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

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推荐8篇）

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 篇1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了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科学发展观：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2003年7月28日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一种方法论，也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战略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

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四群”教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

动应根据工作需要、新闻价值、社会效果决定是否报道，进一步压缩报道的数量、字数、时长；七是要严格文稿发表，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个人不公开出版著作、讲话单行本，不发贺信、贺电．不题词、题字；八是要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等有关工作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三大战役：为更好地抓住“桥头堡”建设历史机遇，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正式确定了打好园区经济、县域经济、民营经济“三大战役”战略方针。

廉政文化“六进”活动：进机关、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进企业、进农村。

跨越发展先锋行动：在全省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实施“跨越发展先锋行动”，是云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重大任务，是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重大举措。主要内容：一是争先进位创发展先锋，形成跨越发展的强大动力；二是执政为民创服务先锋，增强跨越发展的整体合力；三是凝心聚力创和谐先锋，营造跨越发展的良好环境；四是强基固本创云岭先锋，筑牢跨越发展的组织基础。

村党组织领导下，按照“四议”、“两公开”的程序决策买施，“四议”即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

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

文建明工作法：简称乡镇党委“三二”工作法（三制、三定、三教育，两下、两集中）。“三制”是指根据乡镇工作的内容和特点，把乡镇工作分为三类，实行业务工作常抓制、中心工作分组制、应急工作集中制；“三定”是指根据乡镇党委政府承担的职责任务，按照现有领导和工作力量，实行定岗、定员、定酬；“三教育”是指围绕强化乡镇管理和任务落实，对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分类教育，实施党员党性教育、干部爱民教育、群众“十好”教育；“两下”是指围绕推进工作。引导干部眼睛向下、改进作风，实行下访寻问题、下村解难题；“两集中”是指围绕方便群众办事、帮助群众理财，实行集中服务、集中理财。

农事村办：在距离乡镇政府比较远、群众往来办事不方便的村或群众居住比较集中、但又远离乡镇政府所在地的中心自然村

党组织委员会人选。

公推直选：是指党委直接提名和委任变为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党员个人的自我推荐、党员群众的联名推荐、党组织的推荐这三个环节产生候选人，然后由全体党员直接参与选举产生党组织领导班子。

党员团员先锋队服务活动：结合干部直接联系群众的深入开展，云南省积极创新社区管理新模式，坚持“党建带团建”和“社区所需、志愿所能”，在全省范围内组建党员团员志愿服务先锋队进社区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在提升社区党团共建水平的同时，不断提高为民服务水平，主要内容是抓好队伍建设、组织开展活动、拓展服务平台、落实保障措施。

两代表一委员：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 篇2

吉芬商品 (Giffen good) 是这么一种商品,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对该商品的需求量随着其价格的增加而增加, 按照经济学基本原理, 当一种商品价格上升时, 人们对它的购买会减少, 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向下倾斜, 而吉芬商品的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当价格上涨时, 需求量不降反增, 价量同时上升。如图1:

2西方经济学中对吉芬物品及其现象的解释

传统的西方经济学教材是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应来解释“吉芬现象”的。如图2分析:

传统西方经济学教材认为, 土豆和其他消费品的消费数量和人们收入构成了消费预算线ab, 其中X 轴代表了土豆的消费量, Y轴代表了其他商品消费量。预算线和效用曲线U0相切于E0。当土豆价格下降后, 消费预算线右移, 形成了新的消费预算线ab1, 和新的效用曲线U1相切于E1。通过U0作平行于ab1的补偿预算线a′b′, 且与原效用曲线相切于点E′0 .E0 、E1 、E0到X轴的垂线分别交X轴于q0 、q1 、q0 .q0q1 就是在其他商品的名义价格与名义收入不变的情况下, 完全由实际收入变化而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化, 称为收入效应。q0q′0 是在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时, 而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的变化, 称为替代效应。商品降价后的替代效应总是正的, 表明只要该商品降价, 就会用该商品去替代其他商品。对于正常商品而言, 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是同方向作用的, 因此总效应必然大于零, 表示商品在降价后需求量增加。对于一般劣等品, 虽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反向作用, 但是由于替代效应的绝对值大于收入效应绝对值, 总效应依然为正值, 表示商品降价后需求量仍然为正值。特殊的是在于“吉芬商品”, 像土豆一类的劣等品, 不仅和普通劣等品一样, 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反方向作用, 而且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 这就表明了“吉芬商品”在降价后需求量不增反降了。对此, 西方经济学家作出了“吉芬商品”的上面图1中的所谓的特殊需求曲线。

很清楚, 吉芬物品是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作为低档物品, 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则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吉芬物品的特殊性就在于: 它的收入效应的作用很大, 以至于超过了替代效应的作用, 从而使得总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这也就是吉芬物品的需求曲线呈现出向右上方倾斜的特殊形状的原因。

3对吉芬商品传统解释的新思索

不可否认, 上述对于吉芬商品的解释中对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是正确无误的。问题在于, 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类似于“爱尔兰土豆”的所谓“吉芬商品”是否合适呢?结论是否定的, 具体归纳为一下几个方面:

(1) 西方经济学对吉芬物品的定义忽略了需求法则或需求规律存在的前提条件。

所谓需求法则是指, 在影响商品需求的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 由于商品自身价格的变化而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反方向变化, 即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条件下需求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的关系。当影响商品需求的其它因素发生变化时, 必然会改变该商品的需求状况, 使得该商品的需求曲线发生位置的移动, 这在西方经济学中称之为需求的变动。

但在对吉芬物品的所谓“特殊”现象进行解释时, 有一点不可忽视。当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时, 土豆价格上升, 土豆的需求量反而增加了, 这并非是所谓“特殊”现象。道理很简单, 当灾荒发生时, 由于粮食等主要食物发生严重短缺, 并导致粮食等主要商品的价格大幅度上升, 迫于无奈的人们只好寻找并增加其替代物品如土豆的需求.在土豆的供给状况不变的情况下, 由于对土豆的需求大幅度提高, 使得土豆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 这必然导致在土豆销售量增加的同时土豆的价格也同时提高。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需求的变动与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变动关系的真实写照。因此, 所谓吉芬物品违背了需求规律的说法从根本上忽略了影响商品需求的其它因素不变这一前提条件。

(2) 对吉芬物品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解释的质疑。

西方经济学认为, 当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 会对消费者产生两种影响: 一是使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收入效应。二是使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 进而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为替代效应。这两种变化都会改变消费者对该种商品的需求量。对于正常商品来说, 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也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 总效应必定与价格成反方向变动。正因为如此, 正常物品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对于低档物品来说, 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 而且在大多数的场合, 收入效应的作用小于替代效应的作用, 所以, 总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相应的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但对于吉芬物品来说, 它是一种特殊的低档物品。作为低档物品, 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

对于上述正常物品和低档物品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描述, 在那样的前提假定下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但对于有关吉芬物品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描述, 查阅各种相关结论, 总结如下几点:

首先, 替代效应是指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动所引起的商品需求量的变动, 而不是商品的绝对价格.以往的研究中, 仅看到了所谓吉芬物品价格的变动, 而忽略了其替代物品的价格可能发生了更大变动的事实, 因此建立了脱离实际情况的错误的假定, 即假定吉芬物品的价格发生了变动, 而另一种物品的价格不变。

其次, 在错误假定的基础上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 即所谓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如果我们认真思索就会发现, 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时, 在土豆价格上升的同时, 其替代物品如粮食等主要商品的价格会以更大的幅度上升, 土豆与其替代物品如粮食等商品的相对价格恰恰相反是下降了, 因此土豆这种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

再次, 关于吉芬物品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的结论缺乏事实依据。一般来说, 吉芬物品作为劣质商品其价格与其替代物品 (正常商品) 的价格相比是非常低的, 吉芬物品的价格发生变动时所引起的实际收入的变动是很小的, 而相对价格较高的正常物品购买数量的变动所引起的收入的变动却很大, 我们很难设想前者会超过后者。

由此可见, 以往对吉芬物品及其现象的解释是不全面的。如果考虑到上述几点, 就可以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对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新的解释, 如下图所示。

