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行政判决书

一审行政判决书（共7篇）

一审行政判决书 篇1

行 政 判 决 书

(2006)沈行初字第94号

原告高波，男，1968年2月19日出生，汉族，个体业主，住址沈阳市大东区东站街27号。

委托代理人周百顺，系辽宁古京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孙海光，系辽宁申扬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地址沈阳市大东区津桥路20号。

法定代表人于振明，系区长。

委托代理人李海义，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王彤，系辽宁同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高波诉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并赔偿一案，于2006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6年11月21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高波及委托代理人周百顺，被告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政府及委托代理人李海义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于2006年8月18日对原告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行为，拆除其位于沈阳市大东区东站街24号的房屋。被告向本院提交的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有：

1、拆迁许可证；

2、拆迁公告；

3、延期公告；

4、关于尽快解决沈阳市大东区鹏远旧物购销站(高波)搬迁问题的解决报告，1－4号证据用以证明被告合法拆迁。

5、高波所有的鹏远旧物购销站房地产拆迁价值评估报告，证明被拆迁房地产价值。

6、物品清单，证明拆迁时物品的情况。

7、录像带，证明拆迁过程。

8、光盘(照片)，证明拆迁现场情况。

原告诉称，其在大东区东站路拥有一块898.9平方米的土地，地上房屋为119平方米，均为商业用途，2005年大东区政府决定原告所在地拆迁改造，被告在没有向原告出示任何文书、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要求原告接受153万元的补偿，原告不同意。区拆迁办工作人员于2006年7月21日向原告出示了其单方委托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故原告拒绝接受该报告。拆迁办在8月11日以“大东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的名义向原告宣布了一个“通告”，要求原告限期搬出，否则就强制拆除原告的房屋。并且，被告在本案诉讼期间将其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非法强制实施，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故请求本院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57。728万元。

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有：

1、土地使用权证，证明原告拥有合法土地权利。

2、房产证，证明原告拥有合法房产权利。

3、录音光盘1，证明被告以“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4、录音光盘2，证明大东棚户区改造指挥部承认实施强制拆除行为。

5、录相光盘3张，证明被告实施了强拆行为和原告的财产损失。

6、财产损失清单，证明原告财产损失的数量和价值。

7、企业流水账，原告货物数量及价值。

8、询问杨中文笔录，证明原告财产的损失。

9、户口簿，证明无产籍房可得拆迁补偿。

10、农业高新区管委会文件，证明原告围墙损失的赔偿依据。

11、工商管理费发票，证明原告月平均营业额。

12、电费收据存根及收费标准，证明原告有工业用电手续。

13、辽宁北辰资产评估公司土地估价报告，证明原告土地的现价值。

14、土地位置图；

15、出售协议及交易总表，证明原告土地还另外包括49平方米的划拨土地。

16、商品房售楼广告，证明原告房屋的参考价值。

17、评估费收据，证明原告支付的评估费。

被告答辩称，其实施的拆迁行为合法，请求法院维持拆迁行为，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以下证据作如下确认：原告提供的1号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对土地享有使用权，予以采信；2号证据可以证明原告对房屋享有所有权，予以采信；3－4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授权“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实施拆迁行为，予以采信；5号证据可以证明被告实施拆除行为的过程，予以采信；6－8号证据是原告自行记载、书写的材料和收集的证据，不能证明具体的财产损失，不予采信；

9、10号证据与本案无直接联系，不予采信；

11、12号证据是沈阳市大东区鹏远旧物购销站相关证明，原告不是该旧物购销站的权利人，不予采信；13号证据是原告自行委托评估公司进行的评估，不予采信；

14、15号证据缺少有权机关的证明，不予采信；16号证据与本案无直接联系，不予采信；17号证据可以证明原告支出的评估费，予以采信。被告提交的1－3号证据可以证明大东区城建局已取得拆除原告所在地房屋的拆迁许可证并发布了拆迁公告，予以采信；4号证据不是拆迁法规规定的程序步骤，不予采信；5号证据是拆迁人大东区城建局自行向评估机构委托作出的评估报告，不符合法定程序，不予采信；6号证据不能证明清单上记录的物品是被拆除房产范围内的全部物品，不予采信；7号证据内容不完整，不能证明下达限期拆除通知的全过程，不予采信；8号证据可以证明拆迁当日现场的情况，予以采信。

本院依职权调取了沈阳市大东区鹏远旧物购销站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该证据可以证明该旧物购销站在原告被拆迁的房屋内经营，经营者为姚会佩。

经审理查明，原告在沈阳市大东区东站街24号自有一处房地产，土地证记载使用权面积898.9平方米，房证记载建筑面积119平方米，均为商业用途。原告的母亲姚会佩在该房产内经营沈阳市大东区鹏远旧物购销站。2005年7月28日沈阳市房产局为沈阳市大东区城市建设局颁发了拆许字(2005)第63号房屋拆迁许可证，并在当日发布了沈房拆公字［2005］63号拆迁公告，原告的房地产在拆迁的范围之内。原告与拆迁人大东区城市建设局之间就拆迁安置补偿问题未达成一致，2005年8月11日，“大东区棚户区改造指挥部”工作人员向原告口头宣读了限期搬迁通告，原告不服，于2006年8月14日向本院提起了行政诉讼。被告于2006年8月18日对原告的房屋实施了强制拆除的行为，并对旧物购销站的部分财物登记保管。原告在诉讼中变更了诉讼请求，请求本院确认被告强制拆除房屋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357.728万元。

