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精选10篇）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1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的.作用是巨大的,教育按年龄分段教育、善的教育、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具有借鉴意义.

作 者：杨勇 Yang Yong  作者单位：重庆求精中学,重庆,400015 刊 名：中国电力教育 英文刊名：CHINA ELECTRIC POWER EDUCATION 年，卷(期)： “”(12) 分类号：G40 关键词：卢梭   教育思想   教育学   道德教育   主体教育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2

一、消极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卢梭认为, 儿童天生向善, 在人的天性中并不存在什么过失, 人类的种种错误和罪恶是后天错误教育和不良影响的结果。所以, 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基础上, 他提出了“消极教育”的思想。

“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 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 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

(一) 教学原则——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卢梭提出教育应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他认为在万物的秩序中, 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 童年也有它的地位;应把成人看作成人, 把孩子看作孩子。如果教育不遵循儿童发展的规律, 就会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在儿童 (0~12岁) 的教育中, 应顺应自然地发展, 锻炼儿童的身体, 发展他们的感觉, 而不是强迫他们学习他们听不懂的、不感兴趣的各种知识和道德规范。

(二) 教学进程——重“实行”轻“口训”

“消极教育”强调用生活和实践教育, 就是要让儿童通过自己的感觉去认识外部事物, 而不是通过成人口头上的说教。卢梭认为真正的教育是不对学生进行任何种类的口头教训, 而是使他们从经验中去取得教训的教育。因为孩子们对他们自己说的和别人对他们说的话是很容易忘记的, 但是对他们所做的和别人替他们做的事情, 就不那么容易忘记了。

(三) 教学方法——重视自然惩罚

在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中, 实施惩戒的方法是“自然后果法”。卢梭认为教育上最好的方法是让儿童在同自然的接触中, 体会到自己所犯错误的自然后果。假如一个孩子撒谎, 教师不要去斥责他们, 而是使他们明白, 谎言的种种不良后果就都要落到他们自己的头上。

“消极教育”并不像它字面上的意思, 要求成人消极应对, 一事不干;它实际上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耐心和责任心, 花费更多的心思。教师不仅要保持纯朴, 谨言慎行, 而且要尽可能地使他获得各种各样有用于他青年时期的教育和他一生的行为知识, 培养他的各种能力, 尤其是判断力。

二、“消极教育”思想对当前我国教育的意义

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提出了两个多世纪, 但在中国, 他所批判的那些教育现象仍然存在, 而且愈演愈烈。所以说, 消极教育思想对于我国现在的教育仍存在着积极的意义。

(一) 克服我国教育过分积极主动的倾向

中国人自古就比较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尤其在建国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独生子女越来越多, 家长对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他们的口号。超前教育、特长教育成为许多家长的首选。这些教育措施不仅不符合孩子身心发展特点, 而且还会压抑孩子的天性, 让他们原本天真愉悦的童年充满了不愉快。如果这时家长愿意借鉴和运用卢梭“消极教育”的思想, 尊重孩子的兴趣爱好, 遵循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 就会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 让孩子真正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从而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 克服我国教育过于注重书本的倾向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 “教材中心”的做法在教育实践中普遍存在。教材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不可估量, 教师不仅要读, 要讲教材, 他们还要求学生去背, 甚至是去抄教材, 许多中小学生不堪此重负。虽然中小学阶段的学生应该学习书本上的知识, 但绝对不能把孩子培养成“书呆子”。如果可以加入一定的与课堂知识相关的实践课程, 这样既可以极大地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 又可以巩固学习效果。

(三) 克服我国教育过于注重口训的倾向

随着时代的进步, 体罚渐渐退了历史的舞台, 取而代之的是讲道理的教育方式, 也就是口头教育。这在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子女不愿接受老师和家长讲的道理, 也随之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这个时候, 有的家长和教师习惯运用大人的权威来强迫孩子接受。但这样做只能使孩子表面服从, 他们的内心却萌发了反抗和不满的种子, 日后一旦有机会, 他们就会按自己的想法办事, 有时会造成更大的错误和损失。如果这时家长换一个态度, 给孩子一些时间和自由, 让孩子在实践中学会道理, 让他们体会到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 这样家长不仅可以少费口舌, 还可以赢得孩子的尊重与喜爱。

摘要：卢梭指出, 儿童在十二岁之前应当进行消极教育。教育的任务在于防止学生的心灵受到罪恶的沾染, 而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 因为儿童的天性是好的。在教育上, 教师不仅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而且要注重“实训”和“自然后果法”。这对我国现在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过分积极主动、过于注重书本、过于注重口训的问题, 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消极教育,尊重,自然惩罚

参考文献

[1]卢梭 (著) , 李平沤 (译) .爱弥儿——论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89.

[2]吴式颖.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1999.

[3]但柳松.卢梭消极教育思想的积极意义[J].教育探究, 2009, 12.

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及当代意义 篇3

【关键词】卢梭 自然人 自然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3-0091-01

卢梭在教育学方面提出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并著书《爱弥儿》。在这部著作，讲述了爱弥儿从出生到成长的过程，书中贯穿了自然主义教育思想。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提出，对于当代教育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培养自然人

卢梭提出要培养自然人，而不是要培养封建王朝所需要的帝王将相。若从小将儿童往特定的方向培养，如果有一日封建王朝不复存在，那培养出来的儿童又有何优势呢？倘若从小将他以一个自然人来培养，那长大的过程中，不论他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以一个自然人更加努力，做得更加出色。

2.按天性培养儿童

卢梭认为儿童本性善良，而且这种善良在不同的年龄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所以必须要有相应的教育工作来适应这种特征。卢梭还认为把儿童当作儿童对待，传统的封建教育忽略儿童的天性发展，把儿童当作具体的成人，不根据儿童的具体特点实施教育，使儿童成为教育的牺牲品。

婴儿期（0～2岁）。以体育教育为主。卢梭认为在此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应通过正确的饮食，培养良好的习惯，拥有健康的身体。

儿童期（2～12岁）。儿童的感官渐渐发展成熟，这一时期最适合儿童多多接触自己周围的事物。让儿童在自然中自由的嬉戏，用自己的感官去认识世界。

少年期（12～15岁）。这个时期主要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卢梭认为，只需要学习应该学习的东西，即“有益的东西”。关于劳动教育，卢梭主要是指手工劳动，手工劳动还可以发展儿童的智力。

青年期（15～20岁）。卢梭在这一阶段反对惩罚，主张自然后果教育法，这种自然后果教育法有很高的合理性，让青年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改正。

二、卢梭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在卢梭的《爱弥儿》中，卢梭的理论核心是“归于自然”。他认为教育应该遵循儿童天赋的指引，叫儿童以自己的本能为师而不是人为师。果真这样，教育必然无目的，只能放任按照儿童的喜好来教，那么教出来的儿童必然和这个社会脱轨。卢梭心目中的自然人，作为旧时代、旧教育的对立面，在当时的社会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大的冲击力的。但是放在我们这个新时代，确是空想。卢梭手下描绘的爱弥儿，虽然是自然人，可也是培养成了有智慧、有勇、有能力的优良公民，也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然人。所以卢梭把自己想培养的自然人并没有放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三、当代意义

在《爱弥儿》一书中，卢梭提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教学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纵观我们现在的教育，在高考改革制度改革的大背景下，目前还是以分数来确定一个人的前途。可是有些内在的东西真的可以用分数来衡量吗？孩子们究竟有没有学到了有用的东西以后可以真正的用在这个社会上，孩子们是否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合格的公民，孩子们是否在不用为了考试而整天把自己绷紧学习，可以真正的释放自己的天性，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新时代的发展下，更好的教育方式是把做自然人和公民很好的结合起来，既培养孩子们德智体美各方面的能力，又真正的释放他们的天性，遵循他们的个性发展成长，同时培养教育他们成为一个爱祖国的合格公民。既兼顾了发展个人的需要，又顺应了国家的需要，成为真正两者兼得的人。再者，卢梭的自然后果法对于当代教育小孩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一般家庭都是独生子女，若孩子犯错误，父母惩罚小孩，很少父母会关心是否自己的孩子真正的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或者孩子们就认为自己已经受过罚了，有一种错位的替代感，自己就没有错了。而卢梭提出的，如果孩子们打碎玻璃，冷风吹了他们，他们感觉到冷，这样他们下一次就不会犯错误了。放在更现实的角度，有时候那些自然惩罚会比较后置，有些事情孩子们及时体会不到自然惩罚，所以父母得担负起责任，教导小孩及时知道自己哪里错了，这样更有利于小孩子的健康成长。

总而言之，卢梭的教育思想带给我们太多的启示，虽然其中带有浓烈的乌托邦色彩，可是对于我们现代培养个性的人才以及儿童成长过程还是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滕大春.卢梭教育思想述评[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2]卢梭.爱弥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3]杨帆.从《爱弥儿》探究卢梭的教育思想[J].内蒙古师范大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12）.

