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共8篇）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 篇1

在悲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活跃着一群特殊身影，她们中有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有女干部，也有普通女兵。饥饿、疾病、血战、死亡，没有什么能阻挡住她们前进的脚步，这一群可亲可敬的巾帼英雄在弥漫的硝烟中一路穿行。

作者常敬竹说，1995年冬天，他同作家董保存穿行在北京城区的大街小巷，苦苦寻找当年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那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然而他们依旧乐此不疲，因为每一个采访对象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惊喜，一种久违的精神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感动着他们。

尽管，当年风华正茂、叱咤风云的红军女战士大多已经告别人世，而女红军留在漫漫征途上的那些美丽故事依然那样荡气回肠、动人心魄。

1935年4月初的一个晚上，女红军们刚拖着疲倦的身体赶到贵州盘县附近的五里排，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一群敌机嗡嗡地叫着突然从山后飞过来，其中一架快速俯冲下来，一阵激烈的机枪子弹迎头扫射，三枚炸弹投向休息营地。战士们迅速趴在路坎下、田沟里、坡地上，高高低低的地势把一些人遮蔽起来，但要命的是一些红军伤员躺在担架上根本动不了。

贺子珍本来是隐蔽在路边一道土坎下的，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爬出去疏散担架，这时，一枚炸弹投了下来，在她身边顿时腾起一股烟尘……

敌机飞走了，枪声、爆炸声停止了，硝烟和尘土渐渐消散开去。贺子珍的身体里嵌满了弹片，鲜血把军衣浸染得殷红。

一场紧张的抢救开始了。警卫员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为贺子珍救治。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

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在没有实施任何麻醉的情况下，手术开始了。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泪花，却坚持一声不吭。身体浅层的弹片终于被一块块取出，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纪念。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2

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严寒把云中山冻成了一个大冰坨。狂风呼啸，大雪纷飞，似乎要吞掉这支装备很差的队伍。

将军早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他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通路。等待着他们的是恶劣的环境和残酷的战斗，可能吃不上饭，可能睡雪窝，可能一天要走一百几十里路，可能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支队伍能不能经受住这样严峻的考验呢?将军思索着。

队伍忽然放慢了速度，前面有许多人围在一起，不知在干什么。

将军边走边喊：“不要停下来，快速前进!”

“前面有人冻死了。”警卫员跑回来告诉他。

将军愣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快步朝前走去。

一个冻僵的老战士，倚靠光秃秃的树干坐着。他一动不动，好似一尊塑像，身上落满了雪，无法辨认他的面目，但可以看出，他的神态十分镇定，十分安详：右手的中指和食指间还夹着半截纸卷的旱烟，火早已被雪打灭;左手微微向前伸着，好象在为战友指明前景的道路。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将军的脸色顿时严峻起来，嘴角边的肌肉抽动着。忽然他转过脸向身边的人吼道：“把军需处长和我叫来!为什么不给他发棉衣?”

呼啸的狂风淹没了将军的话音。没有人回答他，也没有人走开。他红着眼睛，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样子十分可怕。

“听见没有，警卫员?叫军需处长跑步过来!”将军两腮的肌肉抖动着。

这时候，有人小声告诉将军：“他就是军需处长……”

将军愣住了，久久地站在雪地里。他的眼睛湿润了。他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地举起右手，举到齐眉出，向那位跟云中山化为一体的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军礼。

风更狂了，雪更大了。大雪很快地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成了一座红桃2的丰碑。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 篇2

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分为两步:第一步是1932年10月-12月,反第四次“围剿”失败,实施战略转移,即第一次长征。行军两个月,纵横鄂、豫、皖、川、陕5省,行程8000里,到达川陕边。又经过10个月工作,创建了川陕根据地。第二步是为迎接中央红军,1935年3月底离开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可算作第二次长征的开端)。7月与红一方面军会师,8月两军共同北上,准备创建川陕甘苏区。中经南下的反复。1936年7月与红二方面军会师,再次北上。10月三军会师于陕甘边的会宁、静宁地区,结束长征。红四方面军的第二次长征,历时19个月(1935年3月-1936年10月),三过雪山草地,特别艰苦,纵横川、康、青、甘、陕5省,行程1万余里,出发时10万人,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尚存3.5万人。但1937年西路军损失2.1万余人。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也分为两步:第一步(1934年11月-1935年7月)西征,走了两个月,在平汉路以西创建鄂豫陕苏区;再经过5个月的工作,苏区发展到两个县,人口约50万,耕地90多万亩；部队也从出发时的2980余人发展到3700余人。第二步(1935年7月-1935年9月)西征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师。8月,红二十五军向西进入甘肃,随即北上,9月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结束长征。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军长为徐海东、政委为程子华(原政委吴焕先1935年8月牺牲),全军4500余人。与陕甘红军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全军团共7000余人。红二十五军长征历时10个月(1934年11月-1935年9月,其中5个多月是根据地建设,真正长征行军是4个多月,分为前后两段,每段两个多月)。出发时2980余人,途经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甘肃5省,转战近1万里,长征结束时发展到4500余人。不仅没有像其他红军部队那样经过长征普遍严重减员,反而是扩大了队伍,并在鄂豫陕新根据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红二十五军是在与中共中央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单独长征并先期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为其他红军主力到达陕北提供了落脚地。

