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疆地缘政治安全

中国新疆地缘政治安全（通用5篇）

中国新疆地缘政治安全 篇1

中国石油安全与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已成为目前各国在矿产资源安全供应问题上推行全球资源战略的.理论基础,外交战略、进口多元化和勘查开发境外石油成为石油地缘政治的三项战略.中国石油地缘政治的应对战略是:主攻周边,维持中东,发展非洲.

作 者：王家枢  作者单位：国土资源部信息中心,北京,100812 刊 名：资源・产业  PKU英文刊名：RESOURCES & INDUSTRIES 年，卷(期)： 6(1) 分类号：F061.5 F416.22 关键词：石油供应   地缘政治   战略   国家安全   中国  

中国新疆地缘政治安全 篇2

一、中亚在中国地缘政治安全中的地位

中亚通常指亚洲中部亚细亚地区, 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国。这一地区北接俄罗斯, 东邻中国, 南与伊朗、阿富汗接壤, 西濒里海, 并隔里海遥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土耳其, 总面积近400万平方公里。在古代“丝绸之路”最鼎盛时期, 中亚曾有南、北等多条线路横贯东西, 沿线的城市因运送贵重商品的驼队云集而颇具规模。中亚五国独立之后, 中亚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地位更加重要, 成为世界大国权势角逐“新的地缘政治战场”。麦金德认为, 中亚的山地是海权势力很难到达的地区, 以此为中心, 控制东欧, 就可以排斥海权势力。他把亚欧大陆, 甚至包括非洲大陆称为“世界岛”, 从历史的经验出发, 认为陆权绝对胜于海权, 断言谁统治心脏地带, 谁就控制世界岛, 谁统治世界岛, 谁就控制世界。麦金德的理论虽然引起激烈的争论, 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欧大陆腹地中亚地区在国际地缘战略格局当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国与中亚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自西汉起, 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西域地区就包括中亚地区和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如今, 中国西部一些省区, 与中亚还存在着民族和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如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等, 尤其是新疆地区, 当地少数民族与中亚一些民族长期跨界而居, 联系密切。同源跨国民族的存在和地理上的毗邻而居, 使中国与中亚地区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一方面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有利条件, 另一方面, 冷战结束后, 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向中亚的渗透, 也给中国国家安全带来很大压力。中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同处亚欧大陆腹地, 其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它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由于地处亚欧大陆的中心, 中亚早就被地缘政治学家称为世界的枢纽地带。这一地区连接俄罗斯、中国和欧洲, 是大国战略交汇之地, 同时也是美国联盟网络的断接地带。加之多种民族、宗教、文化交错, 关系复杂, 它的波动将影响周围大片地区的稳定。

诚然, 冷战结束后, 随着两极世界格局的坍塌, 我国西北地区周边地缘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的解体, 使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原苏联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庞大军事力量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土崩瓦解, 使我国西北地区长期面临的巨大军事安全压力得以消除。中亚国家奉行对我友好政策, 尤其在我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协定和在边境地区裁减军事力量协定, 特别是“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后, 中亚及俄罗斯与我国的双边军事政治关系进一步改善, 同时, 中亚国家与我国发展互利合作, 使我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逐步扩大, 中亚国家多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基本形成, 这一切都为我维护西北地区安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是, 也应看到, 西北地区是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周边邻国众多, 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 现实或潜在热点集中, 作为利益交集地带的中亚地区由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调整和各国因为民族、领土与边界争端、民族分立主义和教派冲突、水资源等问题, 成为各种力量纵横交错, 多种矛盾相互交织的潜在热点地区。特别是近年来, 以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为代表的各种极端势力在中南亚及周边地区迅猛发展, 对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而这些都与我国西北地区安全息息相关。

二、对中亚与中国地缘政治安全的新判断

在地缘上, 中亚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为邻, 又与印度、欧洲大国有联系, 同时还受到美国、日本等国的重视, 上已经成为许多大国和地区力量全球战略部署的交叉点。同时, 因中亚国家地缘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和油气资源的丰饶高产等因素, 中亚地区已经逐渐成为俄美中等大国和地区强国竞相拓展外交影响的舞台。

(一) 美国加紧对中亚的渗透和控制。

冷战结束后, 中亚成为美国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 并将其作为全球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早在1992年2月中亚各国独立不久, 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就出访了中亚, 随后从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加快对该地区的渗透。1997年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制定中亚战略的班子, 制定了一套新的中亚战略, 其核心内容是:趁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衰退在中亚形成力量真空之际, 积极介入中亚事务, 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和影响, 将中亚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以达到如下战略企图:一是从南侧挤压俄罗斯的传统地缘政治空间, 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地位和影响, 遏制或延缓俄的重新崛起。二是通过控制中亚增大威慑和影响中国的筹码。三是控制中亚的油气资源, 减少对中东石油进口的依赖。四是防止具有强烈反西方色彩的伊斯兰“瘟疫”蔓延。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 美国“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 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 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 维护其本身日益增强的经济利益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因此, 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 (或) 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正因为如此, 苏联解体之后, 美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开始对中亚地区实行全面的渗透。尤其是“9.11”事件后, 美国借反恐契机, 以阿富汗塔利班为打击重点, “进军南亚, 稳坐西亚, 屯兵中亚, 楔入欧亚大陆腹地”, 在我国西北边疆周边国家投棋设子, 抢占先机, 加快北约东扩的界线, 以削弱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 最终实现对我国战略合围之企图。

