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政府行为

公共经济学政府行为

公共经济学政府行为 篇1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摘要]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危机沟通。当今时代，随着传媒产业和文化的快速发展，公共性危机传播已经成为决定公共危机管理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在公共危机传播中起主导作用，他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共生体。本文侧重研究政府，大众传媒和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围绕三者关系的目前是什么状况，危机从何处而来，如何看待三者之间这样的关系。并通过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分析得出结论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恶性循环和低水平的均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媒体的管理上存在缺陷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我们可以通过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来重新建立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良性循环。于此同时，可以看出通过公共性危机的传播来分析政府行为是非常必要的，能从中能将危机转化为机遇。

[关键词]危机传播；媒体；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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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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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性危机传播的概念„„„„„„„„„„„„„„„„„„„„„„1

（一）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1

（二）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1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重要作用„„„„„„„„„„„„„„„„„„„„1

三、危机传播的原因和特性„„„„„„„„„„„„„„„„„„„„„„2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3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4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4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4

（三）通过理性处理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5

六、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民众应达成良性互动„„„„„„„„„„6

（一）政府和媒体要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6

（二）政府新闻发布注意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7

（三）民众主动获取信息，提高自身素养„„„„„„„„„„„„„„„„7

七、结论„„„„„„„„„„„„„„„„„„„„„„„„„„„„„„8 参考文献„„„„„„„„„„„„„„„„„„„„„„„„„„„„„„9 致谢„„„„„„„„„„„„„„„„„„„„„„„„„„„„„„10

II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一、公共性危机传播的概念

公共性危机不同于误解性危机、事故性危机、假冒性危机和灾害性危机，根本区别在于公共性，即其指向对象是特定区域的所有公民，每个人都是危机侵害的对象。公共性危机容易引发民众恐慌，造成社会动荡。因此，处理好不期的公共性危机，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美国学者罗森豪尔特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危机分为自然灾害、人为危机、在自然灾害基础上的人为危机。在公共关系中，危机传播被认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指企业、组织或政府面对危机事件所采取的旨在减少危机损坏程度的沟通信息、树立形象的公关策略。[1]

（一）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

要了解什么是公共危机，首先要明确什么是社会常态，社会常态可以界定为社会秩序处于动态平衡的状态，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协调发展的状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个人、团体、组织、企业、社会等都会遭遇危机的发生，但公共危机对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公共安全产生更大的危害和影响。

（二）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

公共性危机传播的祸因主要有六种，分别是自然灾害（包括火灾、风暴、地震、洪水）、公共安全突发事故、恶性刑事案件、恐怖事件、疾病传播（即公共卫生问题）、自然环境恶化。公共性危机的实质是危及公共安全，破坏社会秩序和生存空间，侵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社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无法根除这六种祸因，难免就会遭遇公共性危机。处理好公共性危机，对于构建和谐社会、提高社会幸福指数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危机传播中媒体的重要作用

在危机中，媒体的作用就在于按照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对危机处理过程进行干预和影响，促使危机向好的方向转化。媒体介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三角互动关系，它既受政府制约，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既引导公众，又需要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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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需求。媒体一方面代表公众时刻关注、监视危机处理的进展，另一方面，又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传达其声音，树立其形象。媒体的这种特殊地位也使它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了特大级地震，我国的各大媒体快速报道了此消息，并在后续进行了全面、持续的追踪报道。打开电视，所有频道都紧紧集中于震区的声音；开打报纸和网络，关于震情和抗震救灾的文字和大幅图片，充满着大部分版面。四川政府和国务院新闻办，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报道当日灾情和抗震的最新情况，并毫无保留地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震区危机报道和信息发布如此公开、透明，达到国内传媒前所未有的程度，让全国、全世界人民对此次灾情有了更加真实的了解与认知，担当起了媒体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地震突发时，成都市民从各自楼房或办公室惊慌失措地跑出来，迫切地想要知道灾难的根由和亲友的安危，却绝望地发现拨不出电话，站在马路中央的人们发现自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此时，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突然响起，有人想到了用手机收听广播，随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收听收音机，这是灾后人们首先能够接触到的媒体，电台周围迅速聚集了大量渴望获得信息的人们。紧接着，有人发现，尽管电话打不通，但用手机上网不受影响。于是获得地震报道的方式又多了网络这种频道。此外，广播电台还充分发挥互动性和服务性，在地震发生后的数个小时，广播电台承载的重要功能是帮助寻人和传递求助信息。正因为有了广播，信息才得以传递，恐慌才没有蔓延。

随着网络和媒体的不断涌现，广播媒体越发局限和萎缩。但正是由于传统的权威地位，它在正常通讯中断的及时性、无线和广泛的覆盖性，以及手机收听广播的便携性，广播在这次突发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广播媒体的发展，我们可以从这次危机传播中得到启示：找准媒体的特征和定位，任何传播渠道都有自己特定的存在价值。

三、危机传播的原因和特性

在人类历史上，公共危机的出现是难于计数的，而且危机的传播在不同的时期、地域形态和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使我们在研究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问题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在这里，我们主要以近年来中国发生的种种公共危机为研究对象，分析其中存在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从信息传播的主要因素来看，公共危机中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主要有以下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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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信息源上看，信息传播系统内部因素可能导致信息传播“失衡”现象。正常情况下，当公共危机发生时，社会公共的信息传播系统必然产生相应的“条件反射”，这种社会公共信息传播系统一般是以大众传播系统的方式出现。但是，我们却常常发现，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大众传播系统在某种外力的干预下出现失真现象，与此同时，人际传播系统、群体传播系统的信息传播功能突然爆发，导致了信息在不同的传播系统中的“失衡”。

其次，从信息传播过程来看，在公共危机发生的不同时间阶段和空间领域也可能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我们先从时间层面看，大部分学者认为，公共危机发生的过程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几个阶段。在危机传播的不同阶段，信息传播的强度和信息量的大小可能不一样。这本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从近年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公共危机来看，这种不平衡已经超出了正常范围。其主要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早期，信息传播被某些相关部门有意地压制，而一旦危机充分爆发，相关部门却对信息的传播无法正常引导，从而导致信息传播严重“失衡”。

再次，从受众层面看，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之间也常常出现信息传播“失衡”的现象。显然，即使是面对同样的公共危机，处于社会中上层的群体，比如政府官员、商界名流、高级知识分子等等，更容易得到有关危机的各种信息。而处于社会底层的大多数人，比如边远落后地区的人群，或者普通的农民、工人等，都处于一种信息相对缺乏的状态中。这种社会阶层、群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失衡现象，也很容易导致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或者产生新的社会危机。

四、政府在化解危机中的作用

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具有重要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可以说，政府形象是一种的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要在日常生活中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在危机管理中有效发挥这笔无形资源的积极作用。

首先，政府信誉的树立，能够促进政府的勤政建设，促使政府系统改进作风，提高政府造福于社会、谋利于人民的能力。政府信誉增强政府组织的内聚力与外张力，政府信誉反映了广大政府公务员共同的价值观，必然对政府系统内的全部成员有一种强烈的感召力，激发出士气高昂、奋发进取的精神状态，激励公众共同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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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

其次，政府形象是构成政府影响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政府影响力体现着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互动的心理关系，它是决定政府政策能否为公众所接受或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一项重要因素，并直接影响着公众对政府政策的心理、行为或行为倾向。政府凝聚力是指民众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种凝聚力可以使公众与政府情感容易沟通，关系容易协调，问题容易得到解决，进而能创造出一个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号召力，即政府号召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同舟共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能力。因此，政府形象是政府在推行政策、实现既定目标可资利用的能力资源，当公共危机发生时，它能动员公众共同应对公共危机。[2]

五、危机传播中政府形象建设

（一）通过信息公开塑造政府诚信形象

信息公开是保证人民群众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民主权利的需要。在知识经济和信息时代信息公开显得尤为重要，尤其是在危机来临时，由于危机不确定性影响已超乎事件的本身，对社会运作体系、生命财产安全产生威胁，一般公众很难对危机做出全面的分析，大多都会倾向于将危机发生的主要责任归结到管理部门。公开实情并采取有效行动，是政府的基本义务，人们有权利要求获得及时、真实的信息。因此建立公众沟通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就是完备的信息沟通和管理机制的领导者和指挥者。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及时解释和公开相关的准确信息将会有利于危机事件向好的方面转化，公众在了解真相后会更多地表现出宽容和理解，这对危机的控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如果不提高危机信息的透明度，只会让危机扩大化。

危机发生时，市民对政府信心指数的增减，主要与政府的危机反应能力和处理能力密切相关，宣传报道的及时性和真实性也是决定因素之一。[3]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灾害、危急事件，如果政府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各种谣言、小道消息就会趁虚而入，扰乱人心，只会造成更大的不稳定。政府定时向社会公布危机信息，并积极引导舆论，让民众远离谣言，克服恐惧心理，减少不安定因素，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好互动，增强政府在公众中的凝聚力和美誉度，公众的知情权得到满足，激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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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危机的信心。敢于公开危机传播信息，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能力和信心的具体体现。

（二）通过指挥和组织处理危机来塑造政府服务形象

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处理上，政府必须建立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应急反应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管理系统，将部门协调行动制度化以及建立统一协调机构，以保障各个部门及各级领导者能在第一时间对危机做出准确判断，确保在各种危机面前转危为安。危机管理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的潜在伤害，控制危机局面，尽最大可能保护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

