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个老师诗歌（精选11篇）
老师应该只求奉献，不求索取；
老师注定不能追求物质的享受；
老师应该做别人做不到的；
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你是老师？
那你应该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祖国的栋梁；
你应该把所有的宽容和忍耐都献给祖国的.下一代；
你应该明白：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学不懂的学生；
你应该是全能的，尤其是如果你做了伟大的班主任，你就应该是全才；
你应该吃草，然后挤出奶；你应该……
我困惑了，我是个平凡的人，我只是个老师。
我要吃饭，我要休息，我有自己的爱好，
我希望能够心安理得的、像别的行业的人一样享受自己的生活，
我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
我希望自己付出的劳动能得到应该有的回报。
他的背景色不是固定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任何一个色条都可以成为他作品中的背景。大漠金黄也好, 砖青瓦绿也棒, 晚霞嫣红也佳, 只要是颜色, 总有它的美丽之处。
他拍摄的主体更是多种多样。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坷里蹦的、水里凫的, 如他所言, “什么东西打动我, 我就拍什么。”
高云飞开始接触生态摄影, 也源自偶然。2008年他去三亚红树林游玩, 带上了为拍摄奥运现场精彩瞬间而购置的包括广角到长焦镜头在内的全套摄影装备。红树林里, 白鹭的样子很是让他欢喜, 他的摄影装备此时派上了用场。正在他拍得不亦乐乎之时, 一路人走过来轻蔑一笑, 甩出“你不会拍鸟”之言。东北爷们儿如何受得了这般嘲讽?他欲与这个人理论一番, 却为此人成套的拍鸟理论折服。原来这个人是深圳观鸟协会理事。有了这位不期而遇的老师, 高云飞从此加入生态摄影队伍的正规军。
除了拍鸟, 他的行程多是随意的。渐渐积累起的摄影经验让他知道每个地方大概有什么样的野生动物。这让他的创作自由度更大, 但与此同时, 也存在不可预知的事情。
肯尼亚行摄之旅给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这里的红尾长尾猴很著名。不太了解长尾猴的习性, 他没有预先和这些“地主”们培养情感就贸然进入他们的领地。当他放下照相机, 一抬头, 与一位猴代王四目相对。这并不浪漫, 因为在猴子的世界里, 这意味着挑战!猴群迅速集合。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但他必须镇定。如果他让对手知道他的恐惧, 故事就结束了。他拿起三脚架——这是他唯一可以用来自卫的“武器”——慢慢地往后退。大概是这位猴代王认为这个不知好歹的挑战者已经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 并表示了怯懦, 于是放弃了围攻。
“动物们的攻击也是有战术的”, 他笑得很轻松, “那次去西藏就是……”那座山很陡, 山上却有很多美丽的鸟。他们只能沿着牦牛踏出的小道上山。不料想, 牦牛此时正在下山, 正好与这位不速之客相遇。头牛发出了号令, 一部分牦牛迂回到了他身后。如果此刻他还是拿起三脚架, 想必就没有后文了。“幸好, 旁边有灌木丛。”他躲了进去, 直到这些牦牛远去……
他几乎永远都是一个看客, 尽量不去打扰这些自然真正的主人。“为了一己的愉悦, 去干预它们的生活, 我是不提倡的。”他说, 曾经看到过有人为了拍一只鸟, 用绳线拴住那只鸟的腿。而对于有过同样做法的BBC的节目《野生动物》 (Wildlife on On) , 他是这样说的——“如果这是集体的有计划的行为, 是为了教育、引导更多人关注生态、保护动物, 是可以原谅的。”他不是很肯定, “毕竟BBC影响了全球对生态的看法。”
大学毕业那天，校门口。面对即将离别的校园，心生感慨—不是对校园的眷恋，因为艺术人文的积淀，早已随着美院最后几栋苏联式筒子楼的摧毁、被扔进了建筑垃圾堆；诸多的校园故事也随着同学的离散逐渐淡出记忆—犹如湖上的烟花，而是感慨于自己—那个站在校门口的书生，原本在同学眼里是多才多艺的，那一刻仿佛觉得自己一无所成。除了会写几个毛笔字、刻刻图章，其他什么都不会了。而且自己会的这些，吴山夜市里许多人也都会。
回想当初进校园时满怀的激情壮志，如今却是一腔失落。记得在宿舍里，曾与同学争论过陆维钊先生去世时到底是睁眼还是闭眼之类的无聊话题。因为校园里一直流传着陆先生在弥留之际，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成了个书法家，为此，闭不上眼。一说陆先生应该闭眼，因观先生晚年所临兰亭、圣教，技术有问题，水平不咋的。老来能被称书法家，也该安心知足，闭眼离去。一说先生死不瞑目，先生是做学问的，清高自傲，应当是个文人。驾鹤之时，惊闻旁人称其书法家，该是相当懊恼、怒目圆睁。当初的校园就是这样，后生小子对先人前辈妄加评论，往往口下无德。但对于书法家和文人的差距还是心中有数的。睁眼还是闭眼的无聊争论，实质上是将来自己做书家还是做文人的关键抉择。更为有趣的是，一日食堂打饭，亲眼目睹一史论系同学大骂插队买馒头的国画系同学：书法家！从此我再也不去第二食堂，第二食堂的书法家太多，很多人全家都是书法家！
