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精选7篇）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篇1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技术的不断变革使媒体传播发生深刻的革命，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经历着从传播方式到内容的双重变化。新的传播方式使新媒体展现出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对于民众生活、社会结构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从“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充分联动，到“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微博发挥的重要作用，新媒体所具有的强大传播功能和舆论影响力，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

随着人们对新媒体使用的日渐频繁与广泛，新媒体在满足用户基本信息获取需求的同时，已日渐成长为一个集信息、观点、民意为一身的舆论平台。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热点事件不断表明，新媒体对于舆论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强。

新媒体对舆论的深刻影响

新媒体在人们生活中的日益渗透与网民的自发参与，就像正余弦波一样紧密地结合，推动着社会舆论不断向前发展。在新媒体所营造的全新的媒体生态环境下，任意意见领袖所营造的一条舆论的正弦波，就必有一条群众自发参与的余弦波与其相对应。新媒体舆论呈现出迥异于传统舆论的一些特征：舆论主体的匿名性与参与渠道的广泛性、传播空间的无界性与意见汇聚的实时性、议题生成的自发性与舆论发展的不确定性、价值观念的多元性与价值取向的批判性、意见表达的失范性与群体行为的极化性。这些特征，都对舆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⒈互联网成为社会舆论的集散地

互联网丰富了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渠道，逐步成为公民参政议政、表达诉求的重要平台。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信息传播更加顺畅，为民众表达意愿和利益诉求、甚至参与决策制定提供了快捷的渠道，为公民更好地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与监督权提供了条件，也为更好地推动社会民主政治进展提供了一个方便快捷的民意直通车。

互联网正在逐渐成为消解大众不满情绪的解压阀。随着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解压阀的功能逐渐被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工具所取代。特别是在社会热点事件中，人们利用手机，或者网络媒体，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缓解恐慌情绪，或者利用新媒体交互性与开放性，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从而满足心理上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互联网“社会解压阀”的作用，可以缓解我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⒉手机媒体成为独特的舆论放大器

无线通信技术以及手机的便携性使信息传播打破了时空障碍。作为离人最近的传播工具，手

机已经被很多使用者内化成为自身的一部分。在突发公共事件中，人们许多时候是通过手机在第一时间获取信息。特别是在危机事件中，受众对人际传播信息的需求比在日常生活中要高出很多。手机的人际传播模式实际上是人借助手机这种媒介，延伸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手机媒体提供的个性化信息，使用户具有高度互动性与参与性。手机的传播模式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人人皆可为传者的前提，决定了手机传播信息主题的多样性与信息的海量性。传播信息不断糅合进传播者的主观意念，使得信息不能够按照既定的规则或者逻辑发展下去，而是以某一关键词为中心，发出另外许多话题，从而造成信息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更强，传播效果也更显著。手机信息的传播过程即从一点出发，以关键词为节点，从中不断转移到另外的焦点。在整个传播过程中，手机媒体传播点对点的精准性与及时性，决定了信息在每一个传播节点，都可以被全面而准确地发送，并进行及时的交互与反馈，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最大化。手机媒体独特的传播模式，打破了传统传播模式中，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实现了传受双方对于信息接受和传播的对等性。多个传播主体的出现，使得信息节点中的每个人都能深度参与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因此，手机媒体的传播是一种高度整合的社会性传播。⒊微博成为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工具

微博迎合了即时网络的发展趋势，缩短了从信息源发布到信息传播的路径和时间，从而实现了信息传播的零时间。正是因为即时性保证了瞬时传播，高度的互动性才成为可能。交互性使信息接收者在传播活动中的地位得以极大提升。网民通过微博真正实现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表感想，其参与热情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从国家大事到民计民生，从政治改革到文化创新，从医患矛盾到城管治理，网友可就任意感兴趣的事件或话题提供事实素材或发表意见，这些信息通过微博网络的指数扩散，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他人的反馈。这样的机制不仅刺激了发表者的积极性，更赋予了公众更多可以自由选择的议题。

微博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资讯内容与资讯获取的便利，促使我们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微博也带来了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社会之间的更多互动，甚至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传播、表达的媒体平台，微博为社会与民主的进步搭建起更广阔的平台，成为更多人“参政议政”的有效通道。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社会舆论的生成、存在与传播方式，不断对既有的社会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现如今，新媒体已成长

为社会动员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它以其独特的开放性与匿名性，给新兴的网络民主提供了平等的行动机会与空间。由于低成本、高效率、便捷度高的政治参与渠道的存在，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均能通过网络，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与利益诉求，甚至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借助新媒体舆论，代表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各种声音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社会基础。

新媒体舆论的发展趋势

从新媒体舆论的发展现状及其发展特点可以清晰地看到，新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也使社会舆论的生成、演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革。可以说，社会舆论的生成与强化，与新媒体的发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全媒体时代，很难区分不受媒介影响、呈原生态的舆论，也很难出现不产生舆论影响的媒介活动。总之，新媒体与舆论的生成已经天然的交融，新媒体成为舆论的发酵场，而舆论与公众参与行为的互动又推动媒介技术、媒介交互方式的进步。

⒈新媒体舆论形成与传播的载体不断丰富

微传播移动化的传播媒介将成为舆论传播的基本通道。以微博为代表的微内容传播工具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宽的覆盖被公众广泛接受，这种微内容、微型化的工具特别适合于舆论的传播，成为天然的社会舆论发酵场。同时，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体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即时沟通与联络，还使信息获取和信息表达在移动中合一，视觉信息与听觉信息发送和接收合一，因而能够有效连接社会舆论主体，并承担传播信息的功能。

其次，媒介融合将为舆论传播打造更多的发布平台。各种媒介越来越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其终极目标是打破传播媒介的形态差异，而走向媒介形态的大融合。在未来，公众可以通过无处不在的网络、用无所不能的移动化终端，获取各自所需要的服务、传递各自不同的意见。各种不同媒体之间的互动与整合，对社会舆论形成与传播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普通网民扮演起了“报道者”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舆论形成与传播的非中心化越来越明显，每一个人都成为舆论的散播源，每一个人都成为搅动舆论海啸的那只蝴蝶。⒉新媒体意见领袖的作用更加关键

网络意见领袖的“利益无关性”使其更能得到公众的信任。网络的跨地域性质使网络意见领袖与网民有着疏离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使意见领袖不具有得到直接利益的目的，意见领袖发布信息全凭借“一片热心”，这种非功利性使网络意见领袖更受网民信任，从而更具有说服力。同时，身份经历的接近性与

认同性使网络意见领袖更易得到公众的认可。网络环境中人们对于网络身份的在意程度以及被网络中孤立的恐惧远远小于现实生活。网民对于网络意见领袖的信任少了权力、利益等外界压力，而更加真实、更加本性、更加天然，这使得网络意见领袖对网上公众的影响也更加有力、更加深入人心。

网民知识结构决定了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力将长期存在。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报告，中国网民的主体是30岁及以下的年轻人，这个群体占到网民总数的68.6%；从文化程度看，高中学历比例最大，占39%。这一组数据表明，网民的年龄和文化程度低于报纸等传统媒体的受众，根据传播学中的说服理论，文化程度较低的人更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更容易被说服。同时，网民搜索信息的自主性使网民也更加信任自主搜索获得的内容，因此更容易接受信息，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

未来新媒体将会更加深刻地嵌入人们的生活、学习、工作中，对人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行为习惯产生越来越深入的影响，网络意见领袖对人们的影响也将越来越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会超越现实世界的意见领袖对人们的影响。同时，现实中的意见领袖也会不断利用新媒体传播工具使自己成为成功的网络意见领袖，使得现实中的意见领袖不断与网络意见领袖重合。

⒊网络冲突与网络暴力现象日益突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匿名性与快速传播性极易成为谣言的“助推器”和“放大器”。畅通的言论通道与开放型舆论环境给人们交流思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一些蔓延于网络的“情绪型舆论”，有时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很大，从而加剧了群众的盲从与冲动，也使网络冲突与网络暴力现象日益突出。

“网络暴力”在未来将会长期存在。低学历的网民在我国网民结构中占有较大比例，这决定了我国大量网民的思想认识水平及对事物的认识深度与广度是有局限性的。未来一段时期，网络暴力行为还将长期存在，特别是在有效管理手段和监管技术没有成熟之前，在相关的规制体系和公民有序参与的各种行为规范没有建立之前，这种“网络暴力”现象会成为一种常态。

“媒体审判”影响舆论导向与司法公正。新闻媒介对审判机关进行舆论监督是一种特殊的民主监督形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众通过新媒体平台行使政治和公共事务监督权能力得到极大提升，各种新媒体舆论监督“越位”的现象也越来越多。通过新媒体平台产生的“媒体审判”，给社会公平、公正、平等的司法进程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网络审判会在网民