本院认为，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告作为被拆迁房屋所在地的政府，有强制拆迁的职权。被告作出的拆迁行为应该符合《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建住房[2005]200号)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沈阳市人民政府令31号)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拆迁人大东区城市建设局与原告之间未达成补偿安置协议，应当先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规定进行裁决，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未搬迁的被告才可以强制拆迁。并且，在实施强制拆迁前，应经过听证和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被告违反了上述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实施的拆除行为违法。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357。728万元，对于其房地产因拆迁造成的损失，应通过拆迁裁决的方式进行补偿安置；对于其主张的房屋拆除过程中造成的财产损失，缺少有效的证据予以证明，并且沈阳市大东区鹏远旧物购销站在被拆迁房地产内经营，实际使用该处房地产，对财物的损失应由该旧物购销站的经营者向被告提出赔偿。综上，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七条第二款(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三条，判决如下：

一、确认被告于2006年8月18日对原告房屋实施的强制拆除的行为违法；

二，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

本案诉讼费100元由被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祝 妍

审 判 员 赵士元

代理审判员 张宇声

二00七年二月一日

任玉等诉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人民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案

安阳市文峰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09)文行初字第20号

原告任玉（化名）。

原告白梅（化名）。

二原告委托代理人马朝民，安阳市文峰区司法局永明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人民政府（以下简称：高庄乡政府）。

法定代表人郭新民，职务：乡长。

委托代理人李庆喜。

原告任玉（化名）、白梅（化名）诉被告高庄乡政府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原告于2009年8月5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9月1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任玉（化名）、白梅（化名）及其委托代理人马朝民、被告高庄乡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李庆喜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任玉（化名）、白梅（化名）诉称，原告因与南邻吕平（化名）侵占房产和宅基地纠纷一事，从2005年1月多次找文峰区政府、高庄乡政府二级信访机构反映，因高庄乡政府由于人为因素，出具了错误的信访意见，未能充分维护二原告的合法权益。二原告于2007年7月9日向被告高庄乡政府土地管理所提出依法确权申请，要求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高庄乡政府土地管理所以种种借口推脱，让二原告找文峰区国土资源局，文峰区国土资源局以高庄乡土地管理所处理为宜，又推回高庄乡土地管理所，二机构相互推脱，致使二原告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因此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判令被告高庄乡政府履行法定职责确认原告土地使用权，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二原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白梅（化名）户籍证明；

2、宅基地转让协议；

3、高庄乡政府土地所宅基地平面图；

4、高庄乡大官庄村委会证明；

5、任玉（化名）宅基地现场照片及现场环境草图；

6、任尚（化名）个人建房用地清查登记表；

7、吕进生个人建房用地清查登记表；

8、任金安宅基地使用证；

9、汪义和、王景田、王文俊、王文义、任存平等人证明；

10、特快专递详情单；

11、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书。

被告高庄乡政府辩称，原告要求被告为其确认宅基地的使用权，并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无法律依据，被告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不为其办理土地变更登记，确认其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有法有据，是正确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向本院提供的证据有：

1、高庄乡政府关于任玉（化名）反映问题的调查处理报告；

2、高庄乡土地所关于任玉（化名）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意见。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庭审举证作如下确认：对于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原告提出异议，认为二份处理意见系信访意见，不产生行政法律效果，且未按照行政法规定的确权程序，内容不合法，原告承认收到该二份证据，本院该二份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3、4、5、6、7、8、9、10，被告未提出异议，本院对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2，被告提出异议，认为原告是通过任存平购得任尚（化名）的宅基地，而当时任尚（化名）已去世，因协议中已注明任尚（化名）去世，与被告陈述相一致，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对于原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11，被告认为该申请书落款为文峰区国土资源局和高庄乡土地所，不应仅起诉高庄乡政府，对证据本身无异议，该证据予以确认。

上述有效证据，可以认定以下案件事实：原告于1997年8月通过中间人购得任尚（化名）宅基地一片，2004年二原告与邻居吕平（化名）因宅基地发生纠纷，之后原告任玉（化名）向被告高庄乡政府反映，要求被告进行处理。2006年4月25日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土地所作出“关于文峰区高庄乡大官庄村任玉（化名）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意见”，查明原告任玉（化名）之子任和平已与吕平（化名）订立出路对换宅基地协议：吕平（化名）西屋北山至灰庄宽为三米一，东边以灰庄为界，由任和平对换给吕平（化名），认为任和平对宅基地由继承权和管理权，与吕平（化名）订立协议后，便盖了房，已经形成事实，原告任玉（化名）反映问题不属实。2007年5月10日被告高庄乡政府作出“关于任玉（化名）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报告”，处理意见同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土地所作出“关于文峰区高庄乡大官庄村任玉（化名）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意见”。2009年3月26日二原告向被告高庄乡政府提出土地使用权确权申请书，要求高庄乡土地主管部门确认争议的宅基地因归其使用。被告高庄乡政府在收到二原告的申请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处理。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因此被告高庄乡政府对辖区个人之间的土地争议具有处理的职权。本案原告任玉（化名）、白梅（化名）因宅基地使用权与邻居发生争议，向被告高庄乡政府申请对争议的宅基地使用权进行确权，被告高庄乡政府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答复，现二原告要求被告高庄乡政府履行职责，对争议的宅基地使用权做出处理，理由正当，本院予以支持；二原告要求被告高庄乡政府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因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手续应在对争议的宅基地确权后进行，二原告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被告高庄乡政府和高庄乡土地所作出的二份关于任玉（化名）反映问题调查处理报意见，属于信访处理意见，且未对争议土地明确作出处理结果，被告辩解已作出处理的意见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安阳市文峰区高庄乡人民政府在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对原告任玉（化名）、白梅（化名）申请对争议土地确权作出处理。

二、驳回原告任玉（化名）、白梅（化名）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高庄乡政府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安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刘 立 铭

