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精选10篇）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1

2001北京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与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市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会员单位使用国际、国内背景音乐、支付著作权使用费一事达成协议。为期3年的协议已经到期，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北京办事处态度强硬地表示，今后对饭店播放背景音乐的收费将严格执行每床位每月1.75元的标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简称音著协），是什么机构？我们频频见他们以音乐著作权侵权名义起诉各家单位。对此大家都有相当多的疑问，本文仅就音著协向饭店收费的依据，收费后他们如何使用展开讨论。音著协是什么机构？根据其网站公开资料：“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成立于1992年12月17日，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目前中国大陆唯一的音乐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机构。”根据《著作权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非营利性组织，其设立方式、权利义务、著作权许可使用费的收取和分配，以及对其监督和管理等由国务院另行规定。”我们可以看出：“音著协是著作权集体管理机构，他的职责是是专门维护作曲者、作词者和其他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这是有法律上规定的，并不容怀疑。质疑一：音著协凭什么向饭店收费，凭什么起诉别人？根据《著作权法》第八条规定：“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可以授权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行使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被授权后，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人主张权利，并可以作为当事人进行涉及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诉讼、仲裁活动。”音著协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为著作权人主张权利，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起诉。他的这些权利来自法律的规定。其主张相关权利的源头来自著作权人的授权，其行使这些权利的前提条件是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也就是说尽管有法律的规定，但是音著协并不当然可以直接起诉音乐著作权侵权人，不可以直接向音乐著作使用人收取使用费用。其是否有权起诉别人、是否有权收取使用费，唯一判断的依据是音著协是否已经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质疑二：音著协收费的合理及合法性？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音乐作品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这是法律规定的，饭店播放背景音乐当然应当向著作权人支付使用费。音著协自行制订了收费标准，按床位向饭店收取使用费，对于其合法和合理性下面展开分析：

（一）合法性饭店播放音乐作品有很多，从普通听众的角度可以随意分为有国外的、国内的，古典的、现代的，那么本文从阐述问题的角度分为：有合法授权的，无合法授权的（包括取消授权、授权过期、授权不全、授权无效和不需要授权的（作品已经过了法律保护期））两种。那么音著协对播放任何音乐都收取使用费是不是合法呢？当然不是。我们注意到音著协会员不包括表演者，即其没有权利为表演者主张相应的权利，所以本文阐述相关问题，其中并不包含表演者及其应当享有的相应著作权权利。[!--empirenews.page--]

1、有合法授权的如果音著协已经取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当然可以代表著作权人起诉，向使用人收取使用费用。我们检索音著协的网站可以注意到，音著协的授权模式一般是与著作权人签定著作权合同，以信托的方式取得相应的管理权。我们没有见到相关合同样本，不知道该合同是否有法律瑕疵，授权是否完善，我们应当充分相信音著协的法律水准，默认授权方式是完善的。但是如果涉及到诉讼，我们应当仔细审查该合同，这可以决定音著协是否有权起诉的关键。另外，著作权包含很多的权利，但是我们注意到音著协只管理三项权利：公开表演权、广播权和录制发行权，除此，他们也没有权利起诉、收费。面对音著协的起诉或收费要求，对于有授权的作品，我们仍然可以要求其出示授权书，从这几个方面去审查：

1、是否确实是作者或者有权授权的人授权（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需要专业人士审查），2、授权是否符合法律规定，3、授权是否仍然在有效期间内，4、被诉侵权是否在音著协的管理范围之内。

2、无合法授权的（1）已经过保护期的作品，无合法授权音乐作品数量有千万之多，时间上由古代到现在，地域上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而音乐作品的法律保护是受地域和时间限制的。地域的问题比较复杂，在本文只讨论国内（不含台湾、香港、澳门）的事情，在时间上，法律对音乐作品的保护一般是作者平生加去世后50年，过了这个时间就进入公有领域，几乎可以任意使用。仅就我国大陆范围而言，作者已经去世五十年以上的作品音著协没有合法的授权。（2）作者没有加入音著协的，无合法授权我们看到音著协的宣传，他们有2500多名会员，管理的作品超过1400万首（这个数字与我们从网络上检索到的其他数据相差巨大）。尽管会员很多，管理的作品很多，但是仍然不可能穷尽，还是有的作品著作权人没有加入协会，有很多作品音著协没有管理权。没有入会的作者的作品音著协没有合法授权。（3）著作权人取消授权的，无合法授权我们还看到音著协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即使是退出协会的音乐著作权人，为了集体管理的目的，在法律允许不经许可而使用音乐作品的情况下，协会也会为其收取作品使用费并向其分配。”没有了著作权人的授权，你凭什么收取作品的使用费？作者不是笑话音著协法律常识的缺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使曾经是会员，也有中途退出去的，那么已经退出音著协的作者的作品音著协没有合法的授权。没有合法授权的，音著协没有权利收取使用费，也没有权利起诉他人音乐著作权侵权。如果收取费用或起诉就是不合法的，饭店或其他单位完全可以拒绝支付使用费，完全可以要求法院驳回音著协起诉。

（二）合理性音著协自行制定标准，在其制定的《使用音乐作品进行表演著作权许可使用费标准》中：“„„饭店、宾馆等旅游场所每床位每月收费1.75元。餐厅、酒吧、咖啡厅等餐饮娱乐场所营业面积不足40平方米的，每天每平方米收费0.025元，超过40平方米的部分为0.02元。一场大型演唱会的收费标准是总票房收入的2.5%。„„”请问音著协制定标准的依据是什么？[!--empirenews.page--]

1、打包收钱的合理性我们注意到饭店播放背景音乐，大部分是外国经典名曲和我国古典名曲，而且几乎是重复很少的曲子。外国经典名曲有的过了保护期，有的不受中国法律保护，即使受中国法律保护，音著协需要严格的委托手续，才有管理的权利。我国古典名曲，也已经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饭店使用的那些背景音乐几乎可以完全免费使用，或者经过法律上的甄别，完全可以做到合法地免费使用。音著协，你将这些作品打在包里一起收钱合理吗？

