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生哲学

中国人生哲学（共8篇）

中国人生哲学 篇1

谈到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说到人生和人生观。

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人生，什么事人生观。人生，顾名思义，就是人的生活、人的生存、人的生死历程的总称。人生的生死历程，在不同宗教，不同人的眼中有不同的含义。从生到死，是人的一期生命，在老子看来，人一出生，便是向死里去，便是所谓的“出生入死”，生生死死的过程，就形成了一个怎么样去观人生的过程。而在观人生的过程中，难免会对人生产生自己独特的见解、认识、态度和观想，这便是所谓的人生观。人生观是人们对人生的根本态度和看法，它要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理想、信念、追求等问题，其基本内容有：贫富观、苦乐观、义利观、荣辱观、道德观、公私观等。

不同的人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在不同条件下，同一个人也可能产生不同的人生观。人们活在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形成形形色色的人生观是一种必然，一种客观事实。就像对于同一句格言，在六岁小孩和六十岁老人的口中讲出所表现出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完全不同，一千个人眼中总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如先秦诸子百家便是一个典型，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由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方面的不同，而形成种种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对于人生的理解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一种极其高深的水平，由此形成的人生观就各有各的特色。先哲对于人生观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下面讲讲我对儒释道三家人生观的一点理解。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成就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达则兼善天厂，穷则独善其身”，对待他人充满爱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也要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儒家因此出了无数志士仁人。“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一生的精华便在这句话中，他从小就立志向学做人，寒窗十五载，三十岁能在社会立足，在齐、鲁传播礼法，到了四十岁不再困惑了，而后退居修诗书礼乐，讲学弟子，五十岁后，懂得了人生和宇宙相通的道理，能够处理一切突变；后仕鲁授政，去卫、陈屡受挫折，至六十岁便尝遍世间的酸甜苦辣，能顺其言知其作为了；晚年自陈到蔡、楚、卫返回鲁国，潜心研究学术，七十岁完全超脱人世纷争，随心所欲而不逾越礼法。孔子的一生将儒家的人生观阐释得淋漓尽致。

道家的人生观，是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的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反对心为形役，透外物面不反，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与宁静，认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道家的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之情为最高目标，或院于山林，或陷于朗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道家人物是典型的清修隐者。以庄子为例，在人生观方面，庄子可谓是极具特色很有的，他所极力奉行的是“出世”、“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而反对与统治阶级合作的所谓的“卑鄙”行为；为统治者卖力的人，庄子也是很鄙视的；在财物和感情方面，庄子明显的是重感情而轻财物的。他认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虽淡却很亲近，小人虽表面热情，实际上却没有沟通感情，只是相互利用，尔虞我诈，各有谋求而已。

佛家有“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之说，其中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就反映了佛教对世界万物以及人的生命本身的看法，即佛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本出发点。“无常”是指没有一种永恒的，固定不变的状态，世事万物都处于生灭不定的运动和变化之中。“无我”就是没有常存的主体，世俗所见之主体和客体都是虚妄不实。因此佛教要求众生灭除贪念，于世事生厌离之心，使自心得到解脱而证无上正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对世界和人生的总的看法，是佛教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既然世间一切事物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性，一切事物都处于一种不断地生灭变化的状态中，那人生就是一种苦，这是在佛教世界观基础上建立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人生哲学 篇2

纵览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史, 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不断地斗争、融合, 其他如墨家、法家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主流的哲学思想。对于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哲学思想, 我们可以将其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而对于有些内容, 我们亦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 提取其中有用的部分, 使之成为对今天有所助益的思想要素。

一

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我们基本可以理清中国古代哲学具有以下特征。

(一) 注重人生。

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往往从生活的实践出发, 来研究各种哲学问题, 所以特别注重对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重所讲的心、性、情、意、良知等都表示出对人生、人性, 以及对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所关注的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与解脱, 向往着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佛家追求成“佛”, 将达到涅槃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两千多年来, 对人生的审视, 对人的自我追求的关注, 始终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孜孜以求的核心问题。

(二) 注重践履。

知与行的关系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简而言之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国古代的哲学成就不仅仅表现在理论方面, 更体现在这些理论的践行上。诚如孔子所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里所谓的“乐之”, 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 从而获得一种乐趣。道家的退隐, 墨者的身体力行……无不表现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不仅关注理论的构建, 而且能做到言行一致。

(三) 注重道德。

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哲学, 儒家的“五伦”、道家的修身、佛教的向善都是以道德为第一要义的, 封建社会的秩序也是通过道德来维系的。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们的修养, 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

(四) 注重和谐。

中国古代哲学不仅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而且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道家创始人老子在追寻万物产生的本源时, 体会到“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各种关系, 以达到“人和”的境界。中国古代哲学极力通过各种方式追求一种和合的境界。