图中的横轴OX1表示吉芬物品, 纵轴OX2表示正常物品 (替代物品) 。两种物品价格变动以前的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的均衡点为a点, 两种物品价格提高以后的消费者的均衡点为b点 (其中假定吉芬物品的价格的提高幅度小于正常物品的价格的提高幅度, 因此预算线从AB移动到A′B′, 与新的无差异曲线U2相切于b 点) , 由此, 两种物品价格的提高所引起的吉芬物品的需求量增加X′1X″1, 这便是总效应.通过作与预算线A′B′平行且与原来的无差异曲线U1相切的补偿预算线FG, 便可将总效应分解成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具体地看, 两种物品价格的变动所引起的物品相对价格的变化, 使消费者由均衡点a运动到均衡点c, 相应的需求增加量为X′1X″1, 这就是替代效应, 它是一个正值。而两种物品价格提高引起的消费者实际收入的下降, 使消费者由均衡点c运动到均衡点b, 需求量增加了X″1X′1, 这就是收入效应, 它也是一个正值。由此可见, 两种物品价格提高所引起的所谓吉芬物品需求量的增加这个总效应, 是由正的替代效应和正的收入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与其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

4结论

综上所述, 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对吉芬物品的解释, 即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价格成反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的变动, 并且收入效应的作用很大, 以至于超过了替代效应的作用, 从而总效应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动的解释在假定吉芬商品价格发生变化, 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假定下是不全面的.更为全面的解释应该是: 当两种物品的价格同时提高时, 吉芬物品的价格提高幅度一般小于正常物品的价格提高幅度, 因此导致吉芬物品的相对价格下降, 由于替代效应的作用使得吉芬物品的需求量增加;同时由于两种物品的价格提高, 导致消费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下降, 进而由实际收入水平下降所引起的收入效应的作用使得吉芬物品的需求量增加, 正的替代效应与正的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使得吉芬物品的需求的总效应增加。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吉芬物品的替代效应与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呈反方向的变动, 与其价格呈同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也与价格呈同方向的变动。吉芬商品当然也就没有违背经济规律, 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经济现象, 因为影响需求变动的其他因素同时也发生了变动.

摘要：传统的吉芬商品分析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 只考虑吉芬商品价格和需求量之间的关系.从一个更全面, 更结合实际的前提下来诠释吉芬商品, 即吉芬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同时变动的情况.最后得出结论:在同时考虑吉芬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前提下, 吉芬商品品的替代效应与其相对价格的变化呈反方向的变动, 与其价格呈同方向的变动, 收入效应也与价格呈同方向的变动。

关键词：吉芬商品,替代效应,收入效应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上册微观部分)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2]朱善利.微观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底片扫描仪相关术语解释 篇3

扫描仪的核心部分是完成光电转换的部件--感光器件。目前市场上扫描仪所使用的感光器件主要有四种：电荷藕合元件CCD、接触式感光器件CIS、光电倍增管PMT和互补金属氧化物导体CMOS。用在底片扫描仪上的主要是CCD和PMT。

四种扫描元件中，光电倍增管PMT的生产成本最高，动辄几十万元，而且扫描速度很慢，只用在专业的滚筒式扫描仪上。CCD和CIS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扫描速度相对较快，扫描效果能满足大部分工作的需要。生产成本最低的CMOS，由于其扫描成像质量的限制，一般多用于低端的扫描仪上。

光学分辨率

在选购扫描仪的时候，分辨率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它包括光学分辨率和最大分辨率。在常见的产品宣传说明资料上，我们可以看到诸如1200dpi×2400dpi这样的表示形式，它的意义是：扫描仪成像元件（如CCD）的光学分辨率是1200dpi（假定为水平方向），2400dpi则表示扫描仪步进电机的移动精度为每英寸2400级（假定为垂直方向）。

最大分辨率

最大分辨率又称为插值分辨率或软件分辨率，是通过数学算法增大图像分辨率的方法，超过光学分辨率的部分都是利用软件进行插值获得，无法获得更多的图像细节，因此，我们在实际购买中要以光学分辨率为准，在光学分辨率相同的条件下，最大分辨率只能作为参考。

色彩深度

色彩深度又称色彩位数，是指扫描仪对图像进行采样的数据位数，也就是扫描仪所能辨析的色彩范围。目前有18位、24位、30位、36位、42位和48位等多种。根据通常的定义，24位彩色为真彩色（R、G、B三原色各8位），常见的图像浏览和编辑软件所能够支持的文件格式记录的色彩信息就是24位彩色。一般来说，色彩位数越高，扫描仪越具有提高扫描效果还原度的潜力，但也并非绝对，扫描仪标称的色彩位数并不能够绝对反映出扫描仪性能的差异。

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又称作密度范围、色彩浓度、宽容度等，它表示的是扫描仪成像元件的信号强度与入射光强度成线性关系（或基本上为线性关系）的范围，通常以线性区间内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比值的对数（以10为底）来表示。

例如某扫描仪产品标称的动态范围为3.0D，那么就表明它可以反映出的明暗差异范围是10的3次方倍，即1000倍。

有时候厂商会将动态范围标称为类似3.9D Max的形式，这只是密度的最大值，密度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差值才是动态范围。

扫描仪的动态范围可以用来判断它适合做何种用途。传统的纸质图片、照片、文稿动态范围通常在2.0D左右，负片的动态范围通常在2.8D以下，曝光正确的反转片的动态范围可达3.2D－3.4D，用户应该选择动态范围足够的扫描仪产品。

光源

现在扫描仪内部用得较多的光源类型主要有冷阴极荧光灯、RGB三色发光二极管（即LED），少部分扫描仪采用了卤素灯光源。冷阴极荧光灯具有体积小、亮度高、寿命长的特点，但工作前需要预热。该类光源已经广泛应用于平板式扫描仪和底片扫描仪中。发光二极管功耗小、噪音低、发热量小、且无需预热，但亮度低，亮度均匀性略差，寿命一般也比较短一些。卤素灯多应用于一些高端扫描仪中，亮度非常高，预热时间短，而且维护、更换容易，但它的发热量也较高，使用一定时间后即可能出现衰减，而且价格也相对较贵。

扫描介质

扫描介质为扫描仪所能扫描的介质类型，一般平板式扫描仪可以处理的介质为照片、印刷品、文稿、3D实物等反射稿，而底片扫描仪一般只接受正负底片、幻灯片、投影胶片等透射稿，另外，双平台扫描仪和附加透扫适配器的平板式扫描仪既可以扫描反射稿，也可以扫描投射稿。

透射适配器

透射适配器（TMA）也叫透扫适配器、光罩等，主要用于平板式扫描仪的透射适配器能让用户扫描负片、反转片和大的透明底片或胶片。

透射适配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光源来替代扫描仪原来的上盖，把扫描光源由稿件下方移到稿件上方，让透射过稿件的光线经过镜头和数个反射镜成像在CCD等感光器件的表面来达到扫描底片的方法。

接口

接口指扫描仪与计算机的连接方式。接口技术是扫描仪除成像技术之外最重要的技术之一，直接关系到扫描仪作为输入设备的工作效率。目前扫描仪的常见接口包括并口（EPP）、SCSI、火线（IEEE 1394）和USB接口。

SCSI接口传输速度很快，但需要在电脑中额外添加SCSI连接卡，增加了扫描仪的成本，而且安装复杂，目前仅限于专业用户使用。

EPP接口曾经最普及，但其较慢的数据传输效率已经极大地限制了扫描仪的速度，无法适合快节奏的时代需要。

IEEE l394接口虽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但采用IEEE 1394接口的扫描仪的价格一般比较高，而且需要计算机上也要具有相应的IEEE 1394接口，目前尚不普及。

USB接口作为近年新兴的行业标准，在传输速度、易用性、扩充性及计算机兼容性方面均有较好的表现，成为事实上的扫描仪标准接口。

TWAIN

TWAIN（Technology Without An Interesting Name）是扫描仪厂商共同遵循的规格，是应用程序与影像输入设备间的标准接口。只要是支持TWAIN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启动符合这种规格的扫描仪。例如在Adobe Photoshop中打开File－Import－Select TWAIN_32 Source，就可以启动扫描仪，在Microsoft Word中也可以用这种方法直接启动扫描仪。