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4

孔子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年轻时，他好学上进，不断进德修业。他的政治思想形成后，便为实现自己的主张孜孜以求。孔子向往三代圣王之治，希望王道大行，实现仁政德治。

孔子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社会历史与现实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可他依然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懈奋斗。

他希望教化社会人心，讲究仁爱，遵守秩序，并为之四处奔走，到处碰壁亦信念不改，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孔子心目中有一片圣洁的天地，这就是要实现天下为公、讲信修睦、谋逆不兴、盗贼不作的大同社会。

孔子晚年喜爱《周易》，《易传》中多次提及的“刚健”、“有为”，《象辞》所说的“自强不息”，其实正是孔子生命主题的写照。与时俱进

孔子执着于自己的政治追求，但他绝不是愚顽不化的人。

人们误解《礼运》篇，以为孔子向往的大同社会是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时代”，其实，认真对读《孔子家语》与《礼记》的该篇，就会发现孔子所言是指“三代明王”时期。孔子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主张“时变”，主张在变化的时势中找到最合适的切入点，《大学》引述古训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易传》则有：“生生之谓易”以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发展观念。《论语》、《中庸》、《易传》中都记有孔子的相关论述，而《周易》中所说的“与时偕行”，最为准确地表述了孔子的这一思想。天人和谐

孔子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表现在他的天、地、人“三才”一贯思想上。在《易传》中，天、地、人被看成宇宙组成的三大要素。《贲彖传》日：“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与自然并列，就应和谐相处，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孔子认识到客观规律不可抗拒，他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言行中包含有丰富的天人和谐等生态意识，认为人应当自觉认识与遵守自然规律。《论语述而》说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家语五帝德》记孔子说：“治民以顺天地之纪”、“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养财以任地”、“履时以象天”、“春夏秋冬育护天下”之类，都包含有注重生态平衡，遵从自然规律的意义。

二、孔子儒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教育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预言，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科技发展将会突飞猛进，这取决于四个有利因素：经济实力的强大、决策者的决心、大量的青年人才、良好的传统。在传统方面，杨振宁极为看重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在教育方面的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孔子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思想：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学思结合、重视实践、学仕结合„„其中的一些观点看来更显卓越。

比如，他的富民而教的主张，几乎就是我国普及教育、提高民族素质，以实现“科教兴国”政策的古代版本。再如，在兴起于西方的现代教育中，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是最重要的内容，道德教育、人格教育则普遍被忽视，其结果是人的工具化、物化，一孔子德才兼备、德智并重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其偏。经济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西方传统的管理思想强调高效率、标准化。

在这种体制下，人只被视为整个生产流程中的一个环节、一道工序，或只是庞大而复杂的制造金钱的机器上的一个零件，他的生活和权利得不到企业管理者真诚全面的关心。与此相反，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理念则是“以人为本”，实实在在地爱人、关心人，而不仅仅是利用人、控制人。

这就使得生产者在企业中有一种“家”的归属感，企业的对内凝聚力、对外竞争力也由于生产者对“家”的忠诚奉献得以增强。

用一位日本企业巨子的话说，儒家的管理模式就是：一手拿算盘，一手持《论语》。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在“儒商”身上表现得最为全面。

其博施济众、依群利己的经营宗旨，以人为本、仁民爱物的经营原则，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好学重教、以智经商的经营特色，以和为贵、和气生财的经营方法。——这一切无不是孔子思想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创造性运用。政治

当今世界有两大显著趋势，其一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扩展，人们被愈加紧密地联系在一个“地球村”中，其二是某些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和矛盾似乎在朝着扩大、加剧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幽魂仍在四处游荡。

在未来的世界中，各国应当遵循怎样的政治伦理，才能使我们这个星球平安无事？1988年，世界三分之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两千五百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孔子充满仁爱精神的“忠恕”之道应当是当今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相互尊重、和平共处的中心价值。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应当是克服“西方中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实现文化多元存在、民族共同发展、国家共同繁荣的基本法则。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应成为歧视和强权的现实借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不足成为人类未来发展的一元宿命。

唯有彻底摒弃满怀恶意的达尔文主义的西方政治思维，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作为世界政治生活中的最低共识，用孔子一样对他人充满善意的目光去看待其他的国家和民族，庶几人类可以实现“有道”的大同社会。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主要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其中仁学体系、中庸思想和礼 乐文化等观念对当下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是巾围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华民族上千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其中庸思想、仁学体系、礼乐文化等观念对当 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哲学ltl煎要的思想范畴之一。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 ·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元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秋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 “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 Il要起列撼础性作用。

(一)“仁”者“爱人”

“仁者，爱 人也。”《论语 ·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把握_r一个最 本的价值要索，这就足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己”与“克已”。在儒者看来，见“爱人”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予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 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 ·里仁》)

2．“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 ·灵公》)意为，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三的 予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关键就在于一个人应去追寻什么样的荣誉。儒家思恕要求人们应该有荣誉心、所谢：“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无耻矣 ；不知有耻，为国家大耻。士荣在于施仁，士辱在于施不仁。”(龚 自珍《明良论二》)“仁则荣，不仁则辱”充分概括了儒家荣辱思想的精神实质。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 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 1|对人生的发腰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 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 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 ·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 ·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 问的关系，使之 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 ·学而》有‘r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 ·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 “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 ·乐记》)。“和”，意味着和合、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 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发情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 ·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 ·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1l1”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 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 ”解释为 ：“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 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 ·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 ·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 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 ·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篇5

作为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据重要的一席。他的法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法学、哲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给人以很多的借鉴和启迪。

一．韩非奉行法治的优越性

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在这种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下，韩非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倡导依法治国，韩非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阐明其合理性，为法治思想扫除心理和思想上的障碍。韩非所有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出发点是法制，他认为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正确选择甚至唯一出路。对于这个思想前提，韩非做了说明。

（一）道的无为与依法赏罚蕴含了法治的正当性

韩非认为，人要图谋远虑、功成名就，就必须效仿道家的虚静”无为” ①。（“无为”指经过有为的思考，以时势、趋势的判断做出顺势而为的行为，即顺应自然的变化规律，使事物保持其天然的本性而不人为做作。）他告诫君主，携带喜恶之心对待百姓只能引来麻烦而事与愿违，达不到治国的目的；治理国家应不存喜恶之心，推行法治、依法赏罚。

（二）人的自私自利推导出了法治的必要性

韩非从人性的角度论证说，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应遵循人性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况。那么，什么才是人性的本来面目呢？韩非指出：“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韩非子·心度》）“好利恶害，①源于 “《韩非子》与道家”一贴 来自国学数典论坛数典研究（原创文章、不发布书籍）发表于 2010-12-29 16:50:30 本帖最后由 抱真子 于 2010-12-31 12:45 编辑

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在韩非看来人不仅好逸恶劳、天生懒惰，而且自私自利、勾心斗角。对于本性如此的人，若不用法加以惩治，必然发生混乱；如果依法赏罚，则迎合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法的功效性伸张了法治的合理性

韩非强调法术的功效性，他指出，实行法治，暂时痛苦却可以长久得利；实行仁道，苟乐而后患无穷。②进言之，推崇法治是因为法术具有工具价值，依靠法术治理国家能够事半功倍。在韩非看来，法具有工具性，便于处理各种事物，为了增强它的效果，在立法之时就对功害进行了权衡和取舍。