(二) 俄罗斯在中亚有着重要利益和影响。

中亚地区历史上归属于沙俄和前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的解体使原苏联部署在中亚地区的庞大军事力量随着中亚国家的独立而土崩瓦解。但继承了原苏联衣钵的俄罗斯认为, 中亚五国在历史上就与俄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对俄的国家利益具有原则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俄一些战略资源“传统而稳定的供应地”, 而且中亚作为一个“缓冲地带”, 可把俄与阿富汗, 以及“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隔开, 有利于防止对其南部边疆可能出现的或潜在的威胁。首先, 中亚各国有大量的俄罗斯人, 中亚五国俄罗斯人占该地区总人口的20%, 占苏联解体后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境外俄罗斯人的40%;其次, 中亚是俄罗斯重要的工业原料和能源供应基地之一;其三, 该地区是俄南部国防的重要屏障和缓冲地带。因而俄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亚的渗透和扩张看成是对自身地缘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严重侵犯, 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因此, 俄罗斯从未放弃对中亚的控制和与美国的争夺。在政治上, 俄罗斯加强外交攻势, 改善与中亚各国的关系, 遏制中亚国家对俄的离心倾向。在经济上, 俄罗斯大力促使中亚国家加入以俄为核心的独联体经济联盟, 增大中亚国家对俄的依赖, 强化相互间的经济安全关系。在军事上, 俄罗斯加强与中亚国家的双边与多边军事合作, 力图把中亚国家拉入由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之中。

(三) 中亚对中国西北地区安全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我国西北地区的地缘安全环境从来就是复杂的。“9.11”事件后, 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军事行动摧毁了塔利班政权和本·拉登“基地”恐怖组织在阿富汗的大部分恐怖训练营地, 中亚极端势力也因此遭受重创。但有迹象表明, 中亚极端势力的活动并没有停止, 而是正变换手法, 暗中积蓄力量, 加紧与包括我国境内外“东突”恐怖组织在内的国际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的勾结联合, 伺机进行新的恐怖暴力活动, 推翻当地现政权, 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统治;另一方面, 美国借反恐之名迅速将军事犄角插入中亚, 中亚地区再次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争夺国际主导权的重点, 其顺势推进“管理”欧亚大陆的战略图谋日渐显露。虽然冷战后我国西北地区出现了没有陆地直接军事威胁的安全形势, 地缘安全环境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局面, 但也有许多西方国家抱持着冷战思维不放, 将中国视为战争威胁, 散布“中国威胁论”, 采取一系列遏制包围中国的战略举措。西北地区周边一些国家也借口“中国威胁”而不断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 加之“东突”恐怖势力的进一步增长, 我国西北边疆周边国家的军事冲突与军备竞赛以及国际范围内民族宗教冲突的加剧, 使我国的地缘安全环境面临着严重的挑战。首先, 美国在中亚、南亚地区的军事势力, 给我国西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军事压力;其次, “东突”恐怖势力被西方敌对势力所利用, 已经成为企图分裂中国的“政治工具”, 直接威胁我国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再次, 西北地区还存在诸多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的热点问题, 威胁着这一地区的和平与安宁。

三、新格局中的中亚与中国战略合作关系

中国和中亚五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等多方面都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近三十年中国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客观上为中国与中亚五国从战略高度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冷战后国际战略环境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格局深刻而复杂的调整, 也对中亚五国与中国之间进行长期的战略合作创造了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因此, 在经济、政治、安全等诸方面, 中亚五国与中国都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与合作。

(一) 经济上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的互补。

中亚五国的总体产业结构特点是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在重工业内部重视采掘业。中亚地区是全世界工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石油、天然气、煤、水力发电资源的储量都十分大, 还拥有极为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资源。中亚各国虽然自然资源条件不甚相同, 工业结构也不尽相同, 但都处于矿产开采向工业原料生产发展的初期阶段。其中能源开采是各国工业生产的强项。然而大多数国家的工业部门很不齐全, 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 轻纺工业很落后。而我国西北地区虽然产业结构同中亚五国有些类似, 但是,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 相对于中亚五国而言, 具有以下优势; (1) 轻纺工业相当发达, 已经形成了以毛、棉、麻纺织品、针织品和服装为主体的纺织产品系列, 西安、咸阳是我国著名的棉纺织工业基地, 而兰州、西宁、乌鲁木齐等地则是毛纺织中心。其部分产品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 可提供充足的出口货源, 有能力向中亚五国输出。 (2) 西北已形成了以石油机械、轴承、电机、机床以及家用电器为主的机电产品系列。 (3) 西北具有以食品、小五金、家俱、塑料、皮革为主的发达的轻工业, 可供向中亚五国大量出口。西北还可以从中亚五国进口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例如作为轻纺工业原料的棉花、羊毛、生丝等农牧产品, 石油、矿物肥料、大型施工设备等工业产品, 这些农牧产品、能源和矿产品以及制成品, 均为西北地区发展轻纺工业及加工业所必需。

(二) 政治上共同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的威胁。

由于历史的原因, 独立后的中亚各国都属于多民族国家, 哈萨克斯坦有131个民族, 乌兹别克斯坦有129个, 土库曼斯坦有105个, 就连人口最少的吉尔吉斯斯坦 (466.5万人) 也多达80个。因此, 独立后中亚国家主体民族化的构想在实践中与多民族的社会现实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甚至冲突, 使各国在理论上标榜的“国内所有民族无论历史长短、无论人口多少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一句空话, 造成各民族间关系的空前紧张。这种非主体民族大聚居的基本格局构成了中亚各国主体民族政体的重大隐患, 主体民族与非主体民族之间矛盾一旦引起事端, 极易在短时间内扩展成危及全国乃至波及周边各国的地区动荡。