预扫时间

预扫时间其实就是扫描仪对所有的扫描面积进行一次快速扫描所需的时间。扫描仪从打开到进行正式扫描，有一段光源预热时间，如果是进行长时间连续扫描作业，这段预热时间似乎可以接受或者忽略不计。但是如果并不是连续作业，那么在每次扫描之前都要进行光源预热，不仅浪费了大量时间，而且对扫描仪的使用寿命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Digital ICE

Digital ICE的英文全称为Digital Image Correction & Enhancemen，即“自动消痕技术”，这是一种由ASF（Applied Science Fiction）公司开发的软硬件结合的扫描技术，其主要功能在于扫描底片时，可以消除影像表面或接近表面的刮痕、指印或灰尘，对于影像品质要求较高的专业摄影店、摄影师及出版公司而言，可大幅减少自己耗时修补的工夫，令扫描影像更加完美逼真。

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诸如Digital ICE3、ICE4这样的标识，这实际上是一个底片修正软件的集合，除了Digital ICE技术外，一般还会包括控制底片颗粒的Digital GEM技术、针对褪色底片的Digital ROC技术、对亮度进行优化重现细节的Digital SHO技术等。

分色

将扫描仪得到的RGB采样模式转换成CMYK可印刷色模式。

目前的扫描仪为了与计算机联接，采用的扫描方式都是RGB（红、绿、蓝）三色扫描方式，而在印刷界则执行的是CMYK（青、品红、黄、黑）四色印刷标准，这样扫描的图形，在进行印刷前必须进行RGB到CMYK的色域转换。目前有些专业的扫描软件内置了CMYK自动转换功能，用户可以直接将影像扫描成印刷所需的CMYK模式，极大地减小了扫描工作量。

牛顿环

就业相关名词解释 篇4

公益性岗位：是指城市公共管理和涉及居民利益的非营利性的服务岗位，包括各级政府投资开发的城市公共管理中的公共设施维护、社区保安、保洁、保绿、停车看管等。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后勤服务岗位，以及适宜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的其他公益性岗位。

就业困难人员包括：持《再就业优惠证》的“4050（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0周岁以上至法定退休年龄，计算至2007年底之前）且仍未实现再就业的人员、夫妻双下岗双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残疾下岗失业人员、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登记失业人员。

农村从业人员：指乡村人口中16岁以上实际参加生产经营活动并取得实物或货币收人的人员，既包括劳动年龄内实际参加劳动人员，也包括超过劳动年龄但实际参加劳动的人员，但不包括户口在家的在外学生、现役军人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也不包括待业人员和家务劳动者。劳动者年龄为16岁以上。从业人员按从事主业时间最长（时间相同按收入算），分为农业从业人员、工业从业人员、建筑业从业人员、交运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从业人员、批发零售及餐饮业从业人员、其它从业人员。

农村劳动力：是指乡村人口中年龄在16岁以上、经常参加集体经济组织（包括乡镇企业、事业单位）和家庭副业劳务的劳动力。农村劳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四类：①从事农林牧渔业、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各种生产活动的劳动力，从事采集、捕猎、农民家庭兼营工业等副业生产劳动并从中直接取得实物、现金收入的劳动力。②从事农村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和咨询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乡镇经济组织（政务）管理等项工作，并取得实物、现金收入的劳动力。③国家向乡村调用的建勤民工，由集体经费支付工资或补贴的乡村脱产干部，到全民所有制单位或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并取得实物、现金收入的合同工、临时工。④自行外出就业但没有转走户口的劳动力。年龄在十六岁以上的在校学生和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不统计为乡村劳动力。

家政服务；是指将部分家庭事务社会化、职业化，由社会专业机构、社区机构、非盈利组织、家政服务公司和专业家政服务人员来承担，帮助家庭与社会互动，构建家庭规范，提高家庭生活质量，以此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

家庭服务：是指以家庭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家庭保洁、衣物洗涤、烹饪、家庭护理、婴幼儿看护等家庭日常生活事务为主要服务内容，由家庭服务经营者提供的营利性服务活

动，包括居家服务（保姆）、钟点工、计件工等。

家庭服务企业：指以家庭为服务对象、向家庭提供服务、满足家庭生活需求的企业，包括开展家政服务、社区服务、养老服务和病患陪护、家庭用品配送、家庭教育等服务的企业。

就业见习：是指由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组织对离校后未就业毕业生到企事业单位实践训练的就业扶持措施。

顶岗实习：是学校安排在校学生实习的一种方式．非基础教育学校学生毕业前通常会安排学生进行实习，方式有集中实习、分散实习、顶岗实习等。顶岗实习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地方在于它使学生完全履行其实习岗位的所有职责，独当一面，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对学生的能力锻炼起很大的作用。

城镇“三无”人员：指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人的特殊困难群体。

国务院公文主题词表（涉及部分）

09民政、劳动人事(85个)

09A民政

基层政权 选举 行政区划 地名 人口 双拥工作 社会保障 社团 救灾 救济 募捐 婚姻 移民 抚恤 慰问 调解 老龄问题 烈士 纠纷 残疾人 基地 殡费 社区服务

09B机构

驻外机构 体制 职能 编制 精简 更名

09C人事

行政人员 干部 公务员 考核 录用 职工 家属 子女 知识分子 专家 参事 院士 文史馆员 履历 聘任 任免 辞退 退职 职称 待遇 离休 退休 交流 安置 调配 模范 表彰 奖励

09D劳动

就业 失业 招聘 合同制 工人 保护 劳务 第二职业 事故

09E工资

津贴 奖金 福利 收入 老年 简历 劳资 人才 招工 待业 补助 拥军优属 丧葬 奖惩

12秘书、行政(74个)

12A文秘工作

机关 国旗 国徽 机要 印章 信访 督察 保密 公文 档案 会议 文件 秘书 电报 提案 议案 谈话 讲话 总结 批示 汇报 建议 意见 文章 题词 章程 条例 办法 细则 规定 方案 布告 决议 命令 决定

指示 公告 通告 通知 通报 报告 请示 批复 函 会议纪要

12B行政事务

行政 工作制度 纪念活动 庆典活动 休假 节假日

6海绵城市相关名词解释 篇5

--摘录于《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

行）》

海绵城市：顾名思义，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海绵城市建设应遵循生态优先等原则，将自然途径与人工措施相结合，在确保城市排水防涝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雨水在城市区域的积存、渗透和净化，促进雨水资源的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低影响开发控制单项指标

下沉式绿地率：广义的下沉式绿地面积/绿地总面积，广义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积蓄容积（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积）的可用于调蓄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湿塘、雨水湿地等；下沉深度指下沉式绿地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的平均深度，下沉深度小于100mm的下沉式绿地面积不参与计算（受当地土壤渗透性能等条件制约，下沉深度有限的渗透设施除外），对于湿塘、雨水湿地等水面设施系指调蓄深度。

透水铺装率=透水铺装面积/硬化面积总面积 绿色屋顶率=绿色屋顶面积/建筑屋顶总面积

低影响开发设施

透水铺装按照面层材料不同可分为透水砖铺装、透水水泥混凝土铺装和透水沥青混凝土铺装，嵌草砖、园林铺装中的鹅卵石、碎石铺装等也属于渗透铺装。

绿色屋顶也称种植屋面、屋面绿化等，根据种植基质深度和景观复杂程度，绿色屋顶又分为简单式和花园式，基质深度根据植物需求及屋顶荷载确定，简单式绿色屋顶的基质深度一般不大于150mm，花园式绿色屋顶在种植乔木时基质深度科超过600mm，绿色屋顶的设计可参考《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JGJ155）。、下沉式绿地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下沉式绿地指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在200mm以内的绿地；广义的下沉式绿地泛指具有一定的调蓄容积（在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进行目标分解或设计计算时，不包括调节容积），且可用于调蓄和净化径流雨水的绿地，包括生物滞留设施、渗透池、湿塘、雨水湿地、调节塘等。