（四）时代变化和道德软弱印证了法治的唯一性

在利用道德手段治理国家这个问题上，韩非反驳说，古代资源多，人口少，人民生活不费力就可以吃饱穿暖，所以不必争夺。如今的社会人口越来越多，竞争日益激烈。时代变化，治理国家的措施也要相应改变。识时务者应抛弃先王的老条框，针对新情况制定出新方法和对策，韩非呼吁不断变法，随着时代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他强调，法术优于道德，道德的仁义只能起到纵容娇惯的作用，不能改变人好逸恶劳的本性。

总而言之，韩非在这四个方面互相印证了他奉行法治的信心，并为依法治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韩非奉行法治的理论基础 ②《殊途而同归，墨子与韩非子哲学的比较研究》 作者：魏义霞 来源：《齐鲁学刊》 时间：2009年第三期 出处：新法家

在这方面，韩非的法学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展开，并在法、术、势三位一体③的建构和实施中伸张了自己的法治路线和立法原则。

（一）法、术、势三位一体

法家学派源远流长，韩非的法学建构离不开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先驱，是对其吸收和借鉴的结果。法、术、势也不是韩非的独创。关于这三派，有更权威的描述。我且引用。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张荫麟在他的唯一的一部史学著作《中国人史纲》中这样写道：‚韩非以前的法家有三派，其一重‘术’，以在战国中期相韩昭侯的‘郑之贱臣’申不害为宗。所谓‘术’，即人主操纵臣下的阴谋，那些声色不露而辨别忠奸，赏罚莫测而切中事实的妙算。‛其二重‚法‛，以和申不害同时的商鞅为宗。他的特殊政略是以严刑厚赏来推行法令，使凡奉法遵令的人无或缺赏，凡犯法违令的人无所逃罚。其三重‚势‛，以和孟子同时的赵人慎到为宗。所谓势即是威权。这一派要把政府的威权尽量扩大而且集中在人主手里，使他形成恐怕的对象，好像压臣下。这三派的注意点，韩非兼容并顾，故此说他集法家的大成。‛在借鉴前人思想资料的过程中，韩非进行了自己的理论创新，他强调法术势三位一体，相互作用，相互配合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

（二）禁心、禁言、禁事的法治层次

韩非认为法治有三个不同的层次，即禁心、禁言、禁事。按照韩非的说法，法治达到极致，不仅可以约束人的行动、言论，而且可以规范人的思想。人们迫于法律的威严而不敢造次的结果是法、术、势巨大威力的体现。③《韩非的法、术、势思想述论》 作者：娄松 吉林大学 来源：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6年

其实，法家推行的法治和儒家的得知主张是两种不同的治国理念。具体地说，道德给人提供的是最高理想和审美目标。道德给人提供了无限的可塑空间，使人充分发挥其内在潜能；法律规则规定了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

三．在韩非思想下的和谐社会法治

(一).韩非启示之道德与法

众所周知，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场空前的伟大壮举，这种新型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与传统道德观念发生偏离和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和谐社会需要与之配套的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当前，人的道德水平也参次不齐加之物质利益的诱惑，让每个人都从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问题，那等于天方夜谭。

在这种情况下，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的多。有人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以权谋私、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说成是道德滑坡和精神堕落，这是不全面的。如果说这些现象的泛滥是一种道德滑坡，那么，导致这种后果的主要原因是法制观念的不健全。许多人趁改革之机，钻法律的空子，加之打击不力，致使问题越聚越多。

要根治这些问题，加强道德教育很必要。但其根本出路健全法治制度，用完备、详尽和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定每一位公民的行为。韩非认为，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韩非这段话引人深思：“夫立法令者，以废私也。法令行而私道废矣。私者，所以乱法也。”（《韩非子·诡使》）

（二）韩非启示之法治与普法

韩非认为，要真正推行法治，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凡事都讲以礼相待。这种观念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意义上说，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于由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以法律为依据来理顺各种关系。增强法治意识，强化法制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这方面，韩非以法为治的言论具有不容低估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法治实现的前提是法律法规的详尽健全和法律知识的宣传普及，这无疑具有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过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法治建设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然而，许多环节仍处在初步阶段，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想象仍然存在。尤其在面对一些新问题时法律法规中的一些空白和欠缺更是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许多刑事案件、民事纠纷就根本没有现成的法律可以遵循，这给执法人员判案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也造成了公民行动和思想上的困惑。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完善法制法规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

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实现是靠人来完成的。有了法律条文是第一步，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它深入人心，成为有力的武器。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就是法律的宣传、教育和普及，即最大限度的让每一位公民都知法、懂法。在成立新中国后，我国曾进行了深入广泛的扫盲工作，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法盲比例很高，大多数中国人还不习惯办公证、请律师、签合同或订协议，有些人甚至一直沉睡在礼乐教化，一诺千金的神话中。这种现实状况要求

有关部门和执法人员必须加大普法的广度和力度。使法律走进每位公民的心中。只有这样，才能使法律形成一股无形强大的力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韩非及法家的思想言论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毛泽东思想现实意义 篇6

一、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们的党，哺育了几代人，将中华民族引上独立、强盛的发展道路。毛泽东的历史功勋永垂千古，他的伟大精神、伟大思想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结合新的实践，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地从中汲取理论营养和智慧力量，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对于推进我们伟大的事业，对于提高个人的理沦水平、工作能力，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学习毛泽东思想，是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实现新的伟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毛泽东思想不仅指引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有的人认为，目前我国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正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毛泽东思想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理论，就是建国以后的思想，也是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现在“过时了”、“用不上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毛泽东思想是历史的产物，历史不能割断。今天的中国是从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的。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昨天，就不能把握中国的今天。更何况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跨越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两个历史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其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具有普遍意义，并没有“过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自身状况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灵魂、基本精神实质，诸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搞好物质文明和精冲文明建设，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等光辉思想仍然是我们须臾不可缺少的。第二，学习毛泽东思想，与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相互联系、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历史过程。如果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同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立起来，割裂开来，认为只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行了，学不学毛泽东思想“无关紧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片面的、有害的。如果割断历史，不学习毛泽东思想，也就不可能真正学好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要充分认识其内在联系，一定要结合好、学习好、运用好。第三，学习毛泽东思想，对于全面正确地评价毛泽东、评价党的历史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的同志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犯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等同起来，否认毛泽东思想是科学、是真理。这种看法本末倒置，以偏概全，也是错误的。毛泽东晚年确实犯有错误，但他的错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防止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一切文明成果，既包括对经验的总结，也包括对教训的汲取。在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怎样确保党和国家永不变色，更是一个重大而崭新的课题。在摸索前进的征途上，错误是难免的。毛泽东思想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包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形成的科学体系，这个科学体系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与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能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原则问题。苏共之所以垮台、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苏共历史开始的，最终自己否定了自己。从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来看，我们党对待党的领袖、党的历史的态度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要继续警惕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同志历史地位、否定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第四，学习毛泽东思想，有利于增强党员的党性修养，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建国后的几十年来，党员、干部队伍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的年轻党员、年轻干部有很多长处，从根本上说也是热爱毛

主席、热爱毛泽东思想的，但有些人不熟悉党的历史，对毛泽东思想缺乏应有的了解，这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需要、与实现伟大历史任务的需要是很不相称的，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党组织应加强对年轻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忽；另一方面，年轻党员干部也要努力学习。毛泽东著作不仅理论性强，逻辑严谨，具有非凡的思想魅力，而且文风简洁明快，开门见山，观点鲜明，特别善于运用典故谚语和群众语言，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阐明科学道理，好读易懂。毛主席的每篇文章都是针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有感而发，绝无八股气，没有空话，读起来非常亲切。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亲笔撰写的，体现了他深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伟大的胸怀和精神风貌。学习毛泽东著作，不仅可以掌握理论，武装思想，指导行动，而且是一种美的享受。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7

现代的终身教育思想萌发于l9世纪末、20世纪初, 但是终身教育思想真正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在正式的场合被提出是在1965年。现在有很多的国家都把终身教育思想作为该国思想发展和教育理念的终极目标, 努力让终身教育思想存在于规范化的制度中, 并且以其为基础, 改变完善自己国家的教育制度, 尝试着建立一个从儿童到老年人、从家庭到社会全面实施终身教育思想的终身教育大系统。