近年来我国境内外民族分裂势力的分裂活动有所加剧, 尤其是科索沃战争爆发后, 我境内外“东突独”民族分裂势力叫嚣要“以科索沃解放军为榜样”大搞恐怖暴力活动, 并企图与外部敌对势力联手推进“东突问题国际化”。新疆, 这块在史籍中被称为“西域”的地方,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汉朝, 就已成为中国版图的一部分。然而, 在新疆一直存在着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潜藏的分裂暗流分为两支, 一支是伊犁“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活动的继续;另一支是南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残余势力的挣扎。新疆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主要居住着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锡伯、满、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达斡尔、俄罗斯等13个民族。即使今天的新疆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乌鲁木齐“7.5”事件的发生就再次说明了新疆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民族分裂主义是影响我国西北地区和中亚各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危险和主要的不安定因素之一。

(三) 国际政治上的共同利益诉求。

中国和中亚各国, 由于国内外所面临的压力,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许多共同语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起步, 而中亚各国还需继续巩固政治经济主权。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边境地区都还存在不和谐因素, 同为发展中国家,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有相似之处。冷战后, 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 但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一直存在并干扰着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大国军备竞赛从未停止, 严重威胁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亚各国处在国家、民族、宗教矛盾的多发地带, 防止国际争端是中亚各国面临的严峻课题。中国西北边疆的环境同样不容乐观。中亚各国与中国在消除地区热点、民族冲突、南北发展失衡、生态环境恶化、人口问题等方面虽然存在差异和分歧, 也存在普遍共识。中亚国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 往往以政治利益为代价;中国要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也要经历诸多考验。在国际关系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共同利益诉求, 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国际政治关系中加强合作, 共同发挥积极的作用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 篇3

中国千年外交主要是周边地缘外交

中国千年外交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区域内展开的。东南方向浩瀚的太平洋、西南和西面的青藏高原、中亚荒原和北方的蒙古高原成为了古代中国人不可逾越的障碍。地理环境与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千年外交的对象主要是周边国家和政权。中国千年外交史基本上是一部周边地缘外交史。

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地缘政治中的主要力量之一。中国是古代东亚文明的中心，近代帝国主义列强角逐的战场，冷战时期美苏争夺的“中间地带”，多极世界中的亚太区域中心。中国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历来为各国战略家所重视。

地缘政治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孔子、老子、孙子等人的论著中无不包含着丰富的地缘政治思想，春秋战国时期脍炙人口的“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地缘政治战略思想，甚至早在夏商时代的“五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种地缘政治体系。中国古代的地缘政治思想家都是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与西方动辄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不同，中国古代集中考察与中国紧密相关的政权的地缘关系，很少关注遥远的“战略要点”。

中国千年外交史上的周边地缘外交主要是塞防外交。这是因为古代中国东临大海，少有外患；西部高山峻岭，交通困难；南部崇山险恶，成为天然屏障；只有与北方草原之间的天然屏障作用较弱，因此，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常常成为中原王朝的重大忧患。数千年来，匈奴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三大游牧民族，在欧亚大陆上东征西杀，横冲直撞，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中原王朝与这三大游牧民族建立的草原王朝都发生过对抗。公元751年的怛罗斯战役，唐军被阿拉伯大军打得大败。匈奴人和蒙古人则多次南下，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也常常染指塞内。蒙古人、契丹人、金人等入主中原后，又受到来自塞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政权的进攻，这使得塞防成为千年中国国防和外交的基本主线。在俄罗斯帝国控制中亚之前，虽然中亚的政治格局几经变迁，阿拉伯王朝，塔赫尔王朝、萨法尔王朝及塞尔柱王朝等先后出现在中亚历史舞台上，中国对中亚地区仍有着强大的影响力。13世纪，中国元朝再次确立了对中亚的政治隶属关系。清朝前期，中亚许多王国向清帝国俯首称臣。进入近代，中亚地区的主导者先是俄罗斯帝国而后是苏联。19世纪60年代末，沙俄开始向中亚扩张，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亚各民族已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直到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都一直处于俄罗斯人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俄罗斯不仅基本切断了中国同中亚历史上的直接联系，而且强占、割占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成为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由此严重恶化。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中国与中亚地区恢复了直接交往，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明显改善。古代历史上除了南宋和明朝中早期外，中国并不注重海洋地缘政治。中国海上邻国中除了某段时期的日本外，没有其他邻国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大的影响。

周边地缘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中国土地的广阔加上它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制，奠定了三个主要地缘政治目标：维持汉民族腹地的统一；维持对非汉族缓冲地区的控制；防范外国对中国沿海的入侵。与此目标相适应，中国千年地缘外交的目标是维护中国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中国主导东亚国际秩序的外交体系称为“朝贡体系”、“册封体制”、“华夷秩序”、“天朝礼治体系”或“中国的世界秩序”等。上述提法因各国学者基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总体上看，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事实：在东亚，以中国为中心的独特地区体系源于先秦（西周-东周），固化于两汉，发展于唐宋，集成于明清，衰落于晚清。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总体上逐步复杂化。

清中期以后中国的地缘环境和战略态势，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到来、俄罗斯的东进战略与日本的崛起开始明显恶化。此前，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出现，中国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从未发生过正面冲撞与战略对抗。这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鸦片战争以降，塞防、海防同时告急，不仅从北面来的俄罗斯洋枪洋炮的进攻取代了游牧民族传统的金戈铁马的进攻，而且西南有从印度威胁西藏、从缅甸威胁云南的西方头号强国英国，有从越南威胁广西、云南的法国，东北、福建受到日本的直接威胁，而海上的威胁更是源源不断，英、法、美、德、日、俄都有远东舰队游弋于中国东部和南部海洋，中国已成为一个四战之地。1874年12月10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中分析了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清史稿·李鸿章传》）鸦片战争后的百余年间，西方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次，入侵兵力达47万人。