生物滞留设施指在地势较低的区域，通过植物、土壤和微生物系统蓄渗、净化径流雨水的设施。

渗透塘是一种用于雨水下渗补充地下水的洼地，具有一定的净化雨水和削减峰值流量的作用。渗井是指通过井壁和井底进行雨水下渗的设施，为增大渗透效果，可在渗井周围设置水平渗排管，并在渗排管周围铺设砾（碎）石。

湿塘指具有雨水调蓄和净化功能的景观水体，雨水同时作为其主要的补水水源。

雨水湿地利用物理、水生植物及微生物等作用净化雨水，是一种高效的径流污染控制设施，雨水湿地分为雨水表流湿地和雨水潜流湿地，一般设计成防渗型以便维持雨水湿地植物所需要的水量，雨水湿地常与湿塘合建并设计一定的调蓄容积。

蓄水池指具有雨水储存功能的集蓄利用设施，同时也具有削减峰值流量的作用，主要包括钢筋混凝土蓄水池，砖、石砌筑蓄水池及塑料蓄水模块拼装式蓄水池，用地紧张的城市大多采用地下封闭式蓄水池。

为地上或地下封闭式的简易雨水集蓄利用设施，可用塑料、玻璃钢或金属等材料制成。

调节塘也称干塘，以削减峰值流量功能为主，一般由进水口、调节区、出口设施、护坡及堤岸构成，也可通过合理设计使其具有渗透功能，起到一定的补充地下水和净化雨水的作用。调节池为调节设施的一种，主要用于削减雨水管渠峰值流量，一般常用溢流堰式或底部流槽式，可以是地上敞口式调节池或地下封闭式调节池。

植草沟指种有植被的地表沟渠，可收集、输送和排放径流雨水，具有一定的雨水净化作用，可用于衔接其他各单项设施、城市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

渗管/渠指具有渗透功能的雨水管/渠，可采用穿孔塑料管、无砂混凝土管/渠和砾（碎）石等材料组合而成。

植被缓冲带为坡度较缓的植被区，经植被拦截及土壤下渗作用减缓地表径流流速，并去除径流中的部分污染物，植被缓冲带坡度一般为2%-6%，宽度不宜小于2 m。

初期雨水弃流指通过一定方法或装置将存在初期冲刷效应、污染物浓度较高的降雨初期径流予以弃除，以降低雨水的后续处理难度。弃流雨水应进行处理，如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或雨污合流管网）由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处理等。

人工土壤渗滤主要作为蓄水池等雨水储存设施的配套雨水设施，以达到回用水水质指标。

主要术语

低影响开发(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指在场地开发过程中采用源头、分散式措施维持场地开发前的水文特征，也称为低影响设计或低影响城市设计和开发。低影响开发在城市开发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化措施，尽可能维持城市开发建设前后水文特征不变，有效缓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径流总量、径流峰值与径流污染的增加等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年径流总量控制率(volume capture ratio of annual rainfall)：根据多年日降雨量统计数据分析计算，通过自然和人工强化的渗透、储存、蒸发（腾）等方式，场地内累计全年得到控制（不外排）的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百分比。

设计降雨量(design rainfall depth)：为实现一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用于确定低影响开发设施设计规模的降雨量控制值，一般通过当地多年日降雨资料统计数据获 取，通常用日降雨量（mm）表示。

单位面积控制容积(volume of LID facilities of cathment runoff control)：以径流总量控制为目标时，单位汇水面积上所需低影响开发设施的有效调蓄 容积（不包括雨水调节容积）。

雨水调蓄(stormwater detention,retention/storage)：雨水储存和调节的统称。

雨水储存(stormwater retention or storage)：采用具有一定容积的设施，对径流雨水进行滞留、集蓄，削减径流总量，以达到集蓄利用、补充地下水或净化雨水等目的。

雨水调节(stormwater detention)：在降雨期间暂时储存一定量的雨水，削减向下游排放的雨水峰值流量、延长排放时间，一般不减少排放的径流总量，也称调控排放。

雨水渗透(stormwater infiltration)：利用人工或自然设施，使雨水下渗到土壤表层以下，以补充地下水。

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 篇6

打非治违：

是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行为的简称。是以执法部门为主体，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和个人共同协助参与的一种清除社会不安全因素的行为。出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三打两建：

作为服务于“平安广东”和“幸福广东”的有力保障，2012年1月6日，在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广东在全国率先提出2012年要组织开展以“打击欺行霸市、打击制假售假、打击商业贿赂，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市场监管体系”为内涵的“三打两建”、建设幸福广东的活动。

三同时：

《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投资应当纳人建设项目概算。”

三项岗位人员:

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 篇7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成长、产业转型和升级等外部环境变化, 中国企业国际国内并购活动和规模大幅度增加, 2011年中国企业参与并购总金额达到2014亿美元, 占亚洲并购总额的33%;并购交易完成案例3309起, 其中境内并购案例数量达2967起, 已经形成了大量的聚集性企业并购活动。伴随着宏观经济变化和股市的起伏, 中国企业并购活动也呈现出明显的波动, 并购交易活动在宏观上呈现出了比较显著的并购潮 (merger wave) 特征。最早关注并购潮的学者Nelson (1959) [1]认为, 大量并购活动的爆发必然伴随着长期低迷的并购活动, 犹如涨潮和退潮的浪潮一样。该假设也被来自于西方学者以大量的并购活动数据进行统计检验、并得到验证[2]。Andrade和Mitchell等 (2001) [3]观察到了从产业内并购浪潮延伸到产业间并购浪潮的现象, Harford (2005) [4]发现多个产业会同时进入并购浪潮。G¨artner和Halbheer (2009) [5]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换模型对美国80~90年代、英国60~70年代的并购潮再次进行了检验和解释。这些研究均认为,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周期, 并购浪潮是客观存在而不是随机出现的现象, 有其内在的形成机制, 受到诸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在并购潮的形成原因方面, 按照研究方法不同, Harford (2005) [4]将并购潮解释理论分为两类:新古典方法和行为金融方法。新古典方法解释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有产业冲击假说和托宾Q值假说[6]。产业冲击假说认为, 理性并购潮源于经济震荡[7], Mitchell和Mulherin (1996) [8]系统分析了产业冲击和并购活动的关联, 并认为产业内群集的并购潮与技术改变、经济和管制冲击密切相关。Jovanovic和Rousseau (2002) [9]研究表明, 技术变革很显然会带来厂商之间托宾Q值出现分化, 将形成托宾Q值高的厂商并购托宾Q值低的厂商, 从而形成并购浪潮。为了验证产业冲击理论的正确性, Andrade和Stafford (2004) [10]等通过对几次并购浪潮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分析了产业内经济、技术和管制变革对并购浪潮的影响, 有效地解释了行业冲击对90年代并购浪潮的动因。托宾Q值假说认为, 当证券资本回报超过其资本成本时, 厂商的理性反应就是将并购作为快速有效的资本投资行为[9], 在证券市场繁荣时期, 原本由正常的厂商规模和托宾Q值决定的均衡状态被打破, 引发厂商普遍扩大均衡规模从而形成并购潮[11]。

行为金融领域的研究假设基于资本市场非有效性和管理者行为非理性, 其中主要有管理者自大假说和市场非有效假说。Roll (1986) [12]提出管理者“自大”假说, 该假说认为, 管理者过分乐观和过度自信可能导致高估并购带来的协同效应, 从而造成大规模并购潮[13,14]。在非有效市场假说方面, 越来越多基于资本市场并购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并购交易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并购厂商股票的市场价值, 多数理性管理者普遍会利用资本市场的非理性, 在厂商价值被高估时兼并价值被低估的厂商[15]。还有学者认为, 并购潮是由于并购厂商为适应产业震动造成的新环境而快速调整造成, 同时指出并非所有产业震动均能引发并购潮, 其前提条件是存在足够的资本流动性[4], 这为证券繁荣时期容易出现并购潮给出了间接的解释。

在国内, 也有学者开始跟踪和介绍国外并购潮现象和解释理论[6,16,17,18], 但是对中国企业并购潮的研究还很少见。从我国并购活动交易数据来看, 其波动起伏也比较大, 有些年份并购数量较少, 而有些年份并购数量惊人。那么,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并购交易活动的波动呢?本文试图回答中国企业并购潮的影响因素问题。鉴于中国股市承载了足够的经济、政策和社会因素信息, 因此, 希望通过分析中国股市波动与中国企业并购活动之间的相关性, 利用股市波动蕴含的信息来试图探索影响中国企业并购潮的因素, 从而解释中国企业并购潮现象。