二

几千年来, 中国古代哲学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 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心理积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许多思想, 不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且对促进世界的文明与进步也起到了推动作用。诚然, 中国传统哲学作为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 其中自然存在着一些糟粕, 至今仍会产生一些消极的作用。因此, 有人曾质疑:21世纪, 我们还需要接受这些传统哲学思想并使之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吗?这些传统的哲学思想是不是已经过时, 应该被扔入故纸堆中了呢?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很多思想, 我们应当客观、理性地来看待, 其中有很多精华部分与当今的时代并不相悖, 只要我们能够赋予它们新的涵义, 给予它们新的理解, 那么它们仍然会给人们以启迪, 对现实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今天, 当我们重新翻阅中国古代的哲学典籍, 细细品味, 仍然会获得很多感悟, 而这恰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魅力所在。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人们的思想不断受到外来的冲击,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一再地受到冲击。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社会的进步, 但一些西方消极的、错误的思想也随之而来。

生活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21世纪, 作为国家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代大学生任重而道远。国家、社会、学校、家庭都给予了他们很高的期望, 但很多社会现象却不得不让人警醒, 很多大学生的现状不能不让人担忧:人本精神的缺失、精神文明的真空、公民意识的淡薄、生命尊严的淡漠、责任感的缺乏、社会道德的沦丧……这一切已为高等教育敲响了警钟。将中国传统哲学导入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 并非是一种倒退, 而是希望能用传统哲学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那一部分优秀思想和观念来震慑当代大学生的心灵, 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

三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一) 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个人的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培养, 对当代大学生塑造具有高尚品格的情操, 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 很多大学生进入高校后, 便放松了自己, 对未来感到很渺茫, 于是把精力放在上网、恋爱上, 白白地虚度了宝贵的光阴;有些大学生为了获得奖学金, 取得荣誉, 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 大学时代正是一个人加强自身修养, 培养理想人格的时期。未来的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将自己定位于何处, 这些都离不开个人修养, 以及思想认识的提高。

中国古代哲学的各家各派都非常注重个人自我修养的充实。在儒家看来, 人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结构, 才有完善的理想人格, 因此就要努力充实个人的学识和涵养。孔子把学习当作一种乐趣:“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 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孟子认为, 人无论在何时, 都要做到“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保持自身的操守, 不因名利损毁个人的品格。道家哲学认为, 虚假的名誉会给人带来伤害, 庄子认为:“名止于实, 义设于适, 是之谓条达而福持。”只要名誉与实际相符合, 善行与能力相适应, 就可以了。墨家也非常重视“修身”, 强调“察色修身”和“以身戴行”。

总而言之, 当代大学生应当注意自身修养的提高, 健全人格,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 脚踏实地地学习, 老老实实地做人, 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也正是古人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今天被时代赋予的深意。

(二)

中国古代哲学主张正确地对待义利之间的关系, 对当代大学生面临义、利的矛盾时作出正确的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义和利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争论的焦点, 在义利问题上, 各家各派都有各自的观点。在义利问题上, 当代大学生又当如何去抉择呢?当前, 有的大学生为了赚钱, 误入传销组织, 为不法分子所利用, 害人害己;有的大学生为了获取蝇头小利, 向自己的同学兜售一些“三无”产品;有的大学生违反学校的相关规定, 为了获取利益铤而走险……

中国古代的哲人们在义利问题上曾做出许多不同的选择。儒家承认谋取物质利益和祈求幸福是人们的共同追求。孔子曰:“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孟子也说:“欲贵者, 人之同心也。”但儒家哲人又认为:“君子谋道不谋食。”在他们看来, 物质利益只是人们为了生存的一种基本的、低层次的需要, 还有更高层次的需要, 那就是对道义的追求。在道家哲人的面前, 名利富贵皆烟云, “圣人去甚, 去奢, 去泰”, 认为应当去掉过分的追求、过分的欲望和过分的企盼。庄子反对争利, 特别反对用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

今天, 在社会主义社会, 每一个人都应当正确地处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关系。首先要肯定每一个人的正当利益,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难免会产生矛盾。当发生这样的矛盾冲突时, 应当坚持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原则, 个人应以大局为重, 必要时, 还应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当代大学生如通过合法的手段去赚取生活所需, 这无可厚非, 高校往往也鼓励学生勤工俭学, 但需要注意的是, 不择手段谋取利益, 其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三) 中国古代哲学推崇“仁爱”原则, 追求人际关系

的和谐, 对于当代大学生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的大学生往往都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公主”, 是父母长辈关爱呵护的对象, 这也就造成部分大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点。但是进入大学以后, 远离父母, 大学生开始了集体生活。如果还继续保持“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 凡事只考虑自己, 那么, 这样的大学生将很难适应大学生活。

中国传统哲学崇尚“仁爱”的原则, 强调要“推己及人”, 关心他人, 认为在人与人的相处中, 应当设身处地为对方考虑,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孟子强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荀子强调:“仁者自爱。”墨子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功利原则的角度, 提出了“兼相爱, 交相利”的思想。从仁爱精神出发, 我国的古人主张“和为贵”, 强调社会和谐, 讲求和睦相处, 倡导团结互助, 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 始终坚持与人为善。

今天的大学生在集体生活中同样应奉行这样一种“仁爱”精神, 努力搞好与同学、老师的关系, 凡事多做换位思考, 平等待人, 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四)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道德的实践, 倡导言行一致, 对于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的提高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当前,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现象, 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 不利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某些大学生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表现, 如在考试时违反考试纪律, 与人交往时不讲诚信, 面对父母长辈颐指气使……这不禁使人们在心中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难道今天的大学生就是如此不讲道德吗?”