建立一个完善的危机处理系统，确保民众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定。建立预警机制和危机识别体系，及时收集各种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辨别，对危机的后果事先加以估计和准备，有效察觉潜伏的危机，敏锐地洞见危机中隐藏的机遇，为危机处理赢得主动。危机发生前的预防是危机管理的重点，预防与控制是管理中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预先制定科学而周密的危机应变计划，分析预计危机情景，建立一套规范、全面的危机管理预警系统，明确组织、责任、措施、资源、训练，一旦危机发生之后，这些系统就会快速地做出反应。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强化危机发生后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把人民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及时掌握危机信号，分析事故原因，果断地采取措施，实施应变方案，明确指挥、协调和控制的组织与责任，实施危机评估，强化沟通与媒体管理，从经济、社会、国际、国内等各方面减少危机的负面影响，并在危机处理过程中不断完善解决方案，尽可能把危机造成的损失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形象。[4]

（三）通过理性治理来塑造政府责任形象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所谓治理，指的是由民众或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政府仅仅是参与治理的一员，谋求社会的进步、全民利益最优是治理的目标。如果说“统治”追求的是统治利益的最大化，“治理”的目的则在于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统治”由政府行为组成，其权威是政府，施威方式通过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施威领域以国界之内为限;“治理”则是指由公民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管理，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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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合作进行的公共管理活动，其权威不一定是政府机关，而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

一个“公共管理”时代的来临，必将揭示中国“有限政府治理时代”的到来。从国家领导人把“公共利益最大化”作为他们明确而坚定的要求，政府不再将自己看成唯一的权力来源。通过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公共管理，国家的权力在向社会回归。危机管理中，针对危机发展状况和人民的需要，政府广泛听取公众、社区和媒体的意见，及时做出充分反映民意的决策，对民意负责是政府政治责任的具体表现。政府和公共机构的工作和活动透明度的提高，为公众广泛参与政府决策和管理、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提供了广阔的民主空间。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义就是人民群众对事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有民主参与权，一个文明和民主的政府必须在制度安排上赋予人民这种权利。政府主要责任是保障人民权利，增进人民福利。务实、负责的施政态度和理念，不仅有利于塑造责任政府形象，还将会对我国的政治行政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危机事件中政府、媒体与民众应达成良性互动

（一）政府和媒体要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国际关系复杂多变的严峻形势，危机传播事件频发，媒体与政府应共同以积极的姿态面对危机。

首先，政府要增加透明度，畅通渠道，充分认识媒体在危机管理中的积极作用。政府，是社会公权力的代表，代表人民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媒体，是社会公器，代表公众行使社会守望的职能。在危机管理中，媒体不仅可以及时监视可能导致危机发生的各种潜在因素，而且在危机过程中作为政府和公众的代言人，完全可以沟通信息、疏导情绪，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雪灾事件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的做法难让人满意。据新华社报道，由于被冰雪损毁严重的贵州东部电网突然断电，导致湘黔铁路动脉中断。新华社记者就此到相关单位采访时，个别负责人却不提供信息，还斥责记者“添乱”。

其次，媒体要增加责任感，讲究艺术，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危机传播，不同于一般新闻的传播，它是在极大时间压力下对不确定状态做出的无章可循

关于公共性危机传播中的政府行为分析 的传播。媒体必须以高度的责任感，树立国家大局意识，努力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关键的是要保持冷静，不能在公众群情激愤的感染下失去理智，极尽炒作，这丝毫无助于危机的解决。[5]要讲究艺术，学习西方媒体的经验，在不知不觉中传达了政府的声音，在潜移默化中树立了政府的形象，在正确引导中维护了社会稳定。

总之，政府是危机管理的主导，媒体是危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的作用，积极纳入到政府危机管理体系中去。

（二）政府新闻发布注意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利益协调

我国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以新闻发言人的名义，定人、定时、定点举办新闻发布会；二是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邀请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或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参照这个模式做的；三是遇有突发事件时，临时组织新闻中心，进行新闻发布活动。[6]迄今，我国三级新闻发布体制已基本建立起来，但是政府新闻发布的具体运作和相关法规仍然有待健全与完善，政府新闻发布时常与公众的知情权、话语权有矛盾冲突，双方的利益、目标需要协调。具体来说，应做到以下几点：各省、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新闻发布应该以民为本；改善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提高发言人专业水平；切实推行政府信息公开，实现民众知情权、话语权的最大化；即使面对危机事件，公众也应该享有更多的话语表达权，这样民意可以有效监督政府，同时凸显政府正面形象。

（三）民众主动获取信息，提高自身素养

在危机事件中，信息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信息流通出现一点疏漏就有可能造成流言蜚语横飞的局面，这样危机中的民众很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误导，做出一些不理智的集体行为。尤其是在危机事件中，人际传播更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时候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口头传播。口头传播有其快速便捷性，但信息很容易在口头传播中失真，失真的信息会进一步造成人群的混乱。现代社会各种通讯工具日益发达，除了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渠道外，手机、网络成为现代人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这一方面有利于信息的快速获取，但另一方面也使谣言有了可乘之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应该具有自己的社会价值观，尽量通过权威机构主动地获取信息，理智地判断获取的信息可信与否，不能人云亦云。当然，要求民众在人心惶惶的危机中保持镇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相信只要民众多接触一些应对危机的知识，培养自己良好的社会观、价值观与人生观，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在危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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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中与政府、媒体达成良性互动的局面就会实现。[7]

七、结论

处理与报道危机事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这三个因素，三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共生体系。其中政府起主导作用，是决策阶层，对外发布权威信息，政府的介入对事件的有效解决至关重要，而相关的信息是否公开，责任是否到位又常常是关键，如果政府隐瞒事实甚至发布假信息，这就不是一个阳光政府和责任政府的作为；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坚实平台，它需要客观全面地传播信息，让民众在第一时间内了解到事件的发生、发展情况，同时也要传达民众的话语，监督政府的行为；民众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政府不能剥夺他们的知情权、话语权。如果政府、民众、媒体这三者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充分调动发挥三者的功能，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危机，解决危机，有利于社会真正稳定与和谐。虽然及时公开危机事件的相关信息是政府的职责，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但当某些信息可能会造成社会混乱、公众恐慌时，政府有权力进行信息控制，这是政府危机传播的任务之一，也是政府具有社会控制力的一种体现。当然，尺度的把握是目前存在的问题。这不但要求政府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还要求政府系统和社会相关部门良好地沟通合作。这一过程需要我国政府在危机传播的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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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传播学概论》，周庆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危机传播管理》，胡百精著，中国传媒大学出报社2008年．

［3］《危机管理——面对突发事件的抉择》，朱德武著，广东经济出版社2008年． ［4］《媒体应当如何面对自然灾害》，董天策 何裕华，中华传媒网． ［5］《媒体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作用》，高世屹 荣思远，中华传媒网． ［6］《记者招待会的组织与传播》，靖鸣等，广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7］《汶川地震的思考》，刘世凯，中华传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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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公共经济学政府行为 篇2

关于公共产品的定义最权威的应该是萨缪尔森的解释, 他认为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每个人对这种产品的消费, 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这种产品一旦生产出来, 所有消费者都可以获得, 不会影响任何人的消费水平。比如国防、治安、法律制度、公共政策、公共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等, 均属于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技术上的非排他性, 二是公共产品的消费上的非竞争性。

技术上的非排他性是指对于任何一个消费者来说, 他可支配的公共产品的数量就是该公共产品的总量, 该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 要将一些人排斥在消费过程之外, 不让他们享受这一产品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比如国防, 每一个人实际的消费量实际上就是该国家所有人的消费量, 难以排除或无法排除他人从公共产品中获得好处。人们在消费和使用公共产品的过程中, 无法同时排出其他人消费该产品:其原因有三点:①公共产品在技术上不易排除众多的受益人。就拿国防这种公共产品来说, 在一国范围内, 要排除任何一个在该国居住的人享受国防保护的利益是极其困难的。 (2) 公共产品还具有不可拒绝性。任何人不可能拒绝享受公共产品的利益, 或者说, 拒绝享用公共产品是违法的。居住在一国的公民都要接受国防保护, 不可能把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国防保护转让给他人。再如, 政府提供的公有住房是一种公共产品, 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把自己享用的公有住房转租给他人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3) 有些公共产品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原则, 但排他措施的应用代价极高, 远远超出排他后带来的收益。

消费上的非竞争性是指一部分人对某一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产品的消费, 一些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一产品中受益, 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公共产品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 其边际成本为零。我们以反导弹系统为例说明这个概念。反导弹系统会降低外来侵略的可能性。反导弹系统在保护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的同时, 不会减少其他人获得的保护程度。即使你不存在, 其他人获得的保护程度也不会受到影响。