2、费用标准的合理性音著协，即使这些音乐你已经合法取得授权，你凭什么收那么多的钱？一家饭店有500个床铺，一年就得给你1万块的使用费。北京有多少家饭店，有多少张床铺，北京一年你可以收多少的使用费，全国一年可以收多少使用费？其实，饭店完全可以自行找作者单独商谈使用费问题，一家饭店单独谈成本嫌高，那么旅游行业协会饭店分会统一找作者谈。一首歌一年光饭店就给十万的使用费，在这国内目前是天价了，按这个价格，即使受保护的有几十首歌也就是几百万的使用费，也就相当于你音著协单独在北京收取的使用费，饭店干吗非要找你商谈使用费？

3、诉讼的合“理性”音著协，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态度那么强硬，如果饭店断然拒绝呢？你唯一的途径只有起诉。起诉你首先要提交证据，证明饭店使用了你管理的作品，这并不是特别容易。我国目前著作权侵权赔偿标准很低，你获得的赔偿会有多少呢？你一家一家去起诉，你有那么多的精力吗？质疑三：音著协如何分配收到的许可费音著协，我问你，你将饭店播放的所有曲目全部打包按床位来收取使用费，你如何使用这些费用？你如何向作者分配这些费用？对于那些已经过了保护期的、不需要支付使用费的作品，你也收了，这些钱你怎么处理？归还支付人还是准备自己黑了？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2

《新中国音乐史》(以下简称居著)主要记载了1949年至2000年新中国专业音乐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历史时间段为框架主干,将1949—2000年划分为七个阶段,每个阶段再按具体门类进行详述,分别为:

第一章朝气蓬勃的创作年代(1949—1956)

第二章在曲折中前进(1957—1963)

第三章山雨欲来风满楼(1963—1966)

第四章 “文革”中的音乐现实(1966—1976)

第五章改革开放中的阵痛与转型(1976—1988)

第六章回复时期的音乐思潮与创作(1989—1992)

第七章当代音乐的再生与腾飞(1993—2000)

两书作者都从自己的学识背景和学术角度出发,对整个中国现当代音乐事业的发展状况进行宏观把握,力图理清脉络、将整个中国现当代音乐发展轨迹串联起来,并全面客观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以下是笔者在学习两书后所做的简要比较。

一、共同点

(一)内容丰富

音乐史的写作是要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历史资料基础上的,两书作者都费尽心力地搜集大量资料,再经过仔细分析辨别,甄选出典型翔实的资料,为该书的写作打实地基。

如梁著中为我们展示了大量的史料,不仅有当代歌曲、民族器乐合奏等常见体裁,还涵盖被一些业内人士轻视的通俗音乐题材。 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陈述中,作者选择性地附上了谱例与分析。

而居著的涉及面非常广,不仅包括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艺术等,还涵盖了音乐理论、音乐思潮、音乐大事件等。同时,对于一些以往被忽视或被历史遮盖了的音乐现象,居著中也有详细的介绍,如“知青歌曲”“新潮音乐”“流行音乐”等。

(二)史论结合,公正评价

两书作者都采用了史论结合的写作方式进行叙述,既不是记流水账般陈列历史事实,也不是写小说般的天马行空,而是在深入分析大量翔实资料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评价。两书作者这种以史带论、史论结合的方式使其论点在坚实有力的论据下显得真实可信。

例如梁著在讲述“政治上对于艺术的“左”的影响和干涉,也使民族乐队的发展走了弯路。题材的局限性和处理题材的幼稚性经常发生。简单的“配合政治任务”的观点和“革命化”的口号往往使民族器乐创作无所适从。”时,作者列举了这么个例子“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之后,产生了几首以此为内容的器乐作品,有一首名为《东风压倒西风》的“广东音乐”,以民族乐器代表“东风”,以西洋乐器代表“西风”,经过一番搏斗、 发展之后,民族乐器终于盖过了西洋乐器,以示“东风压倒西风” 这一政治命题。”

“许多作品都属于真正的“文革音乐”,是为“文革”政治服务的。例如,就在“四人帮”覆灭的前夜,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斗争被打成“反革命事件”的时候,很快就产生了两部配合政治任务的大合唱——大型组歌《天安门战歌》和交响合唱《保卫天安门》。”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诞生是政治斗争的产物,其后的发展也深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下,音乐界才慢慢有了摆脱 “左倾”政治干扰的自觉。两书在对具体历史音乐现象做评价时, 都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对历史现象做出公正、合理、适当、 客观的评价。在阐述时有褒有贬,总结过往经验、教训,肯定历史功绩,对历史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述。这也是以实际行动对新时期 “重写音乐史”思潮的响应。

例如居著在论述“关于贺绿汀《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的讨论”中,作者先是介绍引起共和国音乐史上第一次思潮大碰撞的重要批评文献《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产生的具体背景,再列举大量文献论述《论音乐的创作与批评》及其主要论点,最后得出结论 “贺绿汀的这篇文章,针对建国4年来音乐创作与批评现状所提出的批评和建议,是符合实际的,切中时弊的……是中国音乐批评史和思潮史上一篇既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又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学术文献。”同时作者也指出“贺文中也有一些说法和提法,如“二四拍子派”、“阿拉伯数字派”等,对那些在战争环境下没有机会从事专业技术学习的音乐家流露出某种轻蔑态度。而“杀人唯恐不周”之类刺激性字眼,也过甚其辞,刺伤了一些人,不利于音乐界的团结, 无助于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解决。”

(三)高度的概括力

在对历史事件的阐释中,两书作者善于高度的概括力进行归纳总结,让历史发展的逻线索更为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同时对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历史音乐事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例如梁著中“民歌合唱获得蓬勃发展的条件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新的和平建设时期,使音乐家有条件接触到全国各地的无比优美的民歌宝藏,许多边远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都是第一次被挖掘出来,丰富的民歌素材给了作曲家们无穷的启发和灵感。第二,专业和业余的合唱队在五十年代初广泛建立起来了,演唱能力(包括民歌演唱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第三,五十年代先后有苏联的小白桦树歌舞团、波兰的玛佐夫舍歌舞团、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歌舞团、罗马尼亚民间音乐团等来华访问演出,他们带来的充满各国民间风情的歌舞、合唱节目,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听众,促使、启发我们搞自己的民歌合唱和民间歌舞。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那份乐观、自信的民族自豪感。”