走上社会，书法家更多了。曾经听有人戏称，走在大街上，如果楼上掉下一块砖头，被砸中的很有可能是个书法家。不知行情的人可能以为是书法人口增长迅速，其实是戏谑者对书家遍地的现象莫名的愤恨！
在第二食堂，书法家竟然成了低素质、欠教养的代名词。陆老当年不会也在第二食堂领教过别人对书法家的不屑吧？
为了不挨砖，不做书法家吧。
人们历来对书法家有偏见，讲书法是末技，书家属末流。《非草书》中将书法说成无益于社稷，无益于民生，一无是处。而现当代书法的虚假繁荣，急切的沽名钓誉，给社会环境及个人身心带来污染，资源浪费啊！费纸、费墨、费钱，但决不肯费时。按时髦的说法，书法是一门操控时空的学问，书法家需要漫长的时间去经营形意上的空间。而现在都讲速成，快餐。写书的人、书写的人债台高筑，作品、写件既然作为流通的商品，就必须追求尽可能短的生产时间，因为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没有等待的耐心。做一件作品不可能像古人那样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五日一石，十日一水，那就等着饿肚子吧！所以，我很向往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状态，那样我就有三年的时间去积累思绪，去净化自身。人们听了可能会觉得好笑，要达到这样的状态，基本上也要到吃不动、喝不动的年龄了。在书法这个行当里泡久了，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这个行业的衰落。不管是名公巨卿，还是获奖新贵，在他们身上你永远看不到这个行业还有多少希望。虽然我们常不屑于参展，但我也参加过展览，不过是被动的。一次与他人闲谈中，他对书法专业充满了鄙视，为了证明给他看，我参加了第一次展览。一直到那个人见到了某本杂志上评委集体举手的照片，他信服了。吃了他一个星期第一食堂的东坡肉后，我决定洗手不干了，我觉得参展给自己带来的是更多的负面影响。首先是对自己的影响，要写一件参展的作品，每天都会去想，要怎样写才能最有视觉效果？这样使得自己急功近利，想法过于裸露。没时间坐下去好好临帖，学习经典，积淀太浅。尽管在写作品的时候也会去借鉴一些古代法帖，但是这种借鉴，往往是断章取义。某一本帖翻出来，看到这几根线能用到作品里面去，于是不管前因后果直接截取。字帖上某个字好看就把这个字用进去，其实按照这个字的生长空间根本就用不到自己的作品上去，这样做对于自己的书写能力、思维能力是一种遏制。另外是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助长了展览的抄袭风气，谁获奖了就抄谁。每一个获奖者，都会被抄。书写方式，形式上不管好坏都会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个引导作用弊大于利，阻碍更多书友求知、原创的脚步。一番权衡之后，便不再参与展览，也没有在网上发过作品，安心写字。 近十年来，只感兴趣于死人，尤其是对于死去上千年的人。传统的文人书写方式，即便是外在张扬一类的，其背后的笔墨韵味也仍是内在、内敛的。故书法的传统精神是反对过于表现，强调虚空、讲究含忍。墨色浅谈，笔触清洌，寓内敛于旷达，隐清秀于沉雄。没有与书法的精神相匹配的心态、修养，做不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多的展览、比赛，背后的经济利益把我们写字的心搞得热血沸腾，让你静不下心来写字，让你静不下心来面对古人。很多人都在写展览体，为了展览不顾一切。当今国人的书写正在慢慢失去文化修养，回看我们的书写，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文的标志，剩下多少内涵—虽然我们在做表面上看去是很有修养的事情。作为一个书家，首先心里上应该是个传统意义上的文人，要有文人的心境，追求文人的生存状态，哪怕仅仅是心灵距离上的接近。现代“书家”的投展现状跟古人书写的初衷大相径庭，都说书画怡情，修心养性，怎么还会有为了投书展写死的？
我不知道别人对自己的字关注有多少。挂在展厅，印了集子，我经常这样问自己：读懂了自己没有？字里面有没有用笔，是不是只有一个躯壳？如果去修正，会强调什么？是强调字的大小。线的粗细？还有东西要修正吗？经典的法帖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当书写没有了感觉，则要自我反省。近阶段最困扰我的两个问题是，第一思考太少，第二约束太少。因而，总觉得写得太放，杀气太重，沉不进去。问题可能是，以前养成了随意、没有法度的书写习惯，因此，摆脱不良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的书写习惯是很重要的。
既然是写字，就必须有写字的方法。
写字一定要磨墨。磨墨的过程是墨在磨自己，磨的神凝虑静，磨的卷黄灯青。快餐式的书法是不讲究这些的，它们将最终为文房行业的暴利劣质推波助澜。
近年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临摹一定要渐渐地接近原大才行。人体的结构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与自然共同作用的结果。心纤手巧，乃造化之功。书写之所以依赖于手，取决于脑，是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书法家的素养、品味影响着手的操作，这一切可溯源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机制。古人的手和我们现代人的手没多少差别，他们写字执笔的方式跟我们现在也没有太大差异，想要学到个中奥妙，当然是应该慢慢地接近原大才行。按照这样的想法，通过认真临帖，我慢慢知道什么叫做分寸。因为这些东西，字帖里面都会告诉我，行笔的轻重、提按、开合、挪让，这些总结成两个字，就叫做分寸。在临摹中去学会控制好这个分寸，对人与书都是双修的。当然开合不仅是指字的间架，也包括笔锋书写过程中的开与合，聚与散。这样去看待临摹，不仅兴趣会逐渐专精，修养也会有很大提升。