(一) 制定相关终身教育的法规

很多国家已经从法律上确立终身教育理论为本国当今和今后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如日本在1988年设立了终身学习局, 并实施《终身学习振兴整备法》。美国于1976年制定并颁布了《终身学习法》。韩国则于八十年代初把终身教育写进了宪法, 并开始实施终身教育政策。联邦德国、瑞典、加拿大等许多国家也针对终身教育颁布了相应的法律。

(二) 改变学校的封闭结构, 向社会开放

这是各国推行终身教育中的一个重大的实践。通过不同的形式, 如各种各样的公开讲座、不同的成人活动等来为想继续学习的人们提供继续教育和深入教育的机会。只有这样, 才能为更多的人来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 为倡导终身教育思想提供有利的保障条件。例如, 日本在前些年已经由不同层次的人士组成了“终身学习审议会”, 为全社会有终身学习想法的人敞开了大门, 广泛吸收在职成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还有美国也开设了一些大学部分内容, 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欧洲的部分国家通过各式各样的大学讲堂来为全国公民提供继续教育的机会。所有的这些都为全民的终身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保障。

(三) 开发各种社会教育渠道

为了使教育和社会一体化, 很多国家有意识的把文化、社区、职业发展, 纳入终身教育系统, 这样就可以利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教育力量和不同的教育资源设施, 使教育更好地存在于社会中, 使两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只有这样可以使更多的我国公民能够接触到实实在在的实体教育, 受到终身教育思想的熏陶, 为了全面的终身教育提供一个良好的宣传平台。

二、终身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终身教育观的理论自古有之, 但是到近代才慢慢的被人重视。终身教育观对这个社会经济、政治以及全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终身教育是未来发展的要求

随着知识型和信息型社会的发展, 知识更新的速度也日益加快。人们只有不断学习更多的知识才能让自己的生活充实。因此, 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 学习将是人类一切活动的中心, 一些行动的基本要素。而这种终身教育的思想正是学习型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

(二) 我国基本国策和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终身教育

为加快我国的发展进度, 必须要完善立法和执法的程序。这样就必须提高国家公民的法制意识和生活的基本素质。人们要想更好地为自己的国家发展而努力, 为了更好地完成自己的政治角色就必须不断学习, 不断充实自己的各项基本能力。

(三) 增强我国的国家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如今的社会高速发展, 日新月异, 很多新生的事物孕育而生, 直接影响着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上的综合竞争力。而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归根到底是科技的力量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科技的力量在于起主观作用的人的学习研究状况。因此, 要采取一切的措施来发展教育, 提升每个公民的科学意识, 倡导终身学习的思想, 最大化的来提高公民自身的全面的整体素质, 形成整体的人力资源优势, 从而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 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 提升我国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四) 改善教育弊端需要终身教育观

我国现在的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 这一点在高考和中考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为了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 我国目前的各个中小学校不得不围绕着中考、高考的指挥棒转, 应试教育屡禁不止, 素质教育举步维艰。终身教育的这种思想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观念, 强调了学生进入高等学府接受高等教育不能被看做是一次性就可以完成的教育。终身教育为我国的青年开辟了很多的成才路, 让更多的青年可以边实践, 边成长, 发展成为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三、结论

终身教育观的历史、特点以及各个国家对其不同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 表现了终身教育观对现在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虽然终身教育思想已经传入了我国, 但是, 还是有很多人不接受终身教育思想或者没有能力实现自身的终身教育理想。所以终身教育发展观念在我国的教育中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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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赫梅尔 (著) , 王静, 赵穗生 (译) .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M].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3.

[3]何秀成.试论终身教育及其现实意义[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1.

[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6:90.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8

[关键词]孔子教育思想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当代校园

[中图分类号]G6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058（2015）210087

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是人类宝贵的历史和精神财富，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却在不断地变化、发展、完善，在今天仍对现代教育思想有着极大的作用和影响。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发挥其积极的方面和影响，本文通过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学习和探究，从而对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一个较深入的了解，为今天校园教育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渊源和智力支持。

一、孔子简介

孔子是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大教育家，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教育及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礼崩乐坏、战乱频繁的年代，也是奴隶制逐步趋于崩溃而封建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代。当时社会经历着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性大变革，而此前等级森严的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奴隶制教育制度也逐步被打破。在这种大背景下，“学在官府”的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孔子顺时首创私学，提倡“有教无类”，也就是说教育对象不再分等级，下层劳动人民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这无疑是一种伟大的进步思想。据说他“弟子三千，贤者七十”，孔子不仅开启了私人办学的先河，也点燃了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的导火索。

二、孔子的教育目的

孔子的教育目的，简洁明了地说，就是使学生通晓古代的典籍，熟悉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制度及贵族的礼乐修养，注重贵族的道德实践。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提出了“先做人再学习”的思想——“弟子入则孝，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令今人叹为观止！

三、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打破“学在官府”，面向、善待所有学生

孔子以前的教育制度是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学在官府”，孔子以伟大的首创精神开历史先河创办私人学校，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理念， 打破了教育被贵族垄断的局面， 顺应了教育公平服务于人民的历史潮流， 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 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盛事。打破“有教无类”的“类”，就是打破社会地位的贵贱尊卑，让所有的人有资格接受教育。孔子开历史先河， 让教育不论贵贱尊卑，任何人都有资格有权利受教育， 都可以通过学习而“成人”，这与后世提倡的教育精神完全一致——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人人都有成功的希望。

这样伟大仁慈的思想， 孔子早在约三千年前就如此破天荒勇敢、慈祥地提出来了， 可谓是感天动地之创举。让芸芸众生无不感念。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不一定都有过人的才华， 但每一个人经过教育与努力都有可能“成人”， 这就为我们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一个平台， 也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开辟了一条大道。

四、孔子承认个体差异，提出“因材施教”，根据个体需要，促进学生整体进步

孔子又一个极其伟大的教育理念是“因材施教”，孔子科学敏锐地认识到学习的主体是学生， 教学中学生的学要比教师的教重要得多。因而孔子在教学中首先深入了解学生，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不同学生的年龄、智力、志向、出身、能力、性格、气质等方面，选择适合每个学生个性特点的方法进行针对性的教学，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长处，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弥补学生的不足，树立学生学习的信心，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而朱熹对孔子的教育得出一个精辟结论——“夫子教人， 各因其材”。

关于孔子因材施教的记载与论述很多，后人多举这个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来说明——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篇》）事实上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例子很多，如关于“仁”的例子。①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②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④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⑤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⑥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非常有趣的是，孔子在回答众人问仁时，不仅内容不同，而且特别注重语言的深浅、难易。如对樊迟，他回答“爱人。”多么通俗易懂呀！还有像——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都是他因材施教好的佐证。孔子这种先了解学生情况、针对个性差异、因材施教的思想和方法， 环顾寰球不仅在古代，即使在当今的世界， 都是科学的、先进的教育思想。

五、孔子注重启发，注重思考，不搞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学

孔子在《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fěi）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孔子说：“不到他努力想弄明白而不得的程度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心里明白却不能完善表达出来的程度不要去启发他。如果他不能举一反三，就不要再反复地给他举例了。” 愤，就是心里想求通而又未通。所谓悱，就是想说又不知道怎么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是说举出一个角为例来告诉学习的人，而他不能推断其他三个角如何，就不用再教他了，因为他不用心进行思考。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意思是，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时，就不去启发他。《礼记·学记》中也说：“君子之教渝也，开而弗达，开而弗达则思。” “开而弗达”是要求教师给学生留有思考的余地。这也就是教师所举的一隅，也就是《孟子·尽心下》篇里所说的：“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 这是一种科学的、启发式的、活泼的教育方法，而不是呆板的死记硬背式的机械传授。