在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相对较差。首先，中国处于亚洲大陆的东部，与14个国家接壤，中国的邻国数量世界第一。相邻国家越多，国家间关系历史悠久，利害关系越错综复杂。其次，中国强邻环伺，北面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和军事大国俄罗斯，东面是经济强国日本，南面是人口大国印度，这3个国家在近代以前对中国根本不构成威胁。再次，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的领土没有实现统一，台湾问题的存在使中国不得不面对一个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历史的关系和现实的利益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处理地缘政治和周边外交问题上颇费心思。中国所处的区域地缘政治环境与英国和美国崛起时相比，明显处于不利的状况：英国四面环海，进退自如；美国海岸线广阔，远离欧亚列强，周边没有强邻。印度从地缘政治角度说，其战略优势也胜过中国，它与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隔着一个巴基斯坦，面向印度洋，扼守着世界石油的主要产地——波斯湾，周边没有一个邻国会主动攻击它。

nlc202309010920

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刚好倒过来了。如果说塞防是古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那么，海防则成为当代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问题。近代中国最大之痛是海权丧失致列强瓜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使制海权落入日本手中，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野心实现，中国由此走向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两岸至今未统一，成为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伤痛。这是中国几千年来周边地缘政治中最大的变数。近年来，中国的黄海、东海和南海一直不太平，一个个挑事者向中国叫板，特别是2012年以来事端不断。“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乃系相当准确的表述。在中国地缘政治问题当中，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是南海问题，包括海上岛屿问题，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领海主权争端问题等。中国成为海洋国家的梦想不可能通过向东延伸来实现。那么，作为唯一通道的南海，就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

在古代，中国解决自身地缘政治问题，只需要和周边国家打交道。但自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了欧美大国的因素，英、俄、美等国接踵而来，这是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复杂化的主要原因。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以及和东南亚、东亚一些国家的同盟关系，体现了美国“全球主义”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极力维持各地区的平衡，从而阻止有可能完全主导某一地区的大国的崛起，防止其挑战美国的单极霸主地位。东盟提出的所谓“大国均势战略”就是基于美国的这种地缘政治战略，中国地缘政治中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有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狐假虎威，企图借助区域外的大国力量制衡中国，故意使中国与某些国家的双边问题国际化。

吸取中国历史上地缘外交的经验与教训

——克服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中缺乏海权观念这一致命弱点。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马汉的海权论虽已流行了100年，不少国人对海洋之于中国的意义却不得要领。古代中国只有郑和具有海洋战略眼光，郑和航海比哥伦布早87年，七次航海，仅首次航海就有舰船208艘，舰队人员达28000人；哥伦布四次航海总共才有30艘大小船只，装备及人员配备远不及郑和的船队。郑和虽然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中国第一个航海家，然而他作为宦官的悲惨出身注定了他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帝国官僚们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圖，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让我们感到恐惧。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向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郑和却被召回，兵部将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航海资料销毁，舰船在海港中腐烂掉，同时下令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郑和舰队本来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等的一系列挑战，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然而，地缘战略思想，特别是海权意识的缺乏，使中国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否则当时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海军发展长期滞后，中国从未成就海上霸权。郑和若地下有知，是否会死不瞑目？为海防一再呐喊的李鸿章是近代历史上最早具有海权观念、最早看到海防重要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他与左宗棠之间的海防塞防之争，凸显了中国缺乏现代海洋意识。本来这场争论的实质是国防资源投放的重点，然而，李鸿章加强海防的呐喊却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中国地缘战略和外交的要义应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国家安全和民众的福祉。中国主导的东亚国际体系总体说在历史上维持了东亚地区的稳定，也维护了自身的利益，朝贡体制在古代对中国和周边国家来说总体上是双赢的。但不可否认，古代中国超过必要、合理的限度，应邻国要求出兵打仗，为邻国利益买单，影响中国自身利益甚至给中国百姓带来灾难的例子并不罕见。在中国近代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屡有朝鲜、越南、柬埔寨等周边弱小邻国情势变化使中国卷入与日、法、美、苏等大国间的争斗乃至战争的经历。外交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利益的博弈，中国千年外交史上鲜有利己不利人的霸权外交，但利人不利己、花钱不讨好的赔本外交并不少见，这种情况，对中国社会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其是是非非、利弊得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非常必要。

——维护领土利益，特别是维护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利益是维护中国地缘政治利益的关键。在古代中国，既有不少对失去领土耿耿于怀的事例，如大宋一直图谋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有不少对失去土地并不在乎的事例，如大清对俄罗斯割去大片领土常常并不十分在意。清入主中原，一方面使国土面积较明朝大幅增加，中国成为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空前统一的国家；另一方面，对海外开疆扩土不感兴趣。1753年（乾隆十八年），苏禄苏丹国（今菲律宾）向清廷上《请奉纳版图表文》，请求将本国土地、丁户编入大清版图，使菲律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以便依托中国，得到庇护。但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海岸线以外毫无兴趣，甚至认为华侨都是“汉奸”，死不足惜。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他对纯属“外人”的苏禄请求根本不在意，苏禄希望成为“中国固有领土”的请求被婉言谢绝。1776年，在美国独立的同一年，来自广东梅县的华人牵头，曾在世界第三大岛——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西部建立了一个兰芳共和国。这个华人国家刚刚建国，就派人回国，觐见乾隆皇帝，想把西婆罗洲这一大块土地纳入大清版图，或变成藩属国家。但乾隆根本不想理睬这些“天朝弃民”，也不承认这个国家。兰芳共和国携手当地土著居民，抵抗西方殖民者的入侵长达 107年，直到19世纪末才被荷兰殖民者所灭。试想，如乾隆当时不拒绝，现在的南海是什么格局？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中国接二连三失去海参崴、唐努乌梁海、夜莺岛等具有战略意义的要地，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了。罗斯福总统在开罗会议上，两次提出将日本强占的琉球群岛交还中国，他对蒋介石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收复了台湾，如果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会有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激荡中国海》，王佩云著，作家出版社出版2010年版）想不到蒋介石两次加以拒绝，罗斯福百思不得其解，由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nlc202309010920