中自发进行，甚至演化为现实中的侵扰，从而影响事件的进程和司法判断，导致不公正的处罚。由于我国法制化建设自身面临的问题，同时公民的素质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因此，“媒体审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会长期存在，对舆论导向和司法公正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⒋虚拟空间对现实世界的影响逐渐增强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影响并且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其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之“中”，而非之“外”，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虚拟空间”或“虚拟世界”。在观念变化、人际变化和现实社会感知变化上，虚拟空间已经介入到人们常态生活之中，而随着新兴媒体技术的不断进步，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互动性不断增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信息传递与现实行动间的时间差急剧缩短。今天，互联网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的几乎每一个角落，信息在网上的流通已经不再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网络传播的分众化使受众的反馈行为更加及时，新媒体的传播具有“靶向性”的特点，使得能够达到“精准传播”的效果。这增加了受众对信息的反馈动力，也提升了用户参与行为的频率，使得受众接受信息的反馈行为更加及时，同时也提升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性。

在新媒体环境下，网民可以更容易“群”聚，聚集到专门为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们所建的网上虚拟社区。与此同时，现实世界的各种社群也建立了基于网络空间的虚拟社群。这些社群通过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互动来达到一定的目的。一名叫“信天谨游”的北京网民通过网络募捐在云南贫困山区建造了第一所小学校舍后，其行为受到网友的关注，通过HI-PDA网站,他组建了一个筹款小组，所筹集的款项先后在云南贫困山区建造了六所小学。又如著名的“绿色北京”发源于互联网，至今仍把互联网作为环保志愿者的培养基地。

可以预见，随着社会民主的推进、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未来虚拟社群与现实社群的重叠与交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而使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边界越来越模糊，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新媒体舆论管理的对策建议

管理利用新媒体舆论时，首先必须正确认识新媒体舆论的作用；一方面要懂得利用意见领袖提高舆论引导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推动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政府既要建立有效的舆情预警机制，又要加快新媒体舆论法制建设，从预防和治理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做好新媒体舆论的规范管理。

⒈转变管理观念，有效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

由于新媒体

和传统媒体的融合日益加深，加之新媒体自身巨大的影响力，新媒体舆论没有局限在自身媒介形式的影响力之内，而是透过传统媒体影响到整个社会舆论。新媒体舆论的关注热点同整个社会舆论的关注热点高度重合。新媒体舆论是社会舆论的发生、发展的重要阵地，也是社会舆论的重要表现形式。由此，新媒体成了公众监测整个社会环境的新通道。在新媒体平台上，任何一种声音都能进行自我表达，任何一个人也能追踪关于特定议题的舆情发展状态。鉴于此，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应创新管理观念，主动利用好这一了解社情民意的新渠道。

有效利用新媒体的传播渠道首先要提高使用者的新媒体素养，了解新媒体应用的相关知识，学会利用新媒体快速、便捷、海量的特性搜索信息，了解舆情。同时，要善于利用新媒体参与社会，解读舆论中深层次意义，利用新媒体参与舆论表达，进行舆论引导。此外，要在尊重网络民意的同时，提高对网络民意的甄别能力。既不能阻碍新媒体舆论的传播渠道，又要防止被网络民意所挟持。

⒉充分发挥意见领袖功能，提高新媒体舆论的引导能力

要培养“专业型”意见领袖，改变“大而全”的策略，走精准化路线，集中力量打造特定领域的民意主导者，在保证其拥有基本社会道德的基础之上，更加重视他们在专业的、特定的领域内的权威。要注意提高意见领袖的互动能力。意见领袖的互动能力包括三种类型：同被影响者的互动，同传统媒体的互动，意见领袖之间的互动。同被影响者的互动要求意见领袖在其专业领域要确实有过人之处，有引导力，其权威要经得起考验。同传统媒体的互动要求意见领袖能够持续性地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展到整个舆论范围而不是只局限在网络领域。此外，意见领袖之间还要通过互动形成合力，从而对舆论产生更大影响。当“信息流”可以更为畅通地到达受众时，“意见流”的传播就显得更为重要，发挥这些网络“意见领袖”的作用，重视对这些网络“意见领袖”的培养与引导，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⒊积极推动政务信息公开，确保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新媒体出现之前，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存在着被动、反应速度慢等制约因素，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新媒体推动了政务信息公开的进程，也对政务信息公开提出了快速及时、准确、权威的新要求。要搭建政府与网民迅速、高效沟通的有效平台。这样不但使公民高效参政议政成为可能，而且可以有效帮助政府尽快向网民公布政府信息，充分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与表达权。

同时，管理

部门还要与时俱进，及时吸纳新出现的新媒体热门应用形式推进政务公开，并根据此应用的具体特点，利用其发布特定的政务信息，了解网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通过充分了解网络民意，真正实现问政于民。

4.建设网络事件监测体系，健全网络舆情预测与预警常态工作机制

自2003年起，舆情监测成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始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阶段。此后，我国陆续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舆情监测体系。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健全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

要建立由中央至地方、涵盖不同部门的全方位的综合舆情监测体系。各相关部门不仅要做到从大处着眼，关注全国范围内有普遍影响力的议题，更要有针对性地对自身管理的领域实施舆情监测。同时，要与其他部门建立联系，共享资源，连点成线，结线成面，形成全领域、多角度的舆情监测体系。可以通过设立网络监察员等方式，随时了解网络动态，随时掌握并处理网民共同关注的事件和议题。还可以建立网络舆情分析中心，提高对于网络舆情的处理技术，实现利用信息技术对网络群体事件进行精确的分析与预警。

⒌加强新媒体舆论管理法制化建设，打造公民有序参与的网络环境

完善新媒体舆论的法律法规建设就是要在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有效地规制网络上的言论行为，防止其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或社会公益，这是当前我国政府推进新媒体舆论管理的当务之急。要建立健全新媒体舆论监督的各项法律法规，实现新媒体虚拟社会法制化的建设与管理。要加强新媒体管理中网络犯罪、个人隐私保护等相关方面的立法，为虚拟的社会管理提供明确的法律约束机制。要认真贯彻执行《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让新媒体舆论监督与传统媒体监督共同起作用，打造良好的舆论监督环境。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篇2

一、新媒体时代:媒介生态改变和媒介生活格局

学界对媒介生态大致有两种理解:其一, 认为媒介生态是由媒介构建的人类生存环境, 即人们所处的信息环境;其二, 认为媒介生态指的是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空间及条件, 也就是媒介生产、流通及消费所处的外部环境。笔者主要在第一层面上使用“媒介生态”。

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媒体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泛参与新闻信息传受、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空间及渠道, 极大地改变着舆论生发和存储 (舆情、潜在舆论) 、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格局。从参与者层面考察, 媒介生态和人们的媒介生活有了下列几方面的变化:

(一) 被称为草根的普通民众直接参与新闻信息传受活动, 而且人人可以成为记者和编辑, 甚至个个都可以当总编社长, 新闻传播活动真正实现了平民化、草根化和非专业化。

(二) 所传受的新闻信息内容丰富多样, 角度呈现各不相同, 充分表现出信息内容的多元和公共特色。

(三) 传播新闻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 远离“把关人”, 而且成本低廉。

(四) 新闻信息传受过程中的主客体经常身份互换, 传和受双方交互性明显。

从媒体自身的层面看, 媒介生态和人们的媒介生活也有很大变化, 主要有:

(一) 传播主体有重大调整。官媒的地位有所动摇, 官媒设置议题和议程的主动权不断减损。民众由于掌握了新媒体而从以往的信息接受者变为重要信息的发布者和评论者, 民众提出的议题和设置的议程常常为党委和政府采纳。所谓倒逼机制正在普遍形成。

(二) 传播内容的“官民指向”有所变化。官媒的主旋律和由其所内化的选稿标准没有变化, 而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则是多样的, 所发表的意见是多元的, 新媒体已经成为当代民众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三) 新闻舆论事件有所增加。新媒体主事和推动, 积极设置和主动策划, 当下社会的新闻热点和舆论事件频发, 参与的民众呈几何级数扩展。

二、新媒体时代:民众舆论诉求的无序表达

中国进入新媒体时代之后, 民众舆论诉求快速膨胀。其中, 既有民众主观需求的增加, 也得益于传播技术所提供的载体与渠道的保障。

36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的舆论环境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从原先的封闭环境, 转变为向全国全球开放的环境, 主要是:

(一) 社会结构重组造成了社会主体的多元化, 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利益主体和利益分配的差异化, 形成诉求表达众声喧哗的局面。

(二) 由于以空间换时间, 出售土地等谋取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等错误的顶层设计, 中国当下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 民众的舆论诉求变得十分紧迫, 而新媒体提供的多样化的表达渠道和表达形态又为这种诉求呐喊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这种表达的多样性、分散性、个体性和以一己利益为考量的价值取向, 令舆论表达的无序性特征十分突出。