中国历史上的儒、道、墨、法、佛等各家都认为, 在塑造理想人格的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注重道德的实践。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如廉洁自律、宽厚待人、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尊师敬业, 以及刚健有为、舍生取义、见义勇为、发愤图强、恪守诚信等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深入人心。

而今, 当代大学生仍应践行这些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道德传统, 并要身体力行, 做到言行一致,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相信在当代大学生的表率下, 我们的社会将会更加和谐、美好。

中国古代哲学可以说是一个矛盾体, 具有鲜明的两重性。有些哲学思想表现出积极、革新、进步的一面, 属于精华的部分;有些哲学思想则表现出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 属于糟粕的部分。当代大学生应注意继承和弘扬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积极思想, 并根据现实, 赋予它们以新的内容, 使这些思想能真正为我们所用, 为我们自身的发展, 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

摘要：对于中国古代哲学, 人们应该持正确的态度, 了解中国古代哲学, 接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精华部分的熏陶, 这会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塑造、道德的养成、为人处世等各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拳术与中国哲学 篇3

然而，种类与门派之划分，不能损拳术真谛之分毫。拳术之名称，人皆能得而呼之：拳理之错对，非智者不能分辨。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故知己知彼者，谓之明智。

明智之习武者，必先求其理，然后习其拳：暗愚之技击家，必先求其用，然后于其理终不能通。

理者，普遍之规律，不独适于拳术，实适于万物，此哲理之谓也。

孙禄堂先生在其武学著作《拳意述真》中写道：“夫道者，阴阳之根，万物之体也。其道未发，悬于太虚之内：其道已发，流行于万物之中。夫道，一而已矣。在天曰命，在人口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

今之习武者，终日淡论内劲，而习内劲之方法更是千奇百怪，岂知孙先生已明言：内劲之道，已存于众人之体。无需体外乱求。诚如禅宗六祖慧能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正此之谓也。

故孙先生言：“世人不知内劲为何，或于一身有形有象处猜想，或腹中运气，或心中努力，皆是抛砖弄瓦，放学拳者如牛毛，成道者如麟角。”可见，世之习武者根本不知内劲为何，更谈何修炼内劲?究其原因，实乃对中国哲学缺乏认识所致也。

然而，中国哲学，上下五千年、贯通儒佛道，诸子百家各一见、三教九流齐争鸣。到底何者为中国哲学之精华?答曰：《易经》与《老子》。

何出此言?因中国以儒、佛、道二者之哲理为至要，而佛学乃外来之学，非植根于中国之本土，故其代表性不足，而儒、道则源自我国，根于本土，足以代表中华，光耀智慧。

道学因一部《老子》而独树一帜，儒学因一部《易经》而世代相传。《老子》之精华尽在，以弱肿强，《易经》之哲理尽在阴阳之变。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又曰：“水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更曰：“柔弱者生之徒，刚强者死之徒。”故老子思想之精华尽在以弱胜强。

《易经》之理尽在阴阳之变，即阴阳之理：纯阳为天，纯阴为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万物之状，尽以阴阳穷尽。阴阳之变并非占卦、算命，实乃会意万物，能会万物之意者，非哲理而谁?

八卦之中，以坎卦喻水。水之性，外柔内刚，故其卦象：上下为二阴爻，中间为一阳爻。外柔内刚之状尽显，绵里藏针之意已会。

《易经》以坎卦喻水，象其外柔内刚；《老子》以水喻道，取其以弱胜强。减如孔子所言：天下之道，何用千思万虑，实殊途而同归!

查先辈之拳论云：“道本自然一气游，空空静静最难求：得来万法皆无用，身形应当似水流。”又日：“道门虚无生一气，便从一气产阴阳；阴阳再合成三体，三体重三万物张。”形意拳前辈郭云深先生云：“养灵根而静心者，道艺也；固灵根而动心者，武艺也。”王芗斋先生曾言：使周身与大气发生感应，喻曰：“空气游泳，庶几近似也。”王宗岳的《太极拳论》云：“一羽不能加，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概皆由此而及也。”

上述之言，乃前辈拳家，以儒、道两家哲理之精华，入于拳术，而成之拳论也。

请君细思，其中可有教君专习力乎?可有教君专求速乎?然而，以弱胜强，外柔内刚之理则尽在其中。诚如拳经云：“外形势顺者，自增气力；内里中和者，自生灵气。”此非《老子》所言：无为而无所不为乎?或又与孟子所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意暗合乎?