2 并购潮影响因素现有识别方法的局限性

在并购潮形成因素的识别方面, 目前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基于实证方法的统计检验研究, 即通过将一段时间的并购潮波动序列与经济变量波动序列进行相关性统计检验, 从而分析经济变量、政策变量和投资者的行为变量等影响因素, 这些文献多来自于宏观经济领域[19,4]和行为金融研究领域[12,14,15,19]。但是这种方法对并购潮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 研究者由于样本限制, 通常随意截取数据的时间区段, 在选定的数据区间内对并购潮波动特征进行刻画, 再检验分析相关因素。这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并购潮有大的波动, 也有小的波动之分, 也就是说从长期宏观来看, 并购潮有一个大尺度的波动现象, 从短期的局部来看, 也有小型的波动现象。但是, 这些不同时间尺度下的并购潮影响因素是完全不同的。因此, 现有并购潮识别方法有必要从时间尺度上进行改进, 通过对并购潮波动进行适当分解, 将长期波动和短期波动有效分开, 分别研究其波动影响因素, 这更符合实际。

由于股市波动本身的影响因素也足够多, 如果要笼统地分析股市波动与并购潮波动之间的相关性, 可能会缺乏理论支持和可行性, 也得不到相应的结果。因此, 有必要对股市的波动序列进行有效地信号分解, 同时针对并购潮时间序列也进行信号分解, 由于不同的信号时间序列的频率有较大的差异, 其隐含的影响因素可以直观地反映在现实经济环境中, 所以, 可以尝试针对二者相应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相关性检验, 因此, 本文尝试利用经验模态分解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 EMD) 方法将二者的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分解, 并利用每个信号可能代表的信息来试图解释中国企业并购潮活动的影响因素。

EMD本身是电子信号处理领域的方法, 它最初由Huang等[20,21]在1998年提出的, 其基本思路是用波动上、下包络的平均值去确定“瞬时平衡位置”, 进而提取出本征模函数 (intrinsic mode function, IMF) 。IMF具有如下特点:①极值 (极大值和极小值) 数与过零点的数目相等或最多相差1个;②在任意时刻, 其上下包络线的均值必须是0。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对非线性、非平稳过程的数据进行线性化和平稳化处理, 分解的最终函数彼此之间几乎是正交的, 从而在分解的过程中尽可能的保留了数据本身的特性。

由于经济领域也面临着大量的时间序列等经济信号数据需要探索其规律, 因此, 有学者开始将EMD方法引入到社会经济发展领域。Yu等 (2008) [22]开始将EMD和神经网络工具结合起来预测原油价格波动,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王文波等用EMD分解算法、混沌分析和神经网络理论提出了一种中国股票市场建模及预测的EMD神经网络模型[23];杨云飞等针对原油价格预测问题, 运用EMD方法和SVMs模型得到精度较高的预测值[24]。股票市场所产生的金融数据序列是非线性、非平稳的, 采用常规的线性分析方法可能会导致序列中某些重要的信息丢失, 在分析上造成一定的误差。而采用EMD方法不仅将数据线性化、平稳化, 而且保留了数据本身的特性, 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结果。因此, 本文尝试利用EMD方法将股市波动时间序列和并购潮波动时间序列分别分解成相应的多个代表不同信息含义的多尺度时间序列, 并在检验其相关性基础上解释中国企业并购潮发生的影响因素。

3 股市波动与并购活动的EMD分解过程

3.1 数据来源

本文所使用的并购活动时间序列数据来自于WIND资讯数据库。由于上证指数在中国股票市场最具代表性的指数之一, 因此本文选取上证指数作为研究对象, 上证指数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两类数据截取的时间段为:1994年5月1日至2011年10月9日。由于并购活动和股市数据均属于高频数据, 而本文所研究的并购潮与股市波动相关性问题, 并不需要将时间尺度精确到具体某天, 但是如果反过来时间尺度过大, 会影响数据的波动特征。因此, 我们对两类事件序列数据的获取均按照“周”为时间尺度原则。具体做法是, 以并购交易日期为准, 获取每周并购次数的总和作为“周并购次数”并购活动时间序列的数项的值。股票指数项日期、收盘价, 上证指数非交易日以最近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作为收盘价, 并以每周收盘价的均值作为“周收盘价”数据项的值。此外, 由于并购事件本身是离散性, 而股指波动基本属于连续型, 为了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 这里做了部分数据处理, 即以一个季度 (即13周) 为单位时间尺度对周并购次数和周收盘价作移动平均处理, 得到两组包含911个数据点的并购移动平均序列和上证指数移动平均序列, 下文简称“并购序列”和“上证序列”, 分别用变量S1和S2表示。

3.2 EMD分解过程与算法

针对并购序列S1和上证序列S2, 采用EMD分解算法对两个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处理。以S (t) 为例, 其提取本征模函数IMF的具体过程如下:

(1) 初始化:r0 (t) =S (t) , i=1

(2) 提取第i个IMF:

①令h0 (t) =ri-1 (t) , k=1

②获得hk-1 (t) 的局部极大值和极小值点

③利用三次样条分别对hk-1 (t) 的极大值和极小值序列进行插值, 获得hk-1 (t) 的上、下包络线

④计算hk-1 (t) 上、下包络线的均值, 求得平均包络线mk-1 (t)

⑤令hk (t) =hk-1 (t) -mk-1 (t)

⑥如果hk (t) 满足IMF的特点, 则ci (t) =hk (t) ;否则, 令k=k+1, 跳转到②

(3) 令ri (t) =ri-1 (t) -ci (t)

这个分解过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 直到rn (t) 只有一个局部极值点或变成一个单调函数, 此时已经提取不出本征模函数。过滤程序结束后, 数据序列S (t) 可以写成

通过以上分解提取的本征模函数具有不同时间尺度, 因此可以对IMF分量ci (t) 按频率从高到低排列后进行组合, 步骤如下:

步骤1:计算本征模函数c1 (t) 到cn (t) 的均值。

步骤2:用τ检验确定第一个均值显著偏离于零的本征模函数ci (t) 。

步骤3:从第1个本征模函数直到第i-1个本征模函数简单相加重构为高频部分;第i个本征模函数到第n个本征模函数简单相加重构为低频部分。

3.3 EMD分解结果

按照以上算法, 对并购序列S1和上证序列S2进行EMD分解, 分别将两个时间序列S1和S2分解成6个IMF分量和1个剩余分量, 见图1 (a) 、 (b) 。

为了识别各个IMF项是否为高频信号还是低频信号, 需要对并购序列S1和上证序列S2分解后的各IMF均值进行均值分析, 见图2 (a) 、 (b) 。

对并购序列S1的各IMF的均值进行检验后发现, 均椎显著偏离于0的第1个IMF为IMF2, 说明IMF1为均值在0附近的高频部分, 代表并购序列的正常波动项。把IMF2~IMF6相加得到并购序列分解后的低频部分, 代表并购序列的异常波动项。剩余分量不变, 代表并购序列的长期趋势项。

同样道理, 对上证序列的各IMF的均值也进行检验, 发现均值显著偏离于0的第1个IMF为IMF4, 因此, 可以得到上证序列S2的高频部分为IMF1~IMF3之和, 低频部分为IMF4~IMF6之和, 长期趋势项为剩余分量。

识别高频信号和低频信号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对时间序列进行重组, 以形成新高频序列、低频序列和趋势项等多个信号分量, 而这些信号分量是原有时间序列按照一定规则分解而来, 但是其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与行为信息。这里的高频项是指上证指数与并购活动的波动频率高的数据, 而低频项则相反, 趋势项则反映了序列的长期走势。按照以上规则, 重新组合后的IMF和两个序列的关系见图3 (a) 、 (b) 。