(三) 民众舆论表达的紧迫性同政府舆论引导的“远民性”常常形成对抗与冲突, 致使一般的舆论形态常常同非一般的舆论形态的冲突交锋, 于是群体性事件频发, 舆论引导失控, 进一步加剧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

近几年, 不少学者关注舆论引导同舆论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观点有:

(一) 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同为社会舆论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 只有舆论表达或只有舆论引导的社会是难以健康运转的。

(二) 充分的舆论表达是有效的舆论引导的基础及前提, 有效的舆论引导又为有序的舆论表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合理的表达空间。

(三) 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的主体既独立又合作, 两者通过大众传媒等公共空间实现对话和沟通, 谋取认同和理解。

(四) 舆论表达与舆论引导的自发性及自觉性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良性转化, 从自发走向自觉是和谐社会的生存条件之一。

认识和处理好上述几点辩证关系, 可以使普通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甚至防范, 全社会的理性水准也将会有所提升。

三、新媒体时代:媒介舆论引导的有限调适

新媒体时代, 舆论传播和引导呈现不少新的特点:

(一) 公众在舆论形成、传播以及引导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显重要。新媒体时代打破了原先只有少数人才能支配和利用的媒体稀缺资源, 普通民众成为舆论传播的重要主体。

(二) 舆论传播碎片化趋势发展明显。同传统媒体不同, 新媒体人人可以得而用之, 没有“守门人”把关, 发布的信息和发表的意见以碎片形态出现。当然, 碎片并非一无用处, 有时甚至意义非凡。

(三) 社会舆论多元复杂, 使得公众的不同意见得以公开表达, 草根的复杂情绪得到宣泄释放。中国当下的舆论形态因此而显得丰富多样, 官方舆论同民间舆论交相辉映, 有时海外舆论也有一席之地。对于这三个舆论场之中“最大公约数”应是国家安全、人民福祉, 也渐有共识。

(四) 众声喧哗成为社会舆论的常见景观。民众为网络问政、参与社会与国家管理, 为个人利益诉求而使用新媒体, 新媒体则提供平等、公开、海量的信息发布、意见发表的平台。这种景观, 成为官方实施舆论引导时不得不慎重思量及应对的前提。

(五) 社会舆论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一则民众有不同的利益诉求, 而这种诉求又以不同程度的无序性表达出来;二则外来思想文化正源源不断地进入国门, 其不可阻挡地影响着国内民众的价值取向;三则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 言论出版自由也日有所进, 使社会舆论谋求“一律”越发不易。所有这些, 是中国社会进步政治日益清明的表现, 但对舆论引导的挑战也日趋严峻。在这种背景下, 如果还要求舆论引导力争理想效果, 则困难可想而知。

将上面分析的五个方面的情况概而言之, 大致有三点:一是新媒体时代信息如洪水, 意见又纷纭, 且海量信息和如云观点良莠不齐, 有时甚至真假难辨;二是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海外舆论场相互争夺受众市场和影响力市场;三是意见领袖的支持者成千上万, 有很大的号召力和鼓动性。面对这种新的舆论环境, 笔者认为重要的是, 各级干部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尊重民众、敬畏舆论, 千万不能把应对媒体和应对舆论变为对付媒体和对付舆论。相反, 他们必须把尊重民众和敬畏舆论真正放在心上, 把了解和满足民众的舆论表达诉求当作一件大事认真对待, 切实做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同时, 要学习、认识、尊重、服从舆论传播规律, 要学会在正确把握民众的社会心理和全面把握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动向的基础上, 实事求是地研判舆情, 在尊重舆情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民众舆论表达的诉求, 同时又科学有效地实施舆论引导, 并在不断实践的基础上, 对舆论引导政策及策略进行不断的调适。

四、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

从根本上说, 新媒体主要是一种工具, 虽然它同时又可能成为人们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成为一种新的工作方法。而作为一种工具, 世界各国、各个阶级、各种势力都千方百计要掌握它、利用它、控制它。

如果说2010年是中国微博元年, 2011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元年, 那么可以说2012年则是外国政务微博元年。因为从2011年下半年以后, 越来越多的外国驻华政府机构、政要及国际组织开通了目前中国最具人气、影响力最大的新浪微博。有这样一组不完全的数据:2012年外国政府机构在华开通的新浪微博的粉丝, 美国驻华使馆占第一位, 超过60万;如果以发帖数排名, 韩国旅游发展局第一, 达6000;境外政要在新浪微博拥有的粉丝,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第一, 达200万;境外主要国际组织新浪微博粉丝数联合国第一, 达330万。最近又有报道称, 近200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在华开通新浪微博, 有的中国粉丝达数百万。

这些国外驻华机构及领导人不仅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而且真正是“善待、善用”。这些机构和负责人“微传播”的特点是:全面推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信息, 根据中国民众的兴趣投其所好, “一网打尽”;与时俱进, 根据中国时政热点而设置议题议程;经常报道自己的活动, 拉近同中国民众的距离;运用文本、图片、视频等多种信息形态, 展现多彩世界。因此, 他们的“微传播”深受欢迎, 中国受众特别是他们的粉丝在接受信息的同时, 也就了解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他们的价值观。

多个个案表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在煽动一些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花朵革命”中, 也充分利用了新媒体技术和新媒体平台。被称为“颜色革命精神教父”的吉恩·夏普所著的《从独裁到民主:解放运动的概念框架》一书, 被一些人鼓吹为“颜色革命的圣经”。这本“圣经”总结出198种“非暴力抗争颠覆政权”的方法, 其中作者强调的方法之一是办报 (所谓“媒体支援工程”) , 之二便是“发展新媒体技术”。为此, 美国的一些基金组织和被称为“另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自由之家国际非政府组织, 为一些国家培养媒体人才、意见人士提供活动经费。自由之家的声明说, “自由之家通过分析、宣传以及行动, 来作为自由、民主以及法治的催化剂”。自由之家强调, 所有这一切活动, 接受美国政府的领导是“天然合理的”。

任何工具、任何方法都是把双刃剑, 新媒体也不例外。在新媒体时代, 对新媒体的这种双向功能认知是非常必要的。特别在国际传播领域, 包括运用新媒体技术和平台, 西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根本改变, 对此必须抱有警惕。我们应该以实现中国梦为动力, 以不断强化中国传播软实力和发展新媒体传播平台为实际步骤, 做更多扎实有效的工作, 争取在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中, 有新的进展、新的胜利。

摘要：新媒体时代是以个人为传播主体的传媒时代。这个时代的媒介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新媒体为广大民众提供了广泛参与新闻信息传受、舆论表达和舆论引导的空间、渠道及格局。在这个时代, 民众舆论表达的无序性值得注意, 认识和处理好舆论引导与舆论表达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克服无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优化舆论引导, 要尊重民众、敬畏舆论, 同时要服从舆论传播规律。我们应以实现中国梦为动力, 强化中国传播实力,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国际较量中, 争取有新的进展。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篇3

关键词：传统媒体；新媒体；记者

在当下互联网不断发展的今天，人们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以互联网为中心，以极强的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形式进行全面传播。由于时代的变革对传统媒体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因此，当下重中之重的是将传统媒体以及记者的思想进行变革。只有将传统媒体记者的专业水平不断扎实，思想不断变革，才能让传统媒体不被时代所淘汰，做到长期、稳定、和谐的发展。

一、新媒体时代给传统媒体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一）新媒体时代下增强了报道新闻事件的时效性

新媒体的基础是信息技术，通过软件和硬件为基础所新生的一种形态，其中包括户外电视、电脑、平板电脑以及手机等等。由于新媒体的传播途径有时效性强、成本低以及传播途径快等特点，这些优势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压力和挑战。新闻媒体主要专注于新闻事件，对于传统新闻媒体来说，由于其不具备新媒体高时效性，这对传统新闻媒体的冲击是十分巨大的。

在新闻媒体的领域中，发生新闻事件后，各个媒体的记者应该立即赶到现场第一时间对新闻事件进行采访报道，但在实际中，这一系列的过程中往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在新媒体出现后，网络技术的广泛覆盖让新闻报道不再受地域和时间的影响，让这些限制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在新媒体时代下，记者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如信息技术平台、聊天工具、电子邮件以及视频通话工具等等，更加快捷的对新闻事件进行采访和报道，提高新闻的报道的时效性与采访质量。

（二）新媒体时代下采取多样化的采访形式

如前文所述，在新媒体时代下新闻媒体的采访和报道可以充分利用多种工具，这就让新媒体在新闻采访中体现了多样化的采访形式。在过去的传统媒体中，图片与文字是记者采访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传统的文字与图片已经不能满足新闻工作的要求，视频、实拍等形式逐一亮相，多元化采访形式的新媒体对陈旧、单一采访方式的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三）新媒体时代下成本降低以及碎片信息化时代到来