2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性

为什么公共产品要由政府来提供, 而不是由市场来提供 (私人产品选择了市场提供的方式)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 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必要性。公共产品的基本特征是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决定了人们在消费这类产品时, 往往都会有不付费的动机, 而倾向于成为免费搭便车者, 这种情形不会影响他人消费这种产品, 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反对 (由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特点所决定) 。在一个经济社会中, 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 “免费搭车者”就不可避免。这样, 私人企业如果提供公共产品, 就无法收回成本, 更不用说收益了。同时, 由于公共产品的个人消费量是不确定的,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使供给和需求达到有效率的平衡。竞争市场上一般无法提供这类产品, 就像经济学家所说的, 竞争性的市场不可能达到公共产品供给的帕累托最优, 无法满足社会对这类产品的需求, 因此, 需要政府介入——用税收手段来集资, 提供这些产品。

由于公共产品领域资源配置的市场失灵, 因而必须由政府这一公共机关来承担, 这也成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为何政府能够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提供公共产品呢?政府之所以适合于提供公共产品, 主要的原因包括:

①它能够以社会全体成员利益代表的身份。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 其经济职能是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和维护公共利益, 降低了社会的运行成本, 将资源配置于社会最重要的目标, 这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私人企业是不同的。私人企业无法提供公共产品, 它只能由代表着公共利益的政府来提供, 有效克服市场制度的某些缺陷, 如通过外部性的内部化, 解决了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问题, 化解了社会风险。所以, 政府的存在和公共产品的政府提供是有效率的。

②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强制力。通过强制性手段征税来弥补“生产”公共产品所消耗的成本。全体社会成员是强制性地隶属于某个国家的, 这就赋予了政府一种其他私人部门所不具备的强制力。政府代表大众的利益对社会成员采取强制性征税, 税收是政府赖以生存并提供公共产品的财力条件, 社会成员是消费公共产品的主体, 也是缴纳税款的主体。

税收可以被理解为公共产品的“价格”, 受益者通过缴纳税款来共同承担生产成本。政府作为一个公开解决市场问题的社会性组织, 它所特有的社会强制力, 可以节约大量的社会交易成本, 使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加合理有效。

由于上述市场失灵的存在以及政府与私人部门相比所具有的特性, 可以看出公共产品由政府来供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同时, 如何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 既能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又能尽可能地节约社会成本, 成为政府所必须认真关注的一大问题。

3 民族地区政府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与问题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民族地区在几项主要公共产品供应领域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1) 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交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命脉, 对整个社会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我国民族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很不完善, 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200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 全国的公路密度 (公里/百平方公里) 平均为18.85%, 而民族地区只有9.1%;全国的铁路密度 (公里/万平方公里) 平均为76.04%, 民族地区为32.12%。

(2) 公共卫生状况堪忧。公共卫生服务, 是国家为保障国民身心健康而向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公共卫生服务水平, 会直接影响一个地区的国民身体素质, 影响居民健康消费结构, 从而影响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卫生服务水平相比全国而言也有很大差距。据《中国卫生年鉴》统计, 2004年, 全国婴儿死亡率为27.30%, 青海为66.30%, 新疆为58.50%, 西藏高达96.20%。全国5岁以下儿童重度营养不良比例为2.07%, 广西为4.70%, 贵州为4.36%, 云南为5.47%, 西藏为4.49%, 新疆为4.45%, 青海为7.21%。可见民族地区的公共卫生服务程度很低, 公共卫生医疗条件比较差。

(3) 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社会保障是实现社会公平, 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主要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系统, 是维持公民职业、身心、养老等方面安全的基本手段。社会保障通常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全国的养老保险的参保比例为12.3%, 民族地区为6.92%;全国的医疗保险的参保比例为8.65%, 民族地区为6.45%;全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参保比例为34.84%, 民族地区为14.63%, 民族地区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4) 教育发展水平低。但由于基础条件的薄弱, 民族地区的教育, 特别是基础教育, 与全国其他地方相比, 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据《中国教育年鉴》的资料统计, 2004年全国中小学危房占校舍面积的比例分别是高中1.96%、初中4.67%、小学6.68%, 而民族地区相对应的数据则分别是4.8%、8.38%和11.68%,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还多。全国平均每千学生拥有的计算机台数为初中32、小学22.91, 而民族地区则分别为21.39和12.57。全国中小学生平均图书藏量为初中12.4册、小学12.07册, 民族地区为8.59册和8.11册。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短缺, 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 已经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重要制约。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 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量是远远不足的, 这不仅影响了民族地区人们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同时也成为严重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

另外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中还存在着重复建设、配置无效、资源浪费等其他无效率问题。

从民族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可以反映:①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及财政收入水平低下, 使其在诸多方面都只能是有心无力。随着我国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 中央财政的事权向地方财政的转移, 许多过去由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责任, 现在却由县、乡级政府承担。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滞后, 县、乡政府的制度内财政收入有限, 导致了民族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比如义务教育, 我国目前的现状是, 中央政府把义务教育留给县、乡政府, 民族地区县、乡政府在财力的限制下, 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供给不足并且供给质量低下。②政府作为唯一的供给主体, 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弊端, 主要表现为供给的任意性。在提供什么、提供多少、审核时间提供等问题上, 由政府根据多种因素决定;供给的强制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权力由政府垄断, 以政府的偏好为原则, 较少考虑需求方的意愿。

4 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思路

(1) 应当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降低行政成本, 提高行政效率。多年来, 我国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 政府本身消耗的财政资源占据的比例非常大。2000年, 中国财政供养人口为4290万人, 其中行政人员988万人, 事业人员329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1∶30, 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地区达到1∶20。1996年中国政府以1元的行政经费, 产出了57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到了2001年, 这个数字下降到27元, 政府部门运作成本越来越“昂贵”。2005年, 政府行政成本有所降低, 政府运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仍然高达24%。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机构臃肿, 而政府的膨胀, 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自己的职能没有科学明确的定位。降低行政成本, 为公共产品供应挤出更多财政资源, 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2) 供给过程从垄断到竞争, 使公共产品领域成为行政方式和竞争方式共同调节的领域。政府和市场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因为市场失灵的存在, 而使得政府担当起了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在这过程当中, 政府失败 (低效率、官僚主义、寻租行为等) 又不可避免地在公共产品供给中表现出来, 于是市场又反过来扮演起了克服政府失败、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角色。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产品的供给领地, 可以打破政府独家生产公共产品的垄断, 形成竞争关系。效率都来自竞争, 竞争机制的引入, 有利于提高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 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说到底是从一个垄断的经营者转变成一个竞争的组织者, 为公共产品的生产模拟一个“准市场”。

(3) 公共产品生产和投资的主体应从单元到多元, 尤其是要允许和鼓励私营企业生产经营公共产品, 另外还要大力加强非营利组织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随着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量日益增加, 单靠政府显然不够, 即使政府有实力保证供给规模, 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供给结构上的矛盾与失衡。因此, 政府应该对公共产品的均衡产量作出决定, 委托私人企业进行生产, 以拍卖人的身份发挥作用。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当然对于哪些领域、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允许私营企业进入, 还需各级政府灵活掌控。

(4) 投资方式应多样化, 对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 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应适时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在采用公营生产和民营生产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基础上, 对公共产品的生产方式采取进一步的多样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政府直接投资, 即由政府通过直接开办、经营的机构或企业供给公共产品;政府管制下的私人投资, 即由政府授予企业特许投资权, 然后对其价格、数量、利润等方面进行一定的管制;政府与私人共同投资, 即政府通过参股、经济资助、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方式参与引导私人投资。

摘要：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 公共产品是不可或缺的, 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它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 使得私人经济部门供给公共产品会出现供给不足, 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 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就落在了政府身上。通过分析民族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及问题, 探讨其中的原因, 找寻相应的对策, 成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有益途径。

反倾销公共利益与政府行为 篇3

一、反倾销中公共利益的含义

有的学者从公共利益和公共产品的观念分析，认为在倾销和反倾销的博弈中，至少存在3种不同的共同利益：倾销商和进口商有着低价倾销、抢占市场、获取利润的共同利益；进口国国内相同或相似产品的生产厂商有着抵制低价倾销、保障市场份额和产业生存发展的共同利益；倾销产品工业用户之间、消费者之间则有着获得廉价产品、节约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成本的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之间并非完全一致，而是错综复杂，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然而对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的含义，目前尚无广泛认可的明确界定。

根据目前有公共利益立法的WTO成员的立法与实践，笔者认为，反倾销法中的“公共利益”涵义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1．广义的“公共利益”。一般是指整体国家经济利益。“国家利益实质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也不能把二者加以简单、绝对的等同。国家利益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公共利益，而且也确实包含有社会公共利益的内容。因此可以说，所谓的国家利益，就是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其支配的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混同。”而整体国家经济利益则既可以说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具体而言，在反倾销中的整体国家经济利益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国内产业（包括生产商、上游产业）的利益、进口商或贸易商的利益、工业用户及最终消费者的利益、国家关税利益及其他经济利益。

2、狭义的“公共利益”。一般仅指进口商/贸易商利益、工业用户利益及消费者利益。这部分利益通常情况下与国内产业的利益相对立，在采取反倾销措施时往往是会遭受损害的。同时由于反倾销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平竞争，保护国内产业利益，所以在反倾销过程中，国内产业的利益始终被置于首要位置，而其他利益关系方的利益则未必能得到充分的保护。反倾销“公共利益”条款正是为了保护这部分未受重视的利益而设置的，它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益平衡。既然国内产业的利益是反倾销法必然保护的对象，那么“公共利益”所指向的最小范围的利益就是进口商/贸易商利益、工业用户利益及消费者利益。