4 并购活动与上证指数波动的相关性

对并购序列S1和上证序列S2进行EMD分解后, 可得3个分量分别为序列的高频项、低频项和趋势项。其中, 并购序列S1的高频项、低频项和趋势项分别记为:HS1、LS1和TS1, 同样的, 上证序列S2的3个分量对应记为:HS2、LS2和TS2.之所以将序列分解为高频项、低频项和趋势项, 是因为三者代表了不同的信息。其中, 高频部分代表较小因素对序列的影响, 即该因素对时间序列事件的发生影响面积小或者说影响持续时间较短, 但该因素作用的频率却很高, 如企业信息发布对股市的影响、散户短期投资行为等;低频项反映了重大因素对序列的影响, 是序列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常是序列产生剧烈波动的重要和主要因素, 例如产业调整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利率调整对股市的影响等, 都会造成较长时间的序列波动;趋势项是序列的主要组成部分, 代表序列的长期走势。

从并购序列S1分解结果图3 (a) 来看, 中国企业并购潮呈现出两个比较明显、有规律的“浪潮”特征:一个是趋势项呈现出来的大跨度波动, 只是该波动一直处于上升期 (由于数据限制还没有看到峰值和下降期) ;另一个是低频项呈现出来的、具有明显波峰值和波谷值的小跨度波动。由于高频项没有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情况, 换句话说, 其对并购潮的影响微弱, 因此, 可以不予考虑, 而只需要讨论两个有波动特征的并购潮与股市之间的相关性就可以了, 从而能够揭示中国企业并购潮活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 本文在验证并购活动与上证指数波动之间的相关性时, 采取对其分量分别进行检验的方法。在相关性分析时采用的是Pearson相关系数, 测量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 (如表1) 。

由表1可以看出, 并购趋势项和上证趋势项的相关系数达0.9880, 高度相关的结果表明并购活动的增加趋势和上证指数的增长走势是同步的。同时, 将并购序列和上证序列的低频部分提取出来 (见图4) , 图中两序列的低频部分均添加了趋势线, 由图可以观察到, 并购序列趋势线的转折点均滞后于上证序列趋势线的转折点, 并且每次滞后的时间间隔基本一致。因此可以预见, 一定程度滞后的上证序列低频部分会与并购序列低频部分有较大的相关性。图5显示了滞后周数与序列相关性的关系图, 数据表明, 当滞后周数从较低值增加时, 相关系数不断增加, 达到16周时相关系数达到最大值0.4685。尽管不考虑序列主要组成的趋势项, 两序列的低频部分相关性依然可以达到中度相关, 这说明上证序列低频部分对并购序列低频部分的确起到不可忽略的带动作用。

综上所述, 并购序列和上证序列两组分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 两个序列的趋势项高度相关, 而滞后16周的并购序列低频部分与上证序列的低频部分达到最大的中度相关程度, 这说明中国股市与并购潮活动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那么, 如何解释中国企业并购潮的原因呢?因此, 必须揭示股市波动后面的重要因素。

5 解释与讨论

实际上, 并购潮现象在每个国家都存在, 尽管不同国家发生并购潮所处的阶段、并购潮持续时间各不相同, 但是并购潮发生的根本因素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从前文的相关性检验可以看出, 中国股市的波动确实是企业发生并购潮的重要因素, 这验证了股市驱动并购潮假设[15]。由于股市是宏观经济发展的晴雨表, 既代表了宏观经济的增长与衰落, 又是大量机构和个体投资的平台, 因此, 对股市波动因素的分析可以折射出中国企业并购波动的最终影响因素。

从宏观方面来说, 上证指数的长期变动趋势必然影响着并购潮的发展趋势。从趋势项TS1与TS2相关性结果可知, 中国并购潮的趋势项波动情况正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 该并购潮分量的波动情况会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和经济总量的增加而增长, 同时也会伴随着中国经济衰落和经济总量的减少而降低。这与现有的并购潮解释理论完全一致, 新古典方法中的宏观经济波动[7]、经济规模等理论认为, 经济波动会带来并购潮的波动, 在经济快速扩张时期企业并购潮将达到峰值。因此, 中国企业并购潮波动的基本趋势受到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根本性制约。

从微观层面来看, 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下的非理性投资行为等是造成中国企业并购潮低频分量波动的重要原因。LS1与LS2的相关性程度为中等相关, 从图3两个分量的走势可以直观地看出, 在2007年左右, 无论是并购潮波动还是股市波动趋势基本一致, 二者均在该年达到波动峰值, 换句话说, 这部分的相关性较高。事实上, 2004~2007年是中国股市最为疯狂的时期, 无论是个人、机构还是企业, 投资和资本市场运作的热情高涨, 股市在2007年达到峰值。这一时期的并购潮现象可以用行为金融方法进行解释, 行为金融方法解释并购潮有两个假设:一个是投资者的有限理性, 二是管理者的有限理性。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反映在对股市错误定价条件下, 投资者由于理性不足而导致盲目并购, 因此, 对股价的错误估计和对股市走势的预判, 使股市波动与并购潮波动联系异常紧密, 频繁的并购活动伴随着高的股票价值[25]。管理者的有限理性反映在对自身管理能力的过度自信和自大, 典型的理论即为“自大假说”[26]。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管理者的非理性并购行为, 事实上都基于当事方对周遭经济与政策环境的理解和研判, 这从并购潮波动与股市波动的滞后期也可以看出, 并购潮的峰值一直滞后于股市波动峰值, 这说明并购投资者一直是以股市走势进行并购行为的时机决策。当时的环境是, 国有股全面改革、全流通, 宏观经济全面向好, 大量关于国家产业调整政策、奥运等重大事件等, 尤其是国内货币政策、境外热钱流入等造成了流动性资金过剩现象[27], 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催生了股市飙升和股市真实价值的误判, 因此, 那些追求资本市场收益最大化的短期并购投资行为空前增加, 出现了资本市场上的并购羊群效应和并购潮。但是, 该并购潮大约只持续了3~4年时间就经历的一次完整的波动, 持续的时间如此之短也说明宏观经济持续增长下的短期投资行为是造成2005~2009年中国并购潮形成的主要因素。

此外, 从图3 (a) 可以看出, 在2001年、2003年均出现了并购潮的峰值, 伴随着两个非常短期的并购潮波动, 而这两个波动与股市波动的相关性并不高, 这可以从二者整体相关性程度为0.4685进行判断, 换句话说, 这两个短期的并购潮现象并不能用股市波动进行解释。事实上, 2000年前后中国并购潮现象受到政府的产业重组与调整政策的重要影响。该段时期内, 证券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偏低, 显然股市对并购潮的影响也甚微, 但此时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时期, 国家宏观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政策在引发企业并购潮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汽车、钢铁、水泥、煤炭、食品、通讯等行业均在政府政策的主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并购重组业务, 其主要形式是买壳上市和国有股划拨[28]。其中, 政府的目的是通过并购重组提高民族企业的生存与竞争能力, 抵制入世后外国资本对民族工业的竞争冲击, 而企业的目的是利用政策尽快争取到上市机会, 从而出现了大量政府政策支持下的国有企业并购群体行为。因此, 该阶段的并购潮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国家产业调整政策所致, 这也是该部分并购潮不能被股市波动解释的原因。

6 结论

本文利用EMD方法对中国并购潮时间序列数据和股票市场指数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多尺度分解, 研究发现并购潮序列与上证序列的趋势项高度相关, 并购序列的低频部分滞后于上证序列的低频部分, 利用相关分析发现滞后16周时两序列低频部分达到最大的正相关性。这表明中国并购潮现象与中国股市波动有较大的相关性。由于资本市场承载了足够的信息, 因此, 分析和挖掘股市波动的背后因素也有助于理解和解释中国并购潮现象。结合现有的并购潮解释理论和来自中国数据的相关性检验, 我们发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是并购潮长期波动的根本性因素, 而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政策和企业短期投资行为则是中国并购潮局部波动的主要因素。本文研究的意义和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利用EMD方法创新性地将并购潮事件序列信号有意识地分解为长期波动信号和短期波动信号, 它对应于并购潮的长期波动和短期波动。因为一个并购潮时间序列不可能是只有一个因素造成, 而不同的因素造成的并购潮其波动特征应该是有差异的, 因此, 我们将股市指数时间序列也做相应的分解, 然后对其相关性进行检验, 这有可能是挖掘并购潮形成原因和机理的可行方法。其次, 我们利用该方法全面综合地分析了中国自1994年以来出现的并购潮的可能因素。西方现有理论通常追去对某一个并购潮现象的单一因素检验和论证, 但我们并不认为是某个单一因素造成了这段时间的并购潮现象, 对中国并购潮而言, 早期的波动主要源于产业结构调整、政府政策等行政性主导因素, 而后期证券市场成熟后的波动主要是企业短期的套利和投资行为造成, 但是根本性的并购潮长期波动则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增长关系紧密。