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的成本更加的低廉，这一优势又为传统媒体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也深深的困扰着传统媒体的记者。由于传统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与新闻报道中，无论是平面的方式还是视频音频的方式都需要较高的成本，这对于新媒体来说是一处不小的劣势；另外，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信息越来越碎片化，人们更青睐浅阅读和轻阅读，在碎片信息化的时代中，传统媒体的精细化和精品化正逐渐的被人们所远离，这也造成了传统媒体的势力逐渐衰弱。

二、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记者的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网络资源，拓宽新闻视野，深入挖掘有价值的新闻

在新媒体时代下，传统媒体处于危机状态之中，但危机与机遇是并存的，对于剖析一场媒体的变革以及一个时代更是如此，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传统媒体日薄西山；而新媒体风头正劲，来势凶猛，但传统媒体仍然能挖掘出新的机遇。

所以，新闻媒体记者应主动接受新媒体并对其优势加之利用。通过利用新媒体中的手机、技术平台、户外电视以及网络等，来拓宽新闻的视野，不断的对新闻进行搜寻。有针对性、有计划、有目的的采取多渠道的方式来索取新闻，然后对这些新闻信息进行整体结合，挖掘出自己需要的有价值的新闻，在采取多视角对这些新闻进行报道，将新闻的生命与价值性重新挖掘。

（二）注重新闻报道的导向性，实施正确的舆论监督

由于网络信息的非实名制，网络上很多的信息存在着虚假等现象，尤其是一些缺乏真实性的事件或子虚乌有的事件，令很多的假新闻出现，这就导致了网络信息在形式上虽然丰富，但在内容上却良莠不齐。有的新闻断章取义，被有心人利用来博取人们眼球，通过扭曲事实或偏离新闻事件的真相来造成社会舆论。这些信息和新闻不仅仅危害了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更危害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传统媒体在当今网络信息错综复杂的时代，更应该擦亮双眼，对网络新闻信息有充分的辨识度，更应该对新闻舆论的导向加以监督，从事实出发，客观、真实的报道新闻，发挥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

（三）注重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寻找改革之路

对于传统媒体来说，其出路不在于与新媒体对抗，而是通过对自身进行变革，寻找改革的道路。传统媒体以及记者应该注重与新媒体的融合，通过学习，有机的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结合起来，再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变革，寻找出一条突破传统的改革之路。传统的新闻媒体记者应将视角固定在传统之上，坚持新闻的严肃性和真实性，坚守原则，对新闻负起责任。在传统的新闻采访和报道中，要充分利用新媒体下的网络资源，对于地域等方面的限制加以突破，做到更加多元化的采访和报道。传统媒体记者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顺应变革的潮流。

三、新媒体时代下“微传播”是传播传统文化的根源

在新媒体时代下，“微传播”是一种新的传播文化的形式，其“微”在于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无论多么“微小”，都可以发出“微声音”，这些“微声音”通过微信和微博等“微介质”渠道进行传播，人们通过手机、平板电脑、PC机等方式接收这些“微声音”，并通过划动手机、鼠标点击、按键操作等“微动作”来进行转发、评论、选择以及投票等等，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获得的体验称之为“微体验”。“微体验”属于裂变传播，它不同于网络媒体中的网络传播，也不同于传统媒体中的线性传播。这种裂变传播的主要特点是传播方式便利、传播密度大以及传播速度快等等，是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微体验”的信息传播在社会中的影响非常广泛，在智能手机普及以及网络发达的今天，“微体验”已经渗透了每一个角落，是文化传播的根源，具有强大的威力。

四、结语

当下，新媒体和传统媒体正处于一种特殊时期，随着媒体的不断改革和媒体间的相互融合，传统媒体应该抓住机遇，迎难而上，将自己处于一个正确的位置上，要不断的进行深化改革和创新，将角色转换的速度提升；另一方面。要充分学习新媒体的优势，将自己的技术创新，通过不断的融合新媒体来加快自身的进步，不断的将自己的新媒体平台进行优化。同时，媒体新闻记者还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新闻使命，坚持新闻报道的严肃性、真实性，注重新闻的社会意义和舆论导向，客观、真实、真切的将新闻报道出来，成为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耳目。

【参考文献】

[1]栾雅丽.新媒体时代给新闻摄影带来的挑战和机遇[J].科技传播.2014（22）：22.

[2]谭少谊.网络时代传统媒体面临的挑战与机遇[J].科技资讯.2015（15）：218.

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研判和舆论引导 篇4

大数据时代的舆情研判的基础必须是完整、准确和极速的信息抓取。舆情系统的风险预警应建立在对社会舆情大数据进行充分的数据挖掘、分析和研判的基础上。在大数据时代，预警子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重点监测原则。网络舆情的酝酿、发酵过程中，各方舆论领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敏锐识别和观察各方舆论领袖；此外，既要对互联网进行全面信息扫描，又要重点扫描重点网站，一方面避免漏报信息，另一方面大大地减轻服务器的负荷。

第二，可操作性原则。网络舆情涉及多个变量，有些变量是难以进行量化测量的，因此预警指标应具有可操作性，并能够客观、准确地反映网络舆情风险的本质。指标的数量不宜过多，层次不能过于复杂，评估方法应该能够实现自动化。

第三，人机结合原则。再智能的计算机软件也难以匹敌经验丰富的专家人脑。一方面，舆情分析、研判、预警属于前沿探索技术，软件的准确率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突发事件检验；另一方面，舆情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诸如社会心理、网络情绪等纯主观舆情指标，很难分解为具体可量化指标。这些因素导致目前阶段舆情系统必须辅以一定的专家人工服务，尤其是在舆情预誓、研判方面，能够提高舆情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功能浅析 篇5

摘要随着新媒体的推陈出新，传统媒体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与挑战。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新媒体已经成为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主要途径，它的监督功能正在逐渐得以彰显。文章通过对新媒体的研究，揭示了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6）10-0029-01

舆论监督通常是指新闻舆论监督，即以新闻为媒介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行解释并促使其尽快解决的一种舆论监督。它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的产物。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民众渐渐在舆论监督中产生了话语权，这种变化引发了对新媒体时代监督功能的思考。舆论监督

1.1 舆论

舆论是大多数人在社会生活中对某一社会现象或者社会事件公开表达意见的集合。舆论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息息相关。舆论可以发挥相应的政治作用。

1.2 监督

监督即监视、监察，它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现代社会中存在的监督大多都将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当成后盾。新闻舆论监督具有一定的强效性、随意性以及广泛性。

1.3 舆论监督的定义

舆论监督是在保持了舆论与监督两者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衍生出了新意义的良性贯通融合。舆论监督是指将民众的意见集结成一种舆论，然后对舆论中的现象或者事件进行监督，进而促使相关部门尽快解决。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民众既是舆论的发起者，也是监督的执行者，因此可以将舆论监督看成是民众监督[1]。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研究

2.1 新媒体的研究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戈尔德马克在1967年第一次提出了“新媒体”一词。这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媒介与以手机为代表的第五媒体来对新媒体进行界定。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在某些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1）类型变化。新媒体的类型主要包括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两种。手机媒体是将手机当成信息收集与展示的工具，完成信息传播过程的媒体。随着手机传播功能的发展，手机媒体渐渐成为新媒体中的第五媒体；而网络媒体则是以互联网为传播平台对信息进行交流和传播的系统。网络媒体被称为第五媒体。随着现代社会民主化的发展和网络媒体的普及，网络媒体渐渐承担起舆论监督的功能[2]。

2）理论变化。传统的传播理论认为，媒体的研究框架是媒介扩散论和媒介决定论。然而这种理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的传播理论将网络概念当成结构中心，建立了一种转化模式。

2.2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现状

新媒体时代平等的话语权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热情，使舆论监督进入了新阶段。

1）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泛化。新媒体以技术为依托的特点使其无视了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制约，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泛化。

2）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灵活模式。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方式更加生动灵活，使得舆论报道过程变得更加大众化、形象化、生活化，进而加强了舆论的影响力以及感染力。

3）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的效果。新媒体时代具有将信息瞬时传播的特点，因此，网络上常常会因为某一热点问题掀起舆论狂潮，当这种舆论狂潮出现之后，相关部门就要采取行动对这一热点问题进行解决。因此，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具有不容忽视的效果。

2.3 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特点

目前，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自由与政府控制、公民权利、司法权威之间产生了一定的矛盾。舆论监督需要在度的水平上适可而止，在量的水平上保持相对平衡。要平衡舆论监督与政府控制、公民权利、司法权威之间的关系，舆论监督就要做到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前提，实现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之间的完美结合[3]。加强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措施

随着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发展，表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和弊端：第一，民众的情绪性言论较为常见，无主见群体的情绪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些情绪性言论的影响，形成非正常的舆论暴力；第二，信息的准确性难以核实，虚假信息的泛滥很容易使民众出现极端行为或者思想上的混乱。因此，需要对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进行相应的调整。