中国之拳术与中国之哲学，不可一日分离。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然而，丧失中国哲学指导之中国拳术，必将黯然失色。

于是，拳击、散打、跆拳道风行一时。而轻轻一碰，立可入里透内，伤人于无形：静如山岳，心如止水，动如惊涛骇浪；触其外软如棉，碰其内坚如钢，防不胜防：不动则已。动则如狂风扫叶，摧枯拉朽之中国拳术不复得见。

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篇4

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是独立发展的哲学类型之一。中国哲学始于先秦，历史悠久，与同时期世界其它地区的哲学相比，属于少数达到较高水平的哲学形态之一。因其多源于生活而用于生活，中国哲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其也深深的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中。

中国哲学博大精深，以儒家、道家、佛教思想为主，又融合了墨家、法家、阴阳家等思想，融会贯通，兼容并包，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概念范畴。中国哲学这些独特的概念范畴如：道、气、理、神、虚、诚、明、体、用、太极、阴阳等。凝结着中国思想家的智慧。在中国哲学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些范畴被不断地充实、丰富，赋予新的内容，围绕这些范畴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将中国哲学的理论思维水平不断提高。

中国哲学总的来说有以下几个基本特质：

一、伦理本位；

二、积极入世；

三、辩证思维；

四、兼容并包；

五、天人合一。下面我将以这几个特质为切入点，对中国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伦理本位

伦理本位，即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这一传统自夏朝就有，典型的有宗法制，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演变而来的，是王族贵族按血缘关系分配国家权力，以便建立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其特点是宗族组织和国家组织合二为一，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完全一致。这种制度确立于夏朝，发展于商朝，完备于周朝，影响于后来的各封建王朝。

至孔子，在伦理本位的思想下，继承并发展了仁的学说。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简而言之，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为先，而修身又以修德为先。而仁是道德的总汇，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并对礼加了定义，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曰：“恭，宽，信，敏，慧。”曰：“居处恭，孰事敬，与人忠。”以仁达到“修齐平治”。

如此久而久之，深入人心，伦理便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封建时期，三纲五常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提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妇女需遵三纲五常。而如今的中国，仁义孝悌依然提倡，注重家庭关系也是受了伦理本位的影响。

二、积极入世

孔子曾说过：“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深刻地体现出了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心，以及积极入世的心态。孟子也曾说过：“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佛道二教多存出世之心，但久而久之也受其影响。佛教出现了菩萨精神、人间佛教、生活禅。道教出现了全真教、净明道，以普世济人为宗旨。可见其影响至深。

延伸至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宗教神学虽比较活跃，但未能占据统治地位。中华民族更着眼于现实社会，而不注重彼岸世界。对于学问，提倡学以致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受积极入世的影响，读圣贤书，登科入仕，成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首选。

三、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指以变化发展视角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通常被认为是与逻辑思维相对立的一种思维方式。在逻辑思维中，事物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事物可以在同一时间里“亦此亦彼”、“亦真亦假”而无碍思维活动的正常进行。这一特点几乎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生活中。《周易》中记载：“一阴一阳之谓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强调了矛盾，变易，创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强调了质变源于量变。道教经典《道德经》中也有说：“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说明了矛盾与双方相互依存;“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兵强则灭，木强则折” 说明了矛盾与双方相互转化。

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例子有不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就是大家所熟知的。此外，“白马非马”；在不同的环境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短浅眼光与长远眼光的区别等等都体现了辩证思维。

四、兼容并包

兼容并包，简而言之即一“和”字。

《论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中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生焉。”《道德经》有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兼容并包，要求人有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的精神，高尚的品格，与人和善，与天地敬重。故中国古人对天地常怀敬重之心。因为兼容并包，春秋时期百家虽相互争鸣，却也相互吸纳，相传孔子也曾问礼于老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虽儒家独大，但其后的儒学、理学也吸纳融合了法家、道家等的学说。因为兼容并包，中华民族五十六个名族亲如一家，和睦共处。因为兼容并包，中国人注重“家和万事兴”，继而国家太平。

五、天人合一

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这里的“天”分为：自然天、主宰天、义理天和境界天。主要有道家、儒家、佛教三家观点。

儒家

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的，但不自觉的合一。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禅宗

在禅宗来看，人性本来就是佛性，只缘迷于世俗的观念、欲望而不自觉，一旦觉悟到这些观念、欲望都不是真实的.真如本性自然显现，也就达到最后成佛的境界，因此，他们提出“烦恼即菩提，凡夫即佛”.真正达到觉悟后的境界是什么呢？从某种秤谌看，仍有点象道家的一切顺应自然之意。故禅宗语录有言：“悟得来，担柴挑水，皆是妙道。”“禅便如这老牛，渴来喝水，饥来吃草。”

道家

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庄子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

季羡林曾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它使人超脱，人平和，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回归自然。

中国人生哲学 篇5

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谈起

“东学西渐”研究在我国的逐渐展开和结果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对西方的影响涉及从器物层面到社会制度形成与变革直至哲学观念等各个层次.中西哲学文化的互补性及所遵循的共同发展规律说明,无论是西方哲学文化还是中国哲学文化都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在全球化时代取代、更新、补缺是正确处理中西哲学文化之间关系的基本方法,这才是我们化解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之道.