二、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理论的发展过程

国家贸易作为一种国际间的经济活动，它从一开始就有着同国内经济活动不同的特点。最为明显的特点就是存在着主权国家的政府对贸易活动的干预和影响。所谓干预，即对纯粹市场经济活动所施加的人为因素，其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

西方最初的经济学就是产生于对国际贸易中政府行为的研究中，表现为17世纪以前欧洲的重商主义理论。其重要的特点是有政府通过政府行为对国际经济贸易活动进行强烈干预以促进所谓的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17世纪以后，产生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放任”的口号，反对封建国家的政府干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为。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相互依存的过程，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政策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辩论。辩论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相互依存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以及政府行为在利益分配和其他关键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是政府应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也即在国际贸易中，政府是否有所作为。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之一，既具有作为一般经济活动主体的共性，又与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企业和个人有着不同的行为特征和行为机制。一般来说，政府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和控制者。因此，与企业和个人相比，政府行为应更具有“理性”，它的行为目标一般应该是在更大程度上使全社会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历史地看，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关系是与国家与政府同时产生的。在当代社会中，政府行为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角落。对这一关系的系统的经济学分析则是从17世纪以后才有的，从18世纪以后，政府行为与社会经济行为的关系就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之一。不同体系，不同学派的经济理论围绕这一中心议题，却进行了极为细致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

一般认为，对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首先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系统而深入地分析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他认为只有实行自由放任，才能提高个别资本的使用效益，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他反对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然而发生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使西方各主要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境之中，传统的经济贸易理论失去了作用。这时，凯恩斯经济理论出现了，凯恩斯主义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政府积极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国际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它的性质属于保护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实际上暗含这样的假定，即国家是社会的合法代表，政府既然是民选的结果，因而就能够体现人民的意志，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因此，政府的动机和行为与社会公共利益必然是一致的，政府行为的目标就是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

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近40年的“黄金时期”以后，主张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的呼声日益高涨，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许多崇尚经济自由的经济学流派，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经济自由主义思潮。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政府行为的最初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从社会的利益出发，尽可能最优地配置资源。但由于政府行为的恶性膨胀及其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断扩大，经济问题的政治色彩就越来越浓。许多利益集团为了共同的利益往往被很好的组织起来。他们通过院活动等努力来影响政府行为。许多企业认为通过影响政府行为和通过自己在市场上努力一样，都可以得到利润和其他好处，与其在市场上死拼，还不如搞好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更为有利，“收买”政界人物比“收买”顾客更容易取得利润。其实，政治家也是经济人，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所不同的是他们追求的自身利益表现为对权利最大化的追求，而要获得权利，首先必须获得实业界经济上的支持，这样才可以为竞选募集到大量的资金。如果失去了实业界的支持，而自己又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就得冒着在下次竞选中失败的风险，这使得候选人不得不把公众的利益搁置一边。

新自由主义用经济学的假定与分析方法，将一些影响政府行为的非经济因素引入到了政府行为的分析中去，这对人们理解现实经济生活与纯经济理论的差异很有启发。特别是在国际贸易方面，纯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可以使各个国家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但现实中，各种关税及非关税的贸易限制却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由于历史上中国的国家机器比较简单，政府的职能比较单一，加上其政府行為决策也往往为皇上和官府的特权，其决策主要建立在经验判断的基础上，因而也就没有形成系统的政府行为理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也经历了一个主张由政府对对外贸易进行统制，全面干预到逐渐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只进行宏观调控的漫长过程。

三、政府干预反倾销的原因

1.反倾销涉案独有的特点。反倾销涉案作为一种跨国行为和国内经济涉案有很大的差异。国内经济涉案往往是在对等的微观经济主体（企业）之间展开的，而在反倾销涉案中，出口国被指控倾销企业面临的对手往往是一些力量庞大的行业组织或政府反倾销机构，这些对手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影响力方面，都不是某一个企业所能匹敌的。这使企业产生怕打洋官司的心理。

2．反倾销应诉行为具有“外部经济效应”。根据WTO的有关规定，反倾销指控提出以后，被指控对象可以应诉，据理力争。在这种情况下，反倾销案件的结果可能完全改变。由于反倾销往往针对一国某一类产品提出，而不僅仅是对某一具体企业，但反倾销的应诉需要有具体的应诉主体。此时，反倾销应诉行为的外部经济效应就出现了。即当某一具体企业进行反倾销应诉时，其他企业也能搭便车。企业反倾销应诉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收益，于是企业反倾销应诉不积极、等待观望现象出现了。

3．WTO有关条款明确禁止各成员国政府实施扭曲资源配置的补贴。作为WTO的成员国，其政府因违背WTO的相关规定，对一些出口企业给予一定补贴，这就给有关国家对相关产品实施反倾销指控提供了借口。

4．出口企业缺乏有效协调。一些出口企业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不惜采取恶性降价手段。这种行为往往是损人不利己，甚至引起进口国的反倾销。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引起反倾销的因素许多是与政府行为相关联，或者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因此，在应对反倾销的挑战中，政府应该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四、政府在确保反倾销公共利益中应发挥的作用

1.政府的目标是协调各种团体的利益。政府、行业、企业、消费者是反倾销的四方主体，应遵守原则，主张利益，有效保护、政府要调节群体差异，有效地和切实可行地实现经济的和谐及社会的和解，在相互冲突的利益集团之间维持平衡。当采取反倾销措施时，必然会影响其他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引起它们的相关效应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因此必须对它们的意见和利益予以充分考虑和尊重。消费者在反倾销中是弱势方，而且反倾销中的消费者比一般意义上的消费者范围更广，但也松散，当采取反倾销措施时，必须客观地对以倾销产品为原料的行业、企业、消费该产品的最终用户的利益和意见予以充分考虑，即使倾销成为反倾销调整的对象，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实施反倾销，政府必须确保公共利益，敢于权衡各种利益的得失，达到国家整体福利水平为原则决定是否实施反倾销。否则行业、企业得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受损，购买力下降，市场萎缩，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2.政府要培养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就是有个性的积极参与，不是自私、麻木，更不是恐惧。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是有利害关系的，政府的权利越大，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就越多，政府的目标必然与某些经济利益集团所追求的目标发生冲突。因此，必须提高国民素质，国民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经济利益等综合素质是国家、行业、企业、消费者对待反倾销的认识基础。只有让主体积极参与，在认识上统一和提高，才能有效的兼顾个主体方的利益，才能解决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一己私利和全局利益、最小利益和最大利益的矛盾，在反倾销中做到战略明智而不至于方法笨拙单一，积极变化“攻守”策略和“进退”方略。

3.政府与各种利益集团之间要建立一种合理的关系。这样既可以使前者实现社会和国家目标，也可以使后者达到自己的目标。特别要建立合理的国内价格体系，健全企业的国内和国际竞争机制，让各种利益集团在促进或保护自己的利益时，必然向政府求援。但政府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必须客观地对以倾销产品为原料的行业、企业、消费该产品的最终用户的利益和意见予以考虑；否则不但会降低国家整体福利水平，甚至加大对外贸易中的严重摩擦，不利于优化经济建设的外部环境。

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篇4

一．背景概况

全媒体时代，网络成为了危机事件产生、传播、扩散的主要媒介。大量公共事件通过网络引发或者被不断扩大化，成为舆论热点，引起全社会关注。全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媒体，每个人可以通过手机、电脑把自己的所见所得发到网络上，又可以转发评论别人的信息进行互动。全媒体的信息监控和审核难度较大，加上网络本身的匿名性和虚拟化，使人自我约束及辨别力降低，信息失真、情绪宣泄和网络暴力得以释放，引发群体性事件。网络成为了公共危机的“催化剂”，给政府造成巨大压力，需要政府快速反应进行处理，如果事件得不到妥善处置，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和政府公信力，而且还会导致危机加剧，事态更加无法控制。

二．面临的问题

全媒体时代公共危机管理按照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进行划分，事前阶段的任务是 危机预防，重点在于监测预警，事中阶段任务是快速有效处理危机，重点在于信息公开、舆论引导、公众参与，事后阶段任务是恢复、善后，重点在于总结危机经验教训。不过在以上环节里，我国公共危机管理都存在着一些问题。

1、事前——危机检测预警微弱，应急预案不完善

就像老师课上说的政府现在的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不仅不够完善，而且应急预案常常会显得很鸡肋。目前，政府对公共危机信息具有选择性，往往对于那些费时费力的危机信息源不愿长期跟踪，而选择那些比较容易采集分析的数据。此外各级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考核的需要，即使发现网络不良苗头，不希望公开和扩大化，丧失了及时预警的最佳时机。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很多危机事件只有在网上微博上闹大时，政府才不得不出面介入，所以很多人也笑称现在是“微博治国”。在应急预案上，政府往往关注的是危机发生时的应急处理工作，并未做好日常的预防和统筹规划，一旦发生网络危机事件，由于没有平时的应急预案，有的预案在处理步骤方法、问责机制也不明确，鸡肋的很，非常不利于危机的处理和解决。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2、事中——公共危机的处理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图文并茂的谣言、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充斥网络，足以以假乱真，蛊惑公众。大家都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真真假假的新闻太多了，每次面对各种负面信息，我都告诉自己不要太早下结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下，我们太容易太舆论引导了，这也加速了危机的产生和传播，而且一旦在网民中形成定式思维，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大打折扣，造成政府的权威真实信息无法让公众信服。所以政府公开信息，把真实可靠有效的公共信息发布给社会大众。但是现在政府老是打着＂维稳＂等名义不作为、乱作为，对于公共危机的有效解决非常不利。因此政府要快速行动，以积极务实的姿态让公众内心温暖，看到希望，这样才能赢得群众信任，获得支持和拥护。