审 判 员 晁 顺 祥

审 判 员 王 胜 军

二OO九年十月十六日

一审行政判决书 篇2

嘉兴海盐司机舒先生就闯了一次黄灯, 结果吃了一张罚单。

但舒先生以“处罚无法律依据”为理由, 把交警部门告上了法庭。这一案子, 成为全国第一例“闯黄灯”行政诉讼案。

日前, 此案一审宣判, 海盐法院判原告败诉。舒先生不服, 向嘉兴中院提起上诉。

《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黄灯亮时禁止通行”这一条

事情发生在去年7月。

舒先生当时驾车行驶在海盐县勤俭路上, 在经过秦山路路口时, 眼看就要到停止线了, 黄灯却亮了起来。舒先生的解释是, 他一时来不及刹车, 就闯了黄灯:“当时的绿灯闪了3下变黄, 我如果急刹车很危险。”

这次“闯黄灯”被监控拍了下来。几天后, 舒先生收到海盐交警部门的罚单:理由是“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 罚款150元。

较真的舒先生发现,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的第38条是这样规定的:“ (一) 绿灯亮时, 准许车辆通行, 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 (二) 黄灯亮时, 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 (三) 红灯亮时, 禁止车辆通行”。

因此, 他的理解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没硬性规定黄灯亮时, 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不能通行。因此按照‘法律不禁止公民就可为’的原则, ‘闯黄灯’不属于违法行为, 交警部门也不能罚款。”

于是舒先生向海盐县公安部门提请了行政复议, 但海盐县公安部门复议后维持原处罚决定。随后, 舒先生便以处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律依据为由, 在2011年9月份, 将海盐县交警部门告上了海盐法院。

一审司机败诉

今年1月17日, 该案在海盐法院正式开庭。

控辩双方在庭上激烈争论, 最后, 海盐法院一审判决舒先生败诉。

败诉的舒先生不服, 向嘉兴中级法院提请上诉, 嘉兴中院于2月29日开庭审理此案。

有网友把这一案件的审判结果发到了当地论坛上, 引起网友们的关注。

记者就此采访海盐法院和本案原告, 但对方均以二审尚未开庭, 不便发表观点为由, 没有向记者透露一审的判决原因和相关细节。

不过, 舒先生表示, 即便二审败诉, 他也打算把自己的案例写成调研报告, 上交给有关部门。

海盐县公安局法制室主任姚凤良接受了记者采访, 他以舒先生的案件为例, 向记者详细解释了“黄灯亮时”的正确理解:“我们认为黄灯是一种过渡, 目的是为了把两条交叉道路的公共区域清空。车辆到了路口, 没越线前就看到黄灯, 理应主动减速停车。不然, 黄灯亮的整个过程中, 如果车辆依然通行, 那么其他方向的指示灯变绿, 路口就会发生堵塞, 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姚凤良说, 如果黄灯亮起, 不管有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都还可以继续通行, 那么和绿灯又有什么区别, “法律条文制定时要求简明扼要。比如交通法还规定车辆行驶时要靠右行驶, 但也没强调不能靠左行驶, 如果有司机非要理解成靠左行不违法, 那就变成钻牛角尖了。”

省交管局:绿灯时车不动, 也属违法

记者和浙江省公安厅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聊了聊这起“闯黄灯”的案子。

这位负责人也说, 根据交通法规的规定, 机动车驾驶人应根据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红灯是“禁止”通行, 黄灯是“限制”通行。“限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黄灯亮时, 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 反之则不行。若在黄灯亮后越过停止线, 这是不允许的, 等同于闯红灯, “这些知识, 在驾驶员考取驾照时就应该掌握的”。

浙江省交管局负责人表示, 他们鼓励机动车驾驶人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困惑, 这样可以让他们更加深刻地了解交通法规。“如果理解有误差、有误解, 这在行驶过程中是非常危险的事。”

一审行政判决书 篇3

8月20日，在一审的宣判法庭上，薄谷开来表示服从审判长刚刚宣读的对于自己“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判决，赞许法庭，并称自己不会上诉。中央电视台的镜头从后侧面的角度，播出了薄谷开来的这句“特别”讲话。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薄谷开来伙同被告人张晓军采用投毒的方法杀害他人，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薄谷开来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且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考虑到被害人尼尔?伍德对薄谷开来之子的威胁言辞“使双方矛盾激化”，而薄谷开来的精神障碍使其“控制能力削弱”，在归案后又“向有关部门提供他人违纪违法线索”等因素，对其死刑判决“可不立即执行”。

但是，公开的庭审及判决没有显示，引发这起命案的尼尔?伍德与薄家的“经济利益矛盾”究竟是什么，而且有了矛盾，为何尼尔仍应邀单身前往重庆，与薄谷开来饮酒喝茶，直至大醉。尼尔究竟在英国的哪里软禁或绑架薄的儿子，在庭审中也未显示出详情。

从犯张晓军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亦表示不上诉。

整个宣判过程进行了大约二十分钟。

同日宣判的还有昔日重庆市公安局的“四大名捕”，试图帮助薄谷开来掩盖此案的原副局长郭维国、刑警总队原总队长李阳、技术侦查总队原总队长王鹏飞、沙坪坝区公安分局原常务副局长王智，他们分别被判处11年到5年不等的监禁。

法庭认定其四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引导死者亲属作出不解剖尸体的决定，均已构成徇私枉法罪”。其中郭为主犯，从犯三人中，二王的作用小于李，而李未按郭的要求销毁关键物证，二王也未按郭的要求销毁相关证据，这些对案件侦破起到作用。但具体关键物证及相关证据为何，在公开报道中未见提及。

四人亦当庭表示不上诉。

在薄熙来主政、王立军任公安局长并主持“打黑”工作的昔日重庆，郭维国是“打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副组长，李阳参与了一些案件的侦破，王智曾任涉及资产数额最大的彭志民案专案组组长。有报道称，“在重庆市高层关注下，当地以公检法联合工作组的形式，正对郭维国等人参与侦查和财产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有两种：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执行的重要案件进行重新梳理。”