作 者：杨永庚 Yang Yonggeng  作者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法政系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B2 关键词：中国哲学文化   西方哲学文化   合法性危机  

中国哲学-概论 篇6

概论

一、中国哲学基本线索与内容

1、中国哲学是以儒学为骨架，儒释道三家并存并融的一种思想体系。（儒释道三足鼎立，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儒学，中国哲学最核心部分；中国哲学最基本特征—以儒学为主；中国哲学中的中国指“传统中国”-现存在于台湾，现代的中国是西化了的中国；中国本土哲学：儒、道）

2、线索

△起点：夏商周时期的礼乐文化，以“六经”为代表

（伏羲、黄帝、尧舜禹、汤、周文武王、周公-制礼作乐→礼乐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初建；六经-六部儒家经典，始见于《庄子--天运篇》。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乐经》已失传，所以通常称“五经”）（《礼经》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五经》中的《礼经》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中：“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并更名《礼记》。

六经浅说

《汉书·艺文志》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所谓“六经”，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文献，当时并没有称“经”，直到战国后期，庄子转述孔子对老子谈论这六部著作时，才开始有“六经”之说。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者们推崇孔子，才有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之说。实际上，这并不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先说《周易》，这是一部渊源邃古、博大精深的哲学著作。《易》源于河图洛书，夏代称《连山》，商代称《归藏》，到周代才叫《周易》。“易”有三种含义，一是变化，即世间万事万物的无穷变化；二是“简易”，即以简单诠释复杂、“以六爻穷变化”；三是“不变”，即永恒不变。“易”为夏、商、周三代王室卜官所掌管。

《书》，又称《尚书》，这是周王室外史所藏的政治文件。《尚书》从内容上 1 可分为两类，祭祀类和战争类，即所谓“古之大事，惟祀与戎”。从文体形式上也可以分两大类，即上行的奏议和下行的诏令。《尚书》的文章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在命题谋篇上非常讲究，不少篇章文采飞扬。但由于时代久远，语言佶屈聱牙，古奥难懂。

《诗》即《诗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集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来源有二，一是王室派“行人”到民间“采诗”，二是公卿大夫给周天子的“献诗”。但无论哪种诗歌，最后统一由周王室设在家庙的“守藏室”（即国家图书馆）删定。春秋时期，诸侯宴飨、会盟，莫不赋诗，可见《诗》已普遍流传。《诗》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包括十五国风，《周南》、《召南》、《王》则是洛阳一带的民歌。雅、颂则是王室的祭歌和颂歌，表现手法有赋、比、兴，它的基本风格是淳朴自然，敢于描写现实，开启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

《乐》是隶属周王室司乐的音乐作品，有人说《诗》和《乐》实际上是一体的。《诗》为乐歌，“诗”记词，“乐”记谱。《乐》集夏、商两代音乐精华之大成，由周公在洛邑整理而成，周王室历代乐官修订。现《乐》已失传，无法知道其原貌。

《礼》，又称《周礼》、《周官》，是周王室的宗伯管理的典章制度。周公在洛邑制礼作乐，奠定周礼的基础。所谓礼，是天子、诸侯、大夫必须遵循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主要内容有建侯卫、宗法制、封诸侯、五服制；爵位、谥法、官制和吉、凶等礼。《周礼》被秦始皇彻底烧毁。西汉末年，刘向自称发现了古本并加以著录，这就是今本《周礼》，此事至今还令人生疑。（周礼、仪礼、礼记）

《春秋》之名，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除周王室外，各国也都设有史官。秦焚书后，各国国史皆亡。西汉时，学者们借口耳相传，整理成《左传》、《公羊传》等，汉儒以为以上各书是解释孔子所作的《春秋》的。它们究竟与孔子的关系如何，尚不能定论。

周代重视贵族教育，贵族子弟把诗、书、礼、易、乐、春秋称为“六艺”（“六艺”有两种，另一种为礼、乐、射、御、书、数），是必备的知识。而诗、书、礼、乐、易、春秋藏于周王室，至春秋末年，周王室大乱后，大量典籍散失。

因此，除《春秋》存疑外，其余“五经”皆应编修于洛阳。龚自珍《六经正 2 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清《睢阳袁氏（袁可立）家谱序》：“若其诗文根本六经，德业师模三代，蠕言螳动，俱无愧于汝南家法。” △先秦哲学（诸子学）：（BC771-BC221，特指春秋战国，公元前 221年秦王朝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人们称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哲学为先秦哲学。

简介

中国奴隶社会以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的哲学。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哲学思维从原始时代人们对精神和自然界关系问题的两种自发的对立倾向，经过殷周奴隶社会的天命神权论和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之学，在剧烈的社会变动中形成了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各种对立的哲学体系和哲学派别。它们之间互相辩难，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代。

历史背景

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殷商和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中国奴隶社会保留了公社共同体形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土地属奴隶主国家所有，强迫奴隶集体耕作，春秋至战国初，由于铁器和耕牛的使用，产生了用个体生产代替集体耕作、用地主土地私有制代替奴隶主土地公有制的经济条件，宗族奴隶制在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中逐渐瓦解。

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了反复的斗争和较量，封建制终于战胜了奴隶制，先后建立了魏、赵、韩、齐、楚、燕、秦7个封建国家。秦国实行封建化改革最晚，也最为彻底，商鞅变法的成功使秦国一跃而为战国后期的强国，奠定了后来统一中国的基础。封建制度的确立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生产的发展又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先秦哲学随之产生和发展。

发展过程

先秦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中国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3个阶段：

萌芽时期

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在殷商奴隶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上帝神权观念，周灭殷后发展为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周公提出“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经》和《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

诸子前哲学

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天命神权也发生了动摇。在《诗经》中出现了疑天、责天的思想。出现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对自然界的变化作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同时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伯阳父、史伯、管仲、医和、子产、晏婴、史墨等人，可以称为先秦诸子前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