3、事后——公共危机的总结不足

公共危机事件过去消退时，政府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评估危机造成的损失，查找危机预防和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和漏洞，加以整改，并做好民众的安抚恢复工作。目前政府主要关注事件本身总结而忽视了对公众的网络危机教育，忽视了全民危机意识的培养。网络世界里把自己的人性阴暗面展露无遗，我们也知道网上有很多“键盘侠，乱开炮，站着说话不腰疼，成为了加剧危机的帮凶。而且新环境下也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在全媒体时代，相关的法律法规仍然存在着较大的空白，以致于很多危机事件得不到有效遏制和妥善解决。

二．解决对策

“办事难”与政府行为 篇5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诉讼案件竟然历经了16之久？党性在何方？

我是内蒙古达拉特旗北国商城煤炭经营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法定代表人贾建平。达拉特旗整规办（达政字【2009】86号）向鄂尔多斯市整规办的汇报文件内容里讲说到：贾建平反映的“我公司”作为属下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等等的问题，均全部属实。

以下我介绍一下目前我向正在立案调查处理的达拉特旗纪检委递交的录音材料和书面材料涉及的具体内容：

2011年3月6日下午5点，被举报人包案领导致文畅说，他向我郑重的受鄂尔多斯市党政联席办、达拉特旗党政联席办委托，正式代表两个联席办，同时也郑重的以自己的人格保证，他们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案处理我的案件，一条腿给我部分钱和建设用地仅仅改善我的生活，保证不作为结案的前提条件和我交换结案；同时另一条腿继续调查。我们在刚刚的会议上，决定在原来的专案组的下面，又成立了4个专案小组，准备详详细细的调查了解此案了，同时会议决定，若花一百万元不行，就花200万元专门请北京的法律专家，在达旗专门包上一个有会议室的宾馆，若一个月不行，就2个月，在4个专案小组调查取证的同时，北京的法律专家，在宾馆的会议室与工商局、煤炭局、国土局、发改局、公检法专门派出的代表同时论证，一直到问题全部清清楚楚为止。“中午你说会议上面定下来的再给你50亩建设用地的土地的审批项目，50万元资金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式处理你的案件了不同意，那么我们可以增加，这不是和你一次性处理结案了，仅仅是改善你的生活而已”。我说“我说过倘若不恢复达拉特旗北国商城煤炭经营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即使给我金山银山也不同意结案的话，那么，既然你们现在也同意不结案，为什么还要平白无故的给我东西”？被举报人说：“你放心，你的案件特殊，和其他人的都不在同一个档次上，是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政法委都交办督办下来的，我们这么多年，你的采矿许可证至今始终没有任何单位按照你强调的那样，按照行政处罚法的法定程序进行决定处罚吊销过，你这么有理有据的案件，内蒙古各级政府都自始至终不给你解决任何的一点问题，上面一旦追问起来，说不过去啊”。“你放心，今年是信访年，建党90周年，按照中央和地方各级联席办签订的限期结案的责任状，你的案件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的精神的电视电话会议层层召开了，国家这么大的决心处理信访案件，更何况你的案件是中央一级的2个单位交办下来的”。“你放心，你的案件就像抢劫案件和盗窃案件等等的公诉案件、刑事案件一样，即使你就是受害者本人，你提出撤案了，你也撤不了，谁也撤不了”。我说：“那么，4个专案小组多会儿开始调查呀，北京的法律专家多会儿开始论证，你保证多会儿正式结案呀”？他说：“只要你在我们两条腿同时走路的方案上一签字，我们马上派出4个专案小组开始调查，马上聘请北京的法律专家开始论证。我代表旗、市2级党政联席办保证，我以人格担保，按照各级联席办的限期结案签订的责任状的要求，在6月1日之前结案。你一签字，我们就给你兑现仅仅改善生活的钱和地，这样我们应付一下上级单位，不然你这么有理有据的案件，内蒙古各级政府都自始至终不给你解决任何的一点问题，上面把我们给拧死呀；上面一旦追问起来，说不过去啊”。

2011年3月16日，内蒙古【根据我签字的我被他人故意设计虚假陷阱的，我国至今根本没有的所谓的“明确了保留诉讼权利的同时，还可以1次性上报结案”的，所谓的“1条腿保留诉讼权利的同时，1条腿改善生活1次性上报结案”的2条腿同时走路的方案】上报结案后，2011年3月26日和29日，愤慨的我，认为他们种种的卑鄙的弄虚作假的违法行为，将我的上访接待的“门”，全国就非法关上后，我被“逼上梁山”2次赴京非法上访，达拉特旗人民政府专案组包案领导致文畅、苏忠将我信誓旦旦的骗回处理，结果不处理。其后，他们又将我从内蒙古信访局和鄂尔多斯市政法委处6次信誓旦旦的骗回处理，结果不处理。鄂尔多斯市政法委的吉亚（电话：***）、杨忠厚（电话：***）2位科长，在2010年5月18日，根据我签字的 “明确了保留诉讼权利的同时，还可以1次性上报结案”的，我国至今根本没有的所谓的原则”，请示领导开会研究决定，下达文件要求达拉特旗依法纠偏的同时，将此文件同时依法上报了内蒙古政法委，至今无果。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信访局根据我以上依法反映的同样的问题，当时，也同时另外6次将“依法要求纠偏”的转办文件转办至达拉特旗人民政府，至今无果。2011年5月16日，这样下去自然而然绝望的我，被北京市公安局同样的保证依法依规纠偏处理呀的信誓旦旦的话语欺骗，将我成功的违法交给了达拉特旗将我打击报复劳教了，他们也就拍拍手了事了。5个小时之前，13年信访再一次被逼上梁山的我绝望跳楼，向达拉特旗公安局郭紫臻副局长打电话，我拼命讲我的问题，至今不知道到底是谁才是不推卸责任的承办责任单位，旗联席办包案的苏书记、信访局和法院的领导要么互相推诿，要么都不理睬我，恨不得看到我在地球上彻底消失。可是，这么多年，他们多少次将我从北京承诺保证处理之后接回来？接回来多少次又不履行承诺，至今拖延？郭紫臻副局长强调他知道以下这些情况；即：我依法依规13年反映 “我公司”4座煤矿已经行政许可获得的权利，被他人非法侵占，至今没有依法依规“行政告知”行政处罚决定撤销的问题直到2009年5月份至8月份，国家9部委部际联席会议组成的整规办依法下达了3份专门的督办函，又派出徐培根任督察组长的督察组到了内蒙古整规办依法依规督办此案；达旗整规办领导吉格定旗长，根据国家、内蒙古、鄂市整规办的文件严格的具体要求，签发了（达政字【2009】86号）达旗整规办向鄂市整规办的汇报文件。此文件的内容讲经过调查认为，贾建平反映的“我公司”作为属下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在1998年12月达旗关井压产工作领导小组，上报上级部门伊克昭盟和内蒙古关井压产工作领导小组时，上报的就是“我公司”作为属下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结果内蒙古关井压产工作领导小组最终审批下来时却改变了这4座煤矿的法人主体资格单位成为其他的目前的法人主体单位的问题，全部属实。可是，鄂尔多斯市、内蒙古整规办违法拒绝再向国家整规办报告。这样就导致至今包括国家整规办无人及时“依法”将调查的结果告知我本人。据此，我向北京地区人民法院起诉九部委（国家整规办）不依据《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72条的规定，以及《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23条的规定，依法答复我。我根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行初字第975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9）高行终字第672号行政裁定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高行监字第00092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10年8月份至今，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先预约再会见递交了7次申诉书。2011年1月26日已经通知我正式立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和全国各级信访接待窗口，根据2011年3月16日的我国根本就没有的“明确保留诉讼权利，同时上报结案”的凭空杜撰的政策依据的达拉特旗政法委（【2011】1号）文件；却拒绝接待反映以上问题的我。一直到了3个月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王贺法官向我打了电话（010，59891311，另有李倩法官，电话01059891336）告知我，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8月份就向他们下达了依法交办、重新依法处理此案的文件；王贺法官强调：“我们通过中央政法委，联系内蒙古党政联席办，他们介绍目前正在处理，如果他们不处理或者处理结果令你不接受，我们才能处理”。据此，我请求当地政府根据国家信访局（访蒙字【2010】98号）贾建平反映问题的函，签订的为了迎接建党90周年上上下下签订的限期结案责任状，至今没有下达文件告知我结案，反而将我打击报复劳教致残的实际情况，向我出具当地政府2年多以来至今不能依法下达文件告知我结案的文件，让我的这个信访问题依法排除妨碍，在北京法院处理；可当地政府无理地拒绝了。据此，我请求与我申诉2年半的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进一步洽谈，可当地政府阻止我请假赴京。在除了我被“围绕涉案金额达几十个亿元人民币的此案13年以来的黑恶势力”再一次打击报复劳教，或借口杀害之外，今天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我的像其他正常人的活路，也最终向围绕此案的黑恶势力妥协。请立即依法责令最高法院处理。