审判结束后，各方克制发表观点。英国大使馆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称：“对中国针对尼尔?伍德被害案展开调查及审判犯罪人表示欢迎。”并再次表明，“希望中国当局在此案的判决上能够依照国际人权标准，不对犯罪人判处死刑。”

2009年，英国籍毒贩什肯?阿克毛在中国受审时，英国方面也表达过类似观念。不过，什肯?阿克毛最终被注射执行死刑。当时的报道称，“中国知名刑法学专家表示，中国坚持司法独立与权威，死刑判决合法合理。”

一审刑事判决书 篇4

（××××）×刑初字第××号

公诉机关：滨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余四方，男，1982 年 3 月 21 日生，身份证号码 ***1 ×，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滨州市汉城区王店镇茅草村余家湾 29 号。因涉嫌盗窃罪，于 2008 年 4 月 25 日被滨州市公安局汉城区分局刑事拘留，同年 5月 28 日经本院批准逮捕，同年 30 日由滨州市公安局汉城区分局执行逮捕。

辩护人刘x，滨州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汉城检刑诉【2008】205 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余四方犯盗窃 罪，于2008年9月1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杨鹏出庭支持公诉，被害人滨州市球团厂厂长及、诉讼代理人张××，被告人余四方、辩护人刘×，证人张X，鉴定人物价局工作人员李X，等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滨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余四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共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证据如下：

1、书证：户籍证明、王店派出所证明、京都酒店结账单、收款收据、电子磅计量证明单、矿产品销售结算单、领款单、电话清单、抓获经过、到案说明、辨认笔录、报案材料、存折复印件、对账单、收条、退赃情况说明；

2、证人刘洋、汪超、陈锋、周萍、李宜、宋银、熊杰、熊刚、娄华、陈旭勇、王功强、徐晓梅、余新庭、王秋红、李建、朱清、江林的证言；

3、被告人余四方、陈平、谢明的供述与辩解；

4、鉴定结论：滨州市汉城区价格认证中心价格鉴定书 被告人余四方辩称：深知其行为的确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情节严重，给他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及精神损失。但是在案发后，其感到十分后悔，积极主动退还赃款 77000 元，并在归案后如实交代其犯罪行为。同时也向警方检举揭发了同伙谢某的犯罪行为。已深刻意识到了错误，并且承诺日后再不会做出任何触犯法律的事情。请求法院对其进行宽大处理。辩护人刘×提出的辩护意见是：其当事人的行为虽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但是，案发后，其当事人余四方积极主动退还赃款 77000 元，并在被动归案后如实交代其犯罪行为。同时，在2008 年 5 月 30 日，其当事人余四方向警方检举揭发本案同伙谢某的犯罪行为，经查证均属实。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3款以及第68条关于坦白与立功的规定，应当对其当事人余四方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首先写明经庭审查明的事实；其次写明经举证、质证定案的证据及其来源；最后对控辩双方有异议的事实、证据进行分析、认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虽构成刑法第267条所规定的盗窃罪，且系数额特别巨大，但鉴于被告人在侦查过程中积极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并确属坦白与立功行为，所做判决如下：

被告人余四方犯××盗窃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8年4月5日起至2013年4月5日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份。

审判长 xxx

审判员 xxx

审判员 xxx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院印)

书记员 xxx

李昌奎 一审判决书 篇5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2010）昭中刑一初字第52号

公诉机关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庭礼，男，汉族，44岁，住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放牛坪社1号。系被害人王家飞、王家红之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礼金，女，汉族，43岁，住址同上。系系被害人王家飞、王家红之母。

诉讼代理人姜兴福，男，巧家县司法局退休干部，住巧家县青年路48号。

被告人李昌奎，男，汉族，生于 1982年6月17日，云南省巧家县人，小学文化，农民，住巧家县茂租乡鹦哥村放牛坪社13号。因涉嫌故意杀人罪于2009年5月20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3日被逮捕。现押于巧家县看守所。

指定辩护人唐兴勇，云南振诚律师事务所律师。

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以昭市检刑诉（2009）11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向本院提起公诉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庭礼、陈礼金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一案，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派代理检察员何冬梅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唐兴勇、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庭礼、陈礼金及其诉讼代理人姜兴福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云南省昭通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09年5月16日13时许，被告人李昌奎因其家人与王家飞家的纠纷同王家飞发生争吵并抓打，李昌奎将王家飞掐晕后实施强奸，后提条锄打击王家飞的头部，又提起王家飞之弟王家红的手脚将其头猛撞门方，并用绳子勒在二被害人的脖子上，致王家飞、王家红死亡。针对这一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现场勘查笔录、尸体检验报告、生物物证/遗传关系鉴定、活体损伤检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辨认笔录、现场指认笔录、证人证言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认为被告人李昌奎应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追究刑事责任，提请依法判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庭礼、陈礼金要求被告人李昌奎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人民币380129.50元。

庭审中，被告人李昌奎对指控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辩称系王家飞约自己回来处理感情和家人的事，并非预谋报复杀人，案发时王家飞先动手打自己，自己有自首情节，且家人代自己作了部分赔偿，请求从轻处罚；其辩护人提出李昌奎并非预谋报复杀人，且有自首情节，请求从轻处罚。对公诉机关出示的证据，被告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未提出异议。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李昌奎作案手段特别残忍、主观恶性极深，后果特别严重，建议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昌奎死刑，强奸罪在3——5年内处刑。对原告人提出的赔偿请求，李昌奎表示无力赔偿。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昌奎因感情纠纷一直想报复王家飞。2009年5月14日，李昌奎之弟李昌国与王家飞之母陈礼金因琐事发生打架，李昌奎得知后便从西昌赶回巧家。同月16日13时许，李昌奎在茂租乡鹦哥村放牛坪社王庭金家门口遇见王家飞及其弟王家红（3岁），李昌奎以两家的纠纷同王家飞发生争吵并抓打，抓打中李昌奎将王家飞的裤裆撕烂，并用手将王家飞掐晕后抱到王庭金家厨房门口实施强奸。王家飞被强奸后醒来跑向堂屋，李昌奎便提起一把条锄打击王家飞头部致王当场倒地，并将王家飞拖入王庭金家堂屋左面第一间房内，后又提起王家红的手脚将其头猛撞该房间门方，并将王家红置于王家飞右侧，又在王庭金家屋里找来一根绳子，分别将王家飞、王家红的脖子勒紧，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王家飞、王家红均系颅脑损伤伴机械性窒息死亡。李昌奎外逃后于2009年5月20日14时30分到四川省普格县城关派出所投案。案发后经巧家县茂租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解，李昌奎家属付给被害人家属安葬费21838.50元，并提供一块土地用于安葬二被害人。