3.1 健全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保障机制

一套完整的新闻法体系可以使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发展得更好。监督不力是目前新闻舆论监督机制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监督不力使舆论监督出现了盲区，而舆论监督只有在获得全部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监督目的[4]。

3.2 加强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自身建设与监管

要加强新媒体时代的舆论监督功能：第一，要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进行加强，并建立健全的网络立法；第二，网站要使其编辑增强法律意识；第三，要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对主流网络媒体加强建设；第四，应该鼓励民众提升自身的网络素质，使其自律机制加强。

结论

舆论监督是一种社会形态意识的独特体现，它是辅助社会发展以及制约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之一。新媒体时代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对新媒体时代舆论监督功能的研究，使其舆论监督实现更为平稳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篇6

Situation & Policy

（2015-2016学年第一学期）

安徽建筑大学思政部

2015年11月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国际地位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

二、“习奥会”谱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一）习近平访美的两个背景

（二）习近平访美的成果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

（一）老问题：三个“T”（Taiwan,Tibet,Trade）

（二）新问题：八个“N”（8 New Issues）-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深蓝，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模式”和美国的不安全感。

四、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机遇

（一）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重视软实力

（二）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反战本性、联合国与国际法的刚性、洛克主义国际体系

（三）可利用的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经济相互依存、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实践、中国融入现行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复杂高效的对话机制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

（一）方向：两个sharings（中-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与Concert of G2——议题合作+分歧管控

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从习奥庄园会到瀛台夜话、夜游白宫，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每次会见都显得别处心裁，而这正是基于两国关系的特殊性。在经历了西雅图之行后，习近平主席一行来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展开正式会谈，这是两个人三年之内的第五次会面。老牌帝国和新兴大国之间又会擦出什么火花？中美能否摆脱“修昔底德陷阱”1？未来中美关系会如何发展？本次“形势与政策”（国际部分）将与各位同学一起探讨“新时期中美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一、中美关系的国际地位

中美建交30多年来，虽历经波折起伏，但总体向前、向上的态势从未改变，两国共同利益已经密切交汇、深度融合，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也早已超出双边范畴，其全球性影响不断上升。可以说，如果中美关系稳定，那么，当前国际关系基本体系的状态就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中美关系不稳定，恐怕眼下整个国际体系就会出现重大变化。

（一）从全球视角看中美双边关系。我们常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这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比较主要的，甚至是最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也不仅因为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全球事务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更重要的在于，当前国际体系的主要维护者美国与崛起速度最快的后发者中国之间，形成了影响未来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

从体量来看，我国的经济体量显然比欧盟要小，在全球经济事务方面，欧盟和美国加起来的比重更大，也就是说，美欧关系对全球经济维度是主要的；从全球安全来看，不管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怎样，俄罗斯仍是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国家，也就是说，美俄军事关系基本上决定了全球的安全状态。我国在经济总量上，目前还比不上欧盟；在军事实力上，达不到俄罗斯的水平。可是，无论是美俄关系，还是 1 古希腊的史学家修昔底德，被称为西方史学之父，其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专门研究古希腊两个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他的结论就是“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后来西方历史就不断重演这一悲剧。中美关系从结构上讲，现在就掉到这一陷阱中：美国是守成大国，中国是新兴大国，结构很清楚，也是一个事实，即中美已经处在修昔底德陷阱中。这就意味着中美关系基本面上其实是对抗性的，双方战略利益是有冲突的，而且这种冲突比西方史学上的“修昔底德陷阱“还要复杂，因为除了地缘政治和经济冲突外，它还有意识形态冲突。在美国看来，中国是一个异类。美欧关系，都不能够起到塑造和影响未来世界格局的作用。这是作为后发者的中国与既有体系维护者的美国之间特有的一种状态。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之后，我们再去看待中美关系，就需要更具全球视角，而不仅仅从中美双边事务中看待问题。

（二）国际性事务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引擎。在中美若干议题中，中美两国单纯的双边事务是比较好处理的，不论是知识产权还是能源合作，中美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说所需要的成本并不是太高。中美两国真正会爆发摩擦、产生争吵的问题往往是一些地区性或者国际性问题，即涉及到中美两国以外的第三方的问题。比如近两年的南海问题，尽管有奥巴马总统的访华以及在其他一系列国际场合下中美的交流，但是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对峙仍比较明显，分歧也非常大；在东海问题上，中美两国所持的立场依然相去甚远。这其实就提醒我们注意到一个基本的问题，中美关系的维度变得越来越广的时候，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型因素也在发生变化。中美两国之间有近百个双边对话轨道，都是部级以上的，在这些对话轨道范围内，单纯的中美双边问题可以得到很好的管控和处理，但是涉及到国际和地区事务，也就是说涉及到国际秩序的问题，恰恰是中美两国激烈博弈之处。这些问题很难处理，因为利益方很多，并不只有中美两国，还有其他很多国家；也并不是仅仅中美两国愿意做出妥协、达成谅解，就能够解决的，第三方因素作为一个变量随时在影响着中美在这些问题上的互动。比如，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不但要考虑中国的利益诉求，也要考虑到东南亚盟国的诉求；在东海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和美国同时都能够发挥重要影响。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的博弈还是比较激烈的。

（三）中美关系效力外延的问题。这就有一个如何转换视角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看待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管控比较有效，而在管控地区分歧方面变得更加困难，其实这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就是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是影响整个世界的。现在至少在亚太地区，中美关系的状态如何，亚太地区的基本格局就如何。如果中美关系能够有效管控这些分歧，亚太地区和平的状态基本上可以维持；如果中美关系不能有效管控这些分歧，那么，整个亚太地区就会发生重大的动荡。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的效力外延问题，也就是由这样一对双边关系影响到中美关系以外的国际关系。因此说，现在的中美 关系影响着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旧国际秩序、全球规则变革期，中美两国也均面临经济转型、社会改革的历史重任。中美合则两利，其利也惠及全球；斗则俱伤，其害亦殃及世界。

二、“习奥会”谱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篇章

（一）习近平访美的两个背景

习奥会的举办有两个背景，一是今年中美关系开始战略紧张，二是今年中美之间问题较过去尖锐。

第一个背景，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同年，中国制造业总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中美在这时从结构上进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由于中国比较低调，效应没有马上释放出来。效应是在去年显现，主要原因是中国外交积极进取，周边外交不断取得新成绩，但在美国看来是咄咄逼人。中国去年推行自己的议程“一带一路”，适度地抛开了美国，并取得成功，这出乎美国意料。此外，中国还成立了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在海洋方面，中国设立了东海防空识别区，又快速在南海建岛。

第二个背景是指，今年中美间南海问题较为突出，再加上中国举办九三阅兵，普京的出席刺激到美国，还有美国大选将至，美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杂音甚多。

（二）习近平访美的成果 1.增信释疑之旅

此次访问延续了多年来中国领导人访美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增信释疑之旅。

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西雅图的首次亮相演讲，就已经全面、清楚地阐述了中国政府关于中美关系、全球事务以及中国国内政治经济走向的基本立场。在接下来的各种场合中，习主席的讲话虽然各有侧重，但核心观点可谓一以贯之。

例如，在西雅图讲话中，关于中国内政外交的九点意见，其中六点涉及内政。习主席明确表示，中国经济虽然面临下行压力，但仍将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和依法治国的基 本方略，坚决维护网络安全，保障境外非营利组织的合法权益，继续推进反腐斗争。关于中国外交的三点意见，则着重回答了“中国道路”、“中国角色”和“中国责任”这三个国际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与秩序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中国只是希望改良和完善现有秩序，而无意推倒重来或另起炉灶；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因此也要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设立丝路基金、倡议成立亚投行，目的就是支持各国共同发展。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一个方向，即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做好四件事情，即正确判断彼此战略意图，积极推进合作共赢，妥善有效管控分歧，广泛培植人民友谊。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南草坪欢迎仪式上的致辞，其中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几点建议与西雅图的讲话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很显然，上述观点均事关中国的发展走向和政策取向，是对近几年国内外舆论焦点的一个积极回应，其内容之全面、态度之坦诚，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这同时也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处理对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即面对中美分歧，中方总是主动解释、说明，积极释放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大局的善意。就此而论，中国的对美政策具有相当明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事实上，与中东等其他地区的国家相比，中国国内形势与对外行为显然更具有稳定性，中国国力增长本身也远未构成对美国全球地位的现实威胁。美国一些观察家们对中国政策走向的悲观估计，显然是“智者多虑”了。

反观美方的立场，同样不难看出美国也有加强中美合作、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大局的意愿。美方多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认为一个稳定、繁荣、和平的中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奥巴马肯定双方“需要合作，也能保持合作”，而且“要以海纳百川的精神”扩大合作，并表示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认为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副总统拜登说，中美之间存在问题，但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中美之间有竞争，但这是健康的竞争。国务卿克里甚至使用了“求同存异”这一典型的中国式表述。这表明，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都愿意保持和加强战略对话，就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坦诚沟通，减少误解，增进理解，积极探讨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有关问题，防止中美合作大局受到干扰。