——东北亚自古以来在中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东北亚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与朝鲜和日本的关系。朝鲜多数时候保持了对中国的宗藩关系，日本则基本上始终不承认中国在东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日本的岛国地位塑造了日本人的岛国心态，吃硬不吃软是日本的个性。同日本打交道必须实力特别强大，而且强大的实力必须得到验证，它才会同你“友好”、和平相处。如果将它的实力彻底摧毁，它甚至还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你的盟友。否则，日本会敢于向你挑战，比如对唐朝和明朝，以及对沙皇俄国和二战时期的美国。日本一直企图在亚洲大陆取得立足之地。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要想在大陆伸足，必先对朝鲜下手。朝鲜同中国的关系通常被比喻成“唇齿关系”，从地缘环境看，朝鲜是中国的战略壁垒，中国往往成为朝鲜最重要的保护国。古代政治家们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保护朝鲜作为中国藩属国的利益不受侵犯，朝鲜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受到欺负时，总是向中国伸出求援之手，中国多次有意无意地被卷进朝日冲突之中。公元663年爆发的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日本完败，接着，664年、671年，唐朝先后派遣强大的海军舰队访日，明为交通使团，实际上可以说是示威，是军事威慑。日本因此谨慎起来，老实了约1000年。扩张野心受挫的日本感受到中国唐朝的强大、文化的先进，它不仅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而且以后不断派遣“遣唐使”。此举虽被人一厢情愿地看成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一段历史佳话，但从日本长期向亚洲大陆扩张的历史行为看，同时也是它以此刺探唐朝的虚实以便超越中国战胜中国，绝非单纯为友谊而来。万历皇帝在1592年发起了援朝抗日战争，前后历时七年，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用兵数十万，费银近800万两，历经战与和的反复，最终异常艰苦地赢得了胜利，使日本元气大丧，300年间无力觊觎中国大陆。为什么要抗日援朝？万历皇帝在平倭诏书中明确说：“朝鲜失，则国门开。”万历皇帝的确具有地缘政治的思想。1840年开始，东北亚的宗藩、朝贡体制被西方列强逐渐打破，一个半世纪以来，列国纷争、大国博弈成为东北亚地区的常态。二战结束后，东北亚成为两大阵营角力的疆场。有人说：自古以来，日本的扩张方向就是大陆，中国是其地缘政治上的历史性障碍，中国即使主观上丝毫不想威胁日本，中国的存在就是日本的不舒服。而一个强大的中国存在，日本更感到特别别扭。这或许就是日本对中国长期的“历史情结”。日本天然的扩张欲望决定了历史上中日交往敌意胜于友好，冲突多于合作。中日关系的这一历史性质，可以说至今没有改变。日本借助美国恢复国力后，又开始挑衅中国，“一阔脸就变”的历史习性无根本变化。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历史凸现了某种规律：日本在中日交手中失败一次，东北亚就稳定一段时间，中日随之会友好一个时期。日本在白江口海战、露梁海海战、抗日战争中败于中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它就会得寸进尺。例如，日本在打赢甲午战争后不久，又全面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因此，维持东北亚的稳定，中国必须在军事力量上保持绝对优势，这是把握和处理东北亚地缘战略不能忽视的关键。

——地缘战略位置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正確的战略方针和外交谋划，可以克服地缘战略位置上先天的不足。俾斯麦时代的德国集中战略和外交资源，避实就虚，扬长避短，纵横捭阖，三战三胜，终于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德国强大起来后，威廉二世却让德国陷入两面作战，最后竟一败涂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地缘政治环境上处于被孤立、被包围的状态，后来中国抓住机遇，排除阻力，不怕干扰，果断实现中日、中韩等建交，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地缘政治基础。这充分说明事在人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和外交谋划，良好的地缘战略优势就难以发挥作用；而处在不利的地缘战略位置时，仔细分析自己的战略环境，做出正确的战略部署和外交规划，也可以逐步弥补地缘政治环境的不足。不变的是地缘自然环境和国家利益，可变的是周边政治环境和敌友关系。敌人或朋友关系的界定，一切都在不断调整变动之中，而决定这一变化的关键是国家的核心利益。

——外交必须围绕维护和巩固国家的安全边界和利益边界来展开。国家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主权之外的利益的可控制与保护程度，即寻求国家安全的纵深空间。国家利益边界是指国家在对外交往中获得利益的最大范围和程度。在闭关自守的时代，安全边界与利益边界基本重合。在全球化时代，安全边界向立体拓展，利益边界向境外延伸，“边界”的概念在不断拓展。传统的边界概念与领土、主权联系在一起，基本上可称为“领土边界”，这时，国家追求安全边界的行动主要是寻找、确定、维护国家的天然疆界，如山脉、海洋，甚至是人为的关隘等，古代长城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人类活动空间的扩展，海洋已不是阻碍人类往来的障碍而是人类交流的又一新的通道，“边界”就不仅仅局限在与领土的关系上了。在全球化时代，多维的边界使安全不再只是邻国间的事，一国的安全不可能局限于一国边界之内，因此有了国家领土边界安全和国家安全边界的差异，有了主权范围以内的利益和主权范围以外的利益的区别。中国在21世纪要成长为世界性大国，审视中国的周边环境，构建中国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寻求和维护中国的安全边界就成为地缘政治的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外交如何适应中国逐渐发展的全球利益的需要。中国现在的全球利益还很不明显，但这种利益正在成长，中国正在成为资源消费大国，也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利益，随着全球利益的增长，中国必然需要不断完善自己的全球地缘战略。