上述事实，有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并经法庭质证、认证的以下证据予以证明：

1、证人证言：

（1）王家崇证实，案发当日中午，我家与李昌奎家在本社电厂沟湾子调解打架纠纷，调解过程中李昌奎路过，李脸、嘴上有血迹。他还和家人将别和我家闹了，说了就走。回家后见我家和王庭金家朝门都锁起，我翻院墙进去，见王庭金家正门前有血迹，进堂屋左边房见王家飞、王家红躺在那里，已经死亡；李昌芬证实，当时见李昌奎鼻子、嘴上有血，走的很快，追上去问，李昌奎称王家飞恐怕被打死了，说完就走了；杨家亮证实，调解后遇到李昌芬夫妇，李昌芬称转来李昌奎把王家红、王家飞杀着了，其急忙喊上王家崇、陈礼朝回去看，在王庭金家堂屋里见王家飞、王家红倒在左边房间里，人已死亡。对李昌奎面部沾血路过调解现场，后发现王家飞、王家红被杀死在王庭金家里的具体情形，证人陈礼朝、王庭礼、陈礼金、李昌国亦作了一致的证实。陈礼金还证实道，2007年李昌奎家叫人来说媒，我家不同意，为此两家有矛盾。2009年5月14日因收水管费的事其与李昌奎之兄李昌国发生打架；王庭礼还证实，公安机关勘查现场后，在发现王家飞、王家红尸体那间屋的床上，发现王家飞随身携带的一串钥匙。

周顺清证实，案发当日12时许，遇见李昌奎。李昌奎身穿白色衣裤和鞋，手拿一个装衣服的塑料袋，二人一起走到陈礼芬家下面的黄果树处，李就一人走了。自己坐到树下看到李昌奎走到王庭金家朝门口坎上的路上，后看到王家朝门边的檐沟里有个人伸了只手起来，又见李昌奎弯下腰去，约半个小时后，见李昌奎从王庭金家朝门外边的路跑起上去，顺着过溜索的方向去了。后自己走到王庭金家朝门口的路上时，见沟里有双红色凉鞋，听说王家飞姐弟被李昌奎杀了。

张世聪证实，案发当日中午，李昌奎在其家商店里买了瓶可乐，神色慌张；蒋世学、张世春证实，当日中午李昌奎身穿白色衣裤，手里拿瓶可乐过溜索。

（2）周天平证实，案发前日李昌奎在西昌打电话询问与王家飞打架的事，通话后就称要回巧家，向老板借了200元钱就走了；刘海军证实，李昌奎向其借了200元钱，称回家处理家里打架的事。

（3）李顺文证实，案发次日早晨和邓家春回家时下雨，在路边的沙洞里躲雨，邓家春发现沙洞里有个塑料袋，打开见有裤子等物，该条裤子的裤腿上有血，邓家春说是李昌奎丢的不能动，后邓把袋里的刮胡刀和充电器拿回家，并让王庭才向公安机关反映；邓家春作了相应证实，还证实袋里的那条白色裤子以前见李昌奎穿过。王庭才证实，听邓家春他们讲了以后，其和张连贵在该沙洞里看见了那个塑料袋，后交给了公安机关。

2、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了案发现场及王家飞、王家红尸体的具体情况，中心现场位于王庭金家院坝内，王庭金家朝门门扣上锁，门锁完好。朝门外侧沟内距朝门340cm处见一双红色拖鞋。院坝檐坎东端有一把大板锄，西端有小板锄、条锄、大小十字镐、宽口锄各一把，院坝东南角地面有条110cm×20cm的擦拭状血迹，及多处滴落状血迹，檐坎上见大面积滴落状血迹。王庭金堂屋门锁完好，门坎中部有滴落状血迹，堂屋北墙西端有一门进入到北侧房间西侧一间，门内地面见王家飞、王家红尸体，并对上述痕迹和物证予以提取；并对李昌奎作案后丢弃在茂租乡鹦哥村莲湾坪山沙洞内的塑料袋地点进行了勘查，在该塑料袋内发现了一条灰白色长裤，裤脚前后侧均有血迹，对该塑料袋内的物品均予以提取。

3、尸体检验报告及照片证实，王家飞、王家红系颅脑损伤合并机械性窒息死亡，并在尸检中提取相关检材。

4、调取证据清单证实，向邓家春提取充电器一个、刮胡刀一把，向王庭礼提取钥匙一串；扣押物品清单证实，对李昌奎作案时所穿的衣裤鞋袜及其血样予以提取。

5、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李昌奎经混合辨认确认现场提取的条锄为其打王家飞所用工具，绳子为捆二被害人工具，并确认从王庭礼处提取的钥匙系案发时王家飞随身携带且其用来打开王庭金家堂屋门；李昌奎还辨认确认了其案发后丢弃在茂租乡鹦哥村莲湾坪山沙洞内的塑料袋及袋内的长裤、长袖T恤、刮胡刀、充电器等物品，上述物证在庭审中出示，亦经被告人李昌奎当庭予以确认。王庭礼对现场提取的条锄、绳子经混合辨认确认是其家物品。