因此，尽管近几年美国对华舆论氛围有所变化，主要表现为对华战略疑虑增加，中美冲突的潜在风险上升，但美国对华政策迄今并未出现实质性变化，即使大选之后政府更替，也料难发生质变。

2.务实合作之旅

此次访问是一次富有成效的务实合作之旅。

中美双方在会谈中就中美关系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众多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的交流，并达成广泛、重要共识。讨论议题涵盖了经贸投资、网络安全、南海、人权、人文交流以及落实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阿富汗重建、应对气候变化、维和等几乎所有相互关切的议题，可以说是“无话不谈”。

实际上，长期以来，中美在诸如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文化交流、执法、反恐等议题上有着多层次的互动和联系，很多内容已通过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了协议，只是有待逐步落实。此次双方达成的共识和成果也非常丰富，涉及金融经济、军事警务、核能能源、商务、文化交流、亚太地区事务、国际与地区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网络犯罪等全球性挑战等多个领域众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最重要的是，双方同意继续努力构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共同致力于维护一个强有力的中美关系，使之为全球及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作出贡献。

3.面向未来之旅

这次访问也是一次讨论分歧、互探底线、求同存异、面向未来之旅。

中美之间既有广泛的合作利益，也有深刻的相互疑虑与政策分歧，指望一次首脑会晤解决所有问题显然不现实。可以想像，在诸如南海争端、网络安全、中国军力上升等新问题以及对台军售、民主、人权等传统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相距甚远。因此，如何妥善有效地管控分歧或预防危机，是中美双方在一些重要分歧领域的当务之急。

历史经验显示，世界日新，形势比人强，而人们的思想、观念却经常落后于现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看到，中国其实一直都在改变自己，并因此影响世界，这种改变并非屈从于外来压力，而是顺应时代潮流，追求民族振兴。正是这种不断的主动适应和调试，才使 得中国有了今天的地位。美国也要审时度势，自我调整，以适应世界的变化，而不是固守老大心态，居高临下，以不变应万变。

诚然，面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有关国家可能确实需要有一个心理适应期和政策调试期。无论守成大国还是新兴大国，彼此都要有耐心，断不可心浮气躁、胡思乱想、盲目出击。但无论如何，“修昔底德陷阱”、“大国政治悲剧”、“权势转移困境”等陈词滥调与狭隘思维，不仅根本无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新问题，还有可能误导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实际上，当今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与保罗•肯尼迪等众多历史学家所描述的大国兴衰，其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完全无法同日而语。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相互依赖，核时代及军事技术突飞猛进时代的安全相互依存，环境、生态、疾病等全球性问题丛生世界中的“同呼吸”、共命运，国际制度、规范、规则等调节手段日益完善所带来的合作便利，无不指向当代国际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大国之间到底应该选择合作还是冲突，并不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因此，用习近平主席的话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而推动确立新型国际关系，需要有“创新精神”，他还借用林肯的话说，“预测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创造未来”。总之，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中美双方都需要有足够的政治决心、政策远见与战略耐心。

三、中美关系的未来挑战

未来10年的中美关系，很可能比过去几十年更为复杂，矛盾更多，未来10年，中美间很可能老问题尚在，新问题又增多。这些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与新问题，可以归结为“3Ts＋8Ns”。

（一）老问题：三个“T”（Taiwan,Tibet,Trade）

目前看来，台湾问题由于近年来两岸的缓和，并不构成中美两国短期内提升双边关系的主要障碍，2015年11月，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的历史性握手也进一步说明了两岸关系的改善。但从两国每年必定上演的“对台军售”争吵中我们不能低估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随着2016年台湾选举到来，台湾问题还会有某种程度的上升。长期而言，美国可能仍将是我们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主要外力干扰，而事实上越来越显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美台关系 也在时刻考验着美国亚太战略与对华政策的审慎与决心。

西藏问题本并不构成一个国际问题，但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借西藏问题炒作，批评和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国现政府的企图。美国的外交决策从来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发，不时在西藏问题上做文章既可以达到在现实政治层面适度干扰中国稳定与发展的目的，还可以满足美国基于其特殊优越性而产生的“救世情结”和“自由主义帝国的冲动”，可以说兼顾了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与现实考量。因此该问题仍将在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只是时至今日，美国已基本学会不再单独借西藏问题刺激中国，西藏问题的“温度”将与中美关系总体的“温度”趋于一致。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4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5906.8亿美元，增长5.1%。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240.2亿美元，增长1.9%，占美国出口总额的7.6%，下降0.1个百分点；美国自中国进口4666.6亿美元，增长6.0%，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9.9%，提升0.5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3426.3亿美元，增长7.5%。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贸易问题将会成为中美关系的“日常”摩擦。无论是人民币汇率还是债务、通胀等问题双方都不可能给予对方满意的回应，谈判可能会继续反复、但成果甚微地持续下去。同时，中国工业和资本力量的迅速增长将给过去双方都习以为常的那种中美经济关系结构以巨大冲击，而关于如何合理应对这种冲击两国都不能说完全做好了准备。

（二）新问题：八个“N”（8 New Issues）-地区领导权竞争，中国军事现代化，网络安全问题，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国走向深蓝，中国社会的多元化，“中国模式”和美国的不安全感。除原有的“3T”问题外，未来的中美关系中还有可能加入以下八方面的争端，即八个“N”（8 New Issues）。

新问题之一是地区领导权竞争。具体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战后美国独霸亚太的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间，由于美国的战略重心放到中东以及中国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从地区实力而言的中美亚太领导权争夺实际已 经开始。希拉里在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时推动的“再平衡”战略在过去三年内曾造成中美关系乃至东亚安全局势的持续紧张，尽管这一战略的着力点在奥政府第二任期逐渐从政治、安全转向经济领域，但仍然具有相当程度上的地区争霸意味。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在贸易上加大了对中国的依赖度（中国几乎是每个东亚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在战略上会顾及中国的考量。于是产生了“亚洲悖论（(AsiaParadox）”，即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悖论的后果是地区领导权竞争，然而领导权竞争非出自中国的主观意愿，而是中国经济自然发展产生的客观后果。

新问题之二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曾一度压抑了作为一个大国本身应有的军事力量发展。近几年来从战机到航母（歼-20、歼-

31、东风5B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

2、国产航母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力建设水平“井喷式”的发展事实上只是被压抑多年的自然释放，是由中国自身规模所决定的、应有的安全保障建设。但这一情势的继续扩张无疑会对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事务上的主导权产生冲击，而在这样一段军事力量差距迅速缩小却又未达均势的时期，双方在传统安全领域的相互戒备将很可能达到一个顶峰，甚至有学者认为在未来十年期内中美发生试探性军事摩擦的可能性高于朝鲜战争以来的任何时期。新问题之三是新空间领域的竞争。除传统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外，中美关系中的分歧与矛盾目前也已扩展到了太空、电子、网络等非传统领域。现代经济与现代军事的未来发展无疑都在太空科技和信息科技，美国在这些领域独享了数十年荣耀，但技术扩散的现实使得中国如今也开始掌握了这些高精尖科技，并逐渐走到了时代前列。在最新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表现出了对网络安全和信息知识产权保护的强烈兴趣，也在这些领域向中国施加了不小压力。美国方面认为中国空间技术的发展已经到了能切实对美国新空间安全构成较大威胁的程度，并事实上已经在网络空间开始了对美的敌对行动。在这些领域由于存在着许多技术与管理能力的空白，要消除双方的相互误解其实是比在传统安全领域更加困难，而未来的网络世界也因此将会成为中美情报、科技、甚至意识形态竞争的主要战场。

“东风”－5B是改良后的“东风”－5导弹的新产品，2006年成功试射。“东风”－5B射程达1.3万至1.5万公里，打击目标涵盖全球任何地区，能携带多枚核弹头，命中精度500米左右，突防能力强、毁伤威力大，是中国核武库中的“压舱石”。新问题之四是中国的产业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性质将从互补性走向竞争性。过去中国卖给美国鞋子、袜子，现在中国卖给美国矿山挖掘机，甚至明年会卖大飞机（C919已经下线）。经贸关系曾经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现在压舱石本身在晃动，所以整个船体的稳定性出了问题。