这样，由临摹到创作，就不仅是一个技术、技巧的熟练、累积的过程，也不是将字体中的字撮合成一件作品“集古字”那么简单，而是由“心”到“技”的一个全面检验的过程。每一笔落下去了，它反应出来的既是平时的技术、技巧训练—一种瞬间造型能力，同时，也必然对应着你对这一笔与内心关系的理解。一笔如此，一件作品更是如此，它们最终展示出来的是你这个人。很多人临帖能力很强，但到了创作则依然故我，临摹似乎文静，创作却依然粗野，缺的就是这种技道双修的修炼，仅仅从视觉层面着手，心与手必然相违，一到创作就露馅了。潘天寿先生说：八大、石涛全是从蒲团中来。内心放下了，这是一个最终极的状态，浅陋如我者，虽是心向往之，或许终生也望不到这种境界。但古人常说“静故纳群空”—让自己进入到一种沉静的状态中，或许不是什么难事。“静故纳群空，空故纳群有”—真正的书法首先要求我们全部的“人”进入到一种“写”的状态，以“写”去理解古人，理解自己—“同情理解”才算是进入到书法的门槛了。这是第一步，如来圣境、需要从粥饭僧做起。我觉得，能够这样，就已经蛮有文化了。
我辈与文化缘薄，少时长于农村，没见过三字经、弟子规，更没读过四书五经。在被窝里指点前辈先生，均是因为缺乏教养、没有敬畏之心。走出校门才知道该学的都还没学，要记的都没记住。对文化没了概念，于是写字就成了简单的抄书，不求甚解，只求不抄错就好了。写字和书法的距离十分远，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我写的都不是书法作品，只不过是一种平常的书写，只是写字的一种形式。书法，被人弄得太玄乎。还是先书，会书写了再求法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先做个写手再说吧。
我只是个老师
有人问：你是搞教育的？我回答：不，我只是个老师！
有人问：你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回答：不，我只是个老师！
有人问：你的工作是天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我回答：不，我只是个老师！有人问：你是吐丝的春蚕，你是化泪的蜡炬？我回答：不，我只是个老师！可是，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不知道大家所描述的到底是谁？
我，只是个老师！
有人说：老师应该把自己的所有都奉献给祖国的教育事业！
我回答：不，我只是个老师！我要休息，我有自已的家庭，我有自己的孩子，我有自己的爱好，我希望能够心安理得地，像别的行业的人一样享受自己的生活，我希望自己的劳动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我同样希望自己付出的劳动能得到应该有的回报。仅此而已，错了吗？
有人说：你是老师？那你应该能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祖国的栋梁！我回答：不，我只是个老师！我是个平凡的人。我承认学生的成功并不是我的功劳，他们靠自己的聪颖和勤奋成就自己；同样有些学生的失败也不是我所能左右的，我用尽了全力，可是还是一无所获。当家长放弃了，学生自己放弃了，只剩下老师还在努力想改变点什么的时候，这些老师们显得多么的无助，真不知道那点成绩的提高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
有人说：你应该明白：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对不起，我不知道这是“专家”还是“砖家”说的，是“教授”还是“禽兽”说的。我只是个老师，我只知道要尽力去教好学生，做好自己的工作，其余的我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但是，当学生犯错，我们基于职业道德或者说人性的关怀去指出他们的错误的时候。更多的指责却应验到自己的身上。家长说你应该很有礼貌地对我孩子说话；“砖家”“禽兽”说教育应该有更多的方法，更多的途径；学生说你凭什么批评我，为什么总是催我交作业，我恨你。
我很困惑，我只是个老师，怎么成了保姆？每天天不亮我就得往学校赶，整天为公开课想游戏和花招；不仅要扫地、擦玻璃，还要认真检查每个孩子的个人清洁卫生，一直忙到晚上，等每一个孩子都离校以后，我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家，如果有孩子没有回家，嘿嘿，我这个保姆呀，说不定要忙到天亮！
我很困惑，我只是个老师，怎么成了警察？一个维护净土乐园里的宁静与安全的警察。每天，我得明察秋毫，有预见性地排查各种安全隐患，秉公处理孩子们的各种纠纷，有时，我还得筑起一道道绿色屏障，遮挡外界五花八门的引诱和骚扰。
我很困惑，我只是个老师，怎么成了法官？“老师，他打我了。”“他为什么打你？”我整天要在班里破案，不仅要先调查打架原因，还要进行思想教育，不仅要保护孩子们的安全，有时却连自己的安全也保护不了。