6、昭通市公安局生物物证/遗传关系鉴定书证实，莲湾坪山沙洞内提取的长裤上检出同一女性基因分型，应是王家飞所留，王家飞阴拭和指甲上检出同一男性基因分型，应是李昌奎所留；绳子上的暗红色可疑斑痕检见人血，经15个STR分型未排除王家红，支持为王家红所留；现场院坝内滴落状血迹、檐坎地面上滴落状血迹、门槛上滴落状血迹、堂屋内滴落状血迹、王家飞内裤及山洞内剪取的长袖T恤上均检出同一女性基因分型，应是王家飞所留，山洞内剪去的牙刷和李昌奎内裤上均检出同一男性基因分型，应是李昌奎所留。

7、检查笔录证实，李昌奎胸骨上部、左颈部、右前臂后侧下段腕关节上多处有细条状、小片状表皮擦伤，左肩关节外侧上缘有小片皮下出血。

8、现场指认笔录及照片证实，证人邓家春及被告人李昌奎分别对李昌奎丢弃在茂租乡莲湾坪山沙洞内的塑料袋的现场进行了指认，指认的地点系同一地点。

9、普格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接处警登记表证实，被告人李昌奎系2009年5月20日14时30分主动投案。

10、茂租乡社会矛盾调处中心调处意见书证实，案发后李昌奎家属共付给被害人家属安葬费21838.50元，并提供一块土地用于安葬二被害人。

11、被告人李昌奎对其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其供述的具体情节、手段与上述证据相印证。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昌奎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来源合法，证明内容客观真实，与案件事实相关联，具有证明力，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李昌奎报复杀害王家飞、王家红，其间强奸王家飞的行为，已分别构成了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对被告人李昌奎应实行数罪并罚。被告人李昌奎所犯故意杀人罪，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其罪行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依法严惩，虽李昌奎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被告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均提出李昌奎并非报复杀人的辩解与本案查明的事实不符，被告人李昌奎及其辩护人请求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被告人李昌奎的犯罪行为确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造成了经济损失，应根据法律规定和被告人的实际赔偿能力予以赔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一款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李昌奎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由被告人李昌奎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王庭礼、陈礼金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30000元（其家属已赔偿的除外）。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审判员何家如 审判员李本林

二0一0年七月十五日

（院印）

一审判决书2011-2562 篇6

民事判决书

（2011）深宝法劳初字第2562号

原告劳动者

被告深圳市荣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住所地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白石厦社区祥发电子厂工业区二栋五层，组织机构代码559897330.法人代表程萧，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张伦华，广东鹏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劳动者诉被告深圳市荣达威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劳动争议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劳动者、被告委托代理人张伦华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原告自2010年11月5日入职被告处，被告2011年5月 17日 以原告 连续旷工三天即（5月15日 至5月17日）属自离，与原告解除劳动关系，当晚，原告快递辞职信，协商解除劳动关系。由于17.19号放假，被告于5月 19日 彻底终止原告所有考勤，5月20日上午10点，被告主管陈刚代收辞职信但被告一直否认坚称原告自离，5月 21日上午8点被告检查宿舍期间，法定代表人与原告达成口头约定，住在宿舍至月底结工资、5月23日晚被告保安要求原告搬出宿舍，原告以没有结工资、没有住处、天气已晚，与其沟通无果，后原告报警，但此属于劳资纠纷，于26日申请仲裁。（此处隐去了旷工的依据为被告的非法制度，并隐去了17日为星期日这一陈述）。为 维护合法权益，原告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被告：1.为原告补缴2010年11月5日 至2011年5月17日社保；2.向原告赔偿未交医疗保险而不能享受优惠所造成的损失240.7元；3.向原告支付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3000元及50%的 额外经济补偿金1500元；4.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辩称，原告要求被告赔偿未交医疗保险的赔偿费，但没有提供清单明细，而且没有提供相应的病历本，也不能证明该医疗费是否属于社保范畴，请求对此不予支持；原告要求支持解除劳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及额外经济补偿金没有依据，请法院依法判决。

经审查查明，原告于2010年 11月5日入职被告单位，任职员工。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原告离职情况：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5月17日以“未缴社保”为由通过快递方式向被告邮递一份辞职信，并提交了快递详情单及回执。被告对该证据真实性不予认可，称无法确认原告邮递内容，而且该快递收件人并非其法定代表人，被告没有收到原告辞职信。被告主张原告系于2010年5月14日 开始没有到被告处上班，属于自动离职。原告对此不予认可，称其上班至5月17日。

2011年5月26日，原告向深圳市宝安区劳动争议种草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请求与诉讼请求一致，该仲裁结果为：被告于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定的缴费标准和比例，为原告补缴2010年11月5日至2011年5月17日的养老白线，其中个人缴费部分由原告负担；驳回原告的其他仲裁请求。

以上事实有当事人陈述、仲裁裁决书、工资签收表、工资项目表、特快专递详情单等证据在案为凭，本院予以认定。

本院认为：原、被告之间事实劳动关系明确，应受我国劳动法律保护。

本案中，原告主张其于2011年5月17日以“未缴社保”为由通过快递方式向被告邮递辞职信，但被告未能提交该信内容，亦未能举证证明其在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前向被告要求补缴社保，故对于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其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及50%额外经济补偿金的 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对于原告要求被告为其补缴社保、赔偿其因未交医疗保险而造成的损失的诉讼请求，因不属于法院处理范畴，本院不作处理。

综上所述，依据民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诉讼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代理审判员 吴楚楚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二日