新问题之五是中国走向远洋。海洋从来都是美国人的传统势力范围，冷战后美国依靠三条岛链舒适地牢牢掌握着西太平洋的制海权，因此当中国应自身发展要求开始发展海洋力量之时必然会触碰到美国及其西太平洋上各盟友的敏感神经，这一点在近期各国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关注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中国经济与军事发展的海洋冲动在美国看来就是对秩序和现状的极大挑战，然而这种对现状的“修正”又是合乎双方力量对比改变的自然逻辑，无可逆转。从长远来看，美国必须适应中国的海洋力量扩张；但在这段美国的“适应期”内，两国关系势必会在海洋权益方面面临诸多紧张。根据美国当前对中国海洋能力的总体评估，它已经意识到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其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已经无法与中国抗衡。因此，其目前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事实上是一个“以退为进”的战略，即把第一岛链的对中国防范放手鼓励让日、菲、韩、台等各盟友去做，自己则抽身去经营第二、三岛链。美国前线盟友的大胆闹腾会使得中国疲于应对，而把力量集中于第二岛链则可以在更大区域内起到对中国海权发展更加有效的抑制。因此，关于海洋问题的争端可能成为未来中美之间最为尖锐突出的矛盾热点。2015年10月27日，美国“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非法进入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邻近海域，展示其享有的所谓航行和飞越自由，实际上一种霸权主义行为，中方有关部门依法对美方舰艇实施了监视、跟踪和警告。

新问题之六是两国国内社会矛盾及中国社会多元化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应当承认，中美两国目前最大的压力更多地是来自于各自国内治理方面，“占领华尔街”3人群所怒斥的社会不公在中国同样普遍。由于世界经济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呈现下行趋势，中美两国都缺乏真正解决好这些社会问题的必要条件，其结果将使得民意对 3 2011年9月17日，上千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有人甚至带了帐篷，扬言要长期坚持下去。他们通过互联网组织起来，要把华尔街变成埃及的开罗解放广场。示威组织者称，他们的意图是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2011年10月8日，“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呈现升级趋势，千余名示威者在首都华盛顿游行，如今已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纽约警方11月15日凌晨发起行动，对占领华尔街抗议者在祖科蒂公园搭建的营地实施强制清场。美国奥克兰警方于10月25日向示威人群使用警棍清场，事件演变为流血冲突。政府执政能力的掣肘力度大幅增强，加大领导人温和、理性反应的难度。此外，中国社会当前各类思潮交错涤荡，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又使得这些分歧性思想的传播强度和广度都大大提升，社会多元化情势愈益明显，国内从官员到百姓都在对美政策取向上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而中美两国政府就这一中国国内的新变化都没有做好充分准备，这便很可能造成双边关系中的误解和情绪化因素日益增长。新问题之七是“中国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打破了“西方文明一元论”，冲击到西方权威。中国政府至今态度谦逊，拒绝使用“中国模式”一词，并用“中国道路”代替，同时强调道路尚在“探索”中。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一直是备受争议的问题，但客观来讲，中国今天的成功确实使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工业化并不只有西方这一种途径，而对美国而言，“中国模式”的根本挑战似乎在于它表明了现代化完全不意味着要真正接受美国视之为重要国家利益的所谓“普世价值”。事实上，美国对一个模棱两可的“中国模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文化保守心理在作祟，即对美国式自由主义的偏执信仰，而其实很多年前就已有美国国内学者提出应该对这种“专横强制的自由主义”进行反思了。然而，根植于民族个性的价值认同很难改变，这就意味着未来随着中国现代化的继续进步，美国对于“中国模式”的忧虑将会进一步加深，从而在深刻的心理层面上对双边关系构成制约。

新问题之八是两国心理状态的变化。未来十年，我国的外部挑战可能主要来自于我们身处“第二”这阶段性位置所带来的各种麻烦。在国际关系史上，第二多数下场是不好的。20世纪有三个第二，分别是德国、苏联、日本，最后的下场都不好。一般地，第一一定是防第二的，不会防第三、第四，甚至还会跟第三、第四结盟，一起对付第二。同时，第三、第四嫉妒的对象往往是第二，而不是第一。所以，第二总是很难当的。恰恰未来十年，我国处在第二的位置上。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即使我国处于将起未起、似强未强阶段，这一阶段决定了我国外交比较难。

2010中国占全球制造业总量的比重已经超出美国，而全球贸易总额也在2012超越美国。尽管各方对于中国制造业和国际贸易的“真实性”始终存在质疑，但总体而言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人将来是背负着“失去了保持110年的两项全球经济地位 标志”的心情同中国交往的。问题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于人们对未来美国经济的普遍悲观预期。奥巴马上台之初所许诺的“再工业化”于第一任期内基本没有兑现，尽管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在数据上表现有所好转，但市场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信心还远没有重拾。于是，美国在对华外交上的整体心态将前所未有地从一个“领导者”向某种“受害者”心理转变，或是说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再如以往那样自信。反观中国方面，国民对于国家力量的成长刚刚有了一番觉醒，民族自信正在往一个全新的高度发展，这就使得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中美关系就像是“青春期遭遇更年期”，一个自信、颇有闯劲的中国遭遇一个不自信、焦躁易怒的美国，将使中美关系中许多问题的解决难度陡增。此外，由于中国的迅速崛起所引起的周边部分国家紧张，第三方因素对中美双边关系的牵扯力度将会加大。近年来，中国周边海洋问题的突显某种意义上可归为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外部性不适症。周边部分国家在羡慕、忌惮中国的同时，又想趁着中国“将其未起”之时占点小便宜，这其中就包括如日本、菲律宾、韩国等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友。事实上，美国之所以从2010年开始推进所谓“再平衡”战略，有一部分因素就是接收到了这些国家的“邀请”。也因此，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当中，美国所谓“再平衡”战略逐渐从“依赖盟国”走向了“放纵盟国”的路径。对美国而言，这是成本最小、最有可能有所斩获的对华遏制战术。它通过默许、暗助周边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各种麻烦，可以保持一种在美国可控范围内的低烈度紧张，以求让中国在疲于应对的同时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外交失误或国内情绪失控，从而减缓中国崛起的速度和质量，维护其在亚太的固有地位。由此，美国与其东亚盟友们在对华战略上形成了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而这一事态就意味着周边国家单方面的对华摩擦与挑衅越来越可能牵动、甚至“绑架”中美双边关系的大局。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美关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异常严峻的考验，其问题之复杂恐怕在两国各自的对外交往史中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中美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机遇

以上所描述的各种情境确实容易让人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表示悲观，但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前面讲到的所有问题都并不是无解的。事实上，中美关系绝非必然走向“宿命论的大国政治悲剧”，这不仅 是因为双方都有极力避免一种正式对抗的意愿，同时也因为在当前的全球体系中双边关系存在着众多的“利好”因子。只要中美两国都能真正行动起来利用好双方的合作基础，二者仍然完全可以拥有一个和平、共赢的未来。

（一）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超大规模、文明型国家、重视软实力

就客观条件来说，中美关系可以概括为“老游戏，新选手（Old Game，new players）”。老游戏指标准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游戏参与者中国和美国与旧时参与者相比有如下几个新特征。

一是，中美属于超大型国家，块头特别大，中国近14亿人，美国在经济上、地缘政治上跟加拿大是分离的，地缘经济上是合体的，他们两个合起来将近2000万平方公里，也是超大型国家。超大型国家物理含义就是两家不要期望把对方击败，再不喜欢对方也只能凑和着过。如果中美发生战争，灾难深重，且两国利益纠葛复杂，只能“凑合着过”。二是，中美是文明国家（Civilization State），国家由相同的文明认同维系，所以中美两国有较好的包容性。三是，中美两国皆重视软实力。

（二）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 New Ages）：核武器、全球化、市民社会的反战本性、联合国与国际法的刚性、宽容的国际体系 中美关系可概括为是“老游戏，新时代”（Old Game，New Ages）。新时代一是指中美均有核武器，因此不可以发生战争。二指全球化时代，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三是，新时代中，两国对战争的冲动都受到强大的市民社会的制约。市民社会的本性反战。中国的市民社会在急速成长，甚至在2015年11月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以前，由于一胎化政策，其制约作用强于美国。四是，新时代的世界设立有联合国，国际法也较刚性。五是，美国建构的国际体系比较宽容，有中国发展的空间。美国建构了全球市场，参与者在全球市场中占领份额，无需战争和殖民就能获得巨大利益。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能顺利成长，也得益于宽容的国际体系。正如习近平所说，宽广的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三）可利用的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经济相互依存、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共同应对国际问题的实践、中国融入现行 国际体系的战略选择、复杂高效的对话机制

中美关系保留有正面遗产（Positive Heritages）。从尼克松访华至今，尽管中美关系历经风雨，但总体仍向前迈进，并留下许多遗产。一是，两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在经济领域，5300亿的中美贸易总额以及中国1.3万亿的美国国债持有，都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形成了“相互确保的经济摧毁”，这种关系本身就已经决定了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唯有合作一途可走，双方乃至全世界都经不起一个中美的“新冷战”；二是，两国社会和文化相互联系，比如数量庞大的美籍华人，他们在美国国内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完全可以被塑造成为中美之间不走向对抗的一大保障；三是，中美间进行了诸多国际合作，比如，朝核六方会谈等；四是，中国改革开放是在美国领导下的国际体系内崛起，走国际改良主义道路，是典型的双赢战略；五是，中美现已发展出高效对话机制。截止至最近一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双方已有近百个双边多层次对话机制，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以及颇为敏感的军事防务磋商，它们在频率和深度上都应得到两国更大力度的加强。未来中美在大战略层面的合作基础不会凭空产生，只可能是在这些真诚而频繁的接触交流中探讨出来的，这也是双边关系中必须有所作为，并且大有可为之处。此外，同样重要的还有我们在“习奥会”中看到的两国最高领导层中对于搞好中美关系的强烈政治愿望。