乡镇政府治理行为的回顾 篇6

—以湘南为例

李万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地推广，那种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地发展了，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农村普遍建立了乡（镇）政府，这是农村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至今乡（镇）政府已经走过了26年的历程。

笔者作为一名在乡镇工作近二十年的干部，对乡镇政府发展历程及治理行为有着深刻的体会，本文通过对一些乡村干部地调查，回顾笔者所在地方乡镇政府的治理情况。

部门设置与乡镇治理

说到乡镇治理就不能不说到乡镇干部与部门设置，因为乡镇治理毕竟是乡镇干部凭借着一定的权力对农村进行治理的行为，三者密不可分。

一、乡镇部门设置的历程

脱胎于人民公社的乡镇政府除了对农民的生产由原来的直接领导为指导之外，其他的职权大多继承下来了，其部门的设置有着一个发展变迁的过程，笔者认为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3年建立乡镇政府到1994年，这个时期随着农村社会经济形势地发展，乡镇政府在不断增设职能部门，这个阶段乡镇的部门与权力配置比较合理，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基层政府。80年代初由于乡镇政府尚处于初建阶段，农村的工作形势也不复杂，部门设置与干部配备也比较简单，一个部门就一个干部负责，有些干部一个人要负责两个部门，部门的负责人称为“员”、“助理”或者“专干”，如水利站的负责人叫水利员，民政办的负责人叫民政助理，计生办的负责人叫计生专干；主要有部门有党政办、财政所、民政办、计生办、水管站、农技站、财会辅导等部门，随着农村的工作形势地发展变化，又逐渐增设了国土所、文化站、城建办、劳保站、计生服务站（计生办的下级机构）等部门。

第二阶段：1994年至今，一方面是部门逐渐升格，负责人由“员”升为站长、主任，如水利员变成水管站站长、计生专干成了计生办主任；另一方面是，乡镇一些重要的部门或者一些部门的部分重要职权被县级的相关科局上收，如国土所、司法所、广播电视站等站所被上收，由县局直管；计划生育的执法权上收到法院、农村户籍管理权上收到派出所、民政办结婚登记的权力也被上收县民政局，从而使得乡镇部门由设置完整变成了残缺不全的局面，其拥有的职权无法应付日益复杂的农村工作形势。

二、当前乡镇部门设置存在的问题及对治理的影响

1、权力上收，责任却依然留在乡镇，缺乏相应职权的乡镇政府无力处置这些问题，极大地影响了治理的效果。

例如乡镇民政办为村民办结婚证的权力被上收，本来村民在乡镇民政办结婚证前要到乡镇计生办进行婚前检查，看结婚者是否已经怀孕，此举能有效地防止村民未婚先孕、未婚先生孩子等违法现象的发生，结婚登记的权力上收到县民政局之后，乡镇政府的计生工作少了一项有效的治理手段。

2、乡镇的部门设置与权力配置没有随着农村社会形势的发展而调整，致使乡镇难以应对新的情况，无法进行有效治理。

例如环保问题，2000年以前农村很少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但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却多起来，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在农村办一些污染大的企业，如办炼铅厂等。例如：有人在A乡的C村和D村交界处办了一家炼铅厂，村民出现了铅中毒现象，该乡政府非常重视这件事，立即向县环保局、县领导反映情况，谁知县领导在乡政府的报告上批复要乡政府自行组织力量处置这个问题。没办法，乡政府只有下通知要炼铅厂停产，同时与供电所协商，剪了炼铅厂的电线。由于炼铅厂又接好电线时断时续地生产，村民很不满意，不断地到上级有关部门上访，并以不进行村委会换届选举来要挟乡政府拆毁该炼铅厂，其实乡政府并没有环保的执法权，也管不了供电所，无法达到村民的要求，但村民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心目中，乡政府是有权力解决这个问题的，肯定是有领导得了老板的好处而有意袒护，一下子流言四起，乡政府的领导有苦难言，处于两难境地。

3、该淘汰的部门没有淘汰，影响了乡镇政府对乡村的治理。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一些职能已经弱化，社会需求趋于消失的部门仍然存在，其人员都是在编的，这种部门的存在，浪费了乡镇本来就不多的治理资源（财力与人力）。如乡镇农机站，一年到来无非是协助县农机局下乡收几次农用车辆的费用，这样的部门完全可以撤销，其职责可以合并到其他的部门去；二是一些部门职责重叠，不好开展工作。例如在2001年的乡镇体制改革中，设立了农业办，原来的设计是以农业办代替农技站、农机站、畜牧站，从而达到精简机构与人员的目的，但这种简单地把部门职能、人员合并的改革方式，既不好对应县级的各职能部门，又不便于在农村开展工作，于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又走回了老路，原有的部门如农技站、畜牧站、农机站依然存在，农业办也没有撤销，于是在农技站、农机站、畜牧站之上又多了一个管理层次，本来乡镇就有一个副乡镇长管农业，用得着再设一个农业办主任来管农业吗？这样一来造成了权力交叉、分工不明的弊病，遇事互相扯皮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影响了基层治理的效果。总之，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乡镇的部门设置不合理、残缺不全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乡镇的治理效果。

乡镇干部与乡镇治理

乡镇干部是乡镇治理行为的主体，他们的素质、数量与手中掌握的权力直接影响乡镇治理的成效。笔者的父亲在人民公社当了多年的炊事员，对乡镇干部与乡镇治理的关系，他给我打了这样一个比喻：“同样的菜、同样的配料，不同的人做出的菜，味道是大不相同的。有的菜味道太差，让人吃不下去；有的菜味道一般，勉强能吃下去；有的菜味道特别好，让人吃了还想吃！”这话很有哲理，笔者在近二十年的乡镇工作中，深深地感受到：不同素质的乡镇干部产生的治理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一、乡镇干部的来源与素质：对于乡镇政府所需要的人才来说，素质与来源密不可分，因为当好一个乡镇干部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熟悉农村、了解农民。从1983年底农村重新建立乡镇政府至今的26年时间里，不同时间段乡镇干部来源的情况是不同的，不同途径来源的乡镇干部由于文化程度、农村工作经验、人生经历等情况的不同，产生的治理成效也是大不相同的。

1、从农村中招聘的乡镇干部：从1984年到1992年实行从农村中招聘乡镇干部的政策，其做法是县里通过考试的方法，从农村中招聘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到乡镇当干部，实行三年一聘。招聘干部来源于农村，他们在农村长大，从学校毕业回家后又在农村劳动了几年，对农村是相当熟悉的，同时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父母、兄弟姊妹都是农民），这些人当上乡镇干部，很快就能胜任工作。因为是招聘干部，担心工作不努力会被解聘，因此工作特别能吃苦、为人处事小心谨慎，工作颇有成绩。这批人除了少部分人被解聘外，其他的人最后都转了正式干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成了县、乡各部门的骨干力量，招聘干部在乡镇治理中是比较有成效的。

2、大中专毕业分配的乡镇干部：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县级部门对大中专毕业生的需求逐渐饱和之后，大中专毕业生开始分配到乡镇工作，这些人无论是文化素质还是综合素质都较好（那时能考上大中专学校的人较少，是精英教育），而且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经过多年的锻炼，他们是当今中乡镇的中坚力量。他们当乡镇干部，给乡镇治理带来了新的观念。

3、从村支书、村主任中直接录用的乡镇干部：停止从农村中招聘乡镇干部之后，有关部门就出台从村支书、村主任中直接录用乡镇干部的政策，这是不用考试的，年龄、文化程度等条件也是比较宽松的。这种来源的乡镇干部有利之处是由于他们长期在村干部的位置上工作，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处理问题的能力较强，但他们由于长期局限于一村一乡，视野相对狭窄，文化素质也不高，虽然当了乡镇干部，但他们的工作方法与思路依然停留在村干部的时代，不可避免地把一些落后的观念与做法带来了（虽然有时这些做法很有效），对乡镇治理行为带来了负面影响。

4、考公务员的乡镇干部：2000年之后，大学毕业生国家不包分配了，大学生当乡镇干部的途径就只有通过考公务员了。这些人大多数出生在80年代之后，他们当中有不少城里来的人，就是从农村中读大学考上乡镇公务员的，其生活经历也是从学校到学校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经历艰苦的农村劳动地磨练，不那么熟悉农村，他们还有个成长的过程，对乡镇治理还没有多少新的创建。

5、凭关系进乡镇当干部：说句不客气的话，也就是“走后门”当上乡镇干部的。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政府进人的规矩被破坏，只要乡镇党委书记同意，无论是农民、还是是下岗工人，都可以进入乡镇当干部，通常的方法是：先做临时工（关系硬的人直接招工或者招干）——招工或者招干（一般属于没有编制的超编人员）——提拔为副科级领导，从而获得公务员编制，这类干部目前约占乡镇干部中的30﹪，这种来源的干部大多素质不高，但由于自恃有后台，优越感很强。这类素质的干部你能指望他产生较好的治理效果吗？