21世纪是“亚太世纪”，更确切地说，是亚太地区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的世纪。东亚是亚太地区的核心地带，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力量中心。这一地位将使中国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从地缘政治的视角看，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体现在中国应当首先在亚洲崛起。中国如果不能在亚洲崛起，则绝对不能在世界崛起。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理应放在自己的亚洲近邻。复兴的内涵是什么？复兴不是要恢复当年中国主导的东亚体系，不等于重建以中国为朝贡对象的朝贡体系——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是恢复古代中国在周边地缘政治中那样的影响力吧？在上述李鸿章那份著名的海防奏折里，李鸿章说：“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今天，我们探讨中国千年外交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回思中国地缘政治变迁的历史，心情依然难以平静。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社祀与殷周地缘政治 篇4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普遍认为殷周时期是地缘国家，政治组织和政治关系完全以地域关系为基础，即所谓“按地域划分国民”。近二十年来，对殷周历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学者们普遍注意到殷周时期广泛存在着血缘组织，并由此构建起特定的国家政治组织结构1。继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说当时的政治关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话，那么当时到底还有没有地缘关系？这是需要反转头来依照历史事实重新思考的问题。这一问题牵涉许多方面，这里仅就社祀反映出的地缘政治意义予以探讨。

一、殷代的“土”与周代的“社”

殷代思想中有地神崇拜。但是，殷墟卜辞中并无“社”字，只有“土”字。从卜辞资料看，“土”与地神崇拜有关。例如：

贞，燎于土，三小牢，卯二牛，沉十牛？（《前编》1・24・3）

燎于土，羌，俎小牢。（《粹编》18）

贞，燎于土，三小牢，卯一牛，沉十牛？（《续存》2・182）

壬辰卜，御于土？（《摭续》91）

贞，王告土？（《摭续》43）

王国维开创性地指出，殷卜辞中的“土”应即“社”，“假土为社，疑诸土字皆社之假借字”2。此说一出，得到了学术界的响应。“土”与“社”相关，在后世文献中也有反映。《诗・商颂・玄鸟》“宅殷土茫茫”，《史记・三代世表》引作“宅殷社茫茫”。《诗・绵》：“乃立冢土。”毛传：“冢土，大社也。”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庙宇。 既然“土”与“社”同，“土”亦当为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学者或谓“土为地神”，这是不确切的。

殷卜辞中不但有“土”，而且有“某土”。例如：

贞，又燎于亳土？（《佚存》928）

癸丑卜，其又亳土？（《甲编》1640）

于亳土御。（《京津》4359）

囗年于 土。（《明续》453）

于△土燎。（《 文》68；此△为一不可识图形文字）

壬申卜，囗四土于羌宗？（《明续》423）

“亳土”最多见，其他“某土”次之。陈梦家先生指出：“卜辞所祭某土，即某地之社。”3既然有多个“某土”，则殷人所立之社当有多个。学界通常认为，殷王祭于“某土”，表示殷王祭祀某地的土地神。

周人通常把祭祀土地神的场所称为“社”。从“社”字的结构看，从“示”从“土”。“示”乃神义，“土”是指人们早期崇拜活动的场所或庙宇。从甲骨文和金文看，“土”字作平地凸起状， 或作一树立物。 从文献反映的情况看，“社”除用作名词表示祭祀土地神的场所外，还经常用作动词，表示祭祀土地神的活动。 《书・洛诰》：“乃社于新邑。” 义为在洛邑举行社祀。《诗・甫田》：“以社以方。”《诗・云汉》：“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这都表示祭社活动。《春秋》经传所记当时各国祭祀地神的场所都称“社”。

周人所立之“社”比殷人所立之“土”要少。 一般说，一个国家政权立一社。西周有二都，故有二社：一为岐社，在宗周；一为洛社，在成周。鲁国有二社：一为周社（周人所立之社），一为亳社（殷人遗留下来的社）。文献所见其他各国只有一社。于此可以看出，从殷至周，社祀呈逐渐简约化的倾向。这与郊祀的合祭大趋势相一致。

二、周社与亳社

汤始居亳，故殷人的国社称“亳社”。从殷卜辞看，虽然殷人的社（土）有数处，但最重要者是亳社（土）。周人灭殷，殷遗民多数居留在殷都故地，其国称宋，其社称“商社”或“亳社”4。伯禽被分封至鲁，古亳（北亳）近鲁，故鲁有亳社5，又有周社。

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一个王国的覆灭，其所立之社自然也要被废除。 “政权灭亡，社也随之变易。 社不仅不血食， ……还要被封闭。”6殷王国崩溃后，周人没有废掉殷人所立之社，而是“首先把旧的商社宣布为‘亡国之社’、‘丧国之社’。接着，又把它建立在周天子的宗庙旁，作为周族统治在政治上教诫天子和诸侯善恶存亡之道的所谓‘戒社’。”“不但周天子所在地立有‘戒’社，诸侯国也立有‘戒社’。”7根据我们的考察，较为可靠的文献反映得情形不是这样。