红二军团1.4万余人1932年7月离开湘鄂西根据地开始西征(第一次长征)。先到鄂中大洪山地区,再到鄂西；1932年底恢复湘鄂边根据地;两个月转战7000里,减员三分之一,剩9000多人。1933年底再次转移;1934年中创建黔东根据地(从湘鄂西,经湘鄂边,到黔东)。红六军团1934年7月底离开湘赣苏区开始西征(长征先遣队),为中央红军的长征探路；转战湘桂黔边区两个多月,行程5000里；10月与红二军团在黔东会师；然后共同开辟和发展湘鄂川黔根据地。从1934年11月到1935年8月,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根据地转战10个月,消灭国民党军共计2万余人,钳制一部分追击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有力配合了中央红军的长征。1935年11月,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1.7万余人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第二次长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5年11月—1936年3月),转战湘黔滇地区;第二阶段(1936年3月—1936年10月),再次北上,6月在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到陕甘苏区。10月红二、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结束长征。红二方面军的第二次长征,出发时1.7万余人,历时一年(1935年11月-1936年10月),纵横湘、黔、滇、康、川、甘、青、陕等八省,行程2万余里,保存了1.1万余人的有生力量,胜利到达陕甘边。

红军长征到班玛和木匠红加的故事 篇3

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南部，有蜿蜒起伏的玛柯河多柯河流过的地方叫班玛，班玛，汉译为“莲花盛开的地方”。沿着玛柯河前行，过了亚尔堂乡，我们便进入了玛柯河林区。这时我们的目光从比较开阔的河滩阶梯地不由地集中起来，变成了险峻的峡谷。弯弯曲曲的公路旁就是郁郁葱葱的松林，两旁都是被松树覆盖的山峦，间或有几座碉楼点缀其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时经过这里，留下了一个动人的故事，让人们称诵不已。

1936年，正是果洛藏族人民处于反抗马步芳统治和压迫最艰辛的岁月。马家军残酷镇压了藏族群众后，还在班玛的邻县久治长驻一个营的兵力，使班玛百姓对武装官兵充满厌恶，深感恐惧。

炎热的7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六军团近万人，在长征途中，突破了蒋介石和四川军阀的追击、拦截所设置的重重天险与难关，又在甘孜清算了张国焘分裂逃跑主义的错误后，浩浩荡荡向北挺进。为了执行第二第四方面军立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的决定，从甘孜会议后，二、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其中左纵队约2万5千人，由四川色达县日清沟进入青海省果洛班玛地区。从7月2日由李先念率领的先遣军进入班玛唐摇沟多柯河下游林场地区智钦寺起，到贺龙所率领的第二军团7月26日到达阿坝与第六军团和三十二军会合止，红军左纵队大部队在班玛境内活动20余天。至今，现存有当时红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从7月10日至31日的《长征日记》，成为这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那时的第六军军团长是陈伯钧，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彭绍辉，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供给部长俞杰，副部长何维忠、张启龙；十八师师长张振坤，政委余秋里，参谋长苏鳌，供给部长罗振坤；模范师师长刘转连，政委彭栋材，参谋长陈宗尧，政治部主任王赤军，供给部长陈宗德。当时，师下无团建制。

正如，《长征日记》所记：7月14日、15日，我军在绒玉（即今天的班玛县班前乡的任玉）休息筹粮。14日我模范师及18师均到达任玉。筹粮无成绩。7月21日（雨），本日我军到达离阿坝50里地山下露营，30军同志送牛120头来。连日天雨，粮缺，帐篷少，掉队死亡现象极严重。（70里），30军属红四方面军。7月23日（晴）：本日我32军及17师、模范师均到达。17师、模范师自西倾寺出发后，即大部无粮，沿途亦无补充，尽食野菜、皮带、臭尸①，致部队极疲困，减员两师达二百人。

注①指先头部队宰马为食，剥去皮肉，留下骨架而已发臭。我部取骨架上的残肉而食之。张子意同志纪录（笔注）。

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陈伯钧、政委王震率十六、十七、十八师、模范师及军直机关万余人，进入班玛到达今日的班前乡，沿玛柯河西行，7月16日到亚尔堂乡亚尔堂寺宿营时，红军宣传队在子木达沟口石壁上书写标语：“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安庆宣”字样。赫然醒目，浑厚雄健的大字，至今保存完好。1986年5月，被列为省级革命文物遗址，为了保护，在此处修建一座红色小亭，取名为红军亭，见证红军长征来到班玛藏区的重要历史。

为了解决红军的粮秣，红二方面军经过长途跋涉，进入班玛境内，预计4天内筹粮5万6千余斤，每人准备15斤干粮。时值7月的高原林区，地形复杂，天热多雨，疾病流行，还因为当地群众受国民党军队的造谣蛊惑，并不了解红军，青壮年人纷纷逃入森林，躲避他们所说的“打灰绑腿的官兵”，留下老弱残疾人守家。红军战士进入班玛，严守铁的纪律，不拿少数民族百姓的任何食品，陷入断粮的境地，许多红军战士，转战累月，伤残前进，劳累过度，不幸患病、饥饿牺牲，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当时红军政治部主任张子意的“日记”可以看出，红二方面军长征后期的后勤条件极端恶劣，吃野菜，煮食皮带，割食腐臭残骨剩肉，伤病死亡惨重。两个师几天便减员200余人。这些革命烈士，被战友们掩埋在前面山坡上。不久，一些藏族群众下山回家取食物看牲畜，见到红军官兵纪律严明，大部分住在屋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与国民党军队相比，有天壤之别，很受感动，有的回去召来邻居朋友，一些阿卡佛僧也回到寺庙，接待红军领导居住。但是，玛柯河谷地两岸山坡和滩头，耕地不多，只产青稞、豌豆、油菜、萝卜等，产量不高，红军四处寻走，拿银元也购买不到预计的粮食，采购到一些菜籽，立即土法榨油运走。红军看到当地百姓的生活也十分贫困，不忍心大量收购，给群众留下必要的种子和口粮，甚至把自己的一些锅碗铜盆及水桶、提灯等用具，留给了住房主人。