在对历史音乐现象做阐释时候,两书作者不仅是停留在一般的铺叙和简单的评价上,而是站在一个更高更新的台阶上审视音乐事件,并以宏观的视角对其做出全面具体、直击要点的评论,把读者审视历史音乐现象的眼光提高到另一个层面,为使读者更宏观地把握音乐现象费劲心力。

例如居著在分析“新潮音乐”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璀璨历史文化现象的成因中,作者不仅从人的音乐观念的改变上去探索“自我的解放、个性的张扬和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使许多“新潮” 作曲家在抒发个人情怀、揭示自己精神历程、描写个体对外部世界的独特感悟时,终于发觉,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无线深邃博大的“内宇宙”,在那里,同样可以获得广阔的表现空间和自由。”同时,作者还从宏观的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对其考察“就中国社会的当代发展而言,“振兴中华”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实现,不仅需要一个政治上、 经济上、军事上强大的中国,而且需要一个文化人格健康完美、精神世界充盈美丽的中国。从文化学的视角看,“新潮音乐”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和作曲技法的吸收,从一开始就不是以“国际化”为其终结目标的。”

(四)语言生动、见解精辟

一般史书的教材可能会让读者觉得比较枯燥、沉闷的,但是居著和梁著却并无给人繁琐沉闷之感,作者凭借深厚的文学修养,以深入浅出、简练有效的语言,将一幅幅生动真实的音乐现象展现在我们眼前,这对加强我们学习的兴趣及对历史事件的理解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例如居著中在分析大跃进时音乐家的心里变化时是这样描写的“当广大音乐家怀着“反右”的余悸进入大跃进那轰轰烈烈的时代氛围中时,起先以惊愕目光面对眼前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不可思议的变化,接着在工农兵群众所创造的难以置信的奇迹鼓舞下,在害怕落伍的心里的驱策下,在这两种精神状态的复杂而奇妙的组合变异中,由将信将疑、半信半疑再到深信不疑,最终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跃进的洪流中,真诚地、由衷地歌唱大跃进的宏伟业绩。”简单的几句话就把当时音乐家的思想变化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让读者一下子就进入到当时环境下音乐家的角色中,身临其境地感受大跃进时代背景下音乐家的心境,为读者把音乐作品放置到特定时代背景下来分析做足铺垫。

在对历史事件的阐释中,两书作者都善于以较高的理论高度进行归纳总结,让历史发展的逻线索更为全面地展示在我们面前,同时对于我们以更宏观的视角看待历史音乐事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例如梁著中“民歌合唱获得蓬勃发展的条件和原因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新的和平建设时期,使音乐家有条件接触到全国各地的无比优美的民歌宝藏,许多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歌都是第一次被挖掘出来,丰富的民歌素材给了作曲家们无穷的启发和灵感。第二,专业和业余的合唱队在五十年代初广泛建立起来了,演唱能力(包括民歌演唱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第三,五十年代先后有苏联的小白桦树歌舞团、波兰的玛佐夫舍歌舞团、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歌舞团、罗马尼亚民间音乐团等来华访问演出,他们带来的充满各国民间风情的歌舞、合唱节目,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听众, 促使、启发我们搞自己的民歌合唱和民间歌舞。第四,最为重要的,是五十年代初中国人民那份乐观、自信的民族自豪感。”

(五)批判精神

批判精神,即是对所认为错误的思想、言行持批驳否定的态度。在治史中持批判精神,可以帮助治史者更为客观、全面地看待历史事件,评判历史得失,但如果批判过度走向极端的话就会有愤世嫉俗之嫌。 持批判精神,要求史学家要有史识,还要有史胆。中国几千年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凡事都讲究“以和为贵”、“中庸”,再加上政治因素等其它原因,在大部分的史书中, 作者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特别是涉及政治的敏感事件做评判的时候都显得模棱两可或避重就轻。在中国当代音乐写作中,如何对建国以来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状况做出整体的评价,特别是对“文革”时期的音乐事业作出合适的评价,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下,无疑是最有困难的地方之一。两书作者都具备批判精神,特别是居著,批判精神贯穿于整本书中,甚至可以说批判是其书最重要的写作方式。在对特殊时期“十年文革”音乐文化现象的评价中,集中体现了两书作者的批判精神。

“毫无疑问,“四人帮”的“样板戏” 理论,是一种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的理论。 它不但把极左文艺思潮系统化、极端化了, 而且也把其中的个别经验普遍化和模式化了,将它奉为无产阶级文艺创作必须遵循的清规戒律,把事实上丰富多彩的京剧音乐、 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改革和创新的理论和实践变为整齐划一教条。这当然是狂妄的, 也是可笑的。“样板戏”中许多剧目之所以 “左”气冲天、“帮味”十足,“文革”中大量音乐作品至所以枯燥粗鄙、毫无美感,其源盖出于此。”

二、不同点

(一)写作体系不同

梁著主要论述的是1949—1989我国的音乐创作的发展情况,虽有涉及其他音乐建设,如音乐理论等,但仅作为音乐创作背景的一个补充说明而已,篇幅及其短小,所以说梁著是一部音乐创作史更为贴切,因此梁著属于专题史体系。

居著则是以音乐创作、音乐思潮、理论批评为主要线索,同时兼及音乐表演专业、专业音乐生活、音乐出版、音乐教育等,全面论述1949—2000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历程,因此居著属于通史体系。

(二)写作方法不同

梁著的基本框架是按门类专题划分的,分为中国当代歌曲发展概论、当代通俗音乐的浮沉与走向、当代合唱创作发展述评等共九个专题进行论述。每个专题内

再依据音乐自身的演变及政治因素大致将时间段划分为五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与1977—1989。每个专题都有前言与小结,总结每个专题音乐发展所留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及对未来的发展做出展望。

居著的框架则是以大的历史时段作为分期的主要依据,再按专业门类一一叙述。

梁著是一种“横”式写法,围绕具体音乐门类,按时间先后将其历史演变进程、 发展轨迹进行论述,脉络清晰,层次分明, 便于读者对于本门类的掌握。居著则是一种 “纵”式写法,按时间的先后论述音乐历史,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同时对于该时段音乐历史事件、文化现象等的把握比较集中,但对于同一音乐门类前后的发展历程则会显得比较零散。两种写法各有千秋。