孔子倡导的启发式教学不仅生动地表现出孔子进行启发式教学的完整过程，而且还深刻地揭示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时将会按顺序出现两种矛盾的心理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思维矛盾，以及这两种矛盾的正确处理方法。孔子在教学中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问题，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另一方面，孔子在教学中主张“学思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述的就是接受知识与独立思考的辩证关系——学习不能脱离思考， 否则学到的东西不能消化； 但不学习仅空想更不行， 根本上还是要读书，否则效果更不会好。结合今天校园的教学实践， 认真体会圣人的这句名言及其包含的哲理， 会由衷地想起司马迁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可谓至圣矣！”这段话。也会想起“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的这段话。

六、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及现实意义

完全可以说，孔子的教育思想及理念无疑对后世的教育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无论是从教育目的、教学内容，还是在教学方法上，始终是两千多年的定律。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些都不足以影响其作用。

总体说来，孔子的教育思想无疑应该是伟大的、民主的、进步的。他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而孔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直到今天，孔子思想在推动当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而这些与其中孔子传统的教育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 “四个全面”成为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的今天，让孔子的教育思想在今天重新焕发出青春和生命的活力，提高全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平，就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是传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各级教师应该勇敢地挑起这份重担，使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再次闪耀出夺目的光彩！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9

权艳

12031020 12法11 【摘要】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的两千多年中，占据了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提到儒家思想又以孔孟为代表，其思想所主张的仁爱观念、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观念以及倡导德治的治国理念不仅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对当下和谐社会的和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当代伦理道德关系模式的构建、对教育思想的启示以及对法治社会的建设等三个方面。

【关键字】孔孟儒家思想、伦理关系、教育思想、法制建设、和谐社会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是世界所公认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自西汉开始就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思想，并不断与时俱进，绵延发展两千多年，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和稳定起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而且远播海外，构成东亚文明的内核，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类的文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仁者爱人”、“和为贵”、“和而不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发展起着宝贵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当代的伦理道德关系模式的构建、对单当下教育思想的启示以及对法治建设的发展三个方面意义非凡，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当下的发展已经超越了时代与民族的限制而成为人类走向未来的一种极为宝贵的精神文化资源。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发掘和弘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加强古今文明的对话与交流、吸收与融合，在传承积极思想文化的基础上使其在现代能焕发出更加闪耀的光彩，进一步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的民族文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孔孟儒家伦理道德关系的现实意义

儒家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使得中国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中国文化，都建立在对人性尊严的强词与期待上。儒家传统伦理深信，人性中具备了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只要安伦尽份，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由此形成向内探求的主体性道德精神，这种修养道德精神，集中体现为以律已修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1]几千年来，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已成为中国人潜移默化的内在价值观念，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与处事原则。

道德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 是人对其自身合理性存在的一种精神性反思;而伦理则是人经过反思形成的具有必然性且构成人的生活价值合理性的一种实体关系。因此, 有道德生活的地方, 必有伦理关系存在。所谓伦理关系, 是指人们在道德生活过程中、在经济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形成并通过人们的道德活动和行为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它渗透于一切社会关系中, 具体存在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整体以及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中, 属于一种思想的社会关系。[ 2]和谐的伦理关系能促进人类道德生活的完善;反之, 非均衡、不和谐的伦理关系又给道德主体带来沉重的道德负担。孔孟从人的角度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伦理大厦，儒家把修己、养身看作是立身处世、实现人的价值的根本，“白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在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中，既含系统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又含道德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等。[3] 1.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模式。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模式遵循以个人(我)为出发点、以他人为目的的原则。“仁”是孔孟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既是崇高的人生理想, 又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孔子说: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 雍也》)这样以自己为例, 推及到别人身上, 就是实行仁的方法。这是孔孟一以贯之的思想, 是仁的本质所在, 这种思想内在地包含有人己兼顾, 但更看重由己及人, 以自己为起点来建立伦理关系。“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论语· 颜渊》)恕虽然是以自我为中心, 但不是为了满足自己, 而是去理解别人。是从根本上提出的与人交往之道：从自身出发，多为别人着想，学会换位思考。很显然，这种思想并非利己的而是利他的，在现代，更应当贯彻这一理念，学会理解别人，看似很小的一个想法念头就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矛盾，在与人交往中营造良好的氛围，从而与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2.家庭伦理关系模式。孔子反复强调“仁”的思想，孔子曾教导他的学生说：所谓“仁”的本质就是“孝悌”。“孝悌”也是最基本的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念。儒家所倡导的“父慈子孝”、“夫义妻顺”等等思想在今天对于构建和谐家庭也有积极的的意义。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儒家的这套家庭伦理关系模式是为维护封建社会所提出的，在现代，我们必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可盲目信从儒家在封建社会所提倡的愚昧孝道，例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孟子·离娄上》）这种带有强烈封建式的盲从性、愚昧性的孝道是我们在今天所要摒弃的。人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模式伦理。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关系，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是重义轻利，遵从礼制。“义”即道德，指人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准则；利是物质利益或功利。在孔子看来，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人的精神需要远比物质需要有意义。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就是说，合乎道义的生活，即使是贫贱困苦，也使人感到精神生活充实、快乐，但这不过同飘忽而逝的浮云，不值得一顾。[4]在市场经济下，这种重义轻利的理念似乎更值得被倡导贯彻，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下，人人都应当以集体利益为重，构建和谐的文明社会。在1994年10月5日召开的“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及国际学术研讨会”韵开幕式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对孔子及其儒家给予评价中说：“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重视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以完善人的主体道德，为完善社会道德的基础，将个人修养和对他人、国家、社会应有的义务和应负的责任联系起来，这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商品生产发展的社会条件下，对于我们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6]

二、孔孟教育思想的现代意义

孔子和孟子作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其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方法体系一直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事业的发展，包括如今风行的终身教育理念，素质教育以及自我教育模式都受孔孟教育思想精髓的影响。例如孔子提出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认为人的天性都是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的习染和教育不同才渐渐有了差距而已。孔子的这一思想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6] 儒家教育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广泛涉及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心理、道德教育等许多方面，儒家在这些方面所提出的思想、学说不仅极大的丰富了古代教育的内容，即使在今天仍闪烁着智慧之光，富有启迪意义。

第一，“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就是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教育和教学。这是儒家的重要教学原则之一。这也应当被贯彻在今天教育理念中，教育者应当善于观察学生，根据学生学习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方法，分别给予不同的教育。有的学生悟性很高，老师只要加以提点，学生就能很快成长起来，这时则应该让学生加强自主学习，培养其自主学习、主动思考能力。但也有学生悟性差一些，需要老师的耐心指导，不厌其烦地指导来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的难题，使他们跟上班级整体学习的进度。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存在差异理所当然，这时候就需要可以发现他们特长的伯乐进一步发掘他们的才能，老师的悉心观察必不可少。

第二，启发诱导，学以致用。启发诱导就是教师在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激发学生主动思考、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并发展智力的教育方法。孔子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启发式教学：“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只有帮助学生进入积极思维状态，才能有助于进一步启发诱导，帮助学生打开只是的大门。此外，孔子还主张言行一致，反对言行不一，认为言行是否一致是做人品德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学以致用的原则，不仅是正确对待知行关系的为人处事原则，也是德育的原则。

第三，学思结合、传习结合。这一教育方法在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孔子认为不读书，不学习，苦思冥想不行，学习与思考必须结合起来。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既要认真学习又得苦思冥想学到的内容，二者缺一不可。他总结出了深入思考与学习的九个方面，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聪，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德思义”。学生学习的过程时时离不开思。无论是“听，说，读，写”还是“知，情，意，行”之说，都强调学与思的结合法，任何孤立的教学都是违背教学发展规律的。[7]

现代的教育也应当注意这一点，教师要注意教的方法，更要注重学生学生思考了多少，锻炼其思维方式。

三、孔孟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影响

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中 , 儒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一直占据主流地位。而儒家自始至终都将道德价值的实现看得高于一切。儒家不仅将道德价值视为个体安身立命之本，而且还将道德秩序贯彻在管理国家和平治天下之中。