二、乡镇干部的数量：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乡镇干部人数（无论是领导职数还是一般干部）是比较合理的，从90年代中期开始膨胀，一是因为部门升格带来的人员增长，部门负责人由“员”改称为站长、主任，如水利员变成水管站站长、计生专干成了计生办主任，这可不仅仅是称呼的变化，有了站长就会有站员、有了主任就会有办事员，如此一来人员剧增；二是进人秩序混乱带来的人员增长，凭关系进乡镇当干部愈来愈多；三是领导干部职数设置过多。例如A镇由1984年的15名干部到现在的113人，Y乡由1990年的14名干部到现在的41名干部。俗话说：“龙多不治水”，这话确实有道理，乡镇干部人数多了，治理效果反而差了。因为原来一个部门一个人负责，无人可推，必须自己把事情做好，也有相应的权力把事情做好，现在人多了，内部矛盾也多了，内耗严重，治理效果自然不好了。

乡镇治理的内容与方式、方法

一、治理内容：全面负责

从文化教育、基层组织建设到招商引资、经办乡镇企业，从农业生产、计划生育到村民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出现的纠纷，甚至是夫妻俩打架闹矛盾，乡镇干部都得管，可以这样说，乡镇区域内所有的事都是乡镇治理的内容，正如有的干部说的那样：“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乡镇政府事事有份。”

在农业税取消以前，乡镇治理的主要内容是收粮、收款、计划生育，因为这不仅是县政府下达给乡镇政府的硬任务，不完成任务会被“一票否决”，而且向村民收粮、收款任务完成的如何直接关系到乡镇政府的切身利益；在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治理的内容主要是计划生育、维护社会稳定、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

二、治理方式：干部驻村、部门分治、分组专治

1、干部驻村：有的乡镇也叫包村。其具体做法是乡镇党委、政府把乡镇干部安排到各村驻点。驻村的干部人数各个时期不同，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由于乡镇干部人数少，一般是一名干部驻一个村，甚至一个干部驻二个村，九十年中期以后，乡镇干部人数急剧增加，驻村的干部自然多起来，小村一般都有二名干部（一名乡镇领导，一名普通干部），大村多达3—4人。驻村内容：村里所有的事无所不包，如村里的农林水事、矛盾纠纷调处、农村党支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种种工作。

驻村模式的变化：80年代至90年代，驻村干部对村里的事无所不管，在村里，驻村干部的权威高于村支书、村主任。进入2000年后，随着基层民主地不断扩大，村干部权力意识大为增强，村子内的事由村支书、村主任自主管理的多了，他们不愿也不让驻村干部管理得过于具体，同时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与村民接触的机会也少了，这样一来，驻村干部的权威大减，有时候甚至只起上传下达的作用。

总的来说，驻村这种乡镇治理中最常用的方法，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也是乡镇政府与村民联系的一个有效办法，只不过应随着时代变迁而改变其一些具体做法而已。

2、部门分治：乡镇政府设有党政办、财政所、综治办、民政办、企业办、统计站、经管站、国土所、广播电视站、司法所、文化站、计划生育办、城建办、劳保站、水管站、农机站、动物防疫站、林业站、学区等各种部门，通过各种职能部门对相应的工作进行治理，为村民提供服务。部门治理离不开驻村干部地支持，一些部门的工作会分解到各村，由驻村干部负责完成。例如民政办的灾情统计，就是由各驻村干部统计好本村的情况再报到民政办汇总。

3、分组专治：一些重要的工作，仅仅靠驻村干部、部门干部的力量是难以完成的，乡镇党委、政府就安排一些干部组成一个工作组来进行治理，从人力、物力给予保障。乡镇主要有计生组、政法组、农业组、企业组等。

三、治理方法：从粗放管理到以人为本、从人治到依法行政 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乡镇干部注重的是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却不尊重农民的合法权力，实行的是“命令—服从” 的模式，干群关系比较紧张； 2000年以后，这种人治方法在逐渐地向依法行政转变，乡镇工作也开始以人为本，注重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了，干群关系大为改观。但是现在乡镇治理中也存在一个令乡镇干部困惑的问题：乡镇政府做到了依法行政，村民不遵守政策法律的现象却多起来，那种人治的老办法不敢用，以人为本、依法行政的新办法又不管用，如何使村民遵守政策、法律成了个大难题。这里以计划生育为例：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在计划生育工作上，就采取了“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的治理方法，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做法中，延续了几千年的、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思想逐渐被打破。平心而论，如果没有这种强制手段，这个时期不知要多生多少孩子，农村人口可能根本无法控制，对于国家来说，无异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这种人治的方法无疑是非常有效的，但是这种工作方法，也确实影响了干群关系，乡镇干部的形象受到了极大的影响。90年代中期，出台了“七不准”的政策，乡镇的计生执法权被上收到县法院的计生法庭，而计生法庭那几个人不可能对一个县的计生对象执法，于是农村中超生、不按计划生育的现象又多起来，但乡镇政府对此却是一筹未展，连县里的文件都公开承认，计划生育陷入了 “有法律却无办法执行”的怪圈。

四、乡镇治理存在的问题

1、“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比较普遍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当前乡镇领导提拔过快、调动频繁，一些乡镇主要领导缺乏所必需的农村工作经验，导致乡镇治理效果不好；另一种情况是乡镇政府缺乏必要的专业人才，例如分管农业的副乡镇长不懂农业，农业办主任也没有学过农业，农技站的编制缺额时招考的对象并不要求是否农业院校毕业，考农技站的人只是为了解决编制问题，并不懂农业，不热爱农业；还有管政法工作的领导没有学过法律„„这样的干部配备方式，能指望有好的治理效果吗？

2、乡镇主要领导急功近利的思想影响了乡镇治理效果

现在的乡镇党委书记很少能当满一届的，少的一、二年，多的三、四年便会调走，谁都想在自己短暂的任期内做出成绩来，以求得到上级领导地赏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提拔重用、进城谋个好位子等。为了尽快出成绩，多是搞些政绩工程，至于对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就不会管了；对治理中潜在的危机，尽管已经看到，但只要自己在任时不会爆发，就不会去管，结果几年之后引发大的治理问题。

3、乡镇治理的方式没能跟上时代的变化

现在的农村变化很大，尤其是村庄的变化更大，一些原来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区村的村民有因为经济富裕、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纷纷搬迁到乡镇政府所在地的集市居住，集市由原来的一个村变成几个村居住的地方，小城镇有了很大的发展，村民的就业方式（不再依靠种田为生，而以打工、做生意为主）、公共产品需求都发生了变化（聚居的人多了，社会治安也复杂了，原来在本村容易解决的饮用水、垃圾处理等事情都成了难题。），但乡镇依然沿用原来驻村的方法治理，效果自然不好。

几点建议

一、按乡镇的具体情况合理地设置部门，同时配备相应的职权，使乡镇政府有能够处理好本区域内各种事情的权力。

二、规范干部来源渠道，杜绝“开后门”进乡镇当干部的现象，从而保证干部素质；严格控制干部人数，合理配备不同专业、来源的干部；提拔到乡镇任职的领导干部要具备一定的农村工作经历。这样才能保证有较好的治理效果。

三、乡镇治理的方式要跟上时代的变化，随着农村形势的变化（也即治理内容的变化）而改变治理的方式、方法，做到与时俱进。

循环经济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篇7

一、问题的提出

循环经济主要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是适应新的资源供给形势和新经济增长观念的一种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是国际社会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中提出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 具有时代特性和前瞻性。目前我国正在实行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现已开始立法来保障循环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而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 制度具有一定的惯性, 难以很快适应经济模式的转变, 在新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成为阻碍因素。因此, 分析循环经济的制度障碍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内涵

1、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

循环经济的思想萌芽于环境保护兴起的上世纪60年代。“循环经济”一词, 首先由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提出, 之后各国学者大量研究, 且大多是从技术、资源、环境及生态等角度进行的。实际上, 循环经济不是研究环境保护方法, 也不是单纯的生态经济, 它的基本含义是生产、消费的集约和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从而实现提高资源效率、环境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进而达到社会进步和福利最大化。它的基本特征, 又称“3R原则”, 即减量化 (Reduce) ———减少资源利用量及废物排放量;再利用 (Reuse) ———努力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化 (Recycle) ———大力实施物料的循环利用系统。图1为循环经济的“3R原则”。

2、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是融资源综合利用、生态设计、清洁生产、物料循环利用和可持续消费为一体, 将经济活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再循环”的“开环”模式转变为“资源—产品—资源再生”的“闭环”循环模式, 从而使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经济转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循环经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微观企业层面的循环经济要求实现清洁生产和污染排放最小化;中观区域层面的循环经济要求企业之间建立工业生态系统或生态工业园区, 实现企业间废物相互交换;宏观社会层面的循环经济要求废物得到再利用和再循环, 产品消费过程中和消费后进行物质循环。

三、传统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的缺陷

发展循环经济的首要目的是提高资源利用率, 缓解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 要求最大限度地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 最大限度地降低废弃物排放, 减少环境污染。循环经济需要有新的政策与之相适应, 才能充分发挥效力。传统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职能的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明确