(三)写作重点不同

梁著主要是对音乐创作进行叙述,带有谱例与作品分析,而居著则是对音乐创作、音乐思潮、理论批评进行重点叙述。音乐思潮、理论批评在音乐史的发展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好的理论批评能促进音乐创作的发展,不好的理论批评则会制约音乐创作的前进,对理论批评进行重点关注,对全面了解当时音乐现象是必要的。同理,对音乐思潮关注也是如此,一部完整的音乐史是离不开音乐思潮、理论批评等音乐现象的。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居著中对“知青歌曲”“流行音乐”等的关注。文革中的“知青歌曲”, 是在一个反常年代产生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音乐现象,有着典型的社会背景和深广的社会内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音乐现象,居著中首次将它作为一个小专题进行叙述,给予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肯定了“知青歌曲”的存在价值。

三、结语

1.居著内容非常全面,以音乐创作、音乐思潮、音乐理论等为主线,并兼及音乐表演艺术、音乐教育、音乐生活等等,对中国现当代音乐现象做了面面俱到的观照,但同时又突出重点,详略分明;梁著则基本是围绕音乐创作,其他音乐建设只是做了一点基本的延伸。同时,居著所记载的是1949—2000年的音乐事件,而梁著则是论述至1989年止。因此,作为一本教材而言,居著无疑比梁著在提供信息量的丰富上更胜一筹。

2.两书的论述方式都是史论结合,以史带论,但在论据的提供上,居著显然更为充实饱满。

3.在对具体历史音乐现象做评价时,两书都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对历史现象做出公正、合理、适当、客观的评价。在阐述时有褒有贬,总结过往经验、教训,肯定历史功绩,对历史给予恰如其分的评述。

4.在对历史音乐现象进行提炼整合中,体现了两书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居著在具体音乐现象的分析上更体现了作者高屋建瓴的眼光与广阔的学术视野。

5.保持理性的思考,保持强烈的批判精神,追求真理,还原历史。长期以来,由于政治、教育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很多历史音乐事件特别是“文革”时期的音乐现象基本一无所知,两书的作者对特殊时期音乐文化现象的评价体现了作者的批判精神,对在政治高压下音乐错误、畸形、扭曲的发展秉笔直书,“不虚美,不掩恶”。

摘要：梁茂春的《中国当代音乐》与居其宏的《新中国音乐史》都是论述建国后我国音乐史发展轨迹的史书,本文通过对两书共同点及不同点进行比较,总结两书特色,力求客观公正地评价两书的价值及社会地位。

中国身份·中国角色·中国义务 篇3

即使以上海的发展水平来代替中国整体的发展水平,那么中国能否算作发达国家呢?对于发达国家的划分有多种标准,但公认的是:较高的人均GDP和社会发展水平｡按1995年前后的标准,人均GDP在8000美元以上(按名义汇率计算)､再加上一定程度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基本上可定义为发达国家｡十年的发展,8000美元这个标准已经落后了,2005年就应提到10000美元左右｡但仅凭较高的人均GDP,像阿联酋､科威特等产油国也算不上发达国家,因为其社会发展程度较低;再有,一些“微型国家”——摩纳哥､列支敦士登等也不列入其中;此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荷属安的列斯等不拥有国家地位的经济体也不列入其中｡可见,即使以今天中国最发达地区的水平来衡量,中国也算不上发达国家｡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GNI)为2010美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世界银行划定的中等收入国家标准为人均收入在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间;若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低收入国家为799美元至299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标准,中上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统称为中等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又统称为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无论是使用人均GDP还是人均GNI指标;也不论是用世界银行的标准还是联合国的标准,事实都清楚地表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其实,之所以在中国身份的划定上产生分歧,其根源在于有人忽视了中国国情,割裂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混淆了总量与平均量的关系,只从某一个视角孤立地看待或者评价中国,并由此产生对中国身份的“误读”｡也许在有些人看来,清晰地定位今天中国之身份有相当难度,因为中国本身就是集多个角色于一身的复合体,尤其是随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整体实力在突飞猛进,对中国身份的认定就更加困难｡2006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有望于2007年超过德国从而跃升至第三位｡中国已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而中国在取得自身发展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中国已经超过美国,2007年将首次成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目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25%｡

但是,在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后，世界上某些国家不仅故意混淆对中国身份的认定，而且对中国的要求也变得日益增多和苛刻：先是在中国入世时，某些发达国家不希望以发展中国家身份来对待中国；之后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又冒出了主要针对中国、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所谓“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细化分类”的声音，妄图抬高发展中国家获得特殊差别待遇的门槛，变相增加发展中国家履行义务的负担；在全球环境问题变得日益严重之时，又将中国列为批判的靶子；在国际油价节节攀升之际，又来指责中国巨大的需求；美国还将其贸易逆差问题主要归咎于人民币低估；等等。更为严重的是各种“中国威胁论”，如“经济威胁论”、“能源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等轮番登场。对此，有关人士指出：“目前国际上对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做的划分或统计评估，很多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其中夸大的成分居多。这一方面容易抬高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多承担国际义务的期望，另一方面也会影响中国获得外部援助以及在国际贸易中的某些特惠待遇，同时还极易被利用来与‘中国威胁论’等相联系。”

中国人，中国心，中国梦 篇4

大家好!

今天我要演讲的题目是《中国人，中国心，中国梦》，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拥有一颗炙热的中国心，每一颗中国心里都装着自己的中国梦。然而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必须要以国家的强大为坚强后盾，因为每一个人的梦想汇聚在一起就是我们的中国梦。

以前我们国家积贫积弱，太过软弱，饱受欺凌，那时候大家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能穿着新衣高高兴兴去上学。可是窝囊的清朝皇帝软弱无能，到处割地，使得这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变成了农民一生的“追求”!多么让人心酸!如今，我们作为新世纪的栋梁，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聆听着老师的谆谆教诲。放学回家走在宽敞的柏油马路上，和同学嬉戏打闹，回家当起“小皇帝”，要这个要那个，父母不给买就大哭大闹。还理直气壮的认为这是理所应当。但是，同学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一切在以前，就是“奢侈品”啊!难道我们就要这样一直沉浸在父母的宠爱了吗?这样良好的环境，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发愤图强，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长大后用自己的能力报效祖国才对。

自我看了《走复兴路，圆中国梦》以后，看到那一个个悲惨的结局，看到那一个个无耻的侵略者霸占着我们的土地，看到那一个个心酸却是铁一般的事实;我的心灵被深深震撼了。是的，我们应该站起来，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用学习来向那些瞧不起我们的外国人证明，我们的国家是不容任何人侵犯的!所以，我们应该去努力实现我们的梦想，早日为祖国效力。

也许，你的梦想很伟大：我要当一名宇航员，去翱翔宇宙!