书记员 赵欢

本件于原本核对无异（220）书记员 陈瑞琼（兼）

一审行政判决书 篇7

2015 年起施行的《行政诉讼法》第73 条规定, 人民法院经过审理, 查明被告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决被告履行给付义务。即在原有的六种判决类型[1]基础上, 增加了一般给付判决这一判决形式。这意味着我国给付行政发展到了历史新阶段, 为行政诉讼相对人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救济。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但这一规定仍存在不少问题。首先, 在现行法背景下如何理解一般给付判决? 再者, 许多学者在讨论一般给付判决增加时, 总会不由自主地将一般给付判决和给付诉讼划上等号, 将其推导为我国给付判决诉讼的建立。那么, 一般给付判决与给付诉讼能否直接等同? 此外, 由于立法的粗陋, 我国一般给付判决客体仅包含积极给付中的财产性给付, 忽视了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消极给付, 不利于公民的权利在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时得以全面救济。为加强对公民权益的保障, 立法上应适当扩大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二、一般给付判决之概述

( 一) 一般给付判决的概念

博登海默如是说: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 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2]因此, 明确一般给付判决的概念, 有助于进一步厘清一般给付判决和给付诉讼的关系, 准确地界定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广义的给付判决, 包括一般给付判决和课予义务判决。一般给付判决, 是指法院通过审理, 查明行政机关依法负有给付义务的, 判令其向行政相对人为一定财产性给付或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非财产性给付的判决。课予义务判决是德国法上的概念, 是指法院判令行政机关向原告作出原来拒绝作出或未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判决。两者均以实现相对人公法上请求权为目的, 区别在于给付的客体范围不同。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限于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给付, 包括财产性给付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非财产性给付。而课予义务判决的对象为行政机关基于行政权的行使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该判决的作出仅针对行政机关应为具体行政行为却怠于作为或拒绝作为的情形。[3]简言之, 如果行政相对人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作出某一事实行为或给付财产性利益, 这属于一般给付判决客体的范畴;若是请求行政机关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 则属于课予义务判决的客体范围。譬如, 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甲支付抚恤金的判决为一般给付判决, 而要求行政机关授予行政相对人乙开办医院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则为课予义务判决。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扩大了相对人的权益保障范围, 弥补课以义务判决的救济空白。可以说, 一般给付判决对课予义务判决具有补充作用。[4]

( 二) 一般给付判决的立法背景

一般给付判决的产生是我国给付行政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德国公法学者福斯多夫在《当代服务主体的行政》中提出, 生存照顾乃现代行政之任务。[5]许多国家逐渐在立法上承认公民获得国家的给付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行政机关如果拒绝违法拒绝给付或怠于给付, 与违法的干预行政一样会侵犯公民的权益, 公民对此类违法行为有权寻求救济。[6]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是我国政府一项重要的职责。如果公民依法应当享受社会保障, 而行政机关没有提供, 可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待遇。[7]随着类似案件的增多, 审判实践亟待立法上增设相应的判决形式。一般给付判决因此应运而生。

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对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其一, 弥补了我国判决种类的不足, 有利于对公民权利进行全面保障。一般而言, 法院在行政诉讼审判过程中, 要根据诉的种类作出相应的判决。倘若缺乏相应的判决形式, 法院在面临此类行政侵权行为时便难以下判。即便想给予行政相对人及时的救济, 也苦于没有法定救济形式而无能为力。[8]随着我国从管制行政走向福利行政, 要求政府给付一定财产性利益、作为和不作为的案件层出不穷。而增设一般给付判决, 能够使这类纠纷得以解决。其二, 符合诉讼经济原则, 客观上节约司法资源。作出一般给付判决的案件通常与财产性给付有关, 行政赔偿纠纷案件更是如此。在过去, 法院先将行政纠纷中的行政行为确认违法, 相对人再申请行政赔偿, 最后再通过行政赔偿案件的执行加以给付。这极大地浪费了司法资源, 不利于及时救济行政相对人的权益。[9]而通过设置一般给付判决能够直接达到行政机关向行政相对人给付一定财产性利益和行为的目的, 满足诉讼经济的要求。

三、一般给付判决与给付诉讼之争论

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 我国并未对行政诉讼进行分类, 仅粗略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判决形式及其适用条件。然而, 一些学者[10]认为,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了不同的行政诉讼判决, 标志着我国已将行政诉讼类型化。因此, 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 可推导为给付诉讼的建立。那这一观点是否合理呢? 在探讨之前, 首先需要对行政诉讼的类型有初步了解。

给付诉讼是行政诉讼的类型之一。台湾学者蔡志方所认为的行政诉讼类型, 是指习惯上仍遵循一定之方式、形式或类型, 原告始得就其所受侵害, 请求行政法院提供救济, 而行政法院亦仅能就法定之诉讼种类所相应得以救济之方法为裁判。此种诉讼方式或裁判形态之格式化, 谓之“行政诉讼之种类”。[11]对原告来说, 行政诉讼类型是由原告被法律保护的权益决定的, 什么样的权利及谁的权利受保护, 相应地就可以提起与之相匹配的诉讼; 对被告来说, 诉讼类型是由行政行为的种类及通过诉讼而设立的监督手段的种类决定的, 前者如行政处罚案件、行政许可案件等, 后者如撤销之诉、履行之诉等; 对法院来说, 诉讼类型又是与其判决的类型相对应的。[12]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 行政诉讼被划分为不同类型。例如, 德国《行政法院法》将行政诉讼的诉讼类型分为撤销之诉、义务之诉、一般给付之诉与确认之诉。[13]台湾地区现行“行政诉讼法”第3 条规定: “前条所称之行政诉讼, 是指撤销诉讼、确认诉讼及给付诉讼。”[14]