据当地下山的老人回忆，红军来到阿什姜寺附近，作短期休整、四处筹粮，夜晚风大暴雨，住进寺院，一间殿堂不慎失火，一些红军将士为了灭火保护寺院，不幸牺牲。红军要和大军汇合，只能将牺牲红军的遗体匆忙掩埋在山坡。老人看到，临出发前，在墓地前聚集了很多红军战士，举行了追悼会，脱帽致礼，还向天鸣枪致敬，开完会就出发了。班玛解放后，红军墓群受到保护，常有干部或群众前来祭奠。改革开放后，2006年，县政府将红军灵骨迁移到子木达沟红军亭附近，集中安葬。此处，背靠青山，面向河水，竖碑“红军墓”，以示纪念，加以保护，让后来人瞻仰。牢记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许许多多满怀伟大革命理想，充满共产主义信仰的工农红军，纪律严明，宁肯饿死自己，对群众的一切，秋毫不犯，他们高尚的精神，做人的品格，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继承。

有一位曾经给张子意当过警卫员，后来曾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尹特辉将军1984年回忆说：

“记得长征后期生活极其艰苦，途中掉队牺牲的人很多，王震同志带的六军团长征经过任玉草地，那时候不知道是青海，光知道在阿坝西面不远。走这一路的不是整个大部队，约有一两个师，我们从甘孜出发往北走了几天后，翻过一座大山即到了现在的班玛县境，沟不宽，山很大，中间有条大河，约20多米宽，水流很急，翻过大山看到藏民村寨和群群牛羊，森林很多很大，村寨旁边种有青稞。”

7月是收获季节。红军安庆部从班前寺后高山丛林间翻越过来，他们驻军到吉德寺、班前寺和玛柯河两岸的群众碉楼，筹措粮草，部队人数上万。这里是班玛藏族农牧民的集聚的碉楼山寨村落，风格独特的石板碉楼，重重叠叠，傍山而建，沙石小巷，纵横连贯，肥沃田园，有序连片。红军长征走到这里，由于以往马步芳军队的骚扰欺压，许多藏族青壮年群众，躲到大山密林中。据当年见过红军的老阿妈昂秀的母亲回忆说，红军来到班玛的具体时间说不上，但是记得是藏历鼠年（农历丙子鼠年），正是豌豆开花结荚的时候，从班前乡的叶昂沟、亚尔堂的水磨沟、王柔沟等处来了许多灰绑腿的官兵，因为害怕，人们都躲进森林。我们从山林中看到这些兵坐在河边、地埂上休息，没有钻进地里摘豆荚吃，而是挖野菜、拣牛骨头熬汤喝，觉得和过去见到的兵不一样，当时并不知道这些兵就是红军。下大雨了，看见他们被雨淋得湿透，还有生病的人，我们才放心地劝说他们，请到碉楼里居住。亚尔堂乡扎洛村的唐洛、扎西、查藩等人还说：当年红军来的时候，虽说我们还没成年，但亲眼看见的事情仍然记得很清楚。红军在村寨旁山坡上和玛柯河边扎了许多帐篷，还有很多人住在露天或碉楼房檐下。只有在村寨阿邦格觉家住有“红宝”（官员），门口站有哨兵，许多兵见了都举手敬礼。唐洛说，有几个兵住在我家屋檐下，因生火做饭不小心，把墙上的垫木烧着了。红保知道后，训斥了兵，赔了木料，还向我父亲赔礼道歉。阿邦格觉家红军做饭所安的大锅，后来红军走的时候，还留给他们几个。后来，我们把这些锅叫“阿邦锅”、也叫“红军锅”。他们亲眼看到红军纪律严明，热情对待群众，又有川康藏区参军战士的宣传解释，很快消除了群众的顾虑，躲入山林的多数藏族同胞陆续回到了村寨。

尹特辉将军回忆中还说：“我们宿营后，有一些藏民回来了，看到我们与马步芳军队不一样，通过翻译做工作，宣传政策，他们了解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很高兴，有说有笑，他们自愿给我们带路弄吃的。”有位文化人还写首歌词：

青青绿色草地上，

灰衣人从哪里来？

濛濛细雨透衣衫，

他们的名字叫红军；

涛涛松林风唱歌，

蜿蜒曲折翻大山，

夜空明亮北斗星，

他们是抗日革命军。

在玛柯河下游有一座著名的佛塔，那是噶玛巴七世叶西娘吾的诞生地，还有迎接噶玛巴七世前往西藏时所修建的吊索桥，红军筹粮时来来往往，后来被当地群众叫作“红军桥”受到保护。桥后便是被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过的班玛碉楼群落，层层叠叠的碉楼，都是由当地的石板和木材垒砌而成，墙厚，窗户小，有两三层平台，上楼的圆木悌子是活动的，可以上下抽动，为了保卫家乡，防御敌人攻击。其中有个红军干部住过的碉楼，楼前种有杏树，小杏子结得一串串的。紧接着下面一户碉楼，户主是索敏，红军住在他家，非常友好，给他们家挑水，劈柴火，送药。走的时候，还把一只铜锅送给索敏家作纪念。求保是索敏的儿子，他说他出生那年是牛年（农历丁丑牛年）还不到一岁。8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父母对他们经常说起，记忆犹新，求保夫妻把这只铜锅珍藏至今。锅盖因为潮湿有点破损，但锅底被擦得铮亮，上面凿刻的字迹，虽然经过了80年，现在依然清清楚楚。中间是“百年偕老”四个双钩魏体字，右上篆有“淑芳女士 纪维先生 结婚纪念”题字，左下便是赠送礼品的三位单线题记的“李镜瀛、胥妤毓、周毓斌合贺”落款。是件十分珍贵的红军革命历史文物。求保把这件“红军锅”当作传家宝收藏。