也许，你的梦想很平凡：我只想当建筑工人，让一座座大楼矗立在广阔的天地上。

但不管怎样，你都应该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伟大而又平凡的人民教师。当我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走进教室，看着一排排的这些祖国的花朵，看着他们无比明媚像最纯洁的花朵一样的笑容，我的心里该是有多么的开心!

我不会把我的学生关在狭小的教室里，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诵枯燥无味的课文，不会在意他们的考试成绩，不会让他们站在角落里暗自垂泪。这些娇嫩的花朵不应该哭泣，笑声应该时时围绕在他们身边。我会带着我的学生去大自然里，在他们玩耍的同时告诉他们知识，让他们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与美好。我会和他们做朋友：在他们苦恼时耐心地开导他们，和他们敞开心扉;在他们疑惑时给他们正确的指引，让他们一步一步找到答案，找到真理;在他们伤心难过时安慰他们，重新欢笑。

这就是我的梦想，梦想，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只要脚踏实地地学习，牢牢地打下我们的根基，梦想就有可能实现。但如果你只是一直在原地幻想，而不努力的话，即使梦想再美好也只是一个无用的幻想，一个透明的气泡，轻轻一捏，便破碎了。

雄关漫道真如铁，是对梦想的追求;而今迈步从头越，是对梦想的执着!中国梦，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去推动它，去实现它!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5

精彩导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

中国崛起，是唯一未被西方殖民的文明型国家崛起，是既要复兴古老文明，又要实践社会主义的崛起。故此，各种来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粉墨登场。怎样以国际语言阐释“中国梦”，让外国政府和民众对中国诉求、中国期盼畅然释怀，是中国公共外交的新使命、新主题，这恰恰也需要中国公共外交加快调整脚步。

当今世界，公共外交的主体与客体都在发生变化。以前的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行为，但现在政府的色彩日益淡化，社会的角色日益加重。以前是把国内民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与支持作为重点，近年来，国外民众逐渐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主要对象。

不仅如此，国内民众日益从公共外交的客体向主体转变，每一个中国人都成为公共外交使者。中国新公共外交，我觉得当下首要任务就是讲好中国梦，让国外公众认同“中国梦会让世界更美好”。中国新公共外交应充分发挥中国人的正能量。

公共外交的宗旨也在发生变化。过去，中国对外较多强调自身特色，提倡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2011年9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为标志，中国开始强调人类共同价值，而非一味强调特色与不同。十八大报告再次延续了这一思路。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6

据有关资料报道:“近日, 一则‘中国制造’的商业广告分别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放, 为期6周。这则广告围绕‘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理念, 主要宣传在全球化大背景下, ‘中国制造’产品其实也是世界各贸易体共同分工协作、盈利共享的事实。”分析这一举措,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维系“中国制造”的正面形象, 提升“中国制造”的影响力, 能够重新打造与巩固“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中的声誉, 有效地消除国外大众对“中国形象”的误读与偏见。这无疑将促进中国更加满怀自信、充满魅力地走向世界。

对于中国的发展而言, “中国形象”是由方方面面构成的, “中国制造”所指的就是产品的“中国制造”。想要树立“中国形象”, 离不开“中国制造”。所以, “‘中国制造’是一个全方位的商品, 它不仅包括物质成分, 也包括文化成分和人文内涵。‘中国制造’在进行物质产品出口的同时, 也将人文文化和国内的商业文明连带出口到国外, ‘中国制造’无疑成了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言人。”大力的打造“中国制造”的产品, 其实是在满足树立“中国形象”的内在需要, 是在全面地、更好地塑造“中国形象”, 传播“中国形象”。

如今, 我们将通过什么、借助什么, 来实现让世界的大众了解中国呢?诚然, 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而言, 对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言, 有很多种类的“文化”都可以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案。例如:奥妙无穷的中医, 充满神韵的书法, 惟妙惟肖的国画, 情趣盎然的京剧等等。然而, 作为肩负发展中国武术重责的研究者, 中国体育的推进者, 我们的选择也许只有一个:中国武术———一个完全的、纯粹的“中国制造”。

中国武术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中国元素”的文化代表之一。所以, 我们完全有理由和责任将中国武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 打造成具有“中国形象”的文化元素。

我们曾经是通过奔驰汽车而了解德国, 通过索尼的系列产品而认识了日本, 通过诺基亚手机而知道了芬兰, 通过劳力士手表而认知了瑞士。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生产的物质文化品的确如此。然而, 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而言, 也同样如此!例如, 谈到足球运动, 我们脑海中浮现的是身着黄色球衣的、来自足球王国巴西的桑巴军团;谈到篮球运动, 我们脑海里呈现的是众多美国的NBA巨星球员。可见, 足球已经成为巴西这个国家的代言者, 更准确地说成为另一种具有“国家形象”意义上的代表, 而篮球也同样成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国家形象”。由此, 中国武术作为我们民族文化的鲜明代表, 它也同样可以成为中国的“国家形象”典范, 成为世界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形象大使”。

基于此, 我们提出并呼吁当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应当逐步确立这样的理念:

一是, 需要恪守“中国制造”的实践准则, 通过保持它的民族个性存在的最大化为前提, 实现它的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 来推介和传播中国武术。拒绝抵制文化的完全模仿, 应该是保持中国武术纯粹“中国制造”的基本底线。模仿化的中国武术发展, 只会导致中国武术变成一种“中国加工”。