我很困惑，我只是个老师，怎么成了医生？我还得是一个既医愚笨又医心病的医生。每天，我得打足十二分精神，小心翼翼地，给孩子们注射精神营养液
和各类预防针剂，让他们变得文明、守纪、勤奋、上进„„有时我还得给患了“奇难杂症”的孩子„„。
我很困惑，我只是一个老师，为什么还得当演员：因为一会态度和蔼一会暴跳如雷；我只是一个老师，为什么还要当作家：因为整天写计划和论文；为什么还可以到市场上叫卖东西：因为练出了高嗓音。为什么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一天到晚都在放假的闲人。为什么在医生的眼中，我是更容易患咽喉癌的活体。为什么在妈妈的眼中，女儿当教师，最大的好处就是容易找一个老公。在男人眼中，娶回一个教师，相当于娶回一个保姆，一个家教，和一个文秘。
我很困惑，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学生进网吧、与校外不良少年混在一起、身着奇装异服，凡此种种„„家长知道不好，但是不管；学生知道危险，但是不听；老师天天讲，人家当你是傻子。当某天某个学生真的问题了，怪了！人家第一个查的是你老师有没有尽到教育责任。老大，我天天在讲，要骂就要骂那些溺爱孩子的家伙，他们是第一责任人啊。每位老师都害怕出事情，每位老师更加无奈自己不是三头六臂的哪吒，不是飞天入海的孙悟空，学生走出校门，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尤其是那些伟大的家长根本不拿你当回事的时候，你只能祈求上苍保佑那些个性十足的学生不要出事。本末倒置，是非颠倒，这就是当今的教育。老师求着学生学习，学生说看我的心情如何；老师拜托学生珍惜自己的生命，学生说省省吧你，管天管地，你还管这个；老师恳请家长在家照看好自己的孩子，督促他多学习，家长说看我是否有时间。
我是谁？我不知道了！请剥去我身上那些伟大的光辉无比的外衣，用一种平等的眼光来看待我，我只是个老师。我只是在做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事情，至少在中国这个社会里规定老师应该做的事情。如果讲好话，学生就听，傻子才愿意骂人！当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效果的时候，除了发火，我还能做什么？忽然想到一句话：教育不是无能的，教育不是万能的！别把学校当成解决学生一切问题的殿堂，别把老师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圣贤；别把教育当成背负一切责任的机器；别给我赋予太多不能承受之重，别给我戴上那些虚无漂渺的光环„„。
刚坐回窗边的位置，阳光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晒得我浑身发烫，那感觉，就像我下一秒就会人间蒸发了。我刚想站起身来，梁老师到了，只好再等等。
她首先让我们酝酿三分钟，然后上台自荐。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纷纷低下了头，仿佛是在等待哪只“出头鸟”来打破这僵局。
可恶！热辣辣的阳光把我白雪般的脸蛋晒得红扑扑的。看来这次非收拾它不可了！我坚定地站了起来，朝着窗帘的方向走去。这时，身后突然响起了阵阵掌声，看来此举是“造福万民”啊！为了让我“活雷锋”形象更加深入人心，我故意挺直腰板，把圆圆的将军肚也挺起来，抓着窗帘与梁老师擦肩而过……等等，怎么连梁老师也向我投以赞许的目光？大家的掌声更热烈了。“真奇怪，用得着这么夸奖我吗？不就拉个窗帘嘛。”我嘟嘟囔囔地把身子一转，迅速回到座位上。
教室里的空气凝固了两秒，继而爆发出一阵阵笑声，如洪水猛兽般向我袭来。我的脑袋一片空白，好像感觉到哪里不对劲。于是，我快速启动我那蕴藏着高超智慧的24K镀金大脑想了一会儿：他们该不会以为我是上去自荐的吧？呃，好像是……我尴尬地笑了，脸红得像只煮熟的大虾。
此刻，场面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我的内心焦躁不安，默默地报警了100次：“我上来只是想拉个窗帘而已！”
指导老师/梁惠宜
发稿/沙群
哈哈，“我上来只是想拉个窗帘而已！”//@小静老师：故事很有画面感。能想象得到当时的场景，真的很有趣。不过最让人好笑的是小作者的内心戏——“真奇怪，用得着这么夸奖我吗？不就拉个窗帘嘛。”
我讨厌对我凶、不客气、太过苛刻的人
讨厌自私自利、拜金、势力、虚伪的人
更讨厌欠人东西不还、贪得无厌的人
还是那句话，欢迎大家给我提建议
只要不老想着控制我、改变我就好
改了，就不是我自己了
我不活的没有尊严、憋屈
我很少发火并不是我没有脾气，而是我不想和小人一般见识
如果谁对我无礼取闹，我会对那个人不客气
还是欢迎大家和我做朋友
我是视友情比爱情还重要的人
只要对方是真君子
我会把你当成一生的挚友
期待着那个人，让我不再有交友恐惧症
回老家的路上……
我趴在车窗旁，呆呆的望着这妖娆美丽的夕阳，长嘘一口气，竟如何也无法将她与正午炙热的身影相比，反差如此之大。 我不加思索的问爸爸：“太阳怎么会变化多端呢?” 孩子似的不解。
爸爸随口道：“物理上是怎样说的?”
一阵慌乱的心悸，茫然的望着窗外，喃声：“一定要这么复杂吗?”
不想用空气密度解释，不想用太阳高度角解释，不想用所谓的公式定理解释……
世界，一定要这样复杂吗?
一时，我懵了，一定要这么复杂吗?我讨厌枯燥乏味的背诵物理式，讨厌一遍一遍的理解我理解不了的政治句子，讨厌一次一次记忆我记不下的历史事件，讨厌一次一次练习我不会的数学习题。
世界，一定要这样复杂吗?