诸子哲学

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是中国哲学进入诸子百家之学的开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等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每个学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发展，使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主要派别

先秦诸子哲学的主要派别有

①儒家。这是创立最早、影响较大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其中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两个派别最有影响。“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子思）、大学（荀子）

②墨家。创始人是战国初年的墨子，他的哲学中包含有非命尚力和尊天事鬼的矛盾。墨子死后，“墨离为三”。战国后期，墨家的一派克服了墨子学说中的迷信成分，在唯物主义认识论、逻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

③道家。传统认为老子是其创始人。他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内容，又有唯心主义的成分。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哲学思想，通过相对主义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稷下道家则提出“精气”说，对老子的“道”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战国时期道家的一派还和名家、法家相结合，发展成为黄老之学，4 为后来的汉初统治者所推崇。

④法家。其先驱为管仲、子产，真正奠基人是战国时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人。到战国末期，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他继承了老子和荀子哲学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

⑤名家。是战国时期专门讨论名实关系和概念同异、离合问题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惠施和公孙龙。他们对事物的同一性和差别性问题作了探讨，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⑥阴阳家。以邹衍为代表，他把阴阳五行说加以神秘化，用五行生克的顺序来说明王朝的更替，提出“五德终始”说，为新兴封建政权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兵家、农家、纵横家、杂家等学派。先秦哲学的特点及其演变

先秦思想的发展有两次重大转变。第一次发生在殷周之际。对这次转变的性质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大致认为这是一场宗教改革运动。我以为，这是一场宗教批判运动。其实质，是摆脱传统宗教，开创人文精神。这不是宗教内部的变化，而是以人文取代宗教的过程。这场宗教批判运动的深层面的思想根源，应该归之于祖先崇拜。一方面，在先民的观念中，天帝的旨意是通过祖先神来传达的，而祖先神当然首先要保佑本族类，这使天命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另一方面，祖先神这个中介，拉近了人与天帝之间的距离，使二者之间具有一定的亲和性。所以，当一些特殊事件发生，如殷之代夏，周之代殷，便使人们比较容易地对天命发生怀疑并进而肯定人的价值。

中国哲学与文化之不同于世界其他民族的根本特质是在殷周之际奠定的。由此看来，中国哲学史的开端问题需要重新考虑。过去，胡适先生从老子写起，冯友兰先生从孔子写起，影响很大。我认为至少应该从文王、周公写起。

第二次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过去，在人们的观念中，先秦时期，儒家侧重于伦理说教，道家侧重于哲学探讨，这已成定论了。

但简本《老子》的出土，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检讨这一成说。尽管简本《老子》中也有一些讨论形上学的段落，但其大部分内容，却是在阐述伦理价值，这正与《论语》相似。此外，这部《老子》的风格相当古雅、朴实，又与《论语》相合。这就是说，侧重伦理价值、风格古朴是当时哲学的共同特点。然而，进入战国，哲学之风大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 5 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不管是儒家的子思、子思后学、孟子，还是道家的太史儋、关尹，抑或隐逸家的庄子等人，都是如此。因而，侧重天道、心性问题，风格玄奥，是战国哲学的主要特征。这个时期的哲学，更加抽象了，或者说哲学意味更浓了。这是中国人理论思维的一次大飞跃。

从古朴、简易到抽象、精致，符合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本文对简本、今本《老子》时代和作者的推断。先秦哲学这种转向的转折点就是孔子晚年所创建的易学。老聃思想和孔子早期思想皆重人伦而鲜及心性及天道，孔子的易学基本上是一种天道之学。

而战国哲学最大的贡献就是填补并深入、广泛地挖掘了介于人伦与天道之间的心性这个环节。仅此一点，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就需重新评价。

历史地位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它广泛地探讨了宇宙本原和自然规律问题、天人关系问题、人性善恶问题、认识论和逻辑学问题等，把哲学研究伸展到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内容极为丰富，已包含着以后各个历史时期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经学：经学是指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学说，并阐明其含义的学问。孔子晚年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的文献，形成了《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六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汉武帝即位后，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使得经学日益兴盛和发展起来。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西汉前期，以黄老之学为尊，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

董仲舒是西汉今文经学的创始人，是首先变朴学为西汉经学的大师，了解 6 了他的学说，也就了解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本质。下面叙述的今文经学的盛况，也就是这种本质的盛况。

汉武帝时官学有五经（《易》、《书》、《诗》、《礼》、《春秋》）博士。后来博士逐渐增加，《易经》分四家，《书经》分三家，《诗经》分三家，《仪礼》分两家，《公羊春秋》分两家，共十四家。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凡是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的，因此叫做今（汉）文（字）经。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是一种迷信的、烦琐的、穿凿附会很少有学术价值的学问。朝廷指定它作为士人求仕的道路，以便有效地控制士人，使他们戴着空虚昏暗的头脑，在利禄的道路上一辈又一辈地追求下去。

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

用篆文（战国时文字及秦小篆）写的经书叫做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做古文经学。它的特点是：

（一）保持朴学的传统，按字义讲解经文，训诂简明，不凭空臆说，与烦琐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