事实上，“德治”的源头在中国很早就有 ,《尚书》载尧舜时代即有德政、德教、德治的活头。周初就已有“敬德保民”、“修德配命”等“德治”的雏形。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很早即突出道德教化在政治上的作用。郭沫若曾指出 , 周人的“德” “不仅包含着正心修心的工夫 , 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 , 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 , 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 , 天也就时常保存着了。” [8 ] 儒家既将道德与政治视为一体 , 以其重道德之思路 , 必倡言“德治”。为政以德之思想可以说是儒家政治实践中的根本观念 , 也是其德治的根本性纲领。为政以德就是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政治的手段 , 仁政、德治、仁民爱物 , 其实均是指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 , 以德治、仁政去获得民众的认可和拥护 , 并以此来巩固政权 , 维护社会秩序。[9]“为政以德 , 譬如北辰 , 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 为政》）“道之以德 , 齐之以礼 , 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 》）由此看来，儒家的“德治”十分重视道德感、羞耻心在人的心中的作用。只有有了对一切不道德的事情的羞耻之心，才可能使一个人不去犯罪，否则，就是用严刑重罚，也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在当下中国实行法治以维护社会秩序的今天，如何加强道德建设，提高道德实践和道德教育结果，如何真正切实贯彻起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使法律为人民服务，民主法治普惠人间，社会更加和谐应当是现代人应该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总之 , 自宋明以来 , 儒家思想已成为正统 ,并且成为中国人立法之根据。中国人的“政”“治”便以“德治”(实则是一种“人治”)为核心 , 完全确立起来。如果说,在宋明以前,儒家的正统地位还有过动摇(如魏晋之玄学、如隋唐之佛学), 那么,宋明以降、儒学是彻底胜利了。它在吸纳了佛、道之思想 , 融和了玄学、道学和佛学之后终于成为中国人政道、治道与学统之根本。[10]

当然，孔孟的“德治”、“仁政”思想是在封建社会特定的历史下维护封建统治的政策思想，带有封建色彩，在现代应当正确审视其历史背景与其作用，与韩非子所倡导的严峻律法相比，孔孟所主张的仁政德治在现代的意义显然更大，除此之外，儒家的道德思想同时也贯穿于当代人的基本价值观中，“仁”“礼”已于与无形中成为大多数人交往的准则，这也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起到积极作用。

四、结束语

在我国所处的广泛而深刻的全民思想道德素质的更新、创新的世纪转换和社会变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道德体系的重构、道德力量的张扬、道德人格的塑造等历史任务，是异常艰巨的。我们既要立足本国，立足现实，又要将眼光遍及古今未来，吸纳人类优秀精神文明成果，弘扬有益于现在和未来的优良精神文明遗产。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借鉴意义价值和现实意义，其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仁政、德治”思想对于当代社会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构、教育教学的传承与改革乃至当今法制体系的建构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应该在认识历史性、阶级性的局限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断推陈出新，使前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今天仍能焕发起闪耀的光彩，进一步推动现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文明。

[参考文献]

[1]张华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J]哲学学院2009300010055 [ 2]朱贻庭.伦理学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1.[3]张关华论儒家伦理观对当代和谐文化建设的意义[J]哲学学院2009300010055 [4]苗润田.结构与传承-孔子、儒学及其现代价值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2.3第24页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卢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篇10

篇一：儒家思想现代意义

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其中的“仁治”、“正已”、“人和”等管理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重新理解儒学、准确阐释儒学对于我们当前如何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与法家、道家管理思想的比较

（一）法家管理思想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韩非子等。法家思想主要是克礼贵法。法家反对儒家所谓的礼教，认为儒家主张礼教实质目的是为了固化等级制度，并认为礼教最终导致贵族阶层的权力世袭和腐败重生。法家认可人的好恶之私心，认为人有趋利避害的本性。法家认为民之好利对于国家治理是一件好事，因此法家强调法制，通过法制的建设来定分止争，即通过对民众财产的认可来实现恒产者有恒心的社会状态。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进一步强调把“法”“术”和“势”相结合以实现国家政权的稳定和巩固。商鞅亦提出不要因循守旧的思想，强调“不法古，不循今”的改革主张。由此可见，法家强调外在的管理和控制，而儒家强调内在的修身和自省。

（二）道家管理思想道家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和庄子等人。道家强调道法自然，提倡人应该顺应自然，实行一种自然而然的生存理念。道家反对对名利的追逐，强调至虚守静。道家认为好的君王应该是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无为而达到无不为。道家认为治大国如烹小鱼，大道至简是治理的最好方式。因此道家强调对自然的效法，自然体现了事物的本质规律，自然而然实质上就是一种顺应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对人民和君主来讲都应该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境界。道家同时强调管理的艺术，认为“大音希声、大象希形”（《老子·道德经》）[1]

二、儒家管理思想简述，这种思想其实就是大智若愚的处世哲学。这种思想与儒家所倡导的克已复礼的入世哲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道家强调超世，儒家强调入世。道家的管理智慧在于率性而出、返朴归真。而儒家强调因循社会的变化而主动的调整和克制。前者强调从个体的本性出发来形成社会管理的模式，而后者强调要因循社会的变迁来完善个体教养的修齐。

（一）仁治的管理智慧儒学博大精深，儒学所谓的“儒”即指有学问的关心人类幸福的人。儒学亲仁爱、倡和谐，要达到孝悌信仁、无度不丈夫。儒家主张“仁者爱人”认为“仁”即人与人相处的和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2] 对于如何实行仁政，孔子认为要举群贤之力，不耻下问。“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哉！”（《孟子·梁惠王下》）并且儒家认为仁者对“上”人要忠，对“中”人要恕，对“下”人要慈。忠诚、宽恕和慈爱的主张对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十分有益。因此儒家的仁治并非人治，前者强调自身的修身和养性，后者强调对人治理上的专制和独裁。孔子进一步提出“仁政”说，并主张“宽猛相济”，可见孔子并非认为在治国策略上只采取“仁政”而彻底否定“法治”。儒家思想虽然与法家所谓“尊礼重法”和道家“道法自然”有所不同，但也并非完全的对立和不容，儒家更强调“仁者不忧”和“仁者忧道”，突出个人的“克已复礼”和“见义忘利”，这实际上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要求和自我管理。

[3]孟子强调领导者要德才兼备，要对贤者充分的放权，这也是施行仁政的一种方法。孟子进而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指出君王要善于倾听多数人的谏言，“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3]

（二）正已的管理原则由此可见，儒家的仁政思想并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非常具体和深刻的，它清楚明白的指出君子实行仁政时要采取的方法和手段，并强调君子“选贤与能”时要察之慎行，这对于当前管理工作中的选人用人机制的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2]政就是“正”，所谓政治家的责任就是领导社会 行正事、走正道。政治的要求，就是“正己而正人”，自己先保持端正，然后才可正人，如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和作为宗教家的甘地等人以感化的教育来转移社会风气，也可以说是“政者正也”的典范。帅之以正，这是孔子的定义，也是千古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的一个名言。季康子是一个当权的人，所以孔子对他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只要管理者带着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下面自然就风清气正了，这是偏重于为政，偏重于领导而言的。中国古代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即是指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因而指出“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2]，这都是强调管理者的作用，管理者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下属，管理者正则下属正，管理者不正则下属不正。孔子因此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礼记·大学》）[4]。孔子在这里所谓的絜矩之道就是规范人的日常行为的尺度。儒家实际是强调君子要正已和仁恕，对待周遭的上下级关系，儒家主张“子所恶，勿恶于人。”孟子说“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也，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3] 儒家认为正已的关键在于“修身”。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孟子在这里指出仁德的言辞不如仁德的声望深入人心，良好的政治不如良好的教育能获得民众支持之心。良好的政治，百姓可能会违反它；而良好的教育，百姓则乐于接受它。良好的政治能聚敛到百姓的财富，良好的教育能赢得民心的拥护。由此可见，君王行仁政，要通过善教和仁声来实现，而君王如何赢得声望，则必然需要通过“正已”来实现。[4] 孔子进而指出修身贵在“诚”。孔子说“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礼记·中庸》）[4]孔子进而认为能够天生真诚的人是圣人。孔子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礼记·中庸》）[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强调通过修身来做到正已，而如何修身，最重要的是明善和诚身。当今无论是政府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管理者都要以身作则、身先士卒，只有通过个人的行为来示范，才能最终通过声望的魅力来实现最佳的管理状态和良好的组织氛围。这也就实现了儒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2]