五、中美关系的前景

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实际基础并不差，但这些客观条件是否能被有效组织起来服务于双方的未来仍然存在着不确定性，这就要求中美两国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都需要转变自己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以适应世界形势和双边关系当中的众多变化。

（一）方向：两个sharings（中-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美-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

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增长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坚持符合国际法规范的和平发展路径，以打消美国对华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的恐惧与不安？同时，美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合理看待并接受中国实力持续性增长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动，而不是一味按照安全困境的逻辑来遏制中国的发展？ 所以，发展中美关系，首先要做的是为中美关系寻找一个新的战略定位。“融入——接纳”模式可以作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大战略基础，即美国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

就当前而言，中国理应在国际社会上主动承担更多的义务，但同时也需要着力消除中外双方在“中国责任”上的认知差距，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难处，明白它在担当国际义务能力方面的有限性，以避免在给自己造成压力的同时却使外界误解中国；美国方面则需要学会不再以一种高人一等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力量客观发展的现实，尤其需要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为中国释放更大的制度空间。总而言之，即在现存体系内，中美两国应该做到“两个sharing”，美国要向中国“分享权力”（sharing power），中国要为美国“分担责任”（sharing responsibility)。实际上，中国完全不排斥一个继续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两国在这个体系中的确实现并享受了“共赢”，相信在双方的适当调整下，未来的这个体系仍能让两国皆大欢喜。

（二）前景：功能性伙伴（Functional partnership）与中美协调（Concert of G2）

中美未来关系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一是功能性伙伴关系（Functional partnership），二是中美协调（Concert of G2）。功能性伙伴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议题合作，二是通过对话控制分歧。中美之间会产生大量分歧，且绝大部分无法解决，只能通过建立机制适当控制。功能性伙伴关系就是一边控制矛盾，另一边推动议题合作。

Concert of G2源于历史上的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即拿破仑战争后的五大国共治欧洲。五个欧洲国家政治体制不同，但在维持欧洲秩序方面拥有共识，在保存分歧的前提下，在秩序方面保持一致，展开合作。

中美新的战略共识的起点应该是建立世界秩序。世界目前由于极端主义兴盛（可以谈谈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惨案）、中等强国崛起、大国间猜疑加深，世界秩序出现了些问题。建立起这一共识后，中美可以展开大量合作。除全球问题、地区问题、经济问题外，在科技发展方面，中美有很大合作的空间，共同探索人类未知领域。

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前提是中国继续稳定发展。美国看重实力，如果中国家里出事，会被美国看不起，如果中国真很强大，美国会尊重中国。此外，中国在国际上应坚持公平竞争，不搞小动作。中国还应注意不直接触犯美国利益。中美合作中要找好合作重点，让美国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中获益。

结束语

中美关系并不一定只存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悲观论和“冲突让位于合作”的乐观论两种可能。事实上，中美关系很可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美关系也是这样，并不存在“注定的命运”，未来怎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并不是一时权宜性、策略性的政治需要，而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根据国际格局变动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做出的战略性决定。这一决定的成功固然取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努力，但也同样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和互动。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国高层积极互动的努力下，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战略互信，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并使之限制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内，中美关系就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开创不同于历史上大国政治悲剧的新未来，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当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程组编写

2015/11/15

资料来源：

外交部网站http:// 《2015年下半年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 附：

中美关系的历史回顾（内容很多，建议略讲）

（一）缘起：

商业关系——中国皇后号；政治关系——《望厦条约》

复杂的记忆：负面记忆——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正面记忆——联合抗日；复杂的记忆——《蒲安臣条约》、门户开放、退还庚款

（二）美国与中共的历史联系

抗战时期：迪克西使团，《红星照耀中国》 解放战争时期：马歇尔调停，介入内战

（三）美国与新中国的敌对与缓和

敌对时期（1949-1972）：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有限的接触（大使级接触）；“尼克松访华”——改变世界的一周

（四）1972年以来中美关系的演变 1972-1979：从缓和到建交

1980-1989：里根的挑战、中美安全合作

1990-2001：“苏东波”、美国“一超”地位的形成、“9.11事件”

新媒体时代舆论引导的机遇和挑战 篇7

一、新媒体发展的优势分析

新媒体是一种新的媒体发展形式, 其主要的表现形式有:网络电视、网络商店以及微信公众号等依托网络技术发展起来的媒体形式。新世纪, 随着新媒体不断向前发展, 人们的生活质量较以往得到明显的改善, 而互联网技术与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兴起作为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得到普及, 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受到人们的广泛欢迎。除此之外, 相对于其他传播技术而言, 运用互联网技术传播信息具有速度快、信息量大、方便快捷等特点, 可以让人们及时查询、随时关注自己关心的信息。因此, 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交流渠道, 深受人们喜爱。这种状况使得新媒体的发展势头更为迅猛, 给我国传统的媒体传播方式即广播电视传播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新媒体时代下广播电视发展面临的主要难题探析

(一) 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之间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求, 丰富了人们的娱乐生活。其中, 最明显的表现在于人们的视听、阅读方式发生了变化, 人们观看视频不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新媒体时代下, 只要将相关信息储存在移动终端设备中, 就能有效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而广播电视不具备这些优势。新媒体得以广泛普及和应用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生活习惯在社会经济、社会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发生了变化。人们不再安于现状, 而是对自己的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媒体传播技术中, 尤其是手机、平板电脑等交流设备的不断普及使得人们的生活习惯较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更加追求高效率地获取高质量的信息, 导致信息传递存在滞后性的传统广播电视节目收视率下滑。

(二) 传统媒体即广播电视创新能力不足

在新媒体环境下, 新媒体技术不断创新发展, 以满足受众的生活需求。但是传统广播电视传播仍一成不变地按照原有的模式来传播信息, 这种信息传播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例如, 在新媒体不断创新发展的背景下, 新浪微博平台不仅可以上传音频, 而且还可以将文字与图片结合在一起展示, 信息传播形式新颖多样。对于受众群众来说, 其能够满足他们相互交流的需求, 用户在使用时也可以实现实时互动。虽然在新时代一些广播电视对自己的发展策略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部分实现了互联网直播, 但是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仍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 在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方面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新媒体时代有效保障广播电视快速发展的措施

(一) 切实保证广播电视传播信息的真实性

对于传统的广播电视传播媒体而言, 虽然其在新媒体快速发展的浪潮中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但是广播电视仍有独特的发展优势。从广播电视的发展时间来看, 其具有较长的发展历史, 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因此, 广播电视传递的信息相对于新媒体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和更高的权威性, 更能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广播电视媒体也因为自身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在受众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技术更注重的是“去权威化”, 追求“一种媒介多种声音”。虽然相对而言, 新媒体具有较多的传播优势, 但是在媒体公信力以及信息真实性等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因此, 传统的广播电视媒体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 就必须一如既往地保证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只有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才能进一步巩固传统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要求广播电视在发展过程中, 不断完善信息审核机制以及信息管理机制, 保证提供的信息更加具有权威性、公信力, 有效提高受众对广播电视的信任度, 使广播电视在新媒体时代取得更好的成绩。

(二) 传统媒体合理利用新媒体

网络时代给我国广播电视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 这要求广播电视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利用新媒体时代下媒体的传播优势。例如, 广播电视可以利用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技术, 实现扩大自己覆盖面的目标。同时, 广播电视还可以利用网络技术来提高自己的电视信号质量, 使得广播电视传播具有更大的优势。除此之外, 广播电视在新媒体时代的影响下要不断实施多元化、多渠道的传播方式, 改变原有的单一的传播方式。例如, 可以利用微信、QQ以及客户端等多种渠道拓宽自己的传播渠道, 全面丰富广播电视的传播内容。

四、结语

在新媒体时代下广播电视在发展中挑战与机遇并存, 要求广播电视在发展中必须正视自己的不足, 在传播信息时要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做到合理利用新媒体时代下的传播技术, 全面促进我国广播电视的发展, 切实推动国家进步。

参考文献

[1]沈正赋.新媒体时代电视面临的生存挑战与发展机遇[J].现代传播, 2014 (04) :1-2.

[2]王立丽.新媒体时代电视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分析[J].新媒体研究, 2015 (01) :4-5.

[3]卢慧琳.互联网时代广播媒体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新闻传播, 2015 (04) :4.