我只是大大世界中的一个小小的孩子。是的，只是孩子。像阳光下一杯纯净的矿泉水，看不到一丝杂质。
好想自私的只为自己而活，不用在乎世俗的眼光，不用在乎他人的评论，不用在乎嘲讽的笑意，简简单单的、真真正正的活一次，自私的，活一次。
喜欢用简单的`眼神，简单方式，简单的动作，简单的微笑，简单的语句来简单的描述这个太过复杂的世界。
简简单单的活一次，哪怕只有一瞬，伪装的心也会摘下面具。
50岁的高礼很反感线人的称呼，他极力区隔与职业线人的种种不同，他是成功的商人，和警方合作出于对毒品的憎恶、公民的正义感、与警察的私人情谊以及追求刺激。
线人是民间和影视作品里的叫法，他的专业称谓是特情，指的是不隶属于侦查机关，在不特定的时间内，受侦查机关信任且有协助侦查机关意愿，隐匿身份，协助警方侦破案件或阻止犯罪的人。由于毒品案件的特殊性，特情侦查对案情侦破显得尤为重要。
线人的真实身份注定无法暴露在阳光之下，但没人能否认这一角色在禁毒战线不可代替的作用和贡献。有时他们也会在警方新闻通稿中出现，被“经群众举报”一笔带过，而在高礼眼中，群众是最中听的叫法，“我就是那个有觉悟的群众。”
“这不就是让我当二五仔吗”
8月18日，北京警方通过微博发布消息，经群众举报，演员陈某某、柯某某等人吸食毒品被查。媒体证实，柯某某和陈某某分别为知名艺人柯震东和房祖名。
从手机客户端里跳出的这条新闻，让50岁的高礼心头一惊。他清楚明星的示坏效应对年轻人的影响，正是当年亲眼目睹了毒品对青年的戕害，他才最終选择做一名正义的“群众”。
高礼是贵州人，改革开放初期频繁往返于中国和缅甸之间，从事边境贸易。他自认为是一个敢于冒险且智商极高的商人，周遭的商界朋友要么小富即安，要么徘徊观望，他却投下血本开拓沿海和香港市场。“我做的是正经生意，但不能告诉你，否则很容易对号入座。”做过线人之后，精明的高礼变得更为谨慎。
1998年，老友郑明从部队转业成为一名禁毒警察，希望高礼在商场上留意毒品信息。“我是做合法生意的，怎么会跟毒品打交道？”高礼不解。
“只是让你留意，有情报你就告诉我一声。”郑明说。但他未料到“情报”两字彻底刺痛了对方，“这不就是让我当二五仔吗？”高礼怒了。在粤语中，二五仔是指告密者、叛徒、内奸。
郑明也没了好气，将这个百万富翁当作教育对象：“提供线索，打击毒品犯罪，算是哪门子告密，怎么会是二五仔？”两人之后又谈过多次，郑明列举了毒品的种种危害，高礼仍不以为然。
高自认为也算见过世面。1980年代初，他在中缅边境做生意时，缅甸边民就已经摆地摊卖鸦片，高还记得，当时以嘴为计量单位，一嘴相当于3斤2两5，一些边民买了鸦片就在街边搭起的简易棚子里抽起来。
1979年，云南武警边防部队侦破了第一起携带毒品过境案，而到了1980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的贩毒案件就迅速攀升到900起。到2000年，全国各级法院一年中受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各类案件已高达27092件；全国登记在册吸毒人员累计达75万人。
高礼很快认识到自己落后于这个时代，他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点什么。
像吃果盘一样吸食毒品
2002年前后，高礼的生意规模扩大，应酬也越来越多。朋友在KTV请客，桌上除了啤酒、果盘外，都会再摆上一盘K粉和一盘摇头丸。盘子并不大，20公分长，10公分宽，K粉满盘，摇头丸大约二三十颗。和果盘一样，这渐渐成为招待客人的标配。
高礼起初惊愕，慢慢也习以为常。因为参与者非富即贵，主人很“文明”，从不强迫客人，吸不吸全凭自愿，但在那种氛围之下，少有人能全身而退。
高礼发现，一个包房内的客人们大多起初并不相识，都是朋友带朋友，有的低着头，有的默默地抽烟。但吸食K粉和摇头丸后，包间的氛围迅速“嗨”了起来。不相识的人不再有隔膜，虽眼神木讷，但俨然成了熟络老友，一个原本容纳二三十人的包房挤进四五十人，朋友的朋友们不断地推门加入。
在包房的舞池中，所有人将双手搭在前方人的肩膀上，围成一个圈，随着劲爆的音乐不停地转圈，三四个小时不休息。还有的坐在沙发上，兴奋地摇着头，一摇也是几个小时。
那时，K粉和摇头丸成为商界招待朋友的必需品，也成了有面子的象征。朋友之间请客还会攀比，如果吸没了，很快盛满再端上桌，仅一晚毒品的消费大约在一万五千元左右，“2002年时，那已经是高消费了。”高礼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高礼比在场人的年纪都大，他从不吸食毒品，去现场更多是给足商界朋友面子。在乌烟瘴气的环境下，目睹年轻人种种失态的表现，他对毒品产生了抵触心理。“我那时甚至担心，如果年轻人都沉沦成这个样子，那就没什么希望了。”
与郑明再见面时，郑明发现高礼的态度已然是180度转变。“可以说是郑明的话给我埋下了一粒种子。”高礼说，他在中缅边境有广博的人脉，在沿海地区有深厚的商界关系，完全有实力成为毒品“供货商”，是郑明对他的“敲打”起了作用。
高礼按照郑明的嘱咐，主动留意身边的毒品线索。这个在商界打拼20多年的老江湖，没人怀疑他，只是他还无法判断线索的价值。高礼不断把收集来的一些细碎线索告诉郑明，郑明也不断地排除，直到高礼讲起聚会上发生的一件事，郑明觉得，机会来了。
涉险过关
在一次朋友的大聚会上，主人将一名叫阿强的老板引荐给高礼。推杯换盏之后，阿强开门见山地小声问高礼，中缅边境有无熟人，能否搞到海洛因和麻古，“量要得很大”。高礼不知道何为麻古，但还是应承下来。
麻古是一种加工过的冰毒片剂，外观与摇头丸相似，主要成分仍是冰毒。高礼向郑明汇报情况后，郑明先为高礼做了简短培训，包括麻古的构成、主要产地、由哪几个毒枭控制等等。
在高礼与毒贩进一步接触之前，公安机关还为高礼办理了特情备案手续。完备的特情管理制度既能让特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又防止秘密侦查手段被滥用侵害公民合法权益。
高礼有点蒙了，“郑哥，我只负责提供情报，后面不就是你们的事了吗？怎么还要我出面。”