组织工作相关名词解释 篇8

内容摘要：修正刑法规范与新定司法解释，实际适用时间同步且相关内容交叉竞合的情形下，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判断特定法律规范和司法解释条款的溯及力，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应当以充分有利被告为主旨细化溯及力判断规则。修正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判断规则包括：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是具体条款的溯及力；具体条款的溯及力判断，应以分项独立评价为原则，以整体总括评价为例外；刑法规范具有溯及力，司法解释就具有溯及力，刑法规范不具有溯及力，司法解释就不具有溯及力。

关键词：溯及力 刑法修正 有利被告 司法解释 从旧兼从轻

一、法律适用差异：遵循相同原则但适用条款有别

本文着重讨论的张某某行贿案（以下简称“本案”或“行贿案”）涉及的核心问题，是修正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判断应当遵循的规则。本案是同时涉及修正后刑法的具体条款，以及同步修改的司法解释的具体条款是否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典型案例。

本案的典型意义还表现为：本案的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依据相同的溯及力原则即从旧兼从轻原则，采用不同的判断方法、甚至运用彼此互斥的判断规则，形成了存在重大分歧的法律适用意见。具体而言，审判机关认为，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修正后《刑法》第389条第2款、第390条第1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1款、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公诉机关认为，根据从旧兼从轻原则，本案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第389条第2款、第390条第1款，以及《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1款的规定。由于《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389条未做任何修订，所以，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就本案法律适用的分歧意见，实际可以简略表述为：（1）刑法规定适用的区别，究竟是应当适用修正前《刑法》第390条第1款还是应当适用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2）司法解释适用的区别，究竟是应当适用《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还是不应当适用《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换言之，依据审判机关理解，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和《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1款、第19条第2款的规定，是有利被告的较轻规定或更轻规定，具有溯及力。而检察机关则认为，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和《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的规定，是不利被告的较重规定，不具有溯及力；但《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1款的规定，是有利被告的更轻规定，具有溯及力。

笔者以为，本案判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即依法不应判处罚金而判处罚金20万元），检察机关对该判决没有提出抗诉，未能依法履行诉讼监督职责。

二、差异原因复杂：刑法修正与解释调整时间同步且内容竞合

本案适用法律错误的主因，不是源自对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原则存在理解偏差，而是在遵循有利被告原则、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过程中，运用的具体判断方法有所失当，适用的具体判断规则尚欠合理、有待完善，甚至应有的具体判断规则处于缺位状态或者尚未形成共识，亟需源于司法经验的规则整理并对规则形成基本共识。也就是说，具体判断方法失当，具体判断规则实际缺位或者整理滞后，是导致前述裁判适用法律错误的基本原因。

通常情况下，在司法实务中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并不会遇到复杂的方法运用、规则细化的问题。例如，修正前《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法修正案（九）》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和幅度作了重要调整，对行贿罪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设定了更为严格的适用条件，明确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只有在“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三种情况下才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1]对于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2款规定的溯及力问题，应否在《关于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修九时间效力解释》）中设专条予以明确规定，便有不同的意见。在研究讨论及征求意见过程中，相关单位建议增加规定：“对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实施行贿行为，在2015年11月1日以后，且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适用修正前《刑法》第390条第2款的规定。”以明确对于2015年10月31日以前实施行贿行为，只要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都可以適用旧法予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解释制定机关经研究认为，该建议内容正确、合理，但不必或者不宜在《修九时间效力解释》中明确，可以在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专门说明。因为，该建议内容“符合从旧兼从轻原则，审判实践中应无争议，即使不作规定，也都能正确把握。相反，如果予以规定，反而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议甚至责备。”[2]可见，最高司法机关认为，涉及刑法修正条款溯及力的问题，并非一律在相关司法解释中予以明确规定；对于司法实务中所遇刑法修正条款的溯及力问题，如果属于司法官一般能够明晰判断、不会产生法律适用异议的，就不在司法解释中作出专门规定，交由司法官依据从旧兼从轻原则决定具体条款的溯及力。此类溯及力问题，一般具有影响轻法判断的因素单一，无需复杂判断过程（包括判断方法和判断规则等）的特点。

与影响因素单一、无需复杂判断的溯及力问题不同，本案确有其特殊性、复杂性，即影响溯及力判断的因素较多且彼此相互交织。具体包括：

第一，各个法定刑幅度的主刑均不变，但都增设并处罚金刑的情形下，修正前刑法的条款与修正后刑法的条款，何者为轻法？若不考虑其他因素，仅对此进行单独判断，结论显而易见，即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为重法，不具有溯及力。显然，本案公诉机关对此持肯定意见，审判机关却主张该条款具有溯及力。由此可以推断，审判机关是综合其他因素做出判断的。

第二，定罪量刑的立法标准不变、定罪量刑的司法标准提高之后，修改前的司法解释与修改后的司法解释，何者为较轻规定？比较司法解释修改的具体内容，这也是极易判断的事项，且本案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对此没有分歧，即修改后的司法解释有利被告，具有溯及力。《贪污贿赂解释》修改了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行贿解释》）规定的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了有关数额标准。将行贿罪起刑点由原先的1万元调整为3万元，同时按照五倍比例原则，上调了行贿罪“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中的有关数额标准。例如，将原来规定的“2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100万元以上”分别调整为“100万元以上不满500万元”、“500万元以上”。二是对行贿罪的入罪门槛增设了“数额+情节”的追诉标准。即除规定行贿数额3万元以上的应当以行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之外，对于行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但具有明确规定的从重情形之一的，也应当追究刑事责任。[3]简言之，《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8条及第9条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是在行贿罪定罪量刑的立法标准不变的条件下，对《行贿解释》原有定罪量刑司法标准的修改，是以新的司法标准替代旧的司法标准。具体到本案认定的行贿数额122900元，适用《贪污贿赂解释》规定以3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数额幅度为准裁量主刑，与适用《行贿解释》规定以1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数额幅度为准裁量主刑相比，显然适用《贪污贿赂解释》有利被告。对此，本案审判机关与公诉机关意见一致，即《贪污贿赂解释》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具有溯及力。

第三，《贪污贿赂解释》明确规定了行贿罪的罚金适用标准，即对刑法规定并处罚金的其他贪污贿赂犯罪（除贪污罪、受贿罪以外的、刑法分则第8章的贪污贿赂犯罪），应当在10万元以上犯罪数额二倍以下判处罚金。就行贿罪而言，《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就是对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增设的并处罚金刑的司法适用标准的明确或者细化。对修正后刑法增设的新规定，明确司法适用标准，是该解释条款的特征所在，也即它是依附于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新规定而存在的全新司法解释条款。由司法解释的基本属性所决定，全新司法解释条款的溯及力与其解释的修正后刑法条款的溯及力完全相同。所以，本案审判机关认为，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有溯及力，也就应当将《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的规定作为裁判引用依据。相反，本案公诉机关则主张，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和《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均不具有溯及力。

三、充分有利被告：溯及力判断规则细化的核心要素

综览上述，足以推断，本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裁判逻辑是：《贪污贿赂解释》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有利被告，应当具有溯及力；依据新的定罪量刑标准裁量主刑，有利被告，适用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裁量主刑，也就当然有利被告；适用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就应依法并处罚金，也就应当依据《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的罚金适用标准裁量罚金数额；根据新的司法解释和新的刑法规定，裁量较轻的主刑，即便并处罚金，被告人被判处的刑罚程度总体较轻，实际有利被告。

笔者认为，本案判决适用法律的裁判逻辑，暗含错误的判断规则，正是错误的判断规则导致了案件适用法律的错误。修正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判断，应当遵循的主要规则，包括：