二是, 需要强化“中国形象”的文化意识, 通过中国武术这一“中国制造”的文化产品, 赋予中国武术这一产品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并且, 这些文化元素的核心要义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髓, 挖掘中国武术文化的优秀因子, 张扬“和谐”, 倡导“为善”, 抵拒“暴力”, 追求“艺术”, 以架构和推崇一种满足未来世界和谐发展的文化为己任, 树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 担负美好“国家形象”的文化使命。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7

昆曲、古琴、蒙古族长调、新疆维吾尔木卡姆4种“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6月10日同时亮相国图音乐厅。“国韵流芳——中国四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展演”让观众在100分钟内饱览艺术的精髓。

四川：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开园

随着5月24日-6月10日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进行，总面积6000余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公园也隆重开园。

浙江：政府掏钱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

“对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年龄在65至74岁之间的，每人每年可获政府津贴3000元；75岁以上的每人每年补助4000元。”浙江省日前下发了两个专门文件，保护“非遗”传承人。

河北：古乐走进校园军营

河北省南响口燕赵鼓吹乐团6月1日、2日晚走进了河北科技大学新校区和27军通讯团，这是民间古乐第一次在校园和军营亮相。每首乐曲都由主持人做简要介绍，再结合视听，使观众对燕赵传统鼓吹乐有生动的认知了解。

河南：公众现场感受“非遗”

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河南省举办了公益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晚会”，豫剧、曲剧、四平调、太康道情等地方稀有剧种以及古琴、梵乐、唢呐、豫东琴书等民间表演艺术呈现在观众眼前。

２００７年６月９日，我国迎来了主题为“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遗产日的到来再度引发了各地的“非遗”保护热潮。从最初普遍大众根本不清楚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到如今几乎各地争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不承认各地积极“申遗”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受到重视，也极大促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然而“申遗”这把双刃剑也生发了许多隐患。借此大发横财的人有之。在物质文化遗产中搭台高唱非物质遗产大戏几乎成了一种旅游文化新模式，文化遗产俨然成了文化利益。借此争名逐利者有之。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明确表示，能评上世界、国家级，全力支持；能评上省、市级，适当支持；什么都评不上，基本不支持。文化遗产异变成了文化垄断。难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发出这样的警示：“现在，各地都掀起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而我们要警惕的却是，这股热潮有可能演变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次集中毁灭。”

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表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远比物质文化遗产更难更复杂，“非遗”多以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传承，文字、影音等记录的缺失、参与者的减少，都使得“非遗”难以延续下去。我国民间音乐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形式多样、内容浩繁，但近年来的生存现状却不容乐观，它们协调和丰富人们生产生活的功能日渐萎缩，大量音乐已经消亡或正处在消亡的边缘。拿“中国民歌”为例，《民歌集成》当年收集的数量达到4万余首，而根据近年来的摸查估计，仍然能够传承传唱的已经不足一半，也就是说不到2万首。特别是汉族民歌，发达地区的原生态民歌，传承状态岌岌可危。变化如此之大，已经使对现状的调查成为当务之急。我们希望能够为人民找寻出更多更翔实的民族民间音乐资料。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8

告

《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由中国人口协会在京发布,报告显示:我国城市中乳腺癌的死亡率增长了%,乳腺癌已成为对妇女健康威胁最大的疾病,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大城市女性肿瘤的第一位。在无症状女性人群中,各种乳腺疾病患者竟达到%,此发病数大大高于女性其他慢性常见病而占首位。其中仅患乳腺增生的妇女数高达%。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很大改变,性成熟期提前、绝经期延后、不生育、晚生育、不哺乳、焦虑、不良情绪、肥胖、高热量及高脂肪饮食的摄入、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外源性雌激素摄入增多(某些药物、保健品、化妆品)等生活环境因素,使乳腺癌发病率逐年增高,目前全球每年平均约有130万人新患乳腺癌,乳腺癌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威胁很大,且近年来各种乳腺疾病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近年我国乳腺癌发病率的增长速度高出高发国家1~2个百分点,且呈明显年轻化趋势,我国每年有20余万妇女患乳腺癌。

中国人口协会的此次调查报告是协同有关部门,通过抽样调查、街头问卷发放、网络在线调查等方式,进行为期六个月的乳腺疾病调查,并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发布调查报告。

中国人口协会经过8个月的调查显示,近年来,虽然女性健康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但由于各项措施不尽完善,妇科疾病仍处于高发阶段。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约有30%的女性患有不同程度的妇科疾病。资料表明,当前女性乳腺的处境并不妙,尤其是乳腺炎、乳腺纤维瘤的患病率逐年上升,致使女性的健康受损,甚至危及生命。基于此,中国人口协会将定期开展乳腺保健培训、健康讲座、医患沟通等活动,并将免费为广大妇女建立健康档案、开通健康互动网站。

女性作为半边天,女性健康便成为了家庭和谐的基础,但乳腺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危害女性健康的疾病,XX年5月13日,《红楼梦》林妹妹的扮演着陈晓旭因乳腺癌在深圳去世。同年11月27日青年歌手叶凡因乳腺癌在广州病逝。

中国人口协会在发布《中国乳腺疾病调查报告》的同时,还将协调各地方社区积极推广乳腺疾病健康知识,让更多的人关注乳腺疾病、关注女性健康,从而能够做到“早发现、早治疗”,对提前治愈乳腺疾病提供有力帮助。随即,“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走进深圳,此项工程将惠及我市所有女性“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深圳”金百合“宫颈癌规范化公益筛查活动”于3月2日开始征集筛查妇女,即日起开通免费筛查专线0755-25890396、25598888。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活动主办方为进一步推广子宫颈癌的预防癌前病变规范化诊断与治疗,特指定深圳博爱医院为深圳地区首家“全国妇女宫颈癌防治促进工程指定医院”,即日起开通免费普查专线0755-、25890396、25598888,广大妇女可享妇科检查、尿10项常规、白带6项常规、数码阴道镜、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解脲支原体培养+药敏试验免费,另有需要的女性也可享受乳腺的相关免费检查。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9