“戏都开场了，需要你演下去。”郑明说。公安评估高礼参与行动的风险相对较低，因为中间人的引荐是在一个较大的场合，并且中间人并不清楚两人事后的往来，“因此两人的交易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郑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按郑明的嘱咐，高礼再次与阿强见面。由于中间人很可靠，并且高礼能在娴熟的粤语、云南话、缅甸语之间切换自如，阿强丝毫不怀疑高礼的身份。长期做毒品生意的阿强更像是一个笑面虎，表面和气，但常常有意无意向高展示团队实力，每次见面都带不同的小弟，介绍每个人负责不同的工作，以此让高礼心生忌惮。阿强明确提出，要14公斤海洛因，18公斤麻古。“没问题，小意思。”高礼撇撇嘴，一脸无所谓。
高禮没有感觉到丝毫危险，反而感受到商场无法体会的刺激——为了一个正义的目标，把对手控制在股掌之间，他心头涌上一股莫名的快感，“跟他干到底”。
高礼约阿强在A市见面验货，郑明化装成境外毒枭把样品交给阿强。阿强对货品质量还算满意。随后，阿强与小弟阿龙把高礼单独叫到一个房间，希望他提供一些散货，供他俩在A市期间吸食。这让高礼犯了难——他不是真的毒犯，手里没有毒品；但要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提供不了“货”，对方产生了怀疑，又该怎么办？
高礼最终提出，眼下风声太紧，正式交易之前谨慎为妙。但为了避免对方怀疑，他自费请两名毒贩出入高端会所享受、娱乐。两人因此没有计较。多次接触使高礼摸清了这个结构严密的贩毒组织的结构，策划、运输、反侦查，均有专人负责。“没人会随便拿命来跟你赌，他们的严谨程度非同一般。”高礼向《中国新闻周刊》总结道。
尽管高礼有惊无险地过了第一关，郑明仍忐忑不已。他有足够多的理由为高礼担心：他的一名特情曾在执行任务中暴露身份遭毒贩追杀；还有毒贩刑满释放后持刀将“出卖”他的特情围困家中；甚至有特情被毒贩识破，被打成残疾。
初食毒品
高礼渐渐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经过双方商议，“交易”地点定在B市。在高礼印象中，光毒品就装了两大行李箱，到达B市后，郑明给了他一张手机卡，“这几天，用这个号联系。”那时，高礼手上一共四部手机，一部生活电话，一部专门打给毒贩，另两部则是与公安单线联系。
按照计划，郑明与高礼直接与毒贩交易，外围布控民警适时实施抓捕，郑明一直嘱咐高礼，交易时要一直站在他的身后。高礼清楚，这是对他的保护。
然而，交易前夜，阿强提出与高礼再商量下交易细节。高礼一人赶到阿强与阿龙入住的酒店，对方没提任何交易事宜，反倒拉起家常。智商过人的高礼也有些糊涂了。就在这时，阿强不经意地撩起衣服，露出一把枪，双方尴尬地笑了笑。
高礼明白了，这是交易之前的警告。“头都蒙了，第一反应是这下我玩大了。”高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还没缓过神来，毒贩的一句话让高礼更为崩溃：“明天交易完，咱们就发了，我马上把尾款打给你，我们的国际化战线也就拉开了。来，为了庆祝明天交易成功，我们一起来两口。”
阿强用烟头在矿泉水瓶盖和瓶身上烫出小孔，将两根吸管插入，再在瓶内装半瓶水，把麻古放在锡纸上，用打火机加热，麻古遇热融化的烟从一根吸管进去，经水过滤，再从另外一根吸管吸入。高礼有点惊恐，他知道，这下无法躲过去了。在阿强的坚持下，高礼吸食了四颗麻古。他回忆说，麻古味道怪异，吸食过程也很痛苦。
打车回到酒店时，高礼已经出现晕厥症状，“郑哥，我不行了，吸了麻古。”郑明立刻用自来水帮他冲凉，他才慢慢缓了过来。
得知对方有武器后，郑明向专案组汇报，并要求高礼退出交易。高礼说，听到消息后，他的眼泪哗地涌了出来。
他本坚持自己的智慧足以应对，但见到枪后，他改变了判断，“我为什么吸，我是真的害怕了。”高礼发现，这不再是个刺激的戏剧，而是阴冷、残忍的现实。
最终，警方顺利将阿强、阿龙等毒贩团伙抓获。在缴获巨额毒资和武器之外，还摧毁了毒贩团伙的制毒加工厂，缴获大量易制毒化学品，生产、加工冰毒的机器多台，打掉了这个跨省贩毒网络。
8年过去了，高礼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包括妻子和孩子。他知道，任何疏忽都可能对他日后的生活造成影响，但让他欣慰的是，警方并没有把破案与立功放在首位，而是时刻考虑他的安全。
作为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艺术总监，人们对他作为音乐活动家的评价多于对他作为优秀指挥家的关注。而余隆本人认为所做一切全缘于“对音乐的热爱”。
4年前爱乐乐团成立如一声“炮响”，震惊了中国音乐界，也使古典音乐圈第一次有了市场觉醒。关于他的争议也由此而起。当年圈内的各种评说见诸报端，在各种猜测和评论中，爱乐乐团走到它的第五个年头。
这次北京国际音乐节上，爱乐出现在与国际大师合作的舞台，颇为尴尬的是，和往年一样爱乐的现场仍是观众不太多。
在政府支持下，北京国际音乐节已到第七届，其参与乐团和大师的水准及在国内乐界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作为筹办者，余隆功不可没。在采访中，他坚决地说，“文化事业不可能完全市场化”。
目前，余隆身兼中国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及北京国际音乐节艺术总监。众多任职不仅使他的业余时间格外少，也极少接受媒体采访。在与他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不少较为尖锐的问题让余隆有些不快，但他坚持完成了采访，并向记者道出处于舆论中心的内心感受。
余隆，身材高大，一点没有上海人的轮廓，一坐下，隆起的肚子颇具成功人士的特征。
余隆锐利的性格在交谈中一览无余。对于他想让别人接受的概念，他会借助各种手势不停地再三强调，往往题目还没问完，他就会打断你先发表一番宏论。
“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家”
中国新闻周刊：今年音乐节快要结束了，和往年不同今年采用了低票价，它的上座率是否符合预期？
余隆：坦率讲还是多了。至少学生、真正的音乐爱好者更多，因为今年的票价给他们更多机会。