（一）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是具体条款的溯及力；具体条款的溯及力判断，应以分项独立评价为原则，以整体总括评价为例外

这一判断规则的核心，就是充分有利被告，即最大限度地体现有利被告原则。就本案而言，应当采用的是分项独立评价的方法，本案不具有采用整体总括评价方法的条件，采用整体总括评价方法应以“不得已”为前置条件。

分项独立评价方法，具体体现为，既适用有利被告的旧法，也同时适用有利被告的新法（或轻法），本案中，旧法即修正前《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新法为《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1款的规定，也即同时分别适用旧的立法规范与新的司法解释。分项独立评价方法的实质在于，不是整体选择适用旧法或新法，而是旧法与新法分别适用，并且旧法和新法在刑法规则体系中位阶不同，可以分别是立法规范与司法解释。这种情形下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中的“兼”，是旧法与新法兼顾适用之义，或同时并用之义，而不是旧法与新法择一适用之义。分项独立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在于最大化地实现罪刑法定所蕴含的有利被告原则，其合法性在于符合《刑法》第12条和《关于适用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时间效力规定》）确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的完整含义。

整体总括评价方法，可以分为两种情形，即必要整体总括评价与不当整体总括评价。前者，如根据修正后《刑法》第383条第1款第1项和《贪污贿赂解释》第1条第1款、第19条第1款的规定，以及刑法和司法解释的其他相关规定，对于犯受贿罪的被告人依法从宽处罚，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并处罚金。其中，对于《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前犯受贿罪者，依据修正后刑法和《贪污贿赂解释》的相关规定并处罚金刑，属于重法（仅指并处罚金的规定）溯及既往，明显不利被告；但是，根据修正后刑法和《贪污贿赂解释》关于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以及修正后刑法关于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幅度、从宽处罚条件的规定及《贪污贿赂解释》的相关规定，适用修正后刑法和《贪污贿赂解释》承担刑事责任的程度或判处刑罚的总量（包括并处罚金）明显较轻，整體有利被告。也即修正后《刑法》第383条和《贪污贿赂解释》的规定，虽然包含不利被告的并处罚金规定，但其作为必须整体适用的规范，属于有利被告的轻法，具有溯及力。这已是刑事司法实务的共识。[4]作为必要整体总括评价的典型实例，修正后《刑法》第383条和《贪污贿赂解释》相关条款的规定，以规则体系的方式整体具有溯及力，基本原因在于：修正后刑法既修改了主刑又修改了附加刑，或者增加了附加刑的，主刑较轻的为轻法；主刑相同时，无附加刑或者附加刑较轻的为轻法。[5]也就是说，综合修正后《刑法》第383条和《贪污贿赂解释》相关条款关于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法定刑幅度、从宽处罚条件等规定，修正后《刑法》第38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是轻法，并且该规则体系的轻法属性，就是以并处罚金刑为前置条件的。并处罚金的规定，是该规则体系不可拆分的有机组成。在这一规则体系中，并处罚金的规定不具有独立的溯及力判断的任何可能性。

本案审判机关采用的整体总括评价，是典型的不当整体总括评价。其表现为，将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规定和《贪污贿赂解释》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处罚金适用标准的规定，视为必须整体适用的规则；与此同时，也将修正前《刑法》第390条第1款规定和《行贿解释》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等规定，作为必须一并适用的规则。由此导致的溯及力判断结果，必然是：或者选择整体适用包括修正前刑法和原司法解释在内的旧法，或者选择整体适用包括修正后刑法和新司法解释在内的新法（或轻法）。运用这种判断方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中的“兼”，是旧法与新法择一适用之义，即适用旧法必然排斥适用新法，或者相反，而不是旧法与新法可以兼顾适用之义。具体到本案涉及的裁判引用规范，其中的立法规范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实际关系，正确的定位应当是：《贪污贿赂解释》第7条、第8条及第9条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司法标准的规定，是对修正前刑法既有规范内容的新的解释性细化规定，即在行贿罪定罪量刑的立法标准不变的条件下，对《行贿解释》原有定罪量刑司法标准的修改，是以新的司法标准替代旧的司法标准。其实质是，新司法解释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从属于修正前《刑法》第390条第1款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立法标准的既有规定。简言之，新的司法解释从属于旧的立法规范。《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关于并处罚金适用标准的规定，就是对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增设的并处罚金刑的司法适用标准的明确，是对新立法规范（即增設并处罚金刑）的全新细化规定。所以，《贪污贿赂解释》第19条第2款涉及行贿罪的内容，从属于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增设并处罚金的全新规定。概言之，全新司法解释从属于全新立法规范。本案审判机关错误定位立法规范与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没有能够清晰或者准确分辨《贪污贿赂解释》不同条款的性质及其与立法规范的具体从属关系，认为《贪污贿赂解释》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处罚金标准的细化规定，均从属于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的规定，并将其视为必须整体适用的规则体系。这是造成本案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原因之一。

（二）刑法规范具有溯及力，司法解释就具有溯及力；刑法规范不具有溯及力，司法解释就不具有溯及力

这是判断修正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尤其需要注意的重要规则。这一具体规则，也以充分有利被告为核心要素。

这一具体规则的合理性、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1.《立法法》第104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应当主要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并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本文以为，由刑法基本属性决定，或受刑法基本原则制约，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刑法司法解释，只能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且须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简言之，禁止不针对具体法律条文制定刑事司法解释。所以，严格意义上，刑法司法解释的条款均有对应的刑法立法规范的条款。

2.依据最高司法机关对刑事司法解释时间效力的原则性理解，[6]刑法司法解释具体条款的时间效力，与刑法立法规范具体条款的时间效力一致，效力适用于刑法立法规范具体条款的施行期间。

3.修正后刑法的施行，其确切含义，不仅是指整部修正案的施行，而且是指经修正案修正的具体条款的施行，更为精确的含义是指，某一具体条款中经修正案修正的具体内容的施行。换言之，某一具体条款中未经修正案修正的既有具体内容的施行日期，当然早于该刑法修正案施行之日。例如，《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就修正后《刑法》第390条第1款规定而言，仅指经修正案增设的并处罚金刑的具体规定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而该款的其他既有具体规定的施行日期为1997年10月1日。所以，修正后刑法的同一条款中，经修正案修正的具体内容与未经修正案修正的既有具体内容，其溯及力自然存在差异，理应予以分别判断。唯此，才能确保有利被告原则的具体落实。

4.针对修正后刑法具体条款制定的司法解释，特别是针对同一刑法条款中修正内容与未修正内容分别制定的司法解释，也必然因为立法规范中不同具体内容的溯及力差异，进而决定了从属于不同立法规范内容的具体解释性、细化性司法规则的溯及力，也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

依据前述，结合本案，就《贪污贿赂解释》中有关行贿罪的具体规定而言，可以得出的简要结论为：

一是，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司法标准的规定，从属于修正前刑法关于行贿罪定罪量刑立法标准的既有规定，是以有利被告的新司法标准替代不利被告的旧司法标准。根据《时间效力规定》第3条的规定，即“对于新的司法解释实施前发生的行为，行为时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依照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办理，但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这一新的定罪量刑司法标准具有相对独立的溯及力。

二是，关于行贿罪并处罚金适用标准的规定，从属于修正后刑法增设并处罚金的全新立法规定，因为并处罚金刑的立法规范明显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不利被告，不具有溯及力，司法解释中涉及行贿罪并处罚金适用标准的规定，也就当然不具有溯及力。

注释：

[1]参见万春、缐杰、卢宇蓉、杨建军：《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适用标准（下）》，载《检察日报》2016年5月24日。

[2]黄应生：《〈关于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23期。

[3]参见万春、缐杰、卢宇蓉、杨建军：《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要准确把握法律适用标准（上）》，载《检察日报》2016年5月23日。

[4]参见有关刑事判决书，如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16）京0101刑初325号刑事判决书，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民法院（2015）郊刑初字第261号刑事判决书，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哈刑二终字第244号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南刑一终字第00309号刑事判决书。http：//wenshu.court.gov.cn/，访问日期：2016年6月23日。

[5]参见黄应生：《〈关于刑法修正案（九）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载《人民司法》2015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