红军进入班玛后，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给当地僧俗群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红军向当地寺院和群众借住过房屋，他们一律缴纳房费，所购买的少许牛羊和粮食，都是公平买卖，红军待人非常和气。红军走时，还将一些多余的枪支弹药送给了当地藏胞，把一些马鞍、马叉子、行军锅、木桶、油灯、草帽等留给群众。原亚尔堂僧人夏智华、更尕回忆说：“当时有几个红军战士因寺院都在山上，晚上天冷无行李，把寺院的‘大玛尼卷取下披在身上，领导知道后，批评了这几个战士，并做严格检查，向寺院活佛道歉赔礼。”红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动了藏族同胞，许多人主动为红军筹粮，购买燃料。还自愿为红军带路。据调查，红军撤离时，有当周、满吉玛、唐洛、阿亚三智等一直把红军队伍送到四川阿坝。红军虽然离我们越来越远，但红军的为了拯救祖国北上抗日的伟大精神永远留在班玛人民心里。当时还有首歌在民间流传：

红军走了，

村寨空了，

村寨空了心不焦，

心焦的是红军走了！

木匠红加的故事

红军进入班玛的时候，翻山越岭，高山反应，病痛饥饿，掉队现象严重，时有伤员躺倒在地。红军大队担负筹粮重任，往往在行进中有个别伤病员被留下来，受到藏族群众的积极救护。莫巴乡的铁匠公保老人回忆说，他在那年（1936年）夏天，和哥哥去亚尔堂干活，在雪江滩上埂地方，发现一位大约30岁的红军躺在地上昏了过去，穿的衣裳很破，面色苍白，两眼深陷。我们把他背回家喂茶喂饭，很快恢复了健康。接着跟我们学习打铁，还学会了藏话。第二年春天，他精心做了一把锉刀，上面刻了一只手捧着一颗红心的图案送给我们。他含着眼泪告别离去，说要到阿坝找红军，挽留再三也不行，只好送他上路。后来哥哥不放心，专程去阿坝寻找，但再也没有见着他。后来哥哥病逝，反复嘱咐我要把这把锉刀保存好，说这是红军留下的遗物，是纪念品，千万不能丢掉。班玛解放后，1961年，铁匠公保老人把这把珍贵的锉刀交给了人民政府，现存班玛县城红军纪念馆。

有一个小红军因为受伤被藏族同胞营救后却留了下来，他的名字叫红加，一直留居在班前乡岗村。村子里藏族同胞都叫他“昂加”，是藏语称呼红军的谐音，昂是红色，加是乏指汉人。昂加是当年被藏族同胞精心救护，幸存下来的一位红军小战士。

红加说，他原籍四川太平村人，原名何世安，父亲叫何忠元。红军长征路过四川家乡时，他跟随老师和姐姐及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红军，那时他才12岁，只晓得跟上共产党，打倒地主老财干革命，就会不饿肚子有饭吃。当时尽管年纪小，长征路上过草地时，与国民党军队遭遇，小小年纪，英勇战斗，不料被敌人骑兵冲过来砍了一刀，身负5寸长的刀伤，跟随大部队坚持走到班玛任玉时，因为经常下雨，伤口化脓掉了队。小何自己摇摇晃晃走到亚尔堂乡阿格东哇村时，昏倒在地旁。这时，恰好有命运的使臣前来相助，一位名叫唐阿觉巴的好心阿卡正好路过此地，发现一个穿着破旧灰色军装的小孩子倒在地上，摸摸鼻子，还有气息，他左右看看，果断地背起回到自己家里。小何被唐阿觉巴救回家里，立即放到炕上，喂水喂酥油糌粑糊糊，挽救了小红军的命。

何世安在唐阿觉巴的悉心照料下，经过采药治伤，身体渐渐好了起来。小何穿上了阿卡大伯找给他的小藏袍，能够下地慢慢走路时，他几次要求阿卡大伯给他指路，要追赶红军大部队。阿卡觉巴比比划划地给小何解释，听说红军大军早已返回四川走向了西北方，你只能住下来等候消息，知道他们的确切住地后，再去寻找不迟，也比较安全。其实，阿卡觉巴看到小何年轻，聪明伶俐，非常喜欢，处于爱护，有意想挽留下来。唐阿觉巴便请小何在吴扎村的木匠哥哥成南木那里学木工，过了两年，小何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惯，也学会了许多藏语，经常跟着师傅去给他人做家具。大家都称呼小何为“昂加”。不久由阿卡大叔觉巴和木匠师傅做主，在岗村找了位贤惠的藏族姑娘仲拉结婚成家。阿卡觉巴的哥哥成南木不负弟弟的重托，他把自己的木匠手艺全身心地传授给了小何。

七八年过去，红加心中经常想念着红军，但因为妻子的恩爱和救命恩人已经逝去，也就相聚为安，住在一座简陋的碉楼。红加仍然保持着红军的优良作风，为人诚恳实在，礼貌待人，每天勤勤恳恳出去做活，养家过日子。玛柯河、多柯河两岸，好木材有的是，谁都想请“木匠红加”给他们打家具。因此，天长日久，何世安已经完全融汇到藏族人民中间，甚至讲汉话也不太周全连贯，藏族群众也一直把他叫昂加或木匠红加，当作当年红军的代表，班玛的群众，对红加的名字和故事，家喻户晓。说红加是红军长征时撒下的火种，并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哪里人氏。

红军虽然在班玛久治时间不长，但给广袤大地播撒了革命火种，鼓舞了果洛藏族人民反对马步芳血腥统治的斗争。1938年春夏之交，果洛人民联合行动，一举全歼了马步芳喇平福团。1950年，由于红军的革命影响，果洛各部族同胞派代表前往兰州西北局向彭德怀司令员和习仲勋书记，请求中央早日解放果洛。在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部署下，促进了果洛的和平解放。1952年果洛藏族人民迎接果洛工作团进驻神奇美丽的草原，组建了人民政权，藏族人民从此当家作主人，齐心合力建设新果洛。