由于我国环境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产权的界定不明晰, 使得环境资源人人都可免费使用, 对环境资源的竞争性过度使用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因此, 要解决环境资源使用过程中的外部性问题, 使外部成本与收益内部化, 十分有必要明晰界定环境资源的产权。但是, 由于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和一些环境资源具有弥散性与流动性的特征, 使得部分环境资源产权的界定非常困难。政府必须利用市场机制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制度, 明晰界定环境资源的初始产权, 调整环境资源价格体系, 建立环境资源产权交易市场, 使环境资源的价格能够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正确地反映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2、政策缺乏约束性与激励

经济社会发展中环境资源保护的正外部性使得在传统政府管理体制下部分地区与行业缺乏实施循环经济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应当在循环经济条件下建立完善环境资源合理有效利用制度以及产业发展的环境评价机制。由于许多资源产区发展水平较低, 环境资源价值的贴现值不高, 容易导致环境资源使用上的短期行为。政府必须建立必要的保护机制, 确保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相关的还需建立资源生产与资源利用地区之间的生态建设利益补偿机制。

3、政府有效制度供给不足

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环境保护不力, 而环境保护不力的根源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 难以调动人们保护环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经济主体具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内在特性, 在无外力干预下, 它总是会不顾社会利益而追求私人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 越来越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是有效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现有环境保护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 即环境保护的制度力度不够, 漏洞较多, 没有足够的权威, 因而不能保证有效地贯彻实施。例如排污收费制度, 排污收费标准既难以与通货膨胀相适应, 又不足以改变排污者的行为。而且,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执法不力等原因, 使环境保护效果不明显。因此, 要从根本上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 必须着重加强有效制度的供给。

4、传统方式阻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增长方式还是以“两高”为特征。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这又是产生废物污染最多的阶段。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 资源与环境的制约日益增强, 中国资源和环境现状要求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发展循环经济。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惯性, 使得转变增长方式很难一蹴而就。再加上现阶段中国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效益仍是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之一。各地区为了发展本地经济, 很有可能选择急功近利的经济政策来获取政绩。因此, 政府必须通过循环经济立法和执法的手段, 强制循环经济的发展, 同时在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加入循环经济的指标考核内容。

四、循环经济体制下政府职能的实证分析

目前, 云南还是处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外力的推动, 使尽快建立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式, 推动云南经济的发展。针对云南的实际发展情况, 云南省应该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循环经济在云南的发展。

1、政府应该发挥主导作用

循环经济思想的前瞻性和长远性并不是每个企业和消费者都能够理解并主动地实施。因此, 政府在建立循环经济战略的任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应该制定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促进企业和消费者实施循环经济, 统一协调各种利益, 协调各部门, 并加大政府投资力度。

2、加快各种法规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基于生态效率的经济模式, 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行的,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调控手段来实现。要保证各市场主体在关心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 积极关注环境效益、生态效益, 就必须尽快建立起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法规体系, 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引导企业的行为。只有建立公平的制度, 创造了市场平衡机制, 才能把循环经济变为企业、政府、公众的共同行为。目前云南缺少相关的法规制度, 严重影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因此应加快法规的制定, 保障循环经济的实施。

3、加强对试点企业的跟踪指导, 发挥示范作用

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是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很强的工作, 在云南仍处于起步阶段。开展循环经济试点工作, 对探索、总结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而云南虽然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仍存在目标不够明确、发展动力不足、缺少技术资金以及协调机制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因此, 应进一步加强对试点企业的跟踪指导, 加大对试点企业的支持力度。协调、解决试点单位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同时, 强化试点示范效应, 发挥好示范作用, 为今后实施循环经济做铺垫。

4、加快构筑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只有依靠科技进步才能不断提高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没有科技的支撑, 最基本的回收利用都难以实现。只有在技术上取得突破, 才能加速促进循环经济的建立。因此, 必须加快构筑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包括促进科技投入的政策、各项专项技术政策, 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 包括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以及环境无害化技术、替代技术、再利用技术、系统化技术等。

五、结论

通过政府的参与和调控, 建立起一种新的制度框架, 把生态环境纳入政府的公共管理范畴, 形成鼓励资源再生和循环利用的政策体系、制度体系和社会机制, 创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新的环境管理机制, 使发展循环经济的外部收益内部化。外部环境的这种变迁必然会对企业形成一种新的约束或激励, 企业可将这些变化内化, 进而引导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生态化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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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马继民:推进甘肃循环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思考[J].开发研究, 2007 (5) .

公共经济学政府行为 篇8

摘要：本文以浙江义乌“开发区”圈地运动为例，应用需求—供给分析方法对基层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土地流转；基层政府行为；需求—供给

一、基层政府行为存在问题的典型案例

2001年10月的一个傍晚，义乌市廿三里镇如甫村村委会主任施培通赶到镇政府，几乎没有讨价还价（全镇最高价格—每亩地53360元），便在副镇长楼允民拿出的《征地协议书》上盖上公章，在“乙方代表”旁签了字按手印，“甲方”则盖的是廿三里镇人民政府的公章。2002年5月，2300万元的征用款到位，如甫村450余亩农地从此改变了性质，从农用地变成了建设用地。460多个村民从此成为拿绿户口本的“农村居民”。 而如甫村这一片农田，由于建设开发迟迟没有到来，灌溉管道被切断，无法耕种，这片土地只能就那么荒着。直到2003年10月初，义乌市商城集团以3.3亿元拿走如甫村160亩土地，每亩达200多万元，村民们终于明白了荒地的“价值”。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面前，浙江义乌像如甫村这样被镇政府强行征地再以开发区形式高价卖出的，各乡各镇比比皆是，大家都陷入疯狂圈地的狂潮之中。义乌农民手里的土地几乎被征用殆尽，一切都是镇政府和村干部说了算，在征地协议书上没有土地承包者发表意见的地方。

二、基层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1.村委会以低价出售农地，为实现自身绩效服务。作为农村基层组织如甫村的村委会在农地流转过程中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镇政府强制要求征地，如甫村村委会便无条件执行。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村委会在农地流转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图1）。基层政府对农地的需求为D，而农民的供给为S，而村委会严格执行基层政府的制定的协议上低市场价格的协议转让价格。这样造成基层政府对农地的需求有正常情况下的Q1 扩大到了基层政府协议转让农地数量Q2，造成Q1Q2的农地的过度使用。

2.对基层政府低价购买农地，竞价出售农地的分析。基层政府以需求者的身份通过村委会从农户手中低价强制购买农地（如图2）。D表示市场对农地的需求，由基层政府低价垄断购买；S表示农民对农地的供给；MC是边际成本，代表基层政府对农地的购买价格。基层政府在市场价下，仅能购买到Q1数量的土地，而利用垄断低价购买到的农地量增加到Q3；Q1Q2表示由于固定的低价成本所致导致的基层政府对农地需求量的增加；Q2Q3是基层政府的效用因素导致的需求量的增加。基层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购得农地后，把土地以供给者的身份出售手中的农地，为自己牟取利益。虽然在一定时间内，土地没有出售，基层政府可能因此损失几年的税收及水、电、通信等附加收入，在中小企业遍地的义乌，众多企业用地需求让土地资源变得更为稀缺，因此地价是一路飙升的，基层政府通过竞价出售农地后，足可以弥补一切。如图三，显示了基层政府对农地垄断供应的租金收入。在农地数量供给既定的情况下，农地价格由需求决定，由需求与供给曲线的交点我们知道，此时市场的需求为Q1价格为P，而此时基层政府购得土地的价格仅为MC，则可以基层政府获得面积为ABEF的巨额收益。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由于中国的农地制度客观上造成了产权的虚化，土地成为一种非市场资源，权力介入到市场中来，农村基层政府真正成为流转的主导者。农村基层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农地流转，代替农民和需求方谈判，它既充当了土地供给者的角色（相对于土地需求方），又充当了土地需求者的角色（相对于农户）。于是，就产生了农地卖出方农户得到的农地收入和农地购入方支付的农地价格之间存在一定差额。土地差价收入的绝大部分就被各级基层政府借助土地产权的残缺和虚化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三、规范农村基层政府行为的对策和建议

1.加强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与激励。首先，通过立法明确农村土地流转中基层政府官员行为的法律规范，增强其服务意识。其次，建立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多重指标相结合的考评模式，使官员的政治激励与其决策成效挂钩。第三，增加经济激励，国家在政策上对于基层政府官员的经济激励应该予以肯定，以减轻隐性经济激励的影响。

2.健全民主监督机制，给予农民更多的权力。权利疏于监督就会滥用。目前，农村基层民主制度落后，群众监督弱化，这使得基层政府独断专行，强制土地流转，并缺乏公开透明操作程序，实行“暗箱操作”，侵犯农民利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民主监督机制很重要。农民作为利益的最密切相关者，最有动力监督基层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给予农民更多的权利，可以更好的监督基层政府行为，真正体现农民的愿望，保护农民的权益。

3.政府退出商业目的的土地开发，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基层政府征地权力作为一种公权，如果效力于私利，则违背了其行政宗旨。因此，政府应退出商业目的的土地开发，在征地中只充当一个中介和协调的角色，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尊重农民作为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主体地位，从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高度出发，积极引导土地流转，保证土地流转健康有序进行。

参考文献：

[1]关土荪杨文选：《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2期.

[2]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