将一般给付判决的增加视为给付诉讼的建立, 笔者实难苟同。行政诉讼类型与行政判决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即对某一类型的诉讼可能会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判决, 而同样形式的判决完全可能出现在不同类型的诉讼中。譬如, 以广义上的行政给付诉讼为例, 它是相对人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要求行政主体作出某种给付的诉讼, 这种给付可能是具体行政行为、事实行为及金钱给付。在法院审查后, 如果支持原告的诉求, 则作出给付判决; 如果不予支持, 则会作出驳回判决。因此, 不能以行政诉讼判决形式的不同作为界定行政诉讼类型的标准, 而应以原告的诉讼请求为标准, 通过行政诉讼的类型化的实现得出最终的行政判决。此外, 上述推理方法也忽视了不同诉讼类型最根本的差异。不同的诉讼类型的起诉条件、审理规则、举证责任、适用范围和判决形式都存在区别。然而,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 法院在作出不同判决的时候, 在起诉条件、审理程序等方面都适用几乎完全相同的规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我国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类型化的行政诉讼, 充其量只能说存在几种类型诉讼的萌芽。[15]行政诉讼类型的建立, 需要立法上对不同类型的起诉要件、审理规则、适用范围等方面加以明确区分, 并非对判决形式进行分类就得以构建。因此, 一般给付诉讼的增加不能视为一般给付诉讼的确立。

四、一般给付判决之应有范围

根据给付对象的不同, 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可以进一步划分为积极给付和消极给付。积极给付为法院判令被告为行政处分以外的某种积极给付。与之相反, 消极给付则为法院判令被告禁止作出某些对原告不利的行为, 甚至包括尚未作出的行为。目前, 在我国仅有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等财产性给付纳入客体范围之列, 行政相对人在面临行政机关的其他侵害时便显得救济不足。因此, 我国立法上应当借鉴德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有关规定, 界定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加强对相对人权益的保障。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可归纳如下:

( 一) 积极给付

1. 财产性给付。财产性给付是一般给付判决最为常见的客体, 其对象主要包括金钱或具有交易价值之物。此类给付主要基于原告的财产性给付请求权。该请求权的产生原因主要包括: 一、法律规定。譬如, 我国《行政诉讼法》便规定了行政相对人享有的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和社会保险待遇的财产性给付请求权。当然, 请求权不限于此, 社会弱者也可以依据《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享有向政府请求给付救助的权利等。[16]二、公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例如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机关退还多缴纳的税款。三、公法上无因管理。四、损失补偿。例如请求发放土地征收补偿款。五、行政合同。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管理职责而与行政相对人所签订的权利义务协议。法院经过审查后, 发现行政机关因行政合同而负有给付报酬或违约金的义务, 则判决行政机关给付相应的财产。

2. 行政事实行为给付。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明确排除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 因此, 行政事实行为给付成为此类判决非财产性给付的典型代表。台湾地区的“行政诉讼法”第8 条就将非财产性给付限定为“作出行政处分以外之其他非财产上之给付”。判决行政机关提供信息、准予原告听证、除去违法状态, 甚至生存照顾均属于此类给付的客体。将行政机关的事实行为纳入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是因为尽管行政行为是行政权行使最为常见的表现, 但随着行政权的日益扩张, 事实行为已深入到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 行政机关及时发布公共信息也成为公众知情权实现的必然要求。[17]

3. 规范颁布给付。规范颁布给付是指根据法院裁判, 规范制定者应当颁布或补充相应低于法律的规范。理论界对此争议较大。通过考察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规定, 可以发现规范颁布基本被排除在一般给付判决客体范围之外。[18]“这一漏洞令人担忧, 因为公民和团体的权利不仅会由于个别决定被拒绝, 而且也越来越多地由于未颁布相应规范而受到侵害。特别是在基本权利保护领域内, 对一个为公民授益的规范颁布的停止行为, 常常相当于一种来自国家权力的侵害行为。”[19]我国目前仅有对现行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的规定, 却没有赋予相对人规范颁布的给付请求权。从权利救济的完整性考虑, 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应当考虑将规范颁布给付归入一般给付判决的客体范围。

( 二) 消极给付

1. 停止作为给付。即法院判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某种已经或正在进行的事实行为。其中, 最主要的事实行为是信息行为, 即声明、警告、评价或传播数据、发表一个报告或公布一份名单等。[20]在信息时代, 行政机关通常选择采取公共警告、信息披露等规则手段代替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诚然, 正确作出的信息行为无疑能够维护社会大众的权益, 但一旦行政机关所传递的信息失实, 将严重侵害使因信息遭受不利主体的权益, 故有必要赋予相对人要求行政机关停止作为的权利。例如,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宣传某产品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 该产品制造商认为该信息失实, 损害到其自身合法权益时, 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请求行政机关不得再作出妨害其商誉的宣传行为。[21]此外, 停止作为的请求权也包括请求行政机关不为一定公害行为, 譬如军用机场附近的居民可请求空军指挥机关不要在特定的区域作低空飞行演练等。[22]

2. 预防性不作为给付。即法院命令行政机关禁止作出有侵害相对人权益可能的行政行为。[23]与停止作为给付不同的是, 其针对的对象是尚未作出的行政行为。这是基于某种担忧———一旦行政行为作出后, 撤销、确认违法判决等事后救济都难以及时发挥作用, 而有提前保护的必要。此类给付请求提出的前提是, 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足够具体显示出相当的威胁性。[24]为预防危害结果的发生, 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诉讼理论及实务均承认预防性不作为给付的存在。[25]因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是在行政行为作出之前, 司法权便提前介入, 这可能对行政权的正常运转有损, 所以适用该判决时有一定的限制。例如, 适用的时间仅限于行政行为即将作出或已经作出即将进入执行的阶段; 适用的范围是一旦实施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的行为, 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措施 ( 如行政拘留) , 行政行为 ( 如行政机关批准建设的垃圾场将对周围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 和事实行为 ( 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即将发布的影响企业声誉的信息) 等。[26]可见, 预防性不作为给付是极其特殊的一种给付, 使公民在遭受行政权侵害之前及时消除不利影响。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