红军长征感人的短故事 篇4

1935年8月中旬，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分别从卓克基和毛尔盖出发进入生死莫测的大草地。

“那草丛间呈深褐色、透着腐臭味的沼泽，一下子就陷进去了一位战友，另一位战友去救，也被拉了进去。早上还在一起吃饭的战友，眨眼之间就不见了……”老红军袁美义回忆说。

进入草地两三天，红军的干粮就基本上吃完了。

“就靠吃野菜、草根、树皮充饥。”老红军彭永清说，有的野菜、野草有毒，吃了轻则呕吐泻肚，重则中毒死亡。前边的部队还有野菜、树皮充饥，后续部队就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了。

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至今认为，那是自己人生中最苦的时期：“不知道死了多少人。走完雪山草地后，我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2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

“掉队的人太多，每天能收容掉队者上百人。晚上露宿，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休息。第二天起来一推，很多人身体已经冰凉。”长征中，曾负责过收容掉队战友的老红军袁林说，“不用路标，顺着战友的遗体就能找到前进的路线。”

1935年9月，手握红四方面军指挥大权的张国焘公然分裂红军，率刚刚走过草地的红四方军和部分编入四方面军中的中央红军调头南下。

“上次死的人已经被水泡涨了，我们就光着脚在白生生的肚子上走，过了那段路就要洗脚，否则要烂脚!”曾经三过草地的刘洪才用“尸水横溢”来形容再次走进草地的感受。

“全师1500多人，从草地出来时剩下不到700人。”过草地时任2军团4师10团副政委的陈浩说，活下来的人，也是靠战友情、同志爱结成的巨大力量支撑下来的。雪山是哪些，又有多少勇士化山脉?

鸟兽绝踪的大雪山，荒无人烟的水草地，究竟吞噬了多少勇士?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党史研究室的研究表明，红军三大主力在两年数次过雪山草地期间，非战斗减员至少在万人以上。

1935年6月，近2万人的中央红军开始翻越雪山，到8月下旬穿越草地后，在右路的中央纵队和1、3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5、9军团剩下约5000人，减员7000余人。

中央红军翻越的雪山主要有夹金山、梦笔山、达古山、亚克夏山、昌德山等5座;红二方面军翻越的有玉龙雪山，大、小雪山，海子山，马巴亚山，麦拉山，德格雀儿山等十几座雪山;红四方面军在历时1年多的长征中，翻越的海拔44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5座，其中梦笔山、夹金山都是两次经过。

1936年7月，当红2、6军团经过一个月的雪地行军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1万多人的队伍减员了多人。

海拔4800米的亚克夏山北坡的垭口上，一座红军烈士墓躺在积雪云雾之中。

1936年，12名红军战士在长征胜利前夕，长眠在这座雪山之巅，直到后，他们的尸骨才被发现。于是，便有了这座世界上最高的红军墓。

生命无言。无言的生命为那次悲壮的行军，标上了精神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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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军长征的故事

3.红军长征感人故事

4.红军长征的简短小故事

红军长征的感人故事 篇5

《红军长征的故事》读后感

我看完《红军长征的故事》，当我把这本书合上的一瞬间，那一幅幅惊天动地的画面，那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战争，仍久久萦饶在我的眼前，从内心不由自主的发出这样的赞叹：“这简直是中国战争史上前所未闻的”。它已经深深震撼了我的灵魂。
震撼啊！数千人马驮着锱重万里长征，面对的是百万虎狼之师，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面对高山悬崖，冰雪雨雾、湍急的河流、莫测的风暴、灼热的沙漠、无底的沼泽，饥寒交迫、刀山火海。。。这一重又一重令人无法相信的困难，却被这支队伍战胜了，这就是红军，这就是“无坚不摧”的红军。
历史的车轮已经把人类载入到一个崭新的世纪，我们远离了那战火纷纷的年代，现在的人们面对困难有两种选择：知难而退或者就是知难而进。知难而退的人几乎占了三分之二。记得有一次，我有一道题不会做，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就不做了，现在想起来，那是我人生路上的一次最大的失误。我后悔自己没有去面对它，没有去锻炼自己，红军爬雪山的时候，吃的是皮带、树根，穿的是草鞋，薄衣，他们却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雪山，战胜了一道又道的困难。试想一下，我在他们的面前似乎变得那么的渺小和苍白无力。。。，其实困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面对它，俗话说：“困难就像弹簧一样，你强它就弱，你弱它就强”。我们学习的过程，正如科学家攻克难关一样，是一个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只有披荆斩棘，奋勇当先，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知识就像满目琳琅的大宝库，探寻它的路是坎坷的，不能一遇到困难就退缩，其实，困难的重量是由你的习惯来称的，在怕困难人的眼中，它就像巨人一样，相反，在怕困难人的眼中，它只不过是蚂蚁大小，只有经过磨练的人，才会不停地与困难做斗争，勇于和困难做斗争的人才能取得胜利。
“不经一番彻苦寒，怎得梅花扑鼻香”，我国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潜心研究十多年，验算用的草稿纸竟达十几麻袋之多。终于攻克了数学上的难题哥得巴赫猜想。诺贝尔奖的创立人诺贝尔，为了研制炸药，有十几次差点落入死神的魔掌，但是他还是不放弃，继续研究，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国的保尔张海迪，在轮椅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神舟五号经过中国科学家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成功的飞上了太空，让世界人民所瞩目，救死扶伤的李时珍，经过自己二十多年的呕心沥血，不知道踏遍多少青山悬崖，用心血筑成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这不就是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吗？正是由于他们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持之以恒的精神才换来他们伟大的成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衰是我们中华儿女每个人的神圣责任，在学校我们要把红军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发扬下去，我们要学好每一科知识，孜孜不倦的学习，用科技来强国，我们要沿着先烈们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让祖国永远巨人般立于世界之林。