中国新闻周刊：加上赞助，收支情况与往年相比有什么不同？
余隆：通过赞助和各方面支持，我们补足了低票价不够的地方，让更多老百姓有了进剧场的权利，更多音乐爱好者能够买票进剧场。
真正的市场运作也在这方面体现出来，除了有政府的支持外，更多地保持市场的良性循环。如果都是在一个票价高居不下的情况下，观众就会越来越流失，市场越来越萎缩。
中国新闻周刊：你曾对我说过这次票价能降下来是因为有政府的支持？
余隆：连续七届，政府一直保持很强大的支持。世界上任何艺术节、音乐节或是重大文化活动，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得以实现。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支持只对你们吗？
余隆：有些院团拿政府的支持不做事，自然政府就会有这样那样的(考虑)。我认为现在很多院团本末倒置，他不去把工作做好，反而老想去赚钱，这就是两回事。钱，固然是重要，但是你不把工作做好，钱从哪里来？
咱们可不可以不要去谈关于政府支持的问题，可以谈艺术问题，其他问题。首先，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第二我也不是政府行政人员，我只是一个普通音乐家。
中国新闻周刊：这几年你在尝试把音乐节市场化吗？
余隆：我还没有听说过全世界哪个音乐节、艺术节是市场化的。如果什么都由市场需求来决定，那这个社会就完蛋。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在市场里解决。
“文化事业”就是不能够完全市场化的东西，比如古典音乐、芭蕾、文学等。
坦率来说，本身一个什么节，它不是企业行为，何来的“市场化”这一说？赞助商的介入只能说是赞助商对社会的责任感，对文化活动的支持。你说的市场看定位在什么方面，如果是文化事业的市场，那把对跟人之间的关系和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做好，也是一个市场。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注意到，音乐节中国方面的乐团与国外大师的合作上多为爱乐乐团。
余隆：我知道你要问这个问题。对，是爱乐。因为我是爱乐的总监。
坦率地说，爱乐目前是中国艺术质量最好的一个乐团，仅此而已，这跟我是不是爱乐的总监没有必然的关系。目前情况是，从时间的调配上，爱乐可能会便利一点。但将来如果爱乐还是这个水准，我不是爱乐总监，我做音乐节还是会用(他们)。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乎外界对你的评价吗？
余隆：我没看见。我最棒的事情就是不上网。所以我劝网友不用骂我，因为我根本不看。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知道网友骂你？
余隆：我听朋友说啊，说完了我也不去看。
“如今政府投入爱乐的比其他乐团还少”
中国新闻周刊：关于你的采访，怎么都绕不过去爱乐乐团的成立。爱乐成立时高薪聘请乐手，中国交响乐团一下来了30人，他们那几乎空了。
余隆：不谈这个问题。我告诉你，音乐家的来去，人才的流通这才叫市场，一个乐团是靠人才流通来维持的，不是黄世仁抢喜儿。而且这件事情跟我没关，我只是去打工，直接去当总监的。
本身中国交响乐团的建立也同样有来自各院团的人。如果爱乐办不好，自然也会有人才流失。所以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来了或走了多少人。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的成立相对于其他乐团，得到了政府更大的支持，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余隆：不同意。我从来没认为(爱乐成立)这个事有什么特别。爱乐挣的最多这个没错。但如果说政府投入，爱乐一点不比其他乐团多，如今甚至还少于某些乐团。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政府支持是爱乐最大的经济来源吗？
余隆：应该是的。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爱乐的管理者，将近五年你认为自己给爱乐带来了什么？
余隆：最重要是建立了一种爱乐精神，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全世界的爱乐精神都一样，是一种职业精神，这是在中国其他乐团不太多见的一种精神。大家对艺术的投入，对工作的热情，对工作的认真。
中国新闻周刊：爱乐的出现使中国交响乐发生了哪些改变？
余隆：带来一种希望——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上不会比任何国家差。(余隆说着站起来，两手插在裤兜里，神情骄傲。)
中国新闻周刊：毫无疑问爱乐的起步很高，但圈内人同时也认为爱乐现在到了一个平台期很难再进一步发展，就是个人技术都很好，但整体配合从音乐表现力来看处于有音无乐的状态，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余隆：我不想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stupid question，I even won’t answer this question。
音乐就是给每个人不同感受的东西。你听着是这样不一定别人听着也是这样。(而且)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过程也是很美丽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在乎外界对爱乐的评价？
余隆：当然在乎，我非常在乎。因为我为它工作，我为它骄傲，我在这个乐团的历史上可能只是很短的一个时间，但人应该对从事的职业和机构有一种忠心，有一种骄傲，一种敬业。