（二）迷信成分极少或排斥迷信，与阴阳五行化的今文经学趋向不同。

（三）少数儒生私家自相传授，在政治上主张复古，与迎合世务的博士学——今文经学趋向不同。还有一个特点是两种经学相同的，那就是都缺乏进步性的思想。自然，古文经学在反对迷信这一点上，比起今文经学来，到底还是进步一些，东汉王充、南朝范缜的学说就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魏晋玄学：（道家哲学在魏晋时期的再现）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宗”。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汉末随着儒家经学的衰微，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另一个原因就是魏初正始年间的改制运动，倡自何晏、夏侯玄。作为一种新思潮的魏晋玄 7 学，它吸收道家精神形态，所讨论的问题，是从《周易》、《老子》、《庄子》三本经典而来，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究极宇宙人生的哲理，即『本末有无』的问题，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其发展并非要取代儒家，而是要调和儒道，使儒道兼容。

魏晋玄学可分前后两期，魏末西晋时代为清谈的前期，是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实际问题和哲理的的反复辩论，亦与当时士大夫的出处进退关系至为密切，可概括地分为正始，竹林和元康三时期，在理论上有老或庄之偏重，但主要的仍是对于儒家名教的态度，即政治倾向的不同。正始时期玄学家中，以何晏、王弼为代表，从研究名理而发展到无名；而竹林时期玄学家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皆标榜老庄之学，以自然为宗，不愿与司马氏政权合作；元康时期玄学家以向秀、郭象为代表；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政治上的实际性质，仅止作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品，并且与佛教结合，发展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趋势。

参考书目：《世说新语》、《论药、酒、文学的关系》

△隋唐佛学：佛教于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本土化佛教（天台宗、华严宗、唯识宗、净土宗、禅宗）

△宋明理学：（儒学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起源于唐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韩愈倡导读大学，李翺倡导读中庸；共同倡导读大学；宋五大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邵雍）宋明理学亦称“道学”。指宋明（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宋、明儒家的哲学思想。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有此称。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称为“理学三先生”。

理学的产生原因

1.经学的发展瓶颈促使了儒学内部的改革

2.佛教、道教的冲击

3.三教合一的思潮

4.儒家宇宙论、本体论、心性论的不完善 概述

然理学实际创始人为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兄弟（程颢，程颐），至南 8 宋朱熹而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提出“理”先于天地而存在，将上的地位。其为学主张“即物而穷理”。

与朱熹对立的为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提出“宇宙便是吾心”的命题。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展陆九渊的学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断言心之“灵明”为宇宙万物的根源。为学主“明体心”、“致良知”。此外，北宋张载提出的气一元论，与二程截然不同。明代王廷相以及清初的王夫之、颜元等，对程朱、陆王皆持反对态度。至戴震著《孟子字义疏征》，得出“理存于欲”，指出“后儒以理杀人”，则更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

宋明理学，理学一名始称于南宋，朱子曾说“理学最难”，陆九渊也说“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明代，理学成为专指宋以来形成的学术体系的概念。

理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理学就是指宋明以来形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包括：（1）在宋代占统治地位的以洛学为主干的道学，至南宋朱熹达顶峰的以“理”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后来习惯用“理学”指称其思想体系。（2）在宋代产生而在明代中后期占主导地位的以“心”为最高范畴的思想体系。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狭义理学则专指程朱学派。

代表人物：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即北宋五子；南宋：朱熹、陆九渊；明代：王阳明。就主导思潮而言，理学代表人物可概括为“程朱陆王”。

主要派别：按现代学术界的通常做法，可以把宋明理学体系区分为四派：气学（张载为代表）、数学（邵雍为代表）、“理学”（程朱为代表）、心学（陆王为代表）。

宋明理学所讨论的问题随不同时期、不同流派而有所不同。理学与唐以前儒学尊《五经》一个重要不同之处，《四书》成为尊信的主要经典。价值体系和功夫体系都在《四书》。《六经》为粗米，《四书》为熟饭。理学的主要根据和讨论的问题都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紧密相关。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大体是：理气、心性、格物、致知、主敬、主静、涵养、知行、已发未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天命之性气质之性等。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由于宋明时期中国哲学的主要代表形态是理学，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时期 9 的哲学。

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继魏晋把儒学玄学改造之后，对儒学的佛（佛教）老（道教）化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以来逐渐走向没落的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复兴。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而至两宋时期蔚为大观，形成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而又影响久远的儒学运动。在时间上，这场儒学运动持续到明清之际，影响直至当代；在空间上，这场儒学运动不限于儒学的故乡，还牵涉到受儒学影响的东亚诸国，以至于在这些国家，所谓的儒学主要就是理学（或称性理学）；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学术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他们在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与孟子“辟杨墨”相类似的所谓“辟佛老”的文化攻势，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

宋明理学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有思想有见识的中国人在思考和解决现实社会问题与文化问题中所生出来的哲学智慧，它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后半期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走势，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不得不面对由它所造成的社会及文化后果。然而也正是这个智慧成果，其在成功地回应佛老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统地位。

我们研究理学哲学智慧，不仅在于了解它对回应与解决当时社会与文化问题作了怎样的解答，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其的分析来帮助我们思索一些诸如“什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如何正确回应外来文化”、“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社会成员中普遍存在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等对当代仍至为重要的哲学问题。从新树立国人的信仰，正是理学智慧的意义所在。