文章标题：《红军长征的故事》读后感

红军长征途中的经典故事 篇6

那时候李开友人小，个子也小，只能给部队当通信员。他每天的工作就是送信。只要有信，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要送。好在李开友聪明伶俐，每一次都能顺利把信送到。

过雪山时，李开友和其他通信员是整个部队的最后一部分，路上经常可以看见倒在路边死去的同志。大风一刮，有的原本埋在雪里的尸体，就露了出来。有些战士就用雪又把尸体埋起来。一开始，看到尸体，李开友很恐惧，怕自己也走不出雪山，死在雪山里。后来，尸体见多了，就不怕了，也更坚定了他过雪山的意志。

又一次，经过了千辛万苦，大家终于爬上了山顶，山顶的寒风吹得人站也站不稳，仿佛要把他们吹到天上去。力气小一些的“红小鬼”，只好一路拉着马尾巴借力。站在山顶，连飞机也似乎飞不上去了。有时候，还能看见国民党的飞机就在脚下盘旋。

过了雪山，部队的生活更是艰苦。幸运的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四方面军的同志给他们弄了点酥油，发到每个人手里。

“可是李开友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后来为了减轻行李重量，行动方便，他就把酥油都给扔掉了。他只带着点儿青稞炒面和豌豆就开始了草地行军。每次饿的时候就弄一小把炒面，加点水和在一起弄成糊吃。

草地一望无际，看上去是一层绿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可是走进去才知道，草的下面实际上都是水，人一踩下去就陷进了水里，大多数人的脚都沤烂了。如果脚上有伤口，极容易感染，许多战士都是因为感染伤口而丧命的。生病、受伤的同志奄奄一息的时候，大家又悲痛又惋惜，但又无能为力，心里别提多难受了。一旦有同志牺牲了，大家更是哭成一片。

更要命的是草地上的水，并不是都能喝。有的水黄黄的，人喝了就会中毒。中了毒的同志很快就变胖了。大家一看到某一个战士一夜之间变胖的话，就知道他活不了多久了。

在草地里不光是没东西吃，也没东西烧。如果不下雨，还能找点干牛粪烧烧水，弄点热水喝。碰上下雨，牛粪也湿了，连热水也不能喝，大家又不敢喝生水，就只能干吃炒面。

部队原来还有马，后来首长看战士没有吃的，就把马都杀了分给大家。以前用来遮风挡雨的牛皮帐篷，或是包脚的牛皮都被收集起来，没办法的时候就把牛皮也全都烧着吃了。

粮食在一天天减少。后来，战士们不得不自己去找吃的。在草地里，找吃的是最大也是最危险的工作。

有一次，一个班的战士出去找吃的，结果全都被当地牧民武装砍死了。李开友的一个同乡也曾碰上过牧民武装，脑袋上被砍了一刀，耳朵都聋了，枪也被抢走了。

李开友这时候才明白，自己低估了行军的困难。之前自己把能吃的东西都扔了，后悔莫及。

论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 篇7

一、党在长征途中对民族政策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完善

红军时期我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在曲折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制定了民族纲领和一些初步的民族政策。但由于党的活动主要集中在汉族地区, 长征以前, 党的民族政策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得以充实和完善。长征期间, 党和红军途经大西南、大西北, 深入广大少数民族聚居区, 这种与少数民族大量的接触, 既为发展和完善党的民族政策提供了条件, 更是党和红军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能否坚持科学的理论和原则, 同时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地制定正确的策略, 处理好与沿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直接关系到红军长征的成败[1]。

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 在长征之前, 党的民族政策还有失偏颇, 曾经不切实际地要求把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这样的民族政策存在明显的教条主义倾向, 严重脱离少数民族实际情况, 它不加区别地剥夺宗教职业者的选举权, 不分配土地, 还将少数民族上层不论是否爱国, 一律都视为反动势力。这种吓跑中间、壮大敌人、孤立自己的政策, 给红军自身的发展造成相当的困难。

长征开始后, 红军进入了少数民族聚居区, 随着与少数民族的广泛接触以及民族工作的不断开展和总结, 党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 根据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具体情况, 逐步改变了对少数民族上层的政策。1934年11月, 红军到达的苗族、瑶族聚居区, 面对新情况、新环境, 党和红军不是照搬以往的做法, 发动少数民族群众开展阶级斗争, 而是深入分析苗、瑶民族的具体情况, 准确把握少数民族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采取了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策略。如在《关于苗瑶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就认为“在反对民族的压迫方面, 瑶民的上层还带有革命的作用”, 在汉族地区开展的土地革命在这里是不合适的, 要求“不求过早地去发动瑶民内部的阶级斗争”。1935年8月, 《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发表, 表示愿意与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 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此时红军正处于四川阿坝州羌族藏族聚居区, 党在松潘县毛儿盖以南的沙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中, 对民族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充分认识到了少数民族上层在团结和号召群众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会议指出, 对民族上层, 除少数分子外, 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党的民族政策在这里有了重大转变, 即由不在民族地区发动阶级斗争转变为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1935年12月, 毛泽东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政策又更加坚定地向前迈了一大步, 它号召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 共同抗日[2]。

以长征为界, 党的少数民族政策有了根本性转变。红军长征前, 党只是主张与少数民族劳苦群众下层建立统一战线;长征期间, 认识到民族上层人士在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 开始实施争取和团结少数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 弥补了民族政策中的不足。

