍不得。
瞪眼望天空，他更无话可说。
说不出话，想起邻家：
他们大花园里，有许多好花。
【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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