赠樊著作

作者：白居易朝代：唐体裁：五古 阳城为谏议，以正事其君。

其手如屈轶，举必指佞臣。

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国钧。

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

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

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伸。

刘辟肆乱心，杀人正纷纷。

其嫂曰庾氏，弃绝不为亲。

从史萌逆节，隐心潜负恩。

其佐曰孔戡，舍去不为宾。

凡此士与女，其道天下闻。

常恐国史上，但记凤与麟。

贤者不为名，名彰教乃敦。

每惜若人辈，身死名亦沦。

君为著作郎，职废志空存。

虽有良史才，直笔无所申。

何不自著书，实录彼善人。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篇10

关键词：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研究；启示

中图分类号：G609

引言：西方音乐史学研究起源是古希腊时期，并且研究直到今天從未停止，在其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在音乐本身的表现、音乐创作背后的文化背景、社会背景灯等角度的研究都日渐成熟，我国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单调、主观性强。西方音乐研究与我国的音乐研究已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对西方音乐史学的研究，我们不但可以充分了解西方音乐的发展和其文化内涵，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研究找到一些研究方法的启示，这对于完善我国音乐研究本身以及弘扬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精神，探索音乐文化内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西方音乐史学的概念与核心内容

（一）西方音乐史的概念

音乐史学是研究与音乐史文献、资料、等有关的具体问题以及音乐论著中所包含的关于音乐在过去的变化形态，音乐内容与形式的改变、传播、演化、规律的科学。音乐史是文化史学一个分支科目，与文学、美术、舞蹈等史学研究科目并列。

西方音乐史学（historical musicology）是一个是相对于我国作为研究主体而言，研究对象为西方音乐史，进而表现出两方面的学科内容：一是对西方音乐（欧美音乐为代表）历史发展历程与成就的研究，二是体现我国学者对西方音乐结合历史对音乐本身和创作背景进行深思，并提炼出能够借鉴之处，给我国的音乐发展创新予启示和深刻的思考[1]。

（二）西方音乐史学的核心内容分析

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1）西方音乐史历史的研究

西方国家开始记录音乐史的是中世纪，当时的主要宗教是基督教的宗教，所以圣歌占了很多的音乐内容，随后音乐并逐渐发展然后日益壮大。所以说，期初的音乐史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波伊修斯的 《音乐原理》是西方国家的第一部音乐史论述作品，波伊修斯从宇宙音乐、人的音乐、应用音乐等三方面对音乐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综合的阐述。对后来的音乐研究也重要的指引作用，随后丁克托里斯，在自己的论著《音乐属于解说》中对古希腊时期到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术语进行比较完整的概括与总结归纳，并且结合总结的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18世纪之后，音乐史研究开始提出理性主义思想，其中理性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有霍金斯、伯尼他们从理性主义角度出发，对18世纪以前的音乐史进行了整理，也在论著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到了19世纪，西方研究学者主张实证主义对音乐进行系统的研究，实证主义不仅仅强调对音乐史本体属性的证论与分析，并且还强调引入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将自然科学、哲学、美学等相关学科相结合，分析音乐史，就当前20世纪，对于音乐的研究开始体现出“实用价值”，学者们开始注重社会背景和音乐的融合，深入挖掘音乐创作的本馆，从声调、乐曲格式、和声、题材等多音乐元素出发，分析音乐史发展。

（2）西方音乐史背景文化的研究

尽管西方音乐史历史研究的重点在于音乐表现手法的理解和感受，而文化内涵则从音乐的内涵出发，对音乐进行研究。西方音乐史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等与音乐研究相结合。例如薄伽丘的《十日谈》就表达出音乐与文学之间的融合，亚里士多德曾提出：“音乐是反应人们品质与性情的艺术，在音乐作品中，节奏和乐调依照最接近现实的模仿，反映出人们的温和、愤怒、勇敢与克制[3]。”根据这一点，可以看出西方音乐史对文化方面的深入研究。

（3）西方音乐史对创作社会环境的研究

音乐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物质，音乐本身它作为一种展现艺术的形式，不仅反应了创作者的智慧与技术，还反映了社会背景对创造者心态造成的硬性，因为音乐创作者的创作心态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存在，音乐能除了能够反映创作者的个人理念和美感之外，还能准确反映创作时期的文化背景。在保罗的《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将经济、政治与音乐相结合，分析了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习俗等对音乐的深刻影响[5]。

二、与西方音乐文化史相比之下中国音乐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我国音乐研究的主观性较强

与西方音乐研究比较来说，我国音乐史研究偏重于“礼乐”的研究，因为我国古代封建统治之下，君主专制制度之下[2]，只有礼乐作为宫廷音乐，也就是“官方音乐”，被认可，古代阶级观念严重，所以我们音乐研究相对于宫廷音乐来说，民间音乐的研究就显得十分的苍白无力。我国音乐研究中是将音乐的的声调、韵律、节奏、音色方面音乐本身单一的内容与道家、儒家等文化简单结合，导致研究结果本体主观性非常强。

（二）我国音乐文化研究视角狭隘

我国音乐文化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文化相关性非常强，这一点在上文中已经论证，因为研究的音乐主要是宫廷音乐，体现了统治阶层的意识，相对于西方音乐研究者对音乐研究，但丁、薄伽丘、亚里士多德等西方著名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则坚定不移地认为音乐研究与同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学科交叉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我国的音乐史则强调通知阶级的思想意识，强调 “礼乐治国”，用音乐进行思想灌输，视角相对来说，较为狭隘。

三、西方音乐史学对中国音乐研究的启示

（一）将音乐融入文化大环境中的启示endprint

音乐史学的研究从音乐本身、文化内涵、社会背景三个方面进行了综合把握，这三个属性是不可割裂、紧紧联系、层层渗透的。然而，我国学者对中国音乐研究过程主要是通过现有的文献、记录的乐谱等一些非常有限的资料，而研究的重点内容是对我国古代音乐本身的声调、结构、和声、韵律、节奏、音色进行研究。与中国音乐研究不同的是，西方音乐研究中不但从整体进行了宏观的把握，更对每个作品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深入分析。结合文化，历史的演变与音乐元素变化的联系。把自己投入到整个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中研究音乐。在对乐曲基本音乐元素的分析的基础之上，结合创作者人物个人经历、创作时的境遇，创作人物当时时代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综合理解，才能更客观更真实地研究出有价值的成果。

例如在古希腊时期，文化艺术非常繁荣，表现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诗歌、建筑、雕刻、戏剧、音乐等各个领域。而在当时的音乐文化中，神话、诗歌对古希腊式音乐的占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可见，古希腊的音乐文化是依附于文学而存在的。基督教的兴起也给希腊式的音乐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所以，音乐与其他文化艺术是互相影响的、相互作用的。