二、重视民族工作, 认真贯彻民族政策

我党在长征途中充分认识到民族工作的重要意义, 高度重视民族工作。1934年11月至12月, 红军经过瑶苗地区, 红军总政治部相继发布了多个关于认真开展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和文件, 强调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比如, 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就指出:“争取少数民族, 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意义”, 要求各军团政治部立即着手抓好相关各项工作。1935年6月, 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汇合, 这里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番夷民占多数的地区, 党和红军清晰地认识到, 今后的革命活动与少数民族是分不开的, 党的事业必须得到少数民族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 在《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 党中央又进一步指出:“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 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3]可见, 在长征时期, 党一开始就把民族工作提高到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高度。

为了让广大指战员在新形势下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党和红军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当时, 《前进报》和《红星报》等是党的机关报, 党和红军充分利用这些载体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邓小平就曾在《红星报》刊登文章, 阐述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指出民族工作是党的工作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不论干部、党员, 还是一般战士, 都应深刻认识到搞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充分认识到处理好民族关系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基本保障。他强调,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 他就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就不是一个好的红军战士。同时, 红军还编制小册子, 把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和相关要求汇集起来, 发放到各个连队, 要求广大指战员认真学习和领会, 并举行讨论、问答等方式, 以便于熟悉、牢记。通过这一系列宣传、学习, 全军重视民族工作、贯彻民族政策的意识迅速形成, 为各项具体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保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 在很多时候, 在不被少数民族理解, 甚至遭受少数民族武装袭击, 付出伤亡代价的情况下, 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能忍辱负重, 不反击, 不开枪, 避免激化矛盾。红军战士高度的思想觉悟, 使党的民族政策得以顺利实施。

正是我党始终从战略高度重视民族问题, 并采取各种措施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 使搞好民族工作成为党和红军的自觉行动, 确保了党的民族政策的彻底贯彻, 使途经各少数民族对红军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顺利完成了战略大转移。事实证明, 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中, 坚持实践民族平等, 维护民族利益, 促进民族团结, 也是党的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

三、党在长征途中正确妥善处理民族关系的实践

1. 深入开展宣传, 消除民族隔阂。

为了让少数民族了解党和红军的政策, 红军总部积极以各种形式向各少数民族宣传党的民族平等主张, 要求红军广大指战员人人都要做党的民族政策的宣传员。为了从组织上保证群众工作和地方工作的落实, 红军各级组织, 从军团到连队都设立了地方工作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家所熟悉的宣传队, 它普遍设立在红军每一个连队, 把一切能写能说、善于沟通的人都给动员起来, 采用多种方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 包括走访座谈、颁发布告、开会宣讲、书写标语、制作传单、开展联谊活动等, 效果非常明显。红军每到一个地方, 都不顾行军的劳累, 首先在醒目的地方写下了大量的宣传标语, 如:“彝族是一家, 互相不要打冤家”、“反对迫害和屠杀弱小民族”等等, 这些口号和标语朴实简洁、通俗易懂、感染力强, 让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耳目一新。尊重对方是争取对方的基础。在宣传过程中, 党和红军特别注意尊重民族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 以拉近心理距离, 增强宣传效果。对于有自己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 红军所使用的标语、公告等, 都用两种文字书写;每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 红军都要求广大指战员要尽量学习当地的语言, 用民族语言与群众交流。这既是方便少数民族理解, 更是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尊重, 使少数民族更愿意接受我们的宣传。

2. 帮助建立民族武装, 共同反抗反动军阀。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长期受到大汉族主义的压迫, 国民政府实行的也是民族同化的歧视政策。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和尊严, 各少数民族长期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实现民族平等是党和红军追求的目标, 帮助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武装, 共同反抗国民党反动军阀, 既是党和红军实现自身发展的需要, 也是党和红军使命和责任。对此, 党中央明确指出, 武装是一个民族实现独立自主的必要条件, 我们应联合少数民族中的一切力量, 帮助他们发展。提出了各族人民武装起来, 反抗军阀的压迫与屠杀、建立自己的民族武装等口号。红军所经少数民族地区, 都积极支持和帮助当地人民开展反抗汉族土豪和军阀的斗争, 先后组织了苗民自卫队、彝民抗捐军、彝民游击队、藏民赤卫队、藏民骑兵师、回民支队、回族抗日游击队等, 一路撒下了革命的火种。红二方面军曾在各少数民族中帮助和组织了数十支游击队、自卫军, 并发展成为独立团、骑兵师;在冕宁县, 中央红军抽掉了一百多人帮助组建了抗捐军。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活动的时间最长, 其帮助建立的民族武装, 遍布云、贵、川、甘等省[4]。

3. 保护少数民族利益, 建立友好军民关系。

在与少数民族大量接触过程中, 党和红军采取切实措施, 保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 尊重他们的人身权利, 赢得到了他们的真诚拥护和支持。红军所宣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 不仅仅体现在口号和标语上, 更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之中。红军严厉禁止在少数民族面前出现侮辱和歧视性的语言和行动, 注意尊重少数民族的人格, 严禁称藏民为“蛮子”。在经济上,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在筹集部队给养时, 特别强调公平买卖, 不能强买强卖, 更不能强行征收。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区, 红军号召少数民族群众反对汉族土豪的压迫, 将汉族地主的财富分给少数民族贫苦群众。部队每到一地, 不仅不给少数民族群众增加负担, 还尽可能地用自己的粮食和衣物救济他们。少数民族群众普遍缺医少药, 红军把给生病的少数民族群众看病作为一种经常性工作, 使民族群众极为感动。为进一步加强同少数民族的联系, 增进感情, 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劈柴担水、打扫卫生, 对使用过的物品、待过的地方随时收拾干净、保持整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 还根据民族风俗或实际需要, 与少数民族群众见面时都准备了礼物, 从武器、弹药到粮食、衣物生活用品等, 切实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解决具体困难, 增进民族感情。必要时, 红军还以适当的方式与少数民族群众开展联欢活动, 增进沟通和交流。这一切, 使少数民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红军的真诚, 从而赢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在红军所经地区, 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热情帮助部队筹集给养, 提供交通器材, 一些少数民族群众还为红军当翻译、向导, 照顾和安置红军留下的伤病员, 不少少数民族群众还加入红军, 参加了革命。

参考文献

[1]杨健吾.红军长征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风俗政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 10 (48) .