首先，从上古三代整体过程看，社并不因共主的衰落而废替。《书序》：“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8《史记・殷本纪》记载同。 周存殷社。据《周本纪》，周人摧毁殷统治后，立即“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安定殷都社神。第三天，周人在殷社前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祭社典礼：“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清代学者顾炎武就说：“武王伐商杀纣，而立其子武庚，宗庙不毁，社稷不迁。”9在当时方国联盟局面下，一个方国跃踞“共主”，该方国原来的社也就升格为王国之社。同样，“共主”地位跌落后，作为王国之社的国社，也自然回落为方国之社。杞为夏后，宋为殷后，二国皆有自己的国社，并没有被别人“废除”10。

其次，并非周天子的王国和所有的周人侯国都立“商社”，更无所谓“戒社”。文献所见，只有两个诸侯国有“亳社”：宋国和鲁国。其他国家立“戒社”的情形，我们在西周春秋文献中未见。 宋有“亳社”，情属自然； 鲁除立周社外，仍保留了殷人的“亳社”，属个别情况，不具普遍意义。

复次，在鲁国，亳社与周社的性质和在政治上的地位并无殊异，决不是犹如耻辱柱一样的“戒社”。亳社和周社都用来祭祀土地神，两社相并而列。《左传》闵公二年记鲁桓公使楚

丘之父为其卜子，楚丘之父言道：“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间于两社。”“间于两社”是指身处两社之间秉持国政的意思。 鲁人定期祭社，“微言大义”的`《春秋》从未透露出贬斥亳社之意。 当然，周亳二社由于历史传统习惯的原因，在祭品方面可能稍有不同。《左传》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更阝，献俘，始用人于亳社。”又，鲁哀公七年，鲁人伐邾，“ 以邾子益来，献于亳社”。是偶然性的不同，还是原来就不一样，现在摆平了？我们不得而知。在社会政治功能方面，二社也差不多。《左传》定公六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从后世礼书看，殷周二代的社在建筑形式方面不尽相同：周人之社有垣而非屋，没有屋顶，殷人之社有“屋”； 周人之社牖南向， 而殷人之社牖北向。然而，亳社与周社之差异却逐渐被后人误解，被说成是周人有意而为之，具有政治褒贬含义。《春秋经》哀公四年：“六月辛丑，蒲社灾。”《公羊传》解释说：“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亡国之社盖 之。 其上而柴其下也。”一个“盖”字，表明其为揣度之辞。《谷梁传》的解释则显得态度坚决起来：“亳，亡国也。亡国之社以为庙屏，戒也。其屋，亡国之社不得上达也。”谷梁氏不仅把亳社说成是亡国之社，而且说成是“庙屏”，比公羊氏又进一步。《礼记》更发扬其说：“丧国之社屋之，不受天阳也。亳社北牖，使阴明也。”到了《白虎通》那里竟然成了这样：“王者、诸侯必有戒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为善者得之， 为恶者失之。”从《公羊传》到《白虎通》，对亳社的渲染和贬斥，文脉可寻。这使我们想起了从前学者们所说的“层累的历史”的理论，从《公羊传》到《白虎通》，“戒社”说就是这样一层一层地架构起来的。 后人不察其变，据《白虎通》而谓西周天子、诸侯皆立戒社，失实远矣！ 在殷周时代，对“社”的态度就是对神灵的态度，而不是对某个部族的态度。我们不否认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不同神灵占有不同的情感地位，殷族祭祀使用过的场所在周人心目中可能会留下阴影，但这与所谓“戒社”比是一回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神灵的亵渎是不可想象的。

三、社与地域政治

社神崇拜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们认为社神乃一定方域的守护神，影响生活在这一地域内的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民族学的资料看，自农耕生产出现以来，地神崇拜就已产生。农业生产使人们较长时间地附着于一块土地，从而与特定的土地神建立一种相对稳定的联系。随着文明和国家的出现，国家也与特定的方域有关，社自然与国家政权具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随着古代的国家和人民逐渐固定在特定土地范围内，社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也就被进一步强化了。

建国立社。土地神观念的产生基于农业生产，其神职主司庄稼收成。在各原始民族中，土地神的神能因地因时而异， 但无论如何都直接与人们的现实生活相关11。从中国古代文献看，中国上古时代的国家自产生之日起，就与社神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史记・封禅书》说：“自禹兴而修社祀。”《论语・八佾》记鲁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谈社制也从夏代开始。《尚书・甘誓》记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夏启命令道：“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可以认为，至迟到夏代具有政治意义的社就出现了。殷王国有“商社”或“亳社”，此“商社”又被人们称为“桑林之社”12。从卜辞反映的情况看，殷王室除了在亳社行祭祀外，还在其他的若干社行祭祀，如“东土”、“西土”、“南土”、“北土”等等。周方国建立于古公时期，周人国家的社亦于此时建设。《诗・绵》：“乃立冢土。”“冢土”是早期的国社。周人摧垮殷王国营建东都洛邑，又在洛邑立社。其所以如此，原因正在于社是政权的象征。《白虎通・社稷》说：“ 封土立社，示有土也。”与古代实情相合。正因为社是国家政权的象征，所以当失去政权的时候，也就失去对社的主祭权。《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郑国伐陈， 陈国将灭，“  陈侯免，拥 （抱） 社（主），使其众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表示降服。从“社稷”一词的含义，我们也可看出社与政权之间的特殊关系。《左传》所记春秋时期人们经常把“社稷”一词作为国家政权的代名词使用。如“请子奉之，以主社稷”、“以为社稷宗庙主”13、“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14、“以卫社稷”15等等，不烦赘举。在《左传》一书中，“社稷”一词出现的频率占“社”字出现频率的约三分之二，而在《论语》、《孟子》、《礼记》等典籍中，“社稷”一词出现的频率占“社”字出现频率的80%以上。“社稷”的政治寓意于此可见一斑。