中国新闻周刊：你的年薪收入在中国的音乐总监中是最高的吗？
余隆：作为音乐总监来说，在中国算比较低的年薪。上海、广州的都超过了。
“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活动家，我都挺辛苦”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否遗憾越来越少时间做一个纯粹音乐家？
余隆：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我有充足的时间做艺术上的工作，也有充足的时间做其他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圈内更多人觉得你作为一个音乐家不如做一个音乐活动家，也对你这方面活动能力相当赞赏。
余隆：你这个话不对。作为音乐家(的成就)，我还是称职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有环境下，音乐活动家对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都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余隆：总得有人去做事，所谓做事你就成音乐活动家了。谁都可以做，只要有心人，都可以成为音乐活动家。
中国新闻周刊：你自己怎么评价所做的一切？
余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在德国受了非常良好的教育，做事要有始有终。
不管是音乐家还是音乐活动家，我都挺辛苦的，但还算做得不错。任何事情的成功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旁边说风凉话的人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这些年来，你给中国的古典音乐带来了什么？
像秋风穿过枯树，那种刺冷。
又像蜂蝎的微毒，那种灼痛。
你心痛的不忍，张开双唇祈祷。
那炽热的呼吸，甜美又夹忧伤。
一串串的音符，带着你的呼吸，
萦绕我的`病体。你愿意救我吗?
你吃惊的瞪开双眸，
那么琉璃那么深邃。
很简单!
来，亲爱的用你的双唇，
来电醒我贪懒的心脏。
就一下，就一下。
你感觉很简单。可一下后，
我就会离不开的你。因为我瘾上了毒，
那就是你的所有。唯一让我隐病的毒。
我活下去的理由，是我欺骗死神的借口。
以后我将是你的病患。
你该不会看我与死神约会吧?
郭伟：其实是莫名其妙地从小就喜欢画画。
《财富堂》：回顾自己的创作，您觉得自己在创作关注点和表现方式上是否产生了变化？
郭伟：人在不同的年龄自然会考虑不同的问题，关注点和表现方式的变化是潜移默化又自然而然的，没有办法整理出很明晰的线索。
《财富堂》：1990年，您的大事记里记录着美国攻打伊拉克，这一年，您的女儿“郭伊”也刚好出生，她的名字跟伊拉克有关吗？
郭伟：当时只是觉得“伊”这个字的发音好听，与伊拉克并无关系。
《财富堂》：1994年，您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加入到沙子堰这个早年的“艺术群落”，能不能回忆一下当时艺术家们的幸福生活？
郭伟：当时大家住得很近，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室工作完后能够到一个大家共同的“客厅”，就是今天以承办地下音乐演出著名的“小酒馆”聚一聚，海聊胡侃，这些经历和友情都十分珍贵，在今天想起来仍很怀念彼时的愉快时光。
《财富堂》：很多时候藏家都是很懂艺术家作品和创作感受的人，有没有藏家会给您一些创作上的意见和影响？
郭伟：与人交往是要看缘分，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朋友相互之间也有交流，但是在创作上的影响倒是谈不上。
《财富堂》：您在台湾办过好几次展，在那边的藏家也比较多，为什么2005年跟台湾擦肩而过之后，一直没有再去？您对台湾的画廊和艺术文化怎么看？
郭伟：一直机缘巧合因为各种原因与台湾擦肩而过，其实对去宝岛采风并没有太大的欲望，所以没能去台湾看看也不觉得很失落。对台湾的画廊和艺术文化的了解自然就是“道听途说”的了。
《财富堂》：父母离世时，对您的影响大吗？当时您对生活和创作是否有了些新的理解？
郭伟：非常大，这个事情对生活和个人来说都是晴天霹雳。但是话说回来，人生就是如此，无人能躲开。这在创作上倒是没有激发什么很大的灵感，但对生活而言，确实有了前所未有的更深刻体悟。
《财富堂》：您的弟弟郭晋也是艺术家，能谈谈您对他艺术上和生活上的影响吗？
郭伟：我与人交往时向来以朋友相称，这是我一直认同并且希望的与人相处的态度。我平日确实多与郭晋进行一些生活上艺术上的交流，但艺术创作中，艺术家需要坚守个人和思想上的独立性，所以讨论或许可以激发出火花，但是大的影响倒是说不上。
《财富堂》：您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郭伟：我十分羡慕那些描述自己人生时，说出来是故事，写出来是小说的人。我自觉平庸，现在只是一个中年男人。
《财富堂》：绘画之外，个人生活中还有哪些其他的爱好？您觉得自己是有生活情趣的人吗？
郭伟：喜欢运动。我恰巧是一个活得很开心但是又在生活情趣上很无聊的人。
《财富堂》：您认为目前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还有未曾实现的梦想吗？
郭伟：于我而言，一直以来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活着。过了做梦的年纪，现在只有工作。
《财富堂》：之前有听人把您比作中国画坛的“崔健”，意指您身上有叛逆和摇滚的精神，您认可这个说法吗？
郭伟：我还没听过这个说法，但是读书的时候确实听过崔健的《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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