[2]王熙兰.我党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的成功实践[J].学理论, 2010, 7 (48) .

[3]周锡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J].中国民族, 1985, 10 (29) .

探究红军长征的政治基础 篇8

【关键词】红军；长征；政治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巨大转折点。八十年前，通过长征，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困境，并不断壮大，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八十年后，因中国如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全世界的目光仍聚焦于长征。通过八十年来国内外对长征的不断研究，有助于我们不断发掘红军长征的政治基础。

1红军长征的政治基础

1.1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一，在长征中，我党在广大战士中间充分进行了思想动员。面对前方有敌人的疯狂阻击、后方有大批追兵的重重围剿、地上有猛烈的炮弹袭击、天上有飞机的狂轰滥炸这样的窘境，再加上物质上的极度匮乏，红军战士食不饱、穿不暖，而且精神上高度紧张，此时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能做好的话，对于我党、我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将是十分危急的。但就在这危急存亡的时候，我党从上到下紧抓思想政治工作不放，总政治部要求红军各部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开展多种教育形式，从而使红军战士面对困境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战斗激情。

第二，坚持对红军战士的传统教育，促进战士之间相互关爱、相互帮助，保持深厚的革命情谊。1935年6月，红军在强渡大渡河之后，来到了大雪山的山脚下，面对常年积雪、海拔超过四千米的雪山，红军战士团结友爱，互相扶持，最终战胜了天险，跨越了雪山。当来到人迹罕至的草地，许多受伤的同志坚持把自己留在队伍的后面，即使掉队也不拖累大部队的行进速度，许多战士把最宝贵的食物留给了最需要的同志，自己却甘愿饥肠辘辘。最终通过战士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红军通过了草地。

第三，思想政治工作有效地遏制了党内的分裂主义。1935年10月，张国焘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全局出发，充分运用思想政治工作这一强有力的武器，立即对红一方面军做思想动员，防止与红四方面军发生冲突，将张国焘的问题与红四方面军区别对待，积极争取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实现了红一、红四方面的会师，从而扼杀了张国焘的阴谋，保障了全党全军的稳定和统一。

1.2南方红军和西北红军的支援与配合

坚守在南方的红军以及西北红军，他们大部分都紧紧团结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能够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的又一政治基础。他们通过采取各具特色的斗争形式牵制了大量敌人，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乱了敌人的精心部署。为了保障主力红军的成功转移，留守在南方的红军采用游击战争，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从而为主力红军的转移做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承担了主力红军的防务工作，延缓了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的速度，为主力红军的转移赢得了时间。第二，依托中央苏区，将国民党的大量兵力紧紧钳制在其周围，慢慢消耗国民党军队的锐气。第三，利用有利的地形，开展游击战争与敌人周旋。此时，远在中国另一端的西北红军，同样为长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西北红军对敌斗争时作战英勇，同样担负着牵制国民党军队的重任。第二，及时向中央告知了根据地的存在及当前状况，为主力红军的长征指明了方向。第三，西北红军与红一方面军顺利汇合后，又迎来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正是由于南方红军和西北红军的相互支持，进一步夯实了红军长征的政治基础。

1.3少数民族的支持

长征过程中，红军途经了贵州、云南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采用了尊重信仰、互相帮助、友好协商、互相合作等合适的民族政策，使少数民族群众充分了解了红军队伍，并给予红军大力支持，红军与各少数民族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是红军进行长征所取得的另一政治基础。红军在长征中，每当经过少数民族地区，首先发动宣传，向少数民族群众详细介绍我党的民族政策，由于我党的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得以贯彻执行，消除了与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赢得了他们的广泛支持。第一，少数民族群众自愿为红军排除路障，输送重要情报，充当向导，使红军的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行程快速推进。第二，少数民族群众无私地为红军筹措物资，提供了大量生活必需品，在物质上大力支援红军。第三，各少数民族群众认识到红军才是真正的革命队伍，踊跃加入到红军的队伍中，他们的到来为红军输入了新鲜血液，并使红军队伍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第四，少数民族群众积极抢救红军的伤病员，在道义上给予了红军大力支持，使红军的有生力量得以保存。第五，少数民族利用自己的武装配合红军的作战计划，起到了牵制敌人兵力的作用。长征中最为人熟知的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的事迹，至今仍广为传颂，正是这次与彝族的结盟为红军顺利强渡大渡河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4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蒋介石与地方军阀之间存在着诸多矛盾，这也是红军得以长征的政治基础。国民党内部派系众多，蒋介石针对地方派系所采取的政策是消除异己，因此，蒋介石在计划灭亡红军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将国民党中央势力渗透到地方军阀所占领的地盘中，而地方军阀既害怕红军进入到他们的领地，又害怕蒋介石乘机夺取他们的地盘。红军正是深知地方军阀的这种心理，巧妙利用粤系、桂系、滇系、川系等军阀与蒋介石的中央势力之间的矛盾，周旋于他们之间，最终跳出了蒋介石的包围圈，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取得了长征的胜利。此外，利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国工农红军争取到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一些国民党军官的同情与支持。

2小结

正是红军在长征的途中，凭借坚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南方红军和西北红军的支援与配合、各少数民族的广泛支持、地方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矛盾重重等这些政治基础，确保了中国工农红军最终能够取得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参考文献：

[1]陶天峰.红军长征路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探究[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04）：22-23.

[2]李庆刚.十年来红军长征胜利原因研究综述[J].高校社科动态，2006（5）：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