主要学派

宋明理学的主要学派，包括：周敦颐的道学派（以“道”为核心概念）邵雍的数学派（以“数”为核心概念）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派（以“气”为核心概念）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派（以“理”为核心概念）--主条目：程朱理学陆九渊与王阳明的心学派（以“心”为核心概念）陈亮与叶适的事功学派（以“事功”为核心概念）等。

陆王心学于程朱理学日趋僵化之际，而盛于明代中后期。张横渠、罗钦顺与王夫之的气学则于心学日趋式微之际，与事功学派 10 合流而盛于清代。

△现代新儒学：（宋明理学与西方哲学融合形成的哲学形态）20世纪20年代产生，以接续儒学“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名理学为特征，力图恢复儒家传统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现代化条件下的出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参考书目：《中国哲学五十年》、《现代新儒学概述》

现代新儒学的自我定位：儒学的第三期

儒学的三期（牟宗三提出）： 第一期：先秦至东汉末年

第二期：宋明理学，重点是“内圣”

第三期：现代新儒学，重点是从儒学的内在目的性开出“新外王”，即科学和民主。基本框架是“内圣而开出新外王”

“新儒学”的概念原来指相对于孔孟“原儒”的宋明理学（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现代新儒学发展的三代：

第一代：文化保守 梁漱溟（“新孔学”）熊十力（新唯识论—由内圣而新外王《破唯实论》）

第二代：融合中西方 冯友兰（新理学—客观唯心主义，“极高明而道中庸”）贺麟（新心学—主观唯心主义）

第三代：反本开新 港台及海外新儒学

基地－香港新亚研究所 徐复观 方东美 刘述先 杜维明

《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四君子”牟宗三 徐复观 张君劢 唐君毅 合撰，海外当代新儒学的思想大纲

第三代之后发展多元化 大陆新儒学－蒋庆（政治哲学）陈明（佛儒复兴）现代新儒学的四大论题 1.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化

2.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3.中国文化的宗教性内涵

4.直觉思维方式。要超越逻辑，扫除概念，排斥分析

参考书目：

中国人生哲学 篇7

当代中国哲学既包括中国本土哲学思想在当代的延续和发展, 也包括在我国高校、科研机构研究和教学中存在的其他哲学形态。姚新中认为, 当代中国哲学的学科结构和发展方式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各个二级学科之间壁垒森严甚至相互排斥, 导致二级学科过度专门化, 不同学科之间知识难以贯通、思想陷于孤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都在寻求突破和创新, 但一定程度上面临范式转换的“瓶颈制约”;中国哲学研究、西方哲学研究在寻求进一步交流融合之道, 但缺乏开创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等等。

姚新中认为, 当代中国的“大哲学”在于其理论层次的高度、理论底蕴的深度和理论视野的广度。当代中国“大哲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 它自觉把当代中国的哲学问题放在世界哲学发展和哲学各学科互通的语境中来理解, 提出和解答的问题既具有历史渊源又具有时代性;其次, 它从世界视域和中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提出问题、解释问题、回答问题, 自觉摒弃“一叶障目”的狭隘眼界;再次, 它不再把哲学当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外的另类学科, 而是将其作为渗透于其他学科并为之提供思维方式指导的方法论、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 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反思中国外交哲学 篇8

于向东、施展的对谈，勾画出1949年来中国外交的实际面貌。今日外交的利与弊，皆源于毛时代奠定的外交基础。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垒的冷战格局下，中国起初“一边倒”的外交格局，最终被毛所勾勒的一整套世界主义的外交理念重塑。这一伟大构想与中国的体量相符合，中国也因此具有了真正独立国家意义上的外交。但超前的宏大蓝图缺乏现实物质条件的支持，高悬于现实之上的形式主义终成今日中国外交的最大贻害。中国与世界互相塑造的过程刚刚开始，如何破除桎梏，以主动的姿态获取新知，是眼下中国外交建立起自身哲学的最关键之处。

对当代外交哲学的再塑造，最重要的进路之一，恰是回归中国传统外交的历史，寻找一种代替性的思想资源。作为绵延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中国长于那些处理复杂关系的精深技艺。而在今日国际关系的处理中，中国仍应具有天下胸怀的承担。在盛洪看来，在全球治理呼声愈高的时代，国力日益强大的中国，应当接续道统，重拾儒家“以天下为一家”式的世界观念。这一观念体系更宜于在一个冲突四起却又利益粘连的世界中维持公义与和平。所谓“负责任的大国”，即意味着能够在国际争端中肩负道义。若仅在现有体系下纠缠于主权概念，无益于建设一个富有价值正义的国内制度，更遑论提供公正的国际规则，与全世界一同走向天下文明。

中国传统外交理念与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间的碰撞，并非一个需要刻意设计的新话题。中国这个“世界大门口的陌生人”，在摸索学习世界游戏规则的同时，也困惑于理念与现实间的差距。石之瑜将这一龃龉处理为中美两国文化原则的内在差异，展现出中国在“核心利益”这一基于个体权利的概念面前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如果不能基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定义利益与承担这一组元概念，而只试图将其作为一种工具性手段使用，那么，基于其上的所有输赢都是暂时而脆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