封侯立社。周代行“封建”之法，授民授疆土，建立有限国家。这是由“建国立社”衍生出来的。《礼记・祭法》说诸侯立社，验之《春秋》经传，情况暗合。鲁国有“两社”，宋国有亳社，齐国有社16，陈国有社。根据这些特殊事件中显露出来的诸侯有社的情况，当可推定诸侯国是普遍立社的。文献中丝毫没有透露出大夫立社的痕迹。《礼记・祭法》说：“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郑氏注：“大夫不得特立社。与民族居，百家以上则共立一社。”孔氏疏云：“大夫，北面之臣，不得自专土地，故不得特立社。” 侯国中除了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国社”外，还大量地存在着另一种社，称为“书社”或“里社”，这类社是民间的，与政权基本无关。鲁有“清丘之社”17，齐国“自济以西，糕媚杏以南，书社五百”18，“莒疆以西”，也有“千社”19。这种社历史渊源久远，后世的“土地庙”乃其遗类。

社与战争紧密相关。《左传》成公十三年记鲁成公及诸侯朝天子，然后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伐秦。“成子受月辰 于社， 不敬。刘子曰：‘戎有受月辰 ，神之大节也。’” 闵公二年记梁余子养曰：“帅师者， 受命于庙， 受月辰 于社 。” “受月辰 ”是祭社活动，表明出征前要祭社。参照《周礼》，出征作战时用车载着社神木主，称为“军社”。“小宗伯”的职责就是“立军社”、“主军社”。“大祝”职云：“ 大师宜于社 ，造乎庙。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大司寇”职云：“大军旅，莅戮于社。”《礼记・王制》也有“宜乎社”之说。《左传》定公四年记述了类似实情：“君以军行，祓社衅鼓，祝奉以从。”且不说后儒所谓“社主阴主杀”云云是非如何，社确实与“戮”有紧密联系。

国家有了灾异的时候，往往要祭社。日食祭社。据《春秋经》庄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类事又见文公十五年经传。 水灾祭社。 《春秋经》庄公二十五年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门。”火灾祭社。《左传》昭公十八年：“七月，郑子产为火故，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 天旱也祭社。《诗・云汉》说到旱灾和祭社 。《吕氏春秋・求雨》：“春旱求雨，令县邑以水日令民祷社。”

社还时常是公共盟誓的场所。鲁国阳虎曾“ 盟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亳社 ”20。《墨子・明鬼》追述齐庄公时，大夫王里国与中里 争讼三年而案未决，于是庄公使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社与特定地域相关，具有明显的超越血缘的性质。这大概是社具有上述特征的主要原因。

总之，社神崇拜是一种具有地域性质的宗教活动。它与祖先崇拜的区别在于，祖先崇拜仅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而社神崇拜不仅适用于具有血缘关系的人群，而且适用于没有血缘关系但居住在同一地域、具有政治关系的人群。因此，透过社神崇拜，我们可以看出在殷周时期是存在一定程度地缘政治关系的。

注释：

1 裘锡圭《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文史》第十七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朱风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

2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按，“土”与“社”理解为古今字更妥当。

3 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584页。

4 《左传》襄公三十年。

5 《左传》昭公十年、《谷梁传》哀公四年，一说鲁因受封殷民而设。

6 李修松《立社与分封》，《安徽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

7 吴泽《两周时期的社神崇拜和社祀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8 值得注意的是，《书序》所谓“汤欲迁夏社”之说，很可能受了后世学者的影响，才致有“欲迁”的说法。

不迁夏社应是真实的情形。

9 《日知录・武王伐纣》。

10 春秋以后的情形不同。随着国家之间兼并战争的兴起，许多小国逐渐沦亡，被大国吞并。在这种情况下，

才真正出现国家灭亡后社稷“不血食”（《左传》庄公六年）兼并战争导致了国家一统。殷周时期既不是一统

国家，也少有兼并战争。。

11 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四章“土地神与土地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

12 《艺文类聚》卷十二引《帝王世纪》。

13 隐公三年。

14 隐公十一年。

15 文公元年。

16 《春秋经》庄公二十三年。

17 《左传》昭公十一年。

18 《左传》哀公十一年。

19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中国新疆地缘政治安全 篇5

苏联的解体，使得一个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庞然大物沦落成一堆资源提供国，也成为了中国崛起最大的资源提供国。之前苏联消耗的大量资源都不但不继续消耗了，反倒苏联市场还向外提供资源。一来一往之间，资源的价格急剧下降，给中国崛起释放了巨大的利润空间。

同时，苏联解体后大量的人才流失到中国，侧面支持中国工业的崛起(近2W顶级高端人才，比中国当时本身储备的顶级人才还多，所以现在各种天顶星技术突破和出现，苏联的工业技术人才功不可没)。

苏联解体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组为金融国、制造国和资源国三种。其中制造国只有中德日三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德都会被中国取代，从而中国成为唯一的工业制造国。大部分的欧美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的衰落，只能依靠金融存量优势和经验，空心化成为食利的金融国，但是，缺少工业和制造的金融国的衰退的必然的。本来发达或者准发达的地区如俄罗斯、拉美、澳洲跟贫困的非洲一道，沦落为资源提供国。所以，中国统合全世界的资源，为全世界提供工业品的时代已经很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