（三）人和的管理境界的管理目标。儒家强调入世，认为个体要学会与社会大众的和谐共处。人和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与融洽。孟子曾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3]孟子进而说“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这学期我们学习了儒家管理思想的有关内容,对于历史,我们要传承.正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 ",等经典思想一样,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追求人的存在的完善发展和推进有道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人类始终在求索和践履的一个关于如何管理自身的永恒问题.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自我主动认识和实践中,人类由远古走向现代文明,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但是,由于人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是一个不断更新递进的社会活动,因而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想答案,既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形成,也不可能一经形成而不再变化,它将随着人类的生存而存在,并将随着人类的进步而更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对这一问题认识实践的丰富智慧的结晶.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对此具有很深的认识.从儒家文化的内容特征上看,还是从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上看,都可以说,儒家文化实际上是关于如何管理人类自身社会行为的学说.儒家的管理哲学思想是儒家文化的主体内容,它构筑了儒家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用.由于儒家的理论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我们只能对其中一些主要的管理思想进行一些分析.我们可以把儒家的管理思想分为这么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管什么?儒家的回答是“治人”；其次是谁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劳心者治人”；最后是怎样来管?儒家的回答是“和为贵”.对这三个方面儒家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儒家有一句话很能反映这个哲学.“天地之性人为贵”.所以贵人的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根本观念.在儒家看来,天地之间只有人是最宝贵的,是万物之灵.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把人看成社会的最重要的财富有关,那时是以人口的多少来反映国家的强弱.所以在儒家看来,一切的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既然是管理人,那么就要对人进行分析.孟子认为,从人的天生的本性看,人是可以使之成为善良人的,至于人的不善不能归于他的本性,这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原因使他的善良的天性被掩盖起来了.另外,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去追求善,则善就会丢掉,而表现出来的是恶.儒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荀子则主张“性恶论”,荀子的性恶论是直接为儒家的“礼”而服务的,在于为实现国家的管理活动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所以,管理者们,必须对一般的老百姓进行正确的引导、教化和管理,这样才能使之从善,才能把国家管理好.儒家对于人性的假设,从理论的深度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偏重于道德.从管理的对象来说,儒家的性善、性恶理论是着重于整个国家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道德的研究,而且是偏重于如何管好管理者的理论.至于恶的来源,儒家的理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来源于天生的,而改变人的本性主要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儒家在对人性的假设方面和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相当多的见解,认为人性的改造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解决,儒家是提倡天人合一的.一个人最高的奋斗目标是做圣人,并提出向此目标奋斗的途径.尤其是孟子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和他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后人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义,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对于礼和义,儒学理论都有较多论述,当群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义来和谐,使之达到良好的组织运行.荀子认为：人们生来就有无穷的要求和欲望,有欲望而不能满足,则不能不去追求,追求而没有一定的限度,则不能不引起争夺,一有争夺就会引起混乱,一有混乱就会导致贫穷.国家的管理者为了制止这种混乱的局面,就要制定礼和义,划分等级,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从而使人们的欲望不至于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物资也不至于因为人的欲望而用尽.这就是儒家对于由谁来管理和通过什么管理的要旨.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其主要的内容有这样几点：首先就是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

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着不同的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的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要有一种爱心,而且还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然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一个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在孟子看来实行“王道”和推行“仁政”是一种理想的社会.他认为：凡事以民生安定为第一位,这是实行王道政治的第一步,只有人民生活安定了,社会才会稳定.王道上位者本身具备“德”,再将“德”推广,教导每个老百姓的方式,也就是说与国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管理模式.儒家管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的管理思想.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之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恃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只是因为他的实力本身不够的缘故；依靠道德来使人服从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这样,天下无不心服地归顺于王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主要是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管理的.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一个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一种政治措施能迅速地推行,管理者就要以身作则；要想使广大人民迅速地归附,这种归附是心悦诚服的,那么管理者就要道之以德才行.但是儒家并不是不讲外在的管理规则,他们用的是“礼”,即所谓的“齐之以礼”.我们知道“礼”实际上是社会各种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的控制和西方的控制是有所不同的.总之,儒家的管理思想是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的终极目标,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为管理的前提条件,对人的内外控制,以德而使之转化为诚服的臣民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来施行管理的.儒家的学说,从来没有提到效率和发展生产,这就给中国几千年的生产力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一个指导全国的文化体系却不能提高生产力,这不能不说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悲剧.虽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沧桑,但儒学依然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为后代所赏识,尽管在中国极度动荡的历史时期曾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却未能抹杀其光辉,尤其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一直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世界的东方以至于整个世界.其中既有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同样也有着封建的糟粕.无论它是什么,历史告诉我们,它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孔子讲“和而不同”和“同而不和”，首先可以诠释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原因，同时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讲，孔子认为“和”是和谐与统一的意思。“同”是相同和一致的意思。和是抽象的，同是具体的；和是本质的，同是表象的；和是共性的，同是个性的。君子相“和”首先在于承认差异和矛盾，没有差异、矛盾和不同，事物就无法发展和进步。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包容差异才能求“和”存异、共存共荣、和衷共济。可见儒家强调人和，更高的境界是追求一种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追求那种表象上的相同，这也是当今社会人类共存的基本法则和行为规范。费孝通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实际上是对君子和而不同的最佳诠释。现代管理强调人与人的交流与沟通，如何实现最佳的人际管理是摆在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对于现代管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管理过程中对于具体事件的把握需要有求同存异的精神，特别是企业运营之中允许大家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所谓百花齐放的态势的同时又强调人和，对于现代管理十分有益。它不仅能够保证群策群力作用的实现，同时又能够保证企业整体的稳定与和谐。现代管理的每一个个体，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基层的工作者都有必要学习这种管理文化，这对于组织长期稳定的运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西学东渐以来，我们加大了对西方管理思想的学习和借鉴，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正统的儒学因其被质疑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手段而倍受责难。改革开放后，人们重新开始学习儒学、研究儒学，因为儒学毕竟是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血脉和管理智慧。我们有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重习儒家思想、吸收儒家管理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篇二：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如何评价儒学的历史地位

作者：刘梦溪 《光明日报》（2016年01月18日 16版）

百年中国，再没有其他学说像儒家思想这样，经历了如此长时间的反复跌宕和严峻拷问。

蔡元培先生是何等样人，中国现代教育泰斗的称谓，他比任何人都当之无愧。但他不赞成读经，致使被请来与之共襄民国初立之教部的马一浮离他而去。当然不伤友情，十五年后蔡先生出掌北京大学，又礼聘马先生担任文科学长。马先生的回复是：“礼有来学，未闻往教。”以古礼婉拒。于是改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又请来胡适之执教文科讲堂。

读经和反对读经，成为当时学界和舆论界争吵不休的一桩公案。反对者显然占上风，连鲁迅也站出来发声，批评提倡读经者即使是真正的老实人也不过是“笨牛”而已。

文革十年，不仅作为传统社会大传统的儒家思想成为众矢之的，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所呈现的文化的小传统也被冠以“四旧”之名，必欲清除扫尽而快之。

改革开放后中国拨乱反正，重新起航，把历史还给历史成为思想学术界的共同呼声。孔子由被幼童也参与唾骂的斯文扫地变而为正常的文化古人。

但儒学重启，则是近十年的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经识者推动，但收效甚微。九十年代深入研究人文学术的风气开始出现，公正评价儒家学说、重估孔子历史地位的论著受到关注。但由于所经历的“毁圣弃知”的时间实在太长，难免积非成是，改变世人乃至学界部分人士的成见尚需时日。马一浮先生曾经拟过一副联语：“鲁国多讥儒及戏，秦人惟以吏为师。”诚然是借古典来嘲讽世情，但如果将孔子的家乡和儒家思想的故乡等量齐观，则儒家思想在百年中国的遭遇，就不仅仅是以之为戏了。

所以如此的缘由，也有对儒家学说本身存在诸多误读不无关系。我觉得有三个与儒学直接相关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正确评价孔子和儒学的历史地位。

第一个问题，需要明了在儒学产生之初，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影响比之墨家或犹有未及。所以孟子颇为焦虑地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他因此想起而矫正此种“仁义充塞”的时代风气，欲以承继虞舜、周公、孔子的圣道为己任。