在研究隋唐时代的音乐时，我国的学者也可以另辟蹊径，联系 “丝稠之路”，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到达楼兰、龟兹、于阗等地，其副手更远至安息国、身毒国等。音乐文化也与西域国家的音乐出现了交汇，给隋唐音乐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突破口，丰富了历史资料。 通过对丝绸之路相关国家音乐交流的研究，就能够有效地辅助对隋唐音乐作品研究。我们可以在此引入西域音乐传入对隋唐音乐的研究，因为各民族各国之间使节互访、献乐舞表示亲善。如贞观年间百济、新罗献乐并乐人。盛唐来朝献乐事例更多，如开元初康国献侏儒及胡旋女子；开元中米国献舞筵、狮子、胡旋女；开元十五年史国献舞女；开元十七年骨咄王献女乐等。南方的室利佛逝、南诏、骠国等也先后来献歌曲乐舞。

从西域文化传入的角度，分析隋唐音乐特色，就能出现新的突破。关于隋唐时期龟兹乐与中原音乐文化的融合、对礼乐的勘正，给我们众多学者与历史学家很多的启示，我们也能发现隋朝时期我国对礼乐的勘正充满了西域文化的足迹，也就是说对西域音乐文化的大量引进和融合，我们才开启了汉族音乐多元化发展的全新时代。研究西域文化，就是研究西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从另以文化角度，我们曾经遇到的研究困境，也许就能迎刃而解。

（二）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启示

使用学科交叉的方法对研究手段进行创新， 因为西方的音乐史学研究作品，大多都不是单纯的音乐论述，而是综合了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美学的学科交叉作品。因为每部作品的创作都是总和思想内容的表现，这就要求我国在音乐研究中必须结合哲学、社会学、宗教学、文学、美学，用更加完整的视角重新对古代的音乐作品审视鉴赏。除对 “礼乐”外，还要不同时期民间作品进行挖掘与分析，进一步创新研究手段，提高中国音乐研究的质量。

例如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古代音乐的特色，《诗经》就是非常好的研究资料，诗经包含《风》、《雅》、《颂》三部分，大都是可以用乐器伴奏歌长，《史记》追述过：“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举例来说，《风》大部分是反映地方民情风貌的歌曲，其中比较有名的《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反映一位姑娘制作一支彩色竹管乐器，赠送给小伙子留作纪念，因为这位男子是演奏这种竹管乐器的好手。这些文字内容都对音乐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反应了古代在习俗方面仍残留着原始社会“以歌择偶”的风气。《诗经》篇章中涉及到不少古代乐器，据统计达29种，所以音乐学还可以结合考古学，寻找提供音乐研究文献缺失的历史资料，为音乐研究提供补充资料。

研究音乐还需要结合时代历史政治背景，我国的宫廷音乐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甚至因为各个帝王君主的兴致不同，音乐的格局也不一样。濫竽充数的故事我们都了解，成语中，南郭先生为什么最后会离开，因为后一代君主喜欢单奏而上一代喜欢群奏的缘故。

（三）使用他国史料研究中国音乐的启示

国际交流并不会局限在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文化输出，在我国学者对西方音乐进行研究的同时，西方学者也不乏对我国音乐的研究，这就是文化交流的双向性。在此，我国学者对音乐研究可以打破国家内民族内本土取材的局限性，换一种思维，尝试借鉴西方学者全球音乐综合整理记录的资料，打开思路，或许别有洞天。西方国家的史料有如《音乐史手册》、《牛津音乐史》等著作，我国学者可以学习参考，从审视角度借鉴西方国家的视角，将我国音乐研究放在一个全球化的观看角度中，通过西方人思维的解构主义、批判主义等思想对古代音乐作品进行剖析。如：我国学者可以从西方的新批判主义审视我国的《汉书·礼乐志》等作品，就会发现新的内容，这样能够更好的去除我国长期以来音乐研究的主观性、文化研究狭隘性。

（四）多样取材的研究理念的启示

著名西方音乐史音乐研究人叶松荣教授认为：“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特色之一，就是由中国学者去创造“既有西方音乐史学的属性，又具有更加丰富、多元、深邃的中国文化特点[5]”中国学者不仅要对西方史料进行普遍意义上的钻研与探讨，还需要发挥出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体系。

因为西方音乐史的研究内容页并不单单局限在古典音乐艺术的范畴之内，由此可见，我国学者还可以放大研究范围，西方音乐研究对西方的民间音乐、流行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等都有相关的研究，因为无论是什么音乐，都是创作者的灵魂咏唱，都是历史文化的宝贵结晶，都同样具有研究的价值，音乐史不应该是贵族式定级音乐家的专属历史，而更应该是具有平等人文价值观的自上而下普通亲民的历史、多元化的历史。所以研究音乐，我们也可以把范围扩大，研究地方民歌、小曲等其他音乐材料[8]。

结语：

音乐无国界的理论被人们广为传颂，及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的音乐千差万别，历史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研究音乐史的思想与音乐的本质是相同的[9]。我国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充分发挥西方音乐史带来的启示，更全面地注重扩大研究范围，深层次的研究一切音乐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人的行为、社会环境、文化内涵，引入学科交叉的理念，丰富音乐史研究的内涵， 包括哲学、文化、美学等中， 让音乐史学研究者也能同音乐创作家拉近距离，也能 “充满热情地用自己的创造表达自己”。

参考文献：

[1]孙国忠·西方音乐史学：观念与实践J.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02）；39 -

[2]刘进军·论中西方音乐史学理论及其诉求J.中国音乐学，2008， （03） ； 12- 13.

[3]薛睿韬·西方音乐史学学科定位自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61-62.

[4]周青青.音乐学的历史与现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5]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

[6]于润洋.现代西方音乐哲学导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7]罗艺峰，钟瑜.音乐人类学的大视野.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2

[8]Francesca Brittan，“Berlioz and the Pathological Fantastic：Melancholy，Monomania，and Romantic Autobiography”，19th-Centruy Music，Vol. 29，No. 3（Spring，2006），pp. 211-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