第二个问题，汉代中期汉武帝听从大儒董仲舒的建言，实施“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使儒学的地位骤然提升，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学以外的学说仍有存在空间。东汉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兴起，即为明证。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释、道、玄之风大炽，其思想所宗更非只有儒学一家。隋唐佛教发展的势头，亦不在儒学之下。但如果认为隋唐时期的思想主潮是佛而非儒，轻忽儒家的地位，又有误读古人之嫌。直承郑康成而撰《五经正义》的孔颖达，即是当时继往开来的儒学健将。明清以还，儒学的地位日趋稳固，但佛、道两家在民间社会的影响也开始定式成型。

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在宋代呈现变易之势。二程和朱子等宋代大儒，诚然是承继了先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朱子的理学实为思想大汇流的产物，道家和道教的思想，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一起参与进来成为理学 的助发资源。“三教合一”在学理上得到论证，肇始于唐，而宋代实为集大成，此即陈寅恪先生所谓“新儒家之旧途径”是也。

我提出上述三个问题，是想证明儒家是具有包容性的学说。儒家的包容性，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而儒家所以具有包容性，在于儒家不是宗教。陈寅恪先生对此十分肯定：“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版，第219页）儒家也重“教”，那是“子以四教”的教，“有教无类”的教，“教化”的教，而非宗教的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文化大传统的代表，处在不断地被检讨和重新诠释之中。经过检讨、诠释，便有增加、有变易、有更化。儒家由先秦而宋，已经是在增加、变易和更化了。明代心学出，是又一更化。王阳明的学理初衷，本在减少（他认为朱子增加的未免过多），但阳明心学很快被边缘化，可以为后学所宗，却无法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潮。

学者有“制度化儒学”之称，这在唐宋以前并不明显，主要是明清两朝，伴之以科举命题以“四书”取义，儒学不仅制度化，而且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面影响尤为深钜，因此其存在形态难免因固化而僵化。儒学在晚清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局”中出现危机，实与儒学在明清的固化与僵化直接相关。所谓危机，恰好是“制度化儒学”的危机，而非先秦孔子和孟子原初思想学说的危机。

这里涉及到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变易与更化给儒家学说带来了活力。但儒家精神亦有不变的一面。这让我想起《易》有“三易”，即不易、简易、变易。儒家原初思想的“简易”，有《论语》可证。孔子深知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所以出语至简，有时至于说“予欲无言”。理由是：“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所不变者，是为儒家的理性精神和“六艺”经典的核心价值。

“六艺”后称“六经”，有的或为孔子所作，有的是前于孔子而为孔子所删订的典籍文本。孔子思想与“六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论语》即可视作“六经”的简易读本，只不过表达方式已化作日用常行。马一浮不称“六经”而称“六艺”，是沿用典籍的初称。孔门之教，分技能训练和典籍传习两大类。技能则礼、乐、射、御、术、数，此处之“礼”，为“执礼”，类似礼仪程序的排演，“乐”则咏歌诵唱，不学无以为能。典籍传习则《诗》《书》《礼》《乐》《易》《春秋》，以为传道之本。两者都称“六艺”而型态不同。

马一浮所述论之“六艺”，自是后者，故他说：“此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泰和会语》）马一浮的发明处，是将“六艺”和诸子、四部区隔开来，称“六经”为中国文化最高的特殊的文化形态。而熊十力则标称，“六经”是中国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依据。这样，“六艺”即“六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系统中，便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仅诸子、四部无以取代，与现代学术的文、史、哲科分亦不相重合。

“六经”的形上意义在于它的系统的价值伦理，也就是马一浮所说的“六艺之道”。唐宋儒所致力的“传道”，所传者即为“六艺之道”，也就是“六经”的价值伦理。近年我从《易经》《礼记》《孝经》，以及孔子、孟子的著作中，抽绎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价值理念，包括诚信、爱敬、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经过分梳论证，我认为它们是几千年以还一直传下来的，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的永恒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不仅适用于传统社会，也

适用于当今的社会；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可以适用于全世界的人。此正如康德所说，道德理性具有绝对价值。

“六经”义理内涵所呈现的，就是中华文化的具有绝对意义的道德理性，永远不会过时。《易经》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现代人的人生选择虽然更趋丰富，但其大道要旨，亦无非进德与居业二事。因此忠信和立诚便成为每一个人都需要具备的道德理性，甚至可以说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

论者有谓传统文化需要现代的转化，其实就道德理性的建构而言，“六经”的价值伦理进入现代人的精神血脉，自是顺理成章之事。可惜百年以来的现代教育变成了单纯的知识教育，忽略了“传道”的内容，致使一千二百年前的韩愈之叹继续成为我们的今日之叹。

虽然，古与今宜有别也，礼俗政俗亦因地而异。但正如孟子所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所以如是，盖由于人之心或曰人的心理，有理之“所同然者”（《告子上》）。故孟子又云：“先圣后圣，其揆一也。”（《离娄下》）而近世大儒钱锺书先生则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中华文化的最典范的价值伦理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正不足为怪。篇三：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论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孔子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将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他将毕生精力贡献于后一代的教育工作，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重视道德修养，是一位尽职的好教师。他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儒家思想，经过后人不断地传承，不断地发展，延续成为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精神的信仰；是早期的礼制的规范和规则；是历史长河中每个人心中对自己以及家庭和国家信仰的图腾。显而易见，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同时对当今的教育思想仍有着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孔子的儒家思想可以归纳为一个字，“仁”。“仁”是一种价值观，它既是家庭的关系，又是社会的政治关系。那么他的教育思想则可以看做是，教育学生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出身自一个贵族家庭，因此他的生活他的教育思想是与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息息相关的，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夏的这段话集中概括了孔子的教育方针和办学目的。做官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那他就可以去学习礼乐等治国安邦的知识；学习之余，还有精力和时间，他就可以去做官从政。“学而优则仕”和孔子倡导的“举贤才”是一致的，确定了培养统治人才这一教育目的，在教育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它反映封建制兴起时的社会需要，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积极学习的巨大推动力量。

与此同时，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在此之前，只有王公贵族的胄子才能接受教育，普通的百姓是没有资格入学接受教育的。“有教无类”是孔子对当时教育体制招生对象的革命，从此，无论贫贱，无论职业，无论阶级都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么就有了“学而优则仕”的机会。实行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适应了社会发展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一所学校，从总的社会实践效果来看，是应该肯定的。“有教无类”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进步思想，他打破了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一般平民，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在孔子提出儒学的初期，因为那个兵荒马乱纷争的年代，与孔子仁政的思想背道而驰，因此并没有得到诸侯的认可。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呼声下，华丽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因为“三纲五常”等等思想深得统治者们的欢心，儒学思想此时正好为统治阶级对于加强集权统治和君主专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基础。从封建统治的角度来说，儒家思想的广泛传播和认可从思想根源上抓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并为其后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的集权统治打下了基础。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这也使得中国人很早就拥有了国家观念以及维护国家与民族统一的信念，这比西欧最早的民族国家早了十多个世纪。这是这种强烈的民族统一观念，当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时候，中国人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家园。

然而历史在不断前进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的口号已经成了封建王朝的断壁残垣下的尘埃。我们走进了大学的伊甸园，在这里似渴地汲取着不同的思想，分门别类的科技知识。我们以为孔子和茫茫历史长河中那些知名人物一样，只成为了教科书中的几颗字眼，或者是偶尔矗立在某处风霜雨雪中的一尊雕像，再和我们的生活没有半毛钱关系。当然不是，孔子曰，学而不厌，孔子曰，温故知新，孔子曰，诲人不倦，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倡出来的教育思想告诉我们如何去学习，如何做事，如何做人。孔子教育我们，在家孝敬父母，出门尊重师长，为人谦虚谨慎、讲究诚信，胸怀博爱之心，对仁者特别亲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做到以上为人的基本要求时，再去学习知识。孔子首先强调：做人与读书，做人是第一位的。你可以行而无学文，但不可学文而无行。在行有余力的基础上，再去学习知

识。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培养我们高尚的道德素养，增长我们的知识学问，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